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公平的分配离不开议税
重税治国时代的来临
刘军宁

甲：我主张苏联应该放弃一党独大，实行多党制。
乙：我赞同多党制民主，但是坚决反对在苏联实行多党制。
甲：为什么我们苏联不能搞多党制？
乙：你开什么玩笑？一个党我们都养不起了！
前苏联笑话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说这是群众呼声最强烈、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谁来调整，当然是政府来调整。如何调整？把财富从一部分人的口袋挪到另一部分人的口袋里。以什么形式？当然主要以税收的形式。所以，可以预计，纳税人的税负将进一步爆发式地增长。

从月亮上看，中国人也许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顶破草帽居然有几十顶大盖帽跟着伺候；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因为中国人均占有的公仆名列世界前茅。凯迪网上的一份资料透露。山东东营一个小小地方共235个部门，还不包括未列入的非公开机构和遗漏。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每五年一次的机构改革，把一个县级政府的机构由几十个精简成几百个了。最近中共国税总局局长撰文称，目前中国约30%的宏观税负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这意味，还将有更多的公仆走上岗位，还要有更多的民脂民膏供公仆开销。难道这还不足说明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再说，如果中国每个人都是公务员，中国不就是世界上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了吗？

可是，从地球上看，中国人税负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而且重量还在快速增加。现在，每出现一个社会问题，统治者就新增一项税收。房价高？房产税！污染？环保税！堵车？拥堵费！缺电？加电费！股价高？印花税！统治者的信条是，税收是万能的。有什么难题，那就开征什么税。中国是个官僚主义作风极其严重的国家。公民办件小事，都不知要盖多少公章，跑多少次衙门。但是，开征新税却是程序上最容易的事情。新税出台，根本不用跟纳税人商量，连“橡皮图章”都懒得盖。财政部税务局一纸通知，新税就开征了，旧税就加重了，政府就可以从纳税人口袋里掏钱了。一道道已经出台和正在酝酿的新税都在向世界宣布，中国的重税时代已经来临！

政府是什么神秘的机构，有这么大的特权？在我看来，政府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公民作为纳税人与政府(官员)作为公仆之间是主仆关系。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就像保姆为主人服务。仆人是家政人员，公务员、官员是国政人员，都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官员不是父母官，纳税人倒是千真万确的官父母。从这个意义讲，纳税人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真正衣食父母。

议会首先是议税的地方。不议税的立法机关就不是议会，也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大家就征多少税办多少事讨价还价。这是议会最初的意思。代表纳税人的议员责任重大，故不能由公仆来指定，而是要由公民通过公平、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公民及其代议士要牢牢地把劳务的雇佣和定价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不能由保姆来决定如何花主人的钱，包括保姆的工资。同理，不能由公仆来决定征多少税，给自己发多少工资。

劳务市场和议会的存在都是有人性依据的：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随便让别人花，没有人有权利随便花别人的钱。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由不分高低贵贱的全体纳税人结合而成的纳税人共同体。政府的征税决定应当得到被征者的同意。公民应当享有税赋立法的参与权。原则上立法机关制定出台每一项税收法律，都要由纳税人的代表来审议，都要在媒体中进行公开讨论。就是说，没有纳税人代表参与制定税法，没有公众自由讨论，就不纳税。税，不仅在于征多征少，而且更在于征税是否得到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税收的用途是否经过审议与批准，税款的支出是否受到监督。否则，多征一分钱，乱花一分钱都是不应该的。

官员们花的钱是课征来的，当然就不像老百姓那样珍惜，使用的效率肯定也低。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官员花钱比老百姓还仔细，那计划经济肯定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对于政府，一是决不能让它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决不能有官办企业，二是像对待孩子的零花钱一样，一定要对其支出从严控制。

在我看来，服务性政府的口号中藏有很大的陷阱。它为多征税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保姆干的活必须受到主人的委托。要不然的话，保姆干什么活都跟主人要钱，洗煤球也要领报酬，主人就养不起这样的保姆。主人不能让保姆决定她该干什么活、干多少活。所以政府并不是服务越多越好，公仆越多越好。政府的任务是把受到委托的服务以最小的成本做好了，它就是好政府。服务越少的政府也越容易监督。政府越大，办事越多，越难监督。税收多不是政绩，而是相反。可是这样的事却常常被堂而皇之地写入了公仆的业绩清单。

大政府的坏处在于把财富以政府多提供服务的名义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的一切作为，都要靠税赋来支撑。政府要干的事越多，势必征的税越多。可是，财富放在民间比放在政府手里要更有效率。苛政的政治哲学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富不能富百姓。我的看法是，再富不能富政府，再穷不能穷百姓。我担心公仆更容易被惯坏。再说，那些财富本来就是老百姓的。

要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纳税，起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议税代表；二是有退税政策，税收多了要退还。三是食税者收入公开，主人当然有权知道全职保姆的工资单和收入来源。如果这三个条件到位了，纳税人再拒绝缴税，那就没有道理了。否则，要公民纳税的理由就不成立。

反过来看，如果纳税人看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形象工程、恶俗而豪华的税务大楼，再看到一辆又一辆挂着公家车牌的豪华轿车的时候，能确定那些坐在豪华舒适环境中办公兼办私的官员们心里会惦记着纳税人吗？看看那些官僚不可一世的表情、对纳税人不屑一顾的眼神，什么答案就都有了。若你是主人，你看到你家的仆人这样，你怎么想？你还肯纳税吗？对纳税人来说，最坏的情形是纳了税，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反而要饱受苛政之灾。只有食税者把纳税人的利益摆在自己的利益之上，通过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实行有限政府，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来议税、定税，公民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才能得到珍惜，财产才能得到保护。

World Service 2010-11-01

许小年:李荣融真的是"忠臣"吗?
作者：许小年

卸任前后，国资委原负责人讲了不少心里话，例如国企“垄断有理”，“垄断有功”，“我是个忠臣”等等。

尽管受到舆论和学界的非议，笔者对这位同志倒有三分敬意，起码言之有物，表里如一，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空话、口是心非的假话、以及廉价的公开做作，不知强了多少倍，而且像他这样，敢拍胸脯说自己是忠臣的，如今并不多见。

然而忠臣不是自诩的，将来太史公作传，不仅要看该同志是否忠，还要看他忠于谁。

这位同志显然不是忠于民众[注]。

尽管该同志完成了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央企资产从2002年的7万亿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但这并不表明他忠实地履行了为民众服务的职责。正相反，国资的增值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因为增值只有两个途径：政府的投入和企业自身的盈利。政府的投入当然由纳税人贡献，而企业的利润也来自老百姓的口袋或消费者的钱包。

央企拥有垄断经营权，政府又帮着定价，从成品油价、飞机和火车票价，到电信服务费、金融服务费、存贷款利息，都是官定的“一口价”。霸王企业加上霸王条款，它不赚钱谁赚钱?无怪乎2009年，仅中移动、中石化两家的利润就相当于最大500家民企的利润总和。央企的垄断利润就是消费者的额外损失，国资越是增值，国民的损失就越大。

官方理论家会说，国资为全民所有，增值将惠及全民。这话就像《红楼梦》中贾瑞的风月镜，或者宝哥哥最擅长的“意淫”。笔者乃全民一分子，竟然不知惠在哪里，既未得到国企的分红，亦未受邀参加股东大会，除了花钱买国企的产品，就是缴税转给国企去投资。至于投什么项目，从不征求鄙人意见，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于民虽无可见的实惠，是否有“隐惠”?如这位前负责同志所说，若无三大石油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早就乱了。言下之意，央企是定海神针，垄断有理且有功。如此附会，实在过于牵强。按照这个逻辑推论，美、欧、日等国在危机中遭到重创，就因为它们的石油公司是私有的。这可是前所未闻的新理论，谁说中国人不能得诺贝尔奖?

古人讲“愚忠”，眼前就是一个现代版，宁可愚，也要忠。
另一常见辩护词是为国争光，央企进了世界500强(按资产排名，其实是500大，大不一定强)，建成了中国企业的航空母舰。对国人而言，此乃虚荣而实损，巨型央企意味着民营空间的缩小、行政垄断的强化，以及垄断价格的高踞不下。在升斗小民眼中，央企母舰还不如家里下蛋的母鸡。

央企口惠而实不至，在日益增加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向财政部分红，钱从政府的左口袋进了右口袋。不管哪个口袋，就是不进百姓的口袋。财政部花钱一如央企，从不和纳税人兼主人的民众商量，也不交待钱的来龙去脉。每年人代会上只给寥寥几个数字，领导念完稿子便举手通过。

即便央企直接给13亿民众分红，国资仍找不到它的理论依据。如果钱是我的，为啥我自己不管，非要交给国企去玩?然后再多掏钱买你的产品，好让你多赚利润给我分红?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除非国企的效率更高，否则就没有让它经营资产的道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2009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为8.18%，而上市国企仅有3.05%，后者不到前者的一半。国企低效的原因很简单，花别人的钱不心疼，管别人的钱不用心。自家的孩子养得好，这是人之常情，国有和私有的效率差别正来源于此，与主义、觉悟或者忠奸没什么关系。

由国资的性质决定，该负责同志不可能忠于民众。

那么他是忠于国家吗?如同“人民”一样，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也神圣得仅剩下一个符号，一个空洞、虚幻的、却可以产生雷霆万钧之势的符号。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是具体的，指的是包括行政、法律和军事在内的整套体系，这个体系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和促进国民的利益。国家因此是国民的工具，对国家的忠诚必须且只能体现在对国民的忠诚上。不忠于民众而忠于国家，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实际上，“忠臣”两字的涵义不言自明，那就是“忠于皇上之臣”，而绝不会是“忠于百姓之臣”。古往今来，可曾见过官员向平民俯首称臣?
明知效忠对象不是百姓，为何民间仍热捧忠臣?答曰：“两害相权取其轻”。忠于皇上之臣凤毛麟角，满朝文武，都只拿皇上做个旗号，居庙堂之高，则偷盗国库，处江湖之远，则鱼肉百姓。和不忠于皇上的奸臣相比，碰上个忠于皇上的官，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今已是21世纪，忠臣也应与时俱进，从“忠于皇上之臣”进到“忠于民众之仆”。

做个忠仆并不难，把几十万亿国资还给它的真正主人——13亿民众，让每个人(而不是所谓的“集体”)自己决定如何经营和享用自己的资产。

[注] 笔者在这里不想用“人民”一词。这词有时像皇帝诏书的题头——“奉天承运”，神圣得失去了任何世俗的意义;有时又像一块旧抹布，被滥用，被玷污，被揉搓，被裁割，千疮百孔，残破不堪。

地方“圈地运动”迫农民“上楼”恐违宪
2010-11-03 来源:infzm.com

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正在全国进行。地方政府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被上楼”。对此，有媒体指出，地方政府违背农民意愿的拆村圈地运动大有违宪嫌疑。

"被上楼"

据新京报3日报道，河北通过“新民居工程“，预计到2012年腾出50万亩建设用地。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住房，被“集中住楼”。除了得到一套补偿房，宅基地置换后产生的效益将与农民无关，全由政府支配。正在向国土部报批试点的廊坊市，甚至已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腾出建设用地两万亩。

新京报2日的报道还指出，除被要求交出宅基地，失去土地发展权之外，今后，农民要获得宅基地，将成为难题。在全国多个地方，宅基地上建筑不再批准动“一砖一瓦”，也不另批宅基地。村民如有住房需求，需要拿宅基地住房换楼房。

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还将面临生活、生产方式转变。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生活成本增加和耕种不便，成为最现实问题。

而这样的“圈地运动”正在河北、山东、安徽等全国二十个省市进行。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报道指出，地方政府进行“圈地运动”的政策依据是国土部2008年6月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

按照国土部文件，“增减挂钩”是指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

援引上述报道中的统计，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该政策得到地方政府盛情欢迎，各个省市、各级政府均成立了以主要领导牵头的土地整理小组。对应的地方政策、措施也纷纷出台，

国土部6月还曾表示，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来看，增减挂钩是一项顺势而为、行之有效、广受欢迎的好政策。从加强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来看，增减挂钩是“占补平衡”思路的合理延伸，是破解保障与保护“两难”困境的根本出路。

违宪嫌疑

上述报道中，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从河北省出台的新民居建设规定看，省国土资源厅就可以拿出周转指标，事实上“这个指标根本不可能有”。他介绍，去年一年国土资源部总共才拿出20万亩周转指标，而试点单位就有20多个省市。他说，动土建设就需要指标，“没有指标，那就是违法”。

新华每日电讯对此发表评论称，《宪法》明文规定：宅基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农民对于宅基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绝不容地方政府肆意侵犯的，违背农民意愿的拆村圈地运动大有违宪嫌疑。

评论还称，这场拆村运动是对农村和农民一场可怕的掠夺。尽管它可能打着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各种好听的旗号，可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强制减少农村宅基地面积，为城镇建设换取增量用地面积，进而获得更多的土地级差收益，维持并扩大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

经济观察报也评论道，宪法规定，土地有两种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从宪法来看，农村集体对于土地拥有完整的权利，农民完全可以对官员迫使他们“上楼”说“不”。但是，实际上集体土地所有权只是一种虚幻的权利，因为对于集体土地的征用根本没有法律可依，加之村委会往往听命于地方政府，更何况，司法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根本无法制约政府权力。

农民是官员手中牧的羊，官员要予取予夺，农民焉敢不给，焉能不给。

粮食市场需要进一步开放

　　茅于轼 杨小静

　　最近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Economist, 2010年9月11日-17日期）有两篇评论最近粮价的文章，文章分析了今年夏季小麦的价格上涨以及国际市场上的恐慌情绪，文中的观点非常有远见卓识，值得我们思考。

　　粮食是任何社会不断被提及的话题。穷人要吃饭，富人也离不开粮食，从国家层面来看，有的国家会因为缺粮而发生动乱，而有的国家发愁剩余的粮食出不了口。更不用说一些国家因为不能进口便宜的进口粮食而不得不吃本国的高价粮。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粮食市场就成为调剂各国粮食余缺的重要渠道。不过这个市场却常常蔓延着恐慌情绪，粮食禁止出口的事例时有发生，甚至会引致多国连锁反应。比如今年8月，俄罗斯发布粮食出口禁令，而随后乌克兰“跟风”表示将实行谷物出口的配额限制。过去我国同样禁止过粮食出口。这些行为引起了国际市场上传统进口国的粮食抢购潮。本次粮食突发上涨被认为有可能引发类似07-08年期间的粮食危机。

　　农业有其特殊的性质，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还是会发生因灾减产的情况，即丰歉轮流交替。不过，现代社会早已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全球的粮食基本上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因此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粮价跌了将近一半。开放的国际贸易市场无论在理论上或者从经验上都证明是有益于社会福祉的。遗憾的是，国际粮食市场却频频出现多国互设贸易壁垒的情况，这对推高粮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期《经济学人》中的两篇文章着重指出，各国经常误以为粮食自给自足是最安全的。包括我国大多数人也都如此看问题。其实发展粮食的国际贸易，优化资源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更能确保全球的粮食安全。《不要让你的邻居（国）挨饿》一文说明：关闭国际贸易大门转而自给自足的方式是有害的，转变这种不信任市场的模式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和确保粮食安全。文中提出了三点建议。对各国而言，国际粮食市场需要进一步开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Don’t starve thy neighbour

