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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在电动汽车行业抢占先机？

鉴于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全球汽车市场，因此对电动汽车在该国市场的乐观预测层出不穷。例如，麦肯锡公司的顾问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电动汽车销售额将达到7000亿元至1.5万亿元（约合1050亿美元至2250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传统内燃发动机汽车市场。

如此乐观的预测应归功于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资1000亿元用于电动汽车的发展。“中国具备领导电动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因为我相信，发展电动汽车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因有多方面：能源安全、空气质量以及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管理咨询公司 - 博斯公司(Booz & Company)高级顾问、克莱斯勒中国公司前总裁比尔?罗威（Bill Russo）说道。但是政府对这一行业的关注还远远不止于对进口原油不断增长的依赖性和国际社会对其减排施加压力的忧虑，中国的这一远大构想也和目前她正在积极提倡的“自主创新”和促进国内消费的政策殊途同归。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是否能不负众望？毕竟，电动汽车的销量目前仅占中国汽车总销量的0.06%，而且引爆市场所需的基础设施也是极其匮乏。同时，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能否自我成长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企业素来以低成本经营模式见长，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技术——合资企业的销售量占到总销售量的70%。但是，这不会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拦路石。

加快发展

中国政府为汽车行业制定的最新规划正在最后的审批阶段，根据该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届时将有5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上路行驶，是2015年计划50万辆电动汽车的整整10倍。在这一号召下，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蜂拥而上，开始试运营电动客车和汽车。这些政策激励不仅提升了对该行业的关注度，而且还给予公共及私人企业实体“以在电动汽车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理由，”罗威说道。

但是，虽然国内的投资热情高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研究公司IHS汽车集团（IHS Automotive Group）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忻天舒认为，北京对于这一行业的前景过于乐观了：“政府的计划太雄心勃勃了，我们预计中国在2020年将有51万辆混合动力汽车和43万辆电动汽车。”如果是这样的话，电动汽车的销售将在那年只占汽车总体销售的极小比例。J.D.Power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混合动力车和电池动力车将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2.5%。

但是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本土市场。比如在对可再生能源的快速采用方面，中国可以大踏步地推进刺激政策，而无需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必须面对强烈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内反对呼声。“中国的政治体系允许其政府为电动汽车行业自由地提供财政支持和补贴，”忻天舒指出。

很多专家指出中国私人汽车企业相对较短的历史也使得他们具有另一种优势—他们不需要与企业内长期从事传统动力车的发展力量相抗衡。“如果你真地开始发展电动车，你之前在发动机、研发、生产线等方面的投资都将可能无所作为，而这一点对于美国、欧洲甚至日本的汽车厂商和零部件供应商都有巨大的影响，”J.D.Power亚太公司的约翰?曾（John Zeng, 音译）指出。

罗威认为，“如果你注意一下传统汽车技术，基本上是外国品牌的天下。他们拥有100多年的经验。但在电动汽车领域，没有一家公司拥有10年或15年以上的经验。这也给予了中国本土企业赶超对手的机会。”

谁是拦路虎？

但是，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绿色科技计划（China Greentech Initiaitve, GTI）是一家专门研究中国清洁科技行业的机构，其分析师周李璇（音译）指出，就技术而言，在全球范围内，电池制造商仍在苦苦寻觅能为电池降低成本和提高性能的方法。中国的锂电池制造商（比亚迪、天津力神电池和比克电池是电池企业三巨头）在这方面仍然落后于日本的同类企业，比如松下和NEC，以及美国的A123。

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还在电动驱动系统和传动控制系统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因为这些技术需要高级的系统工程。“中国汽车制造商在这些领域有很多改进空间，”IHS的忻说道，“现在最缺少的是如何对所有系统进行整合—包括电动机、电池和电源管控系统。”

在汽车厂商的业务领域之外，安装充电所需的基础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中国汽车行业专家佩德罗·尼诺（Pedro Nueno）说道，“如果市场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很大，那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电动汽车生产。但是，消费者都心存疑虑：‘我能给汽车充电吗？去哪里充？怎么充？’”他说道。一些国有企业已经对投资电动汽车充电站表示兴趣或已经开始投资，例如国家电网、中国南方电网、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但是据报道称， 他们都在等待市场成熟之后再考虑重大的战略举措。

即便是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领军企业比亚迪（BYD），目前仍无法证明其产品的商业可行性。比亚迪的纯电动车E6,销售价约4万美元，插电式混合动力车F3Dm，销售价约1.6万美元。目前还没有其它中国电动车厂商在中国销售这两种车型。40辆E6电动汽车是在深圳市（比亚迪公司总部所在地）投入使用的第一批纯电动出租车，在理想的行驶条件下，单次充电可以行驶300公里(186英里)，最高时速为140公里(87英里)；虽然比亚迪推出了F3DM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E6纯电动汽车的限量版，但是目前这些汽车主要以演示或车队使用居多，因此销售量非常有限。



出口市场一样艰难。“据我所知，比亚迪原本打算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向美国出口电动汽车E6，但是公司现已撤回了这项计划，”忻说道。比亚迪的一位发言人坚称，公司仍然在实施这项计划，但是由于E6仍在试验中，因此不会很快出口到美国市场。如果比亚迪成功达到美国的安全和质量标准，每辆E6汽车4万美元的价并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当然，如果它是技术领导者，那又另当别论了。但是，罗威说道，“在美国，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并不是冲着价格来的，而是冲着技术来的。但我不认为比亚迪是电动车技术的领头羊，特别是在海外市场。”



其他的中国品牌至今还没有任何大举动。长安新能源汽车公司是微型车制造商长安汽车公司的分公司，该公司向其有关政府部门提供了少量的混合动力汽车，但是这些汽车目前尚未进入大众市场。



同样，总部在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公司在2009年推出了第一辆国产混合动力汽车，但目前仍仅限于地方政府采购。根据11月初《南华早报》的一份报道，奇瑞最新推出其自主研发的纯电动汽车M1。奇瑞声称M1单次充电可以行驶100公里，最高时速为120公里；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该车销售价在2.25万-3.453万美元之间。奇瑞开始为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生产车辆，并计划于今年底下线。



国外生产厂商如本田在11月初宣布将为中国市场开始生产高级混合动力车；三菱汽车，去年它是第一个推出大规模生产纯电动车i-MiEV的汽车厂商，计划于2012年在中国市场引进该车型。i-MiEV时速约为100英里，能在六小时内完成充电过程。



日本的日产汽车，继在日本、美国和欧洲推出电池电动汽车“聆风”（Leaf）之后，计划明年在中国推出这款汽车。通用汽车计划今年底在海外首次推出雪佛兰伏特(Chevrolet Volt)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然后明年在中国销售。“这两家公司对这个市场非常重视。日产聆风是最优秀的纯电动汽车，雪佛兰伏特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领先者，”罗威说道，“向市场供应这些汽车及其技术，对于准备起飞的中国电动汽车市场是至关重要的。”



征途漫长

除了技术问题之外，国内的汽车制造商同时还需要在品牌认知上迎头赶上。最新的市场研究显示当中国的顾客有能力购买昂贵的汽车时，他们更倾向于买进口车型。换句话说，中国的消费者，就如其它地方的人一样，把汽车看作一种身份象征。J.D.Power的曾先生认为，“国外厂商将在国内的电动车市场独领风潮，因为消费者不是在买电池，而是在买汽车。国外厂商已经在中国市场建立起了品牌效应，中国的顾客将会因对其技术和品牌的信任而购买他们的电动车。”

缺乏品牌和技术，这种状态使得中国的决策者有如芒刺在背，这也是推动国家采取措施、培养“自主创新”的重要动力。为了确保技术共享，政府可能会要求电动汽车行业领域的所有外国企业与国内公司合资，并将外国股东的持股比例限制在49%以内，类似于之前在传统汽车领域内的监管要求。

一些报道表示中国还在草拟阶段的电动车规划将会要求国外厂商与本地合作伙伴分享关键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最近报道说国外厂商对分享自有知识产权的要求感到不悦。然而，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政府不一定会真正推出此项新规。尽管如此，“就算没有政府规定，因为国外厂商必须建立合资企业，中国合作方将会要求外方分享其技术，”曾先生认为，“中方将要求外方把关键的技术部件本土化生产，这样外国公司就不得不公开其技术内涵了。”

有一些专家预计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销售额在国内市场排名前二的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AIC）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FAW）在电动车领域的预期投资将使得其他私人汽车公司迄今为止的努力相形见拙。上汽集团和一汽集团分别计划投资140亿元和190亿元；而截至目前，奇瑞和比亚迪的投资额总计不超过100亿元。

无论是国有还是私人企业，中国的电动车企业都希望政府能够给予补助。中央政府最近的政策是将给予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和合肥五城市内每辆纯电动车购买者6万元的补贴，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5万元的补贴。在上述这些城市中，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了一些小规模的电动车基础设施。在深圳，将在今后两年内，在停车场、购物中心和酒店周边建设充电站。但是，为了让这样的设施运行，政府将需要发展电动车和电池的技术标准。

该行业还将从公众逐渐增强的环保意识中受益。当消费者开始把能源消耗和政府补贴考虑在内，需求将迅速提升，忻天舒认为。在中国，消费者转向电动车消费相对容易，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最近才开始能够有能力买车的，他们比其他国家的长期驾驶燃油车的消费者更能接受新能源动力。另外，由于电瓶车的普及，中国消费者也较习惯给电池充电。

