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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15亿美元阿根廷种地

21世纪经济报道 于盟 北京报道 2011-07-09


核心提示：黑龙江农垦总局旗下的北大荒集团公司向阿根廷里约内格罗州政府提交了农业合作意向，承诺将在未来20年内投资15亿美元，开发30万公顷的耕地，生产大豆、玉米等农产品。

据媒体报道，黑龙江农垦总局旗下的北大荒集团公司向阿根廷里约内格罗州政府提交了农业合作意向，承诺将在未来20年内投资15亿美元，开发30万公顷的耕地，生产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北大荒将为这一项目装配先进的灌溉设施，并兴建配套的发电项目进行港口扩建工程。

记者近日咨询了北大荒商贸集团境外开发办公室和黑龙江农垦总局商务局，工作人员称相关项目人员仍然在阿根廷出差“落实项目中”。

与北大荒保持定期联系的华富拉丁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陆毅思则告诉本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中国企业前往阿根廷进行农业开发。此前在阿根廷农业领域，有一些中国投资者的个人投资行为，但从未见这样的投入。

知情人士透露：“里约内格罗州给予了北大荒比较优惠的土地价格，其中一块土地是赠送的，北大荒与该州长达2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中还附有延期的条款。”

北大荒的投资计划还吸引了阿根廷两个州的领导人，处于主动地位的北大荒选择了投资条件更为优越的里约内格罗州。

不过目前这笔巨额投资还是“纸上谈兵”。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农村经济与地区发展部的孙姓研究员表示，北大荒集团公司与阿根廷里约内格罗省仅达成了土地投资意向，还未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将来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可能会参与北大荒的项目评估。

据孙透露，“这一项目还未到决策阶段，港口等基建项目不一定马上开始。”陆毅思也表示，目前北大荒正在和各个银行接触，“北大荒1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不会一步到位。”

不过，“阿根廷相对低的农业投资成本的确很有吸引力，在阿根廷进行大豆种植的成本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陆毅思说。另据上述研究员透露，包括中兴通讯在内的许多中国公司也有投资拉美农业的打算，有的已经付诸行动。

陆毅思认为，阿根廷的土壤质量、气候条件和高产农业科技都很有优势。而劣势就在于，从阿根廷出口大豆要加收35%的出口税。不过即使是加上了这样的税，还是有利可图。

不过来自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农村经济与地区发展部的另一名研究员却认为，农业是个微利行业，国家对农业补贴已经是国际惯例。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较多，对于企业来说负担会比较重。另外，由于农业投资效益回收周期长，通常5到6年才能收回成本，而这期间一旦受经济、政治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投资就会遭遇风险。

陆毅思认为，想要降低风险，中国公司需要做好和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沟通和管理。此前彭博社在报道这一投资消息时写道，阿根廷、巴西这样传统的农业出口国希望增加商品出口，并且正在收紧外资购地的政策。

“北大荒承诺发展基础设施，就缓解了外界对于中国在拉美‘置地’的紧张情绪，妥善处理了与各利益集团的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陆毅思说。

为高利贷平反昭雪

你知道吗? 投资银行,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一般要求投资的内部收益率超过25%,不管他们投资的形式是债权, 股权还是可转换债。你知道吗? 全球千千万万的银行对信用卡余额所收取的利率高达40%。你知道吗? 全球的消费者贷款和微小企业贷款的利率都比银行基准利率高出好几倍。你知道吗? 大量的消费品以及医药企业的毛利率在70%以上!

上述高利率和高回报率从来没有人抱怨，但是，我们中国人对高利贷的态度是鄙视或者敌视；甚至有些从业人员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放高利贷的。但是你想想,如果小企业主能够用10% 的利率从银行得到足够的资金, 他为什么要主动找小额贷款公司或者典当行或者民间借贷人,支付20%甚至更高的利率呢? 难道他不懂算术吗? 显然,在他所要求的时间和条件下,他完全不能获得贷款,或者不能获得比较好的贷款利率。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应该逼他们走投无路呢,还是给他们多一个选择呢?

六月的某个深夜, 在雷雨交加的广州, 我急需从花都区的酒店赶到办公室取一份文件, 虽然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 但是几个出租车司机都不愿出门。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位小伙子帮忙, 我付给他200元做报酬。他谢谢我。可是, 我更谢谢他。

在多数情况下, 高利贷 (小额贷款和典当行) 就是这样的服务。宁波的王大伯下周嫁女,今天需要5000元添置家具和多买一些食品。某小额贷款公司在十五分钟之内把钱借给了他。下周, 王大伯收到礼金之后, 归还了5300元。这家小额贷款公司一周内收到了6%的利息, 年化的利率高达百分之几百。但是, 你问问王大伯为什么不找银行吧。你再问问王大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体验: 他感谢还是仇恨那家小额贷款公司? 我们不要想当然,不要居高临下, 指手画脚。还是问问他吧!

广州某下岗女工2009年开了一家商店，为几家大企业采购和供应各种办公用品。由于她没有合格的资产做抵押，没有银行愿意给她提供贷款。我们万穗小额贷款公司在认真分析了业务前景之后，帮助了她。今天，她是一个有成就感的企业家。

在广州花都区, 我们万穗公司以微型金融为主业。两年来, 我们累计为1537户小型企业发放贷款11亿元，其中单笔30万元以下的有1345笔,户均余额10万元。我们的48个员工已经把微型贷款业务推广到了广州市花都区80个村镇和街道，帮助了17750人就业。我们这家小公司已经向政府缴纳税款2300万元，而有些占地几百亩（污染河流和空气）的工厂从来没有交过这么多税！

假想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小额贷款的股东突然决定把所有的资金赠送给农户和小企业,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继续为客户服务的本钱。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赚不到足够的利润,他们的股东们就会失去动力。这个行业就不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几十年来,我国大量的支农资金,水利建设资金,西部大开发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全部都走进了一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的死胡同。政府曾经试图引进偿还机制,让资金可以循环使用,但是很遗憾, 基本上都失败了。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没有带来一个自我造血机制呢?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在实践中,大家容易忘记。我认为,政府关心三农和微小企业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获得资金上的平等待遇。当然,高利贷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平等。但是没有高利贷,他们离平等更加遥远,他们的境况更加悲惨。

直到去年, 我本人对高利贷也有严重的偏见。可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决定云游四方，做点研究。我很快就爱上了这个行业。华尔街日报的故事是这样的。某个星期五的傍晚,一个小伙子走进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营业所,他掏出身份证,很快获得了80美元的贷款。那天是他女友的生日，他想买一束花,并且请他的女友出去吃晚饭。不一会儿, 他就哼着小调儿,消逝在浪漫的落日余辉里。下周一,他领了工资,便把100美元 (含20美元利息) 转给了债主。三天时间,债主的利息率高达25%,年化的利率高达百分之几千,但是那个美国小伙子没有抱怨。

我们中国人曾经鄙视农贸市场和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 甚至长期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而他们只不过是凭借苦力挣一份诚实和干净的养家活口的钱, 一丝一毫也不比干部,教授和工人卑贱。

我们的银行这几年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重要性, 也开始有点作为。但是,他们还做得很不够:民间贷款利率比官方利率高出5-7倍的事实足以证明银行做得太少,也足以说明社会的不公正。银行弯不下腰来,有公有制的原因, 有放贷成本的原因（他们的浪费和麻木实在惊人）,也说明了小额贷款的高风险。银行审查贷款不灵活,费周折,营业时间和地点也并没有为小企业和农民着想。我们的银行长期受到衙门作风的毒害, 对顾客傲慢，对抵押品也有过于僵化的要求。所以在资金短缺时,微小企业和农民受害最深。我父亲是个湖北农民, 他每次走进信用社的大门, 腿就发抖。他为什么害怕呢?

近年来, 虽然高利贷行业在媒体上爆光不少, 但是行业的规模还是太小, 原因在于监管制度太呆板, 而根子在于人们对这个行业的歧视。2011年5月底, 中国国内信贷余额为62万亿元。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为3,000多亿元,占0.5%; 典当行的余额为1,000多亿元,占0.16%; 担保公司估计有300亿元不合规的贷款,占0.04%。这三类机构的贷款总和小于华夏银行的一半, 或者兴业银行的40%。

小额贷款在贷款前的尽职调查时间一般很短, 管理成本高(因为单笔贷款较小), 客户一般又没有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但是, 在政策上, 他们受到了歧视性的待遇。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不能拆借资金,不能经办委托贷款, 负债率又受到政府的极不公平的限制 (小贷公司0.5倍, 而典当行1倍,担保公司10倍，而银行10-20倍)。

我们万穗公司严格遵守政府的监管规则，收取的利率决不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同行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渴望降低利率。而降低利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从经济利益上和制度上（而不光是嘴巴上）鼓励所有金融机构参与小型金融甚至微型金融。供求关系会把利率降下来。现在最大的头疼是设立机构太难，资本金太小，负债率的限制太严。当我亲耳听到同事们对农户说，“抱歉，没钱可贷”时，我很难受。我们渴望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的杠杆率上去，业务量上去，但是利率降下来。利率太高对于我们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太高。我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较低的利率，而不是较高的利率；但是，用行政办法限制利率从长远来看，是不明智的。

古今中外,小贷公司和典当行都是很活跃的行业。而且,与大家的偏见相反,这个行业的繁荣并不以宏观调控 (或者货币紧缩)为前提；即使在资金非常充足的2007年和2009年,高利贷也十分兴旺。在今天的美欧和日本也是如此。我坚信,中国政府和大众一定会看到小贷公司作为一个行业对扶持微小企业和三农的巨大贡献。随着这个行业的成熟和形象的提升, 政府会提高它们的负债率的上限, 也会降低税率而减少它们做帐外帐的诱惑。

吸引我投身小额贷款行业的原因有好几个，包括政策的春风和万穗团队的勤奋。就在我到万穗小额贷款公司上任之前的一个月和上任以来的这两个星期，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省金融办公室，市金融办公室和粤财集团（再担保）的主要领导已经多次来看我们并参观我们在农村搭建的融资帐篷，探讨扶持我们和全行业的具体设想。我们很受鼓舞。

那些没有建立优秀团队，信贷文化以及贷款流程技术的小贷公司和典当行一般没有长期打算,也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现在已经碰到客户不足的问题,他们可能最终歇业,或者寻求合并。但也有不少小贷公司和典当行会随之繁荣,会到资本市场融资; 也会有行业性的服务公司出现, 提供融资和证券化的服务。

高利贷，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有志的大学生，准备好你的简历，直接联系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或者典当行或者担保公司吧！用你的勤奋去改善它们。我从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转到小额贷款公司，丝毫不觉得屈就，反而感到非常爽心。

作者是广州花都区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最近会通过中信出版社出版《一个证券分析师的醒悟》（修订版），畅谈投身实业和与股市若即若离的一点乐趣。与上次一样，稿费将全额捐给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马良中学。广州花都区万穗小额贷款公司的地址：广州花都区公益路23号北座钻石商务大厦805室。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掀建设“热潮” 总投资已超万亿
王茜 2011-07-12

即使是很多专家认为不符合城市轨道建设条件的三线城市，如今也在积极做规划。而现行的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仍是政府投资加银行贷款，政府投资支出压力大，融资市场化程度低，行业开放度低，这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十二五”城市轨道交通总投资超万亿元

据《北京晨报》近日报道，当前中国内地共有36座城市向国家主管部门上报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规划，其中有28座城市得到了国家批准。计划至2015年前后规划建设96条轨道交通线路，建设线路总长2500多公里，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负责人高毓才表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步入黄金发展期，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大，因此有严格的报批审查手续，目前中国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平均每公里建设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

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南京、武汉、长春、深圳、大连、成都、沈阳12座城市，先后建成并开通运营了48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运营里程1395公里。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原所长董焰前不久更是表示，预计未来我国将有229个城市发展轨道交通，2050年规划的线路将增加到289条，总里程数达到11700公里。

援引《经济参考报》7月12日的报道，针对大量城市热衷于兴建轨道交通，并存在攀比的现象。多位专家表示，城市应根据市场需要和自身特点发展轨道交通项目，提防出现一窝蜂现象。