　　不要让你的邻居（国）挨饿

　　英国《经济学人》，2010年9月11-17日

　　今夏小麦价格飞涨过后，如何重建人们对粮食市场的信心

　　农业的本质是雨水、温度和生长周期的交替重复，因此，这些现象的重复发生并不会使人觉得奇怪。2007-08年粮食价格飞涨，当时，莫桑比克和其他30多个穷国遭受了高粮价引致的骚乱，俄罗斯限制出口商出口谷物。与过去下跌了数十年的粮食真实价格不同的是，世界范围内的食物需求格局发生了变化，粮食低价时代就此结束了。

　　今年夏天，世界小麦价格再一次飞涨。粮食价格暴动已经动摇了莫桑比克政权。俄罗斯政府三年内第二次禁止小麦出口。难道世界又在面临着新一轮的粮食价格变动吗？

　　不见得，这不是第二次粮食危机。2007-08年粮食价格全面上涨了数月；今夏粮食价格的上涨仅限于某些商品（主要是小麦）；而且平均粮食价格与年初相比只有些许上涨。2007-08年的粮食储备达到了过去三十年来的最低点，不过目前的粮食储备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当前莫桑比克的动乱与粮食价格上涨的关系不大。与07-08年不同，今夏在供求平衡上没有重大变动。2010年世界小麦产量是历史上第三高的。本来今年夏天粮食市场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大事，但是为何还会有供应冲击呢？

　　问题就在这儿。只占世界小麦产量8％的国家小麦减产却导致了贸易禁令和惊慌抢购。进口国应该怎么办？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不要相信市场；自给自足；粮食安全始于国内。

　　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看法。自给自足效率低下，与大市场相比，小市场更不稳定。目前科学家的猜测是，气候变化可能使得俄罗斯经历更多次热浪等极端气候。这些会影响粮食收成并且使价格更加不稳定。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生产模式；一些本来就贫瘠的土地会变得不适合种植了；现在贫瘠的土地会变得适合种植了；一些国家会进口更多，其他国家则出口更多。在生产模式可能被重塑时采用自给自足模式是一种使邻居挨饿的政策。

　　让国家适应这些供应中断和干扰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市场变得更大且更有弹性。不过，世界粮食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容易被干扰，扭转这种趋势是符合每个国家利益的，做法有三：

　　第一，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减少农业保护主义。减少农业保护主义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粮食发生交易。这个论点之前已经有人争论过（而且取得了一些效果：采取了改革，尽管改革并不彻底）。气候变化和扭曲的市场使这个论点更加令人信服了。

　　第二，粮食贸易需要一些保障来应对出口禁令。这听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一直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绊脚石。但是既然北美自由贸协定允许对出口限制进行处罚，世贸组织也应该这样做。进口国也有合法权益。

　　第三，全世界都将从全球粮食储备系统中受益。这将使进口国相信粮食价格飞涨时也一直会有粮食可买，而且能够减少惊慌抢购以及退到粮食自给自足状态的可能性。二战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建议，现在来看仍然是个好建议。尽管有些实际的困难，例如由谁来控制储备粮的出售？什么时候能购买储备粮？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可以运作类似的系统。

　　农民，环保主义者和政府常常会对粮食市场持怀疑态度，这是目光短浅的。全球有十亿人正在挨饿而且喂饱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更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投资，但是投资者离不开全球市场。要解决整个人类的温饱问题，这样的市场是不可缺的。



　　Field events

　　麦田大事记——谈粮价

　　英国《经济学人》，2010年9月11-17日

　　除价格过高之外，小麦价格不稳定也同样会造成恐慌

　　金色的麦浪沙沙作响，丰收在望。对农民来说，没有比这些更让人喜悦的事情了。但是，北半球的丰收之喜却伴随着全球小麦市场的混乱。

　　导致这一现象的一大原因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受到火灾和干旱的共同影响，俄罗斯全国三分之一的农作物遭到破坏，政府禁止小麦出口。最初暂时性的禁令被延期至明年的收获季。这些消息导致小麦价格飞涨：与6月4.26美元一蒲式耳的低点相比，小麦价格增长了两倍，此举引发了全球粮食恐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召开特殊会议讨论不断上涨的价格问题。报纸头条暗示着全球正面临与2007-08年情况相似的粮食危机。粮食价格的上涨可能使得莫桑比克近日的暴动雪上加霜。

　　许多贫困国家担心粮价上涨会引发起比2007-08年更大的危机。在上一次的危机中，埃及、海地、科特迪瓦、乌兹别克斯坦和玻利维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发生了抗议和游行。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约旦在现货交易市场大量购入小麦，以应对俄罗斯的禁令。尽管小麦期货市场不公开购买者身份，但这些国家有可能购买小麦期货，寻求稳定供应。

　　这些恐慌行为放大了俄罗斯出口禁令的影响。短期的恐慌本应迅速消退。相比之下，两年前的危机归因于更严重的结构性调整。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肉类为主食的需求加大，谷物需求随之增长（一公斤猪肉需2公斤粮食，一公斤牛肉则需更多）。这会导致长时间内谷物或其他粮食价格的提高。不过今年粮价突然上升，小麦价格尤甚。尽管如此，现在的价格仍比历史高点低40%，较之一月稍高些。

　　如果进一步探究，则发现其他方面的情况比较乐观。供应是充足的。FAO估计，今年小麦产量将达6.46亿公吨，尽管较去年大丰收时期低了5%，但仍处历史第三高位。美国和加拿大的收成不错，澳大利亚成功处理了蝗虫灾害威胁，亦会有不错的收成。去年，特大的丰收后充实了粮食库存。今年初的粮食储备创下了七年以来的新高。到2011年，储量会降至约1.81亿公吨。这一数字已大大高于粮食危机最严重时的1.44亿公吨。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的Maximo Torero认为即使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实行出口禁令（这两国都在考虑中，一方面迫于俄罗斯的压力），供应量依然充足。今年的高粮价会促使农民们明年种植更多的小麦。英国剑桥郡的一位农民Oliver Walston认为，粮价的恐慌让他感到“困难，兴奋和失望”。他后悔自己在小麦价格走低的时候把一部分收成以远期合同的形式卖了出去。而那些没有把库存销出去的农民这回可就有的赚了。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小麦价格下降。比如农民用较便宜的饲料代替了小麦来喂养牲畜；石油价格走低，使得运输成本和对生物燃料的需求下降。

　　必须承认的是，过去数十年稳定粮价的努力受到挫折。发展中国家对与日俱增的粮食需求给市场带来了压力。导致市场对一些现象的反应更为明显，如这次的俄罗斯出口禁令。过去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并不算是重要的小麦出口国，随着这些国家耕作条件的改良，目前供应世界近30%的小麦。北半球的其他国家则缩减了粮食的种植，FAO的官员Abdolreza Abbassian称黑海附近的气候条件多变，这些地区先天不适宜谷物的生长。

　　如果市场波动加剧，农民在来年该种什么的问题上会举棋不定。气候异常，可能到来的干旱和洪水也会增加不确定性。全球第八大小麦生产国巴基斯坦近期遭受洪灾，虽然洪水在发生在今年的丰收季节之后，但依然会殃及来年农作物的收成。

　　为应对上一次的粮食危机，阿根廷，印度和俄罗斯等几大国纷纷颁布出口禁令。这些行动导致供应问题愈发严峻。今年，价格低，库存大，供应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其他粮食出口国也效仿俄罗斯，那么进口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购入更多的小麦，进一步推高价格。

　　农田耕作需趁早。那些有睡前阅读习惯的农民们，会发现经济著作中有关博弈论的部分与种子目录同样有趣。

海归记事（22）：重大研究计划
回游的海归


前一段时间，有人评论说，基金委的项目比较小。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是，基金委项目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很大。即使是重点项目，一般一个项目也就是两三百万，而占总数绝大多数的面上项目，一般也就是三十万左右。

但是，从十一五开始，基金委启动了另外一个项目类别，叫做重大研究计划。重大研究计划，从学术上说，是为了一个领域的集中攻关，是围绕同一个领域的几个重点科学问题以项目群的方式实行，统一规划和协调，一般是四五年的时间，总投入一般在一两个亿左右。这样的资助力度，在基金委也是空前的了。

我们的973运作，第一次是2006年，因为种种原因当年没有运作成功，而这个时候基金委传来可以运作重大研究计划的信息，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主要力量又投入到重大研究计划中去。后来的重大研究计划，主要集中于地震和台风两个领域，尤其以地震为主，因此我们973申请组的主要同志在这个计划的成功立项中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回头来看，在国家层次上面，整个十一五期间，总共立项了17项重大计划，其中我们这个二级学科项目属于第三个成功立项的项目，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项目能够立项成功，主要是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减灾问题日益重要；二是我们这个领域在很多年前就曾经有过类似尝试，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三是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高，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增大；四是这次运作的团队属于中青年比较多，刻苦，更加熟悉国内的运作程序。

客观地说，我们单位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工作中也就是一个参加者，为什么要重点介绍这个项目，主要原因有好几个。一是这个项目的专家组地震部分的主要成员都来自于我们的973申请组，而且第一年准备的973材料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借用了过来；二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涵盖内容就是我们单位所要研究的部分；三是这个项目给我们单位也有不少实质性的项目支持。

后来，因为这个项目的成功立项，给我们第二年申请973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或者说，在这个重大研究计划立项的时候，我们还是考虑了第二年973的申请计划，适当地进行了调整，这样避免出现重复的情况。第二年申请的时候，虽然有评委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因为有了前期的准备，我们还是能够很好地给予回答。

这样从纯科学研究的角度，因为973、重大研究计划的成功立项，我们领域科研项目立项方面该有的东西都基本齐全了，剩下只能是执行的问题了，而这个一直是我回去以后没有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最后促使我离开那个单位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周其仁：中国经济、资本输出及民企力量

　　2010福布斯·中国民营企业全球化论坛暨上海世博会民企馆答谢礼今日在上海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周其仁以中国经济、资本输出、民企力量为主题发表演讲。

　　他表示，中国市场很大，但要维持一个平衡。他认为，出口导向战略非常成功以后带来了不平衡，“每年一大块商品货物出去，服务出口，形成的人民币购买力留在国内。这个局面如果不在几年内有根本的改变，一定会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带来挑战、带来麻烦。”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有一句老话水大鱼才能大，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集中讲前面一个大，过去的市场、未来的市场，这个水到底有多大，未来的变化会怎么样。我相信企业，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如鱼得水、水中之鱼，水大这个鱼的机会就多。本来是郭广昌在我后面讲，我讲水他讲鱼，结果他不讲了，不讲了，反正后面还有很多知名企业家发言，可以请他们多讲讲，不需要我班门弄斧。

　　中国这个水的特征是非常有特点的，总量非常大，而且未来的变化也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我首先看看这个国民收入当中有一块东西越来越大了，这就是我们出口导向形成的一个叫做净出口。在我们每年越来越大的GDP当中，有一块东西是我们的出口减去了中国的进口，剩下来的那一块净的出口部分。这一块东西，我们在90年是510亿人民币，占当时GDP2.6%，大家看到97年是3500亿，04年是一万亿，07年2.3万亿，08年遭到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下还有2.4万亿。

　　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块东西的含义。为什么说这一块水是非常大的？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结构，刚才我讲国民生产总值是百分之百的话，每个年度有8%是干净出口，92%是留在国内的商品和服务，这是这个指标本来的含义。我想问还有没有别的含义？这个指标我们从市场的角度看是不是有一些别的含义？我的看法是有的。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一年生产商品、生产服务，工人挣的钱是人民币，老板挣的钱是人民币，政府抽的税是人民币，银行提供服务得到的利息也是人民币，这些从收入角度来看百分之百的人民币、货币对应的商品和服务怎么样呢？有8%出口了，留在国内的商品和服务是92%。所以这里面是中国这个市场之水的特征，不但总量非常大，里面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失衡。因为有8%的东西走了，挣的钱在国内，商品里面的8%走了。我们是一个过大的货币追求一个不足量的商品和服务，这是我们这个市场基本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好是坏等一下讲，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刚才讲的是一个年度，现在把累积的数用一张表放在这里请大家看，因为我们外向主导这个经济的特点是越来越显著的。我刚才介绍过这个数，90年怎么样，一路排过来还有一个累计的效果。99年2009年十年间中国累计的净出口，就是商品劳务一船一船运出去了，生产商品劳务挣得的钱基本上都在国内，这个情况有一个累计，十年累计多少？12.1万亿人民币。05年以后累计这个力量增加了10万亿。到07、08年是2.3万到2.4万亿。什么概念？一个广东省的GDP，一个广东省一年创造的GDP变成商品和服务都走了，累计还有十来万亿的货币购买力在我们这个市场里面做，商品服务出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是非常有特点的。

　　这个局面大家想想看，形势是非常好的，中国你看很旺，专业媒体会说流动性充足，哪里都不差钱。这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之水非常大，但是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里面有一个平衡问题，如果是百分之百的购买力追逐这个年度有8%的商品出去了，平均去追，那这个结果就是平均涨8%。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物价老出情况，这背后是有道理的。如果它不平均追，这个购买力集中追某些商品冲进某些市场，那这个市场就会火爆。

　　比如说冲进房地产，我们的房地产你看一平方米一万、两万、五万、八万、十万、二十万，反正我们的想象力都不够用，市场上就出现了。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个力量在起作用。冲进任何市场会有后果的，不但有经济后果，还有社会后果、社会影响，政府如果采取措施，进行某些调控，这个购买力还在。不让买房这个购买力就漫游到别的领域，所以你看绿豆出情况、猪肉出情况、茶叶出情况，很多地方都会冒出这个包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不但总量增长是非常快，而且里面会经历显著的相对价格变动。一会儿这里出行情，一会儿那里出行情。

　　很多人说我们鼓励老百姓储蓄吗？其实中国的储蓄率已经是偏高了，因为我们社保、因为我们长久的对未来觉得不安定，这种文化倾向，所以中国人的储蓄倾向本来就高。但是我想说，储蓄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央行加息，加息是鼓励大家储蓄吗？可是你储蓄我们把钱放进银行，银行怎么办？银行把钱再贷出去。银行贷出去还有一个放大的过程，因为银行借给企业的钱收回来再借出去，一年有一个层数，有一个货币周转的平均速度，一年总有四次以上。这一头增加储蓄，那一头贷到款的企业还要到市场上面东西，本来就不平衡，再经过放大以后是不是更加火爆了？所以前面三条路物价总水平如果一年上涨8%，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这个货币购买力集中冲某些市场那是很好，投资机会很，赶上赚那个钱也很好。但一旦有社会影响，引起某些社会群体利益损失的时候，那这个政府就要采取错失了，这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第三增加储蓄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这个国民经济、这个市场之水要让它比较平衡，最后还剩出口，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论坛的会议主题有关。让中国人更多的花法院，因为你商品出去了，如果更多花美元就买国外商品、买国外的资源、买国外的服务，或者到境外去旅游。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个巨大的中国市场之水流淌得比较平衡一些。

