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搭桥物语
周乃蓤


九月份国内大学开学后，外国大学的“国际发展”主管们将接踵而来推销交流项目。这些年来外国大学经费拮据，看到中国传统注重教育，还有政府大量拨款，加上一般中国人对于洋文凭相当向往，不在乎化钱，于是合作办学，双学位之类市场空间很大，中国高校成了外国人眼中的香饽饽。

拿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高校经营更加惨淡。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中留学生占全体学生总数的比例从危机前的百分之8跌到危机后的百分之3.3，留美学生占世界总留学生人数从2000年的百分之23，下降至2009年的百分之18。这份报告悲观的分析，美国中等教育的质量退化，影响大学生素质，使得美国高校的学习环境恶化，外国留学生逐渐倾向到其他国家学习，于是美其名曰交流，事实上就是美国大学到境外寻求生源与财源。

由于竞争激烈，如何讨好中方来达成交易，就成了一门学问。美国高等教育新闻不久前登了一篇名曰“搭桥：美国高校该怎样接触中国”的文章指导大学如何推销自己，两位作者分别是一位华裔的教授和一位和中国打过交道的道地美国教授。他们指出美国高校来的主管必须要超越“后殖民主义”的心态，认清任务是营销和说服，颐指气使的来告诉东道主该做什么是行不通的。中方多年来接待外国贵客，逐渐形成一种观念：这些人不过是借交流之名，公款旅游而已。真正想使中国高校把银子放在桌上，除了矫正心态外，方法还要细致些。

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浏览要造访学校的英文网站，如果没有英文网站，或是有个拙劣不通的英文网站，这是献殷勤的大好机会，可以借此提出帮助改进网站，从而推广学校品牌。其次要查查该校在高校排名榜的地位，来决定在见面寒暄时是否要恭维一番。熟记高校大员的名称职衔，送礼要讲究级别，不能千篇一律的赠送带有自己学校校徽的领带，这些领带通常是在中国制造的；要了解中国儒家传统对知识份子地位的敬重，少吹嘘美国如何好；在宴席上，敬酒是门学问，坐下用餐时宜做饕餮状，把面前的美肴一扫而空，这是得取东道主欢心不二法门，切忌给留下一种老外挑食的印象，长期合作的关系经常建筑在饮食文化之上。

要是中方回访，竭力满足客人有兴趣的观光旅游需求，切记牛排不可太生，汉堡和热狗太寒碜不能待客。回礼也要讲究，拍马屁不能拍到马腿上。

两位作者最后提到和高校官员会面的时间表经常无法事先决定，即使订下来，最后时刻大人物有其他约会应酬也会更改，这是中国官本位文化，不一定表示对远客的不敬。他们的结论是要抓住机会，面对世界历史洪流，时不我与，别犹豫了，赶上船起帆吧。

我读后不尽哑然失笑，这些啰里啰嗦的搭桥术，不如直接向来华做生意的精明外商学习，应用在大学。四书孟子见梁惠王的开场白稍微改一下就能鞭辟入里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本官乎？” 访客首要了解的是在高度衙门化的中国高校，主管自身利益何在？国际化合作办学是他升迁的指标吗？党委书记在这方面的立场如何？到底谁说了话算数？真正内行人早已悟出和中方打交道的精髓，所以美英大学才像雨后春笋般的在神州大地落户。这些教育产业是商业原则挂帅，他们懂得抽成的潜规则，送礼岂止于送根化纤领带？那么大把大把的钱经手，谁没有点份儿？要不然找这个麻烦干啥？

中国高校不缺大批海归，外国访客一来，侃美国校际足球赛，大众文化，无不在行，立刻给访客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其实这些洋务派多半不是掌权派，聊天归聊天，拍板还得找更关键的人物。当然，邀请中方访美是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作者也暗示“公款旅游”是彼此彼此的事，能招待参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胜，如大峡谷，迪斯奈乐园，华盛顿，纽约，甚至拉斯维加斯等地，投入有限，回报可观。美国学校的官本位文化较低，一般想不到安排会见个市长副市长，议员，当地企业老总之类，合影留念，都能收到脸上增光的效果，做为拿回来炫耀个资本。

高校习于迎来送往，对访客也很快摸清底细：登长城，吃烤鸭，上秀水街购物，有人居然得意洋洋的炫耀购得名牌假货，什么知识产权之类都置之脑后。要真考虑和这些人合作，那里还会顾及到他餐桌上挑食与否。腐败真是种滑润剂，沆瀣一气是最容易办事的。

教育学术交流本来是件好事，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也作出很多的贡献，当年清华第一批女留学生中的陈衡哲，在美国每当听到“赔款生”这个名词时，就羞愤交加，痛心祖国的贫穷和愚昧。一个世纪后，交足全额学费的中国留学生总算是抬起头来了，可惜时代的变迁给太平洋两岸学府带来更多的是功利和理想的失落。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 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 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 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 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 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 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 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 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 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 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 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 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 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 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 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 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 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 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 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 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 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 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 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 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 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 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 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 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 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 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 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 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 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怀璧其罪的民营企业家
斯伟江

凉风起天末，狱中人如何？

这几天上海似乎天气仍暖和，然而西北榆林看守所恐怕西风萧瑟了。我的当事人赵发琦的胡子恐怕越来越长了吧。

赵发琦原本胡子刮得听干净，人也利落，毕竟是打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且是军中的技术能手。战罢归来，赵戴过大红花，坐车不要票。人是聪明人，后来搞点建筑，积累些原始资金，之后，家乡榆林已经慢慢变成西北能源之乡，赵于是倾其所有1200万元，签合同，购买一个探矿权，幸运的是，他购买的探矿权，确实探出了巨大的煤矿资源，于是，幸运变成了不幸。他的厄运也开始了。

因为，另外一个所谓的港商实际是官府背景的商人X看上了他的煤矿，于是，他原本的合同对方西安地质勘察院在省领导的批示下，毁约了，他就开始打官司，一审在陕西高院，老虎打盹，居然赢了一审，在二审最高法院期间，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给最高法院发了一个带威胁味道的密函，称最高法院如二审维持，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造成陕西的不稳定。在这期间，争议的煤矿已经给了有官府背景的港商，国有资产也变成了港资，最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私营公司。最高法院也顶不住压力，二审就发回重审，按照回到了陕西，赵发琦的公司立马就输了一审，只能上诉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韧度。

赵发琦的厄运才刚刚开始，陕西省长赵正永批示，要求省工商局查一下榆林赵发琦涉嫌诈骗省重大项目（其购买的煤矿），省工商局就责成榆林工商局查，榆林工商局就查出赵发琦的公司03年注册时未缴纳注册资金，由于其在04年全部补足了，于是对赵发琦的公司进行罚款，结果省政府认为罚款太轻，无法完成“为最高法院的审理提供证据”（政府文件中用语）的任务，于是，榆林市工商局就吊销了赵发琦公司（凯奇莱公司）的营业执照，釜底抽薪，最高法院打官司的主体都成问题了，因为，公司没了！

这远没有结束，公安还没开始启动呢！

在省长赵正永的明确批示下（要求公安厅查处，有证据），榆林市公安局开始通缉赵发琦，最后把他抓到，入狱。罪名是虚报注册资金罪，03年开的公司，04年补足全部资金，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参与的股东、会计师事务所连民事责任都没有了，居然还能启动刑事程序。然而，经办人的回答就是，省里领导旨意。

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家，万一侥幸得到一块优质资产，就和卞和一样，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少会在沿海，但，在西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山西将所有煤矿都国有化，重庆打黑中犯罪分子几乎都是民营企业家，这种情况，虽然不是说民营企业家一定都是好人，无疑民营企业家的人身、产权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是客观事实。

法治缺失后，做大的民营企业家都需要找靠山，靠山不但能提供保护，而且能帮助攻城掠地。赵发琦就是猎物，民营商人、官营商人在缺乏法律规则的狩猎场上，靠山也时常城头变幻大王旗，螳螂扑蝉，焉知黄雀是否在后？

赵发琦经历的最残酷的战争，不是越战，越战，他毕竟手里有武器，身边有战友，背后有国家，而在和官府斗的竞技场，他，独自一人，没有武器，却想保护私有财产，对手却手握国家机器，麾下公检法工商无数。两者胜败，实在无需庙算！没有法治，就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

这未必不是王石、潘石屹们的命运？

发表于21世纪网。

中基非洲掘金路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0期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17日

　　 能源与资源掮客中基公司在非洲如何光速崛起

劳拉·瑞娜·莫瑞 白修·莫瑞谢 西曼苏·奥吉哈 帕特里克·马丁-曼纳德

作为中国依赖的重要能源来源地之一，安哥拉向中国每年出口石油量由1620万吨增至近4000万吨，是除中东的沙特外向中国出口石油最多的国家。SP Macaulay 摄

