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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也无妨

暨国彪 21世纪商业评论 2010-10-08

核心提示：办公室八卦并非一无是处，再说，管理者也无法让它禁绝，只能试着去面对和引导。

几乎每一个公司的管理者都会紧锁眉头告诉你，他们痛恨办公室里的八卦。但正如美国诺克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弗兰克.麦克安德鲁所言，“八卦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无论如何都是挡不住的。管理者试图阻止八卦几乎跟禁止人的呼吸一样困难。”哪里有嘴或者键盘，哪里就一定有八卦。

纵然有不少人对八卦不齿，但却不得不承认，在竞争压力处处激烈的今天，在禁区重重地雷遍布的职场，没有什么是比获知和传播与同事丑闻和公司管理层变动有关的八卦更令人精神振奋了。好消息传得快，坏消息传得飞快，灾难性的消息更传得超快。相比有的电视广告花费几百万却仅有不到50%的到达率，办公室八卦却在一杯茶一支烟的工夫且毫无花费的情况下达到90%以上的到达率。

根据《快公司》杂志的《办公室八卦：赞成与反对》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互联网时代，大约10%的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即时聊天工具进行八卦，大约36%的调查对象说他们在公司的用餐区、茶水间或休息室等地方交流信息，而大约33%的调查对象则直接走到同事办公桌前当面聊。年轻员工更喜欢八卦。相对于有48%的年龄在55岁至64岁的员工选择不传播公司八卦，只有9%的年龄在18岁至24岁的员工选择不传播公司八卦。

关于八卦的内容，有关调查显示，排名第一的是“薪酬福利”，排名第二的为“人事调动”，排名第三的则是“办公室恋情”。众所周知，薪资涨幅、职位空缺、人事调动、销售业绩等都为员工们密切关注却又难以大白于天下。

八卦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大致出于以下四种原因：一是体现传播者在办公室里“什么都知道”，即时刻处于舆论中心，以消息灵通显示自己在公司社交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和绝对影响力，这类传播者即俗称的“知道分子”;二是试图借助八卦达到暗中挫败竞争对手等特定政治目的;三是思维简单口无遮拦心里藏不住事;四是断不能接受在办公室中毫不知情“敌暗我明”的状态，希望从办公室八卦中获取安全感。

办公室八卦最为管理者所诟病的在于它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效率，瓦解了工作场所的纪律性。漫无目的的闲聊会耗费员工大量工作时间。此外，办公室八卦通常包括道听途说的传闻、无中生有的消息和旁敲侧击的讽刺，在金融危机和公司存在重大变革预期期间则多数以裁员、降薪等负面消息的面孔出现，极易在员工中引发惶恐。

办公室八卦还可能在无意中泄露了公司的机密资料和信息，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对独立性要求较高的公司而言，员工之间的攀谈也可能泄露特定项目和客户的信息和资料，而这些资料尚未获准对外公开，可能存在潜在内幕交易的隐患。而对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贬低性言论，也可能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尽管管理者们几乎坚信八卦对工作负面影响极大，然而事实上，办公室八卦却并非我们所料想的那般一无是处。在《哈佛商业评论》所刊载的《在办公室八卦并非就是不够专业》一文中，作者乔.拉比安卡和两位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对一家美国公司40名员工中的30名开展了一项办公室社交网络方面的调查，询问他们在办公室中和谁八卦、如何八卦等。调查结果表明，八卦的确在有些情况下会滋生恐惧，但越多员工八卦，他们对于所在社会环境的理解更到位，他们在同事当中就更具影响力，这是一种大众化的力量，也即一定八卦有助于员工在同事中获得社交和情感上的支持，达成相互理解，并获得统一性和归属感。因此，一些无伤大雅的职场八卦，可以适度与同事分享，也可以利用同事传来的八卦梳理自己的人际关系，寻求职场的自我保护和突破。

拉比安卡认为，八卦仅是两人之间进行的关于第三位不在场的人的信息交换，大量八卦事实上都对人有所褒扬。如果有人熬夜代你加班，你通常都会让你周围的同事知晓。调查结果表明，正面八卦往往多于负面八卦，在八卦中有72%都是同时包括正负面评价的八卦，其中显著正面的占了21%，显著负面的只占了7%。

八卦是新员工融入公司社交网络的敲门砖。无论在哪一家公司，总有一些话题是众人议论的焦点。作为一名新人，如果你能尽快了解一些八卦的来龙去脉，就能迅速增强在同事中的认同感和大家打成一片，早日适应新环境，从而避免被排斥的孤立感。八卦还是同事之间交换信息的有效方式。一段谈话可能既涉及工作内容也讨论某个未经验证的传闻。

八卦是同事间亲疏关系的晴雨表。如果一个平日关系淡薄的同事，突然跟你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八卦，那么很可能表示，他希望拉近你们之间的关系;而如果一个同事从来不跟你分享八卦，而你却知道她很乐意跟别人谈论，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很一般。

八卦还是员工内心的稳定器。在当前萎靡的经济形势下，八卦能平抚员工的焦灼忧虑情绪，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职业中的不确定性，获得信息从而弄清形势，尤其当八卦只是一般性的八卦，而不是针对特定员工进行人身攻击时。

八卦是促进员工积极进取的兴奋剂。法国南特商学院研究主任格兰特.迈克逊认为，由于害怕人们在背后议论说自己不勤快，使自己名声受损，每一位员工都会争先恐后、力争上游工作。

八卦还是管理者施行公司新政策前试探员工反应的试金石。管理层可以利用办公室八卦网络，迅速测试出员工对某项计划的反应。比如，悉尼一家招聘服务公司的总经理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他不能给所有员工都加薪，但又担心不这样做会影响员工士气。于是他把“将给少数重要员工加薪，获加薪员工将承担更多责任”的计划告诉一位下属。不出所料，消息以八卦形式从员工论坛流传开来。在得到员工的积极反馈后，他的计划顺利实施。

既然八卦有诸多好处，为什么管理者们仍要禁止办公室八卦?

拉比安卡认为，办公室八卦在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建立了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这对管理者试图完全控制员工的欲望构成了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在年中或年终绩效评估时，无论八卦内容是正面还是负面，那些经常八卦的员工总是被管理者给予更低的评级。这说明在管理者心中认定了任何八卦都是无益于工作的。

那么管理层究竟该如何应对八卦?首先，不能简单地禁止八卦，明令禁止办公室八卦通常会事与愿违，从而导致更多八卦。可惜众多管理者都是频繁出击阻止八卦，却不着手探究和消除八卦产生的根源。事实上，负面八卦往往是一个更大的组织问题的先兆，注意新动向的管理者都善于把握机会从负面八卦中嗅出他们即将可能面对的麻烦事，主动应对。然而绩效评估等方式也不应被用来抵制负面八卦——这同样也不管用。

一家名为“创意团队”的公司则针对消除八卦消极影响开出了一味良方：和员工进行一对一会面，对员工坦率真诚，营造和谐平等的工作环境，鼓励他们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来说出他们的所思所虑;敞开大门，褪去神秘，使员工愿意与你交谈并能方便地和你取得联系。当管理者关起门来压低声音说话，焦虑就会在员工中间滋长，既使非要一整个上午关起门来开会，也要在午餐时间提及会议的讨论结果。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奇普.希思则建议不妨参与到八卦中，在企业内网上创造一个类似“华尔街传闻”那样的模块，专门负责直接解答员工询问的公司八卦，让公司的舆论领袖始终能获取信息。那样的话，当八卦在传播时，你至少能控制八卦的内容。

我对中国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
from 情书 by drunkpiano

半个月前给《南方人物周刊》做的一个访谈，忙忙乱乱忘了贴。可能和实际刊出版略有差异。

特约记者：上穷碧落下黄泉之闺密刘天昭
摄影记者：化腐朽为神奇之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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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是启蒙，是自我教育，分享精神
记者：回国一个月，目前工作生活的状况怎样？
刘瑜：还在转型期，有点忙乱，没有正式进入工作状态。主要是会亲友、办入职手续、打理家务事。第一个学期只有很少的研究生课程，所以主要是自己看书写东西。我手里现在有三四个写了一半左右的论文，想尽快写完它们。
记者：还在写专栏吗？
刘瑜：专栏现在写得很少，基本也就是一个月一篇的样子。目前只给一两个刊物写点“软政治”类专栏。接下来的两三年，专栏随笔肯定是我写作计划中最边缘化的东西。
记者：给媒体写稿的时候，如果目标读者具体化为一个人，能够描述一下这个人么。
刘瑜：我一般会把我比较喜爱和尊重的人当作假想读者，就像我备课时会把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作为假想听众一样。
记者：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你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么？
刘瑜：还真没有，很多时候是自我教育，还有些时候是分享精神。
记者：你对你的专栏以及后来结集成的书如此受欢迎，感到吃惊么？
刘瑜：不是特别吃惊。我觉得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和地点写了一本适当的书。中国在一个转型期，政治上很多人都很迷惘，我针对一些令人迷惘的问题，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启蒙这件事，有一点伦理上的尴尬？
刘瑜：是，一个人得多自信才会那么斩钉截铁地居高临下，我没有那种自信。我们都是“红旗下的蛋”，既然如此，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只能同步进行。

