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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政府应以招标方式补贴新能源汽车

2010-3-5



　　如果不注重改善公共政策的细节，那么政府提高公共政策的效力、切实以其支持市场功能、弥补市场的不足，只能流于空谈

　　如何弥补市场不足

　　在一个“市场社会”里，基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住房和使用旧能源的汽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十分显著，以致我们的各级政府，只要行为模式仍是GDP导向的，就很难放弃对这两大产业的政策支持。

　　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储量有限，以煤和石油为基础能源的经济发展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迟早必须放弃“旧能源生产方式”，并且，越晚放弃，我们就越容易被“锁定”在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内，永远不得摆脱。

　　这样的锁定效应出现在许多已经消亡了的社会的演化路径中，它的基本原理是：最初占优势的生产方式（技术路线）和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因优势的逐渐积累而形成压制新生事物的强大势力，以致终于没有任何新生事物可能从内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历史学家汤因比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明陷阱”。迄今为止，只有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尚未锁入她自己的辉煌成就铸造的文明陷阱之内。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家诺斯在研究各国经济发展史时，再次发现了汤因比的陷阱效应，我们可称之为“市场陷阱”。据此，他批评“以盲目相信市场的乐观情绪主导各国经济政策制订过程”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时的拙劣表现。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上述发现表明，虽然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人们公认，如果经济中某些领域存在严重外部性或边际收益递增，则可能令这些领域内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辅之以公共政策支持市场的功能、弥补市场的不足。

　　新能源的推广即为一例。在“全球化时代”，依赖旧能源的市场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能源的外部负效应），并由此带来政治压力，以致我们这些生活在“后工业化”社会里的人，在刚刚适应了基于旧能源的“新生活方式”之后，就不能不将其迅速改变或彻底放弃。

　　但是，我们无法期望消费者主动为基于新能源的生活方式支付远高于（或许数倍于）既有生活方式的商品价格，从而实现上述改变；大众也需要经历较长的教育和模仿过程，其消费心理才能适应基于新能源的生活方式。欲加速社会跳出旧能源的市场陷阱，需要寄希望于新能源导向的公共政策。

　　以推广新能源汽车为例。汽车是“耐用消费品”。在消费者的理性选择中，决定购买新能源汽车或是旧能源汽车，关键因素不是一辆汽车的售价，而是它的“所有权总成本”，即售价与售后使用时期发生的全部成本。

　　所有权总成本的估算，首先是基于二手车市场“柠檬原则”的转让价格，其次是基于消费主义的心理折旧率。对所有者而言，一辆汽车的折旧速度反比于他占有它的时间。同时，一辆汽车的维护费用正比于它损耗的程度。这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以中国人目前消费心理而不是物理的折价率计算。

　　我的估计是：一辆售价15万元的旧能源汽车的所有者总成本大约是30万元。与同类汽车相比的新能源汽车，虽然售价较高，但使用成本较低。两项成本相加，例如2010年1月公布于工信部新产品目录的比亚迪纯电动汽车“E6”，假设完全没有“政策补贴”，按类似的心理折旧期估算，使用者总成本大约是60万元。

　　显而易见，新旧能源汽车的所有者总成本差异如此之大，理性的消费者通常不会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所以，为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政府可考虑在一定时期内，以某种形式的公共政策补贴调整和平衡两类汽车的使用者总成本。

　　这种公共政策涉及相当多的细节，例如：究竟是应当补贴消费者还是补贴生产者（是需求曲线更富价格弹性还是供给曲线更富价格弹性）？是否必须同时对旧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征税（为了补贴新能源汽车）？如果需要征税，到底应当由生产者一次性支付（例如“利得税”包含的“碳税”），还是由消费者在使用期间多次支付（例如“燃油税”包含的“碳税”）？

　　到底何种征税方式更有效，依赖于“税耗”在耐用品消费过程中的分布状况。例如，根据我们政府目前的行为模式，税的征收期越久，税耗越高，以致向生产者一次性征税或许远比向消费者多次征税有更低的税负。可是，汽车生产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征税或许只能以“小量多次”的方式实施。

　　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基于“平均成本定价原则”的补贴原则，提供了一种值得考虑的方案。卡尔多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为制订英国“二战”时期的政策而创立了收益递增经济学。他提出的基于平均等价原则的价格补贴方法，要求政府对给定时段内给定数量的新能源汽车产量的补贴总额实行招标，那些能以最接近同类型旧能源汽车市场价格的平均成本提供这一产量的企业，中标。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平均成本定价原则向新能源汽车提供价格补贴，在经济上行之有效？

　　只要供求行为是充分竞争的，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就应当是“边际成本”定价原则。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时，则会发生“恶性竞争”，即在使用相同技术的假设下，当一家企业为保持盈亏持平而以平均成本价格销售商品时，已经进入市场的另一家企业为降低亏损而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销售同一种商品，迫使其他企业进一步降低售价，直至全部商品都以边际成本定价并且全部企业因亏损而退出市场。

　　所以，在教科书经济学里，只要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不至于带来破坏性影响，自由竞争就只能发生在平均成本曲线低于边际成本曲线的阶段。这意味着在平均成本递减阶段供给商品的企业，要么接受政府补贴，要么必须偏离“利润最大化”行为模式。

　　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在需要接受政府补贴的“规模经济”生产阶段，因为新能源汽车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等因素应当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即导致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

　　只要推行新能源汽车从长期来看是合理的，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即它与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低于同类型旧能源汽车的市场价格，那么在基于平均成本补贴方法的诱导下，新能源汽车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将更快地以平均成本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产量提供新能源汽车。

　　由此，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可以通过一系列仔细设计的招标和竞投的诱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将在由全体“可能技术”决定的边际成本曲线集合内，寻求和研发对应于最低平均成本曲线的技术，从而加快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实际生产成本，推动经济更快地跳出旧能源陷阱。

　　上述关于新能源汽车公共政策的冗长分析表明，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相当多的细节，并在这些细节上作出改善。改进新能源汽车的公共政策，需要改善获取新能源汽车平均成本信息、招标和竞投，以及对旧能源汽车征税等诸多方面的效率。

　　分析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共政策得出的上述结果，也反复为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实践所证明。例如，关于电信频带拍卖和其他资产拍卖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招标和竞投是“仔细设计的”？

　　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说过，细节上的效率改善是“技术进步”的真实含义。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过程，类似于传统农业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需要的是无数劳动者在无数日常生活与生产过程的细节上的效率改善。同样地，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型，也需要我们的政府官员在无数细节上的效率改善。我们的政府如果不注重改善公共政策的细节，那么提高公共政策的效力、切实以其支持市场功能、弥补市场的不足，只是并且只能流于空谈。

