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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需要企业家

李华芳

我在2010年的“胡润百富榜”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消息，说是余彭年跌出百富榜，其实严格来说是1500名之外，因为“胡润百富榜”虽然名为百富榜，综合榜上实则有1500名。而余彭年之所以无缘富豪榜的原因是，他“裸捐”了。

“裸捐”这个词最近很火，但真要落实起来不容易。一般来说，富豪“裸捐”会选择成立可以实现自己想法的私募基金会，虽然他们也可以成立公募基金会，但公募的要求更为严格。两者最大的区别是私募不可以向非特定公众募捐，而公募不受此限制，自然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一点了。

但即便是成立私募公益基金会，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裸捐成立私募公益基金会准入资金有限制，除了金额门槛不低外，还需要现金到帐，因为怕股票及各种有价证券的价值不稳定，因而要求现金。如此一来财务成本急剧增加，显得非常不合算；二是需要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来挂靠，也就是要找一个“婆家”。而有资格当婆婆的多半不愿意管事，因为这业务指导的活儿没事还好，出了事情就得连带兜着走。而且中国所谓的出事根本无从防范，扶贫也可能扶成反对势力，所谓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拒之门外恐怕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前一波尝试从曹德旺、陈发树到陈光标，都未能突破上述限制。对于民政部而言，尽管已经在提速《慈善法》起草，但离出台之日恐怕还有很长时间，并且也未必能一下子解决现实提出的难题。慈善、裸捐、巴比宴，这一切发生如此迅速，不仅对民政部是考验，对普通人的理解力也是一种挑战。

不过回头来看，真正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切都是企业家在推动。例如试图裸捐的中国企业家，例如组织巴比宴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就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企业家要进入慈善领域？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没有特别好的解释，大致的原因有企业家年纪大了要寻找另外的领域发挥余热、或者为了避免高额的遗产税、或者为了宗教及其他方面的使命等。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公益慈善领域而言，有企业家的参与是好事情。

人们往往会因为一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崇高的，相对就降低了对其有效性的要求，这显然不利于公益事业的未来，也导致了NGO领域中的腐败和低效现象。最近几年NGO的运行大幅度提高了透明度，可问责程度极大增强，并且运行效率也大有提高哦，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家或者在企业里工作过的人投身公益领域。他们进去公益领域后，将在企业中能用的管理和财务技能带了进去。这样不管是管理水平大有提高，财务透明度也跟着上升，对NGO的未来是大有好处的。

因为管理水平和财务透明度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则来提高。不过即使管理水平与NGO领导人的领导能力有很大关系，一定的规则依旧可以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在企业界老生常谈的“科学管理”等，在NGO领域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应用，如果能借用部分企业管理上的成功经验，就能提升NGO的效率和透明度。

当然，企业家进入慈善领域的作用和意义远不止此。实际上我们称一个人为“企业家”，最最重要的是说有“创新精神”。这个创新精神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发明新技术、开发新市场等，但最为重要的是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在现有制度高墙的约束下，企业家凭借其创新能力，能翻墙而过，从而带来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而余彭年成功“裸捐”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创新。余彭年先在香港用本名彭立珊注册成立“香港余氏慈善基金会”，此次裸捐将财产先交汇丰银行托管。而且余之前就积极向民政部申请在大陆的“余彭年慈善基金会”，并于2010年1月14日获批。余彭年最终希望将香港和北京的基金会合二为一，但前提是等着北京落实相关的免税政策。

这一思路与当年企业先去海外注册、而后回境内投资以便享受政策和税收优惠的做法如出一辙。而且显然值得试图裸捐的中国富豪们仿效。选择香港注册慈善基金会而不是其他地方，好处是或可以绕过目前对海外基金会在国内活动的严格审查，但同时有享有“一国两制”的便利。余彭年在香港和内地都有长期经营企业的经验，也正是若此，才能以此方式来进行制度创新，而这也为中国富人行善打开了新的思路。而这一点，正是当下慈善何以需要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理由。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新东方变阵

经济观察报 2010-11-22

　　李翔

　　从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这两个男人一直坐在北京西城金融街(6.69,0.06,0.90%)丽兹卡尔顿酒店的大堂吧里谈话。他们刚刚参加过一个由高盛组织的数十人的小型研讨会，在会议上发表自己对中国教育现状的看法。其他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包括知名媒体人胡舒立、中国建设银行(4.78,-0.01,-0.21%)的董事长郭树清以及美国前国家事务安全助理和一位高盛的副总裁。

　　他们曾经是最亲密的工作伙伴，即使在事业上分手之后，也视对方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但是几乎每次见面交谈，都难免心绪波动。后来回忆起他们2009年的一次见面时，其中一个人带着不可思议的口气说：“你要知道，我，徐小平，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也算是一个当代名人，我在那里流着眼泪告诉他：我想念你。”

　　他们一起创造了一家市值超过40亿美元的公司。尽管接触过徐小平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滔滔不绝的人,但今天谈话的主角是俞敏洪，“主要都是他在跟我讲，他跟我讲他会打败学而思们，……他有些吃惊。后来我说，敏洪，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了，这有些像谈论鲸鱼如何打败沙丁鱼。我现在关心的是，未来三年怎么能不再崛起一个强大的对手。”

　　徐小平称学而思是“21世纪的新东方”，“如果没有学而思，俞敏洪不知道什么叫成功。学而思没有一次演讲，学而思不在报纸上写文章，学而思不做什么广告。”——“每次看到新东方在报纸上登广告，我就心痛。”在另外一个场合，徐小平这样说。他将之引申为新东方在营销方式上的落后。

　　一、创始人的忧虑

　　“其实新东方的故事我已经不想说了。不是因为有弃妇心态，或者是气得不想说。而是我自己实在太忙了。11月2日那天跟敏洪那样聊，是我们三到五年来第一次。我以新东方的军师或者顾问的角色心平气和来讲。”徐小平说。

　　见面的缘起是徐小平在哈佛时，发了一个手机短信给俞敏洪，转达了一个论坛希望俞敏洪前去演讲的邀请。俞敏洪回复短信说：“小平我能不能不讲，我太忙了。我还要找你谈谈呢。”

　　“我一看，首先，忙到不给我面子，是真忙了；第二，要跟我谈谈，他也是真困难了。”于是，“凭着直觉”，徐小平写了一封邮件给俞敏洪，来阐述他自己对新东方的看法——关心新东方的人会知道，徐小平的邮件在新东方过去的历史中颇为著名。

　　在这封邮件的开头，徐小平写道：“本来非常非常不想和你写信谈新东方的事，但我觉得如果再不写的话，就不是体贴你，而是背叛你……虽然我们之间有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但如果再不和你进行一次坦诚的沟通，我自己也会觉得没有履行自己作为朋友的责任。”

　　颇为真诚的“客套话”之后，就是毫不客气地“批判”。徐小平一口气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新东方面临的5个问题。

　　营销方式的落后。徐小平说，刚刚上市的学而思是“一家有着互联网心脏的教育公司”，“所有的营销和口碑，都是通过互联网建立，可以说全部免费”，而与之相反，新东方则投放了大量的媒体广告，发放了大量的传单，并且在学校中进行了耗资不菲的推广活动。

　　一直以来在兼并和收购上不力。“新东方上市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一件像样的收购”，“新东方上市，手上有那么多现金，本来应该十几倍PE收购大量公司，上市去赚90倍的市盈率，但我们却一再错失收购良机。”

　　缺乏对管理层的制约。目前在新东方，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约束管理层，也没有能够对管理层拥有足够影响力的人。在这里，最难以约束和管理的对象正是新东方的创始人和CEO俞敏洪。

　　产品创新的丧失。徐小平说，他希望新东方能够拥有持续不断的创新产品，能够给这家公司和股东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但是新东方的雅思面临着来自环球雅思的挑战，新东方的优能项目有学而思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我很着急”，他说。俞敏洪在不久前曾说：“目前我们在一些市场核心业务上的份额被某些竞争对手歪曲了……在中小学课后培训市场、出国留学考试和英语培训市场，不管是在注册学生数还是营收上，新东方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他们两人说的都是事实。

　　接下来是精神思想的创新。“新东方上市以来，你能给我再举出一条激动人心的新口号与新思想吗？”我这样在邮件中问俞敏洪。

　　这封邮件徐小平写了5个小时。他相信自己“最好的朋友”俞敏洪一定能够理解他的这种语重心长。毕竟，他们是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的朋友。而且，他们的友情还经历过那么多的考验。

　　即便如此，当俞敏洪在第二天回复给他说读完你的信 “如沐春风”之后，徐小平还是颇为感慨了一番：“这就是俞敏洪！俞敏洪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绝对是一个打不死的人，是一个压不垮的人。每次你以为他已经走到了绝路上，几乎不可能回头，可是他却每每会绝地逢生”。

　　徐小平不知道的是，俞敏洪还将这封邮件转给了新东方的所有高层。在新东方的高管会上，他也当众朗读了这封信。他的目的，想必是要唤醒所有高管的紧迫感。

　　二、新三驾马车？

　　这家公司在创始人三驾马车中的徐小平和王强离开之后，其实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也决定了俞敏洪和他的同事们可以为徐小平的信感到“如沐春风”，为之一振，但是却不能简单地如徐小平的建议那般行事。

　　下转50版

　　上接49版

　　俞敏洪曾经不止一个场合表达过，他希望能够借助上市，让新东方告别草莽时期的种种不规范，告别虽然快乐、痛快但却必然难以持久的 “水泊梁山”时期。在外界看来，他的这种努力显然是成功的。仅仅在新东方的组织架构上，他就让原先的学校校长直接对接包括他在内的管理者，变成了目前看来还颇有大公司架构的矩阵管理模式。

　　“新东方作为民办教育机构的拓荒者，我们在组织结构的优化、管理模式的调整、公司的治理结构上，一直都在做探索。”新东方的常务副总裁陈向东（他在采访进行之后的11月9日被任命为执行总裁）说。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陈向东是位典型的年轻有为的经理人。

　　生于1971年的陈向东和俞敏洪一样是位农民的孩子，依靠教育和商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1999年底进入新东方时，他是一位教GRE的老师。介入公司商业与管理的开端是2001年作为总裁助理跟随俞敏洪工作。

