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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守寡有理


注：本文作者赖建诚，台湾经济学家，治经济史。通俗读物《经济史的趣味》收其短文数十篇，有理，有趣，有启发。该书原名《西洋经济史的趣味》，后加入中国经济史，增补十余篇。下面这篇《守寡有理》，即摘自此书。

本文链接：http://blog.ylib.com/lai/Archives/2009/08/26/11792



守寡有理

現在說起來奇怪，但在1970年代初期我上大學時，台灣的社會好像認為婦女守寡比較受尊敬。時代變化很快，35年後的今天就沒有這種心理，一方面是女性主義的覺醒，二方面是經濟能獨立自主，三方面是社會風氣的開放與大量吸收西洋觀念。

寡婦守節不嫁叫做「節婦」，自殺殉節的叫做「烈婦」。魯迅在〈我之節烈觀〉（1918），有尖銳的觀察：「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答道：不願。…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然而仍舊牢不可破，…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它釘到自己和骨肉的身上。」

到宋代為止的寡婦通常會再嫁，守節是少數例外。到了元代，蒙古統治者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強加在農耕的漢人社會上，使得原本屬於婦女的人身權、子女權、財產權，轉移到夫家手中。這項制度上的轉折，讓元明清三代的喪夫婦女被迫選擇守寡，因為這麼做最符合她們的利益。從另一方面來說，社會、人文、（尤其是）經濟的轉變，讓明清的婦女更容易守節。換言之，明清的守節風氣，是漢人的婚姻制度被外力扭曲後，婦女在無奈之下的「理性選擇」，也可說是蒙古與漢人婚姻制度的混血產物。到了民國初年，一方面受到西洋風氣的影響，二方面有魯迅這類的見解，才引發廢止守寡的聲音。

舉幾個例子就可說明，元代之前年輕寡婦再嫁，並非例外而是常態。宋太祖把寡妹嫁給名將高懷德，程頤贊成寡姪媳再嫁，南宋名將張俊把寡媳嫁給部將，魏了翁因嫁寡女，而擺不平眾多的競爭者。還有許多寡婦再嫁的例子，都可看出到宋末為止，並無節婦與烈婦的觀念。以下解說元代發生哪些重要的轉變。

蒙古統治漢人之前，如果女兒婚姻不美滿或女婿死亡，本生父母或祖父母可以替她安排再婚，或讓女兒回家居住（歸宗）。換言之，元代之前婦女的人身權，基本上屬於本家或自己。蒙古人引入的婚姻制度，對元明清產生強烈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1)婦女的孝順對象，從本生父母轉為丈夫的父母（公婆）：寡婦在夫家守節，而不在本生家。換言之，元明清婦女的人身權，已從本家轉到夫家，寡媳有孝養公婆的義務。

(2)宋代婦女的財產權，不會因結婚而受損。元明清的婦女已無財產承分權，若寡婦要再嫁，財產必須留在夫家。換言之，婦女結婚後就把財產權轉渡給夫家，失去財產的支配權。但寡婦只要留在夫家，就可以保有嫁妝與從夫家得到的財產。

(3)宋代喪偶婦女再嫁時，有權帶走子女，元明清的婦女必須把子女留在夫家，子女權屬於夫家而非母親。

簡言之，元代的新婚姻制度，讓婦女失去了人身權、財產權、子女權。為什麼會這樣？蒙古與漢人的婚姻制度有三項差異。(1)蒙古採一夫多妻制，漢人採一夫一妻制。漢人可以有妾，但妻妾的身份有嫡庶之分；蒙古人的多妻制下，諸妻的地位一樣，可以贈妻或賣妻。(2)蒙古講究對女方的聘禮，但女方無嫁妝；漢人的聘禮較象徵性，但講究嫁妝。蒙古婚俗重聘禮，這是買婚習俗的延續，用以補償女方家庭的損失。漢人重嫁妝，等於是從父母那裡提前繼承財產；帶來夫家的嫁妝，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用意。(3)蒙人行收繼婚，漢人視之為亂倫。

為什麼蒙古要行收繼婚？因為婦女結婚後被視為夫家財產，丈夫身故後不能離開，要由夫家的成員接收為妻子，稱為收繼婚。收繼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或丈夫與其他妻子所生的兒子，或是其他親戚；兒子甚至可以收亡父之妻，只要非生母即可。這是上自皇室貴族，下迄貧民一體風行的習俗。好處有三：(1)家族保有這個年輕的女性活財產；(2)收繼者可接收寡婦的財產；(3)解決寡婦的生活與扶養問題。

1276年蒙古人消滅宋朝，在一世紀的統治期間引入收繼婚制，漢人經過長期的抗爭磨合，轉變成明代的婚姻制度，清朝承續此制，直到民國初年，過程如下。1303年元成宗下聖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規定：「今後應嫁婦人，不問生前離異，夫死寡居，但欲再適他人，其隨嫁妝奩原財產等物，一聽前夫之家為主，並不許似前搬取隨身。」這是中國史上，首次明確剝奪寡婦和失婚婦女的財產權。這是蒙古人的價值觀：婦女的財產權完全操在夫家。明太祖在1369年頒布相同的規定，清朝的法律完全倣效明朝。同樣地，在這種概念下，子女權也屬於丈夫家族，甚至連人身權都失去了。

再舉一例，說明蒙漢的觀念差異。漢人對血親與姻親的性禁忌非常嚴格，犯禁就是亂倫。明清時期對四等親以上的亂倫，視為「內亂」，最重可處絞死或斬首，但對親族外的不倫（外亂）懲罰較輕。在這種觀念下，收繼婚對漢人而言，是最嚴重的「內亂」，完全無法接受。

蒙古人的觀念相反：對內亂的懲罰輕微，或甚至不懲罰；但與外族人的不倫（外亂），則視為家族的嚴重損失，懲罰十分嚴厲，甚至引起兩族之間的仇殺。族內的不倫雖然也是犯罪，但因沒有家族財產的損失，所以內亂的罪較輕。換個觀點來看，遊牧民族的收繼婚，其實是對族內共同財產（婦女）的效率使用；但對農耕定居的漢人來說，收繼婚是最嚴重的亂倫大忌。

漢人在元朝的統治下，必須接受蒙古的婚姻規定。經過衝突磨合，漢人調整出兼顧理想與現實的均衡點：丈夫死後寡婦不願依法律被收繼，又想保留財產權、子女權、人身權，最好的辦法就是守寡不嫁。蒙古法律並未強制寡婦必須再嫁，只要「出具守志不改嫁結文狀」，寡婦就不必被收繼。

元朝統治者面對漢人的抵抗，也在調整法律的施用規定，大體而言有幾個階段性的變化：(1) 1271年之前，蒙人與漢人的法律分開適用。(2) 1271-67年間，法律全面蒙古化。(3) 1276-94年間，逐漸寬鬆地執行蒙古法律。(4) 1294-1330年間，蒙古法律逐漸漢化。1330年下令取消漢人的收繼婚：「諸漢人、南人，父殁，子收其庶母，兄殁，弟收其嫂者，禁之。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收者以姦論。」

取消漢人的收繼婚，接受新的守寡方式，是蒙漢妥協的結果：蒙古的寡婦本來就留在夫家，漢人接受這一點，讓寡婦在夫家守節。對漢人而言，只要不強制收繼婚，在夫家守寡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對蒙古統治者來說，漢人寡婦不外嫁，基本上就符合蒙古法律，統治者就可以不強制收繼婚。從寡婦的立場來說，可以免除被收繼的恐懼，保住部分的自主權（人身權）。但為何不易再嫁？(1)財產權和子女權早已移轉夫家，寡婦若要再嫁，必須放棄這兩項，意願自然減弱。(2)從婚姻市場的觀點來看，寡婦的價值比新婦低，新夫又不能得到寡婦的財產，再嫁的機會就減少了。

整體而言，1330年之前漢人寡婦選擇守節，主要的考量是「收繼婚的亂倫恐懼」；1330年之後選擇守節，主要考量是財產權與子女權已移轉到夫家，再嫁就會失去這兩項重要倚靠。還有兩項社會條件的搭配因素：(1)政府表揚守寡者，(2)工商業的發展，寡婦較有自食其力的機會。分述如下。