　　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香港生意人，上嘴唇的胡子像把牙刷。他同时拥有很多化名，据他的朋友们说，他喜欢女人和跑车。她是一个结了婚的妇女，年龄已不小，喜欢跟朋友和生意伙伴们说，她曾给邓小平当过翻译。
　　徐京华（又名Sam Pa）和他的生意伙伴罗方红（Lo Fong Hung），两人八年前开始向中国出售石油和矿产品。尽管当时他们资金不多，也缺乏石油生意经验，但不要紧，因为他们抓住了时机，且有“政府高层关系”。
　　他们2003年在香港成立中国国际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下称中基公司）时，中国才刚刚选择非洲作为石油的来源地之一。当时，具有丰富石油储藏的安哥拉刚结束了长达27年的内战，迫切需要重建基础设施。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愿意向其发放贷款，除非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下称安石油）能理清账目，公布审计报告，且安政府能严厉整顿腐败。
　　中基公司于2005年宣布给安哥拉政府29亿美元贷款，用于其国内基础设施重建，并与安石油在香港注册了合资公司——安中石油公司（China Sonangol，下称安中石油），成为从安哥拉向中国销售石油的中间商。此后，安哥拉成为中国进口石油的重要来源。
　　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基公司陆续获得了安哥拉十几个石油区块的权益，获得了在津巴布韦开采钻石的许可，还在几内亚取得了一份利润诱人的采矿合同。2008年，中基公司收购了美国金融界曾经最富盛名的地标建筑——华尔街23号。
　　今天，以中基公司为核心，一个60多家企业的跨国网络已然成型，这些企业位于投资环境宽松的新加坡和香港，以及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离岸天堂。
　　中基公司在非洲引进了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一家私营的香港公司从中国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提供给非洲国家修建基础设施。作为交换，这家香港公司再从非洲获得石油和矿产品，并且卖到中国。
飞遍非洲
中基公司在一些非洲国家政权摇摇欲坠、面临国际谴责的时候进入
　　在过去的几年里，徐京华和罗方红乘着豪华私人飞机飞遍了非洲，向安哥拉、津巴布韦、几内亚和马达加斯加承诺，提供建设价值达1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但是，这其中另有隐情。中基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拿到开采权后——常常是非洲最丰饶的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承诺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却未见踪影。矿产交易的收益被中基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投资到其他地方，脱离了非洲的法律和资源国公民的监督。
　　在安哥拉，中基公司承诺建设三条铁路、一个新的国际机场和20万套保障房。但是问题很快暴露，进展有限。
　　本为预计要成为非洲最大机场、中基公司援助标志的安哥拉新国际机场，在宣布开工五年后依然没有完成。安哥拉著名调查记者莫拉伊斯 （Rafael MArques de Morais）在3月报道说，机场只建设了很小一部分基础。莫拉伊斯最近在电子邮件里回复记者询问时说，情况至今没有多少改变。
　　中基公司往往在一国政权摇摇欲坠、面临国际社会谴责时进入有关国家：2008年，在几内亚一名军官把执政党赶下台之后；2009年，在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受到动摇时；2010年，在马达加斯加一场军事政变后的几个星期。
　　针对每一个国家，中基公司在香港或新加坡注册成立一个“开发公司”，公司由安中石油和当地政府合资。新公司会取得在这些国家的矿业开采权，同时还负责管理由安中石油提供贷款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
　　中基公司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这是自然资源争夺之中的一张新面孔。非洲国家的精英和亚洲企业家们正使用复杂的离岸工具签订开采自然资源的合约，为自己分得一杯羹。正如以前西方掠夺非洲一样，现在还是普通的非洲人民蒙受损失。”国际反腐败监督机构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的分析师朱迪斯·波尔特尼（Judith Poultney）指出。他所在的机构，曾深入调查过中基公司及其他在非洲的自然资源大交易。
中国关系
嫁接中国资金与非洲石油
　　中基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很受关注。其公司高层与非洲官员的高调会面，总给人以他们有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的印象。不过，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中国政府与中基公司没有关系；外交部还曾在2009年发表公告，称中基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与中国政府无关。
　　但中基公司能从国有的中国银行获得贷款，并向国有的中石化下属公司销售石油。安中石油2006年在香港的一份抵押贷款申报文件显示，该公司在与中石化的合资公司安中石化国际公司（Sonangol Sinopec International ，下称SSI）中持有45%股份。
　　2004年，SSI获得安哥拉18号石油区块50%的权益，成为第一家在安哥拉拥有石油区块权益的中国公司。这部分权益此前属于壳牌。
　　两年后，在安哥拉石油块区竞标中，SSI因其破纪录的高竞标价，一跃成为媒体的头条。
　　安石油2011年矿业开采许可图显示，安中石油和SSI拥有安哥拉境内八个油块区的开采许可。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3月发布的报告称，安中石油又收购了另外四个有开采许可的公司当中10%至15%的股份。（参见财新《新世纪》记者采写的相关报道“起家安哥拉”）
　　安中石油在2005年到2008年间还从安哥拉购买石油，且每年向中石化一下属公司出售至少1500万桶原油。
　　安中石油在香港抵押借款披露的文件显示，上述石油销售合同被用于为安石油获得20亿美元银团贷款。文件还显示，中国银行2006年拨付了一笔贷款给中基公司和另一家它的关联公司，贷款以石油合同作保。
中基公司关系网
徐京华实际控制中基公司，但台前则是罗方红
　　2004年4月4日，徐京华和罗方红作为嘉宾，出现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主持的《你好总统》的电视节目上。在节目中，查韦斯总统在歌中颂扬罗：“她是那么富有个人魅力，她是一名中国将军的女儿，她现在是一家跨国企业的老板。”
　　罗方红的丈夫王翔飞，在中国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国有企业中担任过董事，目前是中基公司多家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在成立中基公司之前，罗方红只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名为大礎有限公司（Deltop Limited）的企业。
　　2003年，她帮助成立了创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New Bright International，下称创辉国际），后者间接控股中基公司，位于整个中基公司集团架构中最高端。如今，她在中基公司全球60多家相关的公司中拥有董事席位。
　　徐京华祖籍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以“Ghiu Ka Leung”这个名字注册了几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显示他的办公地点离天安门广场不远，那栋楼当时还是比利时驻中国大使馆所在。
　　徐京华当年的一位香港生意伙伴说，在上世纪80年代，徐曾带领一家公司与中国做设备贸易；到了90年代，他尝试与洪森当政的柬埔寨作生意，但以负债告终。
　　根据香港的法庭记录，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徐京华多次被人起诉破产、拖欠债务和税收滞纳，被起诉次数超过15次。
　　徐在香港的一位老朋友说，他离开柬埔寨之后，到了澳门，并经人介绍进入葡萄牙银行和商业圈子。
　　到2004年的时候，他和在安哥拉工作的葡萄牙籍银行家海尔德·巴塔格里亚 （Helder Bataglia）建立了合伙关系。巴塔格里亚创立的Escom集团，主要在安哥拉和刚果涉足石油、采矿和房地产行业。
　　2004年春天，徐京华和巴塔格里亚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拜见总统查韦斯。
　　在那次访问中，查韦斯公开宣布巴塔格里亚的Escom集团和中基公司的母公司北亚国际发展有限公司（Beiy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下称北亚国际）将携手合作，共同在委内瑞拉开发“移动通信、国家电视台、卫星电视台和社会保障住房建设”项目。不过，他们的合作关系最终以失败告吹。
　　徐京华的女友冯婉筠（Veronica Fung）持有创辉国际70%的股份，同时担任23家中基公司关联公司的董事。
　　北亚国际成立于2003年，创辉国际持股70%，哈尔滨一家铁路建设公司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0%。后来，北亚国际更名为大远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大远国际），并获持中基公司的99%股份。
　　7月以来，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等多种方式试图联系徐京华和中基公司董事会成员，但没得到回应。
在非洲扩张
“所有的投资者都被吓跑了，而这群人留了下来，签署合约”
　　中基公司在安哥拉的关系网，使之较轻易地进入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
　　2008年，几内亚的一些反对派军官推翻了政府。新政权外交孤立，急需资金。中基公司找到资深的投资银行家、时任几内亚矿业部长马哈茂德·蒂亚姆 （Mahmoud Thiam），表示愿意以“特殊朋友”的身份，给几内亚提供急需的财政支持。但蒂亚姆最初对中基公司充满怀疑。
　　“新政府刚上台，尤其是毫无执政经验的新政府上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经久不衰的现象：世界上每一个骗子都要来炫耀一下。世界上每一个骗子都会给予最大的承诺，承诺他们能给予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信用。”他在纽约的一次访谈中说。一周之后，中基公司特意安排了安石油的CEO文森特（Manuel Vicente）飞往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试图说服蒂亚姆。
　　六个月内，蒂亚姆就签署了他所谓的“世纪合同”。在2009年10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中基公司将会在几内亚投资60亿到90亿美元。中基公司被授权开发几内亚的三块大油田；作为回报，中基公司将帮助当地政府修建基础设施项目。
　　而就在签字仪式前的12天，几内亚发生了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事件之一。9月28日，民众以和平的方式抗议军政府领导人，结果几内亚军队朝民众开枪，导致150人丧生。成百上千的妇女遭到了强奸，1200多名游行示威者受伤。国际社会以实施制裁作为反应。
　　“所有的投资者都被吓跑了，而这群人留了下来，签署合约。”当时的反对派、现任几内亚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巴尔德（Abdoulaye Yero Baldé）这样评价道：“很难说这份合同对几内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屠杀之后一个月，中基公司从香港的中国银行账户上拨付了1亿美元给几内亚中央银行，作为其承诺在几内亚修建基础设施的预付款。在一次访谈中，蒂亚姆还说他曾经因为需要“紧急预算支援”而挪用了5000万美元，因为当时政府缺少现金。
　　2009年10月21日，中基公司贷款330万美元给几内亚政府，让他们审计中基公司的竞争对手——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下称俄罗斯铝业）。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铝业公司，拥有安中石油觊觎已久的几内亚采矿特许权。
　　这份贷款合同由蒂亚姆签署，合同中特别指出，如果几内亚政府从俄罗斯铝业公司追回钱款，中基公司可以获得1.8%的提成。当问到为什么安中石油愿意出资赞助此次的审计，蒂亚姆回答道：“这是我们惟一能拿到钱的地方。”
　　维基解密最近披露一份2010年2月26日来自驻科纳克里的美国大使馆的电报称，在使馆政治参赞与西方矿业公司主管的会面中，力拓驻几内亚代表说蒂亚姆通过“推销中基公司”，以及和总统紧密配合，“以确保那些给政府高官和国家民主暨发展委员会（CNDD）的同僚提供了回扣的交易，能在整个过渡期间有所保障”，他“个人从中拿了不少好处”。
　　蒂亚姆在被问及对此如何回应时表示，“大使引述的那些矿业公司的管理者，我正在与他们抗争，重新确立和增强几内亚的权利。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
　　2010年12月，蒂亚姆和中基公司的代表飞赴马达加斯加，同当地政府谈判。该国政权在2009年3月刚经历更迭，而蒂亚姆是时任矿业部长的朋友，中基公司则对当地储量预计高达9.75亿桶的兹莫罗（Tsimoro）油田感兴趣。
　　中基公司进入马达加斯加不久，当地政府即核准对在兹莫罗油田持有股份的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油企进行审计。
　　首轮审计由基德律师事务所（Gide Loyrette Nouel）负责进行，这家公司在几内亚曾审计过安中石油的另一个竞争对手；中国石化一下属公司派代表很快进行了第二轮审计。
　　今年1月，马达加斯加财政部长宣布，该国政府与中基公司合资，成立马达加斯加发展有限公司（Madagascar Development Corporatio ，MDC，下称马发展）。马发展注册于新加坡，在马达加斯加享有优先于其他任何公司的石油和矿藏开采权。
　　不过，这项合资看起来踌躇不前。尽管马发展招募了一些工人，但是什么也还没有建起来。
　　与此同时，在几内亚，中基公司与几年后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府关系显得并不确定。9月初，路透社引述新任矿业部长的话称，与中基公司的合同被推翻。不过，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Alpha Conde）在此后不久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表示，“我们还没有检查合同，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就能推翻了它。”
　　在津巴布韦，安中石油和中基公司照搬了以前在几内亚和马达加斯加的模式：在津巴布韦正经历着政局纷乱、通胀横行和一场导致约4000人死亡的霍乱时，他们承诺将帮助“重建基础设施”。中基公司有意投资的领域包括黄金和铂金的提纯，油气开采，燃料和住宅开发。但是，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合约详情鲜为人知。
　　中基公司也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中津发展有限公司（Sino-Zi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ZDC，下称中津发展）。新加坡方面的材料显示，这家公司由两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全资拥有。另有一家同名为中津发展的公司注册地在津巴布韦，罗方红和徐京华的女友冯婉筠是这家公司的董事。
　　中津发展在争议颇多的马兰吉矿场拥有开采权。按照国际反腐败监管机构全球见证的说法，在那里，“国家暴力和法律地位模糊、运作不透明的合资企业相结合，非洲民族同盟-爱国阵线正在试图以此攥夺国家的钻石财富”。
收购曼哈顿
购买华尔街地标
　　中基公司的野心很快在纽约展露。2008年末，安中石油以1.5亿美元从AFI美国公司（Africa Israel USA）手中买下了JP摩根大厦。据一位前AFI美国公司的高管透露，这个价格明显高于当时JP摩根大厦的估值，而安中石油甚至没到现场勘察就签下了合约。
　　几个月后，中基公司又开始商购另外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时报广场附近的原纽约时报办公楼。
　　AFI美国公司是以色列钻石商人列瓦耶夫 （Lev Leviev）拥有的一家地产公司。2007年，早年生活在乌兹别克的列瓦耶夫以5.25亿美元购买了JP摩根大厦，出价高于前主人2004年买价3倍之多，引起轰动。
　　当时，列瓦耶夫在安哥拉已经有生意。他希望安中石油在收购价外，另添2500万美元以便让他修整大厦。
　　2009年，AFI美国公司派出一队人马奔赴香港与安中石油谈判。这场为期两天的谈判，从一座宾馆55楼的晚宴开始。当时在场的一位商人回忆说，中基公司的主管人员们一边讨论着时代广场的收购项目，一边伸手越过餐盘旁罗列的手机，取用小面包。
　　“他们穿的就像大街上普通的人一样。”当时在场的一位前AFI美国公司的高管回忆说，“一个戴着钻石头饰，一个穿着女式多兜裤。看起来很随意。”
　　第二天，安中石油的代表同列瓦耶夫会面。徐京华签署了一份承诺函（commitment letter），同意付给列瓦耶夫额外的2500万美元。但这个协议始终未执行。
　　“那个协议跟签在厕纸上的没什么区别。”这位高管说。
　　作者劳拉·瑞娜·莫瑞（Laura Rena Murray）、白修·莫瑞谢（Beth Morrissey）、西曼苏·奥吉哈（Himanshu Ojha）、帕特里克·马丁-曼纳德（ Patrick Martin-Menard）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Stabile调查新闻中心。马丁-曼纳德从几内亚、何佩珊 （Pei Shan Hoe）从几内亚和香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Stabile2011班学员从纽约对此文亦有贡献

起家安哥拉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0期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17日

