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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秘书长谈NGO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许可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于2010年12月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成立，是中国首家由民间机构发起、具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资格的基金会。壹基金在深圳的落地被认为是中国公益机构制度的突破性进展。为此，FT中文网实习生许可在北京对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进行了专访。

FT中文网：壹基金从红十字会脱离，在深圳落地成为独立公募基金会之后，在运作模式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鹏：最早的壹基金计划是由李连杰发起，在红十字会框架下的“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后来成立了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主要相当于前者的一个执行机构。现在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组织结构和以前就不一样了，主要是法律上和治理结构上的不同。第一，它是一个独立的公募基金会，由五家机构发起成立，有11人的理事会和一个监事会。第二，李连杰本人原本是创始人也是主要的管理者，50万以上的项目都要他亲自批。现在有了新的理事长周其仁、执行理事长王石，也有了新的秘书长，具备了比较现代的管理结构。李连杰成了单纯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具体的日常管理就退到第二线了。

FT中文网：壹基金作为独立的公募基金会，是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运营是否会受到地域上的限制？


杨鹏：一个基金会最重要的是两头——一进一出。所谓进，就是资金从哪儿来，这方面线下会受一些影响。作为深圳地方的一个公募基金会，壹基金不能在深圳地区之外进行线下的公募活动。比如我们不能在北京的商场里摆一个捐赠箱；线上不受影响，虚拟世界是开放的，并没有划分行政区域。但我们下一步想做的手机捐赠恐怕也会遇到一点问题，因为手机可以进行归属地控制。如果你不是深圳的手机，可能就捐不进来。出的方面，即钱怎么花不受影响，项目做到北京天津还是西藏都没有问题。其实反过来说，为什么要进行地域的限制呢？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FT中文网：壹基金现在是享受捐赠免税的吗？

杨鹏：对。从原来在红十字会下面到现在，一直是享受捐赠免税的。各种非政府机构的税收是怎么个处理法，目前国内并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定，但公募基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FT中文网：壹基金在深圳的成功落地是对现有制度的一种突破，这对其他公益机构而言有多大的可复制性？

杨鹏：这是一个公益权的问题。按道理说一个公民想做公益，在相关的法律下面应该是有平等的进入机会的。所谓可复制性是一个法律的开放度的问题——如果开放度大一点那大家都可以进来做，如果开放小一点那它就是一个试验。这个不是由我们来讲的，复制不复制是政府说了算。所谓突破，总的来说大家按宪法办事是最好的。这是一种民间的公益结社，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结社的权利。应该突破的，是那些不按宪法办的事情，这是中国逐渐进步和改革的问题。

FT中文网：去年如红十字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使中国国内的公益组织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发生？这些事情发生后，国内公益环境有什么变化吗？

杨鹏：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发现只要公开透明，哪怕有人做了错事，都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促进。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框架来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司法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走到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可能要逐渐过去了，老百姓开始超越了对民生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冲突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这时，就要开始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个转折的中间阶段，公益组织、慈善组织要承担特殊的角色，因为他们也是社会改革的对象。所以在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时代以后，这些代表着社会改革要点的组织，必然受到冲击和关注。不仅是慈善组织，只要是“会”，都会受到冲击和关注。这些关注的背后，所有的要求就是一个：真相。大家要透明、要公开、要真相，希望建立一个真实、信息平等、人格平等地交往的社会模式。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慈善组织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整个社会改革的期望，在这个阶段落在了我们身上。这个是必然要承受的，当然壹基金也不例外。

壹基金每年都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示。但我想这还不够，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被代表的时代结束了。以前因为德勤很权威、很专业，所以它审出来的报告大家也就相信了。现在还会这样吗？大家要看，我的钱什么时候进去的、我的钱到哪儿去了我要查得到。我今天捐钱进去，明天我要知道到它哪儿了、到谁手里了、效果怎么样。我们遇到好几例这样的情况：捐赠者捐钱之后我们把使用情况汇报给他，第二天他就坐飞机到现场去了。他捐了一万块钱，机票也一万块，但他就愿意去看，看你是真的假的。由于现在交通成本的降低、信息成本的降低，大家已经不太希望被代表了，要自己看。

FT中文网：公益组织应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变化？

杨鹏：我们必须要实行信息透明化，要让大家看到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们在做一套信息系统，以后你捐了钱，可以看到自己一年捐了几次、钱什么时候到的、钱到哪个项目里去了、这个项目进展得怎么样……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围绕一个项目，还会有各种活动可以参加。所谓参加就是你要去看，发现我们没做好也没关系，大家发现问题可以改正，关键是要参与进来。

这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并不容易。这不是简单的“把信息告诉你”，而是一个全新的管理上的挑战。以前你不太关注的数据现在必须关注，以前没有的信息整理现在必须要整理。签完合同，相关的合同要件都要通过一个模板录入这个系统，还得有专门的信息官。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备，会对管理形成很大压力。一旦透明化，你的工作方法、管理方法就都变了。我们这个数据系统不久会推出来，而且以后资助NGO的时候我们还会开发最通俗的财务软件免费给他们，让他们也学会公开透明。

世行支招铁路改革：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

21世纪经济报道 孙春芳 北京报道 2012-01-11

核心提示：世界银行发布《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三大支柱》专题论文，建议铁道部并入大交通运输部。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三大支柱》专题论文，建议铁道部并入大交通运输部，成为这一大部下的国家铁路管理局，负责制定铁路政策和技术与安全法规。同时，铁道部作为所有铁路资产所有者的角色也应终止，新成立的铁路管理局将只有监管职能，作为企业的运营职能将剥离给一些铁路公司。

这篇由世行驻华代表处的保罗·阿莫斯和理查德·布洛克撰写的报告，通过对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八个国家铁路行业的研究，发现这些铁路大国在铁路运行体制上的一些共同因素，并建议中国根据自身的特点借鉴上述国家的铁路运行体制，结束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状况。

论文认为这八个国家的铁路管理体制具有一些共性的特征，包括：都有一个交通运输部，负责管理和制定统筹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运输政策；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规管职能与铁路服务的商业运营分离；无论民营国有，均普遍采取公司化治理结构来提供铁路服务；同时有多个服务提供商；客货运业务在部门或制度上分离。

事实上，上述八个国家拥有较大的铁路行业，铁路总运量加起来占中国以外地区的三分之二。北交大教授、铁路专家荣朝和称，上述八个国家中的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进行过铁路体制的改革，虽然由于航空和公路、水运等交通方式的竞争挤压，铁路运输已难现昔日的辉煌，但通过改革，这些国家的铁路事业从债务累累和运营不畅中得到了一定解脱，重新焕发出生机。这些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铁路是很好的借鉴。

该报告在研究上述八国铁路体制的基础上，为中国铁路改革提出如下方案：

①设立一个国家交通运输部负责对交通运输实行统一管理，制定统筹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运输政策，建立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负责各种交通运输网络间的公共资源分配；

②在交通运输部下设国家铁路管理局，负责制定铁路政策和技术与安全法规，但没有所有权，不承担服务提供职能；

③根据专门的国有企业法或公司法，成立一定数量的自主经营的大型地区铁路公司；公司股权归主管国有企业的部门或其他适当的部门所有，由主管部任命董事会；公司下设客货业务分离的运营分部或子公司；

④一定数量的专业化或拥有独立品牌的跨地区运输服务，可采取不同的经营形式，如：相邻的地区铁路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地区铁路公司之间互授轨道使用权；成立新的独立公司，付费取得轨道使用权，国家铁路局对收费标准进行监管。

一位接近铁道部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近日坊间传闻的铁路体制改革目前正在方案研究制定阶段，上述“将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的说法也是考虑中的方案之一。

事实上，2008年两会期间，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建议撤销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身兼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人大代表双重身份的王梦恕称，当时的呼声很高，但是后来刘志军极力向高层做工作，称铁路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战略意义，不能随便乱动。