　　但是恰恰在第四个出口方面，我们有重大的困难。比如我们经济长久封闭，谁能开放30年，可是无论中国哪一个阶层，哪一类企业，包括我们主管的部门和政府，我们对全世界的知识还是不够的，特别到全球去做投资，是要知识配合的，光有钱是不够的。有钱是不是比较聪明的钱啊？而这个知识需要积累，其中包括实践、包括去探索。所以这个意义上面包括像TCL当年收美国一个家电设备厂，不管商业上面成功不成功，这是一条路。TCL以后，联想收了IBM的笔记本电脑，华为往全世界走，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公司现在开始全球布局。这里面不但是替这个公司本身趟一条路，也为中国经济的平衡趟一条路，因为累计的量非常大。如果我们只有本事在国内花钱、在国内投资，我刚才介绍的这种失衡会不断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对手带来很大的冲击，而且对我们自己国内的平衡也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开一个论坛就能花花走的。

　　当然第二个困难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有关，如果越没有浮动性，我们鼓励中国人花钱的目标就会有困难。因为大家会觉得、居民觉得成本太高。中国央行收来的美元价高于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美元那个价，这是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显著的进行进一步汇率机制的改革增加它的灵活性和弹性，要鼓励中国人走出去，机制上不配合。所以这两面是要互相配合的。一方面能力要增加，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成本要合理。两头并举才能把我们这个市场之水流得比较平稳，不但有利于跟我们的贸易对手、贸易对手的国家更好的处理国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容易处理我们国内的平衡。

　　所以很多人说国内到底什么问题，怎么一会儿出情况，一会儿出情况。我刚才这几页就是告诉各位我的理解，我们出口导向战略非常成功以后带来的不平衡。每年一大块商品货物出去，服务出口，形成的人民币购买力留在国内。这个局面如果不在几年内有根本的改变，一定会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带来挑战、带来麻烦。

　　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累积性的问题，上中下三侧都要采取。第一个办法，这个过量的货币冲进哪里，一出情况政府就实施干预，某种情况也是没有办法的，房价突然涨得比很多人工资快得多得多，很多人觉得没有希望了，我永远追不上了。可是你一干预，这个购买力还在，临时得到抑制，然后再寻找下一个漫游的机会。我们国内就使得这个调控的任务非常的繁重，而调控用的手段越多，对于发育市场关系，增加经济自由、鼓励创造性，客观上是相悖的。因为你要调控就要采取很多行政管制措施，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要批、这个要审，所以这是我们这些年国内遇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办法，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国也没有形成恶性的通胀，一个秘密武器是什么呢？就是计划经济国家，自然经济成份比较强的国家，它有一个储备。很多资源不在市场里面，通过改革把它放到市场里面，这些资源就要吃货币、消费货币。比如说87年开了土地市场，每天在中国土地市场赚的土地资产就要有货币消费，这样把过量的货币吸收掉。我们城市居民的房改房，原来都是机关单位发的房，把它变成市场，它要交易，就要吃掉很多货币。这个角度看中国还有很多机会，中国还有很多资源没有得到清楚的界定，还没有往市场上面放。你看这两年我们启动了全国范围的林泉（音）改革，中国是一个三分平地的改革，林泉的改革是深远的。对于货币平衡是起积极作用的。中国如果再推进城市化，推进资源在空间上面重新布局，特别把原来不在市场里面的资源放到市场里面，包括农村很多年自给自足的资源，这是一个办法，这个我们叫做中侧，就是水大了多往里面放资源来消化这个货币。

　　第三个办法，釜底抽薪。形成我们出口导向这种打法带来的不平衡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的改革，让它逐步变得平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不但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刚才介绍这种国内的失衡，一定会影响国内的财富增加和经济次序。

　　这个图告诉我们中国的情况，给定这个基本面的信息，我们可以预言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很高的发展可能，因为你1/10的工资释放比较优势。我老讲这个世界有两个海平面，有一个高收入的海平面，有一个低收入的海平面，现在打通了以后双方两侧都可能发挥比较优势，这会带来资源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会带来机会。当然这里面要有一些重大的挑战解决好，整体看中国的市场之水还会很高的发展，收入还会以很高的速度增加。这是一个基本点。因为全球化这个方兴未艾，比较优势这个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个因素我认为我们这个收入当中过去强制储蓄的因素通过现在的政策调整、改革，还可以释放消费的潜力。什么叫强制储蓄啊？我挣的钱不敢花，因为未来、因为保障、因为养老，现在如果十二五很好的布这方面的局，特别增加我们国民收入当中政府板块、居民板块、企业板块的三大板块的调整，可以把一部分强制储蓄的潜力变成现实的市场潜力。

　　强制储蓄还有一个含义，这是我这几年调查当中特别强调的，中国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社保没有安全才不敢花钱，而是国内的商业通道还不够发达，诚信不够发达。我们够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可得性还比较差，否则为什么一开香港自由行香港零售业就火了，去买的原来都是内需，为什么这些购买力在国内发挥不了作用呢？这里面有一个国内商业升华的问题，有一个降低国内市场的交易费用，让质量和收入进步相称的那个商品和服务，这样就把一些原来强制的消费可以变成市场力量。

　　最后一条还有资源储蓄，还有一部分强制储蓄，通过金融改革，这些人把钱放在金融机构，另外一些机构把这些钱拿出来花，这里面还有很大的余地。所以整体来看未来五年市场之水还会有很高的往上增长。当然挑战在于这个市场之水当中，我今天介绍的这个结构性的不平衡，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得怎么样。

　　在座企业家都知道鱼对水的状态最敏感的，中国是一个如鱼得水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全世界投资到中国来，但是这个市场也有挑战性，因为过量的货币很多，会在短期内带来很多诱惑，会把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吸引到短期的快钱，因为短期确实又难以阻挡。会把我们很多人认真长期做事的能力、决心、毅力动摇。会把我们从预期上废掉我们认真做事情的这股劲。而从长远来看这是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源泉。

　　中国这个市场之水要给各位报告的是两面，总量看、增长看、结构看，都是大有机会的。但是中间怎么应对当中的失衡？使这个失衡因素变小，在它没有变小之前防范带来的诱惑当中带来的陷井，保证我们企业，保证中国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在新的这个时代得到更好的发扬，然后在全球舞台上面展开布局，这样跟刚才郭广昌讲的，不但造福我们自己的企业，而且造福于中国经济、造福于全人类。谢谢各位。

　　(以上为演讲实录，稿件未经作者审阅)

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

胡绮珍


--------------------------------------------------------------------------------

《摘要》

本文将探索中国的网络字幕制作实践如何建构多层次的文化地理景观、聚合了影像的跨国流动、启动了科技形式生活的转换（从客厅电视到网络计算机）、以及召集网络年轻一代的华人迷社群，参与无授权的信息经济，并自愿地投入情感／非物质／免费劳动。

本研究发现，新自由主义社会下所惯用的竞争与表演、自我训练与自我成长、自我兴趣与自我利益、计算理性与自我治理等技术，被巧妙地纳入中国字幕组的工作伦理当中。一种结合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非盈利的利他主义的特殊劳动新价值被创造出来－它挑战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利益目的为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条件。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字幕组的文化现象，可以从「庞大人口所造成的中国劳动力竞争」，以及「目前中国于全球生产体系上所处的位置与生产价值」的观点做脉络性的解读。中国字幕组所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竞争，与中国于全球市场的崛起，所引发的国族主义式的渴求进步，与期望快速赶上全球化下最流行的消费与现代性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中国字幕组、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信息经济、非物质劳动、免费劳动、全球生产体系


--------------------------------------------------------------------------------

《全文》


本篇论文想献给加入中国字幕组的无名网络男／女英雄们－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少数来自台湾、香港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自愿无偿地奉献自己的时间与劳力，将国外的影音档案制作中文字幕并将之广泛地发布流传于各式各样的网络论坛中。中国字幕组所展现的集体性的决心与热情，使得全球华人阅听人很轻易的藉由网络下载，或是视频网站的点阅，欣赏到最新最快，而且免费，已经配好中文字幕的影音节目。字幕翻译者与网络版本的字幕作品的出现，意指着仰赖网络的下载与网络／计算机为主的视听观赏文化逐渐成为客厅电视文化的另类选择。由于计算机软件与网络的科技亲切性与便利性，字幕制作变得更容易以及越来越成熟。

字幕制作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奇现象，无授权影音版本的流通一直是全球迷次文化团体的普遍实践。例如：美国的日本动漫迷早在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录像带的迷字幕制作（Leonard, 2005）。中国字幕组显然也非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科技的迅速更新成长，尤其是网络带宽的普及平民化，使得在线迷社群的字幕制作形成了全球化的现象。举例而言，Luca Barra所进行的意大利网络迷字幕制作研究也于最近刚刚出炉（Barra, 2009）。Barra将重点放在网络字幕制作如何被地域化／在地化，并探讨文化翻译的过程。Barra进一步以美剧的跨文化制作为例，比较意大利传统官方的专业配音实践，与非官方的业余网络迷字幕劳动的过程。

虽然字幕组的活动无可避免地牵扯到版权的争议，然而这并非是本论文意欲处理的问题。本文将探索中国的网络字幕制作实践如何建构多层次的文化地理景观、聚合了影像的跨国流动、启动了科技形式生活的转换，以及召集网络年轻一代的华人迷社群，参与无授权的信息经济，并自愿地投入情感／非物质／免费的劳动。中国网络字幕组的成员扮演多元的角色──他们是阅听人、消费者、网络用户、迷劳动者、自愿工作者、发布者、流通者、鼓吹者与语言翻译中介者。此研究将重心放在专门制作日剧与美剧的中国字幕组，意欲了解不只是中国字幕组如何组织与运作，还有字幕迷制作者的劳动／工作认同与主体性如何于信息经济、DIY网络文化，与中国崛起于全球市场以及追求国外「更先进的」消费与现代性的脉络下被建构。选择日剧字幕组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为，身为一个长期的忠实日剧迷（从90年代初期日剧于台湾登陆开始），使得我较容易连络到专作日剧字幕组的迷工作者。而美剧作为研究目标，则是考虑到中国的美剧字幕制作是所有电视字幕制作项目中，最热门也是竞争最激烈的。

我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一词来指称与理解中国字幕工作者工作与组织运作的动态。「新自由主义」最普遍的用法，意指以美国为主要象征的「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的策略」强调「个人责任与命运的新自由主义理性」（Ong, 2006:1-2）。部署治理性（govermentality）与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技术，新自由主义依赖「知识与专家系统的配置去引导自我激励与自我规范，这将使得公民于充满起伏不确定性的市场状况下，可以最大化它们的选择、效率与竞争力」（Ong, 2006: 6）。本文研究发现，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模式也被中国字幕组采纳与执行于字幕制作的工作伦理的实践中，细节部份将于本文的后半部份详述。最后，本研究认为中国的字幕组活动应该从中国于全球生产体系下所占据的位置／角色，以及新自由主义氛围下的中国，年轻一代所实践的生产与消费的逻辑下来理解。

壹、中国字幕组与BT论坛的崛起
早在2001年，因为网络宽带的逐渐普及，中国爱好日本动漫的网络社群，已经开始交流字幕制作（《YYeTs人人影视的博客》，2009年5月31日）。然而中国字幕组有系统性地大量兴起，与BitTorrent论坛（简称BT论坛）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自从2003至2004年之间，BitTorrent，藉由BT论坛的兴盛，风行袭卷了中国。在中国，BT有个绰号，叫做「变态」。这个词听起来虽然有点贬低的意味，但是也指出了BT作为强而有力的P2P形式的非典型特性──一种鼓吹自由分享、集体合作，以及促进更快下载速度的P2P的通讯协议。目前有多少BT 论坛呢？从BT@China联盟也许可以瞥见。BT@China联盟是一个连结了大约七十四个中国BT论坛的BT论坛索引网络搜寻平台（至2009年七月），展示了强而有力的友爱结盟，以及庞大的论坛数目与实力（〈BT@China联盟〉，2009年7月15日）。

一般而言，通常一个BT论坛有一个至几个不等的字幕组。中国BT 论坛的特色如下：主要的重要任务之一为养育一群迷工作者，制作字幕以及规律性地藉由网络发布与流传最新数字化、具中文字幕、来自国外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动画等等的影音档案。部份大型论坛甚至发展出影视新闻发布区与评论区，与发行定期的电子杂志，报导最新影视信息，或是自我心情抒发、字幕组工作内幕消息等。有些论坛只提供转档服务，例如将台湾与香港的影音产品制作成数字档案。被字幕组抢着加上中文字幕中最热门的为美国电视节目与好莱坞电影，其他的包含日本动画、日剧、韩剧、泰剧等等则为次要选择。被制作中文字幕的影音版本的热门程度也反应了现实中，中国年轻一代的喜好。

中国BT论坛崛起的原因主要归类如下：首先，部份归因于网络与宽带服务充斥着中国的都会家户，这意味着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过去转变成后文化革命、后社会主义的社会」（Liu, 2004: 127）。Michael Keane 则指出，中国「部落客、在线游戏者与音乐下载者的一代」，立基于网络式的「同侪评审网络连结」（peer-review network），将中国的社会集体主义，转化成「后集体主义」（post-collectivism）（Keane, 2007: 121-120）。根据2008年美国报纸USA Today，中国已经赢过美国，拥有全球最大使用网络的人口（Macleod, 2008）。此消息来源亦评估中国网络的用户于2008年3月底已经达到了2亿3300万人。再者，中国对于进口国外影视节目以及本国当地产制的媒体节目内容的意识形态实施严格控管，这使得中国阅听人开始去寻求其他的另类途径，网络则成为一个可以超越现有局限媒体环境的重要管道。有着字幕组加入的中国BT论坛开启与扩张了以网络为主的阅听人／消费者DIY文化──这里的主动不只是迷字幕工作者的积极劳动，还有下载者的自动自发性。

以分享无授权的数字影音节目为目标的BT论坛如何在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社会被诊断呢？陈乃明，为香港公民，为全球第一位因BT分享P2P档案而被控告的人（王红亮，2005年11月22日）。陈乃明当时已经使用BT交换无授权电影两年。于2005年1月，他被香港海关逮捕。由于藉由BT上传三部好莱坞电影，而遭判刑入狱三个月。同年2005年，台湾的中华民国财团法人电影及录像著作保护基金会（MPA）于九月底时向刑事局侦九队检举「台湾论坛网」，一个提供网友上传与下载各种不同最新好莱坞电影数字档案的平台（陈佳鑫，2005年12月17日）。如此看来，香港与台湾积极地向美国与好莱坞展示他们要清除未经授权网络档案分享的决心。中国大陆政府则是采取行动打击色情BT论坛，举例说明，广州警方于2005年查获当地的色情网站并给予法律制裁（何雪华，2005年11月12日）。

相较于香港与台湾，中国大陆政府似乎对于BT论坛未经授权影音档案的上传与下载采取较为暧昧与宽松的态度。国家版权局曾于2006年10月，根据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声明「重点打击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提供电影、音乐、软件和教科书下载的非法经营行为」，「如果网民不以营利为目的自己上传电影，供其他网民下载，这种行为中国尚无明显界定……而网民个人的上传行为不在此列」（张露，2006年11月11日）。有趣的是，此时中国政府对于非营利行为的网络发布非授权影音档案并无强制的纠正惩罚意图。2009年4月，广电总局重提了早于2007年就已经订定的《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规定未取得公映或发行许可证的境内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和理论文献影视片禁止在互联网上传播（张玉洪，2009年4月3日）。然而，此举只是一时的风声鹤唳，直至目前为止（2009年8月）并未真正影响整个中国BT论坛的分享与下载。综合观之，中国政府对于BT论坛普遍流行地非授权的网络影音档案流通一事，除了BT色情网站的宣示性消毒之外，尚未主动的实施残酷的打击。中国官方似乎表面上公开地要求人民不要犯法，然而实际上则倾向放任默许。无可否认的，中国政府对于网络非授权文化，采取无可厚非的宽容态度，关键性地影响中国字幕组的壮大。