　　在饱受来自内部的不信任目光之后，陈向东得到俞敏洪的“指点”：“陈向东，你要是真有胆量，真想有作为，你就出去做个学校吧。”俞敏洪向自己的这个助理分析，只有出去单独做一个学校，才能证明你的能力和胆略，而且能够做出更加让人信服也更加明显的成绩。这样你才能证明你自己。

　　董事会在2001年12月做出这个决定。同时还在教寒假班GRE课程的陈向东上完课，就在2002年的2月份，带着总部给的30万注册资金，搭乘飞机到全国各地考察市场去了。他选择了武汉，其实这也是他考察市场旅程的第一站。

　　陈向东给武汉新东方学校做的第一年预算是营收4000多万。结果北京的财务总监直接打了电话过来说，陈向东你没做过预算啊，第一年就做4000多万，太高了。于是把营收向下调到4000万。结果尽管第一个预算年度就碰到了非典，武汉学校第一年（2003年）暑假的招生数量就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大校，当年营收还是超过了4000万，并且在第一个完整财年就创造了1500万的利润，“那年的利润大概占到了新东方整体利润的四分之一”，“到今年也没有一个学校能在第一个完整年度就能够做到1500万的利润，很多学校到第三年都做不到”。

　　这让陈向东成为新东方年轻一代中的明星人物。随后在2003年他和目前新东方另一位重要人物、同为常务副总裁的周成刚一起被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调回总部，委以重任。

　　周成刚加入新东方的时间要略晚于陈向东。他在2000年放弃了BBC的工作，回到北京，加入新东方——“8月7号”，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日期。

　　在被新东方的元老们纷纷面试之后，他在北四环保福寺桥边上的一个小旅馆一住就是两个月，“没人给我分配任务”，糟糕的是，“更没有人给我付工资”，直到有一天，一位新东方元老碰到他，随口问：“老周你的工资是怎么发的？”

　　不过接下来周成刚就被董事会决定派去上海开办新东方历史上第一个分校，结果也是惊人的成功。他回忆起当年第一次开班报名的情况：“大概有几百米长的队，一直排到大街转弯处”。

　　2003年“临危受命”，周成刚被调回北京任新东方最重要的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和新东方董事、副总裁。

　　这个陌生的校长成功驾驭了初到新东方时的复杂局面。他做到了三件事情：第一，留住人才；第二，比较虚的是把文化传承和继续下去；第三，取得业绩的持续增长。后来俞敏洪对周成刚说，老周你不知道，当时我收到了很多投诉信，说老周过来这样做不行。“他说他没有把这些投诉邮件转发给我，因为他隐隐感觉我在北京的改革是对的。这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周成刚回忆说。

　　周成刚、陈向东再加上这个公司当之无愧的领袖俞敏洪，在今天新东方的内部被视为新的管理三角。周成刚在目前的矩阵管理模式中主管所有的项目，陈向东负责管理新东方的41所学校，俞敏洪则是除去培训教学之外的产业板块的管理者和最终的协调者。他们再加上新东方的其他重要的副总裁如沙云龙等共同构成的总裁管理办公会，是新东方管理上最重要的决策机构。

　　但是这个新的“三驾马车”是否能够像之前的“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王强那样在新东方的特定阶段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三个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又有何不同？徐小平针对新东方缺乏对管理层尤其是俞敏洪的约束的指责，是针对新东方的董事会，但是周成刚和陈向东这两位除俞敏洪之外新东方最重要的管理者，是否能够对俞敏洪形成一定的制约？

　　俞敏洪说：“我跟周老师和陈老师的关系，更加像上下级的关系。他们会给我提很多建议。但是他们会以更加礼貌的方式来提。如果我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就算了。原则上从公司管理层面这样更简单一些，但是从思想的冲击上就会弱一点。”而跟徐小平和王强的关系：“那是没有上下级的关系的，完全是他们凌驾于我之上的关系”，俞敏洪以一贯的玩笑口吻说。而众所周知，在早期的“三驾马车”关系中，徐小平和王强在对俞敏洪的批评上几乎是不遗余力和不留情面的。

　　三、矩阵之得失

　　以俞敏洪、周成刚和陈向东三人为核心的矩阵管理模式形成于2009年的5月份；单纯从管理团队来看，这三个人的管理新三角从2003年9月周成刚和陈向东调回北京总部就没变过。所谓矩阵，就是纵向和横向双向管理的一种管理组织架构。世界上许多公司包括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条块结合的管理方式。最简单的矩阵模式可以被概括为财务、人力等需要统一标准和带有专业性质的关键部门由总部采取纵向管理方式，以便于控制地方，减少分公司和封疆大吏失控的风险。而其他销售、市场等需要更多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的领域，则由区域主导来管理。但是在新东方的情况会稍微复杂一些。因为新东方销售的是一种特殊的产品：教育和培训服务。

　　在2003年之前，新东方的管理方式颇为粗线条。因为那时新东方的分校数量有限。而所谓的管理无非就是管理这些学校。管理好每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新东方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即使是这项最重要的任务在很多时候也让位于新东方总部内部的很多事务——比如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博弈等。周成刚回忆自己在上海刚刚创办上海新东方学校时的情景时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来管你，收完学生的报名费和学费之后，好大一笔钱存在银行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怯生生打电话回总部问：“这么多钱，我们是不是需要个什么办法来收回去管理下？”

　　2003年9月，周成刚和陈向东分别作为上海新东方学校校长和武汉新东方学校的校长调回北京。周成刚负责新东方集团(8.45,0.77,10.03%)最重要的北京新东方学校，陈向东则在总公司分管人力资源、市场、公关等办公事务，俞敏洪总体上负责统筹。管理的模式基本是各个学校校长分别主导自己学校的发展。2005年，俞敏洪自己亲自负责集团所有部门的管理，陈向东主要精力转向新项目和新学校的拓展。这一年，新东方做了六个学校一个项目。

　　紧接着，为了准备上市，必须要对新东方的管理模式进行梳理。新东方这时采取的是区域管理模式。总公司将当时的二十多个学校分成了四个区域。周成刚作为高级副总裁和北京学校校长，负责监管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北京周围的学校；陈向东作为高级副总裁分管华东和华南区域的学校；另外两个刚刚提拔上来的区域副总裁也分别负责了一块区域。但是区域管理模式实行了不到一年，就被公司的管理层推翻。

　　“我恰恰是因为发现了大区制的弊病才解散的。大区制有三个毛病，第一个是大区会形成不同的派别；第二是区与区之间的交流会隔绝；第三是每个副总裁的管理方式不一样，就会造成文化的不一样。如果是单个学校还好纠正，但一个大区出现偏差就很难了。”俞敏洪说。陈向东的说法是一种补充：“因为集团总部在标准化建设方面还没有做到足够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区域管理就会出现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风格。”

　　随后新东方又采取了一段时间所谓的系统管理。系统管理即将新东方的业务分为不同系统，由不同的副总裁来主管。比如陈向东负责短期语言培训系统——它囊括了新东方学校中几乎所有的培训项目，因此也是整个新东方利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周成刚负责新东方集团的职能部门以及出国咨询公司、图书公司等学校之外的产业。提出抗议的是陈向东。“不管是项目部门还是全国的校长，都向我汇报。我跟俞老师说，这个压力太大了。如果以后机制再不优化，我是真的承受不了了。”在2007年和2008年，他每年都要飞100多次。

　　于是，包括俞敏洪、周成刚和陈向东在内的新东方高层管理者又开始重新讨论管理架构的问题。“后来俞老师征求了很多意见，也和董事会沟通，提出一个方案，说矩阵化管理可能相对较好。”讨论了一个月之后，总裁办公会的成员俞敏洪、周成刚、陈向东、沙云龙、汪海涛、李国富一起在北京郊区开了一整天的会，等到晚上在农家乐吃饭时，已经确定下来，陈向东负责矩阵中41个学校的管理，周成刚负责纵向的各个项目的管理（其中一些明星项目包括北美项目、泡泡少儿英语项目和优能项目），俞敏洪统筹整体工作并且负责教育培训业务之外的产业板块。

　　目前这种管理结构可以被概括为：陈向东 （他在11月9日刚刚被任命为执行总裁）负责横向的41所学校的管理，周成刚负责纵向的项目管理；他们向俞敏洪汇报；由他们参与的、俞敏洪领导的总裁办公会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决定机构；而周成刚和陈向东则分别通过自己组建的项目管理办公室和学校管理部门来行使自己的管理职权。

　　“项目部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政府的部委和各个省之间的关系。”周成刚解释说。但是在新东方的特殊之处在于，从新东方成立一直到现在，正如新东方北京学校的副校长王海波所说：“新东方最重要的细胞是学校。”校长一直是拥有巨大自治权力管理者；校长能力强，新东方的整体营收和利润则多。

　　实行新的矩阵管理模式之后，暴露出的就是新东方一直以来总部和学校不对称成长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尽管总部的项目总监和一个地方的学校校长在管理级别上是平等的，但是项目总监对自己所管理的学校项目主任的约束力，要小于该项目主任所在学校的校长对其的约束力。原因在于：每个学校的校长都拥有管辖学校的人事任命权，因此，项目主任都是校长任命制；每个学校的校长也都拥有对自己管辖学校的员工的薪水发放和制定权。

　　新东方北美项目部的总监张宏伟说，一个项目总监的职责包括：教学教研上对各个新东方学校该项目的支持；对教师的培训和指导以及大型的无法由单个学校来发起和组织的活动。这几项职责也表明了，矩阵之中，项目部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支持和监督的关系。项目总监因此缺乏对各分校项目主任的有效约束。

　　因此，对于一个项目总监来说，他/她应该相应具备的能力就包括自身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能力、管理能力和有效沟通能力。对于几乎都是从老师出身的项目总监而言，第一项能力他们都不缺乏。张宏伟自己本就是一位GRE和雅思的明星教师。他在北京新东方学校负责GRE和雅思项目时，每年创造1亿-2亿的营收。新东方另一个重要的明星项目泡泡少儿英语的总监、助理总裁谢琴则是这一项目的创办人。

　　因此，项目总监自身的威望、同各个校长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的沟通与管理手段就显得分外重要。他们必须是一个长袖善舞者，擅长劝说，同时也可以使用一些手腕。“我80%的时间都用在沟通上。”张宏伟说。谢琴的自信则是，她和她在总部的同事们的建议，能够让遵行建议的分校们增加营收，这样，就没有人会拒绝了。