“当时正值高铁建设如火如荼之时，以刘志军为代表的铁道部当然不希望因为大部制改革而大权旁落。”王称。

而今，这一方案又重被提起。

在北交大经管教授赵坚看来，撤销铁道部实行大部制不表示铁道部的归口管理职能就消失了，实际上，铁路法规的制定、安全的监管等这些专业性极强的仍需要铁路归口部门管理。只不过这一部门从铁道部变成了大交通运输部底下的铁路管理总局而已。

上述世行报告建议实行大交通部体制的另一目的在于：统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规划和运行。实际上，这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已经在相关部门的日程之中。

据记者了解，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一直在从事这一项目的课题研究，而中国工程院也在牵头并整合一些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力量进行这方面的课题研究。

而多种交通方式直接的接驳，目前做的也不是很好，荣朝和称，许多高铁站都建于城市的郊区，有些高铁站，附近荒无人烟，这如何吸引客流，增加高铁的竞争优势？其认为，上述问题都将有待于成立一个大交通部，统一规划和管理。

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做减法
钟伟


学会做减法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审视自身的哪些职能和冗员是可以削减的，哪些交给市场和民众自己处理更有效率。政府不必事必躬亲，而应该对市场、企业和居民有信心

做加法还是减法？这似乎是中国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命题。思考的结论，通常是一种委婉的表述，即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做减法，至少应该有自知不再做加法，即所谓“知止”。《大学》中引用诗经的段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知止”理念的最好阐述。

唠叨这些，是因为目前要深化改革开放，就需要中国政府逐渐学会并接受做减法的意义。

第一，对政府的规模做减法。好的政府，是民众平素安居乐业，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在民众有困顿危难时，政府身先于民众；坏的政府，是政府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民众几乎无法逃脱；在民众有困顿危难时，政府缺位甚或遁形。政府规模的边界取决于其履行的职能。

清乾隆时期，年度财政收入大约为5000万两白银，而京城一个手工艺人每月收入大约为2两白银，大约200万手工艺人就能供养政府。当时全国总人口约6000万。当下政府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占GDP的20％以上，这意味着大约2.5亿～3亿人才能供养政府。

学会做减法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审视自身的哪些职能和冗员是可以削减的，哪些交给市场和民众自己处理更有效率。政府不必事必躬亲，而应该对市场、企业和居民有信心。

第二，对政府的集权做减法。明智的集权可能带来效率，但这似乎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坚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不受公众严格制约监督的权力，对政府和民众都不是好事情。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会觉得某桩事情如果没有管好，是因为政府职能覆盖不到位；揽事的本质却总是指向敛财。在扩权揽事之后，政府常常惊讶地发现更多的麻烦事情接踵而来。集权和敛财、揽事总是互为因果的，最终集权丧失效率优势却孳生了腐败缺陷。

减规模然后减集权，减集权然后减揽事，最为令人担心的集权是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形态不同于精英治理，不同于裙带主义，而更接近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家族化资本主义。削减集权始终是民众必须高度关注的。

第三，对政府的行政垄断做减法。行政垄断是一个奇特的说法，因为经济学术语中存在自然垄断、竞争垄断和政府垄断。20世纪80代年以来行政垄断的说法，其实就是政府垄断。改革开放以来，逐次放开了乡镇企业、轻工、外贸、汽车、煤炭、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准入限制，每次管制的放松都带来了技术进步和行业繁荣，带来了就业和增长。至少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出现行政管制放松后，市场机制未能及时跟进的失败案例。甚至在慈善事业领域也不例外。即便近年来国有企业脱胎换骨般的财务表现，考虑国企和权力的裙带关系，对资源的巨额占用，恐怕很难作为在行政垄断方面不做减法的理由。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长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对行政垄断做实质性的减法，就不太可能涌现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对政府的财富占有做减法。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政府应利万物而不争，与民争利尤其不妥。从政府的资产方而言，国有资产和金融国有资产各有超过百万亿元，外汇储备约3万亿美元，此外国土海洋资源等甚为庞大。政府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对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财富占有过多，也可能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首先挤出的是劳动力报酬，一般认为该比例下降了7～10个百分点，以2011为例估计约合3万亿～4万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其次挤出的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和凝聚力，使得政府和民众之间、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励精图治的危机感趋于下降；再者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退化，至少，如何管理外汇储备就是个难题。

第五，对在职和离职政府官员做减法。如果政府有规模、有权力、有财富，这无论如何不足以激励政府居安思危。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集权和行政垄断容易导致政企关系的扭曲，政府集财和收入分配问题容易导致民企关系的扭曲。此外，在职官员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移形换位，离职官员为利益小团体“廊外游说”争取资源，都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的顺畅运作。东亚的关系型社会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危害仍历历在目。如果不能对在任和离任官员的行为形成制度性约束，这些人行为上的加法，就是对国家和公民财富的减法。

第六，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减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期，社会事务管理的复杂期。

从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政府有能力在资产方做减法，让利于民；有能力在负债方做加法，给民众以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例如，在未来1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翻倍，从2011年的约1.4亿人上升到2015年的1.9亿人和2020年的2.7亿人。目前，全球政府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资金余额约为24万亿美元，中国则为约2万亿元人民币，这显然要求政府有更大的改革意愿和设定更长远的改革目标。

令人不安的是，各种短期化的、趋利的、治标的宏观调控似乎正日益取代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显然并没有寻找到“改革＋开放”方略之外的更好途径。

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做加法使得民众被动做减法做到了极致，减无可减。因此，改革本身就是政府主动做减法，为企业和居民做加法创造可能性。至今，大势决定了中国政府应该再度学会做减法，或者至少应该学会适可而止。

《道德经》上说政府管理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持政把权怀慈怀仁，故能勇；行政执法克俭克勤，故能广；政府自律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其长。如果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那无疑是一种危险的选择。（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深层次改革从哪里突破？
by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南方城市视察，总结了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了未来改革开放的思路和方针，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离南巡讲话2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预期的目标吗？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该怎么办？甚至有人追问，中国自1998年之后还在继续改革吗？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应该是大部分的共识。但今天的改革也不同于往日的改革，今天的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是更艰难的改革，因而也是更需要进行大讨论的改革。很多人在讨论深层次改革的问题，关键是从哪里入手？如何逐步实施？我愿与诸位方家就此问题进行系列讨论。我先提出两个原则：第一，成本最小原则；第二，激励相容原则。原则一是说改革要容易上手，易见成效，能鼓励下一步的改革继续推进。一上来就想动基本制度，实际上是异想天开。原则二是说掌权者和民众都要能接受改革方案，否则就是纸上谈兵，误国误民。

首先需要打消的一个想法是，现在基本上不存在理想的、帕累托改进的改革了。能进行的增量改革都进行得差不多了，但现在很多改革都涉及存量问题，甚至是零和博弈，很难找到双赢的局面。因此，要打破僵局，就必须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让参与者（主要是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从备选方案中挑选一个对他们最有利的，这就是激励相容原则。阻力太大也改不了。

在提出我自己的想法之前，我先做排除法。有人最近提出首先是放开言论和新闻自由，我觉得这个不现实。理由是，现在官员太腐败，见不得光的新闻太多，一旦允许揭露，恐怕要影响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因此执政者不会同意。尤其是“维稳”成为当期主要任务时，这一想法虽然很深入，但是不现实。

热门的话题是“顶层设计”，我认为首先这个概念有误导人的嫌疑。谁来设计？凭什么设计？如何设计？设计什么？其次，不管找谁设计，怎么设计，还是绕不开从哪里入手进行系统性改革的难题。不能指望少数精英高居庙堂，试图游说一些没有实力背景的理想主义高层就可以改革维新，那是戊戌变法。顶层设计也不可能什么都设计，否则中国就会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

有人说，先从基层民主做起。但十多年的农村民主试验不过是几年一次的选举而已，民主的实质内容远未落实。大量的农村土地转卖、拆迁和村干部腐败就是证据。而且，只改基层政府组织，不改党委组织，不改上层，如同隔靴搔痒。按这样的速度，中国社会问题大爆发的那天，也等不到高层民主。