2．我对中国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
记者：谈谈你对中国转型的基本看法。
刘瑜：我对中国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觉得从长线来看，它在向一个更开放、文明的方向前进。
记者：短线来看呢？比如十年。
刘瑜：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很难说有一个笼而统之的中国，从社会活力上来说，我觉得它在不断进步，从政治上来看，进步可能慢一些。但政府没有主动进步，也可能在社会的推动下有被动进步。这是很多转型国家的经历。
记者：社会进步和政治慢慢进步，这个差距，会不会造成风险？
刘瑜：会。你看中东欧国家80年代转型经历，就会发现越是拒绝改革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最后转型的方式越惨烈，越是“把握时代潮流”的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转型就相对平和。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伤疤和它国身上学到足够的经验，防止这个矛盾激化到暴力冲突的地步。
记者：除了暴力冲突，历史和他国经验中，暂时还没有其他的扭曲或者病态么？避免暴力冲突是否就能避免走进新专制的怪圈？
刘瑜：当然有，太多扭曲和病态了，便是中东欧的和平变革，也经历了十年的经济动荡和萧条。陷入新专制怪圈也不少见，比如俄罗斯。中国相比它们，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十有八九，社会多元化也相应出现，不用像中东欧国家那样政治、经济、社会需要同步变革，那样造成的冲击太大。劣势是中国的专制传统深厚，而且制度的缝隙比很多其他转型国家要小。
记者：这个专制传统，具体体现什么方面？
刘瑜：比如体现在对权威、当权者的莫名敬畏和习惯性服从里。在习惯性服从权威的同时，转过身来又对无权无势的人颐指气使。
记者：这个所谓文化，是有传统，应该也是当下现实激励的结果——解毒的力量在哪里？你刚说看到社会在进步，是不是也包括这方面。
刘瑜：最大的解毒力量可能是市场经济，当社会和经济资源越来越少地为权力垄断，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就会减弱，一旦物质依赖性减弱，精神自主性也会增强。这和女性经济独立后不那么听男人的话了是一个道理。然后就是公共领域的拓展，市场化的媒体和出版业、民间组织、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以往一个个孤立的人有了凝聚的可能性，而且是一种横向、而非纵向的人际网络，这对消解那种“威权人格”应该也有好处。用学者Putnam的话来说，这就是“社会资本”，即使这些民间网络不关心国事天下事，仅仅是组织旅游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用Putnam的观点来看，这都是在积蓄“社会资本”，都是在为良性政治添加润滑剂。
记者：你刚才说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改的十有八九了，这个判断是怎样生成的？这几年国进民退，即使只从增强国民依附性的角度讲，这是否也是一个退步？
刘瑜：十有八九这个词可能不确切，说十有五六也行，我的意思是在经济改革中，市场化转向的最关键一步已经迈出，“市场”这个词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至于“国进民退”，这个媒体上现在谈的很多，但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足够宏观数据支撑的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因为我读到过正反双方的数据。也许这个话题这么热，表达的仅仅是大家对经济改革速度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的不安。当然，即使仅仅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本身也是社会力量觉醒的一种表现。
记者：即使没有国进民退，普遍化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不争事实吧。如果市场化就只是裙带资本主义化，它会不会事实上让人们更加“对权威对当权者莫名敬畏和服从”呢？
刘瑜：我觉得中国的市场化不是那么非黑即白，很多企业未必只靠裙带，也许一边靠裙带、一边也要靠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比如我发现现在去银行办事，服务态度一般都很好。总的来说，我相信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契约精神、竞争意识长远来看是对专制文化最好的解构力量，当然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关于公共领域的拓展，我个人有一种悲观，就是在目前制度环境下，拓展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就拓不开了。所谓精英与最大多数的大众之间的沟通通道，非常狭窄，并且只能以很间接很暧昧的方式进行。
刘瑜：我也觉得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公共领域的拓展比较缓慢，但方向应该不会变的。别忘了历史的改变往往不是匀速前进的，它可能是20年缓慢的变化，然后3、5年迅疾的变化。对比一下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就能看到这一点。而且，时代的缓慢变化未必是没意义的，它也是一种积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激变需要一个渐变的铺垫和准备，这样当激变来临时，社会是在有相对共识的情况下迎接这个变化的。

3．那是很大的如果，总体我还是乐观。
记者：让你感到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因素有哪些，个人经验的，调查研究的，分别讲讲。
刘瑜：个人观察到的东西很多。比如，20年前市场经济这个词还是个禁忌，97年15大的时候，还是在说要保障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地位，但现在，媒体讨论的是“凭什么国企拿地”，“凭什么垄断企业工资高”，问题意识的边界一直在移动，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乐观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对他国经验研究的阅读。比如学者Iglehart的书，他用民意调查的方式，20多年跟踪研究几十个国家政治观念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观念变化-制度变化”这个三个变量的关系得出了令人乐观的结论。在读到更严谨和有说服力的研究之前，我暂时相信他的结论。关于中国，也有一些类似的研究，结论也类似。
记者：可是我对“历史必然性”这种东西感到怀疑。
我也不相信历史必然性，我只是说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发展和开放的话，文化和制度会相应变化。但那是很大的“如果”，不排除资源能源环境甚至政治等因素可能颠覆这个“如果”。总体我还是乐观，这种乐观的根基可能是我相信自由的制度安排不单在道义上是好的，而且在绩效上是有最有力的，所以即使你对人的善意失去信心，也不应该对人的逐利倾向失去信心。只是必然这个词太绝对了，我这种天生的怀疑主义者不会使用。

记者：从宏观上相信经济发展导致观念变化，但是微观去讲，这个传导链条里有哪些关键环节？再具体到个人，尤其是职业相关的群体，技术性地讲，如何做才能更有效地推动观念的变革？
微观地去分析一个一个的职业群体，在这样的访谈里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大体来说，经济的发展和开放推动观念的变化，无非是几个机制：第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更多资源流向“基本生存”以外的领域，其中一些会流向公共领域。比如我认识一些商人，他们开始有“余钱”资助一些论坛、出版之类的事情，普通人也会有更多的钱来买书、上网、捐赠慈善事业等等。比如；第二，经济发展之后，交通通讯方式更发达，有利于人们建立更密集的横向交流网络，而人们在交流中可以“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网络论坛、博客、微博不都如此？第三，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会渗透到文化里，增进人们的权利意识。第四，这是 Inglehart的观点，就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职业和工种要求人们作出个体化的判断，而不能象机械流水线上的“螺丝钉”那样工作，这也鼓励人们的独立自主思考能力。至于这些机制如何在千千万万人身上起作用，似乎不可能一一分析。

记者：在你的判断中，中国人目前在观念变化这一步，走了多远？
刘瑜：这一点Inglehart、杜克大学的史天健老师、台湾的朱云汉老师等人其实都做过定量研究，他们做了很规范的民意调查和分析，也跟踪了有些年头。基本上结论大同小异，就是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和理解、政治宽容度等都在向普世价值靠近，虽然还有差距。至于具体“走了多远”，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搜他们的论文读。不过由于调查研究的滞后性，他们的很多文章数据都来源于05年以前的调查，现在的民意变化应该更进一步了。

记者：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如果是研究中国的话，优势很明显，就是你离“现场”很近，能即时听到各种声音。我跟朋友说，回国以后，我每个饭局都是一次“田野调查”。而且现在由于网络发达，即使在中国，你要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也很容易。劣势也很明显，由于种种原因，我觉得国内学术研究和对话的水平还比较初级，常常还是一种不讲论据的“侃大山”风格，另一个极端就是用故弄玄虚的“学术黑话”来包装空洞，如果我不知不觉把要求自己的标准换成这些坐标体系，可能就“迷失自我”了，所以我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保持适度的孤独。

4．自我教育就是试图更了解和理解这个世界
记者：大家只知道你是政治学学者，你具体研究的领域是什么？
刘瑜：我之前一直是研究中国革命中动员机制问题，最近对比较政治转型问题感兴趣，做了一些阅读，准备写点系统的东西。
记者：你在博客上透露过，要写一本《中国革命十论》，能不能提前介绍一下核心观点。
刘瑜：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革命中出现那样狂热而真诚的政治参与”，核心观点用极简的话来说，就是利益激励导致的政治参与可能因为人类对“认知一致性”的心理需求而转化为出于信念的参与。就是说，我既想避免那种把民众当作”投机分子“的看法，也想避免把他们当作”纯洁信徒“的看法。当然这只是极简的说法。
记者：如果人类对“认知一致性”的心理需求是客观存在的，那要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心理被政治野心家利用呢？
刘瑜：就是我前面说的，解除民众对国家的经济依赖以及职务、声誉依赖，其实也就是哈耶克说的，没有经济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自由。
记者：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关注政治转型的？
刘瑜：两个角度：一个是政治转型的动力何在；一个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政治转型受挫，比如俄罗斯的新专制怪圈，或者民主化过程中族群矛盾的激化。我对后一个问题更感兴趣一些。
记者：这些题材，都比较适合写给普通读者看。我作为读者，就很有兴趣。
刘瑜：也很适合自我教育。
记者：根据他国经验、历史经验，以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的宏观结论，与你的个人经验冲突的时候，你会试图用前者诱导性地说服后者么？
刘瑜：会，但有时也会试图用自己的经验去反思一些理论。人或多或少都有意识形态，但一个骄傲的人会觉得智识上的诚实比什么都重要，主要是舍不得放弃翻阅一波三折的世界的乐趣。
记者：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自我教育这个词？以前你用过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来区分自己的两种兴趣，读者也通过《民主的细节》和《送你一颗子弹》看到了两个至少貌似冲突的你。你觉得自己是矛盾统一的么？
刘瑜：自我教育就是试图理解你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如果能通过理解这个世界树立更正确的价值观，当然就更好了。
我从没觉得自己矛盾。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同时有理性和感性的一面，我只是这两方面比较势均力敌而且两方面都比较自我放纵而已。