贰、中国迷字幕文化、信息经济与非物质／免费劳动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包含：1. 专作日剧闻名全球华人世界的「猪猪日剧」——「猪猪日剧」于日剧字幕制作发布方面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尤其在制作日剧数量方面，尚无其他的字幕组能与之匹敌。2. 专作日剧的「日菁字幕组」（又称TVBT，隶属于「麻辣论坛」），同样也是声名远播，由于字幕组组织人员规模较小，中文字幕制作数量暂居第二。3. 专作美剧与好莱坞电影闻名（尤其以美剧为主打），具旁大规模的「謦灵风软」（又称FRM）、「伊甸园」（又称YDY），以及「人人影视」（又称YYeTs）。至今以上所述成立了约至少3-5年的时间、组织规模与运作模式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与规律性。藉由网络MSN及时通，我连络到「猪猪日剧」的两位迷字幕工作者，并于2007年6月时至上海进行访谈，访谈前与访谈后持续使用MSN沟通至今。对于「日菁字幕组」、「謦灵风软」、「伊甸园」，与「人人影视」主要则是进行在线观察，以了解其动态。早于2006年，以制作美剧闻名的字幕组「謦灵风软」，当时因制作美剧【越狱】（Prison Break）（2005-2009），于中国快速窜红、声名远播，也因此被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Howard W. French发掘，进一步报导其作字幕的内幕（French, 2006）。１其他类似的新闻报导与迷字幕工作者自我揭露式的网络文章流传也是本研究参考的指标。本研究的目的并非在于将以上所述的四个字幕组做一全然完整的彻底研究，而是藉由不同字幕组的所呈现的片段面貌，如何反映出本文所想探索的主题──字幕组的动员运作、劳动主体的建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

2007年夏天于上海访问到的「猪猪日剧」字幕组两位迷工作者，分别为西西（女）、云起（男），二十几岁，刚大学毕业一两年，当时于上海工作。他们均于大学时期就参加了「猪猪日剧」。他们算是「八零后」（指称1980年代之后出生的，具个人主义色彩，处于消费主义社会氛围的一群），中国较不受仇日历史包袱的年轻一代，从小接收到日本流行文化，如电玩与卡通的洗礼（《维基百科》，2009年6月26日）。两位受访者皆不是日文相关科系毕业，而是大学时代将学习日文当作一种兴趣。大多数的中国字幕工作者皆是大学／研究所在学学生，或是大学毕业的白领阶级、都会人士，通常具备相当程度的语言能力与科技知识／科技设备（French, 2006）。由于网络链接的便利性与立即性，各式各样的字幕组基地与字幕组人员分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大城市。

这里将介绍一般制作日剧的流程，此流程与一般制作其他电视剧的字幕组大同小异。根据「猪猪日剧」的网络文章，对于整个制作日剧的流程有很完整的介绍（Xu, 2006年9月5日）。首先，有人负责于一出日剧播映之后，马上找到最新的来源，网络传送给字幕制作团队。接下来，一集约45分钟的剧大约须花费三至四个小时来听日文并翻译。通常为求迅速，一集日剧会有三至四人一起合作翻译，也就是一个人分配到剧集11至15分钟的翻译量。之后，会有专业校对将一集的翻译作修正。而此时，时间轴的工作人员则负责清除原有的广告，并将校正过的字幕放在屏幕上跟声音轨迹作配合。最后的任务为压制与上传，计算机设备越高级，速度会越快。总的来说，最理想状态，完成一出中文字幕的时间至少需要八个小时。由此可见，数字科技与团队合作助长了迷字幕的劳动付出与工作效率。

以下将描述信息科技如何活化控制的机制与中介迷字幕制作文化。根据J. Macgregor Wise，现今社会已经转变成Gills Deleuze所称的控制社会（the society of control），不同于Michael Foucault所强调的直接由宰制者对被宰制者由上而下的宰制之「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Wise, 2002）。控制社会所操作的方式是藉由持续的接触、快速的沟通与调整形塑（modulation），而非藉由监控下具有权威导向的威胁与拘束（Wise, 2002: 31-32）。资本主义社会与消费社会部署了软性与内在性的控制技术，巧妙地使我们成为信息经济的流动之中被深化了的主体性（an intensified subjectivity）（Wise, 2002: 41）。Wise继续指出，控制社会「并不压抑情感，反而激发导致情感的过度（追求过度速度的情感）」，在此情感「成为一种主要控制的手段」（Wise, 2002: 41）。我认为网络崛起的字幕组正是信息流动、全球化跨国文化交流，与控制社会对于速度／情感深化的追求，以上三者结合下，所产生的次文化。有趣的是，对于速度／情感深化的鼓励，并非只是完全的来自资本主义生产者的想控制消费者的欲望。就字幕组的例子而言，它们借力使力，一方面成为被深化的主体，浸淫于对于娱乐信息／速度／情感的投入；另一方面，它们藉此，转换此控制力成为生产翻译版本的动力，摆脱正版资本主义的控制。

中国字幕组大多针对国外电视剧来进行中文翻译，以发布电视剧为例，它们通常需要建立一个公式化与标准化的工作情景与时间表，来追随原有大部分的电视剧每星期的播放，通常采取自我管理地于两三天内完成于电视剧正式播放后的快速发布任务。速度，是一个可以满足信息经济下的消费者／阅听人的重要关键。在此，字幕制作者本来就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除了取悦自己作为渴求速度的消费者，藉由无私的网络分享，也同时地取悦作为消费者的其他阅听人。而这种信息洪流结合速度／情感引起的竞争感，不仅是跟正版商之间产生争夺翻译权的潜在张力，也可解释有关字幕组之间互别苗头的部份原因。

尽管中国字幕组，并没有如控制社会此概念所暗含的资本主义带有特殊的商业目的的操控性，字幕组能够有效率地运作于某种程度上，仍依赖控制社会里信息经济的控制逻辑。例如：许多字幕组不只将征人广告放在原有BT论坛上，也将之作成附加档案跟中文字幕影音档案一起成为可被下载的档案包裹。这些使用计算机来制作字幕的迷工作者，其实也被包围于过度爆炸的娱乐信息之中，如：日剧的宣传与新闻藉由无国界的网络可轻易获得。迷工作者所需的自我控制与组织动员所形成的控制将科技的中介与迷的情感连接起来。藉由QQ、MSN与email具有渗透性的在线沟通与被强化了的情感动力（包含迷的，追求信息速度／成就感／学习等情感因素），中文字幕的团队收编了相互与多边的在线监控与督促，以促进连结不同节点的迷工作者一起维持字幕组的生产与发布。

迷字幕劳动以弹性累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方式操作弹性劳动，展现了控制社会里的法则：「调整形塑成为主要的权力运作」（Bratich, 2006: 70）。以「猪猪日剧」为例，其维持运作的方式有一部份包含尽量招募越多的人才，并实行前作业阶段的工作训练，以符合字幕组不时之需。受访者西西就表示她时常被赋予给予新人语言、翻译能力的测试，评估那些人才是有潜力适任的。这样的管理策略降低了负责的人可能临时或是现实生活上可能遇到的变动而离开，因而无法执行任务的风险。受访者云起表示，他与另一受访者西西，分别于2005年与2006年加入「猪猪日剧」。自从2008年起由于现实生活换了工作，业务加重，云起已经暂时离开「猪猪日剧」。然而基于对于「猪猪日剧」深厚的情感，他表示有机会还是会想回去继续服务。受访者西西则于2009年春天赴日本留学攻取硕士。为了适应日本的留学生活，西西表示她请假休息了一季，但仍会继续担任翻译校对工作。以猪猪日剧的劳动状态而言，云起认为两、三年大概是一般迷工作者会待的时间。有些人会继续待下来，但是以校对与小组领导者的身分来帮忙。大学生一直是字幕组的清新主力，对于日剧的爱，藉由网络科技的中介、去地域性与无所不在，使得劳动资源尽管具有流动性与时间性，还是源源不绝的输入。

相反地，「迷处于文化的中心」，由于数字科技DIY式的「参与式的文化」的引发，迷被收编进入了情感与免费劳动（affective and free labor）的领域（Jenkins, 2006: 1）。制作字幕促进迷跟所喜爱的影视产品或明星偶像更靠近的亲密连结，这也是鼓励迷自发性的成为延伸性生产过程一环的部分原因，并以非营利与共享的方式直接挑战了官方所代表的正版权威。这呼应了Michael Hardt所提到的，情感劳动所建构的「社群」与「集体的主体性」，通常可以成为「反资本主义的一个基地」（Hardt, 1999: 89）。

我们如何理解于信息社会里逐渐壮大的迷字幕工作者呢？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概念也许可以部份解释信息社会里所建构的新工作主体，也就是后福特主义式的「智识普罗阶级」（intellectual proletarian），通常从事与「标准、时尚、品味、消费基准以及更策略性地，公共意见」等生产有关（Lazzarato, 2006: 137, 133）。中国字幕组也响应于此种趋势，扮演着非物质劳动的角色。一方面，它们成为文化中介者，加工与再流传外国影视产品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另一方面，其劳动力的动态则融入信息经济下的「集体学习过程」（展现于科技／语言翻译／文化翻译的相互合作与知识交换累积上），以及「网络连结与流动」（Lazzarato, 2006: 135, 137）。

字幕组不仅是非物质劳动，也是免费劳动。网络文化是免费劳动与免费的礼物经济结合并展现的场域，各式各样的部落格、写email、网页维持等等都是网民受益于免费的礼物经济，但也同时付出免费劳动的普遍例子。此种现象并非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的复苏，而是它们总是文化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一部份（Terranova, 2004: 77）。Terranova与Andrejevic 批评文化经济的资本主义市场将原本消极的消费者／阅听人／迷转换成积极的劳动力，例如：实境电视节目（reality TV）与部落格使得参与者与写手自愿免费的提供他们的生命故事（Terranova, 2004: 95; Andrejevic, 2004）。Andrejevic以一种悲观的态度甚至提议，我们被数字栅栏（digital enclosure）所包围，任何阅听人的生产劳动力被收编至信息文化经济似乎是无可避免的（Andrejevic, 2004: 193-208）。

中国字幕组毋庸置疑地为非营利组织，然而字幕组为了保持正常营运与扩充组织规模与对外服务，则无法全然与跟计算机、计算机软件、服务器、FTP、硬盘设备与充满广告的网页等等相关的信息科技资本主义切割。举例来说，「人人影视」于2006年6月1日正式成立论坛，而由发起人「集资1200块钱买的虚空间开始到现在拥有自己的12台服务器，从当时工作组19位组员到现在的839位组员到现在」的状况来判断，硬件设施与网站维持等都需要资金的强力支持(〈人人影视论坛三周年〉，2009年5月31日)。字幕组论坛网页的广告多由中国的一些网络或科技公司所赞助，例如：最近（2009年7、8月观察到的）「9X9轻松自载迅雷下载盒」，也就是推销中国迅雷科技公司所发明的下载盒来下载硬盘空间需求量较大的高清画质的档案，于「人人影视」与「謦灵风软」的首页皆出现其主打的广告。字幕组与网络经济的结合，是为了求生存的一种策略，而非是求取商业获利的终极目的与手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Terranova与Andrejevic所提议的，数位文化中的每件事或每个参与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无所分别地被商业化的原创影音提供者所控制，而这其中没有任何的权力斗争或抵抗。中国字幕组的研究需要被放置于其特殊的脉络中来理解。它们并非以合法的关系屈服于影音作品的原始提供者，而是直接取代，并自我壮大的成为华人世界中文翻译版本的工作坊与营运中心。藉由网络，中国字幕组发明并宰制了一个不同于合法授权的需求／供应关系的机制，以及重新绘制了以华人社群为主的跨文化地理－在此时间、空间，宣传发布的模式，与观赏／使用科技形式被重整结构；不同于官方的营销策略与正版影视产品于原产地的接收与观赏的文化地理。

「人人影视」的门户站，为了吸引在线下载族群，其论坛的设计发明，针对部份重点影视产品，重新结合了在线DVD精美封面、电视节目／电影故事简介，与下载资源有系统的列出，让大家于在线也可以直接藉由翻阅剧情，直接进行下载（《人人影视》，2009年8月8日）。除此之外，以美剧的字幕制作为例，美剧字幕组发布的版本很多元，让网络阅听人有不同的选择，如：「普通的RMVB版本、Avi版（支持在有MPG4功能的DVD机上观看）、H264版（960×544画面，AC3 5.1音频），以及高清晰数字HDTV 720格式（每集1.4G大，清晰度1280×720，杜比环绕5.1）」，「甚至PSP游戏机的专用格式。」（〈三联生活周刊：【越狱】的中国隐秘流行〉，2007年1月26日）。换言之，中国字幕组创造了一个多元科技聚合的平台，将电视影音档案、网络、计算机、DVD机，甚至是游戏机结合，让高科技展示的空间不再是家户客厅的特权，也不是如以美国为例的西方研究所强调的家户情境中的客厅与电视，以及其他先进科技设备之间所形成的一种高科技包含美学设计的「炫耀式消费」，如：高级电视、音响、甚至是数字智能宅自发控制体系等等设备 （Spigel, 2005）。中国字幕组所推广的不是一种将高科技视为高价具体物体设备来占据空间，进行视觉展览；而是以网络为主要核心的领导中心，串连其他的数字科技或是家电，以及低成本的网络下载为主要的科技手段，让高科技体现于非物质的数字科技生活形式，形成有弹性且多层次的科技流动／科技便利／科技网络连结。

主要针对偏好下载与同意免费交换的在线华人阅听人，「一个新形态的非营利数字消费市场」被开拓出来，由没有获利意图的字幕组工作者所启动。广大的网络下载者与视频网站的阅听人皆是此市场锁定吸引的目标。有趣的是，此「非营利数字消费市场」是很动态的，不管是字幕组的工作人员或是下载的阅听人都是此「市场」的一部份。字幕制作者的另一身分是在线阅听人，而非字幕制作者的其他在线阅听人，基本上也参与了此网络流通的DIY文化，包含自动的搜寻与下载或私底下DVD刻录分享，有些甚至会积极地将影音档案转贴于各大网络论坛或视频网站。这些下载者被收编至中国字幕组具利他性与网络链接的发布系统，成为共同合作者，一起攻占不同的网站与论坛，扩充虚拟的领域版图。

自从2005年4月，中国已经快速发展了视频网站，新闻报导宣称至2006年末为止，中国视频网站已经发展超过150间视频网站，很快地吸收了中文字幕档案，以供在线点阅观赏。责怪视频网站资本主义式地利用剥削免费的中文字幕版本宣传并非是一个确切的判断，藉由视频网站使得中文字幕可以更广泛流传，并未违背字幕组的愿望。举例来说，「猪猪日剧」与中国有名视频网站之一的「优酷网」的在线观看的视频网络链接；而「日菁字幕组」则与另一专门搜集不同日本流行影音与信息的网站「日本流行小区」合作发布。当然两大字幕组的中文字幕版本不会只局限于以上两个视频网站的转贴播放，争取机会曝光当然是一般字幕组的最高原则，而视频网站可被视为扩大推广字幕组版本流通的有利管道之一。