但是无论你是一家中国本土厂商还是国外汽车商如日产或宝马，忻天舒表示，只要你能以合适的价格推出合适的产品和技术，中国都将给予他们以一定的机会。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黄宗智/文
　　如果按照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来看，1985年以来的20年中，中国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虽然略有增长，但并不显著。与非农部门举世瞩目的发展相比，更使人感到农业的相对滞后。
　　但是，如脱离普通视角而集中于“大农业”（即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考察，便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图像。最近20多年显示的是持续发展。其幅度虽然不如GDP总量那种“奇迹”似的增长，但仍然非常可观，对农业来说尤其如此。
　　这个由“停滞”与“发展”所构成的悖论现象，其关键在于中国食物消费的转变以及与之配合的农业结构转变。中国食物消费正在从传统的8∶1∶1，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菜果快速转化，当前的比例可能约为5∶2∶3，而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如能进一步提高，转化的终点将可能是4∶3∶3。
　　由此而来的是菜果种植和畜禽鱼养殖的快速增长，近年来共约三倍到五倍。前者可以见于蔬菜的播种面积，从1985年的0.71亿亩到2007年的2.60亿亩以及同时期水果播种的面积，从0.41亿亩剧增到1.57亿亩。两者合并起来今天已经达到总播种面积的18％；与1978年相比，当时菜果只占到总播种面积的3％，这是个非常激剧的变化。肉类（猪、牛、羊肉）的增长同样如此。
　　在产值上，因为菜果产值一般要比粮食等高出两三倍，菜果所占比例已经达到种植业总产值的约40％。肉类则已经达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33％；加上渔业所占的9％，肉、鱼已经达到农林牧渔总产值的42％。与1978年相比，当时牧业加渔业才占到（大）农业总产值的17％。这也是非常激剧的变化。综合菜果和肉类来看，它们已经达到“大农业”总产值的62％。而1978年，菜果、肉鱼在（大）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只有约六分之一，今天则占到将近六分之四。这也是非常显著的转变。
　　如此的变化幅度，其实已经超过一般意义的所谓“农业革命”。20世纪后半期广为称道的“绿色革命”（主要是科学选种与使用化肥），其粮食年增长率充其量只不过2％－3％，要20多年到30多年才能把产量提高1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则像1950年到1980年间的中国那样，增加的产量被人口增长所蚕食。但中国最近的这个变化则在1980年到2007年的27年中，让产值提高了足足5.1倍。它反映的是中国农业的根本性转化，并且非常鲜明地体现于人们食品消费结构的戏剧性转化。这不是“绿色革命”所完全能够做到的。
　　之所以把这一变化称做“隐性农业革命”，是因为一般的观察都没有突出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的转化。传统的农业革命主要见于产量的变化，而这里讨论的变化在种植业的产量里见不到，因为大部分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停滞或变化不那么显著的，统计局又缺乏对蔬菜的分别、系统数据。同时，种植业的数据也反映不出饲养业的大规模发展。另外，能够凸显上述变化的不是产量，而是产值，但统计局在产值数据上偏偏没有区分粮食和蔬菜。因此，仅凭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革命”视野来看，以上的变化很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
　　简而言之，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 ，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正因为如此，它更多地体现于产值上的变化，而不是传统模式中那种产量上的变化。为此，也比较容易被人们忽视。
　　在经历30年的变化之后，这一转化过程今天已处于中、晚期，应该会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中结束，并将促进农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化以及农业产值的进一步提高。正是这样的历史趋势，及其与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城市化－非农就业化的另外两大趋势之交汇，将促成大部分中国农业的转化，从几百年来的低收入、过密以及劳动生产率停滞的农业转化为适度规模的、去过密化的农业。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一种可能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资本主义化，新农业及涉农产业完全向资本牟利型的“龙头企业”倾斜；另一种可能则是在政府的抉择下，在全球市场经济现实下，探寻出另一条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合作组织道路。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可能真能做到今天中国政府在言辞上所打出的口号，亦即“小康”“和谐”社会，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本文选自《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第六章，详见本期“本刊12月荐书”，略有删改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导论
黄宗智