问题一：适不适合都上项目

在城市竞相动工的轨道交通项目中，以地铁为甚，据了解，目前大连、徐州、包头、太原、石家庄、徐州市、大理、海口、温州、洛阳、济南、柳州等城市都正在或是计划修建地铁。

而部分城市不考虑当地客观条件修建地铁遭人诟病。有专家就曾指出，“济南地下泉水多，洛阳地下文物多，柳州地下岩洞多，这些地方根本不适合建地铁。”

《南方周末》也曾报道，大连市修建地铁，一周发生三次塌陷导致人员伤亡，而大连市地铁总指挥部也承认大连市区“溶洞多，地下水埋藏浅，岩石破碎，地铁隧道施工95%都是在‘水’下作业，这对于施工来说难度很大，这样的地质环境容易出现坍塌。”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大连市的地铁项目在事故后也迅速复工。

此外，北京地铁设计研究所原所长蒋玉琨表示，很多三线城市虽然不符合城市轨道建设条件，但也在积极做规划，例如湖南株洲和山东济宁等城市。

同时，业内人士也指出，有些地方修建地铁并不是根据交通需求情况，而是根据经济规划进行建设，比如政府为了拉动某地区的经济发展修建地铁。另外，还存在为了增加地铁总里程数而在郊区大肆修建地铁的现象。

问题二：地方政府债务巨增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教研部教授张孝德表示，“十二五”期间大规模修建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有三方面的风险：

首先，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银行贷款出于对未来经济面看好的预期，但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风险。

其次，投资效果的风险。城轨项目的收益取决于城市化的规模、人口的流动比数，我国的城市化有一定的泡沫，二线城市跟风建设地铁，如果不是根据市场需求，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第三，如果央行收紧银根，一些地铁建设工程的资金不能跟上，就会成为“半拉子”工程。

从每公里造价来看，地铁成本是5亿元，轻轨成本是2亿元，有轨电车是2000万左右。城轨交通项目具有一次性投资大，运行费用高，社会效益好而自身经济效益差的特点。而地铁的盈利模式尤其是世界性难题，绝大部分地铁都依靠政府补贴运营。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与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吴亚平表示，地铁项目要求的资本金比例高，项目债务资金要求期限长且成本低。而现行的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仍是政府投资加银行贷款，政府投资支出压力大，融资市场化程度低，行业开放度低，这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牟丕志:套话、假话、大话、官话——机关中的说话哲学



我说话的原则是不得罪人。俗话说，守着矬人不说矮话。说话要看清对象，尽量避免说到人家的短处，特别是不要说到人家的忌讳之处。局长爱开会，我就决不会说文山会海之类的词；局长爱搞排场，我决不会说有关防止铺张浪费的话；局长爱打麻将，我只字不提麻将的坏处。总之，我在说话之前，总是三思而后说，决不会说没有把握的话，这就免于祸从口出。这是我在机关工作多年，经过反复总结教训才达到的境界。

说话

在机关工作，成败得失全在于说话。对这一点，我特别有体会。我曾当过多年中层干部，靠的就是说话的技巧。古人说：好马出在腿上，能人出在嘴上。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我擅长说赞扬的话。我爱赞美别人，特别是对于局长，我总是赞不绝口，以表示我对他的敬重和拥戴。赞美别人是一种学问，如果你赞扬得体，抓住了关键，一句话就会把双方的关系拉近许多。要赞美别人，脑子必须活络，得会使用哲学，善于在对方身上全方位找到长处，多角度发现成绩。如果我们单位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我会说，是局长高瞻远瞩，指挥有方，功不可没。如果我们单位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会说，局长带领我们艰苦创业，已经把任务实现到最好程度。如果单位不出事故，我就说局长抓安全防范政绩突出，堪称楷模。如果单位出了事故，我就说局长在事故处理上坚决果断，雷厉风行。如果局长被上级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就说局长业绩突出，实至名归。如果局长没被上级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就说局长淡泊名利，不与别人争抢荣誉。如果局长身体肥胖，我就说局长强壮有力、风度翩翩。如果局长身体瘦弱，我会说局长精细干练，气度不凡。总之，在局长面前，我会有成千上万种由头来表达我的赞美之情，让局长感到舒服、满意，让局长记住我，让局长喜欢我。当然，我赞美局长不仅仅限于他自己，我还不失时机地赞美他的家人，比如赞美他的孩子。如果他的孩子学习好，我会说他的孩子有出息，将来能成大器。如果他的孩子学习不好，我会说他的孩子聪明，还有潜力可挖，后劲一定很大。如果他的孩子听话，我就说他的孩子懂事明理，今后必有出息。如果他的孩子不听话，我会说他的孩子有主见，将来必成大业。总之，说给局长的话肯定会顺耳动听，决不会让他讨厌。

我说话的原则是不得罪人。俗话说，守着矬人不说矮话。说话要看清对象，尽量避免说到人家的短处，特别是不要说到人家的忌讳之处。局长爱开会，我就决不会说文山会海之类的词；局长爱搞排场，我决不会说有关防止铺张浪费的话；局长爱打麻将，我只字不提麻将的坏处。总之，我在说话之前，总是三思而后说，决不会说没有把握的话，这就免于祸从口出。这是我在机关工作多年，经过反复总结教训才达到的境界。当然，这境界属于一般水平，还差得很远。可是，有人不服这个理，结果自食其果。我们单位的小李，本来业务能力很强，工作也很卖力气，可是，就是因为一句话，使他倒了大霉。就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心血来潮，一时兴起，竟当着众人的面说：再过二十年，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结果，这句话流传开来。局长们显然不是年轻人，他们表面不说什么，可心里却牢牢记住了这句话。结果是，几任局长都不肯提拔重用小李。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李已变成了大李，前途暗淡。我牢牢记住了小李这个教训，坚决防止自己由于说一两句不该说的话而坏了大事。

我常常贬损自己。我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别人见面总是要夸我两句，我却说，我这个人不配当先进工作者，受之有愧呀。我经常说自己是笨蛋、傻瓜、糊涂虫。我常常把自己办的一些糊涂事、可笑的事、没办好的事讲给大家听。我发现，我越是贬损自己，越容易和别人接近。我发现一个定律是：抬高自己就是贬低别人，贬低自己就是抬高别人。所以，要想让别人接纳你，就要处理好贬低与抬高的关系。所以，一旦有人表扬我，我早就准备好八十句自贬的话来应付对方。其实，我知道，别人表扬你的时候，人家等待的是一句自谦或自贬的话。如果你顺杆往上爬，说你胖你就喘，岂不是瞧不起人家，不领人家的情嘛。我发现，我越自贬，人们对我的印象就越好，尤其是我们的局长，他说我很谦逊，很有自知之明，将来可以担当重任。

我提意见的水平很高。在召开民主生活会时，通常要求大家面对面地给局长提意见。很多人在会上都默不作声，而我却畅所欲言。我说，局长太心急，没白天地没黑天地干工作，要是把身体累坏了，那是要影响工作的。局长应对本单位员工一视同仁，你儿子本来工作干得不错，又有大学文凭，为什么不提职？还有，你经常工作在乡下，这不是事必躬亲吗，今后应少下乡，把机会给别人就行了。大家都说我提的意见有分量，使会议免了尴尬，又使局长能够接受。我每次提意见时，局长总是很诚恳地说，提得好，提得好，我今后一定要改正，决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套话

套话是机关最基本的语言。我在机关当过秘书，不知道写了多少套话。可以不谦虚地说，写套话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单位家庭，马不停蹄地写着。我写得头脑发麻、精疲力竭、没完没了。你可别小瞧我写的这些套话，它的作用太大了。我用这些套话写成了局长报告、局长讲话、经验材料、工作计划、经济论文、调查报告、各类文件等。

套话里面的学问很大。套话是一种精妙、实用的语言，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变成套话的。对此，我有几点肤浅的体会。首先，套话应该是先锋的词、时髦的词、响亮的词、上口的词、精致的词。在内容上不一般，读起来气势恢宏，流畅自如。其次，套话应该是正确的词，大家都认可的词，说上一千遍都不会挑出毛病来。不成熟的话、有漏洞的话、过头的话、似是而非的话，是不能写成套话的。再次，套话须符合领导的口味。领导喜欢短句，套话里的短句就应多一些，领导喜欢长句，套话里的长句就应多一些。所以，写套话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人而异。

套话大多是正确的废话，重复来重复去，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它却十分有用。它支撑着机关的话语体系，如果机关停止了套话的运用，那非得关门不可。套话可以翻来覆去地运用，虽然味同嚼蜡，但是它总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谁也不能撼动它。使用套话是需要具备资格的，在我们局，只有局长、副局长才有资格在台上宣讲套话。我原来很瞧不起套话，认为套话是耗费别人时间的罪魁祸首。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发现，套话是一门艺术，它是一种智谋、一种武器、一种生存手段。它无处不在，无人不晓得它。它强大无比，没有人能够打倒它。机关已离不开套话了。

我写套话驾轻就熟。为了写好套话，我总是留意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里的套话，并牢牢地记住它们，准备在关键时候派上用场。我还十分留意局长平时讲话，掌握他的说话习惯、表达方式，以及爱使用的字眼等。掌握了这些，我写套话就做到了有备无患。由于我写套话写得多了，心中逐渐形成了套话库，随时可以提取套话，往往写起来思如泉涌，一蹴而就。我们局总是不停地更换局长，给我写套话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不过，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适应每位局长的套话口味。李局长是学经济的，我为他写讲话稿的时候，尽量使用经济方面的名词套话，这样，他就感到很满意，时间久了，他就十分信任我了，我写的东西他常常是简单看一看就通过了。王局长是学管理的，我为他写讲话材料时，就尽量使用管理上的理论和提法，并多使用数字，他很快就认可了我的写法。如果遇到写套话的行家，那我当然不放过学习的机会，提高写套话的本领。我们局曾经有一位林局长，一上任就安排我为他写一个讲话材料，我很卖力地写出了稿子，自以为写得不错，可是，林局长却对讲话材料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把其中很多响亮的套话都删去了。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遇到自己的同行了。原来林局长在某局办公室当过分管文字综合工作的副主任，后来升任了局长。他研究套话的水平比我高多了。他的套话精练准确，寓意也更为深刻，写法也十分成熟老道，无懈可击。我自愧弗如，于是虚心地向他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钻研，我写套话的水平又有很明显的提高，并受到了林局长的肯定。由于我善于写套话，套话又很适合领导的口味，领导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我写套话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局长念了我写的报告就等于套话发表了。听着我写的套话，我心里就油然升腾起一种快慰感，飘然欲仙。我遗憾的是，我们局只有一百多人，能够听到我写的套话的人毕竟有限。我费了那么大工夫写出来的套话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幸的是，我写的许多套话伴随着一些文件和资料被存入了档案室，永久地保存，其价值可想而知了。

由于我总是不停地写材料，对此，我心里也感到很幸福。我心里作起了作家梦，决心当一名套话作家，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于是，我写了一些套话文章，投稿给报刊，有一家幽默杂志发表了我几篇作品，编辑来信说我写的套话是套话中的经典，并向我约稿。我的女儿特别崇拜我，她说要以我为目标，长大后当一名作家。一次，她写了一篇作文求我帮她修改。我心想，这下子可以露一手了。于是我下了很大力度，把作文改得面目全非。我把自己掌握得最为出色的套话都用上了，觉得这篇作文无可挑剔了。女儿带着作文去找她的老师看。没想到的是，女儿放学回家后，气咻咻地对我说，老师说这篇作文中的语言全是套话，没有一句有用的，只能给一个不及格的分数。老师还问这些套话是从哪学来的。我对女儿说，不可能吧，你们老师是不是没有听过领导讲话呀？

假话

我总是在说假话，假话是我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年，我是机关的笔杆子，如果不会说假话，早就被炒鱿鱼了。我说假话水平是比较高的，一套一套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得理直气壮，说得兴致勃勃。我认为，说假话是一种智慧，在机关这个充满玄机的地方，没有假话怎么行呢。假话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最擅长的是用假话写出各种材料。我的工作任务是写各式各样的材料，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假话写东西，而且越写越顺手，越写越有名。比如，给局长写报告，我就会大胆地使用假话。在总结成绩时，假话使用得越多，使用得越大胆，局长就越喜欢。既然如此，我就毫无顾忌了。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员工心不平、气不顺、矛盾甚多，我却写成了全体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明明是大家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人心浮动，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做好了两手准备；明明是职工收入在减少，我却说职工收入在大幅度提高；明明是单位发生了多起事故，有的职工还进了监狱，我却说单位在安全保障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单位的工作经过我的假话一装饰，成绩斐然，亮点多多，很不一般，自然皆大欢喜。至于假话本身，没有几个人较真。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没有脑子。