　　 嫁接安哥拉关系与中石化资金，徐京华做成了第一笔大石油交易；这个模式越往下做，中石化越感到尾大不掉

财新《新世纪》 记者 于宁 谷永强 特派香港记者 王端

徐京华通过安石油CEO文森特安排，很容易进入其他非洲国家，与各国总统取得见面机会。图为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位于安哥拉的总部。REUTERS/Mike Hutchings

　　香港金钟太古广场二期10楼，电梯右手边走廊尽头，玻璃门后就是装修简易的中基公司香港总部。公司的两位控制人之一罗方红在此办公。
　　尽管在非洲大陆赫赫有名，这家全名为“中国国际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 CIF, 下称中基公司）的公司在香港并不广为人知。56岁的罗方红是前台人物，也是实际控制人徐京华的主要搭档。徐、罗二人十分低调，不少本地资本市场的人对两人都感到陌生。
　　罗方红是内地背景的港商，80年代赴港。她如今拥有香港身份证，在公开文件的姓名也早已换成港式拼音方式，而非汉语拼音。从安中石油内刊上刊出的照片看，罗方红短发、鼻梁直挺、高颧骨，标准的女企业家打扮。曾与罗方红有接触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罗给人印象是精明能干、思路清晰。
　　罗方红是北京人，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擅长德文与英文，早年曾在中央外联部工作。上世纪80年代她随丈夫王翔飞到香港。至于海外媒体报道称她所谓曾为邓小平当翻译一事，一位香港的中国资深外交官对财新表示难以确认。
　　财新《新世纪》记者曾联络罗方红采访，她慎之又慎，始终不愿正面受访。通过香港公司注册处查询的资料显示，罗方红在香港注册、担任董事的公司数量令人咋舌，多达66家，其中以“中基系”为主，又有由中基公司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设立的安中石油公司（China Sonangol，下称安中石油）衍生的“安中系”。罗担任中基公司主席、安中石油副主席、及创辉国际董事等职务，并持有创辉国际30%股权及中基1%股权，从而成为中基系、安中系的前台人物。
　　对“中基系”“安中系”公司运营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后台人物，是徐京华，但徐在这些公司中名义上并不持有股份或担任董事职务，而是借助他人。这个神秘的人物，在国际媒体和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中，个人历史犹如一张旧相片，斑驳模糊。
　　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报道称徐祖籍香港，上世纪80年代在港从事贸易，还曾试图与洪森当政的柬埔寨作生意，但是至90年代生意破产。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中称徐京华使用多个化名，身份难以确认。《经济学人》报道引述匿名消息来源的话称，徐京华在前苏联的军事学校受过训，在安哥拉内战时期进入安哥拉。
　　财新《新世纪》记者获悉，徐京华1958年出生，现年53岁。身高不到1.7米，脸庞微胖，留一字胡，常戴眼镜。他少年时代赴香港，说话有广东口音。不过，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也很难确定他的国籍，因为他有多本护照。
　　“徐京华本身是个奇异果。”一位与他有过生意往来的人士评价说，徐京华中英文表达能力都很强，智商与情商很高，说话很有感染力，为人强势，不易合作。在他看来，徐京华是个危险人物，“刀口上舔过血”，行事极端，赌性极大，他喜欢参与政治，并通过压注于弱势一方以谋求未来超级收益，“他在安哥拉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
　　安哥拉正是徐京华的龙飞之地。
18号区块交易起死回生
徐京华带来了安哥拉总统特使
　　中基帝国起家，始于2004年安哥拉18号石油区块交易。
　　2003年7月，石油巨头英荷皇家壳牌宣布招标转让其在安哥拉海上18区块的50%权益。当时，英国石油（BP）持该区块另外50%权益，亦是区块的作业者。而该区块已经商业开采七年。
　　成熟区块招标，亚洲国家求之若渴，包括中国。中海油以3.8亿美元参与竞标，因报价较低败北。印度石油公司ONGC与日本公司联合竞标，在2004年4月与壳牌签署了初步协议。
　　如果还想争夺这块油田，惟一机会是与安哥拉政府联手，但这需要说服安哥拉政府否决印度和日本公司与壳牌的交易，行使其优先购买权。2004年3月，徐京华、罗方红在北京兜售方案，称有办法从安哥拉拿到石油区块。
　　知情人士回忆，徐京华的推荐人是曾任香港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助理总经理的王翔飞。王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在香港的光大集团工作。王翔飞之妻正是徐京华的生意伙伴罗方红，此后中基帝国的核心人物之一。
　　徐京华之所以有信心搞掂安哥拉政府，源于他曾在安哥拉内战期间就与现任总统多斯桑托斯来往，双方结下交情。随着石油贸易量猛增，安哥拉国际地位上升，成为南部非洲除南非外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在安哥拉项目之前，安石油CEO文森特（Manuel Domingos Vicente）就曾介绍徐京华前往委内瑞拉，会见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徐京华通过文森特安排，很容易进入其他非洲国家，与各国总统取得会面机会。
　　“徐京华把自己和文森特紧紧捆在一起，人家都给文森特面子。”一位接近此事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徐京华很快打消了中方疑虑。2004年5月，徐京华将文森特带到北京。
　　当年，中国与安哥拉已签署了石油换贸易的协议。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之一中石化从安哥拉进口量很大，但缺乏上游资源。据悉，时任中石化总经理的陈同海听闻文森特到来的消息“很激动”。
　　文森特以总统特使身份来京，获得了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及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的见面机会。陈同海参与会见。
　　此行基本确定了交易。知情人士称，交易非常保密。按照普通程序，中石化海外投资或收购项目应在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石化国际勘探）总经理办公会通过后，经中石化内部专家委员会——成员由中石化现任及退休的熟悉上游业务的人员组成——讨论，报中石化党组会批准。
　　然而，此次交易未上中石化专家委员会讨论。
合资SSI
安石油中石化未直接合资，而是采用了一个三方双层结构，徐京华系公司间接享有近32%权益
　　2004年7月2日，安石油下属公司安哥拉石油亚洲有限公司（Sonangol Asia Ltd）出面，与中石化国际勘探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安石油行使优先回购权，收购壳牌在18区块所持50%权益，再转售给安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Sonangol Sinopec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称SSI），交易价格为4.215亿美元，由中石化国际勘探提供收购贷款。
　　中石化国际勘探在SSI持股55%，安中石油（China Sonango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持股45%。
　　在徐京华、罗方红的商业帝国中，安中石油是控制石油、矿产资产的平台公司。安中石油由安石油公司持股30%，北亚国际控股70%。北亚国际后更名为大远国际发展，该公司同时持有中基公司99%股权。大远国际实际控制人是徐京华，明面上的大股东则是罗方红和冯婉筠，通过创辉国际在大远国际持股70%。冯为徐京华伴侣，持有创辉国际70%的股份，罗持剩下的30%。
　　通过安中石油，徐京华及其合作者在18号区块上间接持有近32%的权益。为何安石油不与中石化直接合资，而要让徐京华及其合作者分取这么大的利益？
　　徐京华曾对中方说是为安哥拉方代持，但这无从证实。
　　目前SSI董事会七名董事中，安中石油委派三人，中石化委派四人，董事会主席由中石化任命，实际上一直由文森特担任，总经理则由中石化派人出任。
　　18号区块确有价值：截至2002年4月，18区块证实储量7.51亿桶，预计2005年第四季度还有两块油田可获证实1.10亿桶储量（实际达1.41亿桶）。作业方BP亦有可行的开发计划，到2007年油田产量预计可达每天12.5万桶，天然气产量每天150百万标准立方英尺，2008年后油田每天20万-21万桶，天然气每天250-300百万标准立方英尺。
　　中石化尽职调查小组认为该项目经济可行，风险低，开发期投资需要41.39亿美元，按比例SSI需要提供24.65亿美元（含收购费用）。调查认为，假设WTI油价26美元/桶，SSI内部回报率为14.58%，净现值为4.42亿美元，回收期为6.2年。以上投资回报估算还不包含未宣布的两块油田在内。
　　壳牌同意安石油行使优先收购权。2005年1月21日，SSI在香港与安石油草签了安哥拉18区块50%权益的转让协议，并于2月18日获得安哥拉石油部和财政部批准。2月2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访问安哥拉期间，双方正式签署转让协议。
　　中石化在安哥拉的这一交易，并未在中国公开报道。当时中海油准备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中石化在安哥拉这一收购极度低调。
最佳交易
徐京华、罗方红在SSI中间接持有近32%权益，但无需承担风险。SSI的4.215亿美元收购款由中石化担保贷出，14亿美元后续开发贷款由项目资产和权益作抵押
　　尽管印度和日本公司后来将出价提高到6亿至7亿美元，但大势已去。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分析这一交易时，引述2004年9月印度石油部长艾亚尔（Mani Shanker Aiyar）话称，他们“初期方案是使安石油放弃优先购买权”，这个策略显然失败了。
　　安哥拉一位高级官员说得更直白：“未先咨询安石油而直接与壳牌对话和谈判，他们犯了大错——他们完全误解了安哥拉的政治。”
　　徐京华与文森特的特殊关系，则对中国公司成功交易起到了关键作用。SSI总经理耿宪良在2005年工作报告中表示，“需要感谢文森特主席和Sam Pa（即徐京华）先生，感谢他们在为SSI获取18区块权益奔忙斡旋的辛苦，（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京华、罗方红在SSI中间接持有近32%权益，但无需承担风险。4.215亿美元收购款，由中石化担保，SSI从渣打银行贷出。
　　至于后续开发资金，2006年5月，SSI从13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获得14亿美元项目融资贷款，其中五家中国银行提供了一半，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外资银行则包括巴黎百富勤、渣打、ING等。贷款为期七年，在项目施工期间由中石化提供预完工保证，以项目资产和权益作抵押。中国几家银行的参与将贷款定价从Libor（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加175个基点降至加140个-150基点，远低于此前国际上油气公司以Libor之上加200个-300个基点的融资成本，因此这一交易的融资结构被《项目融资》（Project Fiannce）杂志评为当年非洲最佳交易。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称：“收购之前，18区块已经宣布商业发现了，所以银行愿意贷款。此后，中石化收购的多为勘探井，这样即使贷率利率较高，境外银行也很难放贷了。”
　　 在此交易之后，SSI还从中石化获得过一笔11亿美元的股东贷款，这笔贷款由中石化从香港市场获得，其中包括里昂银行。中石化通过中石化国勘对SSI的贷款利率为Libor加200个基点，2008年9月后改为加100个基点。
　　对于安中石油和中石化来说，18号区块交易都是成功的。项目投产顺利，市场油价后来疯涨至100美元以上。
　　截至今年6月底，18号区块累计产油1.93亿桶，SSI获得权益油9653万桶，即1328万吨，对应的销售收入累计约46.39亿美元，累计实现净利润约18.22亿美元 。
　　后来接替陈同海出任中石化总经理的苏树林曾表示，SSI所持18号区块权益是“母公司海外最好的一块资产”。
　　2010年5月，上市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600028.SH，下称中石化股份公司）从母公司中石化手中收购SSI55%股权，18区块成为中石化惟一进入上市公司的海外资产。为此，中石化股份公司支付了16.78亿美元，同时承接母公司给SSI公司提供的贷款，债权对价约7.79亿美元。
　　 今年7月，SSI还清银行贷款，首次分红，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向股东支付不超过1.6亿美元的分红。中石化可分得55%，徐京华、罗方红可分得近32%。这只是收获的开始。
尾大不掉
SSI成立后，中石化在安哥拉所获权益油全部来自于此。中石化也曾尝试抛开徐京华在安哥拉拿油，未见成功
　　18号区块交易开启了SSI在安哥拉的掘油之路。SSI先后在2004年拿下了3号区块，2006年4月获得15（06）、17（06）、18（06）号三个区块的部分权益，后两个区块出价还创下安哥拉石油区块拍卖纪录。
　　一位接近安中石油的消息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SSI还获得了32号区块20%的权益，31号区块5%的权益，还有更多区块的股权仍在进展之中。
　　中石化与安中石油的合作不断延伸，但并非一帆风顺。2004年7月安石油与中石化国际勘探签署的合作协议中，除了壳牌18区块50％的权益交易，也包括合作开发15、17、18区块的协议，但是SSI出价太高，令大股东中石化方面不满，一度引发分歧。
　　知情人士称，徐京华为了尽快多拿油田，成立SSI15有限公司、SSI17有限公司、SSI18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成立时与中石化并无关系，也未得到中石化的同意。
　　2006年6月，时任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专程与安石油总裁文森特在香港会面。根据会谈纪要，陈向后者表示，合资公司的“报价太高，测算太贵了”，给中石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并希望“扭转目前局面”。文森特则表示是在投标前“努力”将SSI放入投标名单的，对中石化的意见感到“出乎意料”。
　　2007年6月，陈同海因个人腐败案被“双规”，苏树林出任中石化总经理。受此人事变动前后影响，SSI在15（06）、17（06）、18（06）三个区块交易一度迟缓。
　　根据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2009年报告，三个区块权益后来从SSI转回安中石油，控制在SSI15有限公司、SSI17有限公司和SSI18有限公司之下。
　　接近中石化的消息人士称，中石化在2009年后还是最终接受交易，买下了这些油田。徐京华在这三个项目上拿到以千万美元计的“面包费”（面包为西餐第一道，意为这笔交易的第一笔钱——编者注）——实际上是中介费。据他介绍，上述项目中石化内部获批，在发改委已经备案，目前有些已公布，有些仍在按中国境外投资规定走程序。
　　不过，合作模式发生变化。以15区块为例，投资金额为2亿美元，合作模式仍由安中石油与中石化成立合资公司SSI15投资，股比不再是之前的45:55，而改为各50%，这意味着安中石油的股比在上升。贷款模式亦有所变化。新收区块大多在勘探中，境外银行很难给予贷款，即使贷款也利率很高，因此其股权收购资金与后续开发资金均由中石化提供股东贷款，中石化从中国国内银行贷得，风险全由国内银行承担。
　　来自中石化内部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石化在安哥拉的公司共拥有六个区块：18、15（06）、17（06）、18（06）、31、32，均位于大西洋东岸深海区，总计权益可采储量约8.2亿桶。其中，18区块东区目前正开发生产，31区块PSVM区、15（06）西区正在建设，32区块KAOMBO、18西区、1506东区正进行开发概念设计；17（06）、18（06）仍处于勘探攻坚之中，还属于勘探井。
　　2011年上半年，徐京华再次坐着私人飞机飞到北京，随机而来的还有安哥拉某个石油区块的油砂，以供中石化研究人员检测。据接近中石化的消息人士透露，中石化内部正在权衡，是否要与徐再度联手，争取目前正招标的安哥拉31区块的25%股权。这一股权所有者壳牌正在寻找接盘者，已有三家公司参与竞标，包括印尼国家石油有限公司PT Pertamina、印度国家石油公司ONGC。安哥拉政府尚未宣布是否优先认购。
　　自2004年以后，中石化在安哥拉所获的份额油全部经由SSI。中石化曾尝试单干，但结果不佳。2009年8月，中石化与中海油以50∶50比例成立合资公司，通过招标，出资13亿美元买下马拉松石油公司在安哥拉32区块20%的权益。但据消息人士透露，18区块的故事重演，安哥拉政府故伎重施，行使优先控股权买下这20%股权，之后中石化只能再度求助于徐京华，最终通过SSI获得了10%的32区块权益。2011年5月，发改委在网站上宣布核准通过中石化收购10%的32区块权益的交易，但未见中海油与这一区块有关的核准信息。财新《新世纪》记者获得的32区块最新权益资料显示，安中石油持有该区块20%权益。
　　上游资源缺乏一直是中石化的短板。苏树林上任后，继承陈同海时期的“资源战略”，提出打造“上游长板”。但要将短板变成长板，投资巨大。据悉，中石化大胆规划，期望海外权益油产量在“十二五”期末达到1亿吨。而据公开资料，2008年中国海外权益油总产量只有4000多万吨，其中，中石油贡献3000多万吨，中石化901万吨。要用七年时间让海外权益油产量增加10倍， 中石化不准备放过一切机会。
　　2008年以来，中石化参与了多起大型收购，投资额动辄数十亿美元，对加拿大石油公司Tanganyika Oil、瑞士Addax石油公司、印度CIR公司、Repsol巴西、OXY阿根廷子公司、雪佛龙公司（Chevron）印尼区块、澳大利亚APLNG等项目的投资，累计近200亿美元。