有人说，先改教育，因为教育好了，公民素质高了，民主水平自然就提高了。但这个李普赛假说在中国未必成立，因为教育的目的、手段和结果完全由政治体制决定，是内生的，难以反过来在未来十年内达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效果。何况，百年树人，教育的效果太慢，太慢，我们等不及。

有人说，先从公布官员财产开始。这根本不是开始，这简直就是釜底抽薪，太理想化了。别忘了，大概二十年前中国就在呼吁阳光财产法案，结果每次都胎死腹中。现在一些地方试行的也是假的，只申报不核实，更不查处，无甚作用。公布财产将使所有官员危如累卵，坐卧不安，他们肯定不会同意。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还不是系统性改革或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改革的压力还不是最大的时候，或者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最糟糕的时候可能改革的成本最低，但也可能会失去改革的机会，导致社会动荡。在革命和改革两者之间，我还是倾向于改革，因为它的成本更低。

那么究竟哪里是深层次改革的突破口呢？我认为是中共的党内民主。先从上至下进行选举改革，然后强化分权，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最终将改革的经验从党内扩展到整个政府系统。理由有三：第一，改革的成本低，过程在执政党的控制之内；第二，暂时不涉及对党的执政地位的挑战；第三，更易获得党内精英的支持。

其实，改革也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悲观，即便是“与虎谋皮”也未必无法求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官方媒体关注古巴，关注朝鲜，却很少关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越南这十几年不仅进行了经济“革新”，而且进行了政治改革，让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都实行差额选举，并且确立了“三头并立”的格局。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应该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美国司法部会议史上最昂贵松饼咖啡饼干的真相
浏星雨


美国司法部会议史上最昂贵松饼咖啡饼干的来历，你知道吗？


【洗地 PK 泼污】开宗明义：我是来洗地的。涤污滤清，辟谣正听，一天洗一地，洗出一片蓝天。


不久前，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级官方媒体网站都刊登了一个新闻，说的是美国司法部公款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遭痛批。


新华社的新闻说：“哪里有超过16美元的松饼？看来在一个政府会议上有。这种松饼在普通的咖啡店可能只要两个多美元，但是在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司法部花了七到八倍的价钱。”，“最引人侧目的事件是，......会议期间消费的250块各色松饼价格总计4200美元，每块合16.8美元。此外，300块曲奇和果仁巧克力饼耗费了2880美元。”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的新闻则写道：“美国政府刚刚公布的财政赤字削减计划显示，美国司法部开会的时候，官员曾经食用每块16美元（约合102元人民币）的松饼和8美元（约合51元人民币）一杯的咖啡，这一结果使美国司法部被批浪费。”


宣传的效果是很好的，很是为中国官员扳回了一些分。此类系列报道引得读者评论纷纷:


一个ID为“石南”的网友发文《4000美元的松饼和79人民币的炒肝：美国官员装B何时休？》。文章说：“拜登在中国吃79元人民币的炒肝，骆家辉背着一个双肩包坐经济舱到中国来上任。结果一群带路党双目含泪，高呼王师威武。然后，这些伏在地上亲吻王师袜子余香的带路党们还没有品过味来，就被王师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某一次会议上，仅会上提供的小茶点——一种咖啡店里卖2美元的松饼——就高达16.8美元一块，而整个会场上提供了250块这样的松饼，共4200美元，合27000人民币。一个副总统跑到别的国家去吃79元人民币的午餐，而他属下在一次日常会议中仅一个松饼就吃掉100元人民币，这TMD不是装B又是什么？”


另有网友说：骆家辉白节约了。美司法部开会高价茶点：一块松饼100元人民币。3、4块饼干就等于，拜登炒肝所开销的费用。这就是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所说的“美国价值观”？


上面这些，说的都是美国司法部于2009年8月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召开的有关移民法规的研讨会（Executive Office for Immigration Review (EOIR) Legal Conference），所依据的是美国司法部审计总长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会议公款吃喝的审计报告《AUDIT OF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NFERENCE PLANNING AND FOOD AND BEVERAGE COSTS》（链接见后）。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份审计报告到底是怎么说的？


2009年8月3日，美国司法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召开有关移民法规研讨暨培训会议，全美各地检察官，律师和助理，移民法官和法律顾问等534人参加，会期5天。


在美国，无论是有关政治经济的还是科学学术的会议，特别是政府会议，多数不管饭食，当然有的只供应午餐或早餐，有的则包括部分晚餐，少数会供应一日三餐。但是，只要是点规模的会议，都常常会在会场外的走廊或过道里摆放一些点心和饮料（咖啡，茶水和汽水），让参会者在场间休息时免费取用（预算总额有规定）。


在这次移民法规研讨会的第二天（8月4日，星期二）下午，大会组委会提供了300份“Jumbo Cookies and Brownies (with coffee)”，每份两样点心，外加咖啡，挂牌价7.54元（美元，下同），加上统一收取的20%小费和10%消费税（餐馆宾馆代收）后，每份花费9.6元。534个官员共享（Share）300份，总共花费纳税钱2880元，人均5.4元。这就是300块饼干花费2880元，一块饼干10元钱的来历。至于什么是“Jumbo Cookies”，“Brownies”和“coffee”，大家上网一查就知道了。


在五天的会议期间，组委会提供1150份“Modified Continental Breakfast”。每份挂牌价12.92元，加上统一收取的20%小费和10%消费税（餐馆宾馆代收）后，每份花费16.8元。534个官员平均每天合用(Share)230份“Breakfast”，总共花费纳税钱19320元，人均7.3元/顿。


我相信，在美国酒店宾馆住宿过的人都享用过“Continental Breakfast”。那么，什么是“Modified Continental Breakfast”？审计报告中说，包括了面包糕点，水果，咖啡，冷茶和果汁。由此可见，希尔顿酒店挂牌价12.92元，是一顿早餐的钱。这就是美国官员乘开会之机享用16元高价松饼的来历。


在5天会议中，大会组委会，每天都供应免费的咖啡和茶水以及果汁和饮料，总共花费9000元（包含30%的小费和税收），人均花费3.37元/天。


这样，参加本次会议的美国移民司法界精英，5天内公款吃喝总额达3.936万元（包含30%的小费和税收），人均14.74元/天。这就是新闻媒体所报道的美国司法部公款奢侈消费松饼咖啡饼干的真相。


美国司法部会议主办方辩解说，他们开会吃喝是有原因的。因为当初与会议承办方（希尔顿酒店）有协议，就是消费总额超过31万，那么就免除会议场租费。其言下之意大概是，虽然多吃多喝了点，但替国家节省了不少场租费，总体来讲还是合算的。


而司法部审计总长办公室则认为，500多号人的5天住宿费就接近31万了，有何理由再公款吃喝3.936万元？虽然这次吃喝只超过标准3.2%，就算你们遵守国家规定了。不过，下不为例，以后要仔细审核场租免费的协议，认真计算性价比，不能被承办方忽悠了。


在美国，2009年人均个人收入在3万元以上，中位收入在2.7万元左右，单人贫困线为1万元/年。


在中国，2009年人均个人收入大致1.2万元，中位收入在0.92万元左右，单人贫困线为0.1067万元/年。


（计算方法：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9300元加上30%的税费=人均毛总收入；可支配中位收入7100元加上30%的税费=中位毛总收入）。


由此可见，美国官员的会议早餐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人民公仆享用6.4元人民币的早餐，而且是包括了小费和税收的，而且是两个人合一份。