中国改革的中间路线和中间力量
郑永年

　　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困难重重，除了领导层缺失共识之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找到改革的支持力量，即使有改革的理念或者共识，也无法付诸实践；同时，在没有找到支持力量的情况下，改革者也就不知道为谁而改革，为什么而改革，也就很自然失去了改革的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尽管社会上对改革的讨论不多，但党内对改革有共识，而且改革者也找到了支持力量；改革不仅方向明确，而且执行也很得力。但是这些年来，改革沦陷于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无谓的争论。至少从表象来看，中国的改革领域，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实际政策，都已经高度分化。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其理念实际上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西方，而非对中国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换句话说，高度分化的争论与中国的实情并无多大关系，因而也不会有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力量和解决的办法。
　　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也来自西方。中国本身有自由主义传统，而改革开放之后又培养出很多自由主义要素来。但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传统和新的要素，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物。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批评学说，甚至是一种革命学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其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如今是建设年代，那么自然就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一种建设的学说。尽管人们一直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事实上依然看不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如何有利于建设。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呈现出其传统性，即批评和革命性，也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批评。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非常像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前仍然是最有效的批评现实的方法。这在左派那里表现得很明显。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至多，在这个群体中，有人就怀念起计划经济，甚至毛泽东时代贫穷但平等的社会主义。
左右争论脱离中国现实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认同来自西方的“主义”，并奉之为理想，并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所认同的理想之路。但是，由于这些“主义”没有被本土化，很显然，这种做法只会把中国引导上歧路。
　　除了左右，中国更多的社会力量属于中间派。中间派没有像左右两派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光谱，但实际上“中间”便是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中间派所信奉的理念或者支持的政策，较之左右派更符合中国实践。
　　经济改革方面，中间派的立场主要表现在实现各方面经济发展的平衡，包括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政府和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效率和公平等等。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改革早期，自由主义派占据改革的主导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在改革计划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被滥用，并被扩展到社会领域，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政策等等。在这些领域，本来政府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自由主义的侵入，造成了这些领域社会政策的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社会政策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很自然就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有人开始把社会政策滥用到经济政策领域，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所以，经济领域的市场程度在不断减低。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也是其中一个表现。
　　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作一个分野，为中间派的立场。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市场化，要鼓励竞争，只有竞争，才能达到效率、创新和进步。再者，对国有企业要设定一个限度。自由派所支持的全面私有化不现实，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正如西方、俄国和东欧私有化所表明的。但国企也不能无限扩张，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要知道，在国有企业里面是出不了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当然，经济领域市场化的深化并不是说政府的监管就不要了；实际上，市场化越深入，越需要政府的监管。政府监督和市场化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社会领域，中间派强调政府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即使在盛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也是有共识的。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出现大量的社会保护机制，引入福利制度。当然，在一些方面，西方走过了头，导致政府的过分扩张，公共领域的过度扩张，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在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同时，缩减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这个经验表明，社会政策首先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但其社会政策运作过程中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如果完全由政府和官僚机构来主导，就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
　　因此，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既不能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用社会政策来取代经济政策。
自由派和左派的观点均是舶来品
　　政治改革方面也如此。自由派一谈到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流于理论和表象，没有看到实质，过分强调体现形式。形象地说，自由派就是要桔子（中国）改造成苹果（西方）。显然，这是他们知识想象中的一种美妙乌托邦而已。
　　与之相对的左派也并非本土派，左派思想渊源也是西方。中国的左派批评自由派所称道的“普世价值”，但左派（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所坚持的大多数价值观也是从西方进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权有诸多的批评，但是除了短暂且不成功的试验（巴黎公社等）外，人们并不知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态度，重点转向了如何改进和改善现存制度。新马克思主义对改善和改进西方制度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较之其他主义，马克思主义更使人看到问题的实质。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但在中国，左派和自由派都是为了一个并不在中国存在的“稻草人”而战。
　　中间派在政治上也是务实派。中间派承认现实政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中间派把自己和左右派区分开来。第一，和左派不同，中间派认识到并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合，用政治改革来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深化经济改革。同时，政治改革本身也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第二，和自由派不同，中间派反对走自由派所提倡的西方化道路。西方化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改善和改进制度。这就是说，中间派认识到现存体制是可以改革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大趋势，但民主化必须在中国的环境里有序展开。
　　西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多党制和民主，而是在于中间力量的巨大。社会自身的整合力量远远大于政治力量对社会的整合。实际上，政治力量往往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在中间力量很强大的社会，一个政党可能靠左一些，另外一个政党可能靠右一些，但极左和极右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任何政党都难以具有足够的社会基础。
中间派是稳定的基石
　　中国社会高度分化，政策很容易滑向极左或者极右。但同时，人们也不可忽视迅速成长中的中间阶级。例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成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又如中国各方面的教育普及程度居发展中国家前例。崛起中的中间力量体现着务实和理性的思考。即使是底层的中国民众，也只有在被左右派动员的时候，才具有政治色彩；平时他们表现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中性或者中立。实际上，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希望的是稳定和秩序，而不是被动员起来去建立一个他们并不能认知的理想秩序。
　　中国的改革有没有出路，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超越左右，是否能够动员中间力量，中间力量是否能够走上前台。中间力量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存在着，但是他们都比较沉默。他们之所以沉默，或许他们不希望“折腾”，希望社会稳定有序的进步。但问题是，如果中间派保持沉默，那么改革的舞台就会被其他势力所占领。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符合中间派的利益。
要推动中国理性的改革，就要求改革者来动员中间派。要动员，就要为中间派建立其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中间力量的改革话语也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了太多的盛行于西方的激进左派或者自由派话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如果中间派的改革话语得不到建立，那么改革政策仍然会或左或右。
　　中国社会如果继续被左右派操弄着，就不会有出路。现在或左或右的局面得不到改变，社会很容易会走入对立、不稳定、甚至暴力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如果要持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摆脱或左或右的立场，而把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政策牢固地建立在中间力量之上。失去了中间力量，中国要不就是一个极右政权，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性左派政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海归记事（19）：一级博士点
回游的海归


在海归记事（18）之中，曾多次提到人才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集体、单位、公司、政府乃至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领军人才多要在外面经历风雨，而中坚部队则需要自己培养，这基本就是一个共识，因为组建一个人才梯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的大部分成员都需要依赖自己培养，所以一个单位的学生数、学位点数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对很多高校来讲，因为规模的存在，学位点数是和经济效益相关联的，所以显得比起其他单位来，更加重要。从研究所的角度看，无论怎样的规模，因为无法形成产业，所以更多的是人才培养性质，而很少有经济效益考量。要看明白这一点，只要简单地算一下就可以了，假定一个研究所招收200个学生，这个规模可以了吧，每个人挣2000元（这是昧着良心胡说的数据，作为计算用途），每年也就是40万，对于数千万、数亿量级的单位经费，这个数字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肯定不是为了经济效益，相反，很多单位都是补贴了很多经费为了研究生的招生，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了人才的培养。