　　但是项目部对每个分校该项目的数据统计却为包括俞敏洪在内的高管们看重。因为它能迅速有效地反映出每个分校的真实状况。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项目总监管理时的有效性。

　　四、校长、产品创新与资本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在新东方的核心高管，全都是校长出身。俞敏洪的第一个身份是新东方学校的校长，曾经的“三驾马车”中的徐小平和王强分别是最初的第一副校长和第二副校长——后来王强在演讲中总是开玩笑说：“其他副校长还没（从国外）回来呢。”

　　现任高管中，刚刚被任命为董事，同时也是常务总裁的周成刚是上海新东方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也担任过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担任常务副总裁后被任命为执行总裁的陈向东是武汉新东方学校的创始校长。总裁办公会的其他成员沙云龙、汪海涛和李国富都分别担任或曾经担任过新东方的大校如北京和上海的校长。

　　“在新东方，校长是核心，是关键。我们内部讲，校长行这个学校就行，校长不行这个学校肯定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总部公司）只是业务上的指导，偶尔有约束作用，人都是校长选的，具体执行也是校长去执行。新东方的细胞是学校。学校是它最关键的构成单位……矩阵的管理（对这点）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说白了还是校长说了算。”新东方北京学校的副校长王海波说。

　　矩阵管理中的两位关键人物，“新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位，除俞敏洪之外目前新东方最重要的管理者周成刚和陈向东都是校长出身，都曾单枪匹马在缺乏总部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新东方的大校，因此毫不意外他们都是新东方学校管理 “低支持、低约束”模式的支持者。只是“因为你低支持、低指导，时间长了你发现你和他们的沟通越来越少了”，陈向东说。

　　但是这样形成的状况就是，对于新东方而言最为重要也最关键的校长，却是得到公司的支持和帮助最少的人。从俞敏洪开始，所有新东方的高管都认为校长非常重要，但却又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这些校长。王海波也曾经有过创办新东方分校的经历。他是新东方济南学校的创始人。新东方总部会给分校的校长以教师培训、员工培训上的支持、教材和课程设置上的帮助、大型活动和资源调动的支持，但是他最希望得到的支持是，“有人来教我怎么做校长”。

　　“校长的思想先进，这个学校就先进；校长落后这个学校就落后。换句话说，总部对下面的支持、约束、管理都不够。”王海波说。新东方的方式是管理层从其他学校或总部挑选出一个有前途的老师或项目负责人，经过短期的培训，直接安排到一个地方创办学校，“只能让他自己成长”，“你抓一个新校长来问问看，他肯定愁得慌”。“这样的好处是培养人才，缺点就是（如果选人不当）会吃很大亏，因为你把赌注全压在这个人身上了。”王海波说。

　　校长之外的另一个问题是新东方的产品创新和多产品线的管理。徐小平曾经激愤地对俞敏洪说，这几年来，新东方的雅思项目丢了一大块给环球雅思；中学全科辅导项目一直跟着学而思和学大在走；高端的英语培训又丢给了华尔街。“在业务产品上，新东方在2006年前的创新，看得见摸得着。你的出国考试培训、我的出国咨询、王强的口语、胡敏的国内考试和雅思、江博的新概念、钱永强的教育在线，以及上海王文山首推的SAT，这些都是今天新东方最赚钱的项目。现在新东方有什么创新产品呢？”他问道。

　　答案是新东方的泡泡少儿英语。泡泡少儿英语是新东方产品中当之无愧的明星，它在2010年会为新东方贡献5个亿的营收，是新东方增长的“强劲的驱动力”，也是整个少儿英语行业的冠军。

　　不过，即便是这个新东方众口一词称赞的创新，也是从2002年的武汉新东方学校开始的，其时陈向东是武汉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他招聘来一个名叫谢琴的只想做短暂教师然后出国的女孩。然后这个迅速为武汉新东方学校带来收益的项目，成为各个地方的学校纷纷前来学习和拷贝的对象。“各个校长都在寻找突破点……大家一看到武汉的少儿英语，所有的校长都纷纷派人到我这儿来学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点，能够在当地把中小学做起来。我这儿俨然成了一个接待室，每天接待不同的人来学习。”于是少儿英语从武汉开始扩展到新东方的各个分校。2007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专门为少儿英语做了单独的品牌形象设计和品牌规划。

　　这是一个典型的新东方式的创新。它是从新东方的一个学校开始，而不是由总部研发出来的一款产品，然后推行下去。它同新东方的管理架构和对学校“少支持少约束”的管理模式也相关。周成刚也说，因为新东方各个学校的校长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所以很多时候，总公司并不知道这些学校在做了什么自己的项目，“你都不知道，可能这些小年轻已经把钱花出去了。成功了就算了，如果没有成功，他们肯定会说自己没做过。”

　　泡泡少儿英语能够从2003年-2007年迅速地推广到新东方各个分校，也跟特定的时机相关：新东方在那时正处于建校的高峰期，而每个学校的校长也都急于寻找传统项目之外的新的增长点。那么现在，新东方如何发掘出开始于基层的类似创新，并且能够借助总公司的资源与力量迅速推广到全国呢？尽管新东方也设置了对创新项目的奖励，同时俞敏洪和周成刚都表示，能够通过矩阵中的项目管理部来看到各个学校的营收数字变化，从而感知各个学校的情况，及时发现新的创新，但是事实是新东方确实如徐小平所言，在2006年之后，并没有产品上的明星级的创新出现。

　　但是俞敏洪和陈向东都辩解说，其实新东方的任何一项产品都不是新东方最早做的，但是新东方最后总能脱颖而出，“新东方做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是第一家……任何时候只要有市场我们就可以进入，进去之后，再做创新”。

　　和它的 “对手们”（俞敏洪和他的同事们显然并不认为这些公司是新东方的对手）相比，新东方拥有更长的产品系列，环球雅思、学而思和学大对应的都只是新东方一个项目部。“新东方就像一个大的卖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产品，而那些公司可能是小的专卖店、精品店。”周成刚说。不过很明显，俞敏洪和他的同事们对于已经有一些品牌效应的项目如 “泡泡少儿英语”、“优能”等和新东方这个大品牌的关系并没有很清晰的规划。俞敏洪明确地表示不会将这些项目和品牌分拆。新东方只是会逐渐采用一种类似事业部的形式来推动这些项目的增长。

　　学而思的上市令俞敏洪有些不悦的另一点，可能是新东方此前负责收购兼并与国际公关的助理总裁被学而思挖走，成为这家新上市公司的CFO。但是新东方管理团队中的高级成员都承认，从2006年上市到现在，新东方在资本运作上的表现并不能让人满意。尽管俞敏洪在过去三年接受采访时总是高呼自己会在接下来并购学校，同时每一次又都在为自己未能有大的资本行为辩解。

　　徐小平锋利地评价俞敏洪的 “后悔上市”言论为：“侮辱了全天下的投资人，也侮辱了全天下的创业者”，“宣传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倒退”。同时他说，新东方本来有机会在一些教育培训公司上市之前，用十几倍的PE（市盈率）收购它们的股份，然后上市去赚90倍的PE，但是新东方没有。新东方也搞砸过几次收购。原因一是总觉得对方太贵，第二是总觉得对方做得不好。“不要像寻找圣处女一样寻找并购对象。”徐小平说。

　　陈向东回忆说，2005年的时候，新东方成立过一个企业发展部，负责收购兼并。俞敏洪是主任，陈向东是副主任。但是最终也没有太多作为。“其实蛮难的。一方面是中国的民办教育机构财务不透明不规范；第二和新东方的心态有关系，总觉得自己养的孩子最亲，自己做事都能做好……今天看来是一个误区，早一点做这个工作可能更好。”陈向东沉吟道。

　　新东方的高级管理者们对钱和资本都并不敏感。周成刚讲了一个例子，新东方上市之后，一些国外银行就照着招股书上的股东名录打电话给新东方的这些高管们，问他们是否需要个人理财服务。最后对方都无奈了，说从没见过一个公司像你们这样的，对自己有多少股票，价值多少，怎么来处理完全都不知道。“都是教书匠”，周成刚说。

　　五、俞敏洪的解答

　　11月9日新东方发布的一项人事任免公告宣布，陈向东被任命为公司的执行总裁，周成刚进入新东方的董事会。这可以被视为俞敏洪意欲变局新东方的第一项举动。

　　周成刚进入新东方的董事会，可能是因为徐小平曾经批评说，新东方现在的董事会中尽管坐着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如李彦宏，名头不小也很聪明，但是对新东方并没有切身利益，并且对新东方也不是那么熟悉。而周成刚对新东方的了解以及对新东方的情感、切身的利益都是毋庸置疑的。

　　陈向东成为公司的执行总裁，则是俞敏洪总是宣称要减轻新东方对自己依赖的一个实际举动。这样，如果俞敏洪能够不是那么忙，他就能将更多的时间放在思考这家公司的战略之上。

　　另外那些不能立刻就从公报上看到的调整，包括他决定要亲自来抓新东方的“信息系统”。按照周成刚的说法，这个原本无比重要的部门，在新东方慢慢变成了一个其职能仅仅是维护内部电脑网络的部门。“信息系统战胜一切，现在新东方肯定要在这方面大量投入”；“网络营销和系统操作，人家好就要向人家学。即使是文化学不到，技术和手段是可以学到的。”俞敏洪说。即使新东方不能拥有一颗互联网心脏，但是它也至少能够学会使用互联网。

　　他将现在新东方的优势认定为：“教材的系统化建设、教师培训的系统化建设、服务的系统化建设和管理结构的系统化建设”。毫无疑问，只要一涉及到俞敏洪所说的“系统化建设”，就必然要求这家公司加强对总部的建设，这对过去新东方学校和总部不对称成长的情况，必然是一种改变，也就意味着必然要加强矩阵中的一极。俞敏洪也已经决定要增加项目总部对各地学校中对应的项目组管理者的考核权限，比如，总部有权力来决定股权和期权的发放。

　　他们都认识到了这家公司将要面临的挑战。

　　现在的问题是，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他们仍然是整个行业的绝对领导者。当他们决定新东方要向中小学的全科辅导侧重时（“一站式全科教育服务”这个新短语是新东方对自己的定位），凭借着分校众多的物理网络优势，新东方马上就能取得不错的数字成绩。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具有传奇色彩的公司，它的亿万富翁高管们，是否具备足够的饥饿感和紧迫感，带领公司找回创业时期的热情和创造力呢？而他们是否意识到，新东方最独特也最吸引人的地方，目前为止、将来可能也不是他们能在网络营销上做得很好或者他们总能在资本市场上纵横捭阖——不过这已经不是一个商业问题了，它只能在其他地方得到阐述。