两个当官的怎么合用（Share)一份早餐呢？也就是534个参会官员如何每天合用（Share）230顿早餐呢？美国人吃饭不是讲究一人一份的么？


是的，但美国人有的是办法。“Modified Continental Breakfast”是开放自助式的（所谓的“饼干”和“咖啡”也是一样），就是面包，糕点，水果，咖啡，茶水和果汁摆在那里，大家自行取用。有的人只喝咖啡，有的人只喝茶，而有的人则可能什么都不喝。所以，平均到每个官员，人均早餐费相当于2.8元人民币。这样，就自然地减少浪费，降低了人民公仆的公款吃喝费用。


大家肯定会有疑问了。这点破事儿，审计长也好意思写出报告来？美国媒体也好意思炒作痛批奢侈浪费？难道《华盛顿邮报》也是左派所说的“南方系”那样的卖国反美报纸么？


其实很简单，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民意为导向的自由民主社会里，审计总长即使不为公益，也会因私利（体现自己工作重要性并替自己和部下保位置）而揪住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的“芝麻绿豆”不放的。而选民们的喜闻乐见则就是资产阶级媒体的新闻导向。即使报道中有失误甚至有虚假成分，也因为有新闻自由罩着，而不会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罚。


而我的疑问是，这点破事儿，还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破事儿，犯得着我们众多国家级主流媒体轮番炒作么？意图和目的是什么？


是想给年轻网友提供反美爱国的炮弹？还是想告诉我们的人民公仆，民主美国官员也公款奢侈吃喝，16元一块的松饼，你们还没有吃过吧？还是想告诉我们老百姓，民主也不怎么地，官员照样16元一块的松饼，10元一块的饼干和8元一杯的咖啡？


写道这里，我不禁地想：假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也向美国官员看齐，赴首都北京开全国司法会议，平均每人每天公款吃喝6元人民币，我们国家主流媒体还会猛批司法部奢侈浪费么？如果，我们的各级审计部门也能向美国司法部审计总长办公室看齐，也能如此不顾情面地吹毛求疵，甚至上纲上线，我们老百姓还会对反腐没有信心么？仅仅从中国主流媒体轮番炒作16元“松饼”事件看，就知道美国的廉政建设，比中国要好得太多太多了。看到这里，你还能说选票一点用处都没有？


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而且由于谣言占有先发优势，先入为主，辟谣的效力远远赶不上谣言的传播效力。
　　
2011年12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有关负责人指出： 编造和传播谣言的行为，不仅违反社会公德，扰乱互联网传播秩序，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11年1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指出：尽管那些明显虚假、耸人听闻的信息能迎合某些受众的心态、能吸引人眼球，从而带来巨大流量，但网站要坚决不传播、不转发、不扩散。一旦证明其虚假，就要采取措施终止传播、澄清影响，还要让故意传谣者声名狼藉。


有关此次会议的审计结论，可见于《AUDIT OF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NFERENCE PLANNING AND FOOD AND BEVERAGE COSTS》第31-33页
（链接：http://www.justice.gov/oig/reports/plus/a1143.pdf）

荣大秘密：垄断全国90%上市申报材料印刷市场

发布时间： 2012-1-17 9:10:00 来源： 创业家 　作者： 叶静

　　一家打印店垄断了全国90%的上市申报材料印刷市场。对于风云变幻的中国股市来说，这家名为“荣大”的公司简直是个灯火通明的桥头堡。

　　夜深了，荣大的灯还亮着。

　　这足以叫很多人暗自感到庆幸。要知道，这家公司的灯光明暗程度简直和中国资本市场的火爆程度成正比。假使这里一派灯火通明，通宵达旦，资本市场一定很火;反之，可能大不妙。

　　荣大，全称荣大伟业商贸有限公司，位于木樨地地铁A、D两出口间。正对巷口有一家粥店、一家颜色暧昧的小宾馆，中间还夹着一座陈旧褪色的三层小楼。尽管从外表很难看出来龙去脉，但这栋小楼的确就是荣大所在。大门边悬挂着一张老气横秋的招牌，上书“券商之家”四字。这几乎是唯一能够表明它和资本界关系的胎记。

　　大门敞开着。进门后，两侧是一间间虚掩着门的房间。沿阶而上，在楼道的墙上，可以看到一张张庆祝某某公司上市的合影。若是推开房间的门，也许刚好会遇见一屋子的人，面带倦意，围着桌上一叠A4纸材料。它们刚从另一个房间里打印出来，抑或即将被修改完，送去打印。

　　这是一家打印店。不同于街边其他打印店，它的神秘之处在于，打印的是上市申报材料。每年，全中国大约90%的申报材料出自这里。

　　打印店里秘密

　　筹备一份上市申报材料能有多难?几乎每个街边数码打印店都能实现：只要给黑白内页套好页码、放好隔页纸、加上彩色封皮，然后装订成册即可。

　　当初，张亚波也这么想。几年前，当他还是投行小兵的时候，第一次做材料，有善意的前辈提醒他去荣大打印。很快，张亚波就感受到了荣大的好。一份上市文件可能有1000页，甚至多达1500页，不同的原件有不同的页码，再编成新文件后又需要新的页码。若是其中有错误、疏漏，还得推倒重来。在荣大，你完全不需要为这些程序上的烦琐浪费时间。

　　“我还曾把原件进行扫描，编了页码。”他说，“可荣大店员说，这些他们可以帮我做。”

　　对于东奔西跑的投行新兵们来说，这实在是个意外之喜。不久前，有位投行经理做了一个项目建议书，本以为这么简单的事，随便哪家街边小店都会做，不过事实证明，从选纸、打印效果到装订，与店员反复沟通，折腾了很久，做出来的材料依然不如人意，最后，他只得转身再去荣大。

　　“这些事没做过，根本不明白。”有人说。一个普通的打印店员很难知道一个证监会官员希望看到怎样的材料。而在荣大，从项目建议书到招股书制作，都有丰富的经验。更有甚者，投行人在一些程序上的小疏漏，还会被打印员发现并指出。

　　“他们已经把一个细分行业做到了非常专业的高度。”荣大一位前员工罗荣说。

　　在荣大，打印员分成A、B、C三个等级，一个新员工需要经过3个月的入职培训才可成为C级员工，之后随技艺娴熟能力逐步晋升B级、A级，领班则相当于技术主管。他们的姓名、照片、所在组及其领班均张贴在荣大的楼道中。事实是，荣大内部已形成一种学徒机制。一方面有经验的老员工带新员工，另一方面新老员工分工有序，比如夜间赶工的通常是最有经验的，因为天一亮，这些材料可能就要报到证监会。

　　“荣大分工很细致，甚至在前台接待上都有固定的模式。”时美印刷财经业务部门负责人吕小利说。由于很大一部分券商都在外地，前台必须提前做好沟通。什么样的时间、需要制作什么样的材料，就像预订酒店一样，得提前做好安排，保证对方到达荣大后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材料制作。材料制作完成后，荣大也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按时把材料送到指定地点。

　　对于荣大来说，时间是个微妙的东西。同一天下午，5点钟报进证监会的材料和6点报进去的材料，仅仅相差一小时，审核时间可能就不一样。尤其是在每年3月、6月、9月，若是错过了每个季度的最后一天，申报材料又得新增一个季度的内容，会增加很多会计、审计成本。

　　2011年3月，上百家券商几乎挤满了荣大的过道，焦急等待，却也不敢贸然换一家打印店。“还剩七八天时间，你敢贸然找一个都没试过的印刷点吗?”张亚波说。上市是件严谨的事，即便再便宜的街边小店，券商们也不敢尝试。这是小钱，企业、券商都不在乎，但对印刷的品质，他们都近乎苛刻。按照现有的书面审查制度，发审人员不会亲自去企业，他们对一家企业的了解，几乎就指望着这本材料。

　　教训不是没有。“有段时间，证监会看到一个格式不规范的申报材料，当场就批了券商。”吕小利说。因为资料出错而耽误项目，这样的风险小券商们可承受不起。通常来说，荣大的出错概率很小，如果安排得当，时间也能保证。