总结工作成绩时要用假话，在写下一步工作意见时同样离不开假话。有些工作本来就不够重视，我却偏偏写上要高度重视；有些工作局长根本不插手，却写上了局长要亲自挂帅；有些工作只有几个人去办就行了，却写了全员要齐抓共管；对于违章违纪者，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却写上了对违章违纪者将严惩不贷；明明是在机关工作的人收入高，我却写收入要向一线倾斜。假话说得头头是道、冠冕堂皇，也就达到了写作的目的，至于效果，那我就管不着了。

这些堂而皇之的假话通过局长的嘴在大会上念了，假话也就成了局领导的意见，谁反对它就是同领导过不去。此后，这些假话还要通过下发文件、检查督办、树立典型、总结表彰等形式进行深入落实。你说假话是不是很重要、很实用呀？我给局长写报告有一个经验，那就是必须敢于大胆地使用假话，用足用好用精，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我在秘书岗位上干了多年，很多人想争这个位置，都让局长给否决了。我们局长多次对我说，你写稿，我放心。这是我的莫大荣誉呀。

我说假话上了瘾，不仅仅写假话，也经常把假话挂在嘴上。我经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夸大其词的话、掩饰自己的话、无中生有的话，以及和自己的想法截然相反的话。一天不说假话，我就感到不舒服。在机关，我经常找几个同事聊天，大家当然不在乎说话的真假，只要有趣就行。于是，大家云山雾罩地聊起了。吹牛越大越好，瞎掰越没有谱越妙，给别人编排故事不用打草稿，确实有一点说真话没有意思、没有趣的感觉。我说假话成了习惯，以至于一说真话心里就不踏实。一说真话，总觉得有重大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了，对自己十分不利。有时，我一说真话就觉得别扭，觉得自己太心直了，是个大傻瓜。

假话说得多了，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现在，我常常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谁，连我自己的真正的年龄、身份、学历、经历、身高、籍贯都弄得似是而非了。因为，我常常把自己说成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时间长了，大脑一片混乱，以至搞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有时，我填写人个材料的表格时，填了几次都不能成功，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把假的东西填上，可实际上并不是每次填表都有必要填假的。到后来，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哪些话是真话、哪些话是假话。在我的大脑中，真话和假话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我更多想到的是，这些话怎样说才对自己有利，怎样说有利我就怎样说，别无选择。

说假话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由于我经常写假话，我成了单位的大手笔，别人写这样或那样的材料，总是习惯于找我修改，大家都称我为老师。我的身价越来越高。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经过我修改的文稿才是合格的稿子。由于我写出了大量材料，局里上上下下都认为我功劳很大，于是，我每年总是能够顺利地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还用假话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在很多报刊上发表，我又经常被评为宣传报道先进个人。而我善于说假话，善于伪装和打扮自己，所以成了局长的红人，也在单位里混了个好人缘。在民主评议的时候，我获得的优秀票率非常高。前一段时间，局机关按规定进行精简，很多人如坐针毡，到处托门子，以便保住岗位。可我稳坐钓鱼台，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我心里清楚，局长需要我，局机关需要我。

大话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说大话了。说大话铿锵有力，说大话有气势、有风度、有面子、令人振奋、使人激动、催人奋进。我想，如今我是局长了，不能混同于一般同志。我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大才行，否则，就显不出我的魄力和水平了。所以，说大话是免不了的。在机关工作，如果连大话都不会说，那真的就没啥指望了。其实，在机关，说大话是一种工作需要，不说大话，大家就不会有热情，工作就不会有奔头。大话是我从政的秘诀，我是靠大话才取得上级认可和群众支持的。我爱讲大话，大话给了我数不尽的好处。

说大话是我的习惯。我没有升官的时候，我很烦别人说大话，心里想，说大话就不怕让风闪了舌头？可是，不知为什么，随着我逐步升职，我就喜欢说大话了，真是有些身不由己呀。我发现，大话很可爱，也很实用，不说大话，那是绝对不成的。我常在大会上，面对众人口若悬河、喋喋不休地说大话。我把大话说得有板有眼、铿锵有力、充满激情。在总结过去成绩的时候，我总是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伟大、杰出的成绩，写下了历史新篇章。我代表全局干部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在安排下一步工作的时候，我总是说，我们要认真贯彻上级的精神，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奋力拼搏，扎实苦干，实现一个突破、两个创新、三个跨越、四个新高、五个辉煌。这时，常常赢得热烈的掌声，这是大家对我讲话的认可和支持。大家都说我讲话有气势，有水平，能够鼓舞人心。对此，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在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总是挖空心思地准备好大话、漂亮话，宁长勿短，宁高勿低，宁大勿小，宁多勿少。这些，都是上级爱听的。有时，我也想谦虚一下，可我发现，我要是谦虚了，上级会认为我无能、缺乏工作信心和魄力，反而不高兴了。所以，对于上级部署的任务，我不假思索就回答：保证完成，请领导放心。我经常向上级上报用大话组成的宏伟蓝图，常常受到上级赞赏和表扬。我深深体会到，在机关工作，如果你不会说大话，说明你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最好换一个地方。在机关，大家相互之间竞争得十分激烈，想出人头地实在不容易。你有了成绩，就得敢说，敢于夸张，敢于放大，要理直气壮地用大话及时地、充分地、有效地表达出来，这样才会体现你的本事和魄力。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各种信息塞满了大家的眼睛和耳朵，如果你不善于表达和张扬自己，有谁肯注意你？你以为你是谁？

说大话体现我对工作的重视。我常说，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是政治任务，能否完成，那就关系到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任务能否顺利完成，我们的使命光荣而艰巨。所以要使出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力量才行。如果任务完成得好，历史会记住我们，人民会记住我们，国家会记住我们。在年初，我都会在大会上讲，我们现在处在关键的历史关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历史和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要本着为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工作，创造出不朽的业绩。与会的人经常说我的讲话站得高、看得远、有思想、有魄力。为此，我说大话更加起劲了。在我的带头之下，大家纷纷学会了说大话。秘书给我写的材料，总是大话连篇，在重复旧的大话的同时，力求找到一些新的大话，让材料富有新意。我常对他们说，说大话是一种学问，大家一定要多学习、多体会、多领悟，大话要说得到位、说得得体、说得头头是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述职的时候爱讲大话。召开述职大会，是我大说特说、堂而皇之地说大话的时候。述职是什么，述职就是讲成绩、说大话，如果在述职的时候不敢说大话，不会说大话，那真就成了书呆子了。现在大家都在说大话，如果你不说，就显得你不行，显得你落后，显得你没有本事，那你就要吃大亏了。所以，我是坚决要说大话的，而且说得要有水平。涉及改革，我就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涉及基础工作，我就说实现了规范化管理；涉及工作评比，我就说实现了历史性升位；涉及精神文明建设，我就说职工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涉及反腐败，我就说反贪工作硕果累累；涉及指标完成情况，我就说创造了历史新高。有时，我还说，我采取了一项新办法，使单位的某项工作由落后变成了先进；我发现了单位一项管理漏洞，使单位免受了巨大损失；我出了一个主意，使单位财源广进等。大话使我的政绩十分突出，出尽了风头；大话也使我的底气十足，风光无限。我的荣誉接踵而至，我的好事源源不断。我发现，到机关工作的人往往一开始不敢说大话，很谦虚，可时间长了，就渐渐地学会说大话了，而且一个不服一个。如果让谁把大话说得更好，说得更有水平，就必须将他提拔，这样，他说大话的水平就会迅速提高。

官话

你别看我现在只是一个正处级的局长，但我管着局里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呢。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弄上一个正处级实在是不容易呀。有人说我是一个当官的料，当官有气派，显风度，其实，什么官不官的，我只是负点责任而已，为大家服务嘛。俗话说，干什就得吆喝什么，当官的就得会说官话，会打官腔，会保官位。我知道，有些人对官话有反感，殊不知，官话在机关是实用的语言、常用的语言、管用的语言。说官话，看似简单，其实学问可大了，一辈子都学不完。我口才好，善于说官话，官话是我的特长，官话帮了我的大忙呀，没有官话支撑，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光。

在报告中，我常用的词语是坚决、必须、保证、一定、彻底、立即等词，表示我的坚决与果敢。我还常用上台阶、创新高、迈大步、跨越式等词来形容我的目标宏伟。我经常用加大力度、齐抓共管、创新机制、工效挂钩来表示工作措施得力。我还常在报告的后面说，让我们团结起来、锐意进取、励精图治、大胆改革、艰苦创业、再铸辉煌。由于这些词实在是太熟悉了，所以，我根本不看讲稿就能背出来，但是为了表示认真，我还是假装照着稿子念。

在下级请示工作或提什么要求时，我最常说的一句的话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其实就是决策程序，你说不研究怎么能集中大家的智慧呢？在我们单位，不论大事小事，一律要研究。当然，研究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无限期，反正没准儿。所以你得有耐心才行，这是我们局的办事规矩，如果你爱着急的话，那么就不要张口。多少年了，机关的事就是这样办的，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爱总结，每当我讲到成绩时，我总会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之下……你别看这句话反复地说，一点新意也没有，让人都烦死了，但你不能烦。如果你不写上这句话，说明你心里没有上级，你要讲成绩，就要把成绩归功于上级。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上级，你能办成什么事？如果你瞧不起上级，不尊重上级，撇开上级谈成绩，那是自吹自擂、空中楼阁，上级不会承认的。所以，我这句官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尽管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但每次都有每次的重要性，不敢有任何的疏忽。不然让人家抓住了把柄，你这局长就不好当了。

在调整下级干部的岗位时，我总是说这是工作的需要，这句话最管用了。你想想，谁能反对工作的需要呢？对于落实上级的政策决定以及工作安排部署等，我总是说要高度重视、坚决执行，显示出我的积极态度。我经常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说，我代表局领导班子向全体职工的积极拼搏和忘我工作表示深深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对于我的错误和不足，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不管大家怎么想，反正每次我都这样讲，你说我尊重不尊重职工呀？在大会上，我反反复复地感谢职工，我也反反复复地让大家提宝贵意见。你不领情，不提意见，那是你的事，反正，我这个局长把话摆到桌面上了。我常想，官话这东西用途实在太大了，不用还真不行呀，不讲官话，这官就没法当了。我讲官话，人们还说我想得周全，滴水不漏。但是，我的老婆对我有特殊的规定，她规定我回家后不准讲官话。可是这比让我戒烟还难受呀。每次回家前，我都提前在单位里把我想说的官话一股脑说完，以免回家后忍不住。

可是，这讲官话的瘾犯了以后，想憋都憋不住。一次，我去到了岳父家，我对岳父说，在岳父岳母大人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夫妻生活得十分美满，我还荣升了局长，在此，我要对岳父岳母大人表示深深的谢意和诚挚的问候……说完，我猛然发现自己违规了，明明是对妻子有过承诺的，在岳父家决不说官话，可是，我无意中又犯了戒。

正当我准备接受妻子的斥责时，意想不到的是，岳父大人却十分高兴，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这个女婿自从当上了局长以后，讲话水平大大提高了，这话让人听起来多舒服呀，比送给我几瓶茅台还高兴呢。凭这个，我的女婿肯定还要往上升职呀。我感到十分得意，可忽然发现妻子用眼睛狠狠地瞪我，我心里一紧，只能假装没看见。

重要讲话

当上了局长之后，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我说的一切都变成了重要讲话。我曾当过副局长，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讲话了，可是我知道，没有一句被称为重要讲话。当上了局长，我的讲话价值立马实现了质的飞跃，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就是我患了牙痛症，随便哎哟几声，也都是重要讲话。你说说，这感觉是不是很爽呀？