南都：称血拆强迁为圈地运动，真是抬举了天朝
from 2可器 by 622006552@qq.com(2可器)
刊出标题：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经济和政治进步
作者：2可器 南方都市报 史照可鉴 2010.11.22



中国大陆土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着的那些血拆、强迁，以及最近在20多个省市流行的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农民“被高楼”等事件，被人形容为“圈地运动”。在中国的语境里，“圈地运动”这个词是个有反资本主义意义的血腥词汇，但实际上，以这个词来借喻中国大陆的那些土地事件，实在是对后者的极大抬举。
发生在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那场“圈地运动”，被托马斯·莫尔描述为“羊吃人”，这句文学式发挥后来神奇地成了政治定性。可是，长达600余年的圈地运动岂能简单地浓缩成“羊吃人”这三个字?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不仅促进了英国农牧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政治进步。
伴随着圈地运动，英国农业土地的流转使敞田制被诺福克制取代，原来零碎分割的土地被平整和集中;机械和新工具被应用到农业中;三叶草和芜菁的引进，使土地只能在粮食与畜牧间二选一的情况被改变，实现了饲料-畜牧-农肥-粮食的良性循环。所有这些使英国农业和畜牧业得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位叫塔瑟的诗人曾写道：
“走尽天涯海角，
任凭你寻找，
有哪里能比圈地更美好--
生产更多的牛羊肉，
最好的谷物、奶油和干酪?”

而我们看看大陆当下的所谓“圈地运动”，则是一场完全与农业无关的事情，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得不到任何的促进作用。恰恰相反，最近流行于20余省市的农民“被上楼”，使农家远离了庭院、田边、地头，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连农家肥的收集和使用都成了问题“连喝口水都要花钱”了。
英国圈地运动虽然造就了众多失地农民，但也催生出了人类史上第一部《济贫法》。以今天的标准看，这部法律当然远非完善，但至少它在数百年前就开始向那些因圈地失去土地又无劳动能力的流民提供救济，使王朝统治者向着责任政府的方向迈进，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而在我国，人们没有看到对失地农民和“上楼农民”的制度性救济，看到的却是无数自焚、暴力和安元鼎这样的专业截访公司。

那些当年在圈地运动中发了财的英国乡绅有产阶级，不仅将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且担任治安法官和教区职员等地方官员，由于他们由地方推举且往往不拿薪水，所以具有难能可贵的独立性，这使他们虽为王权的代理人，但又能维护地方自治的传统，并一步一步地促进司法的独立。当1640年代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们成为推翻王室专制的领导性力量之一。这些圈地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没有白白赚取农民的财富，他们承担了历史的使命，回报了整个国家。
与英国不同，大陆这场新圈地运动最大的受益者却众所周知是各级政府。2009年中国各级政府卖地所得1.59万亿元，占G D P的5%左右;最近国土部总规划师胡存智透露，全国因成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迫使农民“被上楼”让出的宅基地大约有2700万亩，农民们得到的是一点点货不对板的补偿，或貌似公平的同等房屋面积交换，但实际上这2700万亩土地的增值部分被无偿或低偿拿去了。

如果政府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也还好，但是据中央党校吴忠民等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民生投入占G D P的比例长期居世界排名末位。不要说那些被强迁被征地的农民的福利，即使是城市居民头上教育、医疗、住房这几座大山，也并没有随着G D P猛增而减轻，反倒是越来越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说明被政府圈去的巨额财富，并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实惠。不仅如此，如果说英国乡绅阶级从圈地得了好处后，还有着强烈的促进自由经济、法治和民主的动力的话，我国从圈地中捞得盆满钵满的利益集团却完全丧失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意愿。2006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8%左右的领导干部关注社会变革（原稿是政治改革）。官员的冷漠实乃情理之中，因为这将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是“革自己的命”。
通过上述中英两种圈地运动的对比，我的结论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那些有关土地的事件完全是赤裸裸的抢劫运动，看不出它对国民幸福和制度进步有任何促进之功。

你所不知道的Gov 2.0酷站点——让你践行公民权力的Web 2.0 资源平台
from E惠社—专注于非营利领域互联网应用 by 披着柚子皮的洋葱

好吧，老是怀疑政府到底能为公众干点什么已经是件很无趣的事了。不过，现在有一个试图将 Web 2.0 的传播和整合优势运用到政府工作中去的政府2.0运动 还算是个新鲜话题。

对于我们Sociabrite来说，减少社会活动家、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和其他相关人士之间的交流阻碍一直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在过去这些年里不断发展的政府2.0及其提供的各类资源在这方面大有贡献。因此我们在这里整理了一些政府2.0相关资源，或许其中的一些对你来说还是蛮新奇的概念。如果你还知道些别的什么，千万别犹豫，留言告诉我们吧。你还能在这里找到完整的政府2.0资源名录。

一、政府单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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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gov: 帮助公众分享有用的信息

数据是互联网应用的核心。建立于2009年五月的Data.gov 不仅是为公众提供方便的信息获取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让公众创建、分享信息的框架。就像他们自己在网站上说的那样：“作为奥巴马总统整个开放政府理念的先头兵， Data.gov提高了公众寻找、下载、使用联邦政府数据的能力。Data.gov提供了对于各类联邦数据集的汇总描述，指导人们如何获取这些数据，也提供调整这些数据集的工具。随着数据集的不断增加，数据分类也会不断扩充。第一版的Data.gov包括了联邦政府的数据。”你可以先参考一下他们的工具目录。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Open Government blog, 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 Open Government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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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DC.gov: 华盛顿的软件商店

我们觉得Apps.DC.gov 真是酷毙了。他们提供华盛顿州政府技术团队以及各第三方组织提供的应用和Web 2.0程序。从某种程度上Apps.DC.gov 比联邦政府的Data.gov还要好，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能让各市政府能够复制的模式。你还能在他们的站点上找到华盛顿历史游的信息、罪案记录、Wifi热点接入点等等信息。相关网站还有：Data.DC.gov, Data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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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Loop: 联结政府雇员

成立于2008年的GovLoop其实只是由一个普通的联邦职员在闲暇时间里利用Ning平台搭建的，现在他们成员里已经有了超过三万个政府雇员。他们的目标也很简单：增进政府雇员之间的沟通，分享新鲜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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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gov: 把你的部门带到云端

作为美国总务管理局的一个项目，Apps.gov 提供先进的云端科技支持以便联邦各部门更好地利用Web 2.0科技。就像他们网站上说的那样：“不管你要找的是商业或是生产效率软件，IT云端服务还是社会媒体工具，我们都能把你带到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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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gov: 让你知道钱花哪儿去了

慢慢起步的Recovery.gov 是美国政府设立的官方网站，你能够轻易地获取和复苏计划相关的联邦议案的各类数据，你也能报告潜在的欺诈、浪费、挥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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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营利组织相关


Code for America: 联结政府和网络精英

Code for America 是一个非营利且非政治性的团体，他们给了各个市政府里那些想利用网络的资讯传播能力的官员一个平台，让优秀的网络技术人员帮助他们构建一个更加透明、高效、联系群众的政府。CFA 和政府官员、编程人员一起开发网络技术，以便能在全美范围内分享以造成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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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Tank: 民主行动智库

纽约法律学校的The Do Tank 提供民主设计工作坊服务。他们力求在组织团体设计软件和法律条文的过程中提高各团体解决问题、制定计划、化解冲突以及自我管理的能力。单单的工具并不足以产生文化效应和强大的团队。所以Do Tank计划强调了一个“社会法典”的理念，将法律和政治机构的作用、社会和商业运作以及视觉设计技术等聚合起来。他不仅能让各团体深入体会社会，并且能真正地让他们发挥行动。Beth Simone Noveck，开放政府计划的副首席技术官是这项计划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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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Labs: 让政府懂得倾听

Expert Labs 是一家创建于2009年的独立非营利组织。他们帮助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利用市民中专家的意见。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帮助白宫回答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美国最需要对付的科技挑战是什么？SixApart的前任总监Anil Dash是此项目的发起人，他也曾经被征召进入白宫科学技术政策部分。Expert Labs或许还会发展成为Gov 2.0项目的一个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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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CongressFirst: 抗击金钱政治

哈佛教授Lawrence Lessig创办的FixCongressFirst 是非政党性组织“改变议会”的一个下属项目。该组织通过抗击金钱对政治的负面影响从而维护议会的独立性。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实施一种小额捐赠外加公共资金援助的混合选举筹款方案来挽回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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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Track.us: 追踪美国议会

GovTrack.us始于2004年，他们从官方站点聚合了立法数据、投票记录等与议会相关的信息，并且利用最先进的科技让这些数据变得更易获取且有用。这家站点每月能吸引将近一百万的用户访问。在太阳基金2009年的为“美国设计软件”比赛中，有将近一半的参赛者从GovTrack得到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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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Light: 揭露钱权交易

基于伯克利的非营利组织MAPLight.org 的搜索工具能向大众展示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数据库里包含了竞选捐款以及其相关政策成效的记录。他们的“委员会工具”展示了委员会成员从特殊利益团体接纳的竞选捐款，向公众揭示了议会特殊利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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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Congress: 追踪议案和投票

在 OpenCongress，任何人都能轻易地追踪到议会法案和议员投票状态。它是由参与性政治基金会（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undation）和阳光基金会（the Sunlight Foundation）合办的免费开源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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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ecrets: 侦测政治中的金钱

作为政治响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一个项目， OpenSecrets展现了金钱和政治影响力的关系。他们还提供各类工具、数据以及一个博客。比如说，他们的OpenData服务发布百强组织的信息并能让公众以各种形式下载。这家中心正在不断扩展网站以便让大家知道谁在付钱，谁在得到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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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Resource.org: 让公共信息公众化

Public.Resource.org 致力于把详尽的政府信息放到网上，像是这些报告就详尽地包括了加州各个机构通过的各个法案。它的创建人是Carl Malamud——著有八本书籍，并且是智库美国发展中心的前任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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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light Foundation: 让政府透明负责