　　周正荣，40多岁，身材结实。熟悉他的人说他为人谦逊、低调。此外，关于这位创始人，我们所知甚少。数月来，几经努力，我们仍未能与其谋面。在这个隐秘的江湖里，他和他创办的企业一样，像是冰箱里的一只手表，冰冷、准确、勤奋并且不为人知。一个颇为戏剧化的揣测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一丝不苟的印刷流程想象成这位老板早年间的每日操练，不断重复，枯燥乏味，不出彩，但绝不出错。

　　2008年后，周正荣基本退出荣大运营。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1985年出生的年轻人，履历显示，他于2004年入职荣大，当时年仅19岁。在荣大，这样的事不在少数。当初在2007年为张亚波服务的操作员，现在已成为一个班组的小头目。人员的稳定、分工的细致、流程化的管理和高效率的升迁制度，这些保证了荣大的服务品质。

　　2011年，张亚波的职位是东方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董事。他不再亲自跑荣大。像当年的前辈一样，他会告诉新来的手下：去荣大吧。

　风起的时候

　　起初，这是个不被留意的市场。

　　北京荣大伟业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这家注册资金200万的公司，营业执照上的业务覆盖零售计算机软硬件、百货、通讯设备(无线电发射除外)、装饰材料;电脑图文设计;企业形象策划;打字、复印服务等多个业务。2002年，北京荣大伟业商贸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成立，主营电脑图文。

　　比张亚波早一辈的投行老人，大多有过窝在宾馆改材料，深夜打车寻找打印店的痛苦经历。起初，荣大也只是个能提供夜间打印的地方。直到2005年，荣大的业务还很庞杂，除申报材料外，还承接各种文件甚至书籍的打印。

　　事实上，周正荣的生意是资本市场的温度计，随之疯狂地上下起伏，自然也曾因为这种路径依赖而堕入冰冷低谷。现在看来，当时的荣大面临业务停摆的危机。做上市申报材料，从机械设备到人员，包括制作要求，统统跟普通数码店不一样，临时将这些业务转型也很难。

　　“停发阶段，荣大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一点上市的活都没有。” 吕小利说。

　　熬过艰难的几个月后，荣大很快就抓住了资本市场复苏的机会。周正荣是个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不过他粗中有细。这一次，他把心思花在了更细致的地方。

　　2006年下半年，资本市场回暖。荣大决心提供更加体贴的服务，留住客户。但凡同楼有房间退租，无论多高的价钱，荣大都会拿下用于接待券商。不同于其他打印店只提供打印服务，荣大提供专门的接待室、休息室，券商们无需在宾馆与打印店间奔忙，可直接在荣大办公，甚至在荣大开小型会议。同时，荣大还提供饮用水、食物，把券商从外部琐事中解放出来。

　　2007年，荣大被券商们挤得满满的。2008年，荣大迁到现址，员工数由5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并相继在上海、深圳开设分店。这时，同行们才发现自己已然错失良机。

　　“时美进入这个领域早于荣大，但看盘子太小，就没重视。”吕小利说，“招股书市场不大，2000年一年也就几百万，到2006年也就1000多万。”当时，时美及一些国内大型连锁打印店重心都在往设计院、建筑院等方面发展，因为高铁、地铁、公路的建设需要大量建筑施工单位参与，将打印大量的标书、工程图等，那个市场远大于申报材料市场。

　　一份申报材料，从最初项目建议书到最终过会，其间反复六七次，费用七八万到十几万不等。以前，年新上市公司可能不过百家，但现在，年上市公司及筹备上市公司数量正在急剧增长。据吕小利估计，“现在的市场在6000万以上”。在他看来，荣大可能占据了近九成的市场。最让他动心的不是市场，而是高利润。“净利润能够在50%或者40%左右。”

　　周正荣不是没有野心。在申报材料印刷市场站稳脚后，2007年，荣大开始进军财经公关领域。相较IPO材料印刷，财经公关的单价高很多，利润也很可观，“做上一两单，基本上也够一个小公司吃了。”一名荣大前员工说。

　　不过，缺乏专业积累的荣大很快碰了钉子。公司成立半年多，才接到第一个业务，具体执行时，还请了另一家财经公关公司帮忙。

　　即便在这么一个小众市场，一样也是隔行如隔山。这一行里，除了上市前材料印刷，还有上市后的印刷活动。荣大是前者的老大，占据了90%的市场，但后面一个市场由财经公关公司把持着。有趣的是，同时，这些公关公司还掌握着很多印刷订单，是荣大的客户。一旦荣大试图在下游试水，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对手们当然撤回了给荣大的订单。

　　“为此，荣大差不多丢掉了30%市场。”罗荣说。

　　暗战财经印刷市场

　　周正荣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

　　财经印刷，这个市场曾经引来过好些人的垂涎。除了券商之家，还有券商之友等。

　　吕小利曾经专门去了其中一家考察。一栋二层小楼，一楼卖保健药品，通过一个很狭窄的铁焊楼梯上到二楼，有一扇特别厚实的保险门。你需要砰砰砰敲上半天，才会有人开门。进去后，百平米的面积，两间VIP室，一切毫不起眼。

　　“看这场面，他们不可能是荣大的对手。”吕小利说。

　　他算了一笔账：一家小店，假如能接待3个客户，这3个客户能实现盈亏平衡，那么第4个客户来时，我接还是不接?接，就必须扩大面积、增加设备，但过了这个高峰期，下个月可能只有两个客户，就会面临巨大的亏损。盈利一个月，赔本两个月，一年下来，这种公司就撑不下来了。荣大之所以能撑下来，因为在高峰的时候能盈利，能把自己的水池蓄满，在低谷的时候，即使平淡也仍能盈利。

　　吕小利很清楚，街边小店不可能抢走这块市场。这就是说，只有时美及其他大型连锁机构，才有机会分一杯羹。现在，他要动手了。

　　2010年，吕小利拜访了50多家券商，推荐这一新业务。“告诉我，你做过哪些客户?” 这是他最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当得知时美只是刚要开始，对方的下一句大多是“那等你做了项目后，再来找我”。

　　西二环边上，时美印刷店。在入口处，摆着几本招股资料，分别来自招商证券及第一证券。这是吕小利来之不易的战果。差不多花了半年，时美才争取到第一单申报材料。先是给在荣大抢不到位的券商做一些小材料，随着对小材料的满意，对方逐步开放为重组、增发资料，最终，把申报材料交给了时美。

　　“跟荣大竞争这块业务不是一年两年能下来的，要做好长期打的准备。”吕小利说。

　　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就他所知，有一两家据说跟证监会关系很好的打印店，曾经试图进入这个领域，最终也没能生存下来。而荣大有着长期的口碑积累，甚至无需一个销售人员便能执其牛耳。

　　但他不着急。不同于荣大，时美不仅有上市申报业务，还有研究报告、年报等其他财经印刷业务。此前，时美跟北京银行、光大银行等机构都有合作，并在网通、施奈德、惠普等大公司直接建文印中心。

　　“年报等后期毛利比前期IPO那块更高。”他说。

　　荣大也有年报等上市后业务。但不同于上市申报材料，年报对格式等要求并不固定，相反，可能更加讲究个性与设计感，而荣大在设计领域的优势并不明显。

　　吕小利并不讳言，时美开拓申报业务是为了打通整个财经印刷领域。时美印刷已有上市之意。目前，这家公司已按不同业务方向建立了几大事业部，而财经出版正是其中之一。

　　天天跟券商打交道，做着拟上市公司的生意，荣大也会走上上市之路吗?