麻烦制造者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0期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17日

　　 作为掮客，中基公司受益于中国从海外获取能源的努力；但羽翼丰满后，中基公司为这一战略制造了极大的麻烦

财新《新世纪》 记者 于宁 谷永强

徐京华还在几内亚以及非洲其他国家、委内瑞拉和朝鲜等国高调活动，也动辄承诺投入巨资，大多难以兑现。图为基础建设仍极为落后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Pei Shan Hoe 摄

基建烂尾
中基公司向安哥拉承诺基建投资数十亿美元，但实际未有投入
　　“中国国际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CIF，下称中基公司），一个响亮的名字。在安哥拉，这家华人企业早在2005年就曾经高调宣布给予巨额贷款。据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报告披露，中基公司承诺的基建贷款金额至少为29亿美元。
　　一位在非洲工作过的知情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表示，2004年中基公司核心人员只有10个人左右，并没有从事基建业务的专业人士。据他了解，在徐京华的主导下，中基公司找到广西建工集团的叶崇恩、中铁20局刘代文、广西电力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刘益祥——后来加上中基公司非洲总代表居力钊，组成所谓徐京华在非洲的“四大帅”，前往安哥拉从事基建项目前期考察，并形成书面的项目可行性报告。
　　“这些人都是基建领域的‘国家队’，拿出来的项目可行性报告也是货真价实的，再加上徐本人在当地高层的一些关系，很容易就拿到了当地的基建项目。”知情人士说。
　　 除了总额344.01亿元人民币的安居家园工程，中基公司还获得了新罗安达国际机场、本格拉铁路、罗安达铁路、莫桑梅德斯铁路、安哥拉国家行政中心、罗安达市政工程项目等30多项基建工程。
　　 获得项目合同后，中基公司开始在国内寻找项目分包商。“中基公司没有施工队、施工机械，拿到安哥拉重建项目合同后，就在国内以‘不要招标、不要垫资、不要银行担保’的条件吸引国内有正规海外基建资质的企业来承包这些项目。”一位知情人士称。
　　 从2005年底开始，国内多家基建公司分包到中基公司的安哥拉基建项目，其中罗安达和本格拉铁路建设项目花落中铁20局，四川营山建筑工程总公司（下称营山建筑）获得莫桑德斯铁路建设项目合同，杭萧钢构负责承建安居家园项目，广西建工获得罗安达新城建设项目，福建宁德路桥负责安哥拉公路修复项目，北京建工则获得中基安哥拉办公大楼项目。
　　 “当时安哥拉政府按照行业惯例向中基公司支付了一笔工程头款，中基公司也的确把头款给了分包的基建公司，国内基建公司进去之后就开始用头款买设备找人，项目很快就铺开了，但不久就发现工程做不下去了”。
　　 上述人士透露，基建公司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中基公司向安哥拉政府提交的工程报价太低。“以23万套的钢结构安居工程为例，中基和安哥拉签署的合同里规定是每平方米150美元（相当于1000元），这怎么做呢？国内这个价也做不了。”
　　 随着大量工程上马，安哥拉政府支付的工程头款很快捉襟见肘，“中基公司曾向安哥拉政府承诺融资60亿美元用于重建项目，但实际上在基建项目上它并没有投一分钱，而光靠安哥拉政府支付的工程头款是远远不够的”。
　　 从2006年5月起，中基开始拖延支付工程款项，并组织精算组重新核算分包给国内基建公司的合同价款。
　　“当时基建公司已经把工程头款花了大半，中基公司突然提出要重新核算工程价格，核算结果就是把原来的价格砍掉，最多的能砍掉原价的70%，基建公司就面临两难选择：继续做下去一定赔钱，不做的话，之前投入的设备、招录的员工等所有的损失都要基建公司自己来背。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结果项目就在那烂着。”
　　 停工之后，基建项目工人的不满很快引发了工潮。这种情况不仅在安哥拉出现。据《经济学人》报道，徐京华还在几内亚以及非洲其它国家、委内瑞拉和朝鲜等国高调活动，也动辄承诺投入巨资，大多难以兑现。这些情况被中国驻外使馆和驻外公司屡屡反馈回国内。据消息人士透露，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后来也曾调查过中基公司。
　　工程进度缓慢也引起了安哥拉政府的不满，并将中基公司承揽的不少工程收回，其中包括安哥拉重建项目中的标志性工程——国家行政中心，以及三条公路修复项目（Catete至Ngola Kiluanje、 Golf/Viana、 Gamek至Sanatorio）。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一些标志性重建项目，如本格拉铁路、罗安达铁路由安哥拉政府收回后，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由中方提供贷款为上述项目提供资金，“后来建成的项目主要是中国政府的贷款给建的，转化为政府间项目，和中基公司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部委指控
有关部委曾向高层递交报告，列举中基公司在海外劣迹，指其为“由不法港商伙同国内贪婪分子组成的骗子公司”
　　2004年以来，徐京华屡屡以文森特来访为筹码，要求参与文森特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会见，亦时有得逞。这些会面的照片成为徐京华在非洲介绍自己最好的名片。
　　“有时，徐京华会拿出一些与中国、外国高层领导的合影，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一位熟悉徐京华的人称他为“照片先生”（Mr.picture）。
　　徐京华的中国面孔，其私人飞机上有意插上的中国国旗，他在安哥拉与中石化的成功合作，加上种种神秘的行事风格，使他获得了一层中国“代表”的色彩。
　　作为一名能源掮客，徐京华发家于嫁接非洲资源国与中国能源巨头资金；但随着羽翼渐丰，在许多时候，他成为麻烦制造者。
　　2009年中铝与力拓要合资开发在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项目，同时要在那里进行基建投资以便矿产的运输。但徐京华不久也来到了几内亚，中基公司的风头，很快盖过了其他国际实力企业集团。
　　2009年10月中旬，徐京华的中基公司与几内亚军政府签署了一项70亿美元的矿业和基础设施交易，以开发该国的矿产资源，包括钻石、铁矿石、石油以及世界储量最大的铝土矿。而在几内亚，2008年的GDP为45亿美元。
　　当年10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基公司“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国际公司，其在几内亚的投资纯属其企业自身行为，该公司活动与中国政府无关，中国政府不了解具体合作情况。”
　　这并不是徐京华、罗方红及中基公司首次尝试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去获取生意。
　　据一位接近SSI的消息人士透露，有关部委曾向政府高层提交了一份名为《中基在海外严重破坏我国形象》的报告，于去年得到国务院高层批示。
　　财新获得的这份报告草稿称：“中基公司（即中基）自成立始，对外宣称是中国政府的影子公司，在非洲、拉美、和朝鲜等地区，进行所谓的能源、矿产、基建方面的投资，大肆招摇撞骗，严重破坏了我国在上述地区的对外形象和声誉，极大地影响我国正常外交经贸投资活动的开展。”
　　报告还说，“他们通过极为大胆的谎言??用重金收买外国高层政治人物，骗取重要石油、矿产和基础设施的开发合同，然后转卖给中国有关公司和国际公司，谋取巨额暴利。”
　　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基公司在海外的部分重要劣迹，读来令人惊愤。
　　例如报告提到，2003年秋，徐京华前往委内瑞拉，会见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石油部和外交部主要负责人，称代表中国政府及中石油向委购买400万吨奥利油和在委建立大型炼油厂，协助委摆脱对美石油出口的依赖。随后，中基公司组织委相关外交人员来京与中国相关部门进行一般性接触，并以此证明其中国官方背景。后经驻委使馆证实其与中国政府无关，委相关部门才断绝与其联系。
　　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阿根廷。
　　200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访问阿根廷之前，中基公司派人前往布宜诺斯艾里斯，设法见到阿根廷时任总统基什内尔。其间，中基公司谎称为配合胡锦涛访阿，将代表中国向阿根廷投资200亿美元，涉及银行、石油天然气、机场码头、铁路公路和移动通信多个领域。中基公司甚至与阿有关部门起草了投资协议的文本，计划在访问阿期间正式签署。
　　“外交部认为徐严重干涉了外交活动。”一位知情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8年，中基公司利用在尼日利亚的高层关系，介入中海油收购OPL256油田的交易中，以各种“非法手段”击败中海油，将OPL256转卖给安石油。有关部委认为，中基公司的做法影响了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尼的业务开展。
　　2004年阿根廷事件后，中国政府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中基公司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是一间香港私人公司，但是这些声明没有起到以正视听的效果。有关部委的报告虽获高层批示，但因徐京华境外身份，未能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中基公司仍或明或暗以中国政府代表自诩，欧美和非洲媒体对此又多有报道批评，每每涉及对中国政府非洲政策的评判。
　　近两年来，国际舆论对中基公司的关注在上升。
　　2009年8月10日，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发布了名为《渴望非洲石油》报告，将中基公司称为“中国墙”，指其为中国政府和非洲之间的一道防火墙。2009年11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基公司与几内亚政府签署协议一文中，再次指责中国政府的对非政策。今年8月《经济学人》杂志刊发的报道，指称徐京华在安哥拉的投资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
　　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中基公司主席罗方红在回函中表示自己并不急于接受采访对外澄清，“因为我做的事情自己仍在实践中，还不到成熟谈论的时候。”她并表示已习惯欧美媒体的报道，也习惯外界对她的不同声音。
　　财新《新世纪》记者沈乎、郭琼、王小聪，实习记者高四维对此文亦有贡献