Sunlight Foundation是一家基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利用最前端的科技督促政府保障透明、负责。他们让各类政府数据电子化，并且开发工具和网站让所有民众都能轻易地得到这些数据。这是一个综合性组织旗下包括了智库、活动运作、调查组织、赠款机构、开源技术协会等等职能。你可以参考 Sunlight Labs计划，以及对合伙人Ellen Miller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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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cy Data: 查询竞选捐赠数据

利用OpenSecrets.org的数据支持，阳光基金创立了Transparency Data。在这个站点里，你能够探索联邦和国家的各项赞助捐款以及政策影响。你可以试试看在这儿查看联邦说客的注册记录，联邦资金以及各类活动捐款记录，也能下载这些信息，并且了解到一家公司到底在游说政客上花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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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t Congress: 开放议会

Tweet Congress旨在增进国会的透明度。这家站点提供了国会Twitter用户的名录并且聚合了他们的所有留言。（顺便一提，比起民主党，共和党有更多的议员在用Twitter）他们还鼓励议员们之间通过社会媒体与他们的选民们联系。

海归记事（25）：领导支持的重要性
回游的海归

在中国混事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领导艺术那是很高超的艺术。在中国当领导，特别是各个部门、单位的一把手，因为集中了很大的权利，所以领导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其下属人员最后的成功的程度。这话反过来说，如果有领导支持，基本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如果没有领导支持，那只能是小打小闹，最后也好不到哪里去。

中国那些领导，个个都是人精，语言表达能力非常之强，如果不是非常亲近之人，你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可以多面理解的内容。领导的话，从四面八方怎么理解都是对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容。领导的话，你认为它是真的就是真的，你认为它是假的就是假的，你认为虚的一点内容没有就是空荡荡，你认为是真的那一定就可以理解成千真万确的内容，反正怎么理解都觉得没有问题。话往好的地方说，那就是精明，话往坏的地方靠，那就是滑头，所以要得到领导真心实意的帮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在中国做事情，如果没有领导真心实意的帮助，那么一定是什么大的事情都难以做成。如何得到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呢，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领导的风格、性格、嗜好、追求各不相同，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手册，不过有一条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如何让领导利益最大化是一个基本普适的定律，问题是如何定义利益则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我在国内的第一任领导，因为是他将我召回国内，所以对我的支持当然是不遗余力。应该说，没有他的大力支持，我在国内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他在位的一年多时间，给了我、我们单位很大的支持，让我能够快速立住脚，很快熟悉国内的情况，并立刻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去。遗憾的是，一年以后，他因为年龄原因退休，换上来的领导和这位领导并不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因为我和前任领导的关系，大家自然而然就把我给归入了前任领导的类别中，属于前朝老臣之类，先天性地就有了一些不足，难以和接任领导之间建立很好、很亲近的关系。

如果说，我之所以最后决定离开那个单位，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得到时任领导的最真诚的支持。我这样说，表面上对那位领导似乎有点不公正，毕竟，我们单位后来发展得还是非常不错，如果没有时任领导的支持，那是肯定不行的。可是，领导的支持还是很有区别的，也会体现出各种类型。一般地说，作为下级单位，只要你好好地工作，不犯错误，不给领导出麻烦，并且给予领导应有的尊敬和顺从，除非你们曾经有过阶级斗争的历史，上面的领导是不会也无法过分为难下级单位的，毕竟和比自己低一级的人战斗也不会给自己脸上争到多少光彩。

这就是说，如果你不希望跳跃性的发展，好好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般情况下领导还是会支持的。可是，具体到我个人，我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我一直就是希望单位能够跳跃式地发展。要想跳跃式地发展，就需要很好的物质和人才条件。在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以后，剩下的就是人的问题，说得漂亮一点，剩下的就是人才的问题。人才问题的解决，在中国那个大环境之下，除了经济等原因，地理环境优势有时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例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其吸引力远远不能用一般的金钱来衡量。

在我回国之后，在考虑单位发展的时候，其中一个重大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把单位从哈尔滨搬出去，搬到地理环境好一些的地方。前文已经交代过，北京虽然是我的第一首选，但是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我们部门在北京已经有了N个研究所；二是北京也不稀罕我们这样需要国家花钱、不能直接产生财政收入、更不能产生鸡屁股（鸡的屁）的单位，所以我的目标就是上海或者是天津那样的直辖市。两者之间，当然先选择上海了，不过前期的工作只能悄悄地偷偷地在私下进行，也只能是自己私人前去协商了。

上海方面的联系，还是在最早期的酝酿阶段，好在通过私人的渠道，我和上海市政府的一位级别不低的领导拉上了关系，前后去了不少次，都是一个人私下前往的。国内单位的领导出差，一般都带上一两个助手，一是自己省事，二是还挺有身份的样子，我呢，总是一个人偷偷地去，也不和别人打招呼，以至于生出许多误解来，不理解内情的人，以为我在南方还有几个小秘呢！和上海方面最初的接触还是比较顺利的，几次交谈之后，见了几个人，都具体谈到要到浦东哪里建，家属户口和工作，孩子教育等，貌似一切进展顺利。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没有着落的时候，我那位熟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政府的那个岗位，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离开，所以人家的心情不好，新地方位置不好，就不再愿意给我、也再无能帮我牵线搭桥了，所以我们单位希望搬迁上海的想法还没有成型就早早地夭折于坯胎之前。

后来，到2004年底的时候，天津市的一位很有魄力的领导，开始大力发展天津，其中包括规划发展滨海新区和发展高科技园区等。我也从几位熟人那里听到了天津方面希望我们这样的单位迁入的消息。好在我们系统在天津有两个兄弟部门，有一个部门的领导还和天津市体工委的领导熟悉。就这样，我又开始了前往天津的单位相亲活动。

经过几个来回的交谈，内容越来越具体，所以交谈就逐渐变成了比较正式的会谈。我带队去天津谈，天津的领导和同志带队去哈尔滨实地调查，然后是具体的事项，包括启动基金、工作地点、住房建设用地、家属户口、爱人的工作和孩子的就学问题等，基本落实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

原本以为我们在下面交谈得如此具体，包括考虑了各种细节的东西，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到了我们领导那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可是领导就是领导，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是没有明确表态。天津方面明确表示，只要我们部门的老大和天津政府的老大（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些人物）坐下来，谈一次，表个态，剩下的就是我们具体去执行罢了。本来以为手拿把恰的东西，结果到了领导那里，就像钻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顿时迷失了路线和方向。

细想起来，一个千人的研究所，就是离退休400多人不去，加上学生，也有500、600百号人，全部搬迁，哪是哪么容易决策的事情？中国官场有一个不败的诀窍，那就是，反正自己没有想好的事情，就不办，这样也就不会出现错误，所以自己的位置就不会受到影响。在上级决定下级命运的官本位体系下，中国官场的为官之道就是要学会磨和混，出格的事情不错，就不会有大错误，自己的位置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就这样，在我们部门领导的思考之中，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天津的发展也开始日新月异起来。再过了1年多，对方本来积极希望我们搬去的想法也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消失，而当时摆在我们眼前，可以给单位一个决定性的转机的机会就这样消失了。

消失了可以搬离哈尔滨的机会，等于给我们单位的发展彻底地封上了屋顶，而我在国内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也随之消失。随下的日子，天津飞速发展，房价一路高歌，规划越做越大，规格越来越高。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如果。不过，要是能够让我说一次如果的话，如果我们的领导当年同意了我们的搬迁，那么剩下的事情就一定是两个世界的事情了，想必当年陪我去天津的同志们一定有着深深的同感！

今天回头来看，还是很感谢那位领导的，如果他当年要是容许我们单位搬迁的话，至少我目前应该还在国内吧，那么，到底对于家人和自己个人的生活和家庭，有着什么影响，已经是无法评论的内容了，毕竟，这个世界没有双行线，选择了一个，就没有其他。

对于搬迁这件事情的最后总结，我想得出的几个结论就是：在中国办事，没有领导的支持是寸步难行！

在政府垄断格局下讨论公平 无异于阿Q画圈
许小年

眼下热议一个话题，限制垄断行业工资与福利。民众抱怨有理，你有资源、政策和市场优势，没有付出额外艰辛，亦未承担更大风险，轻松稳当赚这么多钱。讨个公平是正义之举，但纠缠于你我工资之差则像阿Q画圈。阿Q之悲剧，不在用尽平生之力画圈，而在不问判决的曲直缘由。

破坏公平者看似垄断行业，实为行业垄断。应该讨论的不是“凭啥你的工资比我高”，而是“凭啥你占的资源没我的份儿，你享有的政策我沾不上边”，在政府垄断的格局下讨论公平，无异于阿Q的完美圆圈。

成品油价涨多降少，中石化最赚钱，百姓出行成本水涨船高。此事本应好好理论，学者却去认真比较中美，以此证明国内价格过高，将批评引向官定的价格，而不是价格的官定。

赵太爷偷着乐，看秀才们怎么画圈。

市场经济中，政府根本无权管制价格，若要强行干预，必须按《价格法》进行公众听证。如今成品油价就像政府股掌上的玩物，中石化又是嫡出之首(国资委前负责人说，央企是“共和国长子”)，油价涨多降少本为题中应有之义。你去与虎谋皮，已经憨得可爱，还要计较一尺还是八寸，岂非愚不可及？

新股发行制度，记不清改了多少次，市场乐此不疲。从未有人问：新股发行需要制度吗？农民卖萝卜，从不上报发改委，卖多少、哪里卖，全看自家方便。企业卖股票也是它的经营自主权，有人愿卖有人愿买，凭什么你横插一杠，非要审查都督的板子和将军的屁股？

地方政府要收房产税，财政部说此事归我管。收钱的争吵不休，交钱的袖手旁观。只有一两个不识时务者，觉察个中蹊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怎么伸手的人反而牛气冲天？拿人家的钱，好赖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人代会上走个程序吧？

集体土地征收中出现诸多问题，例如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暴力强征等，据说有关部门正酝酿立法解决。其实根源是现行土地制度，用抽象的“集体”替换具体的个人，土地实际控制权便从农民转到官员手中，官大人想征就征，想怎么征就怎么征。

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各路神仙评得煞有介事。你说经济强劲反弹，他讲通胀温和可控，至于数据真假则无人过问。