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显然，在农业人员占大多数的国家，如此的变化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也是现代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应区别于不附带劳均产出增加的总产量上升，譬如，来自耕地抑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扩增的总产量上升。后者即我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乃是中国明清以来至少六个世纪中农业变迁的主要型式（Perkins 1969; 黄宗智 1986, 1992）。今天，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并多半将在二十年中超过美国而达到第一位，然而人口压力和农民收入低仍旧是主要问题。
但是同时，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1980 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是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多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
但在国家政策上，当前还有许多尚未确定的抉择。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否将会是比较简单的资本主义模型（虽然是具有庞大人口压力以及众多贫困民众）？抑或将是一个分配比较平均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经历是否会和后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以某种方式合并为一体，抑或是完全被抛弃？
第一编：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
本书首先对中国的农业作历史和比较视野的回顾--历史视野是为了超越意识形态，国际比较则是为了在全球视野中更清晰地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与共同之处。
中国与英国、日本、台湾和韩国相比
本书从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之间的比较开始，说明中国农业变迁之与西方典型农业发展的不同（第二章）。中国是高度劳动密集的单一种植业农业制度，平均每个农场仅1.25英亩，英国的则是低劳动密集的混合种植业和牧业的农业制度，其农场平均规模达125英亩。[1]在长江三角洲，牲畜放牧和饲养由于人口压力而基本被排除。正如农业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 1937a: 12 ）多年前指出，供养肉食人口所需要的土地是供养粮食人口所需土地的六七倍。英格兰则具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一个肉食+农作物的农业制度。[2] 如此不同的土地/人口"要素禀赋"严重抑制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18世纪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变迁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土地劳动投入的增加。例如，从水稻转入棉花，其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18倍（包括纺纱和织布），其收益则远远不到那样的比例；又例如，从水稻转入蚕桑，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9倍，其收益则才三、四倍。如此的变化也可以视作（我称之为）"内卷型商品化"，因为从粮食转入棉花/蚕丝生产意味着进一步的商品化。其结果是总产值的上升，但是是以单位劳动力或劳动日产出/产值的显著递减为代价来做到的。在18世纪的英格兰则很不一样，每劳动力的产出上升了几乎一倍，主要得助于畜力的使用。这是在圈地运动之下，系统混合种植业与畜牧业（此前在共有土地上放牧）的结果，其典型是所谓诺福克的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制度，小麦和大麦供人食用，芜菁和三叶草用来喂牲畜和恢复地力。正如瑞格里（Anthony Wrigley 1985）证明，如此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意味到了18世纪末，仅占总人口1/3的农业人口，能够为其余的2/3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品。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后来的经济变迁作出了一系列的贡献：它为非农部门释放了劳动力，首先是城镇的"早期工业化"的手工业，继之是后来的制造工业。同时，农业收入的上升也为当时（包括农村在内的）"消费革命"提供了条件。城镇化与蓬勃的城乡交换，导致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展望和抽象化的分工、竞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螺旋式经济发展（Smith 1976[1776]: 401-6）。此外，城镇早期（手）工业发展（主要是纺织业）为人们提供了在家庭农场之外的可能生活来源，因此而导致了 "人口行为转型"，主要是较早结婚和较高的结婚率。另外，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工业制造业提供了条件，其能源则来自英格兰早先发展的煤炭业。（毋庸说，后来不列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掠夺和榨取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以上众多半独立半关联的变迁的交汇构成了不列颠工业革命的起源。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不同鲜明地体现于"早期工业化"的不同。在英格兰，早期手工业发展很快便变成一个城镇的现象，其劳动者由此得到了独立于家庭农场的生计，而那样的独立能力允许他们较早结婚和更高比例地结婚。这是瑞格里和Roger Schofield等人所研究和证实的现象。（Wrigley和Schofield 1989 [1981]; Levine 1977）
在中国，棉纺织则和家庭农场紧密缠结，相互依赖，不能分别为人们提供生计。棉花种植与纺纱和织布形成了所谓"花、纱、布""三位一体"的农场生产组织，分别为一个农户提供其部分生计。属于上层阶级消费品的丝绸生产则稍有所不同：其植桑、养蚕和缫丝被整合在一个家庭农场之内，但须要较昂贵的织机和较高技术的丝织这一环节则多被分别开来，并能为其工作人员在城镇提供生计，高档丝绸产品尤其如此。虽然如此，中国农家的手工业（贴切地被称作农家的"副业"）与18世纪英格兰的早期工业化以及伴之而来的城镇化的差别仍然是非常鲜明的。
中国经历之所以与英格兰不同，其关键在于其人口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这是我在第三章与农业发展理论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对话的中心论点。舒尔茨的论点来自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视角，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传统农业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人口过剩不可能存在。他从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劳动力必然和其它的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个稀缺资源。为此，他拟造了一个 "零价值"劳动力的稻草人来论证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为零报酬而劳动。但是，我们对中国18世纪到1950-1980年代的现代农业投入（化肥、科学选种与机械化）的中国农业的详细回顾则说明与此十分不同的历史实际。事实是，市场经济必须和人口压力联系在一起予以理解，而不是像舒尔茨那样将两者隔离开来，无视人口压力。符合实际的概念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和报酬递减，不是零报酬的绝对过剩。以上提到的"内卷型商品化"便是很好的例子。
在英格兰之外，另一个比较对象是日本。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与中国相似，其土地/人口比例远低于英格兰。但进一步的检视说明，日本和中国十分不同。首先，它得助于较早的人口转型，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便已进入低人口增长状态（Smith 1977; Hanley 和 Yamamura 1977）。其后，在1880到1950年代现代投入（主要是化肥和科学选种）进入的时期，因为工业蓬勃发展并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其农业人口总数基本没有增加（Hayami, Ruttan 和Southworth 1979: 11-12）。结果是现代投入所带来的效益几乎完全呈现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达到每年2%的幅度，也就是说，每36年便翻一番。（Yamada和Hayami 1979）。在日本的模式中，农业革命不一定起到了引擎的作用；更显著的是工农业的相互推进。
与此十分不同，中国在其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时期，即1950到1980年间，人口每年增加约2%，而农业产出则每年只提高了2.3%（Perkins 和Yusuf 1984: 第2章）。结果农业变迁的型式主要是单位面积劳动投入进一步密集化，而不是借助现代投入来节省劳动力或提高劳均产出，最后是农业劳均产出/收入几乎停滞（以每劳动日计算，则完全停滞）。工业则在同时期中每年平均增长11%。结果是国民经济中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别。这段时期的中国经验可以描述为没有农业发展的工业发展。（Perkins 和Yusuf 1984: 第4、6章）
中国此时期的农业变迁型式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拖拉机在长江三角洲所起的作用：它没有导致劳动力的节省，反之，是导致了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拖拉机促使此地农业在水稻和冬小麦之上再加上一茬，变成早稻+晚稻+冬小麦的一年三茬制度。拖拉机的来临使八月初在十天之内"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成为可能。在11月份的抢收晚稻抢种小麦同样。但第三茬的种植意味每劳动日报酬的递减。化肥和高产品种的介入因此并没有导致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黄宗智1992；Perkins 和Yusuf 1984）
当然，国家为了保证城镇供应而在计划经济下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也是为了增加从农村提取的剩余，用来发展城镇和城镇工业化），也是农业生产劳均产值偏低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更加严重的城乡差别。
另一能说明问题的是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比较，它们也属于所谓"东亚模式"，是在日本之后的农业现代化例子。它们之与中国农业的不同主要来自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下那段历史。殖民政府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日本本国而不是其殖民地的利益，但是在农业方面确实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现代化措施，包括灌溉面积的扩大以及化肥和科学选种的供应。
在台湾，农业人口虽然和后来中国大陆一样，每年增长了约2%，但是，其农业产出增长得更快，在1917到1937年达到每年3.6%的幅度（Teng-hui Lee [李登辉]和Yueh-eh Chen 1979: 78)。Samuel Ho 证实，在1910到1940年间，化肥投入提高了7.3倍，此外则是科学选种，都主要由殖民地政府提供（Ho 1968: 318）。 Alice Amsden 在她的总体回顾论文中，估计农业劳均生产率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大约增加了一倍（Amsden 1979）。 也就是说，相当于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幅度，而且是在约一半的时间之内做到的。[3] 它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作了铺垫。
韩国农业的经历则介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其人均产出要高于中国，但低于台湾。与台湾相似，其农业现代化始于日本统治时期。Kenneth Kang 和Vijiaya Ramachandran证实，日本殖民政府实施了两大政策：一是扩大灌溉面积16倍，从1万公顷到16万公顷，一是提高化肥使用，从1920年的1.5公斤/公顷到1940年的208公斤/公顷（Kang和Ramachandran 1999: 792, 表6）。在此期间，韩国农业人口每年增长了0.87%，但是农业产出则增长多得多。韩国学者Song Hwan Ban说明，农业产出增长率虽然在1920-1930年间只达到0.5%的幅度，到了1930-1939年间，提高到年2.9% ，主要来自高产的水稻科学选种和与之相应的化肥投入(Ban 1979: 92-3)。Ban论证，在1918-1971年间，韩国农业劳均生产率平均每年上升了1.4%，也就是说，总共翻了一番还多。(Ban 1979: 105)
毋庸说，如此的发展背后还有众多其它的因素，尤其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正如许多分析者指出那样。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后来大量（相对于台湾和韩国经济规模而言的）美援所起作用，它不仅援助了农业发展，也促使非农发展达到能够吸收足够劳动力的程度，使台湾和韩国能够避免像中国大陆那样的内卷型变迁。正如Ban指出，美国政府在提供化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所谓"绿色革命"的根本条件（Ban 1979: 112）。农业劳均产出因此能够达到比农业人口增长要高出一定比例的幅度，结果是比中国大陆要高得多的人均产出和收入。而那样的发展则使相似于英国经验的城乡交易（以及农产品出口）成为可能，促使台湾/韩国在1980年代末便在人均GDP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了给这里的讨论一个量的纬度和概念，我们不妨看一下比较经济史家Angus Maddison对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的合理猜算。我说"合理"，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新近来自意识形态时尚的影响，这一时尚试图论证18世纪中国没有人口压力，坚持18世纪英国并没有经历一个农业革命，借此来满足其所谓"去西方中心化"的愿望。[4] 我说"猜算"，是因为关于传统经济的数据一般都来自轶事性的证据，而不是现代的系统统计。但Maddison 那样的猜算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个大约的量的概念，可以视作数字化的叙述。关键问题仍然是这些数字经不经得起我们上面指出的质性逻辑的检验。表1.1汇集了Maddison 和我们话题有关的数据。
表 1.1
中国与相比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1700-2003
(以 1990年 "国际美元"计算)
不列颠 中国 日本 台湾 韩国 印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00 1405 600 570 550
1820 2121 600 669 533
1913 5150 552 1387 673
1950 6907 439 1926 936 770 619
1978 978 12584 5587 4064 966
1998 18714 3117 20413 15012 12152 1746
2003 4803 21218 2160
在以上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这些数字背后的动力：英格兰如何在18世纪便已走上现代人均产出发展的道路，远在中国之前；日本如何能够在1880到1950年间便成为亚洲第一进入这样的现代发展的国家；以及台湾和韩国如何在1950之后，得助于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基础，进入了现代人均GDP发展。Maddison的数据，如果谨慎看待，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上质性叙述的量化纬度。
正如Maddison的数据所显示，中国农业的历史经历最终与印度最为相似，远远超过英格兰所展示的西方经验，以及日本和台湾/韩国所展示的"东亚模式"。其部分原因是两国相对其人口而言的土地资源短缺，以及其土地/人口比例日益下降的这两个共同点。在这样的限制之下，1960和1970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只起了很有限的作用，两国的年2%的人口增长蚕食掉了由现代投入所可能带来的劳均生产率发展。在1950到1978年间，其人均GDP 虽然有所提高，但更显著的发展则要到1980年代之后方能得见。
这里应该注意到，Maddison提供的中国与印度1978年的人均GDP数字几乎完全相同，这既说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也掩盖了不少差别。正如Jean Drèze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Amartya Sen详细论证，当时中国虽然贫穷，但它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指数上都远远超过印度：从相似的1960年的底线出发，中国把其婴儿死亡率从（每1000名诞生的婴儿中有）150降低到1981年的39，而印度则只从160降到110；同时期，中国把其人均寿命从47提高到67，而印度只从44提高到54；中国把男子识字率提高到68%，而印度只做到39%。Drèze和Sen强调，如此在健康和教育上的差别，乃是中国在1978年之后更加成功发展的重要成因。（Drèze 和Sen 1995: 第4章；亦见Saith 2008）。他们所论证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世界银行的社会发展系（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和社会与劳动保护单位（Social and Labor Protection Unit）等单位的主导思想。
表1.2
社会发展指标，中国与印度的比较，1960-1991
婴儿死亡率 出生时 识字率
预期寿命 男子 女子
中国
1960 150 47.1
1981 37 67.7 68 51
1991 31 68.3 87 79
印度
1960 165 44.0
1981 110 53.9 39 26
1991 80 59.2 64 5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Drèze和Sen 1995: 表4.2和4.5（64、71页）