提防坏的商业模式绑架国家
2011年10月17日 11:07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中基公司及其主导者徐京华的神秘面纱仍远未被揭去，但可确证的是，其行为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对非外交，污染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亟待从中汲取教训，以利未来

徐京华还在几内亚以及非洲其他国家、委内瑞拉和朝鲜等国高调活动，也动辄承诺投入巨资，大多难以兑现。图为基础建设仍极为落后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Pei Shan Hoe 摄

　　【财新网】（评论员 张剑荆）本期财新《新世纪》周刊对中基公司（CIF）的报道为我们呈现了快速发展的中非贸易中被扭曲的面相。这家声名赫赫、能量非凡的香港公司一度甚至主导了中国与安哥拉两国之间的贸易，甚至隐约扮演着战略桥梁的角色。迄今为止，该公司及其主导者徐京华的神秘面纱仍远未被揭去，但可确证的是，其行为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对非外交，污染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亟待从中汲取教训，以利未来。
　　财新获得的材料显示，该公司长期与中石化保持着合作关系。中基公司进入国内媒体视线，始于其作为众多安哥拉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承包方向国内转包工程，比较知名的例子是萧杭钢构从它手中获得344亿的安哥拉安居项目，但它承揽的价值上百亿美元的重建项目由于资金断裂出现严重问题，大量被骗至安哥拉的中国公司和上万名工人陷入困境，国内外媒体对此有过报道和追踪。其行为也引起我国有关部门的警惕。
　　分析徐京华为掌门的中基公司的运作手法，可以说没有任何难以理解之处，在国内的生意场上，这种“借势得势”的“空手道”玩法随处可见，中基及徐京华手中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只要有本事把项目拿下来，自然会有大老板来埋单。由于这些大项目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巨额融资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此这种玩法的核心就是搞定政府及政府官员。这种政商一体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十分盛行。徐京华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将这种盛行于国内的商业模式，成功地运用到了中国同安哥拉的经贸活动中。在安哥拉内战期间，他从事军火生意，因而与安哥拉军政高层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中国方面，虽然我国外交部声称中基公司“与中国政府无关”，但可以肯定地推断，徐京华在大陆有着深厚的人脉资源，在其背后，有着一张规模和能量都很大的权力网络，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关系，他很难对外宣称“是中国政府的影子公司”而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受到怀疑和追究。
　　徐京华这样的“战略玩家”长袖善舞，出入于权势者的厅堂，在大大小小的权力走廊里踱着步子。问题在于，在国内环境下游刃有余的商业模式，何以能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有何奥妙呢？从中基公司的运营手法可以看出，其商业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首先要成为一个政治掮客，选择打交道的对象是政府部门和官员。2、政府控制着最重要的资源和商业机会，而且商业规则也主要是政府制定的。3、权力是高度集中的，甚至是裙带化和家族化的。4、商业和政治活动不透明。
　　徐京华及其主导的中基公司选择进行商业投资的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条件。据财新记者获得的我国商务部对外合作司与非洲司后来向政府高层提交的《中基在海外严重破坏我国形象》的报告称：“CIF（即中基）自成立始，对外宣称是中国政府的影子公司，在非洲、拉美、和朝鲜等地区，进行所谓的能源、矿产、基建方面的投资，大肆招摇撞骗。”徐京华及中基总是选择制度建设不完善的国家从事商业活动。
　　从长期内战中走出来的安哥拉百废待兴。这个被内战撕裂的国家商业规则严重匮乏。根据中国驻安哥拉使馆的报告，现时的安哥拉根本没有任何商业规则，“在安哥拉，政府官员是可以做生意的，他们自己掌握土地，然后将土地出租、出卖。这也算是安哥拉的特色吧。”中国驻安哥拉大使张伯伦对媒体记者说，“去安哥拉投资一定要注意与政府官员互动。在安哥拉，政府官员几乎掌握了全部资源，与政府官员沟通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国商人能否进入安哥拉的商业领域。”在这里，商业首先是政治。
　　徐京华之所以能在安哥拉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正是因为政商一体的商业模式在这里找到了生存和成长的土壤。它被权力之血养育起来。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竟像罂粟花一样盛开在非洲的沃土上。像中石化等大型国企，都需要经过它的中介才能够拿到项目。但迅速膨胀起来的商业帝国，随着政治变迁和真相的披露而面临着坍塌的危险。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基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在非洲、拉美的形象和声誉，极大地影响我国正常外交经贸投资活动的开展。中安合作开创的“资源换基础设施建设”即“安哥拉模式”在一段时间内竟被一家香港公司操持，其对中国形象的伤害，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
　　一个教训是，我们需要警惕，随着中国的兴起和海外商业利益的扩展，国内商业模式中坏的方面会溢出国门。中基及徐京华就是看中了这一机会。在不健全的商业环境中，只要俘获了权力，就不乏商业机会。极端情况下，甚至把国家战略都能绑架进来，商业意图被涂上战略油彩，国家战略被用来服务于商业目的，中安两国重大的国家项目，绕开这个二道贩子竟然无法进行。第二个教训是，以政府为主要商业伙伴，势必为寻租和腐败创造空间。巨额的政府项目和石油、钻石诱惑，在中安两国内部都提供了寻租的机会。中基及徐京华显然深知这意味着什么，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掌握资源的各种权势人物最终总能在“空手道”高手设下的局中握手言欢。
　　中国正在崛起为商业大国。在这一过程中，虽有中基及徐京华之流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如若成功成为受人尊敬的商业大国，就需要不断净化自己的行为，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精神风貌，养成可做示范的商业模式。唯有如此，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崛起。■

硬币的两面：租值消散与科斯定理

任何资源的使用都必须依靠规则的约束。著名的‘租值消散’定律就是说在千差万别的规则中，除了‘价格’以外，其他准则都会给资源在边际上带来‘浪费’。一个本来有价值的资产，因为是无主的，没有清楚界定产权的，其价值下降直至消失。从社会角度看，若要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减低在竞争下的浪费，或是将“没出息”的竞争改变为增加生产价值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或要生存），社会就要定下竞争的规则来约束竞争者的行为。这些约束竞争的规则就是经济制度。

在所有竞争准则中只有‘价格’是没有浪费的，因为某人如果想要得到某资源的唯一办法就是出钱，价高者得。以钱来选择适者，表面上似乎不合理、铜臭味太重。然而钱从哪里来？要赚钱就必须通过对社会做出正面的贡献，而其贡献起码要相当于手表的价值。就如张五常教授所说，‘故此以市价作衡量成败、支配资源的准则，是没有浪费的。否定了价格准则，其它的竞争准则就一定会出现：要排队轮购（浪费了时间）、以武力抢购（浪费了血汗）、以年岁分配（浪费了虚报年龄的手续）以阶级定胜负（浪费了权力斗争的劳力）、或以美貌取胜（浪费了整容费用），上述种种，对社会半点利益也没有。’

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科斯定理的实践是有道理的，因为应用‘价格准则’的前提条件就是‘产权明晰’，即如科斯理论所述：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张五常教授说过，科斯定理与租值消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产权不定，租值难保！这难保可不只是明面上的各种浪费，更包含着本有更高价值的东西未能发挥其潜能，例如莲花山外面的芒果树，因为产权不明，所以变成‘先到先得’，那打下来的多半没熟，烂了一地！只有资产的产权清楚了，人才敢把心思放上去投资，这就是租值消散的一个重要含义。不明白此理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本质，用茅于轼老先生的话就是‘还糊涂着呢！’现下遍地不着四六的‘反思’，不过印证了‘智者睹未形，愚者暗成事’这句老话。

科斯定理可能给人一个误解，只要所有东西都产权明晰，其他竞争手段随之而去，社会进步必然可期。我记得周其仁教授在演讲里就说过，在未来就要把全世界所有事物的产权定下来，周老师的话里隐含着上面的意思，当时觉得不对劲，实际也曾经那么想过，以为找到了什么强国妙法，可是后来觉得可能有问题。因为如果你倒着推就会发现，如果价格准则是唯一值得留下来的准则，那么为什么排队轮购，年岁分配，相貌，权力，政治人事这些准则在全世界任何社会都顽固的存在呢？不要幻想先进制度可以消灭落后制度了吧，这些不过是因为产权的界定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最便宜的。





法律在经济上的意义与社会进步的标准

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里面曾经对于公平进行了有趣的讨论，他指出起点公平，即人与人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让他做到自我实现，所有的工作应该以能力、天赋为标准开放给所有人，而不是种族、宗教或是社会地位。这个平等的定义与自由没有冲突，反而相辅相成。而无论多努力都一起冲线的终点公平则与自由观念明显的相违背，因为它需要靠限制一些人应有的自由来达到为另一些人得利的目的。（试想一下要与刘翔同时冲线要怎么限制他吧！）

那么法律在上述比喻中代表什么呢？线，即权利的划定！只要想想刘翔与罗伯斯在大邱的‘牵手’您就能承认人在竞争中是会动歪脑筋的，而法律就是约束人们竞争手段的‘线’，使得人们只能通过‘价格’这种游戏规则来‘向前’竞争，使得租值没有消散。

问题是这个‘线’并不是免费的，张五常教授指出，交易费用为零与产权假设冲突，要是交易费用是零，那根本就没必要有产权，找个全知全能仁慈的独裁者来分配资源就行了。按张五常教授的估计，先进国家为了保护私有产权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法律作为约束竞争的主要工具，费用不菲。进而，他的另一个观点更有趣，帕累托最优说了等于没说，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帕累托最优都是定义性存在的。原话是‘算进所有的有关局限，帕累托至善与帕累托至悲是同一回事。’如果所有情况都是最好则完全没有可比性，怎么能说变好变坏呢？张五常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交易费用的高低，‘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因为交易费用可以定向比较，所以此角度可取。





产权的根源与我国产权演化简述

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任何种族的孩子都会为用‘这是我的’这个词汇来争夺玩具；动物界里也有领地之说，一只不招自来的客人总是不受欢迎的；即便是极端的共产主义社会朝鲜，也没听说哪个人喝多了敢和伟大的金正日主席‘共享其产’的，可见私有财产是深入我们基因里的某种动物本能。

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从极端共产转变成为私产的过程，是一个权利由人身上转到了物品上的过程。作为一个生活在共产中国的公民，什么是共产始终是个让人困惑的迷。实际上，共产制度就是以‘人’本身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以等级分配权利来约束行为的制度。在此制度下，撇开一切有价值的资源，人本身就有权利及权利的限制。人与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也就难以人人平等，实行的实际是军队里的命令，所谓法制不过是空谈。尽管所有人都没有资源的产权，但是每个人的本身的权利却是一种有价值的‘产权’。又因为每个人的竞争力不同，每个人对资源运用的权利限制及产品的享用权利也跟着不同，等级也就由此而起。