画圈的例子俯拾皆是，赵太爷源远流长，阿Q也未因小尼姑咒骂而“断子绝孙”。

谁之过？因为有赵太爷，阿Q一生凄惨；因为有阿Q，赵太爷坐享威权。

张五常：蔬菜之价急升是大好特好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11月24日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苦了数千年的农民而改的。中国农产品之价上升得比工业产品之价为速是好现象。若要马儿好，让马儿吃草。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是最可取的帮助贫困农民的方法

　　近来集中火力修改《经济解释》的卷二，是大修，没有评论中国发展的情况久矣，不少读者问何解。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是十年前开始动笔的，写了两年，成书出版只是把在报章上发表过的一百期排版照印，没有修改过。今天回顾有好些不称意的地方。我刻意地等一段长时期才修，想不到修起来有那么大的麻烦。卷一今年三月修好了，很满意。说过卷二会修得较多，卷三会更多，但没有想到修卷二是那么艰巨的工程。日以继夜地想想修修三个月，只修了一半。很满意，打算休息十多天才继续。永远幻想着跟着而来的会较易，但轮到却见而生畏。一位同学今早说未修改的卷二关于生产成本那章很难读，我纵声大笑，说自己重读也不懂！这次修得清楚了。大致上该章的内容没有改，只是题材本身不浅，加上当时写得急。隔了九年重头再想不可能没有长进。
　　也是今天（十一月十七日）早上，一位朋友给我电话，说内地要推出价格管制了，为什么老人家还不动笔呢？他知道我曾经发表过三篇关于价格管制的英语论文，也知道价管如果真的搞起来会是灾难，促我立刻动笔。我不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发展中，价管可以大行其道。这种管制杀伤力太强，效果太明显，何况八十年代中国价管惹来的祸，北京的朋友应该记忆犹新。
　　另一些朋友传来刊物报道，读了，认为不是那么严重，但可以发展成为非常严重的，让我分点陈述吧。
　　（一）中国的通胀加速，是意料中事。两年前雷曼兄弟事发后北京把银根放宽得厉害。他们没有做错，但这种放宽要做得适当难于登天。今天看，通胀还会继续，不容易的调控需要一段时日，但整体看我认为不是那么严重。
　　（二）十月份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百分之四点四，主要由食品物价带动，后者上升了百分之十点一。可能把温家宝先生吓倒的，是十八种主要蔬菜的平均批发价每公斤人民币三元九角，按年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四！有报道说这急升是游资炒作的效果。炒作会增加市价的波动，但农业的蔬菜类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产品，炒作不会导致这类产品的市价远离没有炒作之价。话虽如此，我认为蔬菜之价将会回落一点，因为农民的反应会转到增加蔬菜的种植。
　　解释过几次，中国农产品之价上升得比工业产品之价为速是好现象。若要马儿好，让马儿吃草。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是最可取的帮助贫困农民的方法。这些年那么多的农民转到工、商业去——工作年龄的四个转了三个——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怎会不大幅上升呢？我认为目前的上升还不足够：长远一点看，蔬菜批发均价人民币三元九角一公斤还是偏低。我的估计，要让农民的生活水平追上城市的中等人家，非农产品之价不变，农产品之价还要上升大约一倍多。说过多次，农民的生活搞不起，中国的经济改革算不上是成功。要帮助农民，天下没有比多花几块钱购买他们的产品更好的方法。
　　（三）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是好事，而蔬菜之价急升是大好特好。这是因为种植蔬菜每亩所需的劳动力大约是植稻所需的八倍（见拙作《佃农理论》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蔬菜的培植是劳动力密集的玩意，灌溉、施肥频密，而中国人的口味苛求，某些蔬菜他们要吃鲜的，菜农要在天还未亮起床，拔菜清洗应市。因为需要密集的劳动力，蔬菜之价是个重要指数，其急升反映着农民劳动力之价升得好。三年前我对一位同学说，衡量农民的生活改进，不要多管其他数字，重点是看蔬菜的批发价变动。这是经济学。
　　（四）蔬菜之价急升，市民当然投诉，甚或怨声载道，但受益者是中国的农民。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苦了数千年的农民而改的。今天投诉菜价的市民，大部分不到三十年前也是农民。我们知道来自农村的市民的生活还不是很好，但有了大改进，回头帮一下还在种菜的老弱人家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怎会学得过桥抽板那样没出息？炎黄子孙的文化不是教道义的吗？没有其他方法能比多付一两块钱买一斤蔬菜更合乎经济发展原则的帮助。
　　（五）自公元二千年起，中国农民的收入上升大有可观，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奇迹之一。今年升得特别快，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北京两年前推出新劳动法后，月是故乡明，回乡归故里的流动人口多，跟着北京反应快（赞一赞），促成乡镇工业加速发展。其二是泰国的政局出事，加上越南等地乱来，一时间中国沿海一带的接单工业忙得不可开交，工资提升得快。农民的收入于是得到接单工业加薪的协助。
　　（六）一九七四年我发表的、今天在行内受到重视的《价格管制理论》，是一篇难读的文章。简化到最简我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件物品的市价值七元，政府管制只准卖五元，那两元的差额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在竞争下租值消散会出现。这消散会通过市场采用市价之外的其他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例如排队轮购。但排队的时间成本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只在边际上替代了那两元的所值，所以是租值消散的浪费。
　　我跟着问：可以替代市价的其他准则有多种，市场会采用哪种呢？我的答案是市场会采用在局限约束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竞争准则。巴泽尔认为这是整个交易费用范筹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这重点，行内的朋友读得懂的不多，但北京的朋友应该是专家。他们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价管的普及而引起的倒买倒卖及其他说之不尽的贪污行为，或走后门、搞关系等。这些行为，以我一九七四年提出的价管理论看，是用上在枱底界定权利的法则来减少租值消散。
　　（七）历史上，价管最早的实例出现在公元三○二年的欧洲，很搞笑，是悲剧。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是我知道的最长久的价管，我曾经花了三年作研究，发表过两篇长文（其中一篇获美国某机构赠予「最佳法律论文奖」，也搞笑，他们把奖状寄到华大的法律学院去）。最大规模的价管可能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因为见到通胀来得急而推出的：动员五万人，法例小字印刷两呎厚（今天我还存着一套），导致美国的经济不景足十年！
　　（八）用货币政策（例如调整利率，调整银行储备金率等）来调控经济或调控物价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闯祸的机会不小，而如果这调控失误惹来价管，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年前谢世的弗里德曼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经济学天才。他对货币数据的掌握与统计分析的本领，历史上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相近的也没有。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视我如弟弟，教我很多。弗老知道他维护的无锚货币制度（fiat money），在调控上有不少困难，而谢世前几年，他知道这困难近于无从解决。
　　弗老是赞同货币下一个锚的，但认为一个大国找不到一个可取的锚。一九八三年他认为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比金本位远为可取，但也认为费用太高，不划算。我要到一九九七年，考查朱镕基的货币政策，才想到人民币可以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让市民自己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的方法，其费用甚低。当时没有提出这建议，因为认为人民币钩着美元是正着。这几年的形势是大为不同了。
　　以一篮子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作为人民币之锚我解释过多次，不再说。这样的货币制度可以一次过地解决通胀问题，永远解决，可以安全地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也可以让浦东跟华尔街一较高下。后者，老人家认为比北京奥运与广州亚运的开幕式还要好看。下了一个通胀不侵的锚，央行的任务是守住，让汇率自由浮动，让利率由市场决定，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权力要放弃。
　　弗里德曼昔日批评美国联储局的货币调控政策，批评了数十年。后来他认可的只有格林斯潘一个，但今天一般之见，格老还是闯祸收场。今天，美国的无锚货币制度跟他们的政治经济的整体结合着，没有多大选择的空间。中国呢？这些年政策上的灵活变动是经改有成的一个主要原因，要更改货币制度我看不到有什么沙石。
　　（九）价格管制真的会在内地出现吗？我认为机会不高。曾经沧海难为水，价管带来的祸北京的朋友不可能忘记得那么快。另一方面，当年内地的价管是管国营，今天要再管是管民营。后者，要推出算是到位的价格管制，像中国那么大、那样人多，市场的变化远比西方灵活，懂得出术的天才所在皆是的一个国家，其费用会高到天上去！我赌动员百万大军也管不了（一笑）。
　　（原标题为：内地价管山雨欲来乎？，曾刊作者博客）

张维迎：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
2010年11月26日 经济观察报
张维迎

　　在科学研究里，有一个词叫科学史的辉格主义。什么意思呢？科学总是进步的，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来的好。但我们看一下历史，这不成立，即使在自然科学界也不成立。比如说，一般人通常认为，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其实不是。早在公元前二三百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大家认为他错了，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人类思想1800多年，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得到确立。经济学有类似的情况，就像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转轨，特别是最近非常强调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很多人关心和讨论。这里比较一下，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理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学家应该关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从何而来？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劳动分工。因为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熟练程度的提高和专心致志的研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市场规模，如此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化，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的规模。当我们由封闭走向开放，利用全球市场，发挥中国在国际分工的优势，就取得了发展和进步。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力，仍然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的规模。我们过去利用国际市场比较成功，但是国内市场开发做得不够，做内贸比做外贸还难。其实，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GDP已成为世界第二，许多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许多中等国家，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加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未来怎样开发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

　　遗憾的是，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我们形成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写上政府部分）。依据这个公式，GDP怎么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有 “三驾马车”，这驾跑不动了让那驾跑。出口不行了，靠投资，像去年，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太多不行了，靠什么？消费。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经济增长模式。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凯恩斯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概念，从两者理解未来经济转型，政策含义是不一样的。

　　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是开发国内市场，由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这是企业家的职能。从凯恩斯理论来看，经济增长要靠增加内需，特别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变成了政府的职能。打个比方，如果需求不足了，凯恩斯理论的建议是由政府补贴或增加货币量，刺激大家多买电脑，原来一个人1台电脑，现在让你买2台 （或者让原来的电脑提前退休）；但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增加需求就是通过生产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新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像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受到大家的欢迎，才是真正的增加需求。

　　也就是说，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增加需求意味着开发市场，必须靠企业家创新。企业家创新靠什么？激励机制。特别是有可靠的产权保护、较低的交易成本和创新才能有合理的回报。而从凯恩斯的角度讲，增加需求靠的不是创新，而是依靠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当企业家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很容易卖掉产品、而产权保护并不可靠的时候，没有人有积极性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长期持续和承担风险的行动。