Maddison 的数字所能说明的是另一重要事实：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要比印度成功。中国的人均GDP在1950年要比印度低，439（国际）美元相对于619美元，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战争的破坏。要在1978年达到和印度相等的人均GDP，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率显然要高于印度（根据Maddison的数字，总量是223%，相对于印度的156%）。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人均GNP在1959到1979年间年均增长2.7%，几乎相当于印度年均增长率1.4% 的一倍（引自Drèze和Sen 1995: 67)。 毋庸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可观的工业发展，根据Perkins 和Yusuf （1984）的比较权威性的研究，1952到1980年间每年增长11%。[5]
下面我们转入中国和印度农业在近20年中所经历的变化。它完全来自在Maddison视野之外的动力。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及与印度的比较
在中国，今天正在进行中的"农业革命"不是像传统英格兰模式那样，来自种植和畜牧的结合，也不是像东亚模式那样来自现代科学选种和化肥效益之超越人口增长。它来自十分不同的起源--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其动力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是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上升的变化。收入上升促使食品消费转型，从传统的八成粮食、一成蔬菜，再加上一成肉食（与上层阶级消费平均之后的比例）转到粮食+肉-禽-鱼（以及蛋、奶）+菜-果的消费结构（从今天粮食-蔬菜-肉食的大约5：3：2比例到4：3：3的可能终结点，亦即今天城镇中-上40%阶层的食品消费模型）。其所带来的市场机遇促使务农人员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凭借作物收成量的增加，而是凭借从低值粮食转入高值肉-禽-鱼和菜-果的生产。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的显著提高，其高达五倍多的幅度远远超过上述的其他农业革命经历。我们上面已经看到，英格兰的农业革命在一百年中上升了才约一倍；台湾地区则在日本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上升了约一倍；韩国则在1918到1971的约半个世纪中，先是在日本统治下，之后是经历了"绿色革命"，上升了约一倍（第3、4、5、6章）。[6]
"新农业"的就业人员一般要比"旧农业"的接近全就业。新农业要比旧农业更劳动密集（即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也更资本密集。）举例说，使用塑胶拱棚来（控制温度）种植蔬菜，每亩地需要约四倍于露地蔬菜的劳动力；因此，需要较少的土地来达到全就业。一位用拱棚种植一亩地蔬菜的农民的工作日数要相当于一位种四亩地露地蔬菜的农民。同样，一位用新型"秸秆养殖"模式，每亩玉米饲养五头猪的农民，经营规模达到五亩地便即等于全就业，相当于旧农业种15亩玉米和饲养一、两头猪。在当前的人均七个播种亩现实下，在新农业就业的农民完全可以达到全就业状态，但旧农业中的农民则处于严重"隐性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以上的新型发展促使部分农民收入提高，虽然仍然远低于城市人员的收入。
同时，新农业虽然比旧农业更劳动密集化，但是由于新技术和进一步的资本密集化，多能做到成比例或更高的劳均收益。举例说，一个劳动力用（一亩地的）温室生产蔬菜能达到6000-8000元的纯收益，用大、中型塑胶拱棚能达到3000-5000元，而在旧农业的露地蔬菜中，一个劳动力要用上同等的劳动投入和四亩地才能达到1000-3000元的纯收益。（尚志茂、张志刚，2005；亦见本书第5章）。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使用新型"秸秆养殖"方法来成（小）规模地养猪，每劳动日报酬要高于旧式散养猪80%。[7]
印度的农业也显示了类似的变迁。正如Ashok Gulati指出，印度在1977到1999年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从192公斤减少到152公斤（城市则从147公斤减到125公斤），而农村水果消费则上升了553%，蔬菜消费167%，牛奶和奶产品105%，肉-蛋-鱼85%（Gulati 2006: 14）。这些变化显然和中国相似。
如此的变化很容易被忽视，因为研究者习惯主要从某些作物产出绝对量的上升来探寻农业革命，主要是两种类型：英国的古典模式，通过畜力使用来节省劳动力和提高劳均产出，其后则是（以马力计算的）机械化；此外则是所谓"东亚模式"或"绿色革命"，所依赖的主要是化肥和科学选种。两种革命都主要体现于单位土地面积上绝对产量的上升。但是，在近20年的印度和中国，其正在进行中的农业革命则主要体现于更多地生产高值产品（当然，上面已经指出，部分也可见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产值的上升，而不是产出绝对量的上升。因此，容易被忽视。
在中国，问题被常用的统计指标弄得更加复杂。统计数字中没有单独的蔬菜产值统计，而这正是上升比较显著的一个领域。至于家庭农场的饲养业（另一上升比较显著的领域）则被纳入了农、林、牧、渔中的"牧"业，容易被误解为草原上的放牧，而忽视家庭农场的种-养结合。这样，使得当前的"隐性农业革命"实际更加难以掌握。
举例说，比较经济史学家Maddison 在他新近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便完全没有提到上述的变迁（Maddison 2007: 71-76）。许多中国经济/经济史课程所采用的Barry Naughton 和吴敬链的教科书也同样没有提到（Naughton 2007; Wu Jinglian 2005）。用中知网（CNKI）搜索"农业革命"和"食品消费转型"等关键词也同样没有发现针对这两大变迁的研究。这是我在这里使用"隐性农业革命"这个词的部分原因。
中国和印度的不同之处在于伴随上述变迁而来的社会构成。印度的模型比较符合古典的"资本主义"型，接近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56[1907]）所试图论证的模型，即农村社会朝向资本主义农场主（富农）和农业无产工人两极分化。2000年，印度农业从业人员中已有45%是无产工人（1961年只有25%），其中一半处于贫穷线以下，无疑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途径。（Dev 2006: 17-18）
中国则十分不同。在承包地制度下，土地使用权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给村民，因此，中国的农民没有像印度那样"无产阶级化"。农业收入虽然很低，但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权利，其所起作用相当于一个生存的安全网，防止了完全的无产化。承包土地意味着农民和农民工可以用自己的承包地权来与想利用他们土地的企业公司谈判，从而获得比无产工人较为优越的工资或就业条件合同（Zhang 和Donaldson 2008）。此外，在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部分中年以上的农民抑或妇女，可以继续耕种其家庭承包地，保有其使用权。（当然，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力，在城郊地区与开发商联合剥夺农民土地，是一个亟须强力抑制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与印度相比，承包地制度无疑起了上述作用。）
因此，无产农业工人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系统的统计材料不容易获得，因为国家统计局仍然没有重视这个现象。虽然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及其报告可以知道，许多城郊和东部沿海农村已有一定数量的外地人在从事农业打工。）在这点上，应该主要归功于土地承包制度。目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看来仍将坚持延续这个制度，虽然已有众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倡废除之，借以建立明晰的私有"产权"，以便达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就如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预期那样。[8]
中国和印度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的不同是比较鲜明的。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贫困报告，2005年印度人口足足有42%仍然生存于贫困线之下，即日用1.25美元以下（虽然已明显低于其1981年的60%）。其中，半数是无产农业工人（Dev 2006: 19）。 中国则只有全人口的15.9%生存于这个贫困线之下，相对于其1981年的85%（World Bank 2008; 亦见本书第4章）。
当然，这里也要提到中国近三十年比印度快速的全国民经济的增长，世纪之交人均GDP已经达到印度的一倍以上（见表1.1所列Maddison的猜算）。如此快速的GDP增长无疑加大了隐性农业革命的效应，尤其是高质农产品的消费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生产结构和收入的转化。它无疑是中国减少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当然，改革时期的高速增长也是此前在计划经济下增长的延续。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中国1959-1979年的增长率达到印度的将近一倍。
最后，我们也许应该指出，过去的研究常常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许多学术精力被花费在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影响的好坏论争中，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好坏论争中。这些论争多聚焦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问题之上，而真正基本的土地相对人口问题，以及其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被相对忽视，甚或像在舒尔茨的理论中那样，被视作根本不存在。[9] 本书强调，我们要从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返回到基本经济条件。一个相对优越的土地/人口比例允许借用畜力来节省劳动力，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现代则借用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在另一端的土地/人口比例的经济中，则排除了如此的可能。现代发展需要等待别的现代投入，主要是科学选种和化肥，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而不是节省劳动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是日本的模型，其后则是台湾地区与韩国，但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增长则几乎全被人口增长所蚕食掉。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压力是如此沉重，要提高农村人民的收入，须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农业革命，即主要来自非农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转型和市场需求。其向高值农产品的转向赋予农业人员较高的人均GDP，主要不是体现于绝对产量的上升，而是体现于产值的上升。中国（和印度）农业当前所面临的机遇正来自这样的去内卷化的劳均产值发展。
中国农业往何处去？
中国农业在新世纪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将像印度那样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有别的、比较注重社会公平的可能？未来中国是否将追随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然后像印度那样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而导致大批民众陷入贫困状态？抑或，中国将有可能探寻出另外一条途径，从而保持中国革命的某些社会主义理念？换言说，中国是否将像印度那样成为一个实际上由两个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个越来越现代化和富裕的城市中国，和一个仍然贫穷的乡村中国？抑或是像官方措辞中讲的那样构建一个国民大多数实现生活小康的"和谐社会"？（第7章）这是中国农业今天面对的关键问题。
在向高值农产品转化的趋势下，部分农民获益于相对高值的"新农业"，诸如新型种养结合或拱棚蔬菜的农户。在中国，从事新农业的农户也许已经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他们得益于单位土地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和资本密集化，可以凭借更小面积的农场而达到全就业的状态，并且获得成比例或更高的劳动报酬，由此提高收入。
从前瞻角度来看，中国现今的趋势，以及政府的抉择，是偏向印度的那种资本主义农业的，其中大规模企业，亦即所谓"龙头企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再这样走下去的话，中国乡村很可能会像印度那样快速分化为少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大多数的无产农业工人。
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完全陷入如此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均分土地的承包制度，以及以那个制度下的小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组织。后者近年来显示了一定的活力，自发兴起，并且是在缺乏政府扶持的环境之下而兴起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之中，缺乏政府支持其实几乎等于是被排除。举例说，这些合作组织没有资格获得国家银行的贷款。对任何经济组织来说，这都是个致命伤）。它们是相应众多面向市场的小家庭农场之需要"纵向一体化"（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整合）而兴起的。
它们之与国家所支持的龙头企业的不同是他们是为耕作者的利益而组织的，而不是为了投资者的利益。所得利润发给社员，不是由资本家占有。正因为如此，虽然是在一个不甚友善的环境之下，它们仍然展示了可观的活力。
当今它们虽然只占农业总产出的较小比例，可能才达到总销售额的10%，远低于政府所扶持的龙头企业，但这些组织的数量一直都在上升，也在公众意见中争得了一定的的支持。它们很可能可以成为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条途径，甚或是独特的、在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个可能可以赋予农民比较公平待遇的走向。这正是前苏联经农业济学家恰亚诺夫1920年代，在他被斯大林恐怖统治杀害之前所提倡的设想。（恰亚诺夫1986 [1925]：第7章）
在印度，合作组织具有悠久宽阔的历史。研究者证实，在农村融资和化肥等方面，合作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销售方面，其作用仍然十分有限（Gupta 1999;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India"）。在局部生产领域，尤其是牛奶和蔗糖部门，它们不仅只为大农场主，也为小家庭农场带来一定的利益(Baviskar and Attwood 1984)。
问题是越来越多的无产农业工人。上面已经指出，在2000年已经达到全农业就业人员的45%。Baviskar 和Attwood在Maharashtra和Gujarat地区的研究自始就说明，牛奶和蔗糖合作社从来就没有给农业工人带来任何利益（同上）。经济人类学家Jan Breman在Gujarat 南部的研究证明，合作组织多被大型和中型的农场主所操纵，他们来自同一个种姓等级（Patidars），雇用的是来自外地（Maharashtra西部）的流动工人（Khandeshis种姓等级），借此来排挤本地的农业雇工（Halpatis 种姓）。（Jan Breman 1978, 1996; 亦见Ebrahim 2000）。换言之，合作组织并没有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反之，它们促使无地农业工人的扩增，也参与了对他们的剥削。
从这个角度来看，基于源自其计划经济和其后的市场化的独特的承包地制度，中国更可能建立一个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农业制度，避免农民无产化的过程。那样的话，在短、中期中也许真能做到大部分农户都具有"小康"生活水平，就像官方话语中的基于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社会"修辞那样。
这里应该明确指出，中国目前的"纵向一体化"，无论是由龙头企业带动的还是由合作组织或政府组织的专业批发市场所带动的，大多都以小家庭农场为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第4、7章）。它们在"新农业"中展示了很大的活力，完全出于哪些认为现代农业必须是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的专家们的意料。这些中国隐性农业革命中的小农场所证实的是小规模家庭农产其实十分适合于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型农业生产。譬如，它们适合于小规模蔬菜生产所需要的频繁的小额劳动力投入。它们也适合于新型的种养结合，所利用的更多是"范围经济效益"，结合两种以上的不同相互辅助的生产的效益，而不是规模经济效益。新型的可持续有机农业同样。至于纵向一体化方面，它们则在不同生产层面上--生产、加工、销售--采用不同的最佳规模（譬如，小农场+规模化的加工+规模化的销售），迥异于西方一般既是横向一体化（大农场）也是纵向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公司经营模式。（恰亚诺夫（1986[1925]）可以视作前者的理论，科斯（Coase, 1988 [1990]）则可以视作后者的理论。）
上面已经提到，合作组织自发兴起正是出于小家庭农场的纵向一体化的需要。它们虽然不能从国家银行获得信贷，而因此受到严重抑制，但仍然显示了强壮的生命力。如果国家银行，或者村、镇政府，或者两者联合，能够接纳承包地权作为抵押而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信贷，或者更进一步，根据合作资本以及经营经验或潜力而为合作组织提供信贷，必定会赋予这些组织更强的生命力。同时，如果合作组织能接纳承包地权为抵押，或者更进一步，免去抵押物要求而利用它们所掌握关于社员们的信誉的信息而为农户个体提供信贷（像诺贝尔奖得主尤纳斯[Mohammad Yunus 2006]的Grameen 银行那样），可能可以解决农村今天融资难的问题。这样的话，合作组织说不定真能与龙头企业一争长短，为中国农民提供一个不同的未来的可能。
第二编：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