蒙元朝廷明白，不易強制漢人行收繼婚，就退而求其次，表揚婦女不再嫁。1304年頒布表揚守節的政令：「今後舉節婦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晚節不易，貞正著明者，…申呈省部，依例旌表。」朱元璋在1368年頒布類似的詔書：「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免除本家差役。」清朝跟隨這個概念，在1723年規定：「節婦年逾四十而身故，計其守節已逾十五載以上，亦應酌量旌獎。」旌表的方式，原本是朝廷給匾額，張掛在節婦家門上。到了明朝嘉靖，政府撥款30兩銀，給個別節婦建造牌。具體方式隨時間地點而異，但獎勵節婦的精神，在元明清是延續的。

政府雖然表揚守節，但對貧困寡婦並無特定的救濟政策。元代時期，家境清寒的年輕寡婦，雖然有意守節，但迫於生計只好「死一夫易一夫」。明清時期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寡婦較多謀生的機會，其中最主要的是棉紡織業。為何不是麻織或絲織？因為麻織品普遍，附加價值低；絲織品較具技術性，市場價值高，逐漸向城鎮轉移，由男性手工匠掌握，鄉間或弱勢婦女不易參與。

明代後期，棉花成為主要的紡織原料，棉織品逐漸普及化，適合婦女參與生產：每兩件棉衣中，就有一件是從婦女織造的棉布製作的，稱為「棉花革命」。棉花革命後，男耕女織的分工才真正落實：婦女從棉紡業的所得，高於在田地的工作報酬；可以養活自己，也可以扶養小孩。換言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寡婦經濟獨立的機會，守節的可能性因而增加。



參考書目

張彬村（1999）：〈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史學》，10(2):29-76。

个人利益不代表人民利益

茅于轼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许小年：这还是宏观调控吗？



领导，您知道吗，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治理通胀，必须果断而坚决地紧缩银根。

我国中央银行虽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这远远不够。

尽管准备金率的提高冻结了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助于控制银行贷款，实际上，此举纯属多余。这两年实行的贷款额度制已卡死了放贷规模，银行可贷资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约因素。这就如同计划体制下用粮票限制购买，粮店储备了多少馒头无关痛痒，社会粮食消费量由粮票决定。已经有粮票（贷款额度）了，干吗还总是在粮店的库存（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呢？

说起粮票，领导，您知道吗，改革开放没几年，我们就解决了计划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粮食供应问题，把粮票送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票证好像又回来了，贷款额度相当于给银行发“信贷票”，房屋限购令相当于给居民发“房票”。过两天猪肉、大米的价格若涨起来，是不是又要发肉票和粮票了？干脆把发改委改回国家计委吧？反正现在两者也差不多了。

笔者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包括美联储的“数量松宽”、我国的信贷额度和准备金率的无节制上调。设想准备金率调到50%，银行还怎么经营？一半的储蓄资金不能用，但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欠。准备金率若调到100%，银行就只好歇业了，或者改为基金、彩票销售点，赚些钱发工资，付利息。

领导，您知道吗，仅仅管住银行信贷治不了通胀，例如蔬菜价格就和贷款没啥关系，谁见过老百姓拿银行贷款买萝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扫货，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现金。储蓄资金大搬家，从银行涌向市场，物价焉有不涨之理？这中间的道理不难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数字计算，存款的真实利率眼下仍是负的，2.5% - 4.4% = - 1.9%。看着放在银行的储蓄一天天贬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钱换成实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赶快加息呀！起码也要让存款利率高于通胀率吧？

加息怎么就这么难呢？现成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什么不用呢？

本来央行就应该灵活调整利率和汇率，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两年政府却更重视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听任经济和价格水平上下波动，把手段和目标整个给搞反了。

加息当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热钱流入。但领导您知道吗，宏观政策从来就是两难选择，不光今天如此。印钞票创造不了财富，只能制造通货膨胀，而通胀将导致民怨和社会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热钱的压力和通胀的压力，应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冻结利率和雪藏汇率等于捆住自己的双腿，怎么走路呢？绝招是借助双拐，左手挥动发改委，右手撑着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跄跄，拖着木桩般的下肢，艰难前行。这两个部位还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绿豆、大蒜涨价，明天打击“囤积居奇”，后天狠抓“投机炒作”，忙个不亦乐乎。

领导，您知道吗，这些举措早就不是宏观调控了。宏观调控有着严格的定义，指的是政府通过对总量的控制，注意，是总量，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全局”，而不是“单个”、“具体”。总量只有两个：货币总量和财政收入/支出总量。宏观政策因此也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绿豆、土豆不是宏观，打压房价、菜价也不是宏观调控。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亵渎。如此篡改和阉割“宏观”，令讲授此课的教师感到很没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压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领导，您知道吗，行政干预市场越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而且绝大多数的行政手段都与法律不符。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信息源，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凡价格上涨，必然是供不应求，看到价格上涨的企业，察觉到有利可图，在价格的指导下增加供应。这样做的结果是缓解短缺，自动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企业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长期管制，人为压低能源和资源价格，鼓励了高耗能项目的上马，致使我国经济“褪绿染黑”，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72%，单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价、电价，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下一步应放松和解除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定价功能。政府同时应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抵消生活费用的增加。
行政干预价格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只适用于“极少数商品和服务”（第3条），必须以定价目录为依据（第19条），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第22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制定后，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第24条）。仅“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干预价格（第31条）。
逐条对照法律，不难发现，近期政府的干预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干预早已不限于“极少数商品”；干预全凭官员的意愿，从未制定过定价目录；既不进行价格、成本调查，也不听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意见；政府自己的“心理价位”秘而不宣，从未按法律的规定向消费者、经营者公布。法律仅赋予政府行政干预“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权力，注意是“价格总水平”，而不是单项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已动用行政手段打压大蒜、绿豆、蔬菜、粮食、房地产等具体商品的价格。
领导，您知道吗，《价格法》仅宣布“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为非法，根据“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则，“投机炒作”和“囤积居奇”便无可指责。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机炒作，拿到潜力股，谁不囤个好价再卖呀？真要禁投机和囤积的话，就先关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别再拿这些词儿说事儿了，免得人家说咱不懂法律。再有，谁违法、谁合法，法院说了算，行政部门不能私自给厂家、商贩、农民等经营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惩罚他们。

依法干预价格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价格这东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打压菜价，城镇居民高兴，但农民不高兴。打压房价，没房的高兴，有房的却不高兴。农民和有房者肯定会问，我招谁惹谁了，凭啥让我的收入和资产缩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农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为法律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现在成了主导力量？什么时候企业和民众才能回到舞台的中心？什么时候市场才能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不知道。

领导，您知道吗？

投行经济学家功力何在
陶冬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


　　经济学家分两类，一类是研究过去的，一类是预言未来的。前者属于书院，为发表文章而奋斗，佼佼者或许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但是在投资领域大有斩获的似乎不多。后者属于市场，每日在数据中打滚，被逼着不停地发表文章，不停地作出各种预言。投行经济学家，属于此类。

　　预言未来，可大可小。小的可以是下一个公布的经济数据，经济学家各显身手，或用模型，或靠关系，每人每天都在做，都在竞争。这些预言是市场的一部分，做得好会赢得客户的赞誉，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价格和市场情绪。

　　大的预言，可以是今后十年经济的大趋势、产业的新规律。这类预言难得多，因为它隐于日常生活的繁琐中，隐于经济的周期波动中，隐于产品与行业的起伏进退中。换言之，功力在于从一片噪音中过滤出真音来。而且，真的大趋势是无法靠关系从官员口中获取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真的大趋势，也难以通过模型推导得出，因为所谓新趋势便是不同于过去的模式或规则。

　　洞察力，乃是作出大预言的关键。“察人之不察，言人之未言”的前提是，比别人看得更多，想得更深。走出书斋，与贩夫走卒、营销主妇交谈也许与同政府官员、业界领袖对话同样重要，那里才是市场经济学的灵感源头，大预言的素材所在。