在我回去之前，因为种种原因，其中不乏经济的原因，我们单位招收研究生一直都是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少的时候几个人，多的时候10多个，机械地维持着很低的水平，二十多年没有变化。事实上，我们单位曾经是省里第一批拥有博士授权的单位，也是第一批拥有院士（那时叫做学部委员）的单位，老师的力量是很不错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老师不愿意带，学生人数少，招生培养工作一样不少，可是招到的学生背景条件一般都不是不好，然后可以挑选留下来的选择就更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单位要发展，就需要一批中坚的力量，因此增加学位点，增加研究生招生人数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我当初提出的翻两番指标中的一个。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作，我们单位在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博士点，四个硕士点，学生数40人左右。

一般我们所说的博士点，是指一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点，相当于大学的一个专业，在这个之上就是学科大类，叫做一级学科，相当于系的类别，在一级学科之上，则是12大类学科，例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工学、理学等。虽然一级学科下面有二级学科，但是每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的只有一个，例如科学技术史等，有的则有十多个，例如生物下面就有十二个二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有十一个二级学科。

我们单位的研究面虽然比较窄，但是所属的一级学科有六个二级博士点。申请新设和申请增加是不同的。已经有了博士点，新增一个一般只要填申请，按照程序走就可以了，而新设博士点则要硕士点多少年，新设硕士点则要本科招生多少年等等，所以新设一个博士点的困难比起新增一个点还是要困难很多的。我们单位因为已经有了两个博士点，所以就成了新增点的申请，相对来说在时间上就没有限制，所以可以自由申请。

尽管是新增申请，适当的申请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决策的事情很多。第一，申请几个；第二，是申请一级点还是申请二级点？第三，如果申请二级点，那么申请哪几个？对于这些问题的决策，如果有了竞争者的信息，那就要好很多，可是，我们在一个研究所内，哪有那么多的信息，所以当具体执行部门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我无法当场回答，告诉他们让我思考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经过了一段思考之后，告诉他们，我们要全线出击。不仅要申请一个重要的二级博士点，还要申请一级博士点，同时在省里申请一个和我们主业完全不同的新的硕士点。对于这个硕士点，因为有前面的关系，而且只在省里申请，况且我们单位条件在省里肯定要往前排，所以没有太多的担心，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基本都没有过问。我所担心的就是两个博士点的申请。和二级博士点只需要涵评的不同，一级博士点则需要答辩。

单位的同事告诉我，一级博士点申请，一般都需要已经有三个二级博士点，我们的申请可能困难太大，竞争太严厉，估计没有希望，我们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二级博士点的申请上。我在综合看了资料之后，倒是和他们的意见不同，我觉得我们的二级点反而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老本行是另外一个专业，在这个新增的点中，我们的研究成果和人员并不占优势；反之，因为一级点是六个专业统一考虑，是最后总和的大小，我们因为已经有的两个点在国内还算不错，再加上还有答辩分，我自认为应该能够在答辩上再赚回几分，估计还是有很大希望的，所以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一级点上面。

后面的操作就不用介绍了，国内的事情要有国内的解决方式，最终，我们的一级点通过涵评，需要答辩。答辩在京西宾馆举行，因为已经有着N多次答辩经验的我，所以这次答辩也是轻车熟路，把几个答辩评委忽悠得不知东西南北，大家皆大欢喜。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我们顺利地拿到了这个一级博士点，这样顺利地取得了我们专业大学科的六个二级博士点，虽然这时传来了二级点申请失败的消息，可是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了一级点，二级的申请当然可以自动作废了。不久，从省内也传来了消息，那个新增硕士点也是顺汤顺水，轻松过关。

这样，我们的学位点一下子就从两个博士点、四个硕士点增加到六个博士点、九个硕士点，为后来大量招收研究生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平台，算是给自己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提前花上了句号。

不管怎么说，在一个研究所中，拥有涵盖六个二级学科的一级博士点，还是比较稀奇的事情，这当然是具体工作部门的成绩，但是因为我是负责人，也算是顺便给自己算上一份工作成绩吧。

海归记事（20）：兼任某校副校长
回游的海归

在国内的六年多时间内，我也做了很多现在看来是很没有必要的事情。套用万维最近比较时髦的用词，我的确做了很多二杆子才干的事情，吃力不讨好。兼任某学校副校长就是其中的一件。

要说清楚这件事，还需要交代一点背景资料。我们这个系统，因为属于技术和行政的结合，所以就比较封闭和独立，很多东西都是自成系统，例如早年就有一个中专学校，专门培养我们这个行业所需要的人才。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这个学校从甘肃的一个中专起步，然后搬到燕郊，然后升为专科，一直和教育部和财政部没有太大财政和行政关系的学校。说得好听点，是自由，说得难听点，是谁也不疼谁也不管的地方。

我回国后不久就掺乎进入了这个学校，让很多人猜疑。我们单位的人，说我不务正业，对方单位的人说我有野心，别的单位的人说我是瞎起哄，为了个人的利益。其实，这些都是瞎猜的。我当年回国，虽然和国外公司外派去中国的同志相比，工资是微不足道，但是比起国内事业单位的同仁，工资却是高了不少。我去这个学校兼职没有任何报酬，肯定不会为了经济效益。除了经济利益，和我相关比较密切的就是学术资源了，那个学校，且不说当年，就是已经升为本科N年后的今天，学术资源和我当年自己的单位比起来，那才真的叫一穷二白呢，没有学位点，没有好的学生资源，没有试验条件，怎么能够谈得上学术资源？除了经济、学术，那么剩下的就是行政资源了。从行政上看，我在研究所是负责人，在那个学校只是一个兼职的跑龙套的人，级别低一级，排名靠后N多位，哪能有我什么行政资源？

那么我为什么要掺乎这个地方呢，其实，当初还是有很好的愿望的。第一，也是比较现实的，我们单位要在燕郊建设一个园区，如果能够找到朋友，一起帮忙，总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在新的地方，遇到一个系统的兄弟单位，怎么也要亲热一下吧？就算是搞好地方关系吧；第二，从长远看，科研和教学结合是一个相长的关系，这点不需要论证，科研和教学结合，不但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科研素质（系统性，表达能力），而且对发现和培养人才也是重要的；第三，这个学校当时希望能够申请升格为本科院校，的确需要帮助；第四，当时我们系统的老板，有一个大动作，希望将系统内的五个研究所整合，形成一个研究院，集成合力，更好地创新和服务。

就我个人的意见，我对第四点还是持高度赞同的意见的。不过，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央政府恨不得每天新设一个部委，每个系统每天恨不得新设一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恨不得多设几个部门，哪有愿意合并的？新设单位有什么好处？好处多着呢。单位、部门多了，下面的人好当官，上面的人好卖官，然后大家一起分羹，把酒庆祝，皆大欢喜，所以，对于撤掉研究所，建立研究院的想法，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真正支持的人，那是很少的，这个愿望后来落空，虽然和老板当年很快退休有关，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

为什么说我自己是二杆子呢，当年我明明知道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却因为自己赞同这个观点，所以就围绕着这个想法，结合我们单位的发展，参考中国科技大学的当年创校的经验，针对如何将这个学校升本，然后和研究所（院）结合前进，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段时间，写出了长长的几页纸的建议，约谈了老板，得到了他的一部分的首肯，才有了后来我去学校掺乎的结果。