　　再看投资。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投资是为了提高未来生产率，今天放弃100块钱，是看未来能不能带来110、120块钱的回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如果投资是有效率的，储蓄率高不仅不是件坏事，而且是经济发展必须的。但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增加投资，就能扩大需求，就可以创造GDP。这样一来，凯恩斯主义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效率不高，反而经常是浪费。GDP增加了，但真正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再看贸易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创新越多，经济发展越快。所以，好的贸易政策就是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只有净出口可以增加需求从而增加GDP。比方说，一个国家一年出口100亿美元，进口90亿美元，净出口10亿美元，这驾 “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正的；另一个国家，出口1000亿美元，进口1001亿美元，算出来发现净出口是负的，国际贸易不仅没有增加GDP，反而减少了GDP。太荒唐了。所以，信奉凯恩斯理论，一定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这完全是错的。

　　再看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靠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用凯恩斯的理论去看，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增加需求就好。在产权改革与法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国有企业投资。在去年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大量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确实，由于投资增加，速度上去了。但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这样做，对经济持续增长没有积极意义，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一方面，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在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有办法开发的。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几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萎缩，增加的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这种情况下，谈什么经济转型呢？

　　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政府怎么能不关心短期问题呢？这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自我安慰。我们要追问，如果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

　　不幸的是， “短期”有时候太短，来不及逃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仅仅一年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手忙脚乱地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增发货币，增加贷款，降低利率，扩大投资，发放政府补贴等等，遏制通货收缩。但最近，国务院刚开完会，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通货膨胀。甚至提出，必要的时候要用行政手段稳定物价，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价格管制。

　　现在看来，为了把经济增长提高到8%，我们要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扩大的代价，还有体制改革可能倒退的代价。所以我再次呼吁，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到亚当·斯密的市场理念，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11月20日在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整理，已经作者审订）

周其仁：从海外代购到境外直购
2010年11月26日 经济观察报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货币与物价的起伏，直接影响民生。普通百姓趋利避害的行为，常常包含深刻的经济逻辑。上周本专栏写到的民间金本位，是农民在签订山林、土地转包的长期合同时，选粮食、黄金为货币的本位，以调整法定货币的“贬值和增值”。从这个现象的分析中，我自己记住了一点：真正能够实现人民币远大抱负的基础，是本国普通人把人民币看得像黄金一样贵重。


　　本期讨论另外两个现象——海外代购与境外直购。先看海外代购，这个现象并不复杂。先是国内消费者委托有机会跑外国码头的亲戚朋友，捎带买回比较稀罕的商品。慢慢地，产生了可以为陌生顾客提供服务的“代购一族”。拜网络经济的发达，境外代购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里非常红火的一个分支。三年前，在杭州阿里巴巴总部听马云和他的年轻同事们的生动介绍，我明白海外代购势不可挡。

　　转述一个代购商的故事吧。主人公小优，在深圳工作，下班后在网上开店，专长代购香港商品。她的本事是熟悉香港市场和大陆客户的需求，通过网上接单、到港代购、带货入境、委托快递送货等环节，业余就把生意做了。小优是2005年10月在淘宝网上开代购网店的，几年下来，好的时候她的月销售额可达8万人民币，一般也有2-3万元，按代购费10%计，兼职月入3000元至8000元。

　　还有一个 “飞飞海外直送店”，创办于2004年，在淘宝网上也小有名气。据报道，店主陈晓飞是北京一家国际旅行社欧洲部的导游，带团游欧洲之余，为自己网上的客户代购化妆品、服装、皮包。她讲解海外代购的秘诀是差价：一款雅诗兰黛的面霜，国内专柜销价2600元，但加上打折、国外出境退税等，网上代购的报价可以平到1600元。这样，“飞飞店”拥有的网上会员3000人。

　　这两例都是买家在国内、卖家也在国内。还有卖家在海外提供代购服务的，譬如一些留学生，读书之余在网上开店为国内客代购。听起来还真不错，逛逛商场、买买名牌就把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赚下了，比早一辈留学生靠刷盘子、送外卖、剪草地可要强多了。当然，国际大品牌的官网之窗，也为各式中国人的海外代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交谈过几位代购网商，她们并不需要亲自出境跑商场，而是代国内客到国际官网上浏览、订货，再代办货运，就把商品直接快递到消费者手中。

　　海外代购，发展迅猛。淘宝网海外代购业量，2008年第一季度达5.2亿元，比2007年第一季度增长481%。据易观国际的数据，2008年中国海外代购业务总量近2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691%。而《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披露，到今年6月底，海外代购市场交易总额达78.2亿元，年底可望过110亿元。不敢说这些统计比网下的统计更不可靠，但个人还是认为，海外代购的规模还是可能被低估了。我自己10月1日在东京开会，当晚出席东京经济大学百年庆典之前，顺道走进银座的苹果旗舰店。一进门与全国工商联购并委员会主席王巍不期而遇，问他也来看苹果，王答：买两台iPad送朋友。这王巍老兄，回去就把在东京苹果店遇见我的故事写入了他的微博。这里我可确认一下，王兄买走的那两台iPad，肯定没有计入任何海外代购的统计。那天我给自己买了一条接投影仪的iPad连线，应该也没有列入统计。

　　不管海外代购的实际规模究竟多大，惊动了国家海关可是真的。作为进出口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60%以上的外向型大国经济，中国海关总署的工作压力不可谓不惊人。可是，8月份海关下令调整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和携带入关物品的税收政策，说明乍看像玩儿似的海外代购，看在海关眼里已不再是可以眼开眼闭的小事了。记得当年请教淘宝网店店主们怎样看海外代购的兴起，她们讲的一条理由就是“商品从那些国家出来有退税，入中国没有税”。我当时就知道这里有点“失衡”，因为正规入口是要抽税的。我料不到的地方，是海外代购不几年就达到媒体大标题“井喷”的程度，并终于引来海关的关注。

　　我以为推动海外代购的主要动力，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大家看明白了：请人代购国际品牌产品的，是中国人。他（她）们口袋里的购买力，是人民币购买力。那些代购来的商品呢？一为外国货，二以美元欧元日元标价。这样的买卖，受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当然很大。如果人民币对外币升值，中国人口袋里的钱比照外国商品就更加值钱，就可以有更多的代购。反过来，要是人民币对外币贬值，全体中国人口袋里的货币购买力，比照外国商品就一起缩了水。统计说，2005年7月汇率开始略有浮动以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多。仅此一条，对海外代购就是利好。

　　民间自发的海外代购行为，有教育意义。我认为首屈一指的，是海外代购表明普通的市场中人也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那流行的“人民币升值恐惧症”——这是老友余永定给起的名——看到的是升值增加中国出口产业成本这一面，却忽略了升值还有增加中国人购买力的另外一面。只见其弊、不见其利，以为人民币升值一定损害中国经济，甚至把人民币升值看得十恶不赦，看来并没有对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得失，作出全面和客观的衡量。

　　或有读者反驳，海外代购得益的尽是些白领“小资”，从事出口行业的却是农民工。所以，人民币升值不利劳苦大众。我以为这样的认识也错。白领的需求也是市场需求的一部分，而任何实际的需求都带来市场机会，其中也包括就业机会。不是吗？海外代购增加的包装、发货、递送，一样增加国内就业。区区在下了解的劳动者，干什么可以养家糊口、改善生活，就干什么。我不认为有哪一位劳动者生下来就赌咒发誓，除了把廉价商品源源不断生产出来输出给发达之邦，任何别的营生都不做。那年也是在马云那里，我了解到淘宝的兴起带动巨量的物流，认定不少人大大低估了扩大进口、服务内需的潜力。

　　不料海关加税的效果吵得沸沸扬扬之际，海外代购又发展成境外直购！新的现象是这样的：邻近香港的深圳居民纷纷到境外直接购买消费品。这回可不是受“小资”青睐的名牌包、化妆品、时尚服装，而是居家过日子必须的菜蔬、酱油和日用品。新现象给我们上的是一门新课，要点是过大的顺差终于显示对国人福利的负面影响。在打通的市场上，国内通胀的抬头不过是在强制性地调整真实汇率。当境外商品之价低于国内市场时，有条件的普通人通过境外直购来保卫自己的货币购买力，就不足为奇了。

　　新现象也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提醒决策者，抑制国内物价上涨过猛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千万别忘了短期即可见效的一招：大手增加进口。下周再谈吧。

哈佛教授丘成桐：北大博士水平不如香港学士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10-11-22 16:06:00

哈佛大学华裔教授忧心中国的教育：大学生现在的水平越来越差，不仅教养在下降，连学习能力都在下降。最好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被录取到哈佛读研却连基本的学习能力和基础都成问题，会连正常的考试都对付不了，因为不懂真正的数学思维。北大自豪的“杰出博士生”写的毕业论文，连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论文都赶不上，却被北大的教授们吹为神童，鼓励他申请到哈佛大学当教授。不被理睬后，北大自己“留用”来当教授，并被评为最年轻的中国“院士”，残害新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此人是某知名院士的儿子）。中国教育，中国大学，的确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刘明慧记

数学大师丘成桐 中国的科技至少要倒退20年

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哈佛毕业生的论文水平比国内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后退20年

基础教育不扎实，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如果不重视基础教育，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8月6日，数学大师丘成桐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开门见山道出了他的隐忧。

作为目前华人数学界的领袖人物，丘成桐先生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而且十分关注国内数学人才的培养。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近年来频繁接触国内大学及大学生，对于两国高等院校的差距，丘先生当然最有发言权。然而，通过和国内学校的直接接触，丘成桐却抛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些年，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有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比美国差。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国内大学的教育水平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高，美国的大学教育比中国好得多。研究生教育美国比中国好得更多。”

他举例说明：哈佛大学理学院每年大约招收20名念理科的中国留学生。“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多数来自北大这些名校。”但是从学习成绩来看，在和其他国籍学生的比较中，“很难看出这些国内来的学生毕业成绩比来自其他国籍的学生成绩好得多。”

3年前，丘成桐招收了两个来自北大的留学生。可是这两个学生来到哈佛以后，一个学生连续三次没有通过考试，学校建议这名学生重新再念本科，还是不行，最后只好离开。另一个学生“考得也不好”，经过努力以后大有改进。

“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国内学生的推荐信。后来发现有很多是假的，是学生自己写了推荐信，然后请教授签个名，许多教授很不负责。”