以下是张五常教授三十年前记下的一段话：

‘当前中国存在一个众目昭彰的矛盾。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地消除阶级分歧，但在世界上却绝少有象中国那样阶级分明的社会。例如在广州较好的食肆里，当地的中国人、香港去的中国人、来自美国的中国人及其他的外国人，便完全被隔离，三处的服务水准，也截然不同。此外，当地的中国人更不得进入“友谊商店”（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可能连这些商店的橱窗也不敢望一眼）。更有甚之，中国人事事“论资排辈”的作风，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此可以再举一些有关这种情形的具体事例。在海鲜短缺的武汉，普通老百姓在早上五点时便要开始排队，轮候三个小时，等市场开门营业，以人民币一元八角的代价，购买半公斤的鱼。但政府干部却可以不必排队兼且享用人民币四角半公斤的优惠价格。同样，在中国，一部性能可靠的自行车属奢侈品。但十一级的行政干部（干部共有二十六级，一级是最高的），却有权使用名贵的外国轿车，例如“标致牌”（Peugeot）的房车，司机和汽油亦是一并由政府报销。这个干部更可能有权使用几间办公室，有些可能设在有空气调节器的酒店里；他的住所大约有一千五百方尺，而普通人却只可能挤缩在二十方尺的地方；他差不多每一晚都会出席宴会，免费享用膳食；此外，他还会有林林种种的利益门路和关系。他的月薪大约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约一百二十美金），但那只是他的实际收入的一小部分。’

共产制度的行不通倒不是因为‘待遇’不公平，而是由于全社会成了个大官府，只有官没有商，交易费用过高所致。其中重要的信息费用被哈耶克明确指出，中央政府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在生产时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的。因为市场运作需要的知识是分散的，市价的厘定与市场的运作需要市场所有的消费者及产出者提供自己拥有的知识或需求的取舍。而这成千上万的人所拥有的信息怎么可能被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猜出来？现下还有人很推崇周恩来总理，甚至愚昧的赞扬他的勤政，殊不知正是他的勤劳使得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说周总理十分重视算账，喜欢掌握具体数字，这与温家宝总理这种每天关心猪肉价格的做法简直是一模一样！同样不懂经济，喜欢对人民群众合理合法利益进行侵犯，可是温家宝总理管理下的中国可要比周恩来总理当时强多了，这只能归功于个人私有产权对强权干预的顽强抗争。

共产制度在开国的前三十年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例如在毫无天灾的情况下，3000万人死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然而回首此段历史，我却发现中国百年第一次成功改革的成功可能正是托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因为领导人的无知与无畏使得共产主义的‘恶’被充分的显现出来，全民上下，从最高领导人到最底层的赤贫阶层，没一个不对共产制度恨得咬牙切齿。而由于整体财富量极低，以至于没什么利益团体愿意去抵制改革，从经济学角度讲，由于每个人的预期收入都很低，而任何改革都只会带来更高的收入，放弃的收入低意味着成本低。根据需求定律，成本既是价格，价低需求高，我们的改革就是在这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才冒死冲出一条血路来的。实际上如果细读清末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清朝经济实际相当不错，有一位名人回忆当年的日子说在前清的时候，他觉得日子是一天天变好的，而我去杭州游玩的时候也发现灵隐寺旁边有一座光绪年间修的宏大寺庙，如果没钱哪来的？问题是富有本身意味着既得政治利益的强大，任何改革必将牵扯其中，君只要看看现在美国政府对工会的束手无策就能理解一二了。

而改革后，我国大面积的实行了以界定私产为约束竞争行为的规则。以私产约束竞争行为的一个特色，就是权利的大小是在资源或物质本身上界定或限制的。竞争者要得到私产的使用权，就要付使用费（或租值）。争先的血汗代价，对业主一点好处也没有。业主于是就会使用他的禁制权利去反对这种竞争；他会采用付费高低为竞争胜负的准则。因此，市场是私产的一个结果。广泛的应用私有财产代替等级，使得交易费用大减，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恍如隔世般的变化其实就是由这交易费用的消长上而得来。





人人都是利益集团

《慈禧全传》里有一个故事：

‘慈禧与光绪双双宾天，袁世凯被满族贵族猜忌，被贬回河南老家养‘足疾’。过了半年形势稳定下来之后，不但杀袁世凯的时机已经一去而永不再返，也没有人想杀袁世凯，如果说有，怕也仅仅只是隆裕太后一个人。而微妙的是，人人能说袁世凯可杀，唯独隆裕太后不能，如果他说袁世凯该杀，满朝都会申救，因为张之洞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不能让太后杀大臣！一杀开头，人人可为袁世凯之续，是故救袁世凯即等于自保。’

官员们保护的是他们的生存权，而我们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有作为少数派的时候，而保护每个个人实际就是保护全社会，因为整个社会就是由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由各个身份重叠相交，比如一个人可以有丈夫，父亲，工人，蒙古族，公司小股东，有房族，吸烟者等等身份。所谓平等应该是没有哪个身份比另一个高尚崇高，也没有哪一个是强势哪一个是弱势，大家的权利都应该是平等与受到保护的。政府今天找了个软柿子捏，下一次难保不会代表别人伤害你的权利。美国的强盛很大程度是在其立国之时就确定的，他的宪法精神是以保护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这从根本上使得其发展成了必然。问题是人们当年对于私有产权的理解还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导致现在美国的很多法律可以被视为是明显侵犯私有财产。





产权定义的困难

按照张五常教授的定义，只有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生产资源方属私有财产：

有拒绝他人使用的权利，因此只有“业主”才有权决定如何运用；
有运用资源以赚取私有收入的权利；
有转让或售卖资源给任何人的权利。

然而以上定义只是原则上的，实际上在生活中要想清楚定义私产十分困难，要不然社会上也不需要那么多法官、律师了。几乎所有‘扯皮’都会带来关于权利的争议，比如顾客有没有自带酒水到饭店的权利？房产该判给男方还是女方？顾客在酒店消费，车在酒店的停车场被小偷光顾，酒店该不该赔？香港战前建造的私人楼宇，在战后出现天台木屋的僭建，他们是否有这个权利呢？





件工合约与时工合约的启示

在美国由于工会过于强大，件工合约是被明文禁止的。此废除是对合约自由与私有产权的严重侵犯，导致了美国陷入了现今失业人口过10%的却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与我国消灭大锅饭与国有企业相反，美国工会的杰作大大提高了其交易费用或制度成本。

我曾经在澳洲采摘过草莓，是件工。我们的工资是以筐为单位的，每人面前一个电子称，筐里的草莓到了一定重量就给一个固定金额。在这交易里面，我的劳力所值被委托到草莓的重量之上。由于重量的量度费用低，没有争议空间。电子称在国内可能不见得普遍，可是据我的观察，一般件工的量度费用都不能太高，比如城市里面的农民工的植花植树，工厂里面流水线上的工作，甚至我看过挑土工也按他挑的担子数来算钱。

张五常教授曾经指出，过于琐碎的工作，或产品件件不同，或质量的要求高于行内的竞争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确地分开个别的贡献，等等，件工合约会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过高而不能采用。因而以时间算工资被采用，直接量度的时间好量度，而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之量，即是说产量的多少被委托于时间的量度算价，而此价就是时间工资了。

两种制度都是人类应对复杂现实而相应产生的。它可能不是人们有意为之，而是通过试错而得的一种应对方法。在该用时工的地方用件工，交易双方可能因为没法在每件工作的价格上达到一致而难以成交。而在该用件工的地方用时工，时间长短不会有争议，可是老板却要量度员工到底有没有干活这个量了。件工合约本来能省下的监督费用，被时工合约加了进去，交易费用必然增加。换句话说，本来一个电子称就能管得事情，变成要看着员工有没有偷懒来做，交易费用怎们能没提高？所以正常情况下，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剩下的都得是合乎较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硬性禁止件工合约，侵犯合约自由，导致的必然是‘老弱病残’在劳动力市场倍受歧视，被从边际上踢出去！经济学家一般对价格管制持反对态度，可是在本质上卖苹果与‘卖’劳力是没有区别的，奥巴马的新经济顾问怎么可能认为管制劳力买卖会带来好的后果呢？不正视此问题，美国政府的振兴就业法案怎么可能不是南辕北辙，竹篮打水一场空！？





目的不重要

在普通法的刑法里面，被告对原告伤害的目的必须被确立，然而，人的目的是什么往往只有天知道，所以争议一直存在。在经济学里面，意图量本身就是个难题，用心理学去探究一个人想什么有点缘木求鱼的味道。我记得小弗里德曼写的一本教科书里讲过一件事，REVEALED BY ACTION。他说，人是最口是心非的动物。你问一个人，生命值多少钱，那个家伙可能会跟你大谈什么生命无价之类的大道理，可是同一个人却可能为了快一点时间，冒着被车撞而没赔偿的风险横穿马路。他是用行动而不是嘴巴做了交换，他认为这两者的‘交易’值得，才‘身体力行’的。

其实，不单是经济学里面，意图量不是很重要。就算是自然科学里面，我们的前辈的许多所谓理论与目的都跟我们现在的科学解释没关系，当一个炼丹师跟你讲了一大堆他是如何把阴阳二气融入他的丹药的，你会认为他那一套是科学吗？有一般性吗？可是可能就是这家伙碰巧弄出了火药！我们的豆腐是在淮南王的一次失败的炼丹术实验后意外产生的，我们一直不知道豆腐固化的科学原理，但这妨碍我们吃了2000年豆腐吗？我们古时对月食的解释是‘天狗吃月亮’，这妨碍那帮家伙准确预测月食了吗？我们对于人类行为的无知程度实际远比自然科学要严重的多，所以请不要为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的无知感到惊讶。

以下是朱锡庆教授对于张五常教授分析的讨论：

‘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中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最重要的例子,是一件打了20年官司的反托拉斯大案。主角是万国商业机器（IBM）。重点是这家公司发明而又持有专利权的电脑。起于 20世纪 30年代，当时的电脑巨大如房子。这电脑要用一种纸卡，大约三寸乘六寸。资料打穿在纸卡不同的位置，其长方小孔是让电流通过的。万国也不卖电脑，只租出去，同时规定租客一定要买万国供应的纸卡。电脑的租金以每月算，同型号的不同顾客付同样的租金。纸卡之价以每张算，不同顾客之价一样，但有些顾客多用多买，有些少用少买。纸卡是差不多所有纸商都可以供应的，但万国规定必须买他们供应的，依照估计，万国当时的纸卡价高出其他纸商的大约10％。这是最有名的tie-in sales的例子，有垄断权的电脑是tying product,没有垄断权的纸卡是tied product，一绑一被绑也。”

对于这种捆绑销售，美国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控告IBM，说它把电脑的垄断权延伸到了纸卡上。法院判IBM败诉。美国政府的控告及法院的裁决，隐含一种对IBM捆绑销售的解释，这就是专利权（一种垄断权）的延伸。但是一些深刻的经济学家，比如戴维德教授和张五常教授，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的诘难是，有垄断权的物品不可能经由捆绑销售这种办法把垄断权延伸到没有垄断权的其他物品上去。道理很简单：与电脑使用相关的产品并非只有纸卡，如果电脑的垄断权可以通过捆绑销售延伸到纸卡上，那么对其他相关产品也可以如此这般来延伸垄断权，从而出现“一捆多”的情况，即有垄断权的产品捆绑多种相关产品。同时，并非只有IBM的电脑有专利权，其他有专利权的产品也可以通过“一捆多”把垄断权延伸到相关产品上去。如此一来，在市场里出售的商品几乎不是捆绑物就是被绑物，都是有垄断权的产品，我们就看不到没有垄断权的竞争物品了。张正常教授因此发问：如果垄断权可以用捆绑伸展，市场怎么会有那么多竞争物品呢？美国有反托拉斯法例，香港没有这种法例，任何捆绑可自由使用，如果垄断权可以用捆绑伸展，香港的捆绑销售一定比美国普遍，可张五常教授观察到：香港捆绑销售的现象并不比美国多。