　　2011年6月及11月，《创业家》曾两次联系周正荣。电话那头，周一再表示说，荣大还太小，没什么值得细说的。这是个很有分寸的人。他把拒绝的话说得妥帖又客气，叫人没脾气。

　　周正荣的沉默并不意味着某种铅桶一般各就各位的完美。荣大有自己的天花板。事实上，这家企业的优势来自于先发优势和经验积累。这些东西并非不可复制。一旦遭遇激烈的竞争，很可能被冲击。

　　“我们那天算了一下，荣大虽然利润率比较高，但要上市的话，收入规模肯定不够。”张亚波说。

　　未来，荣大会做多领域的印刷专家，还是在初战告败的财经公关市场走下去?周正荣的沉默的确耐人寻味。对于很多已获成功的人来说，要不要费尽力气争取更大的成功呢，这真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投票决定女人命运

21世纪网 木子美 2012-01-18

核心提示：当女人走到聚光灯下，个性要被抹杀，表情要被纠正，诉求要被驳斥。

“不会为一根香肠买回整只猪”的蔡英文输给了两张薄被盖了34年的马英九，虽然李登辉为她最后一次站台，也拦不住她辞去民进党主席的脚步。一个女人从此退出政治生涯了，我默默看着她的照片，扼腕叹息，她要嫁人还是重新找工作呢？在内地，这是个上非诚勿扰还是非你莫属的选择。

过去一周，著名的求职节目因为“天才面对一群傻逼”的噱头大火。如果你是刘俐俐，可以用英雄双行体让主持人一头雾水，再用轻蔑和恨的眼神让Boss们满头大汗，你不能说中国2字，要说“我们这儿”，问你家庭是否不幸时，请别回答“父母健在”，否则集体灭灯，天生我才亦无用。

我第一次深感“投票决定女人命运”的沉重。上至竞选失败的蔡英文，下至到10元店免费为民工提供性服务的妓权运动倡导者，中至重则报效祖国轻则非主流却在求职舞台上泪流满面的年轻女海归。她们寻找一个合适的人生位置，要突破多少层重围，却难得不到非你莫属的肯定。

嘿，请投我一票，请给我一个Offer，请给我一个合法身份，这些卑微的请求放大了主动和被动的抗争。我像窥私一样，体验个中滋味。当女人走到聚光灯下，个性要被抹杀，表情要被纠正，诉求要被驳斥。千百年来，没有变化的是，“他们”需要一种听话的女人，看起来乖巧讨好，没有攻击性的“优越感”，没有自以为是的主张，才能被舒服地接受，然后给你提供一份“安全感”。

很糟糕不是吗？这让处于“社交自杀”状态的我想起职业生涯的挫败。4年前秋天失业的我，曾鼓起勇气四处找工作。我见过一份新创刊杂志的主编，我搭拥挤的地铁，穿过马路走进商铺琳琅的大厦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在咖啡馆给了我5分钟面试，让我回去写策划书，我连夜写了5000字，然后一句话就被否决了。我还应聘过几家网站，热情的给了我一小时热烈表达自己的工作设想，冷淡的只问我能不能用英文会话交流，干脆的回答我们老板不喜欢你，委婉的回答你名气太大。

然后我就没有反驳余地了。年龄超过28岁，名声超过100分贝，道德指数低于平均水平，形象跌破2000点这些都是我无法克服的。当我再看到“会调戏领导的优先”这样的招聘要求，也曾内心雀跃一下，但是不敢再冒然尝试了。我给自己下了“自尊心太强，水平一般”的定论，然后感谢集体灭灯，彻底做个自由职业者。

就这样，我们活在3分钟拉黑的时代，也没有到三里屯苹果店扔鸡蛋的激情，在流水生产线上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剔了出去，接受着三观不正的批评。一个不符合社会标准的女人，在她生成自我纠错系统前，连包容都是奢侈的。只能对空荡荡的山谷大喊三声“不！”，孑然上路。

投资海外的挑战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01日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外国监管的挑战、经验缺乏的挑战、投资者心态不成熟的挑战、人才机制的挑战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高西庆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蔚为壮观的局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0年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低碳经济》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上到了海外投资大规模增长的阶段。据报道，“十二五”期间预计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的规模。
　　在取得令人瞩目成就同时，中国对外投资也遇到不少挑战。这些挑战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中国海外投资在急速增长的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问题总体上呈现出范围广、层次多、复杂性增大的特性。因此，系统地认识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活动中的挑战，显得尤为重要。
外国监管的挑战
　　各国都有监管外国投资的机构和法律。中国的海外投资所遇到的监管方面的挑战大致有两个层次。第一是某些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特别复杂，稍不留意就会陷入违规的窘境，导致合规成本很高。第二是某些国家的监管机构可能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方面的考虑，利用监管法律和监管机制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设置障碍。
　　对于监管方面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善用当地法律、税务、会计等专业顾问，避免犯不该犯的规。中国许多没有海外投资经验的企业，习惯了纯粹国内投资的某些其实已经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方式，认为法律合规工作并不那么重要。这种思维方式是有极大风险的，因为对法律合规工作重视不够而导致投资项目遇到障碍、无法完成、甚至遭到处罚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从意识形态或政治需要出发而出现的监管方面的障碍，我们需要具有全局性的视野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需要的考虑，有时中国的海外投资项目被某些利益团体抹上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在政府和民众中造成不利于项目成功的形势，而这些障碍往往集中地在监管机构方面的评价和要求上体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特别讲究推进交易的方式方法，注重与监管机构畅通、无障碍的沟通，并且注重与投资接受国的立法、行政机构以及相关项目所涉及的行业和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的政府关系、公共关系工作。
经验缺乏的挑战
　　与中国海外投资历史短相应，我们面临的另一类挑战是缺乏海外投资经验。
　　首先是总体上缺乏对投资产品的了解。许多海外投资的产品，在国内或者根本就还没有，或者也是刚刚出现。无论是掉期、对冲、股指期货，还是多种多样的基金，基本上每一个产品或载体都在发达市场发展出了相当的复杂性与深度。其投资的操作具有极高的技术性要求，似是而非的理解和掌握极易导致投资损失。我们总体上可能比较熟悉的也许是直接投资业务。但是，即使是直接投资，我们在许多国家、许多行业所从事的项目对我们而言也无先例可循。经验的缺乏直接对我们的项目进度管理、项目风险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缺乏在项目设计、投资结构以及项目谈判方面的经验。如何识别投资机会、开发项目、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如何在投资路径上、税务负担上、投资收入汇回上设计比较高效的结构？如何在谈判中争取更好的条款与条件……这些都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沉着应对、努力学习，另一方面还要用好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源，包括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再次是缺乏对当地文化与社会生态的了解。在投资目标国的投资活动往往与当地文化与社会生态相交集。从宏观一点的角度而言，随着中国的崛起，有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心情变得比较复杂，也有许多人（并不仅仅是外国的监管机构）还带着文化、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来自中国的投资。曾经有真实的例子，当地居民因认为某农业项目是中国的殖民主义行为而聚众示威。这样的局面下，要求我们对项目形式、结构乃至公共关系的处理具有高度的技巧。世界还并非都已适应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也并非都是用欢迎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我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对这一点所产生的影响要有研究和准备。此外，某些投资目的国本身的社会、政治生态也十分复杂。因此，在投资前做好调查研究，寻求高水平顾问的帮助，对于投资的稳定与安全，对于避免被动卷入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风险而言，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投资者心态不成熟的挑战
　　中国企业是国际投资舞台上的新生力量。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巨大，以及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急速增长，中国投资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经济活动中尤为引人注目。
　　在中国投资者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和注意避免某些不成熟的心态。因为中国企业正成为国际投资市场上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一些投资人产生了傲慢的态度，似乎认为所有的人都需要求着自己。一方面，这样的心态不利于我国的形象；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会影响投资人自身获得好的机会，并将影响其长远发展的潜力。
人才机制的挑战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业不同，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才的缺乏。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海外投资已有几百年历史，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而中国海外投资才刚起步，可以说第一代的本土投资人作为一个小的群体也刚刚成形。那么，这样一个局面对我们的人才工作提出哪些挑战呢？
　　也许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是否能尽快建立一个广纳人才、使得人尽其长的灵活的用人机制。这个机制，不仅要能招得进人，还需要能留得住人。不仅要能用人，还要能够培养人、建立人才储备。尽管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发展中，我们在人才问题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毋庸讳言，我们并未达到十分完善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突出的问题。而对于海外投资的“才”而言，存在若干较为特别的需要考虑之处。对于用人单位而言，这同时也可能牵涉一个心态问题。
　　例如，如何看待市场化的薪酬问题？有人认为，在国企中从事海外投资业务的人员，其收入已经远高于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收入。因此，如果还要“向市场靠拢”进一步增加工资，那是不能接受的，甚至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这样一种观点有失偏颇。实际上，许多从事海外投资的人才，具有在世界顶级的投资、金融机构获得优厚得多的待遇的实力。虽然为了在本土投资平台发展的机会，许多人愿意接受待遇的降低，但是如果我们长期以大幅低于市场水平的待遇待人，却并不是长久之计。其结果，不外乎这些人才在国企平台上工作三四年，积攒人脉资源与经验后，又跳槽到私营企业、外企。这一情况，尤其多见于三四十岁的重要骨干。这对于中国国企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除了薪酬问题，人才招募的管理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对国企而言，在投资部门的用人需要与人事部门的审批权方面，如何才能达到一个动态、高效的平衡？前后台部门之间就人才的配置如何配合？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摸索，以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
　　以上种种，并未穷尽中国企业作为国际投资市场“新手”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本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对这些挑战予以客观、科学的认识和分析，以找到最好的应对之道。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挑战对于我们而言是发展中的问题，应对问题的解决抱有信心。同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挑战，近期国际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机会。例如，由于市场的信心问题，一些优质资产的价值被低估；由于卖方对现金的急切需求，投资有可能获得平常情况下难以获得的有利条款与条件，等等。只要我们科学分析，冷静对待，就一定能够正确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为所投资资产的保值增值做出贡献。 ■
　　高西庆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吴思访谈录】何谓公正？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戴志勇
2012-01-20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中国先贤说过类似这样意思的话，民不患寡，而患不“公”。但究竟何谓公正？又如何实际可行地实践公正？动力何在，阻力何在？《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作者吴思先生对历史有独到的研究，他对公正的思考，或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公正：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