　　笔者认为，一份好的研究报告，必须具有四个要素。一是Uniqueness（独特角度），人云亦云很难被人记住你的名字，独到的角度、独到的素材、独到的分析，才能打造出富有创意的研究成果。二是Forward-looking（前瞻性），凡是见了报的内容，都是新闻记者的工作范围，而非投行经济师的工作，除非你能说出非常与众不同的解读。投行分析师的功力，在于预言可能某天见报的新闻，预言下一个市场共识。三是Relevance（市场相关性），经济分析乃中间产品，GDP是9.1%还是9.3%，也许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大事，对多数市场参与者却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如何将分析与市场联系起来。无法与市场变化连在一起的经济分析，不做也罢。四是Interesting（有趣），没有人会质疑包装对产品销售的影响，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在表述自己观点时却不注意技巧。客户每天面对上百份研究报告、不间断的市场数据，如何令自己的研究成果争取到客户的注意力至关重要，这好比足球比赛中的临门一脚。

　　以上几点，为笔者在过去十六年做市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点体会，经济分析、行业分析、企业分析的真髓其实大同小异。笔者并不认为自己做得比别人更好，写出来与同行共勉。

肩负自由的疲惫
from 情书 by drunkpiano

《财经》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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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现在的处境不出我所料。两年前刚当选时，他是美国人民——不，世界人民——的奥特曼，大家都期待着他能从怪兽布什手中拯救美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当时我说了一句扫兴的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果然。近70%的支持率，两年之后，滑到了43%。当年他对着如痴如醉的民众高呼：Yes, we can！今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民众无精打采地看着他：No, you can’t。

当然遭遇支持率危机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如果奥巴马想给自己打气，我建议他向东看看日本，向西看看法国。日本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据说在11月初再创新低，只剩27%，而法国萨科奇的支持率最近就一直停留在25%，现在他每天早上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抗议者叫他去死。在这场角逐“最不受欢迎领袖”的激烈竞赛中，没有最衰，只有更衰。

其他民主国家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意大利总理的支持率最近“螺旋式下降”到了34%。德国默克尔的支持率一度由于预算方案等原因，跌至34%。10月底左右，马英九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他的支持率喜人回升，竟“高达”38%。 英国——我在英国生活时，简直不忍心看时政节目，因为怕看见早已鼻青脸肿的首相布朗或者卡梅隆又被作为沙袋拉出来，被各类时评人胖揍。

相比之下，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则过得惬意得多。比如，全国只剩一家反对派报纸的俄罗斯，普京同志的支持率就高达77%。又比如，公共权力已被逐渐个人化的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60%左右。再比如，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93%的民众信任中央政府。至于朝鲜人民共和国，据恶搞报纸《洋葱》报道，其政府支持率最近已经从120%急剧上升到了180%。

这是不是说明，西式民主制度已经日落西山，而俄罗斯模式或者朝鲜模式在蒸蒸日上呢？如果西方政府动辄陷入合法性危机、连他们的民众自己都不“尿它那一泡”，我们有什么必要紧赶慢赶地去跳火坑呢？事实上，据一项调查，在美国表示“非常信任政府”的民众已从1966年的42%将至2000年的14%，“非常信任国会”的民众从42%降至13%——同一趋势也出现在了几乎所有其它发达国家——如此缺乏信任的制度，一年四季都在民怨沸腾，没有掉入这个政治陷阱，我们简直应该弹冠相庆。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了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了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而不是客观美丑的标准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据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升到62？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一千多亿的税，结果调查显示，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助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如果权力的本意是责任，那么用他们的战战兢兢来换取制度的健康，这买卖其实还是划算。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型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

凤凰周刊：美国物价为什么比中国便宜

2010年第34期 熊剑锋 特约撰稿员 于艳



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物价却有赶超美国的迹象。造成中美物价异常的因素固然很多，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分配体制使然，更是两国内部各自司法、经济体制差异的结果，这种制度成本的差异体现在从生产到流通以及交易等各个环节。

一直将美国作为参照物和追赶目标的中国民众，忽然发现，一直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商品价格开始“赶英超美”了。

拿着世界上低水平的收入，承受着世界上高昂的物价，而且物价还在上涨，放在银行的储蓄仍在不断缩水，中国民众的当下生活空间越来越显逼仄。


物价“赶英超美”

经济越发达，物价越贵，这个常识硬壳曾经年累月地深埋在民众大脑。但是当数亿大陆百姓纠结于周边物价的腾云驾雾时，一些出国赴美的人走下飞机后，惊奇地发现，美国的很多物价，竟然比中国便宜。

而“美国物价低于中国”的图景，从前年华尔街金融危机起，就被有心人勾勒，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携带证据加入，填画这个新《海国图志》。

两年前的一次网购，让网民小秦印象深刻。作为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小秦一直想买一件能够保暖防水透气的冲锋衣，在国内市场上，只要是稍微正规的品牌冲锋衣，即使是国内品牌，价格动辄上千元；哥伦比亚冲锋衣等国外著名品牌更是高达两千元左右。

这超出了小秦的心理承受能力，一个偶然的机会，小秦在一个美国的购物网站上发现，一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打完折后只要6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不到500元，通过一个代购网站，加上手续费，最后这件衣服仅花费了小秦五百多元，而国内同样的衣服价格在1500元以上。

财经评论家时寒冰关于中美物价对比的一篇博客，近期更是在网上疯转。时寒冰最近去了一趟美国，在洛杉矶“遇到一群中国游客，购物之多可用疯狂来形容。在一个卖箱包的商店，几乎每个从中国去的人都买两个以上的箱子，因为，他们要装下所买的商品。他们一边挑选着商品一边惊诧着：这里的东西怎么会比国内便宜这么多？！”

时寒冰随后对比了上海和美国洛杉矶的物价：在中国一套卖3万元左右的Armani（阿玛尼）西服，在洛杉矶用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宝马Z4的价格，洛杉矶的广告上标注报价为29881美元，中国的价格，听一位朋友介绍，大致在50万元到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受过统计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左小蕾，也参与了物价的跨国大比对。她发现，美国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比8的兑换率，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风衣价格的五分之二。若按人民币升值后的1比6.8兑换率，价差更大。

带给中国人沮丧的不只是美利坚合众国。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进口到中国后，左小蕾按照1比11的欧元汇率测算，结果是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法国当地价格一倍。“如果加上按照法国服装出关后退税的价格，就不止一倍的价差了。”

不过，这些国际名牌商品，考虑到进口到中国要征收很高的关税，再加上运费等因素，所以在中国卖得比西方贵，并不令人吃惊（尽管贵四五倍仍然有些不甚合理）。但是，一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中国居然比美国贵，实让人匪夷所思。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华裔学者就吃惊地发现，他在美国超市沃尔玛买到的中国大陆生产的质量不错的登山鞋，一双价格只要2.99美元。之后，他给一位中国经济官员打电话讲了此事，对方不信，说在中国大陆出售的登山鞋，“三百元人民币买的还是烂牌子，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元。”

在中国生产的levis牛仔裤在中国商场大多数要卖到上千元一条，而在美国levis的官方网站上大部分价格都在50美元左右，低的只要35美元，高的也不超过80美元，换算下来，价格只有不到国内的一半。

厨房用具是中国制造的长项，但享受此福音的似乎是美国人民。刚到华盛顿工作半年的老吴最近发现，梅西百货一套七件套的锅，既有平底炒锅，也有汤锅、奶锅和煎锅，全都有厚厚的不锈钢锅底，“Made in China”，打完折70美元，不到500元人民币。而这种高质量的不锈钢炒锅，在国内价格一只就得数百元。

比较总是让情绪跌宕。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生在天涯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行走在美国的超市里，我的内心充满忧伤。不止一个中国人在逛了美国的超市或者商场后心生酸楚。那些在国内价格高高在上的所谓名牌，在美国是以国内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的价格在出售。

即使是构成普通百姓最大消费支出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水果蔬菜、肉蛋家禽海鲜等，美国的一些价格也相对比中国实惠。在美国生活的中国记者高娓娓在自己最新出版的书中记录道：在纽约法拉盛的华人超市，活螃蟹海鲜，一打12只任你挑，价格根据季节、质量而变，从5.99美元到12.99美元。猪肝、猪心、猪脚、骨头之类，每磅价格都在0.50－0.99美元之间。泰国米，50磅（约45斤）装的，18美元左右一袋；葡萄，0.99元1磅；6瓶百威啤酒7美元；橙子，3—5个1美元。