以上分析所说明的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现代经济的中国式的现代社会形态，即便是在其现今行将成为世界第二、而后第一大的经济体的时候。它有足足占总人口85%的人员就业于相对贫穷的农业和（农业以外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其绝大部分处于国家法规和福利制度保障之外。这和"现代化"理论的预期，即由受国家法规保护的现代城市部门，通过市场机制吸纳和取代"传统"农业部门，完全相悖。同时，在这个社会形态中，马克思和韦伯理论中的"中间阶级"，占到大多数，并没有像他们的理论预期那样逐渐消失，被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两极分化所吸纳。正是这个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既不一定支持资本主义也不一定支持社会主义，为中国之可能走上其它的道路提供了社会基础。
规模庞大和仍在扩展的非正规经济
中国和印度的农业仍然处于大规模的就业不足状态，人均GDP仍然很低，其剩余劳动力为两国庞大和仍在扩展的城市"非正规经济"提供大量工人。在中国，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近三十年来足足扩展到2亿人（其中1.2亿离土离乡在城市和[县城关镇级以上的]较大的城镇打工，另外有0.8亿在家乡附近的较小城镇从事非农劳动）。我们如果在1.2亿的（较大）城镇农民工之上再加上0.5亿的下岗工人，非正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今天2.83（较大）城镇非农就业人员总数的60%，也就是说，要比正规人员多出半倍。
和正规经济的职工不同，农民工没有正规城镇身份，因此也就没有国家提供的医疗与教育福利，也没有国家劳动法规（例如，有关最低工资和合法工作时间）的保护。本书第8章论证，他们工作时间平均要比正规职工多半倍，而收入则只有他们的60%。在（较小）城镇工作的0.8亿农民工大多基本同样。这是今天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须要国家介入为农民工建立有尊严的工作条件，终止今天强制加在农民工头上的等级制度。
表1.3
非正规经济，中国和印度
中国 印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就业人员 37% 63% 25% 74%
非正规经济 22% 63% 14% 68%
正规经济 15% 0% 11%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110-111；Harriss-White 2003: 5, 表 1.2.
我们如果把农民也纳入非正规就业人员的范畴下，区别于（较大）城镇正规经济中的职工，整个非正规经济占到所有就业人员的85%，无论在其收入、福利、法律保护和社会地位上，都与正规职工有明显差别。
印度的情况基本相似，而且更为恶劣，因为它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承包地安全网。据估计，其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占到全就业人员的83%，同样在国家法规保护之外工作（ILO 2002: 19; 亦见上面的表1.3）。与中国相似，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条件都要比正规经济差，而且没有承包地使用权所提供的安全网。他们之中约30%是无地农业工人，乃是"贫困之中的最最贫困"者。
非正规经济人员占中国和印度全经济体系极高比例的事实，说明今天在中国极具影响的"二元经济"理论并不符合实际。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因此造成一个二元的经济，其中一元是传统的，因为其劳动力过剩而是低报酬的；另一元则是现代的、高报酬的。这个出发点在国内经济学家中引起了一定的共鸣，因为它点出中国高人口密度和劳动力过剩的实际。但刘易斯继之提出一个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经验得出的新古典经济学论点，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定会导致现代部门完全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促使劳动力完全整合于单一要素市场，完全取代原来的二元经济。在那个转折点之后，传统部门的工资将显著上升，达到现代部门同等水平为止。（Lewis 1954; 1955）国内有学者断言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所说的转折点（caifang，2007）。
但中国和印度的实际不是城市和乡村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均等化，而是一个第三种，介于新旧经济之间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而同时，传统低报酬农村经济顽强延续，两者一起占到经济整体的绝大部分。目前的趋势不是低报酬非正规经济的收缩，而是它的持续扩增。问题的根源明显在于乡村剩余劳动力之持续存在于印度和中国。如此的非正规经济实际需要的不是对市场"自然"运作机制的依赖，而是国家积极介入来消除传统与现代、城镇与农村间的巨大差别。
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
以上的问题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即马克思和韦伯共同视作 "中间阶级"的自雇人员所占比例和人数。首先，农村人数仍然庞大，不仅是绝对数上，而且是在全经济就业人员中所占比例：在（2006年的）中国是63%，在（2000年前后的）印度是74%（其中包含6%比较富裕的地主--被Harriss-White认作正规经济的一部分）。如此相对高的比例将延续相当长时间，部分原因正是其庞大的绝对数，如果与较小的地方相比，譬如台湾和韩国，甚或日本，差别都非常鲜明。
正因为如此，诸如小商、小贩和工匠等连接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自雇""传统型[和半传统型]小资产阶级"的数量也要大得多。他们的总数在城市可能达到6千万，在乡村4千万，共约1亿（见本书第9章）。
在马克思看来，农民、工匠和小商人同样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上基本一致：他们不是利用资本来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也不是被剥削的无产者，而是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由自己从事生产的自雇者，因此属于"中间阶级"。如果采用韦伯式的视角，即从人们在市场中的"阶级情况"（class situation）来看，"小资产阶级"也是个中间阶层/级：他们在市场上出卖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因此，和雇用他人的资本家不同，也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不同。（Weber 1978, v. 1: 302-307）
我们如果跟随马克斯和韦伯而把经营自家农场的农民也算入自雇的中间阶级，那么，中国的旧型和半旧型小资产阶级占到总就业人员的55%，要远远高于一般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的10-15%。毋庸说，这些自雇的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和所占比例本身主要源自旧农业中国的高密度人口。事实是，高数量的农民，以及与之相连的小商小贩以及工匠和其他服务人员，乃是中国和印度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不同，与较早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不同。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尤其鲜明--他们的农民一般只占总人口的约2%，而自雇的中间阶级，例如在美国，则仅约10-15%（根据Erik Olin Wright的研究--Wright 1997：第4章）。
同时，中国也有现代型的自雇人员（例如现代型商店和服务业）以及新的专业人员（诸如高等技术人员、高校教授和研究人员、律师、国家公务员等等），共同占到一般所谓"白领""中产阶级"（共约总人口中的15%）中的大部分（见本书第8、9章）。和"旧小资产阶级"一样，新的自雇中间阶级对资本和劳工的态度也比较暧昧。当然，其中相当部分今天完全认同或靠拢资本主义，但也许不会是全体中的大多数。专业人员靠的主要是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不是资本/生产资料的拥有，他们往往具有和自雇者同样较强的独立性。
我们如果把新和旧的"小资产阶级"全都纳入一个既非资本家也非无产者的中间阶级/层，他们的总量将达到全部就业人员的70%。如果再加上农民工中没有被我们算作"小资产阶级"的人员（即工商个体户和服务人员之外的农民工），他们与农民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总比例则更要高达80%。同时，我们如果跟随马克思和韦伯而把他们视作不仅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也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级，一个既不完全认同资本主义也不完全认同社会主义的阶层，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和一般意义上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主轴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很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它表明，把资本和劳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设置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是多么的不符实际。一个由中间阶级/层组成大多数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具有以上二元对立之外的多种可能演变方向。
中国的农业和社会形态往哪里去？
我们最后要提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的走向（第10章）。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颇为强劲的趋势是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但这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附带庞大贫困人口和社会不公的方向，就像印度那样。近十年来国家政策虽然偏向资本主义企业（龙头企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当实在的社会公正倾向。
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领导人具不具备探寻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道路的远见和决心，一条能够保持社会主义中比较优越部分的道路，也是中国自己的革命传统中的优越部分。应该说明，这里用意不在一个和稀泥似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间的含糊妥协，而是想从两者共存的具体现实出发来探寻能够超越两者分歧之可能道路。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乡村出路，主要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本书论证，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近三十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已经为中国农村带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能够做到农村的人均产值的显著上升（虽然仍然是低于城市的）。一条可能道路是简单的资本主义道路，它将意味终止土地承包责任制，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果真如此，在大量资本进入农村的环境下，将导致一个类似印度的社会形态，即无地农业工人占很高比例，而且城乡差别悬殊。那样的话，中国将等于是由两个国家组成的统一体：一个是贫穷的乡村，另一个则是现代的和富裕的城市，两者之间差别将日益显著。另一条道路则是走向比较公平的社会，依赖基于小家庭农场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组织，在中、短期中做到贴近官方话语中的"小康" 和"和谐"的社会。当然，这肯定不是重新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
本书试图探寻一种可以检验这样的道路是否可行的方法。中国国家领导人至今在言词和话语上充满矛盾，既用资本主义的也用社会主义的修辞。同时，正如不少观察者所指出，前一段时期国家政策在言词上虽然很左，但在实际行为上则极右，完全无顾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也没有认真保护环境，虽然一再动用社会主义和环境保护等修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地方干部的审核和奖励制度中实施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的"软"（可以不遵循的）指标，以区别于发展GDP的"硬"（必须服从的）指标。
从近三十年的经验来看，今后转向的关键在于地方干部审核和奖励制度的实际运作，在于怎样加重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在实践中的分量。在概念层面上，也许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政策将会对GDP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实践层面上，三十年改革经验已经证实整个国家体制的"要穴"在其干部审核和奖励制度，过去缺乏的是把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做成真正重要的指标。这是中国今天要面对的主要考验，直接关乎占国民85%的在农村和农业外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人们的命运。
当然，指出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性以及提倡由它们来带头建设新的农村福利、合作组织、金融、环保等制度，绝对不等于忽视近三十年来所凸显的改革时期的国家体制的众多弊端--即在旧计划经济的管制和汲取型官僚主义体制之上，更附加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牟利行为，而是要以此为进一步转化国家体制的契机，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
要使当前的"隐性农业革命"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赋予大多数人民以（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倡的）"有尊严的"或（中国国家领导人自己所提倡的）"小康"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同时超越左右双方的意识形态：超越简单的资本主义原教旨市场主义（及其所追求的、掩盖不平等实际的抽象"人均"GDP增长），而直面中国十八世纪以来人口压力和劳动力过剩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同时，超越简单的计划经济型社会主义，而恰当利用当前隐性农业革命背后的市场需求动力和机遇。上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合作主义也许可能成为这样一条超越左右分歧的、既非资本主义的也非计划经济的道路。
[1] 英格兰北部的农场平均100英亩，南部150英亩。（Allen 1994: 99; Huang 2002：511）。
[2] 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印度多牛的事实。此中关键在于印度基本不食用牛肉，只用牛奶。有人如此解释："美国每16磅喂牛的粮食和大豆只能生产一磅我们食用的牛肉。其它15磅我们是吃不到的，要么被牛作为能量消耗掉，要么被用来生产不可食用的身体的部分（如毛与骨头），要么被排泄掉。牛奶则效率较高，每一磅饲料可以生产1品脱[pint，即0.125加仑]牛奶。（部分原因是我们不用每次挤奶就重新饲养一头牛）。（引自Frances Moore Lappe, Diet for a Small Planet--Winter, n.d.）
[3]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台湾，国民党领导阶层和当地地主阶级并没有像在大陆那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比较容易实施土地改革。
[4] 引用Maddison本人的话来说明："(Paul) Bairoch . . . 提出，1800年的中国要比西欧发达 . . . .他从来没有为这个十分不可能的图像提供证据 . . . . Andre Gunder Frank (1998: 171, 284) 则引用了Bairoch而写道，'1800年前后，欧洲和美国，在长时段落后之后，突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赶上了亚洲'。彭慕兰（Pomeranz 2000）引用Bairoch 的时候比较谨慎（第16页），但他对[清代]中国的情有独钟则促使他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第111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西欧人在1750年，甚或1800年，比他们同时期的、高人口密度的'古老世界'区域具备更高的生产力'"。（Maddison 2001: 47）
[5] 但其人均GDP的绝对数仍然很低，和印度一样，显然是因为其人数庞大的农业部门的低劳均生产率。
[6] 它也远远超过英国农业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收入上升之后的变化。根据Gregory Clark的比较详尽的研究，英国农业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产值比例在1700年前大约相当于60：30；1800年达到50：40；1850年50：50；20世纪初期约32：68。（Clark 2004: 尤见表4）这是在种养混合农业架构之内的变化，没有中国从以粮食为主的单一农业转化为混合农业的变化那么激烈、快速。
[7] 2003年数据。见本书第6章。
[8] 有的则更引用Hernando De Soto 的理论，认为土地产权之能够被转化为资本乃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条件，其不能如此则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够同样发展的关键原因（De Soto 2000）。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
[9] 关于印度学术界中的这些问题，见Roy 2002。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张维迎：改革停滞时间越长，爆发力量越大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舒眉 发自上海
2010-11-11