通常中文字幕版本于影音档开始播放时会加上一些自我保护声明，以「日菁字幕组」为例：「本字幕仅供试看，请于下载后二十四小时内删除，请勿用于商用，一切后果负责。若喜爱本片，请支持购买正版。」以上的公开言论点出了，一方面，支持正版则是一种聪明友善的口号，公告字幕组并无意抢夺正版商的商业市场，因为它们是非营利的。另一方面，它们意图与以赚钱为目标的地下盗版DVD经济切割与区分开来。中国字幕组一方面成为中国盗版DVD市场最大的敌手，因为其速度、质量与免费服务不是盗版DVD市场可以给予的。然而，另一方面，有些中国盗版商人却直接挪用且复制字幕组的版本并贩卖。

「品牌化」是中国字幕组打响名号的其中一种推销策略－它们标榜免费服务，鼓吹有特色的翻译质量与系统性的量产、快速等等。除此之外，它们也吸纳了具备艺术美工专长的人才，对自身品牌进行logo 与字幕特效的美学打造，以及于论坛公开自我宣传，藉此形成某种品牌的个人化的生活风格，慢慢地潜移默化阅听人对于字幕组所产生的品牌认同。然而，中国字幕组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设置的版权的合法化的权力，其所代表的是品牌所建立的名誉威望，于信息社会里，网络的流动中，象征资本的流传与累积。

参、工作主体性与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
制作字幕者（来自某欧洲动漫字幕组）：我们并非真的为了理想主义或其他原因而作字幕，纯粹因为好玩有趣而作（Thefluff, 2009）。

西西（来自「猪猪日剧」的受访者）：我觉得很多做BT论坛的人未必是普通的fan，有的人会因为自己的作品被下载而获得满足感，已经超出对影片本身的热情。……喜欢日剧的话你就看嘛，看就可以啦，可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话，就是给自己找一种目标。

第一个引述来自于一个不具名的，来自欧洲的日本动画字幕制作者于网络上公开其接受ANN（animenewsnetwork.com）的访谈记录，虽然此访谈因故未被ANN刊登。2第二个引述来自受访者西西，她发现了从事迷字幕制作劳动的动机无法被解释全然源自于迷情感的爱。「猪猪日剧」的两位受访者均承认巨大的成就感是鼓励他们制作日剧的最大动力，使人振奋的报偿来自于不断创新高的下载率与阅听人的拥护爱戴，想到中文字幕作品服务了中国内外数不尽的在线华人阅听人，这让他们感到骄傲。第一个来自欧洲的字幕制作者表示其制作字幕的态度是采取一种轻松好玩的态度来面对。比较于第二个引述来自中国的字幕制作者，制作字幕的动机上似乎有些不同。虽然不能就此认定中国字幕制作者没有视字幕制作为有趣好玩的事，或是欧洲字幕制作者完全没有受到成就感的影响，但是显然的在程度上，以上例子显现中国字幕工作者将制作字幕所产生的成就感与责任感视为最重要的事。

中国的中文字幕制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作所为是一种劳动与工作。「日菁字幕组」的组长说：「字幕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工作人员的心血，为大家无偿提供。为了尊重原创者劳动，转载请注明出处，谢合作。」（《麻辣论坛》，2009年8月8日）。受访者云起也表示，「作字幕毕竟是工作。」普遍说来，尽管他喜欢日剧，他仍是有自己私心喜爱的日剧，然而为了团队和谐与合作之故，他时常接受整个组的协商与任务分配，无法制作自己最喜爱或是最热门的日剧。

川酷子（「猪猪日剧」的一员）：什么力量支持马大（「猪猪日剧」的组长）做到今天？…不知道马大是不是因为对日剧的喜爱？还是惯性就做了？

马大：惯性。做到现在也不是我说放手就可以放手的。

以上的访问来自猪猪论坛2009年新春电子杂志专刊，由「猪猪日剧」的工作人员之一访问「猪猪日剧」的马大组长。「猪猪日剧」从2004年9月开始启动，至今已经快五年了，横跨了五年的时间，马大组长从创立至今一直是「猪猪日剧」的中流砥柱，领导统筹整个字幕组的运作与方向。马大组长的谈话呼应上文提到其他日剧字幕组工作者对于制作字幕的劳动认同，也再次确认于字幕组工作并非仅仅是一种任意或是偶然的休闲娱乐。马大组长提到，「猪猪乐园」（也就是「猪猪日剧」所属的论坛），对他而言，就像「家」一般，散发亲切与包容互助的温暖，那也是加入成员立足，得以共同奋斗付出劳力的地方。虽然驱使迷字幕工作者投入字幕组首先源自于他们对于日剧的喜爱，然而对于工作完成的承诺、工作责任心、满足感、热情、团体合作所累积的情谊、归属感，与成就意识，显然已经超越了对于日剧纯粹的爱。

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的概念，可以更生动精确地捕捉到中国字幕组运作的过程──字幕组如何被动员与工作的认同如何被建构。新自由主义体现于一系列的思考、价值，与实践，被内化于形塑主体性的过程，在此个人被召唤去服膺社会中，政府、教育体系、劳动市场、资本主义市场所努力维持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新自由主义如何跟工作伦理形成关系呢？Paul du Gay表示，「伦理」应该被视为「个人了解与行动的手段与方法」（du Gay, 1996: 55）。资本主义市场里的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也就是雇主与员工认同自我管理式的「追求生产力、效率、竞争力」（Rose, 1990: 56）。

也许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一个美国化的名词来形容中国字幕组的工作状态似乎会令人感到困惑。然而，新自由主义并非是西方国家，以及政治与经济部门的特权。例如：著名的人类学者Aihwa Ong曾针对包含中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跟跨国企业的共谋，包含外籍女佣、移民控制、科技菁英、高等教育等等政策提出批判。

假如，换言之，进阶的新自由主义与提倡公民的「责任化」（“responsibilization”）之实践的配置（the constellation of practices）有关，类似的逻辑也出现于消费的领域，阅听人被邀请负起一些关于他们媒体消费的责任（Andrejevic, 2006: 34）。

以上引文来自美国学者Mark Andrejevic对于TelevisionWithoutPity.com，一个欢迎网络电视迷提供相关美国电视剧的相关信息与讨论的热门美国网站所作的研究，提出对于那些在网站大肆发言的阅听人的观察。Andrejevic指出「消费者有一股迫切的冲动成为不只是更有效率，甚至是更具有信息掌控力与批判力的阅听人」（Andrejevic, 2006: 35）。Andrejevic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阅听人的消费空间也充斥着新自由主义的能量。

另外，对于西方国家的实境电视节目研究，新自由主义亦是其中一个聚焦的议题，引起激烈的讨论（Couldry, 2008; McCathy, 2007; Ouellette & Hay, 2008; McMurria, 2008）。大部分实境节目，征召业余的平民阅听人参加各式各样的竞赛或是情境下的表演或如何存活等等，也就是成为节目的一部份。这些研究提到很多实境电视内容或是其中作为参与者的阅听人皆采取新自由主义的途径，强调自我负责、自我规训、个人主义、团队工作等，符合企业利益与被社会期待的好公民之理想的自我形象。英国学者Nick Couldry曾以英国闻名全国的实境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作为案例，讨论实境节目发明了某种的文化想象，「演出了新自由主义工作场所的动态：那里是个充满强制性的自我舞台展现、必备的团体合作，以及由无法被挑战的规则或价值所中介的无法挑战的外在权威的地方。」（Couldry, 2008: 11）类似于Couldry 所提到的格式化的实境节目，展演了新自由主义的想法，我认为中国字幕组也在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许多学者于中国进行有关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研究时，皆抗拒视新自由主义为放之四海皆准以及同构型高的安排（Rofel, 2007; Zhang & Ong, 2008）。本研究则认为，尽管中国字幕组没有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商业企图，它们依旧涉入了结合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自我激励与竞争式给予的混杂化的新自由主义工作风格。

以本研究的五大中国字幕组招募人才广告为例，它们皆清楚表明，制作字幕以服务广大阅听人为主，属于无偿自愿性质，无法以金钱回馈。责任感、贡献、热心、团队合作、决心、毅力、能力表现、服务、耐心等等，皆是字幕组征才广告所列出其需求与推崇的人才所具备的标准工作认同。「謦灵风软」要求有兴趣加入的工作者附上简短的履历表，回答以下问题，例如：目前正式的工作为何？是否有过制作字幕的经验？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字幕组的任务？是否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估计会待在字幕组多久的时间？（〈【招聘】FRM字幕组诚招翻译（请仔细阅读须知及注意事项）〉，2006年8月5日）相较于给付薪水的官方认定有经济生产力的工作，字幕制作可能只被定义成「业余」；然而仔细观察字幕组招募所开出的工作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其认真程度，并不输给正职的要求。「謦灵风软」字幕组诚召翻译的征人启示明确表示：「字幕组原则上不收取只有假期才有时间的人，因为假期基本上不是美剧的播出档期，无法投入时间与精力的情况下，请勿报名。」（〈【招聘】FRM字幕组诚招翻译（请仔细阅读须知及注意事项）〉，2006年8月5日）此广告确认了字幕制作应该被视为「专业与专心投入」的工作，而非「休闲业余」才做的事。专业／业余，工作／休闲、生产／消费传统意义上的界限似乎被模糊与挑战了。

除此之外，语言／科技能力的表现，与是否能胜任于时间内完成工作，都是字幕组于征才广告上一再强调的部份。举例说明，伊甸园的YTET字幕组征人消息提到：「基本上以自选翻译为主……一旦认领都必须在3日内完成，如果特别多可以延长1日左右。基本上速度是400句／日。」（〈[公告] 伊甸园YTET字幕组招募贴（报名翻译请直接发论坛短信给kenshin报名）〉，2005年1月5日）「謦灵风软」时间轴制作除要求一定的英文听力基础，还有要求「较快的网络下载速度，100k/s以上，高带宽更优」，以及「每月至少完成80分钟的时间轴任务，请假除外」（〈【招聘】FRS时间轴工作组火热扩招〉，2008年4月4日）。「謦灵风软」的压制人员招募条件，则包含「在线时间平均每天6小时以上」，「带宽要求：下载至少200KB/S，上传至少200KB/S（与我们FTP实测速度）」，「40G以上硬盘」，「一星期出片率至少保证六部以上」（〈风软FRM电影压制组招聘压制人员〉，2007年5月29日）。由此可知，字幕组试图标准化与格式化工作的条件与效率，将每日／每月的工作量（翻译句数、在线时数、影视产品的时间测量与工作分配的结合，以及影视产品以几部为单位计算）以量化与鼓励自我监督的方式来衡量与评估。除此之外，字幕工作者所具备的信息科技设备也须被规格化，被要求达到字幕组所需的水平。换言之，想进入字幕组的应征者，需要尽力展示自己为可被信赖、有效率的人才资本，这包含文化教育资本，如：翻译能力／科技操作能力，甚至拥有科技资本（计算机硬件软件质量），也是一种自我劳动力的附加价值（added value）──替字幕组维持／增进出产速度与效率的可炫耀式证明。以上所述显现出，新自由主义式社会下所惯用的计算理性（calculable rationality）与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被纳入自愿的字幕制作工作系统中。

除了之前所提对于影视产品的迷情感之外，改进与强化外国语言能力也是另一项让他们投入制作字幕劳动的原因。替「謦灵风软」工作的丁承泰提到藉由制作美剧字幕使得他学习与增强英文能力，并获得有关美国式生活与美国文化的知识。「猪猪日剧」与「日菁字幕组」两个字幕组均于网上提供交流区，欢迎熟悉日文的同好对于字幕组所生产的中文字幕版本提出纠正或提出讨论。此类网络知识社群的建立，制造了民主式与交互式的自我学习、相互学习与知识累积的空间。以上的例子告知，一方面，中国字幕组的工作主体被鼓励发展新自由主义式的「创业家精神的心智」，注重自我训练与自我成长，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强调的达成个人兴趣／个人利益，同时可以服务别人。浸淫于外国影视节目，制作字幕的中国年轻人至少可以藉由非正式经济领域的劳动，创造一个有别于强大的威权政治力现实，可以尽情自由表达／自由创作的空间。然而，中国字幕组大多不希望它们的组员同时替其他字幕组工作，此种强化社群归属感与工作忠诚度于工作伦理之中的现象，我认为这与不同字幕组之间形成的激烈竞争关系有关。

只要是热门的外国影视产品，尤其以具有每星期具有连续播放时间性的电视节目为主，通常会有两个以上具规模的字幕组，几乎同一时间，制作不同版本的中文字幕版本，相互竞争。争取速度、优良质量与数量为最高原则与目标。尤其是速度，更是引爆刺激字幕组之间竞争的主因，因为在线阅听人追求速度。尽管字幕组的目的不在赚钱，但是却愿意为了赢得阅听人而彼此竞争。受访者云起曾提及由于团队合作的气氛，以及与其他字幕组之间的竞争感，让字幕组成员更有冲劲去快速达成任务。

云起（来自「猪猪日剧」的受访者）：有一种众志成城的感觉，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要有竞争才会进步，如果你今天没有日菁这个组的话，我无所谓啊，我周一的戏周五发又怎么样，没有人追，说真的，现在他们周二发的话，我们也要周一晚上发啊。

而这样的竞争感其实可以追溯到从征才公告开始，竞争者必须表现自己锐利的竞争性才能获得字幕组的工作。LL，是某一美剧字幕组的组长，他「严格的保护其字幕组的名誉，…我们想做到如专业的团队一般，于翻译上没有任何打字以及语言文法上的错误」（Chen, 2007）。

一方面，中国字幕组，符合与模仿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其中菁英式的秩序被建立，而自我状态的充分利用与最大绩效化也再次被要求与确认。另一方面，网络字幕文化提倡非盈利的自愿奉献似乎跟新自由主义下根据资本主义规则下所产生的残酷的劳动剥削产生矛盾。网络信息经济已经使得共同生产与分享成为普遍成为内在性的实践，藉此展演与推动「竞赛式的给予」（agonistic giving）、「互惠性的追求」（reciprocity-seeking），以及「利他主义」（altruism）与「伙伴关系」（companionship）（Benkler, 2006: 83）。此外，Hardt与Negri亦表示「网络的合作生产了新的智识的、情感的，以及社会的关系的网络连结」（2004: 336）。的确，藉由网络DIY文化的盛行，一种结合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非盈利的利他主义的特殊劳动新价值被创造出来──它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的必备条件为资本主义商业目的。而利他主义的本质重点并非是激进性的，却被染上竞争的色彩。中国字幕组之间的动态证实了劳动力竞争被切换到网络迷次文化的领域，并赋予新的意义，不再只是新自由主义与正式工作经济的资本主义场景的特权。

尽管中国字幕组免费工作，它们大部分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交换价值系统，发明与使用自己的虚拟单位来流通与累积，例如：「猪猪日剧」的工资计算为以猪耳朵来计算、「謦灵风软」以FRM来计算。跟在线游戏不一样的是，这些虚拟单位无法转换成真实世界的货币。真实世界薪水所获得的金钱收入，在字幕组被转换成象征性的观看的权力／近用资源，例如：曾在「人人影视」字幕组担任过组长的「洋芋丝」提到，「只有进字幕组，才能得到一个VIP的国外服务器下载账号，可以无限制地下载观看国外影视剧，能最快地看得到最新的影片。」（〈大陆神秘「字幕组」追着影集译〉，2009年8月4日）字幕组无可避免地有其菁英取向，其运作排除了缺乏具备语言／科技能力与无法逾期限内履行任务的人。尽管字幕组需求的菁英是翻译与网络科技人才，最主要的还要对于外国影视娱乐消费有热情，以及可以接受无薪水的免费劳动。