“一家三口，在生活上，如果你不出去吃喝，平平常常，一般的日子，每个月差不多300美元（2000元人民币）就够了。” 高娓娓称。

当然，农产品方面，由于在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据了绝对比重，而美国并不是，因此绝对价格大多还是美国贵。如在美国，大白菜，1斤价格相当于大陆人民币3.3元；西红柿1斤价格相当于大陆6.7元。

住房方面，一位赴美的中国留学生做了统计后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在美国的二线城市，购买两室一厅的90平米联体别墅（不算地下室），在一个不错的区需要20-25万美元；如果是租房则需600-800美元/月。

而即使在洛杉矶、加州和纽约、华盛顿这样的一线城市富人区，其房价也远低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洛杉矶富人区的一栋使用面积350平方米左右、相当于上海500、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别墅，价格仅为1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相当于1.8万元到1.9万元每平方米，这个价格在上海市区连一般的商品房都买不到。而且这栋别墅还附带一个能停两辆suv的大车库，附送一个600平方米的院子。

除此之外，美国的房产都是永久产权。在美华人沈群最近在推销新书《美国也荒唐》时，回答网友提问说，美国的房子不仅是永久产权，而且房子上面的天空，房子下面800米以内的地也是属于房主的。只有高于一定的高度之后，天空才是国家的，如果在地下800米以内发现了石油或者其他矿产，这些资源都归房主所有。

这些都是绝对价格（按汇率直接换算物价）比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或者考虑相对价格（物价在中美两国居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这个差距将更加惊人。

目前可用的权威公开数据是，世界银行2007年12月底公布，中国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为3.45，即1美元相当于3.45元人民币。那么上述这些商品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的价格之后，将比现行汇率的计算还要便宜一半。

想象一下：一套Armani（阿玛尼）西服3000元人民币，宝马Z4跑车10万元人民币。猪排骨4元人民币一斤，泰国香米45斤只要60元。三口之家一个月的食物花销，只需1000元人民币就搞定！

而按照物价收入比，差距将更加刺眼。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月均收入为1431元和430元人民币；而2009年美国居民人均收入为42240美元，月均收入为3500美元左右。

在美国，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只要1美元，看一场电影只要8美元，占美国公民每月收入的万分之三和千分之二。而在中国，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在20元人民币左右，一场电影平均也需要50元人民币左右，占中国城镇居民每月收入的1.5%和3.5%左右，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的费用的50倍和17倍左右。

另外一个尚未被提及的价格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价格，美国也比中国便宜。被中国人称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在美国这个以资本为主义的国度，基本上对居民没有形成什么压力。

前述中国留美学生花三天调查后得出，医疗方面，美国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买保险，一些企业更直接帮员工买完保险。尽管医疗保险丰厚程度不同，但看病基本由医疗保险覆盖，只需要极少的药费。

教育方面，儿童享受12年义务教育不用交学费，并且政府对18岁以下的每个儿童给予每月400美元左右的补助金，当地叫做牛奶金。

对于老人，60岁以上的有1000美元左右的生活补助，65岁以上的老人则除了政府有补助外还可以领取自己的退休金了。若是残疾人，福利待遇更是超乎想象。

在交通方面，美国的高速公路全部免费，中国养车，则要面临森林般的费用。“因而这些福利也解除了美国中年人的很多经济负担。所以这里的老外从不存钱，而且常常是负资产，想想也许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缘故吧。”一位在美打拼多年的华商反思后说。





在美国，一杯星巴克咖啡只需要1美元。



上海一般商品房的价格堪比美国洛杉矶房价。
美国的低价秘密

影响物价的因素有很多。美国物价低廉，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是美国多年来保持了极低的通胀率。数据显示，1990年到2000年，美国则几乎实现了“零通胀”；2000年到2010年，美国CPI一直在2%上下浮动。当下，美国通胀率又接近历史低谷，而中国恰好处于近10年的高峰。以最近一个月10月份的物价指数为例，美国10月份CPI为1.2%，而中国10月份的CPI为4.4%。

从美元诞生100多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仍然在市场上流通，美国物价的稳定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分”作为人民币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几乎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物价上涨速度之快。

于是，美国居民过去二十年所经历的生活，被形容为：居民收入年年上涨，而价格始终在低位保持稳定，相对于越来越高的收入，物价显得越来越便宜。这种“低通胀高增长”的效应，让人感觉美妙。

根据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即当经济增长时，一般也会出现通货膨胀。根据这套理论，中国一些政策建议者10年前力主通过温和通货膨胀政策，以实现高增长。但通胀的过程也是一个财富向富裕人相对集中的配置过程，于是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也扩大了贫富差距。

但美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为何能够保持低通胀和高增长并存的局面？

部分是源于美国处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顶端，因而所带来的红利。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首先是大量进口消费品的物价持续下跌，直接带动物价下降，然后是大量工业用廉价初级产品进口，亦降低了美国公司的生产成本。据估计，进口价格的下降对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的下降贡献了约0.6个百分点。

美国的低通胀，更在于美元的霸主地位，而使得全世界人民不愿意美钞不值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采取促使美元越来越值钱的强势美元政策后，全球对美元需求日增，现今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成；在国际贸易中，有2/3是用美元结算的；国际证券发行总额接近50%用美元；国际贷款总额中以美元计价部分也接近一半；所有美钞66%都是在国外流通的，约3/4的新增发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

美元保值升值的强势，一边使得进口产品的价格变得相对便宜，使得国内旺盛的消费无法推高物价；一边吸引全球资本大量流入，推动投资扩张，促进经济增长，使得低通胀和高增长得以同时实现。

但从2008年美国陷入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放缓，为了刺激经济，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不惜动用类似直升机撒钞票的行为来刺激经济，先后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共计向市场注入了超过1.7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在同样的时间段，中国面对拍岸而来的经济寒浪，也掀起了天量放贷潮。

同样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而中国是通货膨胀得火热。经济学家赵晓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美元放水，其他国家吸收其流动性，这个过程中美国坐收铸币税，这与中国大陆放水淹自己百姓是两回事。

“美元三分之二是在国际市场流通，他们实际上在用全球的通胀来解决自己国内的通缩。”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大量的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因此全球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共同分担了美联储增发货币所带来的成本。

也有学者认为，中美两国构成如此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十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关系。

中国不断以解决就业为驱动，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推动对美国的廉价出口，这全面压低了美国的商品价格，特别是日用品价格，同时中国又将挣得的大量美元兑换成各种形式的证券资产，在美国安安静静储备了起来。这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友好”抑制了美国物价上涨的空间。

反观自身，近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四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 21.7%、8.7%和当前的4.4%。人民币的币值贬值速度远远超过美元，购买力也不断下降。

不同的交易成本

中美物价反常的背后，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分配体制使然外，更是两国内部各自司法、经济体制差异的结果，这种制度成本的差异体现在从生产到流通以及交易等各个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被广为转载：《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聂辉华认为，市场资源是否得到合理配置、能否实现规模效应，是能否降低商品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物价的一个因素。

以知识产权为例，如果政府能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优势企业就可以实现市场扩张，从而像美国那样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最终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得到好处。相比较而言，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中国企业创新的产品往往迅速被“山寨”，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同时市场份额也被瓜分，无力实现市场整合和规模效应。

和规模效应有关的还有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聂辉华认为，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旦一个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者创新产品在竞争中胜出了，它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因为其他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下去。所谓“赢者通吃”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

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每个行业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品牌可以相互抗衡。例如，运动服装业由耐克和阿迪达斯平分天下，碳酸饮料业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而治之，而皮包业由Gucci、LV、Fendi和Coach四强称雄。

优胜企业凭借品牌声誉，一旦有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自然降低，售价也相应降低。例如全球500强老大沃尔玛连锁店，靠的不是高利润，而是薄利多销。

而中国存在很大的资源误置，很多国企亏损却不能退出，很多私企盈利却无法扩张，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大扩张、低成本、低利润的良性循环。中国商品生产中的流通成本也居高不下。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华裔学者也发现，目前中国大陆的铁路货运是超负荷的，要想申请一个车皮指标，在运费之外的额外支出有时竟然高到五千到五万元之间。

此外，大陆高速公路收费之重，交警罚款之多，更是将运输成本推高。据媒体报道，广州到北京的特价机票大约在700元左右，但如果开车从广州出发到北京，仅仅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已经高达1400元。