在那个周末的下午，在北京市中心的某一栋部长楼内，我第一次长时间地和老板漫谈，其中的主题就是三个，研究所的发展，资源整合和校所合作。我提出的最理想状态是，整合以后的研究院的户头在北京，试验基地建在燕郊，同时成立一个大学，大学的户头也在北京，两个单位，一套人马。这是很超前的想法，也掺杂了很多我个人理想主义的内容。这个方案，相当于共产主义，如果不加入超常的努力，是很难实现的。不过中国的事情，是很难说的，今天看来，如果当年老板还有几年的时间，大家都去努力，还是很有可能的。可能是看到自己未来能够执政时间的限制，老板虽然口头赞同了我的理想，我提出的大部的东西都基本都是被否决了，剩下的就是校所合作这个主意被他肯定了下来。

于是，几个星期以后，学校升本的工作由原来学校自己的事情，上升到整个系统的大事，而我也堂而皇之地兼任了这个学校的帽子副校长，乃至后来成为本科以后的学院的副院长。在升本过程中，我们单位是借力借人，我们建成的科学园区也成了他们升本的资料之一，应该说，没有我们当年的贡献，那个学校的升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得到批准，算是我们单位为系统所作出的一点无私奉献吧。

今天，从结果来看，当年我梦想的东西一个都没有实现，短期的合作也没有太多的效果，长期的人才之说，那只能是我们后代的事情了，至于研究院的整合，更是美梦一场，一切的一切，都像一场肥皂泡似的，早已在时间的河流中，消失得无踪无影，让我们曾经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只能望河兴叹了。

海归记事（21）：运作973项目
回游的海归

大家看到题目，可能会问到：为什么是运作而不是申请。如果你能这么想，那么，只能说明你对很多中国的现实脱节了。运作，按照其本来意义，应该是运行和操作，即使是延伸也就是指运行中的工作状态什么的，可是，如果你能把握好这个词语在目前中国的内涵和外延，并且能够活学活用，那么在现在的中国，你一定能够如鱼得水。

那么，运作到底包涵什么样的内容和意义呢？要按照最新情况来定义这个词语，估计是十个人有十种定义方法，我觉得最为精髓的就是，如何将一些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如何将一些灰色的变成红色的，如何将一些不合法的变成灰色的乃至合法的，就是运作的最高境界。

在国内申请项目，小的项目不说，如果是数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的项目，没有前期的工作，等到别人都准备好了，申请指南都出来了，你再去申请，要是能够申请上，那只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准备的人太菜，另一个就是你比别人实在是水平高了很多，两者的差别让人无法掩盖过去。

那么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怎么运作呢，这就要看具体的项目了。几个亿或者以上的科学工程项目，主要是主管部门之间的行政协调为主，科技部的三大科技项目（973,863和科技支撑，以前也叫科技攻关）中，科技支撑主要是部门运作，而973和863则更多是全国一起申请，相对要规范一点。973比起863来，科研的味道更加浓郁，所以在科技界的影响不言而喻，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973项目的运作。

按照目前中国的做法，一个项目的一生中主要是三个阶段，准备阶段，申请阶段和执行阶段。从完善的角度看，应该还有一个应用和反馈的阶段，不过这个阶段因为没有经济效益，基本都被大家或略或者是省略了，很是遗憾。

准备阶段主要是做三件事。一是科技部和主管部门的行政协调，目的是得到两者统一，在某一个领域某一年设定一项指南内容，为项目的申请打好基础。973的主要领域有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交叉和重要科学前沿。从领域的设置来看，可以运作的地方很多，虽然一个计划的预计研究领域是固定的，但是套到那个领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意义上的减灾类别项目（也就是我的领域），可以放在资源环境，可以放在综合交叉，如果实在不行，还可以放入重要科学前沿内。放到哪里，就要看某一年的竞争程度，避免类似或者相近领域的项目撞车。

准备阶段的第二件事情是写建议书。有了第一步之后，下面就要按照提前预定的目标编写一个项目建议书，当然主要是阐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事实上，最后有用的也就是项目建议书中的一两句话，但是项目建议书还是要写得好一点，这样最后万一有人追查起来，也有一个很好的说明材料和理由。虽然这个阶段谈团队还早，但是事实上，973项目的团队的主要成员在这个时候也就基本形成了，这样才会出来一个最后和大家希望一致的申请指南。

准备阶段的第三件事情是帮助写指南的运作。有了行政运作，有了项目建议书，最后需要落实到申请指南上面。这个阶段成功结束的最重要标志是在项目申请指南中在你希望申请的领域出现一句和你的领域非常相关的一句话。例如，你是搞基因和遗传关系研究的，如果项目申请中出现重点研究基因变化和遗传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之类的话，那么你就是非常成功。如果只说了一句重点研究基因变化，你的运作还算成功。如果申请指南中出现了重点研究基因变化和癌细胞形成之间的关系，那你的项目基本就悬了，很可能让那个专业的同志们占了先机。所以，前期工作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最后申请指南中的内容和你想要的东西是否一致。

准备工作做好了，申请指南也下来了，其中就有你希望的内容，这个时候就要开始第二阶段的项目申请工作。项目的申请，主要也有三大部分的内容。一是组织队伍。组织队伍很有讲究，一是要稍微广一点，至少同一个专业的不要有两个项目同时申请，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团结力量大，否则你们自己专业就分两派，让别人怎么平衡，况且谁愿意当恶人，干脆两个都下去，选一个第三方，更加有实效。二是要挑选好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就是项目总负责，需要干的事情很多，要把关写申请书，要答辩，任务重，还需要大家同时认可。三是组织核心团队。虽然973的团队很大，但是真正在申请过程中出大力的，也就那么几个人，选择哪几个，从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着项目的成功申请。

项目申请的第二件事情是准备申请书。申请书的写作不说了，总的来说，到了这个层次，大家写出来的东西大概总也能够上得了台面，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些闪光的词语，能够和时代、能够和国外先进的东西结合起来，看着漂亮，读者顺口，又符合领导意图的东西，应该就会八九不离十了。

项目申请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答辩。申请书交了上去，然后是函审。函审通过之后就是第一轮答辩，第一轮通过以后就是最后的答辩。函审主要看申请书和研究队伍乃至研究的成果（或者是基础），答辩就要看口才和准备的程度了。同样的东西，表达方式的不同，结果是不一样的，毕竟在中国现在这个急速发展的社会，能够当上973项目的评委，大家都是忙得很，哪有时间细读申请书，所以答辩的准备比起申请书的准备还要重要，最好的情况是连评委可能提问的问题都能够有所准备，那一定是效果很好。特别是最后一轮答辩，评委中的80-90%以上都是外行，所以能说会道还是很有优势的。这样，如果一切顺利，经过过五关闯六将，一个数千万量级的973项目就成功地拿到了。