肆、 结论：再审视中国字幕组、全球生产体系，与新自由主义的中国
十九岁的年轻人（替中国某日本漫画汉化组工作）：即使我不做，后面还有一堆人排队等着要进来。3

小旗先生（日剧【日本OL】的主角之一，饰演中国人力外派公司的日本经理）：在中国，有成千上万像小张这样的人…孝顺、努力、工作能力强、薪水却只有日本OL的五分之一，一旦出现空缺，马上有人来填补。4

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将日本漫画翻译成在线可供观看读数字版本的汉化组从事中文翻译工作的十九岁中国年轻人，申请字幕工作时，感受到因为组内人才众多所引发的某种压迫性的竞争感。他的最大愿望是想至日本研读，期望将来有机会成为专业的动画配音员。所以他虽然喜欢看漫画，但是进入汉化组最大的动机是藉由中文翻译，自我训练日文能力。他并未一开始就获得漫画汉化组的青睬，无法短期内对最红最热门的日本漫画从事中文翻译。5虽然日本漫画汉化组不是本研究的锁定目标，然而十九岁年轻人的说法再次确认了字幕组文化里的强烈竞争气氛。另外可以左证中国字幕组的竞争感的是，以「謦灵风软」为例，它们目前有五百名字幕人员，在美剧高峰期，每周最多可以翻译与发布六十集美剧。6另一个引述则是借用「猪猪日剧」所制作的日剧【日本OL】的中文版本（2008）。此剧主要描绘两位二十几岁年轻女性于中国外包公司工作，被派到日本企业的总公司当实习生的故事。引述中的小张即是其中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实习生。故事生动地捕捉中国年轻女性与日本白领阶级之间发生的文化冲击、误解、冲突与协商，以及相互了解的过程。此剧也描绘了日本劳动工作市场对于崛起中强大的中国，所感受到的巨大威胁与焦虑。引述自【日本OL】的话，则显现出日本经理如何观察到中国密集人口的劳动力，较低价的工资以及大多数人具有勤劳努力与一定水平素质的特色，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人才到处都是，不予匮乏。

将十九岁中国年轻人的话与日剧【日本OL】台词的并置，意图突显自我凝视与来自他者（日本）凝视之间为何有着类似的观点？这意味着什么？替日本动漫字幕组工作的年轻人，与文化上想象中国的日本编剧，都投射出对于中国跨文化劳动主体的建构的两个主要重点：「庞大人口所造成的中国劳动力竞争」，以及「目前中国于全球生产体系下所处的位置与其生产价值」。要理解以上的现象，中国必须被放置于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气氛──中国致力向上于现代化与经济成长，以及长期以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与人力外包营运中心。「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是有关全球重新秩序化的一项国族方案的建造」（Rofel, 2007: 20）。如果【日本OL】所察觉到的是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经济下日本企业于中国的外包生产机制如何无可避免地排挤日本劳动市场，所形成的跨国劳动力竞争，那我们又如何看待于中国字幕组彼此的竞争现象呢？

丁承泰（曾于「謦灵风软」工作）：我们字幕组设定了一个星期制作四十出美剧的目标，基本上意味着所有由FOX，ABC，CBS，与NBC（美国有名电视网）都被涵括了……这也表示每当美国播送电视节目，我们就立刻进行翻译。我们的速度超越中国其他的字幕组，而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世界最佳的美国电视节目翻译服务中心。

以上的引述来自于纽约时报记者Howard W. French于2006年，对一位当时二十三岁、研究所毕业、于中国某大银行担任网络科技专家职务，而同时也替「謦灵风软」工作的丁承泰，进行访问 (French, 2006)。我认为丁承泰代表着字幕组的菁英主义式的弹性工作主体的建构以及成为跨国文化交流的中介，从字幕组劳动到正式工作，于某个层次是可以被空间转换的──他不只是字幕组英文能力顶尖的翻译好手，亦是服务于金融界、有英文训练背景的科技人才。带着对于美国文化的些许仰慕，丁承泰明显地认同中国字幕组所立足的位置，是作为美国流行文化帝国最忠实与认真的中文翻译盟友／平台。同时，他的语气也带着骄傲，藉由未经授权的字幕制作，主动自发地自我延伸成为美国文化生产线的一部份，实现想更进一步亲密接触美国文化的渴望。字幕制作也算是中国制造，就像是自愿的加工者－负责将中文字幕放入原有的影视产品当中。目前中国于全球市场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代工与承包商，让人联想到中国字幕组与中国制造业于全球生产体系上所占据的位阶与功能虽不尽相同，但承担了某部份类似的逻辑。换言之，不管是字幕组、制造商代工或是人力承包，都是全球跨国生产与消费的一环，而中国提供了人口众多、有一定质量、有激烈竞争力与弹性的劳动力，一方面支持并扩展海外市场，但另一方面则在地化大多来自西方或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原创产品的再生产与消费。

中国字幕组的文化，如丁承泰的发言所显示的，应该放在一个中国与其他流行文化发展时间上更「先进」的国家之间，如：美国与日本等等，形成的不平等文化交换关系上来检视。针对外国影视产品文化制作字幕是被想要超越中国本土，跟全球最流行的大都会时尚／娱乐文化进行全球性接触的欲望所引发，其中尤其以美国与日本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上扮演宰制性的角色，成为最想被模仿与欲望的对象。中国年轻的一代正勇敢大胆地体验与表达他们「多元的渴望、希望、需求与热情」，作为「欲望的主体」（the desiring subjects），藉此他们实验性地与「从消费到工作以及性生活」等不同领域所衍生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打交道 （Rofel, 2007: 4-5）。而此种于中国延烧的新自由主义欲望被转换成充满竞争性的、过度旺盛的活力，以致于此竞争力贯穿了从正式工作经济，到生产与消费结合的需要免费劳动的网络经济等等不同的劳动舞台。

王智明对于至美国职业篮球队NBA发展，来自中国有名的篮球选手姚明的研究指出，姚明七吋六的身高再现了「『大』的景观，符合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以及达成了中国的国族主义的欲望」（Wang, 2004: 264）。中国字幕组也展现了依据效率、质量、数量，工作努力程度、竞争、与团队的规模等等而言，追求 「大」阵仗的企图心。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丁承泰，明显地表现出其所服务的字幕组「謦灵风软」于发布速度上，已经压倒过别人的自信。不少中国字幕组皆将字幕作成繁体中文字幕，让习惯繁体中文的港台阅听人受惠，轻松地浸淫在自己熟悉的语言情境之中，完全没有感受到文字的隔阂。这其实听起来不是很符合在地化的原则，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不管官方或民间皆是使用简体中文。我问了受访者云起，为何「猪猪日剧」的下载完整版皆是以繁体中文字幕正式发布。他表示，因为他们从小就学简体字，看繁体字很容易；然而下载字幕的有不少是来自台湾、香港的阅听人，他们愿意服务这些不熟悉简体字的阅听人。对于语言的包容其实也对应于成为「大」国应有的理想形象，以及所投射的「大」国意识－慷慨大方、愿意付出给予，进而体贴照顾港台阅听人的需求。语言的整合容纳亦是扩展中国字幕组版图的其中一个好的方式，有利促进跨疆界的信息／文化互动。

2008年7月我将此文章的草稿，首度发表于韩国首尔延世大学的跨亚洲文化研究青年研习营。当时有位学者对于我对中国字幕组所采取的乐观态度，持着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字幕组的活动，似乎不算是一种创意的实践，因其基本上还是得依赖外国原创的影视机构的输出才能存活。我很感谢他的发言对我的研究的启发，让我进一步去思考中国字幕组的生产逻辑。的确，正如全球跨国企业无法跟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切割一样，中国字幕组生产无法跟原创作品切割。中国确实一直在模仿与复制，但是这跟它于全球生产阶层下所处的服务与服膺于全球跨国企业的加工位置有关。然而，落实于日常生活工作场景所实践的模仿与复制，也导致了藉由模仿而再发明与在地化的生产／消费文化（Hu, 2008）。举例来说，中国山寨机虽模仿美国iphone等大品牌手机，仍自行置入一些有趣的创意，例如：有一款中国自制的手机名叫「香烟王手机3838」，将手机制造成香烟盒模样，手机内可放置香烟，所形成特殊的中国手机文化（〈香烟手机〉，2007年4月10日）。中国字幕组虽然表面上只是翻译加工，实际上它们也创造了自己的特殊字幕与BT论坛次文化，以及系统化的组织运作模式，成为免费服务全球在线华人阅听人，超级强大的外国影视中文字幕制作与发布团队。创意这个概念不应该只是让政府官方、资本市场、菁英的艺术阶层，以及知识产权所宰制与定义。我认为现代化下的创意也许可以有更有弹性与开放式民主的另类文化／社会想象。创意对于中国而言，应该跟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其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全球生产阶层下来理解。用另一个思考方向来看，具有模仿成份的创意也是一种吸取与累积国外新的知识／创意／流行文化／消费／科技的方式。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一个替全球产业制造加工的情境剧本里，以及受限于政府不愿轻易放松的意识形态箝制状态下，其中包含流行影视文化的控管。由此看来，中国制造的创意有其结构性的局限，但是若就此被标签为「缺乏创意」并非恰当。

中国字幕组文化，不单单只是一个全球化下网络DIY文化兴起的结果，而部份原因来自于中国于全球现代性的阶层下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在消费现代性急起直追的阶段下的产物。字幕组所实践的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与目前崛起中国的历史性情境有关──「庞大盈余的劳动力、前途乐观的国内本土市场」以及「自我期许进步向上的渴求」（Ross, 2006: 262-263）。「那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社会习惯」──印证于中国字幕组迷工作者，尽管从事的劳动并非由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所宰制，正体验着如何藉由制作字幕，成为业余领域中的专业，与被激励着去达成自我赋权与获得认可（Ross, 2006: 262）。此外，他们转化了对于再现于外国影视节目中的外国现代性的兴趣与喜爱，成为「生产的动力」，一方面为文化翻译与自我兴趣而努力工作着，同时也体验着跨国的文化交换与娱乐消费。中国字幕组仍继续进行的故事提醒我们：新自由主义下的跨国企业欲望着中国，同时中国年轻的一代，也以一种国族主义式的骄傲与自信，欲望成为新自由主义下最大绩效化、有实力、有竞争力、有野心、有热情与公众服务热诚的工作主体。

注释
1 【越狱】（Prison Break），为美国FOX广播公司所制作，2005年8月首播至2009年5月停播，共制作了四季。



2 ANN（animenewsnetwork.com）是一个网站，专门报导日本动画的消息与动态。

3 中国习惯将制作日本漫画成为在线漫画观赏的组织，称作汉化组。毕竟漫画书的中文翻译，跟字幕的形式不尽相同。

4 【日本OL】由日本电视NTV制播，中园美保编剧，2008年10月首播。

5 此访问发生于2009年3月，藉由MSN进行访谈。

6 同注释3，详见注释3。

参考书目
《YYeTs人人影视的博客》（2009年5月31日）。〈中国字幕组以及YYeTs字幕组的历史简介〉，上网日期：2009年7月28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 /s/blog_57036da80100d9gr.html

〈BT@China联盟〉（2009年7月15日），上网日期：2009年7月15日，取自http://www.btchina.net/

《维基百科》（2009年6月26日）。〈八零后〉，上网日期：2009年8月4日，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9%9B%B6%E5%BE%8C

〈人人影视论坛三周年〉（2009年5月31日）。《YYeTs人人影视的博客》上网日期：2009年7月23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036da80100d 9ht.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人人影视》（2009年8月8日）。上网日期：2009年8月1日，取自http://yyets.net/

〈三联生活周刊：【越狱】的中国隐秘流行〉（2007年1月26日）。《大纪元》，上网日期：2009年7月13日，取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7/ 1/16/n1591558.htm

《麻辣论坛》（2009年8月8日）。上网日期：2009年7月20日，取自http://www. mytvbt.com/forum-24-1.html

〈【招聘】FRM字幕组诚招翻译（请仔细阅读须知及注意事项）〉（2006年8月5日）。上网日期：2009年8月8日，取自http://www.1000fr.com/ viewthread.php?tid=101926

〈[公告] 伊甸园YTET字幕组招募贴（报名翻译请直接发论坛短信给kenshin报名）〉（2005年1月5日）。《伊甸园》，上网日期：2009年8月8日，取自http://bbs.sfileydy.com/viewthread.php?tid=225&extra=page%3D1&tid= 225&extra=page%3D1

〈【招聘】FRS时间轴工作组火热扩招〉（2008年4月4日）。上网日期：2009年8月8日，取自http://www.1000fr.com/thread-186284-1-1.html

〈风软FRM电影压制组招聘压制人员〉（2007年5月29日）。上网日期：2009年8月8日，取自http://www.1000fr.com/thread-226295-1-1.html

〈大陆神秘「字幕组」追着影集译〉（2009年8月4日）。《联合新闻网》，上网日期：2009年8月8日，取自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 f_MAIN_ID=409&f_SUB_ID=3960&f_ART_ID=206659

〈香烟手机〉（2007年4月10日）。《yam天空部落》，上网日期：2009年8月8日，取自http://blog.yam.com/ibench/article/8982940

王红亮（2005年11月22日）。〈陈乃明案件过程〉。上网日期：2009年7月20日，取自http://net.chinabyte.com/494/2203994.shtml

何雪华（2005年11月12日）。〈广州首破BT下载传黄大案 关闭色情网站19个〉。上网日期：2009年7月13日，取自http://tech.sina.com.cn/i/2005-11-12/ 1227764172.shtml

张玉洪（2009年4月3日）。〈广电总局旧规重提引话题 禁止网络下载美剧有难度〉。上网日期：2009年7月13日，取自http://media.people.com.cn/BIG5/ 9073892.html

张露（2006年11月11日）。〈打击网络盗版行动开始：P2P电影下载站命运堪忧〉。上网日期：2009年7月23日，取自http://www.ppcn.net/n3434c1.aspx

陈佳鑫（2005年12月17日）。〈全球第二例 我首宗BT侵权案〉，上网日期：2009年7月20日，取自http://vbb.twftp.org/showthread.php?t=7542

Xu, J. (2006年9月5日)。〈猪猪字幕组制作一集日剧所有的流程〉。上网日期：2009年7月30日，取自http://bbs.btpig.com/viewthread.php?tid=600282& extra=page%3D1

Andrejevic, M. (2004). The webcam subculture and the digital enclosure. In N. Couldry& A. McCathy (Eds.), MediaS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pp. 193-208). London: Routledge.

Andrejevic, M. (2006). Watching television without pity:The productivity of online fans. New Media & Television, 9(1), 24-46.

Barra, L. (2009). The mediation is the message: Italian regionalization of US TV series as co-creational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5), 509-525.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atich, J. Z. (2006). Nothing is left alone for too long: Reality programming and control society subj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0(1), 65-83.

Chen, Q. (2007, April 17). The fast-draw translation of language geniuses . Retrieved July 22, 2009, from http://www.danwei.org/film/fastpaced_lives_of_film_subtit.php

Couldry, N. (2008), Reality TV, or the secret theater of neoliberalism. The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30, 3-13.

du Gay, P. (1996).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at work. London: Sage.