垄断权不可能经捆绑伸展，那怎么解释这种捆绑销售呢？戴维德教授的解释是，IBM之所以要电脑捆绑纸卡一起销售，是用纸卡的购买量来间接量度租用电脑的人使用电脑的频率。当时只有一种简单的计量器，用户可以调拨，把数字减低，因而用这种计量器直接量度租客使用电脑的频率不可靠，IBM就想出了这种替代量度。因纸卡的使用量与电脑的使用频率有很高的统计相关性，故可以通过租客的纸卡购买量来量度租客使用电脑的频率。IBM为什么要知道租客使用电脑的频率呢？它出租的电脑，租金分为两部分，除了每月固定的月租外，另一部分为依使用频率而定的变动租金，IBM所售纸卡售价高出其他纸商10％的部分乘以纸卡购买量，即为这一部分变动租金，它以变体形式隐含在纸卡的售价中。

张五常教授对此也给出了一个解释。IBM所售纸卡高出其他纸商10％的部分，他认为是租客付给IBM的维修费。他说,“当时电脑问世不久，有关电脑的知识并未普及。因此，一方面在市场上找不到专业维修人员，另一方面电脑中的一些秘密不想让外人知道。所以，IBM不准租客聘请外人维修，维修由IBM的员工主理，而且只租不卖。但是，维修的保证合约要怎样写是一件头痛的事。以维修工人花去的时间算，客户不容易相信时间没有被夸大，或者是不需要维修也来修理一下赚点钱。假如出售一张维修保证书，使用电脑频率高的客户当然乐意接受，但较少使用的就等于津贴多用而需要多维修的客户。IBM明智的选择，是免费担保维修，把纸卡捆绑电脑的租用。纸卡的售价比成本高出的少许，是维修保养的费用。多用电脑的多买纸卡，等于多付维修费。”

如果一个租客租用两部同型号的电脑，按同样的方法使用了相同的次数后，一部电脑产生了故障，另一部正常，这种维修是因电脑的质量差异导致的，维修责任由IBM承担，如果不这样处理，租客在租用时要考核电脑的质量，并对电脑进行挑选，会增加交易费用。如果两部质量相同的电脑分别租给两个客户使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一部产生故障，一部正常，这种维修是因客户原因而起，维修责任由客户承担。否则会激励客户的不当操作和过度使用。问题是，这两类维修事实上是难以区分的，因而由客户承担责任的那个维修量不知道，也就没有由这个维修量来表达的维修费。不过，由客户承担责任的维修量可由纸卡购买量来间接表达，维修费以纸卡购买量乘售价高出的10％这样一种变体形式存在，而且隐含在纸卡的售价中。’

以上的分析简直是庖丁解牛般的把人类行为一般化了，可是我当时读《经济解释》的时候一直有点不明白为什么IBM自己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当时IBM律师的回答不过是他家的纸卡比别人的质量好！用朱锡庆教授的理解，哈耶克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人类无知情况下行为的副产品。我觉得小弗里德曼在这方面也很有趣，他的意思可能跟张五常那个‘傻瓜和加油站’的例子接近。任何常态的制度的安排都是通过‘试错’（NEGATIVE FEEDBACK)来进行纠正的与存在的。说人活着要吃饭，那么假设有人不吃饭，可不吃饭的都活不长，剩下的还是在吃饭！所以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受这个理论约束。而至于活着的人到底怎么想的是无关紧要的。





法律作用的反思：主动还是被动？

在反思为什么我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人们往往通过对比，认为我国缺少保护私有产权的现代法律。然而，到底是健全的法律导致了工业技术的发展，抑或说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权利复杂化，因而法律被逼着进行跟进行变革成为工业革命的副成品呢？我认为是后者。假设把一个法律系毕业生踢回古代让他穿越，假设此人对于现代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了如指掌，可对科技一无所知，你认为他这一套知识有多大用处？答案是影响很小。我国古代是一个明显使用道德而非法律治国的国家，尽管刑名师爷与各种书吏往往是真正的法律解读者，但是由于没有三权分立，地方行政官肩挑司法是很常见的。苏东坡没上过法律学堂，可是一点儿也不妨碍他判案，他所凭借着的不过是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更能极端的体现这一现实的是明朝的海瑞，此公的原则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其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种没有任何预见性的判决，不但在现代法律里会被视为异端，就是当时都会引起争议，毕竟‘刁顽’与‘愚直’谁说的算呢？至于兄弟，叔侄，贫富，这些东西被当成判决的一部分，现在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问题是在中国古代道德确实占法律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它的存在本身就有着一个重要意义。如前文所讨论的，‘画线’可不是免费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问一个问题，画这么清楚的线值不值？在工业化之前的中国，礼教道德实际担当了减少‘租值消散’的重任，在古时一个地方的案件过多会让地方官的考绩出问题，被批评人心不古。贾雨村之所以能乱判葫芦案，就是因为在人与人权利交集不是很大的时候无论怎么判实际影响都差不多！而工业革命之后，各种各样的权力组合交织在一起，不弄个清楚，各方势力绝对不会罢休！这也是为什么直到清末民初，盛宣怀的女儿们才第一次为了财产大打官司，争得‘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

以前在铅笔经济研究会看过一篇文章的题目，善法与恶法。不用多看我就能理解他的意思，秦因法而亡是很多史家的结论，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又在追求法制建设。这个里面的矛盾是怎么会事儿呢？文章的大意就是指出侵害个人产权的是恶法，而保护个人产权的是善法。可是如前面讨论的，产权的确定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就连发达国家也常常落入陷阱，所以光知道个原则是没太大用的。当然，像我们发改委连猪肉涨价都管，这么明目张胆的否定个人最基本权利的事儿都做了，一叶知秋，夫复何言！

然而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本身又说明在某些地方，我们的私有产权保护的相当的好，只有这么解释才能说明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的减少！这也是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所提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本身又对法律作为保护私有产权唯一工具的质疑，如上述的例子中，要保护IBM的私有权利，难道非要理解它为什么要捆绑销售，就算连它自己都未必搞得清？难道凡事都要获取大量的知识副产品才能保护私有产权吗？明白真理对于利益团体的阻挠有多大保护作用？其他合约安排会不会更有效率？实事求是的说，法律的边际作用在哪儿？

正如吕氏春秋的当务篇中，开宗明义所说的，颠倒黑白的雄辩，不近人情的正直，莫名其妙的勇气，只重形式的法律，好比心无定见的人骑了一匹千里马，疯狂的人手里拿了一把宝剑，‘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

从头看法律在保护私有产权方面的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没有明确的产权，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无为而治绝对不是说法制方面无所作为，不然不用‘法律’作为武器难道用‘拳头’作武器？另一个极端是现在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即过分立法，律师行业作为利益团体从自己利益出发把很多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难明，以至于成了‘只重形式的法律’，其实除去法律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准则可能更便宜！很多所谓的‘系统’法律不但侵害了个人产权，而且无谓的大大提高了社会的交易费用，如此法制其实不要也罢！而以前面捆绑销售的例子里面总结，人的行为千差万别，制度安排都是人们通过试错，应对千差万别的特殊情况的相应变化。法制也只能跟随人的行为改变而被动改变，无视现实的闭门造车的主动立法，在象牙塔里面胡乱认为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已经不止一次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惨痛的代价了。按照我们伟大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原话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亡党亡国。’







君子随时

我们的民族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反思的民族了，在网上搜寻一下带‘深刻’两个字的帖子，百分百是说国内负面的。好像只要说中国不好，那就一定是对的。这当然可能是国内一片红带来的逆反心理，也不是说中国没有这种情况，可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于自己与自己民族的极端自卑。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实际就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先哲们曾经不止一次的觉得某个理论或者洋玩意儿可以强国富民。比如当年去过澳门的康有为就认为只要制度局（议会)一开，文明开化就指日可待；民国时候实行的民主也是相当的‘中国特色’，曹锟贿选简直是所有民主派脸上火辣辣的巴掌印；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面强调数字化管理，我读时就觉得此公在美国时，定是开了这个‘眼界’，才急吼吼的当成药方写进书里的，却被王小波调笑说大跃进的亩产万斤也是数字化；陈独秀当年也是怀着这样的热切希望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的，如果他能亲眼看到几十年后，经历三反五反，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与文革的人民对于理论指导生活的恐惧与憎恶，不知道还会不会那么执着于他当初的‘真理’。

可能是经过了太多的失败与受骗，我们的民族已经已经从原先天朝大国的心态转了180度，变成了认为种族有优劣，别的种族是优秀的，自己种族是劣等的，王小东先生定义此为逆向种族主义。只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一定是我们错了，几乎都不需要什么理性分析。逆向种族主义的许多论述在经验事实上、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河殇》，从原始村落姜寨有围墙，后来又有长城，便推断出中国人有可追溯至史前的封闭之“劣根”，却全然不顾他们推崇的欧洲人自原始社会至中世纪，同样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墙。时至今日，“河殇体”仍然老当益壮，有人在网上说：“中国人爱圆桌吃饭，西方人则更喜欢方桌，这在文化上天生是有差异的——方桌让人四目相对，它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我只关注你，而不是别人，所以，西方文化更加浪漫。”却全然不顾其实无论中西吃饭，都是方桌、圆桌并用这一基本事实。一位企业副总，在地铁上拍到几位西班牙姑娘在笑，便得出结论，“人家是生活，我们是活着！”照片发到网上，一群人跟着长吁短叹，却全然不顾西方地铁上班族一样脸色沉郁，而你要想拍几个中国姑娘在地铁上笑，其实也很容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人如非心理病态，绝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论断。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今中国，此类论断信之者众。

如果读者有空可以去找王先生的文章读读，此不多述。问题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国力大增，财富急剧增长，我们肯定做对了什么！不然不可能在全世界在为衰退担忧时，中国经济仍然十分强劲。张五常教授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的题目明明是‘中国做对了什么’，可是在网上的名字却是‘中国做错了什么’！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在失败的时候不能正视失败，那么承认现实确实是成功的第一步。可是就如同孔夫子所言，君子随时，在成功的时候不能正视成功同样是不可能长久的成功。

煤炭黑金暴利造就史上“最肥科级单位”

21世纪经济报道 夏晓柏;彭立国 长沙、耒阳报道 2011-10-18


核心提示：近年来围绕煤炭暴利，“黑金”潘多拉魔盒被打开，耒阳涉及煤炭的系列窝案不断发生。


耒阳，这个湘南的山地小城，总是在人们渐渐淡忘它的时候，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

10月10日，“史上最肥科级单位”耒阳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下称矿征办）腐败窝案宣判：矿征办主任罗煦龙、副主任蒋金辉等数名班子成员获刑。

而据该矿征办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此案涉案金额高于公开披露的500万元。

湖南少煤，而耒阳则是湖南煤炭主产地，煤炭储量丰富。而近年来，围绕煤炭暴利，“黑金”潘多拉魔盒被打开，耒阳涉及煤炭的系列窝案不断发生。

这个小小的县级市，煤炭总储量近4亿吨，仅煤炭相关税费征收一项，每年可带来4亿多元财政收入，占耒阳市财政总收入的1/4强，被视为“耒阳市第二财政局”。

煤炭“黑金”暴利滋生出巨大的寻租空间。罗煦龙等矿征办官员手握的征税大权，串通10家税费征收站负责人，编织起覆盖整个矿征办上下环节的贪腐网络，以私放运煤车、截留煤炭税费、虚报超收数额等方式，大肆贪污受贿。

而耒阳市以煤炭税费征收作为重要财源，征收任务逐年加码，对于煤炭税费征收运作则形成监管真空：审计监督长期缺位，矿业权招标拍卖的市场化交易制度徒具其形，依靠权力分配资源的“官煤勾结”方式遂大行其道。

小站长月收40万

耒阳市矿征办成立于1995年，前身为煤炭基金调节办公室，属市政府管理的临时单位。2006年8月，更名为矿征办，成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主要征收煤炭相关税费。目前，矿征办下设有竹市、三都、南阳等10个税费征收总站，总站下又设有数十个分站。

“所有从耒阳运往外地的煤炭，都要经过矿征办的检查，征收相关税费后才能放行。” 耒阳市矿征办一位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来耒阳运煤的车辆都要先到矿征办办理煤运卡，然后在相关乡镇的煤矿运煤后，凭借煤矿发放的标识卡，在各个征收站缴费放行。