申请拿到项目之后，在现今的中国，执行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一般地说，973项目的承担单位都是好几个，首席科学家，即使有着一定的行政权力，那也只能是在自己单位使一使，对于其他单位的人，则完全需要看对方的自觉程度，因为没有行政的指挥权，有时候说话别人是爱听不听的。话说回来，绝大多数的情况，大家到了这个层次以后，都不会让对方太难堪，所以执行和检查通过都不应该有什么问题。973项目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到现在没有1000个，至少也有好几百了吧，好像还没有一个项目没有通过的呢。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973项目的运作，需要各个方面都要准备好，即便当年我们是认真地运作和准备，结果是申请了两年才最后成功。第一年的失败，虽然让大家很难受，不过却有着另外的效果，因为以我们第一次申请资料为基础，后来在基金委成功地设立了一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这是第一个额外的馅饼，其次，因为第一年的失败和变故，第二年我成为了首席，也幸运地在我的手上申请到了我们领域的第一个973项目，我也因此带着973首席的帽子混了几年，直到我后来离开那个单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上面所说的是一般的运作过程，可是这个世界就从来没有缺少过特例，特别是在中国，只有特例才能够体现领导的意图，才能够体现灵活具体。我想，一个能够利用特例成功的人，根据他的资源和能力，即使是按照普通的途径，他一定也会运作成功的。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也没有绝对的公正，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利益在旋转。看透了这点，就不会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义愤填膺了。

曾铮：“十二五”规划将给中国带来巨变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10月19日

十二五时期，随着“增量改革”基本结束，中国“存量改革”大幕即将拉启

　　为什么“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是“转型”

　　“十二五”时期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生潜在变革的重要五年，全球经济发展将发生重大转型。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可能进入全面转型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将步入“结构再平衡”和“新产业革命”阶段。首先，全球经济将处于逐步从失衡向再平衡转变的适应期，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将面临深度调整；其次，全球经济将处于逐步从产业全球化向产业去全球化转变的剧变期，全球产业格局将面临激烈竞争和重新洗牌。

　　对于中国而言，“十二五”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将进入“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创新”阶段。首先，中国经济将处于从内外失衡向内外平衡转变的过渡期，内外需求结构将面临巨大变化；其次，中国经济将处于从低成本产业阶段向高附加值产业阶段转变的转型期，整体产业结构将面临整体调整。

　　如何理解“十二五”规划背后的政策逻辑

　　中国“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将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这一主线在“十二五”期间的具体体现就是，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时，科技进步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进一步深入改革和转变开放方式将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四大主要任务。

　　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有两个。首先，中国将加快需求的转型，表现为需求结构的转变，重点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在消费需求内部，居民消费率的下降速度最快，所以需求结构调整将重在扩大居民消费。而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将紧握两个“抓手”，一个是推进“城市化”，另一个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其次是供给的转型，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产业结构滞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偏重加工制造，产业结构失衡，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二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附加值低，难以控制全球价值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二五”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策略将从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方面入手。

　　从体制改革角度出发，“十二五”时期，随着“增量改革”的基本结束，中国“存量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启，其本质是通过全方位推动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经济存量非合理”的沉疴。从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的不同层面出发，“十二五”时期，中国将把“创造内需”和“调优供给”作为“存量改革”的两个轮子。从调整需求结构的角度来说，将会重点推进两项改革：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释放中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进程，深化城镇化进程，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启动城乡“双极”消费冲动。从优化供给结构的角度来说，也要加快推进两项改革：一是，加快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改革攻坚，加快垄断行业领域的改革步伐，加大引入民间投资力度，提高效率，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环境；二是改革要素价格体系，特别是资源价格体系，使资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改变 “低成本”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外，所有改革推进的前提是政府转型，没有政府转型的突破，改革就难以深化，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发展方式难以转变。因此，“十二五”时期，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推动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到公共服务型转变。


　　“十二五”规划将如何改变中国的经济图景

　　“十二五”规划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文件，它将为中国未来谋划发展和改革的主题。这一规划涉及的转型战略和改革措施领域十分宽泛，可能波及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从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整体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在“十二五”规划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图景”可能将出现五种显著变化。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各地政府“GDP崇拜热”将逐步消退。“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将一改过去单纯以寻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高质增长、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特点，经济增长目标也不再以“保八”作为亘古不变的“铁律”。在经济增长理念改变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也将从单纯依据GDP增长速度转变为综合考虑GDP增长质量，这将促使中国地方经济粗放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改变，地方“投资冲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结束。在这种情形下，“十二五”期间，过去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疆域内“城市处处是工地”的现象将逐步减少，经历了近三十年机器轰鸣的中国大地也将渐渐回归平静。

　　其次，经济结构将呈现出消费主导型特点，国内消费结构将逐步升级。“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将摆脱过分依赖对外贸易的现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为手段，逐步扩大居民消费，消费率很可能增加到60％以上，而居民消费率也将增长到55％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将稳步上升。随着消费总量的快速上升，中国消费结构将进一步升级，从以“衣、食、用”为主逐步向以“住、行、康、体”为主转变；物质产品消费将下降，而精神产品消费将上升。可以预见，中国将成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市场，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将越来越多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而中国的文化市场也将“爆棚”增长，中国影片夺取奥斯卡奖的概率越来越大，东方式的“好莱坞”也会在不久后出现在中国某个中心文化城市。

　　再次，包容性增长模式将惠及农民，农村面貌整体将出现较大的改变。继续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而农民问题更是这一重点的“重中之重”。“十二五”规划将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实现农民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农村将享受和城市平等的公共服务，这将促使农村地区将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如果看到高级轿车飞奔在中国的通村公路上，或者农民手持苹果iPod阅读小说，你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这就是中国农村未来可期的发展景象。更甚，有可能更多的城市居民将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逐步“回归”农村。几千年来，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别将在中国“渐行渐远”。

　　此外，地区间将实现协调发展趋势，中西部地区将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金融危机以来，受到外贸萎缩的影响，作为中国经济传统引擎的沿海省份经济增速出现滑落，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却是“异军突起”。“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将实施更为平衡的地区发展政策，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成本后发优势将得以凸显，沿海地区的产业将由于成本约束逐步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大量转移，中西部地区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中西部地区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主要动力之后，“外出打工”、“民工潮”、“春运高峰”和“留守儿童”等特定语境下的专用词汇将成为历史，代替它们的将是“回乡创业”、“民工荒”、“外出旅游”和“就地创业”等新的词汇。

　　最后，资源环境问题将得到缓解，中国经济将向绿色增长靠近。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的阶段，同时城市化也在稳步推进，这两个阶段特征决定了中国节能减排的任务十分繁重。然而，中央政府在“十一五”末期明确要求各地必须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充分显示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决心。“十二五”规划很可能增加节能减排指标，并增加约束性指标的个数，中国正在力图向绿色增长模式靠近。中国政府对于资源环境问题的异常重视，可能在“十二五”时期对国内重化工业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随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扶持，整体产业的发展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十二五”期间，我们可能会在中国大地看到，以往遍地开花的水泥厂和钢铁厂将会逐步减少，而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将会与日俱增。但是，就中国现实发展阶段而言，这种对地区节能减排的控制毕竟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尝试，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曾铮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立场