改革开放都30年了，现在却对市场经济本身产生了怀疑，政府控制越来越多，国有企业越做越大。如果中国企业家潜能无法发挥，中国可能就会停滞不前。

未来中国社会福利支出口子很大，用不了多少年，亏空就会很大，谁来弥补这个亏空？只好变卖国有企业。

2010年9月，距金融危机时隔两年，借着一本新书——《市场的逻辑》，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重新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关注。

“这是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件重要事情。”与张同属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的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如此评价。

另一方面，在网络上，只要张维迎、茅于轼等一出场就开始“骂街”的网民，仍然有增无减，即便是那些曾经将张奉若上宾的一些政府高官，近年也开始有意与张维迎保持距离。

张的公众形象，是中国改革取向变化的一个侧面。

1992年后，张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主张，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显学，但2003年之后，随着科学发展观等新政策思路的提出，经过2004年“国企改革大争论”中网络民意的明显变化，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张维迎几乎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万众倾听的改革派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寂寞的学院学者。

但这未能改变张维迎的学术立场和主张。在被称为1929年以来最大危机的2008年危机后，面对世界各国政府的市场干预和救市政策，也包括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张维迎顽强地坚持批判立场。

即便包括格林斯潘等大佬，在这场危机后都对市场本身的缺陷提出了批评，但张维迎坚持认为市场几乎是完美的：“没有弄清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会陷入恶性循环”。

针对中国很多人认为引入市场机制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说法，张认为恰恰相反，导致收入分配拉大的主要原因不是市场的扩展，而是政府强势地参与了市场，越来越多地操控市场和统御市场运行，根本没有及时退出市场。

张维迎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虽然这些论断与北欧的实践有悖，但张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太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所以需要有人去捍卫它。“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