据本报记者了解，这一窝案被揭露，最初就肇始于矿征办下属的征收总站。2009年，在竹市总站在站长刘成的操控下私放运煤车，短短一个月内非法收受运煤司机贿赂170多万元，刘个人从中分得40万元。

此事被人举报，刘成随后被刑拘，在审讯中将其上司罗煦龙供出。2009年11月，罗煦龙被双规。案件最初由耒阳市检察院负责，但不久之后转至耒阳所在的衡阳市，由衡阳石鼓区检察院立案侦查。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个案子远不是一两个人受贿那么简单，涉及的人员很多，是个腐败窝案。”石鼓区检察院相关人士透露。

检察机关查明，矿征办窝案涉及110余人，占矿征办职工770人的1/7，几乎囊括矿征办所有中层以上干部，涉案金额500多万元。最终，罗煦龙、蒋金辉、税费征收大队大队长严溅成等矿征办高层，以及数十名征收站的站长、副站长共55人被立案调查。

今年10月10日，石鼓区法院对耒阳腐败窝案主犯作出判决：罗煦龙犯贪污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其妻匡秀凤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蒋金辉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严溅成犯贪污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数字远不止500余万元，仅仅罗煦龙一个人，受贿金额就超过500万元。”前述熟知内情的矿征办内部人士透露。

而罗煦龙的继任者蒋家华，走马上任不到一年半，亦于2011年4月被双规，其涉嫌的罪名同样是受贿。

黑金定律

耒阳地处湘南，原属郴州管辖，1983年划归衡阳。耒阳与郴州地质条件相同，矿产资源丰富，除了铁、锰、钨、锡等金属矿，还有大理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以及煤炭等固体燃料矿。

耒阳政府的官网显示，目前耒阳全市含煤面积427.6平方公里。截至1990年底，煤炭保有储量3.82亿吨，其中工业储量2.48亿吨，远景储量1.34亿吨。

“2005年之前，煤炭只有200多元/吨，价格很低，所以煤炭税费只是象征性收一点。”竹市镇私人煤矿老板李先生回忆说，从2006年开始，煤价一路走高。目前原煤出矿价已达到800元/吨左右。

于是，手握煤炭税费征收大权的矿征办成为耒阳最有油水的部门。

前述矿征办内部人士透露，2007年开始，耒阳市政府开始对煤炭相关税费征收下达指导性任务，“当年的任务是征收380万吨煤炭的税费，标准是20元/吨，征收总额达7600万元。”

2008年后，征收任务不断加码：2008年500万吨、2009年580万吨、2010年700万吨；征收标准也相应水涨船高：2008年52元/吨、2009年62元/吨、2010年72元/吨。

2008年至2010年，耒阳市煤炭税费收入分别为2.6亿元、3.6亿元、5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耒阳市对应年度财政收入的1/4左右。

“目前市里给矿征办的返点提成标准是5元/吨，作为员工的奖金。”矿征办内部人士介绍说，2009年和2010年，矿征办分别获得约2900万元和3500万元提成返还。

巨额返点提成显然没能让矿征办的官员们感到满足。检察机关调查材料显示，罗煦龙等人利用手中权力，采取截留征收站超产奖、伪造各站点发放奖金名册、虚报超收数额和降低任务指标多提超产奖、私放运煤车等办法，套取资金私分给领导班子和部分中层干部。

矿征办的一个敛财招数，是通过私放运煤车收取贿赂，设立自己的小金库，每个月都会通过“放车”获得一笔额外收入。

运煤车通过征收站时，每一吨少交8到12元，一辆车即少交300到400元，而不用开票，一天放车几十到上百辆不等，从而逃取国家的税收。而从中收取的贿赂，则作为征收站员工以及领导的灰色收入。

通过此法，矿征办每人每月可分得2000元到4万元不等，最高峰时，一个月可以如此获得“杀车”收入200万至300万多元，有些月份部分领导可以分得10万元之多。

“矿征办领导每个月从各个征收总站的私放运煤车赃款中抽取20%-30%，叫做‘抽水’或‘进贡’，领导大力支持甚至是怂恿各个征收站私放运煤车，这样可以多多分赃。”前述矿征办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矿征办的私放行为每年至少造成耒阳市上亿元的财政收入流失。

煤城煤怪胎

“没有煤炭，就没有耒阳的今天。”煤炭之于耒阳的份量，从不久前刚刚离任的耒阳市委书记袁延文的话中可窥端倪。

可资印证的是，2010年，耒阳财政收入17.13亿元，而当年煤炭税费收入近5亿元，对财政的贡献率超过1/4。

在坐享煤炭带来的丰厚收入的同时，耒阳政府对煤矿和煤炭税费征收的监管却乏善可陈。

表现之一是矿难频发。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仅2010年3月-4月，耒阳即发生煤矿事故4起，死亡7人，占了湖南省的1/4；而2011年的“6·20”矿难又造成13人死亡。

表现之二是矿权拍卖制度的空置。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早在2002年，国土资源部即停止了矿业权的行政审批，实行招标拍卖制度，“任何矿业权的交易，都必须走招拍挂的市场化程序，谁都不能例外。”

但在耒阳，这一制度更多地成为摆设。记者获悉，当地很多本应通过招标拍卖市场化方式出让的煤矿开采权，却多数代之以协议出让方式，甚至直接由部分领导以行政权力分配。

煤炭税费征收方面，乱象尤甚。尽管矿征办早在罗煦龙任主任期间即设立了连接各个征收总站和分站的税费征收网络监控系统，但形同虚设。

“很多征收总站以停电、设备故障为由，不时将网络监控系统的电脑终端关闭，以私放部分运煤车通过关卡。” 前述矿征办内部人士说，而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通常对此“睁只眼闭只眼”。

此话看来并非不可信。10月12日中午12点，本报记者在矿征办办公楼一楼的网络监控中心看到，当日值班的两名监控人员，一人在沙发上睡觉，另一人在玩手机游戏，没有人去观看房间电脑显示屏上各个征收站的情况。

“矿征办是事业单位，对于它的审计，我们主要是根据市委组织部的委托进行，没有委托的话一般不会主动进行审计。”10月14日，耒阳市审计局行政事业审计股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市审计局最近三年都没有对矿征办进行过审计。

“单位领导都不在，这个事情我们不方便说。”10月13日，本报记者分别致电耒阳矿征办和耒阳市政府办公室，欲就集体腐败案及煤炭税费征管现状进行采访时，矿征办工作人员抛出这句话后匆匆挂断电话。

一份不能公开的调查： 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尔德;杨秋波 北京报道 2011-10-18

核心提示：对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污染虽做了相对系统的“摸底”调查，但由于比较敏感不对外公开。

“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污染整体并不严重，局部的问题比较突出，且呈现恶化趋势。”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张兆吉对本报记者表示。

本报记者了解到，张兆吉所在的研究所已对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污染，做了相对系统的“摸底”调查，但调查结果由于比较敏感不会对外公开。

“华北平原75%以上的用水需求靠地下水支撑，其最大的问题不是地下水的污染问题，而是其超采导致的地下水危机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对本报记者表示。

而被寄予众望的南水北调工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北的地下水危机。张兆吉建议，解决华北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措施还在节水。

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摸底”收尾

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关于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状况，官方尚未公布任何完整的污染调研数据。

但相应的调研工作早已开始，并进入了收尾阶段。早在2006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该项目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具体承担，首次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系统的地下水污染，特别是有机污染的调查和评价。

“这一调查项目能够全面而完整地反映华北平原地下水的污染现状，比2001-2002年第二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要细致很多。”张兆吉对记者表示，“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但调研报告还未通过专家最后验收，预计今年年底能够通过验收。”

目前调研报告的一些基本结论已经公开。本报记者查阅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的官方网站发现，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呈现三个特点：首先是污染指标多，以三氮（NO3-﹑NO2-﹑NH4+）、重（类）金属（Pb﹑As﹑Cd﹑Cr6+﹑Hg）和微量有机污染物为主；其次是多为点状污染，分布较广，多集中在城市周边和重化工开发区及影响带范围内；三是以浅层地下水污染为主，深层地下水亦有多点检出污染物。

同时，单指标综合评价显示，不用任何处理直接可以饮用的地下水（Ⅰ－Ⅲ类）占36.49%，经适当处理可以饮用的地下水（Ⅳ类）占24.25%，有39.37%的地下水（Ⅴ类）需经专门处理后才可利用。

其中，浅层地下水直接可以饮用或经适当处理可以饮用的占60.82%，需经专门处理后才可利用为39.18%。与浅层地下水相比，深层地下水质量较好，直接可以饮用或经适当处理可以饮用占60.50%，需经专门处理后才可利用为39.50%。

张兆吉分析，导致华北平原地下水的污染源主要来自石油类污染，城市垃圾和生产生活污水的不合理处置以及农业生产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治理地下水要对症下药。

该调查项目的报告，由于涉及到不少敏感数据，所以不会对公众公开。“根据我们以往的工作程序来看，该报告通过验收后，会递交到国土资源部，不会向社会公开。但国土资源部会通过公文的形式，将各省市的污染状况送到各省市。” 张兆吉介绍，“我认为，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整体上不是很严重。”

尽管如此， 但从局部来看，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污染相当严重。北京大学工学院能源与资源工程系水资源研究中心的一份历时五年多的研究报告表明，2006年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河平原的污染已经触目惊心。该报告指出，在海河平原，地下水污染的面积占海河面积（149581平方公里）的41.7%，其中重度污染区占18.6%，轻度污染区占23.1%。

“地下水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总盐或总氮的超标。引起地下水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农业所施农药化肥、工业废水、废渣、生活垃圾以及污水灌溉。非点源污染（农业施肥、污水灌溉）的位置和浓度都难以监控和把握，现有点状污染源的状态（如位置、浓度等）虽然相对比较容易把握，但污染源的历史状况很难确定。”该报告指出。

南水北调难治超采

在国家“973”计划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与调控”项目首席科学家石建省看来，华北平原75%以上的用水需求靠地下水支撑，华北平原当下最大的问题不是地下水的污染问题，而是其超采导致的地下水危机问题。

资料显示，我国北方城市的地下水开采强度普遍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的开采程度（以实际开采量与允许开采量之比来表示）最高，河北省高达126%，北京109.38%，其它省（区、市）都在70%以上，部分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处于超采或严重超采状态。石建省表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由于超采华北平原地下水总储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

北大水资源中心的《海河流域平原地下水质模拟研究》表明，华北平原 2000 年浅层地下水超采区总面积已达59554km2，占淡水区面积的62%，其中埋深大于20m的严重超采区面积16745平方公里，占淡水区面积的18%。除局部地区外，该区浅层地下水全淡水区均已发展成超采区。严重超采区主要分布在北京、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的局部地区，大部分分布于城区及周边密集开采区；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为 560000平方公里。

本报记者了解到，因为过度超采，在华北平原14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上，已造成2万平方公里的浅层地下水漏斗和7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这就意味着漏斗区地下水的补给非常困难。”一位地质专家表示。

过度超采带来的问题不仅于此。石建省指出，过度超采还会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区域上发生地面沉降，地表干旱沙化，影响人们的用水安全，同时华北平原地下水需求将会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达到峰值，因此在未来十年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短缺程度面临进一步加剧的极大压力。

对华北的地下水危机， 很多专家给出的药方是寄望于南水北调工程。但根据2009年5月出版的《华北平原地下水可持续利用调查评价》表明，2010年南水北调来水之后，可大大缓解华北平原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局面，到2015年，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量小于可利用量，但到2020年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量将略大于地下水可利用总量。因此在2015年，部分地区仍面临地下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对此，张兆吉分析，南方北调可以保障地下水水位不再下降，但要想缓解地下水危机，应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如挖掘水资源潜力，提倡节约用水，发展节水经济，加强水资源管理，但最根本的措施还在于节水。

“农业是用水大户，约有80%的水量用于农业灌溉。”张兆吉对记者指出，“华北平原农业节水灌溉面积不足40%，而采用高节水灌溉手段（如管灌、喷灌和滴灌）的灌溉面积仅占25%以下，说明华北地区节水潜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