这还是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检查。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说，他每次往返大约有7000元的罚款和敲诈。各种成本如此算下来，从广州运货到北京的运费比从广州运货到美国还贵。缺乏完善的司法保护以及诚信制度的缺失，也是使一些企业宁可产品低价出口，而不愿冒风险在国内销售。

一位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直言，大陆贸易商缺乏诚信，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而出口只需与外商签订合约，其他不用担心，发货之后，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订单下降，尽管有关方面呼吁企业扩展内销，但一些外贸企业宁愿降价出口也不愿意做内销。国内的高风险必然要求更高的回报。安朗童话世界(香港)有限公司业务推广总监林彩朗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我们出口美国的一双鞋价格是八九美元，而内销价格要200元至300元人民币。”

聂辉华认为，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与国内各方打交道的这些“公关费用”，最后都被算进生产成本里，国内价格只能水涨船高。尽管表面看起来，相对于美国，中国仍是生活水平较落后的国家。

哥伦比亚冲锋衣在美国梅西商场的价格为什么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半，还和商业模式有关系。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欧美百货商场是买入制的，中国的百货商场是联营制的。所谓买入制，就是指梅西商场的这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是梅西商场从品牌商手里买入后再销售的，梅西百货赚取进货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价。

而中国北京王府井百货的那件哥伦比亚冲锋衣是品牌商或代理商放到商场销售的，王府井百货从每一笔成交金额中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提取利润。

在进货方面，由于梅西本身是采购商，同时其供应渠道是垂直的，制造商—品牌商—梅西，梅西控制着零售终端，所以是梅西向品牌商压价，品牌商向制造商压价，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利润，梅西有动力也有压力去尽量压低进价。

横向上，为了和别的卖场竞争，类似梅西这样的国外卖场也必须尽量压低售价，定价高了卖不出去，否则一旦错过季节就变存货了。如果一个商场存货增多，流动资金很快就枯竭，倒闭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中国的百货供应商是金字塔层级：制造商—品牌商—中国总代理（可能之前还有个大中华区或亚洲总代理）—分级代理—商场，这每一层都要加价赚钱，虽然商场是终端环节，但是由于它不需要花钱购入商品再销售，并且如果成交价越高其抽成利润越大，所以商场根本没动力去压价。

在销售环节，联营制的王府井百货不用采购商品、不用库存、不用损耗、不用占流动资本、不用支付营业员薪金，扣除水电物耗后就是净利了，所以王府井百货不在乎定价高，价格越低其抽成越少。

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税收也是决定物价高低的重要因素。税收被称为公共服务的价格，2009年中国政府实际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宏观税负超过了30%，即政府收入超过GDP总量的30%。而美国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2.8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12.9万亿美元GDP的21.7%。

对于消费服务和购买商品中所包含的税款，中国老百姓一直没有“被”遗忘。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花100块钱买一瓶护肤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这是NGO组织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公民税收手册中提到的数字。据统计，中国国内商品价格含税量高约35%以上。

而美国商品的价格都是把商品价格和税分开缴纳，各州的消费税税率最高只有10%左右。同时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的时候，美国税收制度存在大量的免、抵、扣条款，纳税人在填写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将某些开支从其年度应税毛收入中扣除，以形成经调整的应税总收入，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纳税。

另外，部分个人退休账户、个体经营者的退休年金计划、学生贷款利息、赡养费、某些教育费用开支以及搬迁费用等也可依据有关规定从应税总收入中予以扣除。

中国各个地区也存在大量的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大多数反而是针对开发区内的出口企业，给企业降低的成本好处并没有为中国的居民所享受到，而是成为促成美国低物价的另一原因。

中美之间的贸易也影响着中国和美国的物价对比。和国内商品价格的含税量相比，中国出口商品的出口含税相对较低，一方面因为出口商品的资源成本较低，如出口加工企业获得的劳动力、土地、税收优惠；另外中国为了鼓励出口，对出口商品实施出口退税，同时对进口商品实施较高税率。而美国经过数十年的关税贸易谈判已经把海关税率降到目前的2％以下。
物价里的租金

中国连续多年飙升的房价，也对物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过去十年，全国的房价平均上涨了500%，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方，涨幅超过1000%。房地产价格的提高，直接提高了商业地产的租金价格，增加了经营成本。

从2006年到2009年，在全球最贵商铺的排行榜上，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外滩的租金从前50名逐渐上升到前20名。目前北京前门商业街每平方米的年租金已经达到了3700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接近美国第五大道的租金水平。

抛开这些皇冠上的钻石，普通的商铺租金最近几年也开始急剧上涨。北京一个普通街道临街店面的每平方米年租金已经达到3000元，一个40平方米的小店面月租金高达万元。而仅仅在两年以前，这样店面的租金只要三千元左右。

据媒体报道，在广州，一个小区内的商铺平均租金在8月份还是150元/平方米/月，而现在即使是位置靠内的毛坯商铺，租金也要230元/平方米/月，短短的一个月内上涨幅度超过80%。

这些租金飙升，必然体现在最终的商品价格当中，由消费者来承担，更为重要的是，高昂的渠道和商铺成本，让一些本有意做内销的外贸企业打消念头。

除了房地产的有形租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权力的租金。权利的租金包括利用特权进行合法的寻租和非法的寻租。交通费是居民的一项大支出，而中国大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属于典型的合法寻租。

在美国，人工成本贵，车本身很便宜，以至于租车比打车便宜，在奥兰多租一辆很新的轿车，一整天不过18美元（还包括保险在内）。在泰国曼谷，车和人工成本与中国北京上海相等，但出租车起价7元人民币，如果打表，价格一般比京沪等城市便宜40%。

在北京上海打车价格不菲，在于司机经营出租车，首先要缴纳高于汽车款两倍到三倍的价格购买出租车，然后再每个月上交五六千元的所谓份子钱，出租车管理公司收取费用的依据是由权力分配的经营牌照。而这些费用全部都要由乘客来承担。

另外一种租金形式为非法寻租产生的各种腐败。依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度称，“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到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而这些租金都陆续摊入了物价，交由弱势阶层买单。正是这些非法以及不合理但合法的租金，生发出了超越国情的奢侈品消费、庞大的地下经济、日益脆弱的民生感受等一系列“不正常经济现象”。这也由此撑开了一个命题：擒拿通胀之虎也需仰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实习记者 黄昕 胡元 唐文竹对本文亦有贡献）

坎昆气候谈判的关键所在
Michael L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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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谈判将在墨西哥坎昆(Cancun)举行，我在这里给华盛顿提个建议：不要过多关注中国的态度。

事实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建议美国关注除中国外的其它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基础四国”气候谈判同盟中的合作伙伴：印度、南非和巴西。其实，这可能是影响北京立场的最佳方式。

美国在坎昆有两大主要目标：第一，要推行一个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敦促所有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都做出相应努力；第二，要避免谈判被视为失败后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

中国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主要障碍。北京方面继续要求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承担依法生效的国际义务，削减其碳排放，同时坚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免除这一义务。

此外，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都将试图把对方描绘成一个阻挠气候谈判的最大障碍。如果谈判以分歧告终，但中国赢得道义形象上的 利，美国将成为失败者，并在地位和影响力方面遭受更大的创伤。

关注除中国外的其它国家有助于解决这两个问题。2009年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气候谈判过于关注华盛顿和北京将通过协议取得什么结果，导致其它国家只顾着思考协议将给本国带来哪些影响，难怪各国在态度上止步不前，导致谈判进程比预想的困难得多。

反之，如果美国花更多时间 其它国家展开接 ，就能缓解这 不 定气氛，赢得更多的支持。此外，从潜在层面孤立中国将给北京带来更大压力，迫使其接受美国的立场。同时，如果谈判破裂，其它国家更有可能归咎于中国，而不是美国。

从“基础四国”着手

美国如何才能实现这 转变？这一战略应从中国在“基础四国”中的同盟国着手。通过同盟化的谈判方式，中国得以躲在同盟国需求的背后，达到自己单独谈判所无法实现的目标。

举例而言，当有人指出富裕的中国企业家有责任削减其碳排放时，中国搬出同盟国印度的劳苦大众，说他们连电都用不上。（印度的人均碳排放量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同样，当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受到指责，称其阻挠美国增加透明度的努力时，北京可以让印度环保部长回应：你们担心中国和印度虚报数字吗？（言外之意便是：不，我们不担心印度会虚报数字。）