5．间歇性热爱生活与间歇性厌世此起彼伏
记者：还有文学梦么？
刘瑜：当然有，不同的文字形式可以表达人不同的侧面，一个丰富的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侧面。我没有文体歧视，比如有些人觉得论文比随笔高级，或者小说比专栏高级，我不觉得。我愿意从各个角度挑战自己。
记者：自我实现的具体目标，有么？比如在学术研究上。
刘瑜：也说不上什么特别具体的目标，但至少要不辜负自己的能力和际遇。有机会去那么多好学校学习，然后还算善于表达，如果不写出点东西，会过意不去。
记者：在公共表达方面呢？现在有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压力？
刘瑜：到目前为止基本没有，主要是没觉得自己成了公众人物，也无意于努力成为公众人物。如果你真正热爱知识的话，就会觉得阅读和思考带来的乐趣远胜于被关注的乐趣。
你会觉得自己太走狗屎运了，竟然能靠读书和思考生活。
记者：文学方面呢？你以前还说过，想拍电影、导演话剧，死前一定要做的事，列了单子没？
刘瑜：呵呵，估计3年之内我是没有时间去搞文学了。拍电影、导演话剧是技术活，我觉得自己是过了那个村了。但写点小说随笔什么的，技术门槛比较低，有时间肯定还会去做。死前要做的事清单太长，已经排到第八辈子了。
记者：真是热爱生活啊。
刘瑜：间歇性热爱生活与间歇性厌世此起彼伏，呵呵。
记者：间歇性厌世，你怎么治？
刘瑜：扛呗。
记者：除了写写《送你一颗子弹》里面那样的文章。文学表达，对你的幽暗情绪，是一种拯救还是一种强化？
刘瑜：都是。
记者：你对自己的间歇性厌世，有好奇心么？你理解了自己么？
刘瑜：起先有，特别是年少的时候，觉得谁虚无谁酷，谁整天乐呵呵的太三俗了。后来发现虚无这事其实也没什么可拽的，它不就是个虚无么。我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包括对自己的情绪。可惜在我已经厌倦了那个幽暗的自己之后，它还是没有离去，所以有时候就是漫长无聊的僵持。
记者：也没揪住个童年阴影啥的当替死鬼？
刘瑜：替死鬼早就找到了，基本上我觉得人的性情是基因起主导作用。关键是找到了又怎么样，你也不能跟基因打一架。
记者：就是当个病接受了？
刘瑜：也不是，也自救。
记者：幽暗的这部分，性格中痛苦的部分，除了浪费你的时间，催生了你的文学化写作，对你的人生安排，现实抉择，有没有过重大影响？
刘瑜：回国的原因之一，基本就是试图在我和那个健康的我之间，搬走那个抑郁的我。
记者：回国为何能够帮助你搬走那个抑郁的你？
刘瑜：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国外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真空里，因为这个真空，所以就陷入了自我观察和自我关注的漩涡，在这个漩涡中的挣扎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太浪费了，所以我回来解放自己的生产力了。

记者：通过研究中国革命动员机制了解的人性，和通过体验自己的抑郁了解的人性，之间有关联么，有彼此启发么？
刘瑜：前者是置身于“集体”当中的人性，后者是作为“个体”的人性，这两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个体人性是一个和尚有水喝，集体人性是三个和尚没水喝。整个“公共选择理论”，就是试图说明置身于集体的人如何不同于作为个体的人。
总的来说我相信好的政治能让社会更美好，但个体的幸福感肯定不能单靠政治来解决，因为个体的幸福感一般与一定的能力或者禀赋联系在一起。政治可能能让你更安全、自由，但不能让你更漂亮、智商更高、唱歌更好听。
记者：你相信有全知全能的意志么？通常人们爱说的上帝或者神？
刘瑜：不相信。我有时候也用上帝或者神这样的字眼，但仅仅是在智力上想偷懒或者想对自己温柔一点的时候。

6．我对经验世界的重视和对逻辑论据的重视，都起源于网络辩论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学术产生真正的兴趣的？
刘瑜：如果把学术不仅仅理解为对书的兴趣、而是对理解书后面的经验世界的兴趣，其实也就是近6、7年左右的事情。
记者：难道你原来对书更感兴趣？
刘瑜：未必多么感兴趣，但我以前以为搞学术就是读书、引经据典、跟别人竞赛谁掌握的生僻人名多。
记者：还跟人竞争过生僻人名储备？
刘瑜：呵呵，竞争不过别人，记忆力不好。
记者：那么必要的学术训练包括哪些？
刘瑜：基本的包括文献查阅、逻辑思维和讲论据的态度，但具体到怎么讲论据，有定量研究、田野调查等等。
记者：考大学为什么会报考国际政治专业？
刘瑜：我爸妈让我报的。
记者：中学的时候，对什么东西真的感兴趣？
刘瑜：虽然在我幽暗的中学时代有过热爱崔健这样的传奇经历，但总的来说我的中学时代特别平淡无奇，基本是个学习机器。我知道很多自由派倾向的人中学时代就有过种种叛逆行为和思想，我中学却几乎没有任何愤青迹象。
记者：读大学的时候，感觉到学习的乐趣了么？
刘瑜：也没有，但大学时代至少知道了学习之外另有天地。
记者：比如？
刘瑜：比如为了当上一个合格的文艺女青年而读萨特尼采海子什么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真诚地读？没有受到影响？
刘瑜：没有持久的影响，可能当时也会搅动小心脏一下。如果说有影响，甚至有点坏影响。
我觉得90年代自己成长一个特别恶劣的文化环境里，前半段还是萨特海子什么的，后半段就是福柯罗兰巴特什么的，我对这些人物本身没什么意见，但是在当时中国的环境里，他们往往是以这“热”那“热”的形式出现的，对于年轻尚未有强大自我和判断力的孩子，很容易就把他们当时髦来赶而不是思想来读，后果就是造就了一批迷恋姿态远甚于思考本身的青年学子。
记者：那么后来，你自我肯定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刘瑜：可能我前面对中学大学时代自己的描述不大公平。我中学也组织诗社、大学也写小说什么的。一直隐隐有种“要和别人不一样”的冲动，但到90末期，还是只有“文艺”的那一面被开发出来，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思想资源浇灌另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自己。
记者：后来碰到什么合适的了？
刘瑜：我觉得网络对我是个巨大的冲击。我99年左右开始上网，稀里糊涂就上了时政论坛，我被有些人蛮不讲理、是非颠倒的辩论方式给吓坏了，也给气坏了，正义感一下子就给激发起来了。然后这种正义感就开始感召我读一些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是萨特福柯这样时髦但实际上跟我的生活和感受没什么关系的东西，结果一根线越扯越长，扯出很多让我非常受震动的东西。我博士论文写中国革命就发源于网络辩论。
而且，另一方面，网络辩论的即时性和直接性也训练我以严密的语言和逻辑思考——因为你的论敌不断迅速指出你的这个或者那个漏洞，你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和逻辑。所以我现在思维里很重要的的两种东西，对论据的重视和对逻辑的重视，都起源于当时的网络辩论。基本上，发现互联网对我来说就是《黑客帝国》里“吞下那颗红药丸”的片刻。
记者：这个好东西，在留学期间被加强了吧。
刘瑜：对。我记得刚到美国那个圣诞节，当时的男朋友从西岸来纽约看我，发现我当时没日没夜“战斗”在网络上，连他都不怎么搭理，伤心坏了。基本上我留学第一年，除了应付基本的学业，就是战斗在网络上。不但战斗，还转战不同的论坛，简直是游击队员。
记者：相比之下，国外大学的教育，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刘瑜：国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真不是来自校园教育，虽然我在哥大期间学习成绩很好。主要是当时的课程内容（其实还是一些预设你已经熟知历史和经验世界的理论）和我当时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对中国当代史的兴趣）不衔接。不过国外生活最后对我还是影响巨大，主要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观察，这个《民主的细节》一书已道出；另一个就是后来我按照自己兴趣进行的阅读，尤其是在剑桥这三年。因为自己做了老师，终于不用活在老师的指挥棒下，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阅读，就跟发现了一个金矿一样。