我爱发表重要讲话。既然我讲的话是重要讲话，说明我的讲话很必要，是我们局上上下下最需要的。我想，既然我当上了局长，得尽职才行。及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最基本的工作。我这个人工作热情很高，自然越来越爱发表讲话了。我已形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我在局里，总是要到场，哪怕是三分钟、五分钟都行，主要任务是发表一通讲话。如果我不参加这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就不会有重要讲话了，因为我们局有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局长讲的话才可以称为重要讲话。所以，大家在组织开会时，无论大会小会，无论是重要的会议还是不重要的会议，总是千方百计把我找去，使会议提格。想想看，我是局里的一把手，只有一把手到会，才说明会议很重要，没有一把手参加的会议，没有人敢称为重要会议。由于需要我发表讲话的地方太多，弄得我疲于奔命，往往是一到会场，感觉是一头雾水，不知讲什么才好。为了避免尴尬，我规定，凡是让我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主办部门，必须提前给我准备好讲话材料，我得照材料念。当然，我若来了灵感，也可以借题发挥一番。为了使我的重要讲话覆盖我所管辖的所有地方，我总是有会必到，到会必讲，以充分展示我的口才。我整天口若悬河，讲得口干舌燥，但我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实。

我几乎天天在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局每天都在开会，有全局性会议，有专业性会议，还有座谈会、生活会、研讨会、分析会、碰头会、庆功会、联欢会，每次会议我都发表重要讲话。按惯例，我的每次讲话都由秘书整理后，印成文件下发。

文件要求全体员工认真学习贯彻我的重要讲话。我时常想，讲话是否重要，关键看是谁讲的。我的讲话之所以成为重要讲话，并不是说我的讲话内容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我是局长。局长的讲话才是重要讲话，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是何时形成的，也没有写到文件里，反正大家都雷打不动地执行着。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给大家拜年，我说，祝大家春节愉快，合家欢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话就成了重要讲话。同样是祝福的话，别人说了叫拜年话，我说了就是重要讲话。这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使我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是不必当真的。所以，我要好好表现，好好珍惜局长这个职位才是。

我发表重要讲话是有严格程序的。我的讲话稿是有人代写的，对于别人写成的讲话稿，我常召集一些人进行讨论，这叫集中大家的智慧。为了提高讲话稿的质量，我在局办公室配备了多名“笔杆子”，形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我叫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不停地打造讲话稿。即使这样，讲话稿还是供不应求，秘书们常常熬夜赶写材料，确实很辛苦。干秘书工作时间长了吃不消，我就不断地更换人马，以保持秘书旺盛的创作力。我常对秘书们说，写材料时要忘记自己是一个秘书，要把自己当成局长，要大胆地写、全面地写、深入地写，要知道，你们写的东西，很快就会变成重要讲话，变成红头文件，如果写得不好，那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

我很在乎别人是否遵守我的重要讲话。我的原则是，凡把我的重要讲话当回事的人，那就是支持我的人，我就重用他；不把我的重要讲话当回事，那就是同我过不去，我也不让他好过。在机关，大家最为重视的是提职，所以，我就把提职与我的重要讲话联系在一起。我规定，在选拔干部的考试中，百分之六十的考试内容是我的重要讲话。这一条真管用，我的重要讲话一发表，几乎所有的人都赶紧弄一份讲话材料，就连门卫老张，也不断向办公室讨要我的讲话材料，以谋求升职的机会。有人向我提议，说是要把我的讲话定期结集出书，供大家学习。我嘴上说不妥，可心里却很高兴。心想，结集出书，我就有了著作，有了著作，我的个人品位就大大地提升了。在大家的一致坚持之下，我的著作陆续出版了。一些人说我是才子局长、作家局长，我很爱听，这说明我不但具有领导才能，还具备很高的文化品位。

骂人

因为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所以经常打架骂人，为此没少吃苦头。参加工作以后，为了好好表现自己，以便弄个一官半职，我就强压住骂瘾，表现出文明礼貌、很有教养的样子。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局长。

我发现，当上了局长以后，我就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好像是一下子被放出了牢笼，天宽地阔，豁然开朗。于是，压抑很久的骂瘾一下子暴发了，一发而不可收。我想，我是单位的一把手，要说我在单位能够为所欲为，那恐怕是吹牛，如果说我在单位没有人敢管，说一不二，那是千真万确的。既然如此，我还为什么压抑自己呢，让自己别别扭扭活受罪呢？于是，我回到了原来的我。现在，我动不动就开口大骂，骂我的副手，骂中层干部，骂单位的职工。有时指名道姓地骂，有时指桑骂槐地骂；有时在大会上骂，有时在办公室骂；高兴时开骂，生气时也骂。骂人的感觉真爽呀。当然，骂人并不是单纯的破口大骂，唾沫四溅。骂人是一种工作艺术，是一种驭人方法，是一种处世哲学。

第一，骂人也是要有技巧的。我骂人时总是要选准对象。我原来是一名小卒，要想骂人，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不知天高地厚。心不顺的时候，我悄悄地骂桌子、骂椅子、骂小猫、骂小狗，决不能让人家听见。如今，我当上局长，在局里一手遮天，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我手里。我想骂谁，谁就得乖乖地听着，态度还得诚恳。当然，我绝不是见一个骂一个，否则就成泼妇了。我骂的人，一般都是我信任的人、重用的人、常接触的人、能够挨我骂的人，说明他在我的重视和关注之下，是很难得的。在机关工作，一个人的前途是大事，挨点骂又算什么呢。所以，凡是被我骂过的人不但不恨我，而且很高兴。他们私下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共识，我骂了谁，那是说明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成了局长的自己人，前途自然一片光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骂是一种资源，大家都想得到。为此，我得意极了，骂瘾与日俱增。我一天不骂人，心里好像缺点什么。

有了好事，我要大骂一场；有了坏事，我也要大骂一场。没有事的时候，也习惯性地骂上几句。虽然我骂声不绝，但大家并不反对我。据我的手下人讲，他们很理解我的脾气，如果长时间听不到我的骂声，就感到心虚，以为我不信任他了。有了大家的支持，我越骂越起劲，越骂越有理，越骂越明目张胆。我们单位的人事科副科长老张，有一段时间显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大骂他一顿，结果他立马就变得精神起来了。他说，听我骂已经上了瘾，长时间听不到我的骂，就打不起精神。一听这话，我高兴极了。你说，我的手下对我多么支持呀。所以，我对自己的骂人术更加自信了。在平时，我很注重学习骂语，力争骂得精彩，骂得有劲，骂得既响又狠，让每一个被骂的人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骂人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在这个世界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说实在的，我这个局长不是那么好当的。常有人给我出难题、找麻烦，有人还拆我的台。我要是文绉绉、软绵绵、轻飘飘的，别人就不会怕我。对待一些不配合我、不支持我、总是给我找麻烦的人，我就毫不客气地给予痛骂。有些人，经我一顿痛骂，也就知难而退了。也有不怕骂的，我就来个骂后加花言巧语，给他一个台阶，有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我常在大会小会上，针对一些事情雷霆震怒、大骂特骂，这是我在部署工作。我讲话有一个特点，如果不骂人，就兴奋不起来，讲起话来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寡淡无味，毫无生机。一开骂，我的思路就豁然开朗，于是就兴致勃勃、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地讲开了，常常博得听者的喝彩。

不仅骂别人，我还常常痛骂自己。当我做错了事，受到上级批评的时候，我的骂人特长就派上用场了。为了表达我对上级批评的重视，我就痛骂自己，骂自己一个狗血淋头。我用最难听的话语来贬斥自己，使我变得猪狗不如。我发现，当我痛骂自己的时候，上级很高兴，说我敢于正视错误，态度诚恳。在单位，有些矛盾处理得不好，常常让职工产生了反感、抵触和不满情绪。于是，我就在大会上骂一骂自己，以体现我的认真精神和负责态度，就算给大家一个交代。有人说我身为局长，能够骂自己，实在是不简单，现在能够承认自己有错误、有毛病的干部不多了，能够骂自己的干部更属凤毛麟角。你看看，自骂的效果还真不错。骂人是不文明的表现，对此我非常清楚。可是，我这个 “骂人局长”却博得很多的掌声和赞誉。大家都说我性格耿直、作风泼辣、敢说敢骂，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上级也给了我一大堆荣誉。

我骂人已经习以为常。我知道，我在单位是局长，一走出单位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了。一个普通人，想骂人就得当心了，否则后果很严重。所以，不在单位的时候，我就强忍住骂瘾，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骂人。但是，我骂人已经形成习惯了，常常不由自主地就开骂了，想扳都扳不住呀。特别是喝了酒以后，简直是出口成骂，骂不绝声。我骂完张三骂李四，骂完王五骂赵六，再加上评头论足，兴高采烈，不瞒你说，骂错了对象，丢了面子的事常常发生。一个星期天，我在酒店喝完酒打出租车回家，我一来了兴致就骂起了司机。其实，不是我故意同这位司机过不去，而是我把他当成了我们单位的司机。我正骂得起劲，忽然发现车停了。司机说，大哥你下车，你以为你牛气是不是，我跟你“单挑”怎么样，看谁是狗熊。天哪，我惹祸了。有人说，骂人是一种病，需要治疗。有时我也想改掉骂人这一习惯。于是，我悄悄去了一家医院，询问医生如何才能戒掉骂人的毛病。医生说，你是局长，骂人算什么毛病，我想骂人，可是没有资格。闻听此言，我目瞪口呆。

总结一下，骂人是一种工作艺术，是一种驭人方法，是一种处世哲学。

　　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真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吗？

　　——致“成都模式的批判者”


周其仁

　　和几位同事同学一起关注成都的改革试验，不知不觉已经四年。除了实地调查，直接访问当地有关部门、乡镇、外来公司和本地农户，我们还阅读有关成都改革的报道和评论，了解对成都做法的各种批评与赞扬，以求在横看与侧看之间，识得庐山真面目。

　　去年秋天的一次调查中，当地朋友提及一本专门批判成都模式的书，问是否看过？被问住了，还真没有看过。回北京后，同学从网上购得几本，在课题组内传看。我拿到的时候，看书名是《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贺雪峰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似乎并没有专批成都呀？翻开目录，在第六章的名下，才看到“成都模式批判”几个大字。那就读一读吧。

　　作者开门见山，“表达了对成都实验的不同看法”——如此直率的风格，节约读者的时间和精力，让人喜欢。接着读下去，是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对于大城市大农村的成都市来说，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以扩大市场化程度为手段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也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对全国农村并不具有借鉴意义。成都实验应该立足成都特点，不需要考虑全国的情况。我甚至认为，成都实验明显存在乌托邦情绪，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第266页）

　　不知道其他读者怎样看，我觉得这段引文的文理不通：第一句说成都实验可能成功，但对全国意义不大；第二句说成都无须考虑全国情况；第三句又说成都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作者到底要说什么呢？

　　不去管他吧。现在有的学术著作，也许就不是让读者能够读明白的。于是转到另一项查询，这长达54页、对成都改革试验充满批判性结论和断语的批判章节，究竟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

　　翻来翻去，据作者自己的交代，他只在“应邀”参观考察了成都的三个典型村子以后，才写出这部大批判来的。受谁之邀呢？成都市委。什么时间去的？搞不准确，因为该书第265页上说是“2009年国庆前”，可本章的附录一又标明，作者“应邀参观了成都三个村庄”之后写出的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发表日期却又是“2008年按12月4日”（第310页）。参观的是哪三个村子？作者从不提起。参观考察的时间多长？没有交代。参观过程中访问过谁、与谁有过交谈？不见记录。反正翻遍本章，作者对成都模式的全部批判，居然就没有一个论据来自他自己的第一手调查、参观甚至走马看花！

　　他是在写成都游记吗？——据说写游记有个规律，那就是游客刚到一个新去处，新鲜刺激、浮想联翩，立马可写一本大书；可是住久了，真正对当地有所了解之后，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问题是，贺教授的这本书不是一篇游记，而是对成都改革掷地有声的大批判，事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的国计民生大问题。

　　在我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缺点。批判成都改革实验，用的帽子那么大，下得断语那么绝（例如，“表现出这种对土地制度无穷想象的集体狂躁症的典型，是成都近年来的‘土改’”（第5页）多少总要拿出点根据来吧？个人署名的专著，整整一章之中，居然没有用一条下过功夫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怎么交代得过去呢？更一般地说，既然叫社会科学，总要尽力满足科学活动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从可观察的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说、再以可观察的现象资料加以验证。马马虎虎的“游记”，不要说文理不通，即便文采飞扬，怕也与科学无缘。七年前我为文痛批“郎旋风”，四年前又批某位“医改专家”不合格的“宿迁医改调查报告”，观点不同还在其次，主要就是对方法论上不可容忍的倾向，表示一点寸步不让。