南方周末：“五四”时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民主与科学。1978年后到现在，可否说改革的目的，一是自由，一是公平，已不用摸着石头过河？

吴思：公平是个组合，既公且平，大家都认账。既然正了、公了，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自然平了。

南方周末：平是公的结果？公似乎不一定能平？

吴思：是的。有人问，市场经济不公平吗？为什么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所以我尽量不用公平这个词，有歧义。公是公正，平等是平等。平等又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属于公正，结果平等则未必。

每个人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就是公正、正义。有个词特贴切：自作自受。一说自作自受，大家都服气。印度的种姓制度，明明有人受歧视，只要说上辈子造孽了，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认账。

这跟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相似，造孽就该遭报应。“自作自受”这个词有贬义，不妨说“自付自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

凭什么这是根？可以追溯到生命的根源。单细胞生物要活下去，总要付出，以获得能量和营养，躲避危险，才能活。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还要得付相称，得不偿失也活不下来。不遵从这套道理的生物，或死光了，或不能进化。这个道理就成为进化而来的公正观，存活下来的动物都接受，反对者被进化淘汰了。

其实自由和公正的主体部分是重合的。公正是自作自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付相称。如果把自作自受的范围缩小，剔除暴力欺诈，禁止作恶害人，那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在这个范围内，自己选择，自己承担后果。前三十年改革为什么有成就？就是自由度提高了。但还不够，应继续提高。



（向春/图）

继承制与遗产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遗产税应该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从“自作自受”的公正观出发，一个新秩序初立时，搞土地革命重分田地，或如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这其中的公正怎么看？

吴思：自耕农是标准的“自作自受”。人跟土地直接发生关系，没有其他人截留。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大体有个比例。自耕农的得付比既普遍又单纯，所有人都认账。这是基础得付比，可以作为各行业对比的基准。

井田制，耕九分替公家付出一分，相当于1/9税率。凭什么1/9劳动白给你？如果土地是领主给的，可以看作庶人用劳动换取土地使用权。领主付出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这也是正当的，也是自付自得，多付多得。但土地付出的正当性，不像劳动或生命的付出那么直接，换算起来可能打折扣。马克思就认为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不承认生产资料所有者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现在则有“要素分配”的说法，承认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的贡献。

土地等生产要素又是怎么来的？贵族领主可以说，江山是我打的。地主可以说，土地是我攒钱买的。两者还可以说，这是祖先传下来的。继承遗产也正当，前辈辛辛苦苦挣来、打来或买来，有权处置，包括传给儿子。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按中国的标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每传一代的平均折扣为20%。

所以，遗产税应该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对比自耕农制度，井田制的正当性要打折。第一个折扣，就是土地和劳动的交换，要讨论交换的比例。从一比九，到五比五，再到九比一，多少才算合适？第二个折扣，地主的土地怎么来的？如果是继承的，一传再传，世袭罔替，一代又一代永远吃下去，是否正当？第三个折扣，从效率角度说，人们给自己干活，通常比给别人干活的效率高。自耕农无须对自己偷懒。

前两个折扣是正义方面的损失，第三个折扣是收成方面的损失。我这里把井田制和租佃制混为一谈，实际上，井田制下的贵族领主要保卫安全、维护等级秩序，同时索取劳役和兵役，比地主索取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更加复杂，是一整套利益交换，且有强制性。

从井田制到租佃制，从有限的历史记载看，直接动力是追求效率，不是追求公正。当然，拐个弯说追求公正也行，公正往往带来效率。公正不是自付自得、得付相称吗？井田制里是集体劳动，有机会偷懒，“自得他付”，于是效率低。《吕氏春秋·审分》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分了地，大包干，自作自受，效率就提高。

井田制之后是租佃制。佃户租地主的土地，交50%的收成作为地租，不用监督劳动，农民也不会偷懒。这种制度在效率方面问题不大。但地主凭什么拿走那么多？辩护者说，这是自愿的，自作自受，市场行情如此，你不愿意当佃户，后边还有好几个人争佃呢。反对者说，劳动创造价值，地主吃租是不劳而获。资本家还要投资，承担市场风险。土地是天生的，地主是寄生虫。这是土改的正当性依据。辩护者说，土地不是天生的，需要投入、维护，不能没主人。公地必定滥用、退化。总之，依靠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过日子，容易引起正当性方面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争论，大家都默认一个原则：自付自得，得付相称。

南方周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个比是怎么出来的？

吴思：不知道设计者怎么想的。五代后，按照遗传学家的说法，祖先基因的浓度已经跟大街上的人差不多了。五代以后就没特殊的血缘关系了。

法酬与血酬

从抢劫团伙的角度看，冲在前边是勇，退在后边是义，公平分配是仁。他们也讲论功行赏。这是抢劫者内部的价值观。

南方周末：中国的历史往往是，一帮人打了天下，然后制定法规，确定税率。这算不算公正？多少法酬合适？

吴思：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暴力集团确实付出了。打天下的人常说，我们有权如何如何。有理吗？从“自作自受”的角度说，有理，问题是这理在多大范围内管用？第二，税率多少算合适？先说这个。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但暴力最强者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制定规则时也追求利益最大化，怎样最大化？讨论最佳税率，有个拉弗曲线，是抛物线形状，最高点就是税率最优点。假设税率25%是最高点，如果收10%，还有潜力。如果收35%，税收总额反而下降。因为很多公司破产。如果税率百分之百，没人干活，一分钱税也收不来。所以，暴力最强者在制定税率时，一定要考虑纳税人会不会破产、逃跑、反抗。被迫考虑生产者利益，调整税率，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一点。

南方周末：这种调整空间非常大，逃跑、反抗要各种条件。不让纳税人逃走，既可以用优惠税率，也可以用各种弱化对方或强制的办法等。

吴思：对。可以调整各种条件，也可调整掠夺制度。像寻找最佳抢劫率一样，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掠夺制度。