7．我还是希望别人能欣赏我身上的复杂性
记者：谈谈你的亲人朋友对你的印象。
刘瑜：不知道啊。在听到的各种形容词中，我最喜爱的一个是“灿烂”。
记者：你希望你爱的人基于何种原因爱上你？灿烂、还是幽暗？不要说全部。
刘瑜：虽然你规定不能说全部，但我还是希望别人能欣赏我身上的复杂性，主要是我也不可能爱上一个对复杂性没有理解力的人。
记者：那你能从复杂性的角度，谅解自己的抑郁么？
刘瑜：心情好的时候能，不好的时候，觉得自己被抑郁劫持的时候不能。
记者：你觉得别人最有可能出于什么原因讨厌你？
刘瑜：咄咄逼人、争强好胜？别人的看法我不清楚，我自己意识到的缺点包括：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是有些软弱；有时候还是太武断；虽然面对批评最后往往能反思，但第一反应里往往情绪化的东西太多。

记者：一个读了你所有的博客和已出版文字的人，是否已经足够了解你？
刘瑜：不能。一方面，有些东西我不会写到公开的文字里去；另一方面，我两本书其实主体都写于我去英国前，其实这几年我还是有些变化的。
记者：这几年的变化是什么？
刘瑜：文艺女青年的部分在缩小，对姿态——包括叛逆的姿态——失去兴趣，对理解外在世界有了真诚而热烈的兴趣。

记者：在茂盛的智力生活之外，最主要的生活内容是什么？
刘瑜： 基本上我是个没有生活的人。爱听音乐，经常在网上搜各种音乐听。网上看各种八卦。以前还爱逛街买东西，后来发现家里不用的东西比有用的东西还多，不穿的衣服比还穿的衣服还多，就不爱逛街了，改喜欢扔东西了。
记者：在发现了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之后，是否逐渐产生一种人生借此安顿的感觉？你的生活是否仍然存在彻底被颠覆的风险？向哪些可能性开放？
刘瑜：希望至少能安顿个三五年吧，之后怎样只能走到哪算哪。虚无主义的危险肯定一直在那，但不想渲染它，希望通过忽略它而被它忽略。

记者：你觉得自己压抑么？
刘瑜：不觉得压抑，但我能想象更好的生活。
记者：觉得幸福么？
刘瑜：读到一本好书，听到一段好音乐，或者买到一只没有倒瓤的西瓜，这样的片刻，还是挺幸福的。
记者：假想，你这样一套基因，投胎到美国，比如说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最主流的那种，你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刘瑜：我估计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只是少拐30年的弯而已。

官吏吃谁的俸禄
2010年10月09日
洪振快

　　从宋代开始，全国各地的官衙里面开始树立一块石碑，上刻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块石碑，通常被称为“戒石铭”。那十六个字，最早出自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后被宋太宗赵光义颁行天下，以告诫各级官吏要奉公守法、善待民众。据说，凡新官上任，要举行一个庄重的拜碑仪式，大声颂读那十六个字，有点宣誓的味道。

　　“戒石铭”中有意味的是前面的那八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其意思是说，你们领的俸禄，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官吏的俸禄来自官方向老百姓征取的税收，税收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官吏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简言之，可称“食民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既然是老百姓养活了官吏，那么官吏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这也是最简单不过的逻辑。然而，问题是，官吏们内心中是否真的认为自己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呢？有多少官吏在内心中认同“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这句话呢？

　　事实上，恐怕并没有多少官吏真的认为自己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因为自古以来，官位都是皇帝赐予的，官吏们一向认为自己吃的是皇上的俸禄，即所谓“食君禄”。既然是食君禄，就应该忠诚于皇上，这才是要奉行的道理。

　　由此可知，在官吏吃谁的俸禄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两套逻辑：“食民禄”和“食君禄”。官吏们要以哪套逻辑为准呢？显然是“食君禄”。对老百姓要好一点，那是书面逻辑；要绝对忠诚于皇上，那是现实逻辑。对老百姓差一点，不一定会丢乌纱帽；对皇上不忠诚，则脑袋都可能搬家。稍有理性的人，都知道怎么选择，作为社会精英的官吏，哪能分不清其中的厉害关系？

　　皇上远在京城，不一定清楚各地官员的具体施政行为，直接决定官员们的饭碗的，是对自己有管辖、监督之权的上司。所以，尽管官员们吃的是“君禄”，但俸禄简直可以说是上级发的。

　　上级之威福，官员们心知肚明。清代顺治年间，陕西有个道台王化淳，到任后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由于上级对下级拥有支配权，上级可以包庇下级，也可以找理由惩治下级，所以王道台敢于公开宣称，送了礼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送礼的就等着革职吧。面对如此强势的上级，下级们为了保住饭碗，除了听话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了。

　　不听话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同样是在顺治年间，有个叫李皭的人出任福建将乐县县令，上级暗示要送礼。李皭是个清官，刚到任的时候就跟家人说明白：“在官，俸金外皆赃也，不可以丝毫累我。”李皭不向上司送礼，也没有礼可送，其结果是：“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不顺从上级的意志，只能是丢了饭碗回老家。

　　在上级决定下级命运的官场规则之下，下级的饭碗端在上级手里，官员们会认为自己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吗？显然不会。官员们的最高上级是皇帝，如果他们不认为自己吃的是直接上级的俸禄，那就只能是吃最高上级——皇帝的俸禄，也就是食君禄。

　　先秦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管子曾经教导君王们怎么操控官吏：“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意即君主可以通过掌控决定臣子生死、贫富、贵贱的权力，驱使臣子为自己卖命，使臣子们对之既敬且畏。从个人的角度说，谁决定其命运，就服从于谁、效忠于谁，这本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所做的最优选择。当君主握有决定臣子的生死、贫富、贵贱诸命运的权柄时，臣子除了服从和效忠皇帝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所以，既食君禄，就必须忠诚王事，忠君思想因此逐渐强化为对臣子的最高指令。

　　由此可知，要让官吏们从内心中认同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道理并不复杂：只要让他们的命运像操于君主之手那样操于老百姓之手，他们自然就会形成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的观念，并且像忠诚于君主那样忠诚于老百姓。问题只是在于：有什么办法能把这种道理变成现实？

　　这是一个难题，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框架下没有答案。现代政治制度为此难题所设计的解决方案是：官员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民选举产生，他们的命运取决于选民手中的选票；事务官即公务员由考试选拔，他们保持政治中立，不从属于哪个党派，他们的业绩由专门机构按公务员法评定，升迁由业绩决定，而不取决于上级的个人意志。这样，政务官固然知道自己吃的是选民们的俸禄，事务官也明白自己吃的是纳税人的饭，因此他们必须树立为选民、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否则就可能丢失饭碗。

　　（《新京报》2010－10－9）

茶党是杯什么茶

经济观察报

范逸强


　　茶党正在利用经济低潮冲浪，他们把自己和各种各样的候选人连在一起，享受着媒体的友好报道。但是，当他们不得不掌权时，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想要更低赤字、更低税收，却也不想减少其社保利益时，将会发生什么？到那时，我们将看出这些家伙是否真的是美国政治中的新东西，或者他们只不过是同样的淡茶，仅仅味道略浓一些而已

　　　　在殖民地时代，英国政府对输入北美的茶叶实行垄断，收取重税，不允许当地人私自买卖。1773年，为抗议英国政府以垄断手段剥削人民，一些殖民者把运入波士顿港口的茶叶倒入海中。在随后的镇压与反抗中，这场抗议运动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怀疑权力、反对大政府从此成为美国人的基本政治态度。

　　小布什总统的战争开支和减税方案、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的救市计划和医保方案，这些都需要很多钱，加重了美国的预算赤字。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大之一，而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又在资助华尔街的富人，这些人的贪婪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根源。2009年2月，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一次报道中，CNBC的记者里克·桑台里批评白宫为按揭注资的政策，提议“茶党”把金融衍生品倒入芝加哥河中。他在早已愤怒的人群中激起极大反响。新的茶党运动从此开始，并迅速壮大。当年4月15日的年度报税截止日，有数百万人走向街头，抗议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茶党不是一个政党，它是一场自发的运动。在政治主张上，他们与共和党的右翼很接近。他们反对政府的浪费开支、过高的税收，以及官僚机构以监管扼杀经济活力——政府的权力越大，这些问题就很可能越严重。茶党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完整的纲领。“茶党爱国者”、“茶党快车”、“茶党国家”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些较大组织，它们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一些成功。有分析家认为，茶党的壮大显示美国政治正在向右转。

　　美国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因问：你还记得过去的美好日子吗？他说，他还记得。那时华盛顿仍然关心赤字，当奥巴马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削减开支、遏制税收攀升以及用其他改革来平衡预算的时候，我就想起过去的好日子了。在2009年初奥巴马刚上台的时候，美国的债务是10.7万亿美元，到今年6月已经飙升到13万亿美元。参议员米奇·麦克康奈尔反对成立平衡预算的委员会，但他似乎也同样担心预算问题，他说：“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说，这里真正紧急的事情是13万亿美元的债务。”