尽管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张维迎感到焦躁。“我很担心，我很担心”。一谈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他急迫地说。但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前景他依然乐观，并预计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或言“中国世纪”。

更多地让企业家发挥作用

南方周末：我将你的书读完，总体感觉浅显易懂，有点类似于市场经济学常识的普及读物。我留意您在书中提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信什么不信什么，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您现在推出这本书的用意？

张维迎：影响人类发展的都是思想，都是我们的理念。信什么不信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怎么判断市场，看待市场经济，全世界都变成一个问题，对美国这些国家，问题可能不会很大，是因为制度已经相当的稳固，但是中国属于变革期间，变革期间你可以摇摆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改革开放都30年了，现在却对市场经济本身产生了怀疑，政府控制越来越多，国有企业越做越大。如果中国企业家潜能无法发挥，中国可能就会停滞不前。

如果能够充分理解市场经济，理解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坚定不移地改革，包括缩小政府控制资源的范围，减少国有企业的规模，更多地让企业家发挥作用的话，中国经济未来的活力，我觉得仍然是很强的。

南方周末：对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您持什么态度，乐不乐观？

张维迎：总体比较乐观，我们还是相信，经济有一种自身的规律，国有企业到最后，把国家的资源慢慢消耗差不多了，就很难得到支撑。中国目前国有企业控制上游，上游有垄断的企业链，继续下游的价值，如果这样讲，民营企业发展不好了，国有企业也会生存不下去。

这种情况这几年越来越严重。

我另外有一个预测，未来中国社会福利支出口子很大，用不了多少年，亏空就会很大，谁来弥补这个亏空？只好变卖国有企业。

南方周末：这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有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012年将是再次国退民进的开始？

张维迎：我不敢肯定这个，这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政治体制本身，政府本身的态度，第二是客观上经济的变化，好比1992年之后，为什么国退民进发展那么快，因为国有企业支撑不下去，大家都亏损，亏损超过盈利，后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外资的发展，经济环境好了，国有企业才又开始反扑了。

南方周末：您的意思是说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是无法可持续的？

张维迎：真正支撑我们国家增长的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进一步民营化，中国经济就会增长得很快，如果现在民营企业国有化了，经济就会停滞。

改革处在停滞期，在积蓄一种力量

南方周末：这也正如您书中的归纳，改革的步伐总是会走两步，退一步？

张维迎：这个有好多原因，人的认识有限，我们很无知，往哪走，只能在试探的过程中进行拓展；另外中国政治体制的格局，改革当中不同的力量，保守的力量在消减，一改革肯定会出点问题，保守的力量声音就更大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往后退，退了以后问题更大了，改革的力量又开始积聚。

南方周末：现在正是这样？如同1989年到1992年的这个价格双轨改革，也经历过同样的阶段？

张维迎：目前属于停滞期，也可以理解在积蓄一种力量，可能下一步又有一个高潮。现在中国改革从操作上讲，比原来要容易得多。过去国企很难民营化，但未来就要简单得多，转让股份就可以了。中国的国有大钢铁企业、石油企业，股份都可以变卖转让民间。

但这两年不要想有大变动。我们改革30年，时常会有一段时间的间歇期。某种意义上说，停滞的时间越长，爆发的力量越大。

南方周末：您不担心会像俄罗斯那样市场化之后又出现国有化的反复吗？前车之鉴也很多，人类也是很善忘的。

张维迎：我相信中国由于整体市场的力量，包括外资，民营企业的力量还是分散化越来越大。市场越来越开放，开放对中国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开放中国改革不可能成功，好几次改革面临夭折的时候，都靠开放来挽救。

南方周末：通过外力倒逼。

张维迎：总体来讲，现在还有一个好处，意识形态的这种力量相对变弱，而利益集团更强了。改革早期，意识问题的阻力更大，现在是利益主体的阻力更大。现在好多私利，都包装成国家利益。

南方周末：现在改革的阻力和以前相比，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这两种阻力哪种更大？

张维迎：我觉得可能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大一些。

南方周末：与1990年代初相比，那时困难更大一点，还是现在难度更大了？

张维迎：从一个角度看难度更大了，但另一方面也有有利的地方。1980年代的改革，下层的力量很弱，但现在有了市场之后，民间的、外资的力量不断增强，不断地去动摇旧的体制，跟那时候不同。

但也得看到，任何一个变革不要想着短期可以完成。好多坚持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都比较长寿，他们相信有一种自发的力量和自然的规律，你就不要被短期的东西所控制。这也是我过去在国家体改委的时候，慢慢悟出来的道理。

南方周末：您在文章也说到在大萧条的时候，凯恩斯和哈耶克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一个慢慢成为政府的坐上宾，一个就逐渐被边缘化，变得很寂寞，到若干年之后，真理原来是在他这一方，有的时候要选择一条很寂寞的道路。

张维迎：思想的竞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能看出来。最强的例子是孔子的儒家，几百年后才被承认。

化学农药替代者
2010-11-09 11:08:32 叶静
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杜进平
所在地区：北京
成立时间：2007年11月
所在行业：生物农药
2009年销售收入： 保密
融资情况：尚无

你知道你的电脑是“Intel inside”,但你不知道餐桌上的黄瓜是“什么inside”。你不可能给每份蔬果做一次健康检查，为了降低风险，你顶多只能去购买超市里价格颇高的有机蔬菜，尽管你不知道谁来保证它们的“绿色”或“无农药残留”，而这正是依科曼的机会。2007年成立的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绿色植物保护公司，主要通过利用天敌、微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治技术来防治农、林业病虫害，从而减少化学农药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
公司创始人杜进平先后在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和英国剑桥大学动物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回国创办依科曼之前，他在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及应用领域已经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
2009年，依科曼推出瓜果实蝇诱剂产品，包括柑橘大实蝇诱剂、桔小实蝇诱剂和瓜实蝇诱剂，主要针对柑橘、瓜类以及众多热带水果作物。说起柑橘，大家最不愿意想起的恐怖经历或许就是前两年的柑蛆事件，而那正是依科曼在解决的问题。
和传统化学农药全园大面积喷洒不一样，依科曼的瓜果实蝇诱剂产品只需在1亩地里选择10个喷洒点，每个点有0.5平方米的喷洒面积即可，美味可口的诱剂很快成为害虫最后的晚餐，这样既能达到消灭害虫的目的，又不影响瓜果的健康生长。目前，依科曼正在跟湖北省开展示范合作，向柑橘主产区提供绿色解决方案。
生物农药最大的优势在于绿色、无残留，具有可持续性，不会使害虫产生抗药性。绝大多数化学农药在使用2~3年后，害虫会产生抗药性，为消灭害虫，则需要使用更大剂量，结果就造成更严重的农药残留问题。如毒豇豆事件正是因为农药残留严重超标，从而对人体产生危害。然而，尽管有这么多优点，这些年生物农药产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也是依科曼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一家生物农药公司，更准确地说，我们是一家绿色植物保护公司。其他公司卖单个产品，我们卖系统服务。”杜进平说。绿色植物保护是个系统工程，如果某种生物农药只解决了某作物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还需要化学农药来解决，就起不到绿色效果。一般来说，生物农药成本高，见效慢，单一使用无法取得效果时，很难激励农民使用。而依科曼要做的就是整合绿色植物保护产业链，真正实现绿色病虫害防治。除了瓜果实蝇诱剂产品，依科曼还开发了害虫远程实时监控系统、捕食螨、寄生蜂、性诱剂等多款产品及相关检测系统。
但是，仍然还有很多难题摆在依科曼面前。比如，如何让已经习惯使用化学农药的农民花更高一些的价格去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对此，依科曼的策略是，先选择化学农药解决不了或者不适于用化学农药解决的市场，例如某些对农药残留标准有严格限定的出口基地。在杜进平看来，来自消费者的动力才是最大的，如果消费者看到无农药残留标志并愿意为此多付费时，农民自然有了动力。

狂犬病疫苗之惑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5期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15日

应尽快批准质优价廉的兽用狂犬病疫苗上市，并将狂犬病疫苗接种的重点由人转向狗，否则中国在狂犬病防控上每年“投入100亿，死亡两三千”的局面不可能有根本改观
《新世纪》周刊 实习记者 刘虹桥

　　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的那小姐，半年前买了一只小泰迪犬。小狗五个月大时，那小姐花70元给它注射了进口狂犬病疫苗。

　　相较于那小姐的细心，有着四年养狗经历的王先生却认为，给狗注射狂犬病疫苗完全是“浪费”，“如果给狗打了疫苗，又被它咬了，我自己还得再去打一次”。

　　和王先生持类似观点的养狗者不在少数。全国上亿只狗中，绝大多数没有注射过狂犬病疫苗，狗用疫苗的覆盖率不到20%。这些养狗者可能并不知道，狂犬病毒很容易在狗和狗之间传播，在两只撕咬玩耍的过程中，狂犬病毒都很可能通过唾液传递。

　　没有注射过狂犬病疫苗的狗，成为中国人健康的巨大隐患。卫生部资料显示，过去几年内，中国每年报告的狂犬病致死人数均在2400人以上。2007年，死亡人数甚至达到3300多人。