　　在本书封底，赫然印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多次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张路雄先生为本书写下的推荐语：“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厚的对农村、农民的了解，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因此可以具体分析农民中的那部分（拟应为‘哪部分’——周注）人对各种政策的不同态度，以及各种政策在农村引起的具体变化与效果。” 认识张路雄多年，有不同意见也算老朋友了。我倒想问问路雄兄，大笔一挥写下广告词之际，读过这本书没有啊？

　　推荐者们是不是以为，贺雪峰教授有长期在国内其他地区农村从事调查的丰富经验，即便没有对成都农村的直接观察，仅凭浮光掠影的观感和二手报道，也有本事对成都的改革实验得出可靠判断。要说明，我没有读过贺教授基于其他地区农村调查研究的作品，因此也没有资格评判他的学术水平。我只是认为，对其他地区的农村了解得再多，也不能保证他就有了草草看三几个村子就对“成都模式”痛下判决的把握。

　　有书为证。贺批成都的这一章，共分五节。第一节概述成都土地改革，但还没有把成都从江浙沿海学回来的“三个集中”（即集中）的做法介绍清楚，批判的火力就转向“地方官员上了经济学家的当”。第二、三节分别描述成都建设用地与农地制度的运作，算是本章的实证部分，但一律以大部分篇幅原文抄录有关新闻报道，然后加上作者的批语，无非对肯定的报道告说错、错、错——常用断语是“根本不可能的”。对负面的报道呢？那一定是不出作者所料。最后两小节，则是对成渝改革实验的判决。

　　一边读，一边不免好奇。怎么连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楚，贺教授的是非判断就劈头盖脑落成白字黑字了？他到底受的是哪一门的训练，可以如此毫无心理障碍地在单薄得不能再单薄的事实的地基上，迅速盖出这么一座挂满批判幔帐、极其唬人的“大楼”的？

　　耐心翻找，发现在我们这位成都模式的批判者手里，还真的执有那么一把“利剑”。容我代为展示一下。先看作者怎样批判成都建设用地的运作。开头照例抄录一则新闻报道，内容是温江区部分进城农民“放弃”宅基地，然后通过置换这部分建设用地，换得在城镇的住宅、社保或现金的故事。然后，作者挥剑上场：“为什么被置换出来的集体土地就一定可以‘每亩至少拍到100万元以上’？谁来买？”“成都市长说要将4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换出100万亩的非农耕地”，（如果）“100万亩置换出来的宅基地全部建成小产权房，…至少可以住上5000万人口，接近一个四川省的人口总数”；“也因此，每亩被置换出来的宅基地怎么可以拍出百万以上的高价？”显然，成都搞的这套，“真可以说是异想天开”！（第281页）

　　再看本章怎样批判成都农用地的运作。这大概是作者自觉更为熟悉的领域，所以一口气抄录了5则有关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和“老板下乡”的长篇报道，然后只用了一句话就给予了断：“我们可以想见到目前成都市大力推进的土地流转所形成的规模经营若全部种起高效益经济作物产生的可怕后果”。（第296页）

　　以上两大板斧，用的原来是同一个逻辑。这就是，小部分土地（或其产出）进入市场，固然可卖出个大价钱，但只要允许更多的土地（或其产出）入市，它们就将变得一钱不值。正是基于这把利剑，贺教授判定，“成都模式是错误地理解土地性质，不懂总量概念，误判中国当前工业与农业发展形势而推出的激进实验，成都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第298页）。

　　让我们来推敲一番。给定需求总量，任何资源、资产、商品和服务，投入市场的数量越多，其平均价格就越低。这是市场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叫规律、叫常识都可以。但是，商品价格从来就不是自动变平的。恰恰是少量商品在供不应求下的相对价格飙升，发出资源动员的信号，并“指引”更多的资源向这个尚未满足需要的方向投入，才开启商品价格变平的进程。随着更多供给的涌入，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商品价格变平，资源才转向满足人类的其他需求。这就是说，均价变平是“市场过程”的结果。

　　贺教授的“总量概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只需把全部成都的建设用地、农地除以总人口，就轻轻松松算出了成都土地“最后的均价”。毫不夸张，他也一定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算出四川省、西部地区、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土地的“最后均价”。站在这样绝对的制高点看世界，芸芸众生竞争一切高于“最后均价”的机会，当然统统都是无谓之举，都是多余的、错误的、“不可能成功的”。

　　读来读去，我终于明白这差不多是一套让世界死寂过去的“逻辑”。想想看呀，有这样的思维当道，世间哪里还有什么经济活动？种地的农民一旦想到“假如全人类都种地”的可怕后果，那还不悲从中来，绝望得怕是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啦？种经济作物不成，种粮食也不成，因为“假如全人类都种粮”——固然比“全人类都种经济作物”略胜一筹，因为需求量大——平均谷价最后还不是会贱到根本不值得一种的地步？同理，工人不屑于做工，商人也不屑于经商，因为“假如全人类一起做”，这些活动就一点经济意义也没有。甚至像贺教授与我所从事的教书行当，怕也不没有存在的理由——“假如全人类都教书”，咱这点可怜的学问谁要呀？

　　幸亏真实世界里的人“不懂”、也不接受这套“死寂逻辑”。人类总会冒出新需求，所以市场上总有供不应求的新机会。某些商品、资产的相对价格因此上升，也带来新的收入。不管是先知先觉、深思熟虑、误打误撞、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总有先行者抓住机遇，先赚到超额收入和超额利润，并因此激发更多的后续供给。在市场过程的展开之际，没有人能完全知道下一步——更不要说“最后的”——“均衡”状况，所以人们要争先、要冒险，也会预估、战略、策划，而其间难免发生形形色色的错误。好在优胜劣汰的竞争逼人学习，大家努力趋利避害、趋福避祸。直到更多的资源被动员起来满足了新需求，达成价格变平、“平均利润为零”的新均衡，市场中人才会消停下来，并开始捕捉下一个机会。这就是经济，这就是市场。反正“万物霜天竞自由”，比贺教授的“死寂世界”有意思多了。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舜尧的。择要而言，信息费用、知识、以及缺乏对普遍权利的制度保障，是妨碍更多的人分享市场新机会的三个主要障碍。这也是市场经济总伴有收入差别的一个原因。不过经验地看，法律保障下争取市场机会的权利越普遍，竞争的秩序越可预期，分享市场机会的人就越多，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就越快。在这个意义上，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通过满足别人的需求来使自己致富的市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批判者对此不屑一顾。按照他的逻辑，既然在走向“最后均价”的路途上，一切竞争相对高价机会的行为统统没有意义，那么为此种竞争确立更普遍权利的努力，也同样统统没有意义。看在我们的批判者的眼里，成都改革试验“还权赋能”那一套，无非是“脱离生产力”的纯生产关系变革，无非是“新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第298页）。这位以新潮“三农专家”冠名的教授也许不知道，当下中国农民的住宅算完全的私产、但盖于其上的宅基地却是高度被行政权力管制、不可自由转让的“集体土地”，这种举世罕见的“房、地分离”的制度安排，恰恰是当年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的产物。“还权赋能”，正是要把农民房屋和宅基地的制度安排，回落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去，怎么可以因为自己对此缺乏起码的历史了解，就倒打一耙，反而给成都的改革，扣上一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呢？

　　贺教授对现行的土地行政管制和政府征地，倒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正面评价。“国家不允许农地直接入市，而且限制农村转为非农用地的数量，控制每个省市新增建设用地的总量，…这样就保持了一个从紧的土地供求关系，就抬高了土地的价格。…国家政策显然是有道理的”（第299页）。他倒是很坦白，恰恰是现行土地政策和征地制度在抬高地价，而还权赋能的改革，恰恰有助于地价变平，因为讲到底，成都的改革试验要探索的就是这样突破现行土地政策与征地体制的可行路径。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第一，那些没有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和政府强制征地的国家与地区，历史上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城镇土地价格高于农地的情况？如果也发生过，那么在“国家政策”之外，究竟还有哪些经济力量影响着城市化的地价变动？第二，政府管制和强力征地，在人为憋高地价的同时，还怎样严重地影响了收入分配与机会分配？难道作者真不知道，恰恰是“正确无比的”现行土地管制与征地制度，引发无数社会冲突、权力腐败、利益输送和资源错配，严重不适应城市化加速的现实需要，再不主动改革，怕要面临系统性崩溃的危险境地。退一万步讲，贺教授认定现行土地政策和体制万分正确，尽管信任之、讴歌之和维系之。以中国之大，有个把成都要试着把这一套改一改，也不要那样天地不容吧？

　　很荣幸，在贺批成都的第六章，第一个列出来痛加批判的靶子，就是区区在下写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写在“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一文里，公开发表于2007年10月11日的《南方周末》。那篇文章是一份建议，起因是中央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试验区之后，当时在渝主政的汪洋书记和王鸿举市长，联名在网上征求办试验区的意见和建议。当时我已在成都邛崃实地考察过城乡统筹的具体做法，很受启发，也由衷拜服第一线改革实践者从实际出发的智慧。看到重庆方面的网上邀约，我就把有关心得发了过去。

　　这句被当做靶子的话是这样的：“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惊人数目的货币财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一句“若A则B”的事实性判断句——若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可以在市场竞价流转，则价格大涨、农民的收益大增。贺教授要批我的这句话，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根据他的“死寂逻辑”，若所有农民建设用地全部投放到市场竞价，其最后的平均价格一定很低很低，不可能有什么惊人的货币财富。针尖对麦芒，贺教授一定要批判，也有权批判。

　　不过倒是好好批呀？在下的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难批的。你只需找出实例，显示农民自己入市交易原本自用的建设用地，结果得到的货币收入不但没有惊人的增加，反而与政府强制征用给予的补偿差不多，那上面的这句话就主动被批倒了。是的，不用多，一个反例足矣。可是很遗憾，尽管我的这句话在贺教授的第六章及全书中被反复引出来批判（不下十处），可除了用他那著名的“死寂逻辑”推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贺教授压根就拿不出哪怕一个实例来举证，在农民有权自由交易自己建设用地的前提下，他们得不到比征地补偿高得多的货币收益。拿不出成都的例证，别的地方的也行。可惜，一概没有。

　　利用这个机会，我倒要向读者报告一下，四年来我们对成都改革经验的调查，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让我对上面自己写过的那句推断，越来越有信心。今年七月我们课题组又一次结伴到都江堰茶坪村，大家把几年调研的数据凑了凑，发现成都各种非征地土地流转模式的对价资料，我们已经收集得到不少。举其大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全成都市已立项11万亩，其中完成验收的5万亩，农民让渡土地指标的对价，平均在每亩15万元以上。联建案例，仅都江堰市就有2000例（我们收集到全部联建合同的副本），多数为期40年的使用权转让，平均对价在每亩40万元以上。其他深入研究过的个案，加到一起有十多个，其中今年新调查的金陵村，代表了成都改革的新进展：由农民跨村组织整理土地，以节余的土地指标换得1000万以上的灾后村庄重建资金，更通过成都土交所的平台，自主出让33亩建设用地的40年使用权。对价几何？共1300多万元，每亩平均超过42万元。放到一起看，这些不是“惊人的货币财富”，又是什么？

　　正是这些在交易中实现的对价，让我们相信成都的改革试验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在某种意义上，改革也是由相对价格牵引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单一征地制度的旁边，成都正经由城乡统筹改革正趟出一条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平行路线。“土地流转的双轨制”改变了政府、集体、投资方和农民各相关方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和收益分配结果。改革带来新的利益点，也带来新的农民权利的成长点。