　　克莱因认为，其实，过去的好日子并不远，也只是在几个月之前。但是，华盛顿现在面对的可怕前景是实实在在削减赤字。突然之间，债务根本不是紧急问题了。两党的赤字预算相差不远。共和党人正在提议增加4万亿美元的赤字，以延续小布什的所有减税方案。民主党人正在实施反制，他们提出的建议是3万亿美元略多的赤字增长，赤字用来为年收入少于2.5万美元的人延续减税计划。

　　请再看一遍这些数字吧：4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无论这两个中的哪一个，赤字开支都大大超过过去几年中经济刺激计划、银行救援计划、医疗保障账单（实际上减少了赤字）和其他所有开支的总和。两党之间并无明显区别。

　　在这个时候，茶党登台了。“失控的赤字开支……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因为日益增长的国家债务是 （对主权的）一个重大威胁。”茶党爱国者的使命宣言如此说，这个组织是反对赤字运动的最大涵盖集团。他们把失控的赤字看成威胁。茶党的宠儿兰德·保罗获得了肯塔基州共和党的参议员提名。他的发言人向每日怪兽网（TheDailyBeast）保证，保罗将“投票反对和阻挠参议院任何不平衡预算的提案”。

　　但是，真到了削减预算赤字的时候，茶党人是否与他们不喜欢的共和党本部有任何差别？克莱因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些许不同的迹象。因为政客需要争取选民的支持，而选民不愿意放弃他们到手的利益。竞选口号与实际政治操作之间有很大距离。以保罗为例。列克星敦先驱导报（TheLexingtonHerald-Leader）问他，是否应该完全延续小布什的减税计划？他说：“绝对应该继续减税计划。这些钱不是政府的，这是我们的钱。”

　　保罗不想纳更多的税。问题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选民授予政府征税的权力，并把这些收来的钱用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如国防和社保。如果政府拿走了税收，却不削减开支，就会出现赤字，而茶党痛恨赤字。税收、开支、赤字三者此消彼长，很难同时保持在理想状态，尤其在开支和赤字失控，而税收增加不足的时候。那么，保罗如何支付减税计划呢？这是一个秘密，至少在目前是。保罗说，在11月2日的中期选举之前，他不能透露做到这一点的设想。同时，共和党的领导层不会为他们的提案提供资金。如果共和党不在提案中加上削减4万亿美元开支的计划，保罗是否会投票反对这个提案——实际上，他是否会阻挠本党的提案？

　　保罗不是孤立的胜利者，其他茶党竞选者也有当选。但他们也面对保罗那样的难题。（茶党的）克里斯蒂娜·奥唐奈在特拉华州击败了竞选对手，以共和党身份赢得了参议院席位。她在竞选时引用托马斯·杰佛逊的名言：“如果人民害怕政府，这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这就是自由。”她向选民提醒历史，引起他们的警觉。她感到了新的威胁。她说：“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将又一次让华盛顿听到我们的声音。”茶党的事业是修复美国。

　　奥唐奈强烈反对赤字，但是又说她相信美国“绝对”必须延续小布什的减税计划。这个立场与保罗的没有区别。那么，她又是如何支付减税开支的？当然是减少“浪费”。在华盛顿呆过一两天的人都熟悉这个遁词。不过，奥唐奈似乎比保罗更直率一些。

　　卡托研究所是一家信奉自由至上主义的机构。在2006年，该研究所的前任主席威廉·尼斯凯南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题目是“限制政府：‘让怪兽挨饿’的方法失败了”。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即减税将使政府“挨饿”，以收入不足迫使政府减少开支。他说，事实正好相反。如果政客们发现，他们能够减税而不必为此付出资金，他们就会认识到，也能够增加开支而不必为此付出资金。在1981到2005年间，减税导致了开支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尼斯凯南写到，这个理论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它让共和党人摆脱了困境。减税而不必减少开支，这个信念已经“极大地减少了传统共和党人对财政责任的关心”。

　　尼斯卡南发现了一个潜规则。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下，潜伏着与过去没有太大不同的暗流。

　　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而政客们有了新的观念，所以，美国的赤字问题只是数字游戏。政府官员和部分议员们在把还债的责任向后推。在他们的观念中，减税、增加开支可以并行不悖，因为他们不需要还债。平衡预算于是成为空谈，债务危机仍在积累中。

　　茶党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一些胜利。当茶党在选举中获胜，把他们的代表派到华盛顿的时候，他们最终将面对这样的选择。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不必为减税计划找到资金。这导致了“失控的赤字开支”。但是，政客们并不是因为喜爱赤字而做出那些决定。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财政责任是艰巨的、不受欢迎的。

　　茶党的保守立场（在美国，“保守”的含义与中国的不同，因为我们分别保守的内容非常不同）很值得同情，他们也确实在美国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在共和党中比在民主党中还多一些。但他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很有限。

　　现在，茶党正在利用经济低潮冲浪。这场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候选人（保罗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奥唐奈是一个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他们享受着媒体的友好报道。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开始统治的时候，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想要更低的赤字、更低的税收，却也不想减少他们的社保利益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到那时，我们将看出这些家伙是否真的是美国政治中的新东西，或者他们只不过是同样的淡茶，仅仅味道略浓一些而已。

一个菜农的公司化生存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种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农村经营模式从合作社回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
三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寿光，农户们又开始抱团经营农产品。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一方面经营主体高度分散，另一方面农产品购销等环节的组织化程度又高度集约化。

蔬菜车间的“工人”

见到马振平是在他的蔬菜大棚中。别看他布鞋满是泥泞、裤脚挽着，蹲在菜地里满身大汗、一脸黝黑，他四个大棚一年可有20多万元的纯利。最近他正计划买辆轿车。

马振平是寿光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的一个普通社员。今年5月他刚从俄罗斯技术交流回来，“一个菜农能出国，以前这在村里根本不可想象。”马振平说。

“我种菜已有二十多年了，但从2007年加入合作社以来，无论是种菜还是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买种、种菜、销菜、选购农药化肥和农机具等都需要亲自打理。入社后感觉像进了蔬菜车间，我成了车间的一名工人，除了按照订单要求种出合格的产品外，其余几乎用不着操心。”

2007年8月，当寿光第一个专业合作社——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后，他就把两个大棚作价6万元，占合作社股权的2.5％，既成了合作社的成员又是合作社的股东。

“合作社产销的全部是有机蔬菜，但当时90％以上的菜农不知道什么是有机蔬菜，多年沿袭下来的种植方式被完全颠覆。”马振平坦言有机蔬菜种植模式一度让他感到迷茫。

在普通的种植模式中，农户使用化学肥料，而有机蔬菜却使用豆饼、骨粉、秸秆等天然有机物经微生物发酵作为肥料；一般菜农喷洒农药杀菌灭虫，而有机蔬菜种植却以中草药、生物制剂防止病害，运用粘虫板、杀虫灯消灭虫害。

通过技术指导员的技术传授，像马振平一样社员们不仅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模式，而且彻底摆脱了农药、化肥超标的危险。如今，马振平对于有机蔬菜的种植已是驾轻就熟。

当地政府对于蔬菜的检疫检测十分严格，甚至公开声明，谁的农药超标，就推倒大棚作为惩罚。以前马振平像村里其他农民一样，对于种子、农药、化肥的选择随意性较大，常常看到邻居买什么，大家就一阵风跟着买什么。一旦被虚假广告所骗使用了假种子、剧毒农药，常常是周围一个村，甚至几个村的农户都跟着遭殃。

加入合作社后，种子、农药、化肥几乎所有农资物品均由合作社统一采购，既无质量上的担忧，价格又比自己单购便宜许多。而菜地日常的田间管理均由合作社的技术人员逐一进行辅导、监控。种出的蔬菜大部分可由合作社包销。

如今，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大起大伏，而合作社却以订单农业为主。2010年6月，半年前批发价还在每斤3块钱上下的西红柿，在短短数月之间跌至十年最低，每斤西红柿仅能卖5分钱。菜农赔得血本无归。但合作社的订单价却高达1.5元/斤。

“以前一家一户闷头种植、分散经营，就像一个人走夜路，根本看不清哪儿是坎哪儿是坑，一旦落错步，大半年的辛苦就会泡汤。”马振平认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是必然的趋势，仅靠单打独斗、零销碎卖很难保障种植收益。

集约化经营

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于2007年8月注册成立，是寿光第一个合作社。其前身是1999年成立的寿光绿色农业技术研究所。

谈起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寿光市绿能合作社创始人张晓军介绍道，“在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很成熟。我们成立合作社，就是为了解决农民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难题，通过集约化经营闯市场，让全体社员得到共同发展。”

合作社最初不被大多数菜农所接受。

“首先，大多数菜农不了解有机蔬菜的价值；其次，合作社对于蔬菜的种植标准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很多菜农随意惯了，不愿意被束缚。”绿能合作社监事长李秋玲分析道，“当时农民对于入社普遍存有怀疑。入社需要菜农提供身份证、户口簿、按手印，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要骗取贷款。”