一票之差的重要性
龚小夏

　　十一月二日的中期选举即将来临。各种民调显示，民主共和两党在参众两院的票数争夺上将相当接近。参议院在最后可能仅仅会由一、两票来决定谁是多数党。多数党与少数党相比除了票数多少之外有什么样的优势呢？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民主党籍的伍德罗?威尔逊是个知名的历史学者。他曾经这样形容国会的工作：“Congress in session is Congress on public exhibition, whilst Congress in its committee rooms is Congress at work.”（国会议员在开会的时候是给公众表演，国会议员在委员会里才是工作。）

　　在美式的代议制民主中，国会要就国家的各种内政外交事务进行立法和表决。一百名参议员与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都有权提出议案，每两年一届的国会提出的议案总数多达一万个。有些议案长达数千页——比如不久前通过的两千四百多页的医改法案，短的议案也有几十页。这么多的法案，如果整个国会一个个来进行讨论和表决，那立法程序必然要出现瘫痪。

　　为了能够有效地工作，国会按照立法的领域——比如拨款、军事、税收、外交等——组成了各种委员会，最重要的委员会下面又有分会。比如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下面就分为农业、商务、国防、能源、金融、国土安全、环境、劳工与教育、外交等十二个分会。委员会的主席基本上由多数党资格最老的成员来担任，而少数党方面最重要的成员则被称作“资深成员”（ranking member）。委员会的数目会根据情况而变化，目前参众两院共有大约二百个委员会以及分会。

　　在议案被提出之后，首先必须进入各个相关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掌握着是否让议案进入立法程序的权力。如果主席认为该议案不恰当或不重要，就会搁置起来。绝大部分的议案也就这样胎死腹中。而主席支持的议案，将交付给委员会全体讨论，并让国会的专职工作人员来审核修订。通常只有在委员会内部通过了的议案，才会交给整个国会讨论与投票。

　　因此，在中期大选里，赢得了多数票的政党——哪怕只有一票之多——将掌握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且通过这些位置来左右整个立法议程。这也是两党都正在将千百万美元的资源集中投入少数几个拉锯选区的原因。

　　参议院各委员会的网页：

　　http://www.senate.gov/pagelayout/committees/d_three_sections_with_teasers/committees_home.htm

　　众议院各委员会的网页：

　　http://www.house.gov/house/CommitteeWWW.shtml

创业板上市公司创始人：我是这样闯过创业板的
来源：《创业家》 2010年10月18日

　　不去做关系、不去跑没戏。再好的企业，说不让你上就不让你上，一点脾气也没有
　　本文来源|《创业家》
　　口述 / 牧佑
　　整理 / 《创业家》记者 刘恒涛 插画 / 周南平动漫工作室 董瑾
　　中国的创业板，真不是说你公司治理好、概念好就能上的。创业板被批准设立之后，我们公司也递交了申请。走了一圈下来，发现这里面关系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成分，你不去做关系、不去跑根本没戏。再好的企业，说不让你上就不让你上，你一点脾气也没有。
　　其实要挑你一点毛病太容易了。你想，企业这么多年、这么大规模，完全合规，一点毛病没有，这几乎不可能。很多问题在于怎么认定，他往那儿认定你就不行了，往这儿认定你就行了。创业板有很多东西完全在于那些相关部门，有些还不是大领导，就是底下这些人，他说怎么看就怎么看，你没有任何沟通和辩驳的余地。我们当时遇到好几起这样的事情，比如关于损益，到底该算非经常性损益还是经常性损益。他一会说应该算非经常性损益，我们就往这儿弄，后来又说应该算经常性损益，那我们再折腾回来。就是这样，完全是随意的，企业没有任何说话的空间。我们第一轮预审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副主任，死活觉得我们不好，你也没法跟他去沟通，他也不跟你沟通，弄来弄去他一直在那折腾，耗了很长时间。
　　预审过后就是过会，过会的审核每个小组7个人。发审委委员一共35个人，大致分成5组，发审处为企业确定该由哪个组审。一般都是临时看，哪个组正好有空，一拨拨轮，分到哪个组就是哪个组。组里的人临时可能有一些变化，比如有些人正好跟过会企业认识，或者合作过，那就必须要回避；或者有些人临时没时间，也会换几个人，但大体就在这个组里面。不过分给哪个组你是不知道的，它也会公示，但要等到预审以后，在企业过会前两三天你才知道是哪7个人。
　　创业板引进了一些行业专家，每个组里配备了一个，有来自基金的，也有来自像科技部或者高校这样的机构的。但这些人有时候还来不了，因为创业板一开始特别紧张，他们基本上就得圈在这儿，但这些人又忙，不能保证天天在，所以他们基本没参加过几次会，后来变成了以律师和会计师为主。像我们那个组里面有4个会计师、两个律师，还有一个是深交所的委员，没有专家，因为找的几个专家都来不?了。
　　虽然小组的名单公布得很晚，但发审委35个人的大名单会公布，一般企业都会做工作，尤其是券商。做这方面的工作，PE能做的工作有限，主要还靠券商，券商在这里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有时候也看企业，企业能力强一点就多做一点工作，如果没有什么资源就靠券商。
　　那些在北京的企业还是有点主场优势的，外地企业，老板为了上市，在北京一住就是一年半载，天天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就跑这个事，可不容易了。我们一开始什么工作都没做，他们说哪有你们这么上市的呀，这能上得去吗？肯定不行!事实还真是这样，如果不做什么工作，我估计我们就被搁那了，他不说让你上，也不说不让你上，你就不断反馈呗。反正总有问题，补充、核查、反馈，可以耗很长很长时间，一年两年都可以，一直给你放着。中国就是一个权力社会，民营企业家没什么权力，说折腾你就折腾你，所以大家只能想办法去跟权力结合在一起。
　　像老百姓熟知的某个公司，他们是XX部重点推荐的两家企业之一，做了很多工作，主席、副主席、主任都见过好几圈了。要不它也难啊，一开始它也没有很快通过，因为有疑问，核心因素就觉得收入不稳定，有风险。他们有点像项目公司，你怎么能保证每个项目都赚钱呢，万一不赚钱了怎么办？这就是收入有风险，而且高度依赖于某些个人。不过他们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应该还算比较顺。
　　不做工作不行，中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太多了，几万家、十几万家肯定有，凭什么你就能上啊？要不你就是运气特别好、命特别好，也有这样的企业，真的是顺顺利利就过了，但太个别了，绝大部分都是做了很充分的工作，最后才能进。
　　在这种体制下，上市就像鲤鱼跳龙门，上去跟没上去天壤之别，所以没办法，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里头钻。里面的经济利益太大了。比如某家轻资产公司，不上市的话它能值多少钱？三五亿就了不起了，上市之后市值变成几十个?亿。
　　中国这种体制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像美国纳斯达克那样，变成完全市场化的行为，投资者买单，政府你别管那么多，才可能会好一些。
　　在券商这个层面，也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我记得我们报材料的时候，证监会要求券商为自己的企业排序，比如说像某券商报了8个企业，你要给这8个企业排个序。就因为要排第一，各个券商里头的企业打得一塌糊涂。因为当时基本比较明确，先审第一拨，后面的往后排。写条子的、托人的都有，要么就是地方政府，要么就是谁谁谁，都有打招呼的，大家尽可能弄呗。
　　券商在这个时候就会抬价，谁给的钱多就把谁往前排，或者选那些和自己有直接利益的企业——券商有一些直投的企业。总之得有好处，还是那句话，光企业好不?行。
　　现在想在2012年前上的人很多，因为对创业板，普遍的态度是认为目前的高市盈率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所以越早越好。很多人动手做准备晚了，所以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还是限制了一大批企业，但现在已经有200多家排队了。已经报了材料，等待审核。
　　其实只要能报上去的，就算已经是比较靠谱了。证监会不接的概率很小，因为券商在做的时候已经做了方方面面仔细的准备。如果报上去肯定不行的也不能报，被拒的话他在会里影响也不好，基本上报上去都能受理，受理了之后无非在那排队。现在报上去的材料2011年才有可能出来，2010年基本上没戏了。现在的200多家差不多就要排一年了。
　　证监会也够辛苦的，尤其7～10月份那个阶段，负责预审的人每天基本都干到凌晨一两点，弄了差不多两三个月，没有什么节假日。你想，103家企业报进去，他要在两到三个月内把所有的材料都看完。他们加起来也就20多人，对他们来说也挺挑战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制度，来不及就只能排队呗。
　　中小板现在反而快了，因为原来中小板排着一大串长队，现在很多转创业板了。一个是市盈率高，另外大家觉得创业板快。这两个板也有一个内部竞争，会里面其实大家互相看不上，中小板觉得创业板都什么企业啊，就往上弄。
　　上市要排的时间太长，真等不起，你一旦报了材料，很多事都不能干了，甚至企业的很多正常经营都受到影响。比如说你要投资，券商跟你说，先都别弄，因为你弄一个事就多一个事，你就得向会里报告，他就有可能审核，能不做的都先别做，踏踏实实等着他审核完。有很多企业就有可能被拖死了。10年前创业板就拖死过一批，为了准备上市，花了很大的代价，最后没戏了。
　　（牧佑为某创业板上市公司创始人）