French, H. W. (2006, August 9). Chinese tech buffs slake thirst for U.S. TV shows . Retrieved July 23, 2009,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6/08/09/world/asia/ 09china.html

Hardt, M. (1999). Affective labor. Boundary 2, 26(2), 89-100.

Hardt, M., & Negri, A.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Hu, K. (2008). Made in China: the cultural logic of OEM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low-cost technolog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1), 27-46.

Jenkins, H. (2006). Fans, bloggers, and gamers: Exploring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Keane, M. (2007). Created in China: The great new leap for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azzarato, M. (2006). Immaterial labor. In P. Virno & M.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pp. 133-14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eonard, S. (2005). Progress against the law: Anime and fandom, with the key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3), 281-305.

Liu, K. (2004).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ends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cleod, C. (2008, April 20). China vaults past USA in internet users. Retrieved May 10, 2009, from http://www.usatoday.com/tech/world/2008-04-20-Internetusers_N.htm

McCathy, A. (2007). Reality television: A neoliberal theater of suffering. Social Text, 25,17-42.

McMurria, J. (2008). Desperate citizens and good Samaritans: Neoliberalism and makeover reality TV. Television & New Media, 9(4), 305-332.

Ong, 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Ouellette, L., & Hay, J. (2008). Better living through Reality TV: Television and post-welfare citizenship. Blackwell Publishing.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Rose, N.(1990).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London: Routledge.

Ross, A. (2006). Fast boat to China: Corporate fligh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end lessons from Shanghai.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pigel, L. (2005). Designing the smart home: Posthuman domesticity and conspicuous production .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4), 403-426.

Terranova, T.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Pluto Press.

Thefluff (2009, May 31). Unpublished ANN interview with a fansubber (me). Funimation and Aniplex. Retrieved August 3, 2009, from http://www.mod16.org/hurfdurf/? p=44

Wang, C. M. (2004). Capitalizing the big man: Yao Ming, Asian America, and the China Glob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5(2), 263-278.

Wise, J. M. (2002). Mapping the culture of control: Seeing through the Truman Show. Television & New Media, 3(1), 29-47.

Zhang, L., & Ong, A. (2008). Privi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税收中的公平与效率
任志强

国家公布了车船税征收的意见稿，许多人在为是按价值还是按排量征税率的看法而争论。大多在讨论税收在贫富差别的调节公平的功能，却没有人注重税收的效率问题。

税收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社会公平，对富者多征税，用二次转移支付的方式向穷人转移支付，如教育、医疗、最低保障等，这种税收的调节征用大多集中于一次分配的收入之中，即在取得工资、劳动报酬、知识产权所得、资本盈利所得、经营所得等初次分配的所得过程之中。在发达国家也大多存在于财产拥有的阶段，如赠与税、物业税、遗产税等。发展中国家大多因财富拥有情况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未实行财产性税收政策。但发生于消费过程中的税收却大多更注重于效率，而非调节公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中的税制更多的是鼓励生产与消费的倾向，优先于提高效率，以便扩大消费、拉动生产。

中国的税制起源于计划分配中的一律平等，这种假公平的分配制下无需用税制来调节公平问题，因此是一个低税或无税的基础上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是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打破了平均分配，也逐步产生了收入与贫富之间的差别，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税制是从每产生一个可能出现的富点上都设一个税种，而不是系统的建立一套合理的税制。这样就出现了仅个人所得相关的税就多达十多种，并且相互之间漏洞百出，甚至出现穷者无法偷税漏税、而富者却可合法的利用税制的漏洞而少纳税的现象，未起到公平的调节作用反而加大了贫富的差别。

如按月工资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却可能因家庭抚养人口多尔要领取低保补贴；如那些低月工资或无月工资的演员、明星、大腕儿们一次性的演出收入高达几百万元，但按一次性劳务收入上缴20%的个税，但同样的工资性收入则要按45%的税率缴纳一倍以上的个税。各国政府将个税统一化的税制改革并没有在中国接轨，因此45%的高税率只解决了一部分人的调节作用，却同时在创造另一部分人的贫富收入差别的加大。

我国也曾为抑制高消费和腐败而出台过宴席税之类的税收政策，但结果如何呢？不但没解决大吃大喝的腐败问题，也未解决公平的问题。

根子在于我们习惯了用阶级斗争的观念以极左的眼光来敌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敌视“小资产阶级”追求高消费的观念、敌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高尔夫这种国际通行的运动项目，在中国成了腐败的象征；比如更多的呼声在要求对大房子征税、对拥有第二套住房征税，那是否还会对民众投资的古董、字画、玉器、黄金、甚至紫砂壶征税呢？

根子同时在于计划经济的观念残余。什么是计划经济？就是认为政府的力量可以大于市场的力量，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与分配的方式既解决经济发展的增长问题，又能解决公民需求增长中的分配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坚决自己是最有能力的政府；因此政府希望集中最大的税收财力，由政府去办大事；因此政府总在用各种的方式从市场的一次分配中尽可能的集中所有的财富。

2009年我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只有68476.9亿元，其中税收为59514.7亿元，其他收费等项目为8962.2亿元。实际上在此之外，还有预算外表内收费和表外收费12999.8亿元，社会保险金16116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15910.2亿元，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收入57.35亿元，发行彩票收入1324.79亿元。以上这几项共计114885.04亿元，占当年GDP337313.4亿元34.06%。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达11.7%，而GDP增速为8.7%，这已经是差距最小的年份了。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9%左右，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18.8%，而GDP分别增长10.0%、10.1%、10.4%、11.6%、13.0%和9.0%。同期，收费罚款、土地出让金和社保金收入同样也是高速增长。

但历史已证明，政府的计划经济的低效无能。中国近三十年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不是来自于政府的集中财力办大事，而是来自于市场经济。

法国的经济学家皮埃尔·西里尔·赫特科尔说：“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可以进行自由交易的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以选择投资和参与经济活动……”而国家最重要的是不要阻碍市场创造财富，正如大前研一所说：“如果国家错误的认为是自己在创造财富，那么结果将会非常糟糕。”而中国的政府似乎从来都认为是自己在创造财富。

面前中国的税收政策恰恰是在两种陈旧且错误的观念指导下努力的在扩大国家的财力，强国富国而非强民富民。

皇权之下的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纳税成为义务，但没有对应的权利与收益。税收的多少是依据于皇帝的好恶而决定的。当苛政猛于虎时，民只有乱而夺其政了。日本的明治之后，福泽谕吉认为，交税可有由国家提供安全的保证、降低个人安全保护的成本。觉得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也形成了此后日本变为军国主义的基础。

应该强调无权利不纳税的观念，当年的革命因抗税而起，于是在1628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加入了“纳税可耻、不纳税光荣”的条款，意思是非国会通过的纳税国王无权征收。即使是英格兰与苏格兰面临战争时也一样不能未经过国会批准而加税。

美国的独立同样是因加税、抗税而实现的。因此无权利不纳税成为一个纳税是否光荣的前提。

纳税对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如用税收优惠吸引外资而形成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如用减税优惠鼓励安置待业青年就业、创业，在改革初期对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提高个税起征点而鼓励致富和提高个人收入；如对小排量汽车的政策优惠促进了小排量汽车的销售；如对住房购买的税收优惠提高了住房改善的积极性。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会提高效率、促进增长，有的税收增加则会降低效率和抑制增长。

如中国的慈善事业的非公募基金的不免税和低免税政策就严重的抑制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国家应干而没干活不能干的事也无法用社会的公募基金的方法去弥补。美国的慈善捐款超过GDP的2.2%，英国超过1.3%，连印度都超过0.5%，而中国则连0.1%都不到，甚至不到巴西的四分之一。
当车船税抑制高消费和税收鼓励小排量时，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小排量的车辆迅速增加，名义上是减排、实际上是车辆多、拥挤而产生的碳排放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降低。这就如同农村建设的大量房屋对宅基地的占用巨大但集合效率最低一样。城市集中度的效率远高于农村的生产效率，同样适用于其他的相似情况。

税收的公平不在于对富人的加税，而是向穷人的转移来缩小贫富差别上，在于税收是否给予了所有纳税人权利，让所有纳税人觉得税收是合理的，税收使用是符合纳税人的心愿与要求的。纳税的公平还在于税收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与增长、税收可以提供更多的内外安全保障、税收可以普遍的提高社会的公共服务、税收可创造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环境基础（包括缩小贫富差别）、税收政策可以创造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效率。

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
from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聂辉华*



一、一样的产品，不一样的价格



最近几年，中美两国之间物价的差异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一个热门问题是：同样是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什么在美国卖得比在中国还便宜？例如，我自己在波士顿市中心的梅西商场买了一件哥伦比亚（Columbia）牌子的羽绒服，上面明确标示“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售价是69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470元。但是，一模一样的衣服在中国北京的王府井商场通常要卖1000元，比美国的两倍还高。同样是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iPhone 3，在美国卖600美元（约4000元），在中国则高达6、7千元。最近流行的苹果3G版平板电脑iPad，我在哈佛大学电脑专卖店里花670美元（含税，大约4500元）买了一个，而这款产品在中国市场已经炒到了6000元以上。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应该是著名的Coach（寇驰）皮包了。在美国郊区的品牌直销店（outlet），一个普通的Coach包大概100美元，但是在中国则售价高达1500元左右，翻了一番。类似的产品还有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中国制造的服装和运动鞋品牌，它们在美国的售价往往不到中国的一半。

巨大的价格差必然导致大量的套利者。在美国outlet，中国人采购队伍往往蔚为壮观，出手阔绰，横扫各大品牌，简直是如狼似虎。我就亲眼目睹一堆中国人从一个华人旅游大巴里出来，然后直接杀向Coach店，以至于Coach店门口立刻排起了长队，而队伍中有一半都是中国人。店里的售货小姐忙得不亦乐乎，此刻恨不得会说中文。因为Coach包价差太大，又非常畅销，所以往往一个中国人非得两手都拎满了包才出来。据说，一些地方的Coach店不得不规定，每个人最多只能买10个！那一刻，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知道，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按常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当地出售，其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肯定比在美国的成本要低，那么价格自然是中国的更便宜。产品的输出地居然比输入地还贵，这是一种逆向的价格差。我们从未听说过“北京烤鸭”在北京比外地还贵，也没有听说过“南丰蜜桔”在江西比在北京更贵。那为什么一些在当地制造的产品在当地销售反而比外地更贵呢？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交易费用



最近，《新京报》的一则报道[①]援引一些专家的观点，认为是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更便宜。经过若干次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从当初的9.8％提高到了现在的13.5％，部分商品高达17％。一些专家认为，出口退税相当于政府给予了一些出口商品补贴，因此这些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就可以低于国内同类商品。我认为这个观点缺乏说服力。首先，即便扣除退税补贴，美国商品仍然比中国商品便宜许多，这多出来的这些价差如何解释呢？其次，虽然这些出口商品享受了中国政府的出口补贴，但是美国政府还要对它们征收进口关税。假设美国关税与中国持平，那么一减一加，也算抵消了。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逆向的价格差。

第一，品牌效应。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产品的价格等于成本加上行业平均利润。因此，假如两种商品成本相同，而价格不同，那么一定是市场结构不同导致利润不同。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微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丰厚。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以广受中国女性欢迎的Coach包为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费潮流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有一句话说，西方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女性觉得Coach包时尚、潮流，把拥有这种名牌包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导致中国国内的Coach包奇货可居，自然供不应求，从而使品牌拥有者获得暴利。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Coach虽然是皮包名牌，但是最多总体上只能算二线品牌，真正的一线品牌是Gucci（古奇）和LV（路易威登）。Coach是美国本土名牌，Gucci是意大利名牌，而LV是法国名牌。和大部分奢侈品一样，真正领先潮流的产品还是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一个朋友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说Gucci是王府井大饭店，那么Coach只能是人大西门旁边的天使食府。美国人买Coach包，就好比买家用电器。因此，Coach包赚不到美国人的超额利润，只能去赚中国人的。其实，即便是Coach包，也分流行款式和普通款式。在outlet这样的打折直销店销售的，往往是普通款式，而流行的款式是不会立即打折出售的。这就造成一种错觉，中国人以为在美国捡了大便宜，其实就是捡了便宜货。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运动类服装和鞋子，也符合类似的逻辑。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像Coach包这样的产品，怎么说也算名牌，为什么它们在美国就赚不到暴利呢？我认为，这个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旦一个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者创新产品在竞争中胜出了，它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因为其他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下去。所谓“赢者通吃”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每个行业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品牌可以相互抗衡。例如，运动服装业由耐克和阿迪达斯平分天下，碳酸饮料业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而治之，而皮包业由Gucci、LV、Fendi和Coach四强称雄。优胜企业一旦建立了品牌声誉，大举扩张，有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自然降低，因此售价也相应降低。例如全球500强老大沃尔玛连锁店，靠的不是高利润，而是薄利多销。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很多国有企业亏损却不能退出，很多私营企业盈利但没钱扩张，资源存在很大程度的误置，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大扩张、低成本、低利润的良性循环。因此，同样是名牌产品，但是其在美国的品牌溢价低于在中国的品牌溢价。然而，如果一种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是美国名牌，但在中国卖出比美国更高的价格，就需要有其他解释。

第二，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交易费用。因此，同样的产品，即便生产成本相同，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交易费用，从而形成不同的总成本。假定品牌的溢价完全一样，交易费用更高的国家就会有更高的产品售价。这里的交易费用主要指政府对市场的维护成本。假设广东东莞一个工厂生产了一批衬衫，它可以选择通过海运出口到美国，也可以选择通过陆路输送到北京。别看广州到北京相对较近，但据说有人做过比较，发现大陆沿途的各种收费和行贿所带来的运输成本居然超过了出口到美国的费用！我相信这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想想一路有多少收费站就可以理解了。其实，运输费用毕竟是确定性的，而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国内企业的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相反，跟外国企业做生意，只要对方考察后确定了合作关系，一纸传真往往就解决了问题。与国内企业打交道的这些“攻关费用”，其实都要算进生产成本里。因此，简单地说同样的产品有同样的生产成本，这对国内销售企业很不公平。正是国内市场的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导致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和制度运行成本，从而侵蚀了国内产品的利润空间，价格只能水涨船高了。

像联想公司出品的Thinkpad笔记本电脑系列产品，被从IBM公司手里收购过来后，完全是在中国生产的，现在也不是美国名牌，但是其价格在美国还是相对便宜。品牌溢价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中国消费者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多数会偏好惠普、戴尔、苹果等外国品牌。我认为这个例子典型地体现了交易费用的差别。联想在国内是做贸易起家的，应该说在渠道方面投入了巨资。但是它是在中国，而且很多生意是和政府部门合作，因此销售成本、货款回收成本和售后服务成本必定不低。在美国卖电脑就相对简单了，企业只要与合作方签订了协议，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网站进行的。消费者要买电脑，先上网查看，然后打电话或通过电子商务系统预订，并且在线付款，然后等着邮政或投递部门送货。如果消费者不满意，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无条件退货。哈佛大学科学综合楼地下室有一个电脑专卖店，只有两三个员工，周一到周五的白天上班，里面的货物大部分是展品，拿货需要网上或电话预约。我想买一根Thinkpad的电源线，他们都说没有，让我直接从网上订购。中国消费者也许不习惯这种“非人性”的服务，但是对于厂家和销售商来说，成本就大大地降低了。要知道，美国最贵的就是人力服务了，因为人少。