　　不要以为，把土地的转让权还给农民，就是推动农民马上卖地、卖光土地。这是荒诞的误解。转让权的含义是，权利所有人在资源自用与转让之间有衡量并作出抉择的权利。所以，普遍的转让权越是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就越是可能被谨慎地使用，就越有可能积累更多方面运用权利的经验。别的不提，仅看我国城镇居民在拥有房屋和土地转让权之后的行为，我们就知道没有人因为有权转让就天天在那里转让自己房产的。当权利主体觉得转让不值的时候，他可以拒绝转让、拒绝成交。这也是转让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反过来，如果经济中存在合适的转让机会，却没有得到合法保障的流转权利，那势必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这也正是目前行政垄断土地流转、农民集体的土地缺乏与国有土地平等权益的弊端所在。

　　转让权的制度安排，重在与强制流转划清界限。离开了强制，世界会不会走向死寂呢？我的推论是不会的。还以土地为例，只有转让收益比权利人自用“更值”的情况下，人们才同意转让土地。在市价走高——需求远未被满足——的情况下，大家争相卖地，既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但是过了某个临界点，卖地行为普遍了，卖地所得还不如人们自用的时候，卖地还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吗？不会的，因为现实中的行为者没有那么蠢笨。不等出现的“最后均价”，人们转让的意图就会降低，土地转让的行为就消失。这样看，在逻辑上，因为开放土地的自主流转和自由交易，会把地价逼成“最后均价”的事情，完全是市场外君子的想象。世界绝不会死寂的。拿想象的“逻辑”来反对成都尝试农民自主的土地转让，根本是说不通的歪理。贺教授不同意我的这点批评，欢迎拿出论据来反驳一下。我们也可以继续观察，长期对这个命题进行检验。

　　成都的改革试验并不是在真空里推进的。这也是社会科学试验与自然科学试验的一个不同之处。这里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可控实验。官就是这些官，民还是这些民，思维、体制和既有政策的惯性也一起支配着现实的环境。因此，新的权利和新的体制，不可能干干净净出现，一点毛病也没有。也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尤其需要多听批评，多听不同意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更防止改革的走调和变性。其实，这也是成都为政者的基本态度。比如贺教授的批判大作，还不是在成都方面的邀请考察之后才写出来的吗？我们研究组对成都的改革试验，欣赏还欣赏不过来，的确没有批判之意。可是每次有机会见到李春城、葛红林和孙平这几位领导，他们总是诚恳地问还看到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几年来，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发现，还是代人转述，提出的意见、提醒和建议还是不少的。对与不对，他们总是乐意倾听。在当下的社会风气里，这样的执政态度，就是很苛求也不可多得的。

　　当然尊重贺教授言说和批判的权利。本文挑战的，是成都模式批判者立论的依据和学问态度。我最无法接受的，是贯穿本书的如下核心命题：“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第9页）。这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因为完全得不到中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和现在成渝改革试验区大量可观察经验的支持。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细细理论便是。本文的立意，是先把成都模式批判者手中那把自以为杀伐自如的批判之剑缴下来。这把“批判之剑”无非是说，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正如允许更多农地转为非农用一样，最后势必降低均价，所以这些机会完全无意义，争取这些机会的权利也完全无意义，探索能不能确立这些权利的成都改革试验，也因此完全无意义。天底下真有这么一套“地权逻辑”吗？请读者评判吧。

　　2011年7月25日修订于北大朗润园

《华尔街日报》 软实力对决！孔子学院 vs. 台湾书院
from 译者 by 译者


核心提示：台湾政府近期透露了要在海外开设文化中心"台湾书院"的计划，以推广台式国语和正体中文作为重点，这似乎是与代表中共利益的"孔子学院"在软实力上的正面交锋。

原文：Soft Power Smackdown! Confucius Institute vs. Taiwan Academy
发表：2011.8.12 星期五
作者：Aries Poon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独家村"翻译


【图：2011年8月7日 一个孩子在危地马拉市庆祝中华民国成立百年的游行上挥舞民国国旗。】

台湾在防备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正在计划对大陆步步紧逼的软实力进行反攻。

其中一步看上去是受到了北京出资建设孔子学院的启发，台湾政府近期透露了要在海外开设文化中心的计划。根据台湾政府信息办公室的资料，第一批文化中心――全称叫做"台湾书院"――会于秋季在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开始运作。

【图： 中国主席胡锦涛（左）在2011年1月21日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位于芝加哥的，由Walter Payton大学高中预备学校主办的孔子学院，在今年秋天马英九是否会也在台湾书院出现呢？】

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支配力，以及它对台湾日益强硬的主权宣称。台湾转向它所称的"文化外交"来延伸自己在海外的利益。台湾书院的计划和更多纲领一起，以文化中心网络作为工具来宣传台式国语以及正体中文，同时也会赞助有关台湾的研究项目。

虽然这个计划的目标听起来够直接，但在某些具体方面还是争议不断。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台湾文化。

注重于宣传国语是书院计划最受争议的方面，同时也是从软实力角度讲最重要的立足点。北京有超过300间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同样也在宣传学习国语。但与台式国语有一些不同。（例如，在台湾用于招呼餐厅女服务员的用语――小姐――在中国大陆通常是妓女的委婉说法。）同时，中国使用的是简体字，而台湾还是采用更复杂的正体中文。

正当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习想学习中文，向他们介绍台式中文可能有助于让人们注意到这个小岛的特别之处，包括它特有的风俗和思维方式。

不过即使大多数台湾人能讲国语，许多来自南部的台湾人，或者说"泛绿"人士更喜欢说当地的闽南话（台语）或者是别的方言，即在17-19世纪由南中国传来的客家话。

绿色是台湾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颜色，他们的许多支持者倾向于台湾独立，并且以不讲国语与中国保持距离。

"看起来政府将台湾文化定位成中国的一个分支。"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告诉实时中国，"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有着很强的日本特色，还有一些荷兰和西班牙文化的痕迹。"

政府新闻办公室高层杨永明（Philip Yang）说，书院计划包括台湾文化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会包括岛上的非中国文化。他解释说，这一中心之所以着重于国语，是因为"台湾文化的主要部分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60多年前国民党从中国逃至台湾，在那之前，台湾就被日本、西班牙和荷兰据为殖民地。许多台湾人能讲流利的日语，许多关键政府建筑――包括总统府――都是由日本人建造。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原住民，他们已经在岛上生活了几个世纪，并保留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

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操作上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国际观众展示到底什么才是台湾都毫无疑问是一个挑战。台湾书院到底是否能在与只代表北京利益的孔子学院竞争中获胜，我们拭目以待。

邮政亏损，民营快递补偿？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谢鹏 实习生 胡泉
2011-08-18 南方周末


邮政普遍服务本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其中之亏损也应由政府财政弥补，而不是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但事实是，国家财政部和国家邮政局已经就此展开调研。

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细则将于2011年9月出台的消息正广为流传。一个多月前，国家财政部和国家邮政局就已启动了基金征收的调研工作，财政部提出了每单5毛钱的征收标准。

一旦征收细则确立，这意味着国内民营快递企业将为国有邮政系统的亏损付出一笔不菲的补偿。此前，这些亏损是由财政部提供补偿。

所谓“邮政普遍服务”，是指我们只需花1块2毛钱，就可以从北京寄一封平信到西藏边远地区的一个牧民家里。提供这种服务的一般是国有的邮政系统。这种服务一般不赚钱，所以按照国际惯例，政府会直接给予财政补贴，或者通过征收基金弥补亏损。

当然了，基金来源不是向个人征收，是向中国所有快递企业征收（是否包括邮政系统的国有企业尚不确定），即使他们抱怨这是“双重税收”。

这笔钱的征收依据是，2009年10月实施的新邮政法写入了“设立普遍服务基金”的条款。

按照中国快递咨询网的数据，2010年中国快递共29亿票，行业收入700亿元左右，平均利润率为3%-8%。一年行业的整体利润只有40亿到50亿元。如按每票0.5元来征收，每年将有近15亿元的普遍服务基金。一年征收的普遍服务基金就相当于行业整体利润的1/3。

一些新晋物流巨头明确表示反对。京东商城CEO刘强东说：“杀鸡取卵也要是一只成熟的母鸡才行，而民营快递只是一只刚孵化的雏鸡，还没卵呢！”

国家邮政局方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应是，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于8、9月出台的消息系误传，而且邮政局没有提“5毛钱一单”的说法，最终的征收标准也“不太可能”是5毛钱。而财政部则拒绝接受采访。



2010年中国邮政集团跻身世界500强，盈利13.06亿美元。 （吕建设/CFP/图）

调研启动的背后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透露，每年7月份，都是邮政跟财政部就补贴问题讨价还价的时候。因为需要总结上半年的补贴问题，并商讨下半年的补贴额度。

每年邮政都尽可能把亏损蛋糕做大往上报，希望争取更多补贴，这造成邮政部门报的数，财政部门不认可。最后形成了对邮政补贴的拖欠问题。财政部每次都是分批给钱，邮政的申报材料经常会被打回去。

所以，两个部门都希望尽快启动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工作。由于这两年快递业发展迅速，征收的市场环境比较好。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启动调研工作。

7月7日至10日，由国家邮政局徐建洲副局长任组长，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文秋良、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司长陈晓薇等11人组成的联合调研组，赴广东开展了为期4天的邮政普遍服务基金调研。调研组先后组织邮政管理部门、快递协会以及邮政、快递企业，召开了两场座谈会。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一位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之所以选择广东做调研，一是广东是快递第一大省；二是粤北山区邮政普遍服务落后，具有典型性。广东算是普遍服务网络建设比较完善的地区，但信报箱等终端投递设施依然配套不足。

据中国快递协会综合部副主任宋志云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这是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后首次就普遍服务基金做调研，但具体怎么出、出多少、由谁出都没有确定。

一位参与了座谈会并要求匿名的企业代表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快递业竞争十分惨烈，他的公司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业务量也在下降。目前公司保本经营，每票的利润也就是两毛钱左右。

该匿名企业代表透露，“5毛钱一票”是由国家财政部提出。与会的四家快递企业是港中能达、申通、顺丰和速尔。其中，申通与顺丰的意见是应当收，但得在承受范围内。而港中能达和速尔则希望不要收。

另外，座谈会上提到过对所有快递企业征收，但没有具体提到是否包括邮政企业。座谈会更多是听取企业意见，没有讨论征收细则、基金使用和监管等问题。

参与了座谈会的广东申通公司总经理高汤根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申通每天近三百万票的业务量，如果5毛钱一票，企业没法继续经营。高汤根建议，5分钱一票的话，可以接受。

真假亏损

中国邮政一直宣称普遍服务亏损巨大，但却没有对外公布普遍服务的亏损情况。过去，在政企不分、普遍服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不分的情况下，财政部门也无法准确核定补贴的对象和数量。

这几年邮政开始推行模拟核算成本和账目分开。不少人质疑，普遍服务并不亏损，至少不是巨亏。

一方面，国家制定邮资时已经考虑了邮件运营的成本因素，一般讲是可以实现保本经营。邮电分家后，邮政曾三次上调邮费，分别是1999年、2004年和2006年。

另外，发达地区的普遍服务是可以赚钱的，完全可以弥补边远地区普遍服务的亏损。普遍服务业务在拉萨可能是亏损的，但在东部地区很容易盈利。

更重要的是，财政一直在补贴。1998年，邮电分营，国家出台了“8531”专项补贴计划，自1999年起每年分别补贴邮政80亿、50亿、30亿、10亿，计划在2003年结束，但补贴至今仍在继续。

不仅中央财政有补贴，目前新建、改造和维护村邮站的投资，省、市、县各级财政及省邮政公司按比例承担。

快递咨询网的数据显示，至2001年底，经过分营三年的努力拼搏，中国邮政全网实现收差6000万元，圆满实现了扭亏目标。2010年中国邮政集团更是跻身世界500强，盈利13.06亿美元。

实际上，这几年，老百姓寄的平信越来越少，中国邮政公布的数据是每年人均5.5封。各类商业性的信函、大宗单位的商务信函却急速上升。邮政企业在对这些商家打折促销、获得较高收益的同时，又把这些商业化的业务开支计入普遍服务的成本。

2010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函件业务下降，包裹业务萎缩。这表明普遍服务的需求在下降。而快递等竞争性业务却在增长。实际上，邮政的很多普遍服务的网点，都是吃不饱和半开工状态，很多先进设施闲置。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秘书长、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刘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这些普遍服务的网点采取租赁等方式对非邮政企业开放，收取一定的费用，来弥补邮政普遍服务的亏损。