我所亲历的造假迷局
2010-10-18 17:22:22 文 / 夏青
创业家

2010年2月份，我突然被公司从天津调到广州做一个IPO项目。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我和保荐代表被这家公司的种种作假手段深深震撼，陷进了其假外资、假账目的迷局。我和同事想尽各种办法补救，这个项目最后还是未能做成。我很无奈，很无力。

23/2
广州果然气候宜人，天津还冷嗖嗖，这边穿件衬衫就很舒服。今天和保代（保荐代表人）见到了这家民营企业的杜老板，一口广州普通话，很典型的广东商人。说实话，第一印象不是很好，比较固执，不好沟通。但也可以理解，这些老板之前不怎么在公共场合露面，自己在公司当老大，独断专行惯?了。

无论老板怎么样，对我们来说，无非是一个工作而已。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创业板项目，之前做过几个中小板，我希望自己能赶紧做出第一个创业板项目。毕竟，创业板现在热火朝天，未来机会巨大。希望早日考上保荐人资格，抓住创业板的机会。

明天开始做尽职调查。董秘于总看起来倒似乎是一个很好接触的人。

10/3
这些天很累。一圈下来，发现了公司的种种问题。

首先是这家公司的身份，公司在企业设立时是国内身份，现在变成了外资。假外资大家见的多了，这也是圈内公开的秘密，外资身份可以少交很多税，很多老板都是这么做的。根据证监会的政策，假外资要上创业板，必须恢复内资身份，但短时间内这家公司肯定恢复不了，而且涉及大额的补税，也不可能去恢复，还好证监会现在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已经过会的企业里，有很多这样的企业。

这家企业的老板还是海外身份，在过会的企业里，这样的案例也比较少见。假外资，老板又是外籍，这个可能会在上市审批中构成一定障碍。

其次是企业的子公司问题，民营企业都喜欢设立各种子公司，让人眼花缭乱，原因大家都知道，主要还是为了避税。企业是假外资，下面的子公司更是假外资了。

不过这并不是改制中的实质性障碍。实质性的障碍在于，这些公司如果要变成拟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需补交之前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过会的企业中不乏补交几千万的例?子。

这位老板当然不想补交了，因为金额太大，换谁也不愿意把几千万真金白银从自己口袋拿出来，他逼我们想办法解决，觉得我们懂这个。

这种问题其实很普遍，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个项目做成，我已经上报领导，看能不能解?决。

3/4
律师老祝还真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过不知道是否可行。具体办法是，让这个老板在香港等境外设立一个全资子公司，由这个公司持有境内子公司25%的股权，合法地保留了子公司外资企业的身份，免于补交税?款。

我相信我们的审核机构还是深入了解民间疾苦的。

假外资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些普遍问题不是大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这家公司做两套账的事情。我和保代看到账目时，几乎惊呆了。

两套账分所谓外账和内账，外账是报给税务局的，内账是给自己看的。报给税务局的外账一般会少计收入或多记成本，比如有的企业是少计收入，民营企业大都有一部分现金收入，他们就不把这部分计入外账。有的企业是老板每年给会计一个很低的毛利率，让他来倒推成本。上面的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企业的成本核算混乱和大量的前后矛盾。

两套账的“好处”是避税，坏处都在准备上市的时候显现出来了。

这家企业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它有大量的现金收入不记账，而成本是全额记账的，导致我们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核对企业的成本核算和成本结转部分。董秘闪烁其词，对我们不够坦白，总在和我们捉迷藏。

其实我最喜欢坦白的企业，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出来，大家一起来解决，这样我们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在和企业捉迷藏上空耗力气。这家企业，所有的现金收入都没有计入收入。而且他们是按照开发票确认收入，而不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比如这家企业和客户公司签了合同，一般来说对方不会一次性付款，所谓按照开发票确认收入，是指企业按照实际的收款来计算收入，而不是按照合同额），导致合同的收入额与成本不配比。

加上他们开一张发票确认一笔收入，而成本是每月结转一次，导致企业存在大量的体外收入和体外资金，直接结果是公司的销售毛利率远远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现在为了上市，如果把这部分收入拿进来，三年的报告期内，大概有1.5亿左右的收入，按照17%的增值税和25%的所得税，补交的税款估计税务局都不敢收，更别说证监会怎么看了。但是如果不把这部分收入拿进来，而是从改制成股份公司后规范运作的话，怎么解释毛利率突然升高的问题？如果一直都不拿进来的话，保荐风险也无法承担。

头疼。

8/5
增值税补交的问题很不好办，估计这条路断了。

前几天保代培训，发行部的官员说增值税大额补缴是不行的，必须要过三年再申报，根据现实中的案例来看，增值税补缴确实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现在创业板一点小事都能让媒体兴风作浪。很多过会的公司，大部分补缴额都在2000万以下。