此同时，巴西和南非扩大了该同盟的地域影响力。北京重视维护其在整个非洲的形象，因为它在那里有很多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当非洲国家的领袖们指责美国的碳排放给非洲大陆带来损害时，北京通过 南非的同盟，能够同他们站到同一个阵营。

为削弱这 同盟，美国应该在不 及中国底线的前提下，帮助“基础四国”的其他三国得到其想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新德里担心华盛顿和北京方面会达成一个给其带来不可承受重负的协议，但考虑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这 情况不可能发生。美国应该公开向印度表示，美国不会弃印度的利益而不顾。

中国在清 能源领域建起了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壁垒，但印度不同，其在商业领域的清 能源合作方式大体来说是积极和正面的。美国应该奖励这 态度，增加 印度政府之间的合作，奥巴马总统近期对印度的访问反映出了这方面的进展。

巴西和南非的地位没那么关键，但依然重要。巴西坚持站在“基础四国”的同盟之列，目的是赢得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尤其是来自非洲大陆的支持，因为巴西认为这是它谋求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必由之路。美国应该明 表态，不要求最贫困的一些国家减少碳排放。美国还应该努力增加新资金，帮助非洲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巴西将尤其愿意 美国合作，在非洲扩大乙醇技术的应用。

南非最终选择加入“基础四国”是为了参 谈判的过程：它担心谈判在涉及非洲的气候问题时将其抛在一边。在这方面，美国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提醒南非，这么做会把谈判议程的决定权交给北京。

欧洲的问题

美国的另一大问题是欧洲。美国的战略专家有个习惯，过于关注自己的敌人，而忽视自己的战友。然而，欧洲在气候谈判中的态度十分重要。为避免在谈判失败后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外交家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向欧洲公众解释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实际举措，包括在美国各州以及通过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所采取的措施。此外，美国也应避免针对欧洲气候变化政策的软肋发起不必要的攻击——去年在哥本哈根就发生过这 事情，这只会导致欧洲国家的领袖们站到美国的对立面上。

诚然，美国面临的挑战不只来自其它国家，甚至主要压力也不全部来自于其它国家。美国在本土采取的措施尚且举步维艰，要敦促其它国家采取行动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谈判破裂，美国肯定难逃其咎。

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谈判破裂，或至少陷入僵局，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派预见到这一点，他们将气候谈判的成功定义为各方达成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协议，并（正 地）认为这 协议目前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就算只达成有限和非正式的国际约定，也能为最大的几个碳排放国家在本国采取措施奠定良好的基础。去年的《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为所有国家制定了长远目标，并明 了以国际透明化原则将各国气候政策整合起来的做法的重要性。如果坎昆会谈能够深化哥本哈根达成的协议，就可以算是一 成功。

同时，对那些认为气候变化全球行动从根本上就走错了路的保守派来说，气候谈判的“成功”本身就是一 失败。不过，保守派还是欢迎《哥本哈根协议》这类决议的，因为它明 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碳排放大国都应以认真的态度采取行动，同时给予美国追求自己想要目标的自由。

然而，哥本哈根达成的协议并不稳定，如果坎昆能让其成为历史，北京方面将拍手称快。通过关注“基础四国”和欧洲，美国能进一步巩固《哥本哈根协议》的作用，而不必在意北京方面是否合作，这样中国随大流的可能性也会更大。美国强化《哥本哈根协议》的最大希望并不是来自于北京，而是来自于其它各方。

Michael Levi

天然气汽车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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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答对的问题：在哪些国家，天然气汽车的数量最多？

我来给个提示：这些国家不包括美国，也不包括其他所有工业化强国。

根 行业组织“国际天然气车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atural Gas Vehicles)的数 ，全球目前有1140万辆天然气汽车投入使用，而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巴基斯坦居于首位，截止到2009年12月，共有230万辆；而伊朗、阿根廷、巴西和印度加起来超过600万辆。在中国，天然气汽车的数量自2007年以来翻了一番多，约为50万辆。

使用压缩天然气(CNG)的汽车由通用汽车(Motors Co.)、铃木汽车(Suzuki Motor Corp.)、菲亚特(Fiat SpA)以及区域型制造商伊朗霍德罗汽车公司(Iran Khodro Co.)等企业生产，这 汽车比使用汽油的汽车更清 。

但清 并不是让天然气汽车在新兴市场取得长足增长的唯一原因。导致这些国家的政府支持天然气技术的因素还有：汽油提炼量不足，天然气储量丰富，对于伊朗而言，还有遭到新一轮贸易制裁可能严重制约其汽油供应的风险，等等。

长势渐猛？

在美国，情况截然不同。虽然天然气技术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而且美国天然气储量丰富，但天然气汽车的销量很少。

行业估计，截至2009年，美国约有11万辆天然气汽车投入使用；而根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统计，压缩天然气的使用量仅占2009年美国公路交通所使用燃料总量的0.1%。

专家表示，天然气车辆被排挤在主流之外的原因在于，美国缺少一个分布广泛的加气站 络。事实上，美国路面上大多数的天然气车辆都归属于拥有集中加气站的政府或企业车队。举例而言，纽约的城市运输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运营天然气公交车，而电信企业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Inc.)使用以天然气为动力的货车。

此外，汽油在美国相对便宜一些，因此转换为天然气没什么经济上的好处。

本田汽车公司(Honda Motor Co.)在美国部分市场销售一款天然气汽车——本田思域GX(Honda Civic GX)，但本田方面称，这款汽车的官方起 超过2.5万美元，比普通的思域汽车贵3,000美元左右。行业组织NGV America表示，虽然使用汽油的车辆可以改为天然气驱动，但改造成本很高，一般要花12,500到22,500美元。

天然气技术的支持者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应在鼓励天然气车辆的发展方面有更大作为，以此来治理污染和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程度。能源板块的投资者皮肯斯(T. Boone Pickens)也是支持者之一，他拥有不少天然气公司的股份。

未来数月内，美国参议院计划审议一个法案的新版本，向天然气车辆的购买者以及建造天然气充气站的企业提供补贴。（原定于11月17日的参议院投票被取消。）

虽然该法案的命运尚不明朗，美国投资分析 Lazard Capital Markets在7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天然气汽车在美国有 奕 必r 尔骓H。除了立法方面的进展之外，该报告还提及通用汽车等美国汽车制造商的一项决定，要在本国市场提供可使用天然气的汽车，美国的天然气供应商也将提供支持，帮助企业将车队汽车改造为天然气车辆，并建造天然气充气站。

抵御制裁的一剂补药

政府支持和行政指令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使用天然气汽车的关键因素。举例而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当地政府要求公共交通车辆必须使用天然气。从伊朗到巴基斯坦，天然气 格经过政府补贴后，平均只有汽油 格的一半。

伊朗在天然气车辆方面增长最快。截止到2009年底，在全国1100万辆汽车中，使用天然气的就有170万辆，比2006年的11.5万辆有了长足增长。2010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办了一个天然气技术的国际会议，大会发言人称，到2012年初，伊朗的天然气汽车数量预计将达到250万辆。

这 转换的驱动因素之一是要把那些燃油效率很差的老旧汽车替换下来，因为它们给德黑兰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污染。

国际制裁（或国际制裁的威胁）也对天然气汽车的应用产生了正面效应。协助政府管理天然气项目的巴格贝克(Mahmoudreza Bagherbeik)说，发展天然气产业是最重要的国家政策之一，以此可提高伊朗抵御更多国际制裁的能力。道。

由于炼油量的不足，伊朗几乎一半的汽油消费依赖进口。2010年夏，当联合国因伊朗研究核技术而对其实施制裁时，美国也如法炮制，威胁要惩罚那些向伊朗提供汽油的企业。伊朗做出反应，将一些化工 临时改为炼油 ，并把更多的加油设施改造为天然气充气站。

改用天然气对伊朗来说很合 ，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全世界第二大的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并能依托中东地区最大的国内汽车产业作为制造基地。 那次大会的发言人称，伊朗还建造了1,500个天然气充气站，并预计在2012年初增加到2,400个。