这也是美国邮政的做法。美国邮政跟非邮政的美国UPS或者联邦快递公司合作，将80%的业务外包给这两家公司。

顺丰速递很早之前就提出，帮邮政经营普遍服务业务。每件收取很少的费用。早在2003年，广东邮政就提出过将“邮政普遍服务”外包的方案——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确认资质合格的企业来承担普遍服务，并从普遍服务基金中对这些企业进行补偿。但最终，这一方案没有获得国家邮政局的首肯。

既然收钱，就要缩小专营范围

在新邮政法修改过程中，关于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民营快递企业是持反对态度的。但在当时，民营快递企业更关心自己的合法身份问题，需要通过邮政法先给自己立个户口。所以，设立普遍服务基金的条款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写入了邮政法。

按照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秘书长、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刘建新的判断，邮政普遍服务基金，肯定会试点，但最终能否搞下去，很难说。

一旦征收普遍服务基金，快递企业将面临是否涨价的难题。业内流传的说法是，“谁先提价谁先死，谁不提价谁等死”。而像圆通和韵达，甚至利润只有几毛钱一票的单子也接。

广东速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副总经理冯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速尔物流每单抽取一块钱，这其中需要支付人工、水电、房租等费用。

如果说普遍服务基金对快递企业来说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那么专营范围的确定，对快递企业来说则是生存问题。

2009年的新邮政法，搁置了两大敏感问题：普遍服务基金收取和邮政专营范围划定。由于没有确定专营范围，目前除了外资快递，国内所有民营快递公司都可以经营国内快递业务。这就产生了这几年快递业的兴旺景象。

2011年8月9日，国家邮政局公布《邮政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表示将推动《邮政企业专营业务范围的规定》的出台。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国务院关于邮政企业专营业务范围的规定》的初稿已经形成，已由交通运输部政法司、国家邮政局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启动了审核修改工作。目前是否已送国务院审批，不得而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常年跟踪邮政改革课题，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财政补贴邮政普遍服务有缺口，可以通过开征普遍服务基金来弥补。但同时应该考虑到邮政有一个专营的问题。

也就是说，普遍服务基金征收，应该将专营范围的确定结合起来推进。普遍服务基金收得多，专营范围就应该缩小。

目前全球邮政的趋势是放开专营。从2011年1月1日开始，欧盟大部分国家取消了邮政专营，全面放开邮政市场。

在1990年代，欧盟国家也曾一度设立过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其资金来源是，参与邮政普遍服务业务经营的企业（包括邮政企业和非邮政企业都可以参与经营普遍服务业务）按规定缴纳的基金年费，以及社会捐赠。如果企业缴纳的基金年费不足以弥补普遍服务的亏损，就从国家总预算中拨款。同时，基金由独立机构管理。并要求普遍服务和竞争性业务账目分立，以方便审查。

当时有企业愿意参与普遍服务经营并缴纳基金年费，是因为普遍业务有的地区亏损，有的地区是盈利的，通过交叉补贴可以对冲亏损。且参与普遍服务经验可以获得其他政策和税收优惠。

这几年，欧盟各国邮政启动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普遍服务业务的亏损越来越小，竞争性业务很赚钱，足够弥补普遍服务的亏损。因此，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在欧洲和多数发达国家都被取消了。

山西应对气候变化办法出台 全国第二部地方政府规章

8月22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日前，省政府正式向全省下发了 《山西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据悉，该《办法》是省发改委、省气象局共同制定，继青海之后我国第二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政府规章。

《办法》紧密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强调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的主要工作内容，在监测环境温室气体浓度、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核定区域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高全社会气候变化意识、降低气候变化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办法》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主体，确定了县级以上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导作用，明确了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职责；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纳入了全省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基本原则、重点任务、重点领域；规定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保障、税收优惠、节能减排监管等重点保障措施；规定了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意识。（记者王恩瑞 通讯员李国英）

相关链接

我省气温升高幅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0年来，全省年平均气温上升了1.7℃，明显高于全国同期的1.1℃升幅。冬季的平均气温上升了3.0℃，1987年以后冬季气温持续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和降雨日数呈减少趋势。极端天气事件呈增加趋势。

来源:山西日报

http://www.sx.xinhuanet.com/jryw/2011-08/23/content_23521845.htm

开在墙上的超市
2011-8-24 南都周刊

把平常人忽略的广告牌当成超市的商品货架，将乘客的“waiting time（等待时间）变成shopping time（购物时间）”，这就是1号店的新尝试—开在墙上的虚拟超市。


　　上海地铁站内，一用户正在操作手机，对着“无限1号店”的虚拟超市下单购物。

　　文／摄影 记者_ 沈玎

　　周一早晨，上海地铁内人流如织。

　　在一家IT公司上班的Boyce，像往常一样，走进9号线的徐家汇地铁站。作为一个PM（Program Manager，项目经理），Boyce对于客户诉求和市场分析，有种职业性的敏感。他会留意身边出现的每一个广告。

　　地铁站内神州租车的“18岁+驾照”、聚美优品的CEO“为自己代言”、脉动饮料的“感觉不在状态”异型广告……都给Boyce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相比之下，他觉得演员海清代言1号店的一系列墙面广告显得中规中矩。

　　在地铁B1层大厅，看到有人正拿着手机对着海清的广告拍照，Boyce一笑置之。在上海这个城市，他看到过很多外地游客，对这些光鲜亮丽的东西少见多怪。没多久，网上关于“无限1号店”的介绍多了起来。Boyce看了之后，才意识到是自己错了，这个看似普通的广告，其实是一个开在墙上的虚拟超市，背后隐藏着大学问。

　　复制Home Plus

　　从今年7月25日开始，在上海9条地铁线路的70个车站，纷纷出现了“无限1号店”，4天之后，在北京500个公交车站上，也出现了这种看似平常的大幅灯箱广告。

　　在这张6.5米×1.5米的海报上，整齐地排列着80种日常生活用品，有啤酒、牛奶、方便面，也有3C产品。这不是简单的视觉告知，而是一种“商品”陈列—1号店将超市开到了墙上，用户只需打开特定客户端，用手机对准产品二维码拍照，再点击“购买”，一次奇特的购物体验就宣告完成，剩下的只需在家等待—收货、付款。

　　不少媒体都把这个idea看做是1号店董事长于刚的一次“灵光乍现”。实际上，这个故事远没有这么富有戏剧性。

　　一个多月前，于刚在家中偶然点开了一个广告视频，这则名叫“Home Plus Subway Virtual Store”的韩国广告，获得了2011年戛纳广告媒介类的金奖。广告大意是说，在韩国，Home Plus是排行老二的超市，跟在E-Mart（易买得）超市的屁股后面追赶。现在的情况是，在不增加门店的情况下，Home Plus究竟有没有机会成为老大？

　　他们的idea就是“let the store come to people”（将商店带到人们身边）。于是Home Plus在地铁站的隔离墙上，建起了虚拟超市。

　　尽管超市是虚拟的，但是商品与实体店并无二致。所有等待地铁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拿出智能手机来，给产品拍照，用手机下单。

　　“一般人眼中很平常的地铁墙壁，却能被Home Plus当做货架！”看完这个视频，于刚难抑兴奋，他立刻群发邮件给1号店的管理层，其中包括去年才加盟的1号店无线事业部总监于丽丽。

　　其实从两年前开始，1号店的董事长于刚和CEO刘峻岭，就已经在移动互联的巨大市场上达成了共识—未来，移动电子商务已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2010年，在业内还未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手机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就已经实现了40.8亿元。于是在1号店，一直有一个坚定的“无线战略”。而于丽丽在加盟1号店之前，从事的正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工作，在组建“无线事业部”这件事情上，两者可谓一拍即合。

　　于丽丽和其他很多1号店的员工，收到群发邮件的当晚就热议起来。他们都认为，将“waiting time（等待时间）变成shopping time（购物时间）”是一项伟大的创意。

　　“于刚比较激动，他觉得这个模式应该进入中国，因为中国没有；不过正因为中国没有，也存在很多的风险。”于丽丽说。第二天上班时间，于刚又召集相关部门的同事接着开会，会议持续了一整天，最后作出了立项的决定：要把Home Plus的模式，带到中国来。

　　整个项目，由于丽丽的无线事业部统筹，并从公司的各个部门抽调人手。而从立项到上线，这个过程用了三周。

　　中国化改造

　　现在回想起来，于丽丽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三周简直就是魔鬼时间，每天她和她的团队平均只能休息4个小时。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Home Plus的模式。”这一阶段也是于丽丽最头疼的时候：关于Home Plus的数据非常少，更没有相关可供参考的资料。他们唯一能拿到的材料，就是Home Plus这个虚拟超市选了哪些商品。

　　为了摸清情况，1号店专门调研了韩国的市场，他们发现这个市场的智能手机普及度是中国没法比拟的，就像协助研发墙上虚拟超市的韩国第一企划公司发言人艾琳妮·拉姆说的那样，“在韩国首尔，每个人都机不离手。”

　　另外，隶属欧洲零售巨头Tesco（乐购）旗下的Home Plus本身就是一家线下的超市，1号店虽然背后有巨头沃尔玛的身影，但其本质上是一个线上超市，二者有本质的差别。为公众所熟知的Home Plus做一些线上的活动，很容易就被消费者接受，公众认知度不高、一直做线上电商的1号店做类似的试验，情况会怎样？他们心里没底。

　　在产品测试的时候，于丽丽还要和产品部的同事一起，为选择哪些商品而发愁。地铁站的一面“商品墙”只有6.5米×1.5米，最多只能容纳80种商品，而1号店上的实际商品种类达到了10万多种。Home Plus虚拟超市的做法是租下整片隔离墙，陈列商品远比一块广告板要丰富。其售卖的大都是一些生鲜肉和蔬菜，主打的概念是“上班路上买好菜，下班回家即可做饭”。因为所售商品不同，1号店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最大的改动，其主要商品选择了夏季饮料、防暑药物、洗护用品等。

　　“我们尽量选择不需要用户进行过多对比，品牌认知度和购买率较高的商品。”于丽丽说。在整个过程中，设计部的同事也参与到每个环节中，比如最后产品图的颜色搭配、二维码的大小等，都由他们来确定。

　　相比之下，这个创意最核心的“商品墙”的技术层面，反而是最不让于丽丽操心的东西。“商品墙”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位于商品下面的二维码识别，手机客户端软件（掌上1号店）将扫描这个二维码，从而识别出用户所选购的商品。这已经是一项很成熟的技术应用。

　　“以前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广告。”在了解了“无限1号店”的使用说明之后，Boyce在自己的iPhone上也安装了“1号店”客户端软件。接下来的操作并不复杂，在客户端上打开“扫描条形码和二维码”功能，手机立刻呈现拍照状态，摄像头对准产品二维码，该商品就出现在了手机上，再点击“购买”，商品就“掉入”购物车中。

　　随后，他按部就班，在“我的订单”页面中填写自己的配送地址、送货时间、是否开发票以及付费方式，剩下的就是在家等待收货。“感觉很科幻，好酷。”Boyce说。

　　不像Home Plus支持在线支付，目前的“无限1号店”只支持货到付款。于丽丽说，这是他们在调研之后作出的决定，因为这样能让客户感到更加安心。不过她也承认有一些小众客户，希望能够直接手机支付，比如有的人买东西是为了送给家中的老人，1号店也在考虑推出在线支付功能。

　　“如果我要买的商品不在虚拟超市这80种之中呢？或者我买到一半，要上车了怎么办？”Boyce对于这种新的购物体验也有一些不信任的疑惑。

　　事实上，这些也在1号店的预料之中。解决方案是进入“掌上1号店”搜索，之前在虚拟超市中挑选的商品并不会被删除，一并下单即可。





　　韩国Home Plus虚拟超市的购物流程

　　在地铁站的广告幕墙上的众多商品中，点开手机客户端，对准相应的商品拍照，客户端自动识别处理商品的二维码信息，然后下单、在线支付。剩下的环节交由超市的后台处理：查看订单、准备货物、物流配送。

　　零售革命？

　　在韩国，Home Plus自6月份在地铁站推出电子虚拟超市以来，已经取得了效果。其网站的注册用户数量增加了76%，在线销售额增长了130%。在线上市场，Home Plus目前已经位列第一，在线下，Home Plus也大幅缩小了与领头羊E-Mart的差距。