合作社始建社员仅27户，注册资金238万元。经过3年的发展，如今绿能合作社已达到212户，涉及寿光市稻田、侯镇、古城等四个乡镇近30个自然村。

“还有源源不断的菜农希望加入。”李秋玲介绍道。

之所以有大量的菜农希望加入绿能合作社，是因为入社能为菜农带来切实的利益。

许多人都认为，有机蔬菜种植成本高、产量低。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李秋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普通的蔬菜种植使用的是化学肥料，一亩地需3吨化肥、价格约在1.2万元，而种植有机蔬菜则使用豆饼 （每亩用量1000吨豆饼成本约为1400元）和骨粉（每亩约500吨折合650元），仅此一项即可省出近万元。

普通的蔬菜种植喷洒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每年成本投入约为3000元/亩；而有机蔬菜却使用中草药，成本仅有1500元/亩。

种植有机蔬菜并非像一般农户想象的产量低。根据马振平的描述，他种植的绿箭小黄瓜产量比普通的种植方式高出近20%。

教授种植技术的同时，合作社将菜农的农资采购统一起来，而规模采购也让菜农节省了资金。比如，种植黄瓜一粒种子就可省出8分钱，1个大棚每年需要5000粒种子，农户就可省出400元。目前合作社正在开发克隆苗技术，一粒瑞克斯旺种子就需1.03元，而合作社自行组培的种子仅有0.2元。

根据合作社的测算，寿光每户菜农收入普遍在10万以上，而绿能合作社的入社农户则为15万元左右。

不过，目前绿能合作社只能做到一部分农产品的包销，而出口比例只占总产量的三成。

“由于合作社收购价格比当天的市场价要高出0.5元/斤-0.8元/斤，社农更愿意把蔬菜卖给合作社。”李秋玲指着前来的社员说道，“这不，很多社农经常来到合作社，就是前来打探合作社有无订单，以便率先抢售。”

当记者前来采访时，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蒋德云正赴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技术交流。蒋德云希望通过种菜技术的交流，建立起蔬菜出口的外销渠道。如果这条出口渠道能够打通，合作社蔬菜外销比例将会占到七八成。届时，合作社抵御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将会大大提高。

刚从俄罗斯回国的马振平告诉记者，以小黄瓜为例，国内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最低时0.2元/斤，最高时可达10元/斤。9月19日小黄瓜价格为1.9元/斤，20日就涨到3.5元/斤。按说国内的价格涨到8元/斤时已属天价，菜农就会欢天喜地了。而俄罗斯每斤售价却在80元人民币至120元人民币之间，是国内价格的十倍。这对于国内的菜农来说做梦也无法想到。

一旦大多数蔬菜品种外销，入社农户的分红也会随合作社利润的提高而水涨船高。2009年，绿能合作社总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给每户社员返利在2000元至4000元不等。

富裕的菜农

“入社前，菜农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围绕着行政村的范围，对外联络较少，接触先进种植技术的机会更少。而如今加入合作社不仅让农户的脚步迈出了村子，更是走出了国门。”马振平坦言，一年多的出国经历对他一生意义重大。

在寿光，像这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经有180个，会员总数达到3.9万人，辐射带动40%的村，约17万农户。通过规模化种植、有组织的经营，万亩西红柿、万亩胡萝卜、万亩芹菜等十几个成方连片的蔬菜生产基地脱颖而出，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产销模式，实现了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

寿光市经管局局长杨风信指出，2007年底，寿光仅注册了10家合作社，到现在已近200家，成为引领寿光市蔬菜产业化发展的主力军。

“如果说土地流转是把生产资料集约化，那合作社就是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状态下将农户种植、经营行为集约化。”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创始人张晓军介绍，加入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市场地位，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民的收益也大大提高。

在寿光，富裕起来的菜农常常涌现出这样的一幕——菜农们干活时穿着泥泞的球鞋、挽着裤脚、扛着锄头，但却开着价值二三十万元的高级轿车。许多菜农开车到外地采购时甚至被人怀疑车是偷来的。马振平所在的马寨村有150户村民，轿车至少在50辆以上。

村里的教师、医生常常会出现改行种菜的现象。同在一个合作社的菜农原来是村里的医生，他告诉马振平，加入合作社后种了十年的大棚、攒下了50万元的积蓄，但干医生可能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

截至2009年末，寿光全市人均纯收入8274元，15年间翻了两番多，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比比皆是。据估算，寿光市农民每赚10元钱，至少有6元是来自蔬菜产业。

农村的土地资源是农民的

经济观察报


　　胡德平

　　9月19日的人民日报有篇好文章——《成都：土地整治一举多得》。文章的主导思想是：“土地整治的收益，应该取之于土，用之于农。资源是农民的，好处也应该还给农民。”今年两会期间，我和十余名政协委员曾有一个提案——《关于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权权益》。现在说一说对这篇文章的认识。

　　我国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土地资源迅速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别的资源紧缺还可进口，土地资源却不能直接高价进口。因此国土整治，农村土地整治就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广大地区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耕地向土地规模经营集中的三集中，就是一种对土地稀缺资源充分利用、集约发挥的好作用好办法。成都对土地整治的实践带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承包农村耕地流转的新突破

　　成都对广大农村进行土地整治之后，农民的收入是怎么解决的呢？该报介绍农民每年的收入有三个部分，其公式是：

　　土地租金+务工收入+公司分红

　　农民三种收入的分配是在集体土地承包耕地的基础上，以耕地流转的方式进行的。该报说：成都市蒲江县复兴乡陈坝村姜建军一家有地五六亩，通过承包地流转的方式，把耕地租给公司，一亩地可收入租金750元。本人又在该公司打工，年收入可达1.3万元。姜本人可以取得土地租金，也可以在该公司收取劳务收入，但我想他收取了租金，就不能在公司中分红。姜如何取得分红呢？因为复兴乡又在本乡建立了专业合作社，姜建军如果是合作社的股东即可分红。去年全乡人均收入达到6800元，高于全国水平。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羡慕的万元户，在成都广大农村地区已成为 “飞入寻常百姓家”司空见惯的现象了，非常值得高兴。

　　但该报也坦白承认，姜建军只是做了农业工人，在他村上设立的公司，只是一个农业公司——“中新农业公司”，那么整治流转起来的土地，在保持基本农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整治之后的土地可否一部分用于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呢？上世纪80、90年代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

　　我认为成都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极有价值。该报说成都的龙泉驿区黄土镇洪安村，通过土地整治之后，腾退出集体建设用地908亩，其中160亩土地用于建设农民居住区，剩余的748亩土地流转到龙泉驿主城区，主要发展总部经济和汽车贸易产业，实现土地收益12亿元，土地的价格几乎是150万元一亩。总部所在地的公司、汽车贸易产业以后每年把企业利润二次返还给本村农民。洪安村农民收入三个组成部分的公式便成为：

　　土地租金+基地务工收入+市场销售增收后的二次返利收入

　　“市场销售增收后的二次返利收入”做何理解？为何企业付了地租还要二次返利呢？我认为可能地租太低，企业才会二次返利。因为该报也说到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亩收益50元”，我以为这50元就是一亩的租金。非常可喜的是，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也支持这种做法。该部的耕地保护司司长朱留华在当天的《人民日报》留言：农村“节约出来的部分集体建设田地可以直接用于当地发展非农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以上农民两种收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土地租金的收益权归农民所有。农民只有对土地拥有所有权，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收取租金。农民获得的分红，企业二次返利的权益都派生于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工商业可以使用农村整治节约出来的土地，政府的建设用地也可以使用。这种使用，一言以蔽之，就是租而不是一次性买断，不是农村土地性质的改变，这种做法合乎神圣的宪法，保证了农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有此保证，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才有可能健康进行。

　　有待研究的问题

　　成都土地整治，农村土地流转的核心是尊重农村集体所有的权益。农民两种收益方式都是建立在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农民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或是自主经营土地，或是自主招商引资，对土地只租不卖。现在只需强调城乡建设规划的权威性即可。唯有如此，农村土地的整治流转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才能体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不是一句空话；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兴旺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但同时还有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

　　首先，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困局怎样突破？如上所言，洪安村腾退出748亩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城市建设，固然可以解决占补平衡的指标难题。但城市的土地指标如何落实呢？我想只有在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才易解决，就是说节约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本身即可视为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或者如深圳已实行的办法，即把农村的建设用地和市区的国有土地进行等值交换。除此以外，土地占补平衡的占方去哪落脚呢？恐怕只好拿着土地的计划指标，以国家的“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农民的土地，这就又会产生目前屡屡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冒昧的说一句，占补平衡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计划经济的色彩似乎也太浓。

　　其次，工农业必须互补发展。如上所言，蒲江县复兴乡腾退节约出来上万亩的耕地没有种粮，而是种了猕猴桃。种猕猴桃当然也是大农业中的一个品种，毕竟和我国粮食安全还有一定距离。广大群众现在已把18亿亩耕地视为不可碰摸的高压线，但提高种粮、种油料的积极性还需要用市场的经济的方法予以促进。我国现已启动十省之力，要用五年时间整治新增耕地，也只能多打100亿斤粮食。如果很多地方都种了猕猴桃、郁金香，有的地方还抛荒，我们还能多打100亿斤粮食吗？只许农民种田产粮绝对不行，要搞多种经营，要允许农民在节约腾退的土地上务工经商。这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是允许的，否则怎么出现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呢？只有放开农村工商用地，“三农”才能稳、“三农”才能活、“三农”才能富。一、二、三产业协调互补的发展，才是一个大国经济应有的发展方向。