不过，伊朗在推行天然气能源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新改成天然气的汽车用户对安全问题心存疑虑。虽然行业专家表示，正 安装天然气系统的汽车要比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更安全，但伊朗有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天然气非法改装市场。这类改装一般会牵涉到本来为氧气等气体准备的发动 气缸，在亚洲部分地区已经因此造成一些死亡事件。

伊朗国家天然气公司(National Iranian Gas Co.)称，大多数天然气汽车的行驶范围要比使用汽油的汽车少15%。这一弱点，再加上加气站 络不够广泛，意味着伊朗的司 经常要为本国天然气能源事业的成功付出一点代 ——排长队等待加气。

Benoit Faucon

聚沙成塔
简直

　　根据中证登公司对今年9月底A股账户市值统计，在全国范围内5326万个实际持股账户中，持股市值超过1000万元的大户，只有不到两万人。84%的个人投资者（4472万人）的持仓市值在10万元以下。如果按上限10万元计，这些个人投资者如果幸运地跑平深圳综指（目前对股市盈亏最有代表性的指数），过去一年最多赚1.5万元。这样的年收入，合月薪1250元。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八成以上的A股股民来说，与其炒股，不如打好一份快递工。看官审阅至此，肯定要骂了：难道作者竟然要剥削小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令其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么？非也。这事只是个说话的由头。这篇咱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咱们A股市场仍然是如此一盘散沙。

　　咱们不搞金融工程、数据分析、政策预测那些宏大叙事，我们直接先来看看A股市场的现存投资者格局，看看这市场上少了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官方无尽呵护的公募基金，体量已经庞大到足以容纳证监会所有下海官员；其次是各种机构的自营盘，这里面包括保险、券商等各类有钱机构和普通的工商企业；接下来就是在证监及银监两大势力卵翼之下生存的理财集合，前者叫券商资产管理和基金专户，后者叫阳光私募，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后者因为奶嘴不对，越来越弱势，近期甚至传出了很多吓人的故事。然后呢？然后就是以上面所说的那84%人群为主体的个人投资者。

　　这里真正缺了的一环，就是能够把这些占总账户八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集合起来的、真正的私募基金。刚才列出的那些官方“特许私募”，包括基金专户、券商资产管理及信托“阳光私募”，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在里头折腾。这里最有趣的就数“阳光私募”了——“阳光”一说，是源于银监会的证券投资资金信托计划规定中定期公布净值要求，因为公开净值，接受政府及人民的监督，于是就觉得自己“阳光”了。但且慢，公开净值其实是公开宣传业绩以利募资是一回事。你阳光了，公开了，运气不好、把单子做坏了的丢人是小事，踩对了点做得比较好的，可就和公募基金一样在公开募集了。按说私募基金因为缺乏其他配套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是完全风险自担的游戏，你这么一阳光、一公开，其实就直接和公募基金接轨了。所以这阳光私募，听其名就可知其本身的存在就是个悖论，是一种在畸型管制条件下的怪胎。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很不高兴，那我公平一点，再说一句：公募基金的专户理财和券商资产管理也一样，都是怪胎。怎么个怪法，不是本文的重点，不展开说了。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它为何发展不起来？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美国被约定俗成地叫做避险基金（Hedge Funds），业界也有叫做对冲基金的。怎么个避险法、是不是全在做对冲，这样的字面分析在实际商界已经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这不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而已，叫这么个名字是出于历史传统，本身并不意味着操作策略。张三李四，出于与王麻子多年的交情和信任，把钱交给了王麻子，由王麻子集合运作，王麻子注册了一个王麻子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自任普通合伙人来管事，张三李四不管事只拿钱，叫有限合伙人。在美国，这个王麻子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就是一个对冲基金。按那边的规定，只要符合几个条件或其中一两条，这样的组合资金就豁免监管，说白了就是官府不管。这些条件大致如下：张三李四比较富（基本上有个全国人均收入的几倍就是了，不是我们基金专户理财那样的上千万门槛）；张三李四不富，但和王麻子是亲戚、同学或发小，“有着人际联系”；王麻子提供理财服务的张三李四们人不是很多，几桌饭就能安排坐下，而且不怎么“跨省”。诸如此类的规则，叫做安全港。美国法律博大精深，这类安全港规则非常多，而且法官们还在不断地通过判例在造出新的规则。国内的金融法二道贩子们在教材或奏章中经常把它们总结成干巴巴的几条，误导群众和领导，戕害商业，实属罪大恶极。

　　上面这种个人集合炒股的游戏，可以把王麻子、张三及李四搞成全球的首富，这可不是玩笑，巴菲特就是明证。但在咱们这里，它很难搞起来。倒不是说证监会出于扶持公募或“阳光私募”的目的，对民间集合投资行为进行了什么打压。真正的问题出在税收上。咱们这里对个人炒股“暂缓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条政策本身是当年为了国企在资本市场上实现脱困而设计的，但延用经年，未曾取消，慢慢地就成了一条难得的仁政。后来，因为官方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给公募基金的投资者也把个人所得税“暂缓”了。再后来，“阳光私募”们的载体，信托公司们，也装做不知道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也相当于“自行暂缓”了。

　　现在问题出来了，如果张三李四王麻子三位各自用自己的个人账户炒股，实质上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但当王麻子蠢蠢欲动想学巴菲特时，他面临着一堆的税：首先，集合到一个合伙企业的资金，在进行证券投资时，多了一道营业税（2009年年初新政），这个营业税，公募基金是明文免掉的，基金专户、券商理财和阳光私募们是装做免的，反正没人理。人家不理是有老大罩着，王麻子自己如果免了这税，就进去了。其次，虽然说合伙企业无须承担企业所得税，但当王麻子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炒股赚了钱，在纳了营业税之后还留了点，要分给张三和李四，王麻子作为普通合伙人也犯了难：是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呢，还是装做不知道？本来呢，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缴纳，这点所得归到个人名下，按理来说，是可以证明全系炒股所得，去和税局论理免税的。但税局不是很讲理：有人去国税总局发贴咨询，被一句话噎了回来：合伙企业属于企业，不享受个人炒股免所得税的优惠。

　　前面两项，营业税加上合伙人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达40.5%之巨。我们可怜的王麻子，在和倍受宠爱的公募、胆大包天的阳光私募们一比，就输在了这条起跑线上。于是，王麻子说，哥们儿，把钱直接汇我卡上，我用我的账户给大家炒吧。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只是有时王麻子携款逃了，有时分账不透明打官司了，于是证监会就出重手，会同公安，严打非法集资了。没有更大、更懂事的领导来过问，这些不好的现象，真的都是逼出来的。其实仔细算算，如果能够对真正的私募小机构在税制上与公募一视同仁，那么，四千万散户中每五十人中必有一位潜在巴菲特，他若能集合二十五个客户组织自己的基金，将直接使散户账户消失一半，大账户风格会更稳健自不待言，至少这将显著改善中证登的账户样本分布——领导，您知道吗？发展机构投资者，这才是正路。


　　（洁本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8期 出版日期：2010-12-06）

未来转轨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
张维迎

【中国企业家网】12月5日下午，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未来的转轨，是由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而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制度。