　　但在中国，作为Home Plus虚拟超市复制品的“无限1号店”，在北京和上海的试点才刚刚开始。对于“无限1号店”试运营以来的业绩，于丽丽一直讳莫如深，她只是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试运营的情况好于最初的预期，二是任何电商如果在这个时候过于看重销售额，都是愚蠢的。

　　实际上，“无限1号店”面临很多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很多用户并不知道怎么使用这张画满商品的海报，目前只有在“商品墙”的右边，有一些文字的介绍，但并不直观。

　　于丽丽有很多的设想，比如可以投放一些教程视频，也可以在每个站点配备一台电脑和一个工作人员，现场为用户解答和安装软件。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还尚在论证之中。

　　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无限1号店”的位置并不理想，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利用起用户的等待时间。1号店的公关人员告诉《南都周刊》：“如果能像Home Plus一样，直接做在地铁月台的屏蔽门上，做上一整排货架就最好了。”因为，地铁没来之前，所有人都要站在那等，目之所及，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买都不行。

　　但是这样一来，势必会遮挡住其他地铁广告，这里还有一个广告位冲突的问题。目前“无限1号店”在上海地铁的投放位置，以徐家汇地铁站为例，大多都是在进站大厅B1层的通道上。

　　这个位置比较尴尬，因为没有人会在大厅中驻足等待，一般都是匆匆而过，这意味着“无限1号店”之前所宣称的“利用碎片时间来购物”变得没有多大现实可能。即便有人在这里购物，估计很多都是“专程而来体验一把”的，而非“在等待中顺便购买”。

　　在北京，情况更不乐观。由于北京公交站的广告牌面积小，80件商品被分别放在正面和背面了，气势上已经短了一截。再加上1号店在北京的影响力远不如在江浙沪，这个“大有内涵”的创新很容易就被消费者当成了普通的站牌广告。

　　尽管如此，在几周的试运营中，1号店还是积累了很多数据。“可以这样讲，这些数据就是国内的第一数据。所以非常的宝贵，对于我们下一步怎样去调整都是很有参考意义的。”于丽丽说。而据1号店市场部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可乐等饮料产品的下单人数比较多，“我们今后会根据后台数据统计，进一步调整商品种类。”

　　在实践中，于丽丽还发现，这些会使用手机客户端购物的群体，对价格并不敏感，他们甚至买了89元的东西，不会为了“满100元免运费”的优惠再多买一件小商品，却更关注到货的速度。

　　事实上，为了这个国内第一，1号店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仅仅是在上海黄金沿线的9条地铁线路的70多个站点、130块广告牌的密集布点，就花了不少的钱。不过，“这些广告上的成本，本来就是决定要投入的。它的成本和回报不能仅仅依靠‘无限1号店’的销售来衡量。”

　　一段时间的工作下来，也让于丽丽和1号店开始反思“手机购物到底能帮用户解决什么问题”。

　　“不是说手机端取代PC端，它就是一个互补，把用户的碎片时间利用起来。”于丽丽憧憬的是这样一种购物的生活模式：以后甚至在社区散步的时候，看到商品墙，就把东西买了，这个周末就不用去超市了，“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地。”

　　现在，虚拟超市的模式，正在全球蔓延影响开来。在英国，超市巨头Tesco（乐购）也已经准备将Home Plus的模式引进英国地铁站。无线1号店的试验如果成功，其身后的沃尔玛是否也会大范围复制？在移动互联和电商无处不在的新时代，这个目前仍在小范围内试验的零售新业态，会不会引导一种新的零售革命？无人知晓。

　　零售革命的新路径

　　“从传统商务到电子商务，发展速度已经算是很快了。而从电子商务到移动电子商务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淘宝网CEO陆兆禧曾这样预言。而“无限1号店”这样的模式，其实就是移动电子商务的一种形态。

　　在移动电子商务领域，与1号店相比，淘宝、京东、当当这样的巨头似乎更具优势。一旦其他电商企业都来搞虚拟超市，势必会让原本就紧张的广告位价格水涨船高。1号店目前提供的日用品的利润原本就不高，再加上配送费用，能不能盈利真不好说。

　　韩国的Home Plus虚拟超市短期内就能突飞猛进，与其主要提供蔬菜生鲜货品紧密相关，相对于目前只提供日用品的1号店来说，这些必需品更具有卖点。毕竟日用品并不是每天都有购物需求，而饭菜则是每天必需的。如果1号店不能提供这类必需品，消费者只能继续去超市，而去到了超市，日用品也都顺便解决了，这样一来，1号店的虚拟超市过了新鲜劲后，自然就会被传统超市截留了。

　　显然，1号店的虚拟超市要想获得成功，除了让仓储和物流能力更给力，还要结合中国消费者的购物心理和习惯，因地制宜地开展业务。倘若只是简单复制，不创新，很可能会因水土不服而早早收场。

　　虚拟超市这个新模式，通过互动和体验元素的引入，除在销售层面可以为1号店带来一些营业收入外，其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为传统的零售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能变革的新途径。传统的零售业如何与当下最炙热的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结合，它无疑是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样本。

　　只是由于这种模式在中国并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样本，所以先行者要承担培育市场和消费群的风险，而智能手机的普及度、市场的接受度和参与程度，以及未来新竞争对手的挑战等诸多因素也会成为其前进路途中不可回避的门槛。

IDEO： 设计无边界

21世纪经济报道 黄洁琼 2011-08-25

核心提示：作为史上最多获得IDEA设计奖的设计公司。IDEO可以称之为全球最成功的设计公司。

到达IDEO的办公室的时候，正巧一群人从“蒙古包”里钻出来。一个彩色的庞然大物出现在办公室里，或许颇有些令人费解。打开上面印有蜿蜒弯曲的中式印花的小门，似乎就进入了另一番天地，黄色的顶灯，周围一圈随意散落的民族坐垫或者沙袋。这就是他们自制的会议室之一。在IDEO你可以看见各色稀奇古怪的创意，从自制的蒙古包会议室到用大小两个三角表达厕所标志，从可随意组合的工作空间到悬挂的战旗上的成员们的各种偶像。当艺术家们住在被刷成全白的没有电视机的欧米茄的艺术中心时，他们或许很难想象丰富多彩的IDEO在诉说着怎样的故事。

10年之前，IDEO和其他寻常的设计公司一样，而如今IDEO却用它的设计思维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史上最多获得IDEA设计奖的设计公司、38座红点奖、28座iF设计奖。“我们没有设计的边界。”IDEO的总裁Tim Brown带着他的中文版新书出现在上海。穿着深蓝色的上衣、休闲裤、带着黑色的细边眼镜，Tim用一口纯正的英伦腔自豪地介绍。《Business Week》曾经这样评价IDEO“它曾用创造性的经历重新定义了不仅仅只有产品的商品的设计，而如今它改变了公司创新的方式”。



T型的设计师

在另一端的厨房附近有一块贴着密密麻麻“N次贴”的白板。“阿姨”，“Mom”，还有画着冒着热气的小笼包的“DingTaiFeng”。“因为最近大家都关注食品安全，所以我的同事们在想有没有可以使食物既安全又美味。”IDEO的市场部负责人Alice说道，“而这些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安全美味的食物。”而这种非营利的“项目”完全是出自于成员们自己的想法，利用闲暇的时间迸发出的火花，将自己突然想到的点子贴在公共区域。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也会围在阳台上的木桌边，一边用餐一边交流个人经历，试图寻找新的发现。而这些公益项目往往都没有特定的客户，其结果也会最终公布在网站上供公众参考。“比起保密，我们更加乐意教授我们的客户如何去做。”Tim为他的同事们感到骄傲。

“我们有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摄影师等等。有些人有商业背景，有些有工程技术背景，我们还有作家、电影摄制者。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解决。”Tim说，“因为人们来自不同的背景，自然他们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兴趣的东西， 所以这对我们了解这个制度有帮助。我觉得设计师有责任对他们所设计的领域懂得越多越好。技术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他们需要懂得这些的所有。”“T”字，是IDEO对人才提出的要求，多才多艺的“—”，专攻领域。其独特的人才论，也使得IDEO成为在福布斯的榜单上， MBA学生最想加入的公司之一。

几年之前，全美的第二大银行找到IDEO，想要设计一种鼓励人们存钱的新方法。不按常理出牌的IDEO自然没有像寻常的咨询公司，成堆的报告和调查。他们每天和这些美国家庭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或者是半天的时间。而此刻的设计师就是咨询师，他们的任务就是问问题。

通过观察这12组家庭，他们发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行为，例如当人们支付水电煤这些公共费用时，如果账单上是37美元75美分，他们则会支付40美元。当询问理由时，他们的答案是我们不想被控制。另外一个行为就是，当人们用现金交易时，人们则会将剩余的零钱带回家里，投到饼干盒或者罐子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无形的储蓄。这就诞生了美国银行的新业务“Keep the Change”。当你用借记卡消费时，剩余的零钱会自动转移到你的储蓄账户。如今这个项目已经为储蓄账户增加了30亿美元。同时也吸引着很多人开新账户。而这个项目为美国银行赢得了当年《商业周刊》等组织的杰出企业创新奖。

这是IDEO第一次涉足金融领域，在这之前他们甚至不了解银行是如何运作的，但是好问好奇的精神却使得IDEO成为麦肯锡、贝恩、波士顿等传统咨询公司的竞争对手。

“设计师要问，问那些他们不擅长的问题。”Tim说道，“我觉得设计师有责任对他们所设计的领域懂得越多越好。技术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他们需要懂得这些的所有。”

上天入地的创造方式

几年之前，当Tim Brown接手IDEO的时候，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更加高效的CEO。当他用“设计思维”为IDEO拓宽了市场之后，也证明了他的描述并非只是自吹自擂。IDEO拥有遍布了各个产业的客户名单：苹果、NASA、BBC、微软、百事可乐。在产品展示的通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打着IDEO标签的产品，展台上放着产品的原型、成品，还贴着图纸，有新西兰的经济舱新体验、有用发热塑料制成的晾衣架、还有大宝面霜的营销方式。在走廊的镜头则写着大大的“Human-centered”（人本）。

“如果企业要创造价值，吸引消费者，我们就要从人本出发，走进市场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在哪里。”Tim Brown 说。在他看来最简单不过的原则，却是最难坚守的原则。于是，IDEO跟着阿拉伯人去了沙漠了解当地食物，登上新西兰航空实地考察，又在新加坡的政府大厦开了研讨会。

Kaiser Permanente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医疗保健机构。他们曾经和IDEO合作制定出了最省钱的方法来提高服务。没有购置医疗设备、也没有翻新大楼。IDEO观察到了在护士交接班时，他们往往需要花去40分钟在办公室里来交流病人的情况，而且此时的病人无人看护。于是他们就研究出了一种方法，让护士在病人面前交接班。好处是不仅使时间从40分钟减到了12分钟，病人也随时可以加入一些他们的看法。在当地一共有35家医院，而每次省下的28分钟就是，对病人或者护士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除了医疗方面，IDEO还涉及了政府部门。新加坡的移民局曾为民众的抱怨声头痛不堪。而对移民制度并非擅长的IDEO却从中找出了问题所在。长时间的等待、耗费的金钱还有满意度低下，这些都曾经是新加坡移民办理的问题。为了更加看清问题所在，使其制度更加透明，操作流程更加简单，IDEO将其研讨会也开在了这栋政府大厦中，使用者们就在来来往往的穿梭中帮助他们对问题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在得到准许之后，他们开始着手设计了一个新的实体空间——于2009 年7 月投入使用的河畔大厦。圆形的外观不会造成拥挤感，有别于普通的等待大厅和一排排冷硬的座椅，访客可以在踏入新加坡之前，事先在网站上预约，知道听到员工喊他们的名字办理业务。

模块化的登记台可以满足未来的升级需求，而员工在需要离开吃中饭或休息时，也不会令人感觉缺乏人手。而孩子们可以待在一个特别的小屋中玩耍。员工们还会每周举行会议，针对顾客留下的建议进行讨论。如此减少了人们至少30%时间得到了高效实惠的服务。“即使是很简单的商务处理，也可以用设计的思维来提高管理。”Tim Brown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