而且大量补缴增值税也会给税务部门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此大额的税务补缴其实是重大违法行为，税务部门也面临很大风险。这时候，公司注册地的优势就显现了，在小地方，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当地的上市公司数量，捞政绩，税务局会迫于压力尽量通融，而在广州，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普遍了。我们还听说过业内一个项目，对方是北京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商，医疗企业的毛利率高得离谱，一家在申报上市的四川疫苗公司的毛利率高达95%，北京那个医疗器械制造公司所从事的ICU重症监护系统，它的毛利率大家也可以想象。因此避税成了那个老板最重要的工?作。

老板也很谨慎，打听同行业未上市公司报给税务局的毛利率，然后让会计按照定下来的毛利率倒推成本。我想这都是大家可以想象的。由于这家企业采取计划成本法，导致企业成本存在大量的原材料差异、库存商品差异、半成品差异等，而且ERP系统和财务系统的数据严重脱节，根本无法核对和补救。

还是回过头来说我们接手的这家公司。杜老板的弟弟借用他企业的一个车间，设立了一个工厂，材料从企业领，使用企业的水电，最后自己销售，自己拿钱，需要开发票的时候来找企业代开。我提醒杜老板，如果公司要上市，这种情况必须要改过来，但是杜老板根本不愿意规范，让人很无奈。

29/5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个项目。企业两套账，需要补缴税额太大，是导致我们最终放弃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

今天心情非常不好。和保代吵了一架，看得出来，我们律师对我也有些意见，他们觉得我的沟通能力存在问题。

这就是中国企业界的现实，也是我的现实。

（作者为某投行经理，夏青为其化名）

解密水浒：晁盖遗嘱之谜
from 吴闲云 的BLOG by 吴闲云

59. 解密水浒：晁盖遗嘱之谜

晁盖在攻打曾头市的时候，不期中了一支毒箭，拔出来看那箭时，上有“史文恭”字。当日众头领闷闷不已，也无恋战之心，人人都有还山之意。就把晁盖抬回了梁山。



虽然射中晁盖的箭上，刻有“史文恭”的名字，但却未必就是史文恭放的箭。原因有三：
1. 晁盖偷袭的是北寨，北寨是由曾涂与副教师苏定把守的。而史文恭把守的是总寨。按说史文恭此时不应该出现在北寨。
2.“急回旧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晁盖并未到达目的地，是在回去的路上中的埋伏。史文恭作为统帅，更没理由在敌后冒险当射手。况书中从未提到过史文恭善于射箭的描述。
3. 交战之初，曾家说道：“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不算好汉。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载装陷车里，解上东京。”声称是要捉活的。

晁盖中毒后，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到最后，还是挣扎着说了这样一句话：“贤弟保重。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
这是晁盖最后的遗嘱，颇令人深思。
老大死了，老二接班，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晁盖偏偏要说“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什么意思呢？
因为山寨中能捉住史文恭的人不少，偏偏只有宋江的功夫最差，力气只娘们大小，所以最没有可能捉住史文恭的人，就是宋江。
这就等于直接否定了让宋江接班继任，一下子推翻了晁盖以前所有的推让之举。究竟是什么让晁盖做出了这么大的转变呢？晁盖是不是在临死之前发现了什么呢？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宋江的表现：
宋江见晁盖死了，哭得发昏。众头领都请宋江为山寨之主。
宋江道：“却乃不可忘了晁天王遗言。临死时嘱道：‘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亦不可忘了。又不曾报得仇，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
这一番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宋江在假意推辞，不肯当山寨之主。
而实际上，宋江是在有意偷换概念，故意混淆兄弟们的视听。
宋江说，晁天王死的时候交代了：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亦不可忘了。
尤其强调：众头领皆知，亦不可忘了。要求大家牢牢记住。
你看，晁盖是这样说的吗？晁盖说的是“射死我的”，他有说是史文恭射的他吗？根本就没有！
但宋江不止一遍的向众兄弟门反复灌输强调这一概念，有意给大家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是史文恭射死了晁盖。

宋江聚众商议，要与晁盖报仇。
军师吴用谏道：“哥哥，庶民居丧，尚且不可轻动。哥哥与师，且待百日之后，方可举兵，未为迟矣。”
不与晁盖报仇的原因是“居丧”期间，不可用兵。这完全是屁话，因为他们照样还是在用兵打北京城、打大名府，打了好几仗，就是不打曾头市报仇。为什么？因为没仇。



后来，一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宋江才兴兵去打曾头市。
为什么打曾头市呢？是为晁盖报仇吗？并不是。
是因为段景住又买了二百余匹好马，被郁保四劫夺，又解送曾头市去了。宋江听了，大怒道：“前者夺我马匹，今又如此无礼！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旦夕不乐。若不去报此仇，惹人耻笑。”
先抢我的马，今又抢我的马（属大额资产），这是主因。而晁盖的仇，只是勉强排在最后的次因（借口）而已。
所以，宋江要打曾头市，其目的是要“夺马”。
大家在看《水浒》的时候，总会一相情愿的想象：梁山二打曾头市，是去为晁盖报仇。
可是，当双方交战的时候，曾家从未宣传过前次击毙敌方首领的辉煌战绩；而梁山方面，宋江也从未公开提出过曾家有杀晁盖之仇。宋江只说要马，不说有仇，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交战之后，曾家不愿再打了。曾长官写信过来讲和：
“曾头市主曾弄，顿首再拜宋公明统军头领麾下：日昨小男倚仗一时之勇，误有冒犯虎威。向日天王率众到来，理合就当归附。奈何无端部卒，施放冷箭。更兼夺马之罪，虽百口何辞。原之实非本意。今顽犬已亡，遣使讲和。如蒙罢战休兵，将原夺马匹尽数纳还，更赍金帛犒劳三军。此非虚情，免致两伤。谨此奉书，伏乞照察。”
宋江看了，回信写道：
“梁山泊主将宋江，手书回覆曾头市主曾弄帐前：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人无礼而何为？财非义而不取。梁山泊与曾头市，自来无仇，各守边界。奈缘尔将行一时之恶，惹数载之冤。若要讲和，便须发还二次原夺马疋，并要夺马凶徒郁保四，犒劳军士金帛。忠诚既笃，礼数休轻。如或更变，别有定夺。草草具陈，情照不宣。”


曾家似乎并不知道晁盖死了。提出讲和的条件只是：归还马匹；犒劳三军。
而宋江也承认说，“梁山泊与曾头市，自来无仇。”似乎晁盖死了，和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答应讲和的条件是：归还马匹；交出夺马的郁保四；犒劳军士。
比曾家提出的条件，只增加了一条，交出夺马贼郁保四。偏偏没有要求交出射死晁盖的凶手史文恭！你说离谱不离谱？！


这就怪了，曾头市没认为晁盖是他们杀的，宋江也认为晁盖不是他们杀的，与曾头市，自来无仇。那么，晁盖究竟死于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