张维迎：谢谢大家，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经济转型靠什么?”。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给我们送来三个信号，第一中国比我们想象重要。如果我们早想到中国如此重要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第二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不再可持续;第三我们政府的内向、封闭思维不再适应今天的世界。
我们的转型我给概括这样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到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三点就是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的增长。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从新企业进入驱动的增长，到现有企业的规模扩张的增长。这个是好多发展国家都遇到的情况，在一段时间内要不断新的企业来进入。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主要靠现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使企业规模扩大推动增长。
要理解这个转变，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一点理论模型。这个实际上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来的模型，这个模型挺简单。我们经济学关注的是财富的创造，我们现在就说是经济发展。而财富创造从而而来，来自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劳动生产力提升靠技术进步，靠创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靠什么?靠分工，靠专业化，分工越细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分工又靠什么，分工靠市场，靠市场的规模。一个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意味着更大的技术进步，更大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强的经济成长，财富的积累，反过来又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利用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上我们找到一个价值链上的分工。这个分工和我们本身的优势，特别是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这30年的增长。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两个思想是非常不平衡，中国开发国际市场是比较充分的，国内市场的开发是不充分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上来看，在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除了低于德国，高于任何其他的国家。而我们还有一个农村也人口，相当多的占重要比重一半以上的国家，出口占到GDP如此大的比重，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过去30年平均起来每年增长是GDP的1.5倍，未来能够达到GDP的增长应该算很了不起了。
这就使我们觉得，未来的增长市场在什么地方?我想我特别强调一下，国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是相当的大，我曾在一些场合讲过，GDP来讲，比如广东在世界按国家算已经排在第18位，他的规模大于印尼，挪威。我们河北经济规模在中国排到第六，已经大于香港，我们北京、辽宁经济规模都大于新加坡。从GDP规模看，中国算是半个全球了。
另一点我们要注重人口规模，要找工作，吃饭，其实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市场的范围不会很大，分工就不可能很细，经济的技术进步就可能比较慢。我们看到在中国每一个市场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可以看到足疗，洗脚的行业，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一个洗脚的公司可以上市。
另外我们举一个教育的例子，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有12个教育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的。这样看来，我们中国好多的传统产业未来仍然有很好的盈利前景，我们过去的PE，VC都在投资于高科技，现在你看国际PE来到中国，好多在寻找投资了传统产业，而不是高科技，因为传统产业仍然是盈利前景很好的。
这一点要与我们城镇化相关，未来大家知道过去30年，未来30年也是这样，每年一个百分点人口进入城市。100万进入城市，每年会有13个出现，这些好多需求他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并不是高科技的。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产业市场仍然非常大。
另外我们在看一下我们区域的增长模式转变，你看我们第1个改革开放10年增长最快，前四位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2个十年都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第3个就变了内蒙、陕西、天津、宁夏，2003-2008年是内蒙、河南、陕西、山东，这里面有一个重要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一步之后，西部一些潜在优势就出来了，包括资源的优势，最重要还是土地的优势。现在劳动力成本可能相差不大，但是土地的价格相差就非常大了，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土地，这个可能在西部就具有这个优势。
我们在看一下，我刚刚讲了市场范围，不是人多就是一个市场，一定要人连起来才是一个市场。连着他的办法就是靠交通运输，但是全世界的经济最初都是从沿海发展，为什么?沿海的成本是最低的，在西方，英国，美国都挖运河，运河成本也比较多，美国出现了铁路才向西部挺进。中国长期以来，我们交通是比较落后，但是很幸运过去的2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生很大的变化，使整个中国连成为全球一个统一市场，包括我们的高铁。当然现在大家高铁的建设速度可能有点过快，但另外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仍然为中国的统一市场形成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创新和高附加这样一个增长。投资的增长可以说几乎走到尽头，去年达到了67%，达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我打一个比方，抓住老虎的尾巴，有两种选择，一种放开老虎把你吃掉了。另一种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现在投资就是这样一种境地，如果政府不追加投资了经济速度马上掉下来了，但是继续靠投资来驱动的话未来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可能中国经济灾难大的滑坡都是由这种投资过度引起的，包括这两年投资这么剧烈集中，2012年干什么，不可能每一个村都通高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需要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1988年中国单年生了2500万个儿童，2008年只生了1500万个儿童，降低了1千万。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饭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子在服务，说欢迎光临。20年之后，我估计不会有这么多女孩子了，我们看到可能都是老太太在给我们端盘子，而不是年轻姑娘给我们服务。
我们从一个数字来看，90年的时候单年每一百个就业人口新增8.5个新的就业者。而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5个。当然有些机构变化，现在最难找的人是什么?是小学没毕业的人找不着，再一个就是高中生最难找，加上我们的人口一胎化政策，未来好多产业都面临挑战，比如劳务输出到欧洲去，没有人愿意去，一个孩子都不愿意送过去。当兵现在也变成一个很大问题，现在最多是大学生，每天输出600多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总量上来讲我们面对一个劳动力逐步走向短缺。

我看到刚才秦晓讲过人口红利问题，现在是需要我们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当然了，我顺便插一句人口政策，我们现在还不及时调整的话，未来的国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采取这样一条道路，就像减肥一样，这个人体重和身高一除太胖了应该减肥。但是我们采取的减肥帮助是把大腿锯掉，但是这个后果就更研究了，虽然体重降低了。
这个减肥的障碍有哪些，中国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了。不是大问题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包括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车为什么堵，经常堵在收费口上，那就是一个交易成本。中国真正开发国内市场，真正怎么使我们交易成本降低。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开发国内市场，我前面讲国内市场不同于扩大内需。为此我们要讲到一个理论问题，凯恩斯理论，现在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凯恩斯经济宏观理论建立的，这个宏观理论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看他基本理论就是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这驾马车不不行我们推投资，投资不行推消费，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错误的。
我举个例子，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需求，只有生产力提高，只有有销效率才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变成了只要能创造利益的投资都是应该做的，这是我们这两年宏观政策基本理论依据，他的后果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了。
前面讲的对比一下，有好多重要政策含义。我们讲开发市场是企业家的功能，但是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功能，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扩大内需就想到周小川，是货币政策的事，是他的事。我讲的开发国内市场是谁的事，是在座各位马云的事，是王石的事，是马蔚华的事，是在座企业家的事。扩大内需我出口不行了，电脑卖不出去，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让大家多买电脑，一个人原来用1台，2台，现在用2台，3台，这就是扩大内需。而开放思想，就像ipad，联想的LPhone，你生产出新的东西让消费者去买这才是。房地产也是，开发市场你能够生产出大家更喜欢的房子，而不是通过我们给大家更多的贷款使大家去买房子，这两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如果我们思路是扩大内需的思路，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其实前面有一些转轨就没法进行。好比创新，如果我们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东西都好卖的话，你为什么要创新呢?只有传统东西不好卖你才有机会创新，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讲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明确。
关键的问题未来的转轨，能不能完成，关键的问题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如何企业家真正能够跟他的时间经验，他的兴趣都放在开拓每一个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如果连企业家都抱怨钱太少了，只有政府发更多的票子，那这个经济不会有好的前景。
这方面目前有几个大的障碍，我想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国有部门实在太大，我们现在国有部门占到GDP的35%以上，没有一个国家国有部门占到如此比例大的时候，可以真正把国内市场好好开发出来。因为国有企业大量的GDP不能够变成消费者购买力，这就是大家知道过去几年，我们金融消费占GDP比重在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所以，只有真正解决国有部门问题，把更多国有资产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的资产收入，那我们开发国内市场才有一个好的前景。
第二个我们的产权制度保护，使得我们好多企业家仍然在成天想着移民，财富超过一定标准以后，都想着办绿卡，办外国护照，很少能够拿出真正的精力我怎么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也不能很好发挥。
我们政府能力仍然太强大，大家老谈房地产。北京的房价怎么样，北京的房价要建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办法，如果我们能钱多，那北京房价肯定要掉下来。北京有这么大一个缺陷情况下，要让一个首都房价掉下来，你权力大钱往你那集中，这在很多国家不是这样的。
我们汇率严重扭曲，大家知道汇率是一个价格，如果人民币定值，估值更低，导致企业家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开发国内市场。现在人民币订单1：20，在座好多人原来不出口也在想办法怎么出口，这是资源严重扭曲，是企业家能力使用的严重扭曲。这个问题，我想必须严肃的对待他。
有人提出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去冲销汇率，有更高的通货膨胀人民币不许升值了。我想通货膨胀是一个更坏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人民币回到他合理的位置。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未来我们的转轨还依赖于我们改革的前景，我相信我们的改革会继续下去，但是未来2、3年内不会有太大的动作，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了解。
我们改革的动力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常做的多，说的少。我们现在说的多，做的少，谈改革很多真正采取措施没有。我打个比方，只踩油门不挂档，听起来轰轰响但是不往前走，这跟我们利益风险有很大关系。
总结一下，未来在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走多远，我是赞成这么一个方式，现经济自由化，再政治民主化。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在政治民主化当中保持精英控制。如何和精英同志，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要完成这个挑战首先应该允许我们去讨论他，尤其是利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碰撞，但是非常可惜现在我们没有碰撞，我们有少数人在呐喊，但是没有纳入真正政府议事日程，讨论我们怎么样向前走。
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观点，未来的转轨，是由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而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制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