　　第三，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具体道路。该报在报道江津县袁山社区和都江堰市向峨乡建设农民新区时，并未提及农村宅基地换城市住房，承包地换城市社会保险等问题，人们照样安居乐业生活在小城镇中。不提不等于否定，其积极意义不能低估，但也存在一些难题，就是农村、农业、农民，如何继续发展问题。我国一线城市现已出现的城市病如何应对的问题。所以吁请政府在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到底是走城市化带动的城乡一体，还是走城镇化带动的城乡一体的道路？如果要走后一条路，就要造就更多、更新一代的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直至成为城镇中的新市民；城市中的企业还需多多下乡，就要给中小城镇更多的政策、财政支持。

　　第四，关于政府征收农民土地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用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名义征收社会的土地，那就是用“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理念去治国理政。现在主要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如何缩小征地的规模,怎样多用征用土地的方式,也即政府租地的方式,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需政府深入考虑。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所说的农民收入的第二种方式，其实深圳早已有了较成熟的经验，虽夹带有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但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较其他地方要少得多。在纪念特区设立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胡锦涛、温家宝同志都强调了深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也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认为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只能按照深圳及华西村(11.95,0.07,0.59%)、南山村等地方的经验去做、去完善、去提高。这就是尊重宪法，尊重农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权益，尊重几亿农民的民主权利和自治组织，这些问题涉及到了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国本，难道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问题不谓不大矣！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现在还有了一种特殊功效，就是以政治改革检验、矫正我们经济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医疗改革的得失利弊。这一问题不可回避，很多人都说改革就是 “摸着石头过河”，谁能保证摸的每块石头都那么中意、恰当呢？

　　最后,要感谢《人民日报》9月19日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所以理直气壮敢于做此报道。理由无它，正如文章的主题语：“资源是农民的，好处也应该还给农民”。农村的土地资源是农民的，农民的土地价值首先不是价格贵贱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农民生产资料、劳动对象、财富之源的问题。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美女扈三娘为何要嫁龌龊下流的王矮虎？
from 吴闲云 的BLOG by 吴闲云


55. 美女扈三娘为何要嫁龌龊下流的王矮虎？



梁山攻破了祝家庄，收获非常之大。不算金银财宝，仅粮食就是50万石。按当时的粮价来算，每石2贯，宋江这一票，光粮食就是100万贯！而晁盖劫的生辰冈，也不过是号称10万而已。
宋江一出手，就是晁盖的十多倍！



在攻打祝家庄的时候，旁边的扈家庄曾与梁山私下达成协议，协助宋江攻破祝家庄。因此，扈家庄其实于梁山是有贡献的。
但在事成之后，却突然杀出个黑李逵来！
“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
就这样，对梁山有贡献的扈家庄，被李逵眨眼间给灭了。
李逵帮宋江擦屁股。宋江再把李逵呵斥一顿，造成一种都是李逵难滥杀无辜的假象，这完全是李逵的个人行为，而并非梁山的意思，一切也就OK了。
不过，李逵有点脑残，他居然不顾领导的感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来对宋江说：“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
毫无理由把人家杀绝了，他还来请功。
宋江发火了，喝道：“你这厮，谁叫你去来！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了。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擅自去杀他一家，违了我的将令？”
格外强调：谁叫你去。违了我的将令。
李逵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


扈家庄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名唤“一丈青”扈三娘，早被擒上了梁山。宋江就把这美丽如花的扈三娘嫁给了龌龊下流的王矮虎。
我们先来看扈三娘的原配未婚夫：祝彪。
祝彪的出场是“中间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坐在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了弓箭，手执一条银枪。”人才俊杰，相貌堂堂，武艺也不错，大户人家的三公子，与扈三娘是从小青梅竹马。
再看看扈三娘现在的丈夫：王矮虎。
王矮虎是个押车的伙计出身，见财起意，杀死雇主，落草为寇。在清风山拿住宋江时，不问青红皂白，要喝人心汤，其残忍不亚于李逵。且好色如命，猥亵不堪，武艺也远不如一个女流扈三娘。
如果说扈三娘看不上青梅竹马、门当户对、男般女配的祝彪，则绝没有任何理由会突然爱上一个又丑又下流的矮男人。那她又为什么要嫁给王矮虎呢？书上原文：


“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妇。众头领都称赞宋公明仁德之士。”


原来是宋江的主张。是宋江要把这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连宋江自己也曾说过，王矮虎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可他现在为什么还要把扈三娘嫁给这个不是好汉的家伙呢？不是在故意糟蹋作践扈三娘么。



扈三娘，是梁山的战利品。而绝大多数梁山好汉都是光棍，随便嫁个人，准比那王矮虎要强的多！
不过，嫁给谁合适呢？大家都是光棍，嫁给甲光棍，则乙光棍会有意见，嫁给乙光棍，则丙光棍又有意见。没法办。
嫁给林冲可不可以呢？扈三娘是被林冲擒住的，按说扈三娘会服他，林冲长的也可以，级别也高，配扈三娘不差。但宋江又有意见了，宋江不喜欢看到强强联合，对自己构成威胁。
按强盗的规矩，捉住的美女，送给老大当压寨夫人，则小弟们一般没啥意见。所以，扈三娘最应该配的人是晁盖（或宋江）！
宋江从没有说过要把扈三娘送给晁盖哥哥当压寨夫人的话，这就不用具体分析了，这样的好事，哪能好死他呢？
而扈三娘被捉到梁山之后，关押的地方也很奇怪——是在他老爹宋太公的房里！这就确保了扈三娘不会落到晁盖手里，不会成为晁盖的压寨夫人；而只会落在宋江的手里，就只会成为宋江的压寨夫人。
宋江究竟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他当然是不可能说出来让你知道的。但是他不说，并不等于他没这种想法。
还是那黑鬼李逵，快人快语，顶撞宋江说：“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扈三娘）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
宋江喝道：“你这铁牛，休得胡说！我如何肯要这妇人？我自有个处置。”
在李逵看来，宋江的确是有这个意思的。



扈三娘关在宋太公房里，这一关，就是一个多月。等她被放出来的时候，身份已经是宋江的妹妹、宋太公的女儿了。
这一个多月发生了什么？我们相信宋江、宋太公都不是那种耍低级流氓的人。所以我猜（又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他们是在做扈三娘的工作，做思想工作。劝她，反复的劝她，自愿做宋江的压寨夫人。宋江根本不用出面，只要扈三娘自愿做他的压寨夫人，保证谁都没有反对意见。
扈三娘就是不愿意。所以宋江也不便用强，所以当他的父亲引着扈三娘出来的时候，宋江在不征求任何意见的情况下，就直接当众宣布道：

“今天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


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只有毁灭掉，心里才舒服。所以就像“张大户”赌气一样，宁愿倒贴钱，也要把潘金莲嫁给武大郎！叫她一辈子恶心痛苦！就这样，貌似潘金莲的扈三娘，嫁给了貌似武大郎的王矮虎。
扈三娘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
扈三娘的全家被宋江杀干净了，不共戴天之仇。“义气深重”又从何而来？又为何还要谢宋江？这是在谢他总算放过自己，不逼她了。否则不存在义气之说。
嫁给最差的人也凑合，总比嫁给灭门仇人强。

从这以后，水浒传的作者就再不安排扈三娘开口说话了。无力抵抗强暴，就只能无可奈何地用死一般地沉默来寄托仇恨。

海归记事（18）：开辟第二战场
回游的海归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做好任何事情，第一要务是选人和用人。中国国内的官场流传着不少毛主席语录，有些甚至是被改造了的，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就是两件事：一是用人，二是出主意。认真想一想，我们还真的应该好好学习老毛的思想，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两句话，但是其中的寓意还是能够让人借鉴的。说到底，做好领导，和做好科研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做好领导，就是做好两点，一是有想法，一是选好人。这个原则，如果加以具体化，事实上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例如说，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这个原则就可以变成，做好任何一件事，一是要有办法，另一个就是要有条件和材料。应用到管理好一个研究所，一是要明白要干什么，这点可以用规划和计划来实现（其中当然要包括领导的重要想法），二是要有人才。

人才哪里来？不外乎两个方法，一个是自己培养，一个是引进。根据国内外的历史和经验，自己培养的，要想超越现有水平，那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或许是国外很多名校都很少从自己的毕业生中直接聘请老师的缘故吧。例如斯坦福和哈佛等学校，都明确表示自己的学生毕业以后要到别的地方学习工作几年，然后才能有资格申请母校的工作。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说的是，外来的和尚，总有和在家的和尚的不同，他们说的东西还是有新鲜的内容的。说到科研，也是类似，如果没有外来的人，没有从其他地方吸取新鲜内容，总是重复自己的东西，那还不和近亲结婚一样，不要多少年，就会走向衰落。