比如满清，入关前可以维持奴隶制，关东平原一片旷野，人烟稀少，逃亡很困难，逃了也不易活。进了关，遍地青纱帐，到处都是人，你知道他藏哪？当时也想维持奴隶制，结果遍地逃奴。怎么抓？抓住怎么办？如果不杀他，还跑。杀他，等于把自己的牛羊抓回来了杀了。那就杀收留逃奴的人？他们都是纳税人，把他们杀了，皇帝的纳税人少了，皇帝与奴隶主受损。利害计算的结果是，奴隶制成本太高，对皇帝来说，维持奴隶制得不偿失。奴隶制被迫解体。

从成本收益计算的角度看，奴隶制不行，井田制也不行；人民公社不行，自留地也不行，租佃制是地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最佳制度。寻找最佳制度是一个历史过程，可能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第一代人可能对新政策很满意，觉得比过去好。但第二第三代就不满了。第二代农民工对允许进城打工的政策不会再有感恩之情，更容易对歧视性待遇不满。

南方周末：照利害计算来分析，大街上的抢劫者冒了生命风险，他的所得，是不是也符合公正原则？

吴思：符合。但要讨论符合的范围。咱们讨论的是人类社会的公正观，不是单说某个人、某个抢劫团伙。从抢劫者的个人角度说，冒险抢劫也是自付自得，问题在于被抢的那个人。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打了几百斤粮食，让你抢走了，你说你自付自得，那我的“自付自得”怎么办？对我公正吗？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抢劫是对公正的破坏。

从抢劫团伙的角度看，用《庄子》转述盗跖的话说，盗亦有道。冲在前边是勇，退在后边是义，公平分配是仁。他们也讲论功行赏。这是抢劫者内部的价值观。把抢劫行为放到全社会的背景上评价，基础就是不公正，甚至，抢劫集团内部越公正，抢劫的效率越高，整个社会所承受的不公正就越大。在这个背景上看，抢劫者的自作自受、得付相称，在绝对值的意义上虽然是公正的，但在绝对值前边要添正负号。更何况抢劫本身还有消耗，比如消耗30%，双方只有付出、没有收益，于是，抢劫的正当性，还要再降低30%。

南方周末：抢劫还要冒险，无论是正是负，总还有点正当性，有没有什么都不付出，就把东西抢来的？

吴思：逻辑推理上有。贪官污吏的“高衙内”比较接近你说的这种人。他们的父辈还要辛苦巴结，还要有歪才，衙内横行霸道，却什么都不付。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在仇恨之外又多了一层轻蔑。

公正与否是主观感受？

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的参照系都冒出来竞争，最后会博弈出一套比较客观的标准。

南方周末：假如城郊菜农每个月的卖菜收入2000块钱，没有农业税，不少人觉得还不错。去城里，有中学教师觉得，凭什么我一个月2000块钱，公务员收个红包上万？他们又觉得很不公正。在多大程度上，公正是一种主观感受？

吴思：得付相称，有个得与付的比例关系。每个时代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集团也不一样。其他条件不变，技术水平越高，得付比越高。一定时期，人与自然的交往有个一般的生产力标准，很客观。

对得付比是否满意，要看参照系。农民过去种粮，现在种菜，投入跟过去差不多，但挣钱比过去多了，主观感觉满意。远郊种粮的挣一万，近郊种菜的挣三万，得付比不同，但别人是近郊，远郊人都挣一万，他也认账。

教师的得付比参照系一般怎样选择？一个是，以前教书挣多少钱？再一个是，选择近似行业能挣多少钱？公务员算近似行业，是教师可能做的，不像把远郊的地移到近郊来那么难。到近郊承包大棚，相当于考公务员，如果允许教师考公务员，没考上，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别人走后门进去的，教师就会觉得不公平。

没红包时，公务员一个科员的月薪大概是两千多块钱，科长平均月薪也就是三千左右，对教师来说，得付比差距不大，没什么可羡慕的。

收红包另是一笔账，属于受贿，以权谋私，有可能进监狱。还有个良心问题。羡慕红包者应自问：第一，红包是不是正当收入？第二，如果不正当，就不能光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将来可能因这笔钱进监狱，你愿冒这个险？第三，如果这个人良心敏感，还要加上良心的代价等。

南方周末：是不是执政者可以靠某种力量重新设定参照系，改变社会各个阶层的公平感？

吴思：问得好。得付比主要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对公正的感觉就建立在这个客观基础上。但每个月挣两千块钱是否公正，主要取决于选择的参照系。这就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容易改变。调整参照系，就可以调整公平感。忆苦思甜就属于这种调整。

人们对某件事情是否公平的看法，除了选择参照系之外，还取决于新信息的出现。比如说，2003年挖煤工人死亡率千分之四，愿意下井冒险的，可以多挣二千五百多块钱。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可以走。这是关于生命的得付比，选择者并不觉得不公平。但是，忽然有人说，千分之四的死亡率算错了，光算矿难不行，还要算尘肺病。死于尘肺病的人比死于矿难的人更多。新信息一出现，当事人马上就觉得不公平，要求补偿，开胸验肺也得补。

南方周末：跟全方位的博弈能力有关系？如果其他因素进来，比如，在信息自由流动时形成社会舆论压力，公正的标准是不是又会变？

吴思：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的参照系都冒出来竞争，最后会博弈出一套比较客观的标准。

世贸驳回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的上诉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周一（2012.1.30）作出裁决，维持早些时候作出的中国原材料出口需遵守国际准则的原判。这个裁决也许对稀土问题具有指导性意义。


2009年，美国、欧盟和墨西哥将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案交到世界贸易组织。2011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就该案做出裁决，判定中国限制一些原材料出口的做法违反世贸有关规定。牵涉到的原材料包括铝土矿、氟、镁以及锌矿物质。控方指出，中国的做法造成原材料价格上升，而中国公司则可以从中获利。中方不服，提出上诉。世贸仲裁机构周一作出裁决，驳回中方上诉，维持原判。

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Ron Kirk）称，世贸周一作出的决定是"美国的重大胜利"。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认为，这是世贸放出明确信号，即不能使用这类手段，达到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发展本国经济，压制外国竞争者。

中国商务部周一发表声明，对世贸的裁决表示遗憾，但同时宣布将“采取明智的政治手段”应对。该部条约法律部门一负责人在商务部网页上称，中方将认真评估世贸组织裁决，并根据世贸规则对资源类产品实施科学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世贸问题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说，北京会调整政策，但基本战略不会改变。

原材料案对稀土的指导意义

虽然这一裁决并不包括稀土，但人们希望它能够在稀土问题上起有指导性意义。美国有国会议员提议政府在新裁决精神指导下，启动反对限制稀土出口的诉讼案。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也认为，新裁决将迫使中国反省有关原材料以及稀土的出口限制。


中国包头的一处稀土矿

不过，位于北京的一家亚洲地区金属咨询公司的分析员则认为，即便中国调整某些原材料的出口政策，但限制稀土出口的政策不会发生改变。"它也不会影响到价格。最重要的因素仍旧是供求关系"。

中国掌握了包含17种化学元素的稀土高达95%的供应量。这一绝对垄断地位决定中国在必要时，可能会不顾世贸规定。

世贸条款规定，允许一成员国出于公民健康以及环境原因，限制贸易活动。但世贸上诉组织在周一的裁决中认为，中方未能成功地说明，限制贸易的手段有助于保护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以及改善公共健康。

在稀土问题上，中国一直在打环境牌，称无序开采稀土对当地如内蒙古地区已造成极大破坏。此外，中国国内对稀土的需求也在提升，不该对全球需求承担过量责任。

过去数年里，中国政府已勒令关闭了数十家无照营业的稀土矿，加强了对稀土的出口限制以及对走私活动进行了严打。2011年，中国出口稀土总量为30184吨，商务部称，今年的出口将保持这个水平。去年，出口商对配额的使用仅达56%。

来源：路透社/法新社 编译：李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