而且，他接触到的很多中国学生十分骄傲，又不愿意用功，令他很失望。丘成桐说，10多年前，来哈佛念书的中国学生至少考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中国来的学生至少考试成绩在班级里占到前1/3位置，但是这些年顶多排在后1/3。当然也有好的，但是整体而言，平均水平下降了。有些甚至在国内是奥运数学比赛第一，但刚进来成绩也不好，经过重新训练才有好转。”

这位经验丰富的数学大师认为：这些现象都表明，是本科出了问题，学生本科没有念好。“做学问的修养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而且还不用功。归根结底是本科教育不扎实。”

怪现象1：名教授不带本科生

丘成桐尖锐地指出：他发现国内高校一些“怪现象”：一些所谓的“名教授”不花时间参与本科教学。他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介绍，哈佛的教授数量比国内大学要少很多，数学系也就是十七八个正式教授。但是数学系每年都要开会一到两次，研究讨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进度，教授会花很多功夫去培养本科生。比如数学系的本科生，一年级就会根据学生情况划分不同水平，选择最好的学生去重点培养，当本科生毕业的时候，一般就会有2到3个毕业生的学术论文可以登载在第一流的杂志上。“论文水平比北京大学的教授还好。”丘成桐说。

国内名校的教授又是怎么和本科生打交道的呢？

丘成桐介绍：大概在1998年，国内有一个学生申请到哈佛大学念书，申请表上写明自己学问很高，推荐信说他是北京大学最好的学生，丘先生当时看到申请表，想既然学生这么好，来北京时就亲自和他面对面谈。结果在和北京大学20多个资深的教授座谈时，这20多个教数学的教授没有一个知道这名学生。“我还以为自己搞错了。后来有一名助理教授证实，的确有这个学生。”

“看得出来，最好的学生，20多个教授居然都没有见过。表示所谓大教授从来不参与本科生教学。”后来那个学生因为念书思路视野十分狭窄，只是考试成绩好，丘先生并没有接收他。

丘成桐认为，教授不带本科生，并非因为国内师资力量紧张。他介绍，在美国的大学，比如数学系的教授20名左右，而北大数学院的教授则大概在100多个，是美国的4到5倍，哈佛学生6400多人，北大有学生1万多人。如果按照比例，国内应该有条件让教授带本科生，提高教学质量。

为什么那些“名教授”没有时间塌实做学问？

丘成桐先生一语道破：“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到海外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1/3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算起来，2/3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

怪现象2：一个导师带30个研究生

另一个让丘成桐先生感到困惑的现象是：现在国内有的教授，一个人居然带30个研究生。

“这样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即便在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一个教授一般带五六个学生已经很多了。国内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讲量不讲质。质量粗糙，怎么可能搞好研究？

“老师自己的水平都不够，居然带30多个学生？真是糟糕！许多学生认为不用念书就可以做博士，博士论文抄抄写写，怎么可以？这样下去很危险。”

前不久在和人大附中学生交流之后，丘成桐还迫切感到中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目前国内很多城市中学一班有80个学生，这么多学生老师怎么能教好？不可想象。”他说，美国稍微好点的学校一个班一般不过是20多个学生。

丘成桐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大概4年前，有一个北大博士毕业写信给我，认为自己博士论文很好，希望到哈佛做教授，前后来了3次信，后来知道这人是国内某院士的学生，但我发现他的博士论文是至少70年前大家就熟悉的结果。他的论文水平也就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连香港中文大学学士的水平都不够，更不要讲哈佛了。但是对这个学生北大吹得很厉害，说他21岁就拿了博士，是个天才。但是我发现他的论文水平很低，所以坚持没有收他。”让丘成桐意想不到的是，“现在听说北大已经提升这个学生做了教授。这种事让真正做学
问的人真的很失望。”

丘成桐认为，不重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体水平慢慢压下来。“教育是长远的事情，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就根本没有前途。”说起这些，他十分着急。

为此，丘成桐在浙江大学成立了数学英才班，就是希望用先进的数学教学方法，比如采用了美国大学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来培养中国学生扎实的基础能力。“选用美国的方法教并不是崇洋媚外。数学教学是没有国界的，我一定用最好的方法教中国学生。”

国内学术风气堪忧

在近年来和国内学术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更让丘成桐忧心忡忡的是：国内学术风气已经到了必须整治不可的时候。

“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的严重，丘成桐专门讲述了两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

“在数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猜想，100多年没有一个数学家不想解开它，非常重要。一个朋友在我的建议下做了很重要的第一步。1995年，我感觉时机成熟，可以再沿着已有的方向，做出有史以来第一流的成果，于是拿到中国办了一个讨论班。这个讨论班是开放式的，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但是后来有些参加的教授自己不想做了，因为他们考虑假如做这个事情，写文章时间就少了，而每一年写论文，创造多少文章才是他们关心的，做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觉得划不来。尽管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博士后很想念这个东西，这些教授还是不准学生继续做这个研究，怕论文数量不够。最后甚至硬性干预。自己没有学问也没有冲劲，还不允许年轻人做。最后这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征服猜想的计划不了了之。”

于是，丘成桐又找到广东中山大学数学院朱院长继续做这个研究。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结果又惹恼了当时反对做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朱很不满意。 2002年在陈省身先生和我倡议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上，大会给中国数学机构一些45分钟的演讲名额，结果他们自己定的名单全部是北京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其实就像奥林匹克100米比赛，朱的成绩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不容许其他地方有好处。”

还有一件事更让丘成桐耿耿于怀。

“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做了院士，刚毕业的时候不错，以后一塌糊涂，错了不愿意改，出错的文章现在还挂在网上，表示他的成绩。

“这个人现在既是国内引进人才，又是院士，基金会什么都管，平时许多人都怕他，他的固定职位在国外，却作为引进人才，一年至少给他100万薪水，还不包括经费。但是他在好几个地方任教，有的年轻人学问比他好，但是薪水不到他的1/20，在海外名校，比如哈佛如果在9个月的授课时间里教授兼职是违法的，必须全职，但是这个人却兼了很多职。这个人做学生时还是不错，现在学问只是二流，他在国外拿的奖都是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取得的，国内高校引进人才，给他大笔资金，可他全世界走，来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行踪不定。

“而且严重的是，把我十几年前的文章，基本上改头换面，又据为己有，这种学风无疑误导很多学生，因为看到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做院士。我批评他，这个人还说我荒唐可笑。真是不道德。”

丘成桐介绍，当年他花了很多功夫培养这个学生，“连我的儿子也没有下这么大功夫。太太都说我过分。”毕业那几年，哈佛一位名教授告诉丘成桐，这个学生抄袭他的论文，出于保护年轻学生的目的，丘成桐并没有深究。结果愈演愈烈。

丘先生说，这个人不光彩的记录还有很多，比如有年轻学者的文章，他看到不错，就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真正作者的前面，如果不从，在国内就恐吓说，以后不给你研究经费，在国外则恐吓说写很差的介绍信，让作者找不到工作，导致很多搞学问的人很怕他。

“听说国内很多人怕他。学风坏到了这个地步，作为这个人的老师，我再不讲话，其他学者就不敢做事了。我有义务来澄清。”

还是这个人，在国际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出了错，当时恰好有国内两个访问学者到丘成桐那里去，丘先生让他们解决这个错误，两个礼拜时间，进展很好，但是当丘先生说这是那个人的文章出现的问题时，“两个访问学者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做了，害怕那个人打击他。你看，现在的学风有多糟糕！”

我们应该学习陈省身先生的学风

学风方面，身为数学大师陈省身的高徒，至今丘成桐仍然对恩师的学风赞不绝口，认为那才是做学问者应该遵循的方向。

“陈先生做学问也出过错，海外几个学者提出来错误，也没有办法，错了就承认。”

丘成桐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陈省身等人大学毕业到海外求学，学成后毅然全部回国，没有在海外留下，但是拿来了世界最先进的学问，当时国内许多大学互相交流，学风好得不得了。

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陈省身的数学讲义都是手写和油印，就在那种条件下，陈省身几乎看完了大部头的数学巨著。最终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包括华罗庚先生等人，共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数学高等人才。

就是在这些数学开拓者的努力下，当时在1946、1947年期间，中国第一批数学家出来了，即便是现在看也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华罗庚先生回国以后，陆启铿、谷超豪、王元、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潘承洞，这些人才相继脱颖而出。丘成桐认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国数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但是后来大跃进、反右，直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全部破坏了。

丘先生对恩师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前辈大师那种学贯中西的气质，现今已经很难看到。而丘成桐本人就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身边常常带一本《史记》，早年写就的一篇古文曾被人们至今记得。其中，“无奈华夏虽众长城未修，天地虽宽，瑕疵难容，终究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根之腐亦，枝叶不荣，叶之枯亦，根基何养？”更是振聋发聩。

丘成桐认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有理由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毕生希望做成两件事

英国数学家约翰·拉慈称丘成桐是“华人数学界的领袖”。在陈省身等一代大师离世之后，重任已经落在丘成桐这代人的身上。

“领袖的工作就是确定方向。我生平立志只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作出一等的数学研究，千古留名；第二，为中国数学教育服务，帮助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丘成桐先生说。

“迫切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学风要彻底改掉。”他认为，目前和国际优秀大学比较，国内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迎头赶上。丘成桐饶有意味地说，“首先，中国学生素质完全可以比得上哈佛的学生。假如有好的导师和好的风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他着重强调了“假如”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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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1949年4月出生。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等。

丘成桐1966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他自幼迷恋数学，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大学三年级时就由于出众的才华被一代几何学宗师陈省身发现，破格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年仅22岁的丘成桐获得了博士学位。28岁时，丘成桐成为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且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丘成桐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国际数学大师唐纳森誉为“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他解决了一系列猜想和重大课题，如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闵可夫斯基问题、镜猜想以及稳定性与特殊度量间的对应性等，以他的研究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在数学与理论物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他的杰出的贡献，1982年,年仅34岁的丘成桐教授荣获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荣获该奖的中国人。

他倡议与主持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数学会议，为争取2002年在北京成功召开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弦理论会议”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通过自己的影响邀请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威腾及“菲尔兹”奖得主等国际知名科学家前来参加，会议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在百忙之中亲切会见了霍金等其他与会的世界著名数学物理学家，并对会议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此次会议在国内学术界与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数学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