第三，知识产权。前面提到的交易费用都是看得见的直接成本，可以直接计入价格。但是有一类成本是无法直接计算却必须包括在最终价格里的，这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名牌产品之所以有溢价，主要是因为它品质更好。崇高的品质来自于企业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巨大的人力和物质投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企业就不敢冒险去创新，而只能去生产那些短平快的产品，获取短期薄利，或者干脆帮外国品牌代工，拱手让出大部分利润。美国有微软这样伟大的企业，是因为美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完善法律。微软曾经和美国三十个州以及联邦司法部对决公堂。要是在中国，按我一个大学班主任的话说，“一个派出所就可以把它灭了”。如果政府能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优势企业就可以实现市场扩张，从而像美国那样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最终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得到好处。去年夏天我到苏州出差，看到当地很多丝绸小店出售“手工刺绣”。其实，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那些手工作品都是摆设，真正出售的全是机器生产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机器生产的，想卖高价是很难的，因此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幅。当大规模的机器产品占据了市场时，企业即便想生产出高品质的手工产品，又有几个消费者会相信呢？去年年底，我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发现机场商店出售一些日本人手工制作的刺绣，上面标有手工制作的官方认证，一块手帕大概要卖几百元人民币。两厢对比，令我感触很深。这几百元的价差，其实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本国产品的知识产权，不仅本国产品难以成为名牌产品，而且还将沦落为他国名牌产品的打工仔。特别是当前，“山寨文化”盛行，国人不以侵犯知识产权为耻，反以为荣，只顾短期利益，必然失去长期市场。是的，文化因素，这正是我要谈的第四个原因。

第四，消费文化。中国人大概是穷怕了，所以一旦有钱，一定要炫富；即便没钱，为了表现得有钱，也要花大代价去炫富，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据说，很多在校读书的女生为了买一个LV的皮包，可以忍痛挨饿吃几个月的方便面。很多公司的低阶白领，领了工资就去买奢侈品，特别是皮包。想想看，假如一个普通职员有一天也买了一个Coach包，那么她的主管必定要扔掉以前的Coach包去买一个更贵的Gucci包，然后高层上司看到中层主管居然拿她一样款式的皮包，就不得不去买更贵的高档皮包了。这种盲目的、单一标准的攀比，正是收入不高的中国在奢侈品市场不成比例地大肆扩张的文化背景。去年由于金融危机，LV在全球的市场都在萎缩，但是在中国的市场却爆炸性地翻倍增长了。毕竟，有那么多中国人要炫富，有那么多中国人要送礼，真金白银盆满钵满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也攀比，但他们更喜欢比不同。你有这种东西，我非得有另一种东西。这种追求个性的文化，杜绝了“全民都买LV”的低俗文化。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4辑（总第48辑）。

台湾版“土地财政”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向熹 邓瑾 邓科 黄惊涛 发自台湾
2010-11-03 南方周末


“大陆的地方政府靠卖地，而我通过‘都市计划’，使土地价值增加，然后就有土地增值税。”“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征地。”“民主这个东西还是要循序渐进。”

10月21日，当我们采访完花莲县长傅崐萁后，发现回台北的火车已经停运，因为台风“鲇鱼”导致山体塌方，铁路受堵。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头一天，由于苏花公路塌方，已有大陆游客受困或失踪。后证实，20位大陆游客遇难。

当时由于天气原因，飞机也不能起飞，而我们已经订好了第二天回大陆的机票，所以务必赶回台北。

我们选了一条最长但认为最保险的路：从台湾东部的花莲南下高雄，再从高雄回台北。

结果11天后，花莲县长傅崐萁率领部分局处长等六百余人，也走了同样一条路，因为这是花莲惟一安全的对外通道。只不过这次，他们，以及从另一条道路赶到台北的六千多花莲人，是要到“总统府”、“环保署”前抗议陈情，目的就是要修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修这条路，已经提了十多年，但因为环保以及政党对抗等原因，从最开始的新修一条苏花高速公路，到最后的对现有苏花公路的改造，一直未获批准。

游行队伍最后抵达环保署。环保署官员们在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初评后，11月2日决定有条件通过苏花公路改善计划。

本报记者在花莲采访期间，当地多位官员表示，修路对当地经济绝对利好，绝大多数当地人也渴望修路，但这路竟十年都没修成。他们普遍认为，这条路就是台湾行政效率低下，乃至过度民主、政治内耗的一个牺牲品。

此次在台湾8天，本报先后采访了台湾5位人气很高的县长，包括高雄县长杨秋兴（已脱党，被民进党开除）、苗栗县长刘政鸿（国民党）、花莲县长傅崐萁（已脱党，被国民党开除）、彰化县长卓伯源（国民党）和新竹县长邱镜淳（国民党），其中前3位在今年7月《远见》杂志25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评比中，荣获最高奖“五颗星”。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台湾地方官最大的压力，多来自地方债务沉重，而税收又主要流向“中央”政府。新竹县长邱镜淳2009年年底刚上任，一看到负债高达400多亿新台币，年关时等着要支付的诸如工资等资金缺口高达60亿，竟被逼哭。他向“中央”求助时说：“当个县长，连薪水都发不出来，还有什么意思？”

县长们要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困境，改善民生，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实现土地增值，从而收取新增部分归地方政府征收的土地增值税。

而提升土地价值，主要还是要靠发展经济。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招商：向台商、向大陆、向全球招商。招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能动用的政策资源，主要是减免地方税，以及提高行政效率，比如出现大陆早就实施的招商一条龙等服务。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台湾县长很多都依赖科学园区（类似大陆的开发区），这就涉及征地。征地的矛盾也成为很多县长最头疼的事之一。

对两岸关系，所有采访对象都认为要互信互利，融合融合再融合。

脱离民进党、以无党派人士参与大高雄市长竞选的高雄县县长杨秋兴，喊出了“中道”路线，以区别蓝绿对抗，主张与大陆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经济融合，也得到了民进党一些干部的认同。除了竞选策略的考虑之外，为经济日益没落的高雄寻找出路，许是杨最现实的动机，而高雄经济发展的出路就在向大陆开放。

此外，他们也就党政关系、民主反思、官员信仰等问题进行了解说。南方周末选取他们的自述，在两岸和解、合作、和平的大环境下，我们相信，增进了解是建立互信的开始。

“土地财政”



卓伯源 （向熹/图）

●彰化县长卓伯源：一半以上地方政府要靠“中央”补助

以台湾的制度上来讲，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有的。因为在整个的台湾的财政收支中是“重中央轻地方”，绝大多数资源是给“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必须要靠 “中央”的补助才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

大陆的地方政府靠卖地，而我能够动用的资源是通过“都市计划”（类似于城市改造）的手段，使土地价值增加，然后就有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是由我们地方政府来接受。

比如我们有一片184公顷的湿地，原本那里的土地一坪是新台币一万六，因为我们给它做了新的都市计划以后，一坪已经涨了两倍，变成四万八，而这个增值部分就必须要交税。

增值税增加部分全部给地方政府，但是这可遇不可求，因为土地资源有限。而招商的话，营业税等大部分的税都被中央拿走了。招商过程中地方上赚的是什么呢？还是土地增值税，比如原来是一个农地，现在变成工厂了，本来是一万块的价值，现在工厂用地变2万块。

征地



刘政鸿

●苗栗县长刘政鸿遭遇征地自杀公共事件

（大浦事件背景：苗栗是台湾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农业县。2008年，刚上台的苗栗县长刘政鸿思有所为，在苗栗兴建新竹科学园区竹南基地，需新征136公顷土地。

对于补偿方案，98%的地主同意，2%成钉子户。按照台湾《土地征收条例》，只要多数农户同意接受征收条件，“钉子户”的土地是可以被强制征收的。

2010年的6月9日，二十多台推土机和二百多名警察突然闯入，将规划区内位于大浦的几十公顷将要成熟的稻子挖掉。7月17日，三千多人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种稻子”。

而真正让事件升级为公共事件并演化为台湾蓝绿争斗的焦点之一的是，8月3日，一位被征地的72岁老太太，在家里喝除草剂自杀。

凯道游行示威之后，苗栗县长刘政鸿对事件造成的纷扰，表示了道歉。而自杀事件后，县政府与钉子户达成的妥协方案是，征收农民的房屋可以保留，农地可以置换。）

我们要盖科学园区。那个地是我们（政府）的地，我们不对的是把快要熟的稻子用推土机铲掉。当时我在上海。

这个区域98%的地主都同意征地，还发生这种事。

当时因为要选五都，民进党要把国民党搞臭，因为我是国民党中唯一一个“五颗星”的县市长，他们要修理我们。

（处理结果？）你（农民钉子户）既然在总统府前哀声哭嚎，说要种田，那就给你种田！我去划5公顷的土地让你们种田，而且种田不是这一代种田，是世世代代种田！

他们的目的是要钱，哪里是要种田。他们很惨。我们征收的土地一坪（相当于3平方米）是1.3万，现在置换给他们的土地反而降到1万（因为还是农地）。我年底配地的时候，规划区内的土地可以卖到一坪8万（因为已转为建设用地），他还是1万。再过一年半，我把规划区内所有道路、排水沟、瓦斯、自来水、电力和电信都做好时，一坪15万以上。他还是得种田！

我不应该让挖土机来挖稻子，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道歉了。我道歉是跟神灵大地和穷苦的农民道歉。我为什么要为征地道歉，征地又没什么错！



邱镜淳

●新竹县长邱镜淳：最大的挑战是征地

我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征地，难度很大意见很多。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就是意见的整合要切实。科学园区的建设没有预期这么快。

农民不满意现在的补偿标准。他们希望：第一，自己的土地能规划到高铁站附近；第二，希望政府返还的40%建设用地面积能够提高到45%（记者注：按惯例，政府把被征收农地的40%份额返还给农民，由农地变为建筑用地。通常，40%的建设用地价格远高于之前全部被征收的农地价格）。返还给农民的建设用地比例提高，那我们就要算成本了。

现在我手中有国外的资金200亿，让我给他们找土地，我现在不敢找。

在拆迁的过程中，60%的业主同意就可以通过。三十多年前新竹建科学园区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当议长，老百姓也是不准啊，反对。现在时过境迁，三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想法早改变了。现在为什么家庭所得这么高、家庭存款这么多?（记者注：被返还的建设用地价格日渐高涨）如果还是农地的话，又是多少钱？

（怎么面对钉子户？）补偿有标准，地价有地价的补偿标准，地上不动产有不动产的补偿标准。如果搞不成的，就救济或救助，辅导你或孩子去就业等。

信仰



傅崐萁

●花莲县长傅崐萁：带局处长去庙里上香、祈福

我比较在乎人民跟老天爷。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感觉我是可以跟天地communication(沟通)的，我的信仰很深，而且我吃斋，我的膝盖跪到起茧。

如果我不走政治的话，我可以过得很快乐。我对数字，有与生俱来的天赋。赚钱对我来讲是比较轻松的事情，管理众人则是比较辛苦的事情而且有很多苦辣。但我对人生的cycle（轮回），生老病死，看的很开。你们可能都体会不到我的那种心情：早上，我会代表政府去跟快要过世或者已经过世的人三鞠躬，晚上我又要去做别人的证婚人，讲好话。人就是在这cycle里一直轮回。

（所以就要想)你能做什么？你能留下来什么？你能改变什么？可能因为你们那边的信仰在“破四旧”的时候就全部烧掉了，所以，像我们这种信仰可能比较难理解！

去年8月3号，台湾一个道行很高的人来找我，我并不认识他。他要我赶快到他庙里去祈福。我立刻就去了！结果8月8号莫拉克台风进来，从花莲登陆，把南台湾扫得乱七八糟，但花莲没事。8月11号我去还愿，他们告诉我说要做一次五教祭天！结果我就拼命地做，非常小规模的，规模小到五教不完整，有两个教没来。当时在花莲的小巨蛋办，请了“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宜兰县长，台东县长，花莲的议长，还有我，我当时还是“立委”，5个人在那里办的。12支香一插上去，“哐”就起火。然后天师告诉我，一年之内花莲没有台风。

结果8月30号办的，9月份一个大台风来了，把菲律宾扫得乱七八糟，到台湾转了一天就跑到日本去了。10月份来了一个双台，在台湾外海转了3天没有进来，又跑到日本去了，到今年的8月30号晚9点半刚好满一年——因为我们那个活动是晚上9点半结束的——刚刚好一整年没有台风。结果当晚10点钟，气象局又发布海上台风警告。

台风走了以后我带着我们的局处长跑了32家大庙去上香、祈福、跪拜。年底在花莲将要举办的五教祈福 （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原住民祖灵祭仪的“祭天大典”）。

两岸关系

●花莲县长傅崐萁：未来交给子孙决定

中国大陆会打台湾吗？台湾会打大陆吗？不可能的。两岸在发展，很多事情，50年、100年后让子孙们去做决定吧。

以前是汉贼不两立，一定要怎么样！拜托，现在满街都是（观光客），你要骂谁！这都是他们上好几代人的事，跟我们这代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这代不会有什么冲突了，因为人民都成熟了。维持现状，保持交流是让两岸融合最快的方式。

●苗栗县长刘政鸿：不要认为你来了，就是要统战

我差不多两三个月就跑一次大陆。现在只有新疆、甘肃、西藏、青海这四个省份没有去，其他的我都去过。

我们希望第一是政局安定，第二是互信。比如目前大陆的投资也很想来，但台湾这边法律还没有松。我们不要说你来了是要挖我的根，以后要统战，要建立互信，为了整个两岸经济平等发展，为了华人。这样，台湾有台湾的科技人才，大陆有大陆的市场，我们可以互补。

民主及其反思

●彰化县长卓伯源：做不好就失业

我们是通过选举的制度（上任），你做的再好，假如下次落选，对不起，归零没有了！大陆有一个国家的体制保障，只要不出乱子，不贪污受贿，不要有很大的问题，基本上（工作）没有什么问题。就算做的不好，也会给你一个位置。台湾很现实，没有你就失业了，你没有保障，也没有退休金，所以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战战兢兢。

●花莲县长傅崐萁：民主要循序渐进

1989年我去上海，出来的时候都找不到路灯，我们摸黑去找车子。结果隔一天，人家跟我讲中国要举全国之力建设浦东！我第二天一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浦东。你猜我看到什么？整片的黄土，连房子都没有！有一只母牛在那里，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牧童，脸上两块腮红。

我真的很感慨，中华民族在中国大陆这几十年能够有超过2兆 （万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储备），一个民族的兴盛是这样子的。我对很多人讲，要学中国大陆，看看人家成长的速度，而台湾那套政治就是不断的内耗，内耗。有时候过分的民主反而不好。

民主这个东西还是要循序渐进，当你3分的民主一下子开放到100分的民主——像蒋先生时代是戒严时代——就像脱缰的烈马，社会脱序。这个转变及震动太快了！

很多地方首长都有我这样的感觉，企业家也这么认为。英国、美国人家的民主真的是几百年延续下来，到最后才这么开放。而台湾是小孩子还不会爬就已经在飞了。但是台湾人的适应力是全世界最强的，即使在这样脱序的过程中，这个社会还不至于脱到毁灭秩序，还乱中有序。我对台湾人这点非常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