从回国的第一天起，我就思考如何从其他地方吸引人才。吸引人才，除了工作环境和报酬之外，生活环境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区域歧视比较明显、各地区之间相差非常之大的情况之下，生活环境，也就是地理位置，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观点不需要证明，大家只要看一个数据就可以了。北京的孩子上大学和河南、河北等地的孩子上大学，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从总的录取率看，北京大有接近90%的趋势，而河南、河北虽然也快要有60%了，可是，当我们看一本录取率的时候，两者的差别才大呢。北京2010年超过了25%，而河南之后不到4%，两者差别接近7倍。试想一想，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里，北京，还是河南、河北？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单位如果希望大发展，必须搬出哈尔滨。不过，要想把一个千人的研究所（在职、离退休和学生总数），并且是国家事业编制的单位搬出哈尔滨，搬到一个我们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其中需要理顺的种种复杂的关系，是何等的困难？虽然困难，既然是对单位长远发展有好处，那就没有道理不去努力。事实上，在回国的最初的几年，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最后因为领导的不支持，在曙光到来的时候，被重新塞回到了黑暗之中，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可想而知。这是导致我后来离开中国的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具体的内容，还是留给另外的一篇博文来交代吧。

搬不搬出哈尔滨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可是我回国的时候，因为单位承担一个国家科学工程的网络分中心的建设，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任务，需要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中心，也就是要弄好一栋楼、一些仪器和一批软件。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在外地开辟战场的机会。在我回国之前，我的前任已经在北京东边的河北燕郊找到了一块100亩地的土地，如果在那里建出一片设施，并且成立一个办公的地方，至少比在哈尔滨要离北京近一点吧。

不过，我接手的时候，虽然这个地方已经订好，就差没有支付土地的费用了，我还是希望是否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在北京找到一个支点。后来，多次和主管部门协商，看看是否能够在北京给我们单位立一个户头，可是就是没有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不过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北京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还需要再加一个不能直接创造出经济效益的研究单位？政府的渠道没有走通，我还去试了试北京的科技园区，结果也是不能如意。对方开出的土地单价是65万每亩，只能解决企业单位的注册问题。职工的户口统一由市里受理，按个人情况不同，结果可能不同。税收方面，可以有三减两免的政策支持，其他的就要自己想办法。如果我们不是事业单位，那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努力，毕竟能够进入北京还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即使是按照个人去申请，我们单位的多数人都有高学历，最后申请到北京户口应该不成问题。可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呀，没有单位户头，结果只能是半途而废。

通过这次测试，我明白了两个结果：第一，我们单位整体进入北京没有希望；第二，既然进入北京没有希望，那就好好地建设燕郊吧，至少燕郊这个地方离天安门也就30多公里，交通也还算可以。

就这样，一段时间内，我们集中精力建设燕郊这个地方，从最初的投资规模3000多万的批复方案，到最后增加到几个亿的投入，建成和即将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设施和涵盖全国的观测网络，为我们领域的科研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平台。

在单位园区建设的同时，我当年也看到了这个地区的潜力（虽然当时镇上没有多少人，绿树成荫，北京到燕郊的道路还有一段时泥泞的小道），于是私下号召了不少的同事前来投资。可不是，五六年的时间，燕郊的房价从不到2000元每平米涨到了现在8000多元左右，我们以每亩8万元买下的土地怎么也翻了好几番了吧。我自己也适时地买到了一套房子，今天看来，至少算是填补了我们因为回国而造成的一部分经济损失吧。

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在燕郊开辟的战场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年，在那样的政治资源条件下，在那样的经济条件下，能够建成今天的规模也是值得好好地庆祝了。最次的情况是，我们多得了几个亿的资产，得到了离开北京不远地方的一个办公地点，得到了在后来向国家申请更大项目的一个条件和借口。

不过，因为没有真正地解决单位的地理位置制约的难题，这个地方，也只能算是一个第二战场了，按照数学的词语，只能算是一个局部最优解吧。

中国如何应对全世界的“反华势力”？

颜昌海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解读《水浒传》：宋江究竟有多黑？
from 吴闲云 的BLOG by 吴闲云


56. 解读《水浒传》：宋江究竟有多黑？








宋江做了梁山好汉的首领，又破了祝家庄狂赚一笔，现在没啥事了，便开始回忆和自己作梗的人来。
好象没几个人。曾经有个黄文柄，但已经被处理了。还有谁呢？宋江细细往前回忆：哦，还有原来的同事——朱仝，这个家伙不能放过。



朱仝和宋江，同是郓城县老乡，同在一个衙门上班，他们俩的恩恩怨怨，在前文相关章节中已经讲过了的。
宋江的第一次逃亡，就是因朱仝而起。表面上看来，是朱仝私放了宋江，而实际上宋江心里清楚的很，朱仝其实是晁盖的人，我宋江还需要你朱仝来放吗？
还有更气人的。
那就是朱仝的长相。朱仝潇洒，而宋江猥琐。两个人的外貌品相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朱仝一表人才，宋江又黑又矮。宋江把自己和朱仝暗暗比较，心理上会越来越不舒服。



这一天，雷横因公差路过梁山，宋江置酒管待，一连住了五日，动问朱仝的消息时，雷横答道：“朱仝现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新任知县，好生欣喜。”
朱仝呀，他现在已经升职了，并且还很受新任领导的欣赏。
宋江听后，宛曲把话来劝说雷横上山入夥。
“宛曲把话来”，就是把话题岔开，不说朱仝了，说朱仝做什么。宋江听到朱仝越混越好的消息后，心理上又不舒服了。



雷横回去后，打死了人，关在牢里，被朱仝放了。因此，朱仝受牵累吃了官司，被刺配沧州牢城。
来到沧州衙门，正值知府升厅。两个公人押着朱仝站在厅阶下。
知府一看，只见朱仝长的仪表非俗，貌如重枣，美髯过腹，知府先有八分欢喜。便说：这个犯人不要发到牢营去了，就留在本府听候使唤。
朱仝是美男子、美髯公。和知府大人素不相识，就因为他这个长相，就可以不用坐牢了。这在《水浒传》中，可以算是待遇最好的犯人了。
忽一日，这知府大人正在与朱仝说话时，知府的儿子小衙内（方年四岁），从屏风背后转出来，见了朱仝，特喜欢他的胡子，便走过来，要他抱。
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又抱到街上玩耍，又买糖和果子给他吃。
这个小朋友只有四岁，乃是知府的亲生儿子，知府爱惜如金似玉。见他特别喜欢朱仝，就不安排朱仝做别的事了，专门帮他带孩子。
朱仝道：“恩相台旨，怎敢有违。”自此为始，朱仝获得了一份最安全、最轻松的工作，成为知府大人家里的男保姆。
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朱仝是水浒里“运气”最好的一个犯人了。他的好运，皆来自于他的长相、胡子。



就这样天天带孩子到街上玩，饿了买了吃，累了回来睡，多舒服呀。比原来上班强多了。
这一天，朱仝带着小朋友出去看灯。背后有人拉朱仝袖子，朱仝回头一看，吃了一惊，却是雷横。雷横说是特地和吴军师前来看他的。
朱仝问：“吴先生现在何处？”

背后转过吴学究道：“吴用在此。”然后就劝他上梁山入伙，岂不比在这里当保姆强。“望仁兄便那尊步，同填山寨，以满晁宋二公之意。”
朱仝道：“先生差矣！这话休题……我却如何肯做这等事！……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
吴学究道：“既然都头不肯去时，我们告退。”
就说了那么几句话的工夫，小朋友就突然不见了。


朱仝急呀，四处寻不到。雷横吴用说，多半是被李逵抱走了，你跟我们来，包还你小朋友。
朱仝跌脚直叫苦，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这里！”
朱仝抢近前来，问道：“小衙内放在哪里？”
李逵唱个喏道：“小衙内有在这里。”
朱仝又问时，李逵就说，这个小朋友呀，他现在正在树林子里睡觉呢，睡着了，你自己过去看吧。
朱仝迳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小朋友的头被劈做两半个，已死在了那里。
正是：只为坚心慳入伙，更将婴孺劈天灵。













把朱仝逼上梁山的，居然是李逵。
朱仝大怒，咬牙切齿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
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
李逵说的很清楚，他是奉命行事，上级指示。

这李逵一鸡冻，就又开始脑残了。

不过还好，李逵并没完全说透。究竟是晁盖的将令呢？还是宋江的将令呢？他不说。
而吴用、雷横的解释是：“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
点明了，都是宋江的意思。并且，到了山寨，自有分晓。

朱仝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

为了逼朱仝当强盗，就残忍地杀害一个无辜的四岁的小朋友，以断朱仝的后路。这，这还有“义”可言吗？


结果，朱仝来到山寨后，宋江却是这样说的：

“前者杀了小衙内，不干李逵之事。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记心......。”


宋江推说是吴学究的意思。而吴学究也在场，居然不做任何反驳。
最后，宋江说了一句灰常具有领导艺术的话来：不要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们要“同心协助，共兴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