　　国际经验表明，犬类狂犬病疫苗大规模接种是控制狂犬病的最有效措施，70%的接种率若坚持数年，就足以基本消灭犬间狂犬病，在源头上切断狂犬病毒，迅速将人间狂犬病的死亡人数降至个位数。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每年接种人用狂犬病疫苗和抗血清的总费用超过100亿元，所付出的代价堪称世界第一。但死亡人数仅次于印度，效果是倒数第二。

　　这凸显了中国狂犬病防治策略的重大失误。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严家新及其同事说，如果所有的狂犬病暴露后病例均得到预防处置，100亿元是远远不够的，每年的投入据估算需要245亿元。而犬类狂犬病疫苗的价格可以降到人用疫苗价格的二十分之一，按70%免疫覆盖率计算，每年给1亿只狗的免疫费用不过数亿元。

　　因此，他们呼吁尽快批准质优价廉的兽用狂犬病灭活疫苗上市，并将狂犬病疫苗接种的重点由人转向狗。否则，中国在狂犬病防控上每年“投入100亿，死亡两三千”的局面不可能有根本改观。

“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

　　狂犬病致死率高达百分之百的魔咒，至今未能解除。人一旦感染上狂犬病毒发病，只能等待死神召唤。

　　但狂犬病毒也有其脆弱的一面。狂犬病毒在遗传上非常稳定，人的狂犬病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被狗或猫咬伤，其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容易被切断。

　　“狂犬病死一个人都是不应该的。”严家新对本刊记者说，“别说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就连拉美也基本把每年死亡人数控制在个位数，中国却每年死几千人。”

　　他认为，在狂犬病防控的问题上，80%的责任都应归于农业部。“现在是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死了人，卫生部得负责任，就投钱给人做疫苗、搞防治。但根源是在狗，等到狗咬了人，再来搞防治，有些本末倒置。管好了狗，就控制住了狂犬病，各个国家的经验都是这样的。”

　　在2010年9月举行的全国狂犬病防控高层论坛上，严家新及其同事徐葛林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许多地区长期对狗的狂犬病疫苗接种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一旦媒体报道狂犬病死了人，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对狗采取斩尽杀绝的极端政策，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抨击。这样的做法是典型的“懒政”加“乱政”，是在行政不作为和胡乱作为之间摇摆。

　　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副院长郭霄锋教授对本刊记者表示，解决中国的狂犬病问题，必须依靠优质、廉价、安全的兽用狂犬病疫苗，对狗、猫等动物进行大规模接种，但最大的限制因素是“国内迄今仍没有自主生产的可大规模商用的质优价廉的灭活疫苗”。

难产的兽用狂犬病疫苗

　　郭霄锋提到的“灭活疫苗”，是一种按制造方法划分的疫苗种类。简单地说，就是把失去活性的病毒或细菌输入体内，促使抗体的产生，以实现免疫效果。与之相对的“减毒活疫苗”，则是对病原体进行特殊处理，在保留其免疫原性的同时减弱毒性。

　　狂犬病减毒活疫苗的毒性并未完全消除，对免疫动物仍有风险，其安全性明显不及灭活疫苗。正因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已明确提出应当尽快停止在家养动物中继续使用减毒活疫苗。

　　但是，中国获得批准并上市的国产兽用狂犬病疫苗仅有减毒活疫苗。由于安全风险，国产的狂犬病减毒活疫苗遭到各地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陆续抵制。本刊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几家宠物医院，在询问犬用狂犬病疫苗的品种时，均被善意地告知“要么打人用苗，要么打进口兽用苗，国产的兽用苗不安全”。

　　严家新说，目前中国大中城市的兽用狂犬病灭活疫苗基本上依靠进口，供应量不足，而且价格昂贵，到消费者手中每剂价格好几十元。

　　如此之高的价格，显然是让人无法承受的。更何况，中国狂犬病最高发地区并不是人们养得起宠物的城市，而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实际上，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下称中监所）已经给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监所是其股东之一，下称乾元浩）颁发全国惟一的冻干无佐剂兽用狂犬病灭活疫苗的新药证书。该疫苗在2010年还被列为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但严家新认为，乾元浩的兽用狂犬病灭活疫苗工艺基本上照搬人用疫苗的标准，在毒株、细胞和培养条件的选用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按目前所批准的工艺很难实现规模化生产，加上成本过高，不大可能有市场价值。

　　目前，国内有几家研究机构从事兽用狂犬病疫苗的研究。其中，郭霄锋及其同事正在研发基因重组狂犬病灭活疫苗，由于重组病毒在细胞中的滴度高、无需经过浓缩纯化等复杂工艺，生产成本有望降低。不过，这种疫苗正在申请临床试验，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上市，还不好估计。

　　严家新则建议，将人用狂犬病疫苗直接用于狗和猫的免疫。即使仅仅改变剂型和包装，原封不动地将其用作兽用疫苗，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也极具市场竞争力。目前，人用狂犬病疫苗每人份是五支，企业标准通常是每支效价不低于四个国际单位，而狗和猫用的狂犬病疫苗每年只需接种一支，每支效价不低于一个国际单位即可。

　　严家新分析，目前1人份的人用疫苗的出厂价最高不超过200元，分装成狗用疫苗后，每支的出厂价不足10元。而且，由于兽用疫苗的要求不用像人用疫苗那么高，可以通过省略纯化步骤等措施，将成本降低到每支2元以下。

　　他指出，沿海部分发达城市已经通过政府采购，实现对宠物的免费狂犬病疫苗接种，“如果把疫苗价格降到三五块钱一支，其他地区的政府就也可能下决心来推广这件事情”。

　　不过，农业部对于人用狂犬病疫苗转为兽用狂犬病疫苗使用，似乎持谨慎态度。辽宁成大生物公司在沈阳注册成立辽宁成大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利用人用疫苗技术开发出了兽用狂犬病疫苗，申报三年来一直未能获得批准。对于此事，辽宁成大和中监所均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

　　当然，郭霄锋说，从人用疫苗到兽用疫苗研发，还需走一些程序。一来，人用疫苗对安全性要求特别高，生产过程很少加佐剂，药剂很纯，生产程序也较为复杂，导致成本较高，兽用苗研发要在延续安全性的同时降下成本；二来，人用疫苗注射一个周期需要三到五针，同时严格遵循注射时间，对于狗和其他动物而言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要求兽用疫苗一针见效，并且尽可能将免疫有效时间延长到半年至一年以上。

　　严家新表示，去年“甲流”如在中国大流行，卫生部难辞其咎；而狂犬病在中国的控制，农业部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发挥主要作用。农业部要是能够用卫生部当年处理“甲流”的态度，来处理狂犬病的问题，“肯定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宋江为什么要走招安路线？
from 吴闲云 的BLOG by 吴闲云


解读《水浒》：宋江为什么要走招安路线？

在语文教材中，《水浒传》一直都被定义为“讲述农民起义”。可是，在梁山108条好汉中，究竟又有多少好汉是“农民”呢？
答案是：只有一个农民。
这个人，名叫陶宗旺，“庄家田户出身，惯使一把铁锹，”在梁山排名第75位。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的农民，而他的排名又太低，所以，梁山的路线，是绝不可能以他这个农民为中心来发展的。



那么，和农民比较接近的、近似的阶层，还有哪些呢？
还有渔民和猎户。把打鱼的和打猎的和种田的，归为同一个阶层，应该不会错吧。如此一来，就有了6个人：
渔民：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兄弟。
猎户：解珍、解宝，两兄弟。
农民：陶宗旺。
这6个人加起来，还抵不上零头，在梁山的分量依然太轻。所以，梁山的路线，也是绝不可能以他们这个农民阶层为中心来发展的。



我们再看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口号纲领，无非都是些“分田地”、“均贫富”、“免杂税”之类。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
而梁山的口号，则与此相去甚远。他们要“替天行道”，是与自身的生活毫不相关的东西。且表达的含糊其词，这替天行道的“天”，究竟是指“上天”呢？还是“天子”呢？或是“天下”呢？不清楚。
这样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宋江领导的梁山义军，其实很难与“农民起义”扯得上边。



梁山，一共经历了三代领导人。每代领导人的路线纲领，都各不相同。
王伦时期的梁山，是他的小农自留地，小打小闹，捉个单身客人，发点小财，就可以满足了。
晁盖的班子是“七星”。他们劫了“生辰纲”，并非杀富济贫，而是为了自己的“这一趟富贵”。
他们向往有钱人的生活，眼红梁中书的金珠宝贝，羡慕梁山王伦过的逍遥日子。
因为他们都很穷，又不务正业。阮小七好赌，输的赤条条的。阮小五也好赌，输红了眼，找他老妈要钱，没有，就把他老妈头上的钗儿拔了，又去赌。
阮小五道：“他们（梁山王伦）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你看，这里没有官逼民反，只有好逸恶劳。
因此，晁盖时期的梁山，也就是流氓强盗的销金窝。他们追求的是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追求的是一种“快活”！他们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们要“论秤分金银，成套穿绸锦”。



到了宋江时期的梁山，新加盟的好汉越来越多。人员的阶层结构，也在悄然变化。
梁山的主流阶层，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种：朝廷降将、政府公务员、地方名流、庄园财主，等等。他们逐渐占为大多数。高于“小吏”这个层次以上的人员，至少占到了70%以上。
他们才是梁山的主流阶层。宋江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这些人，平日穿的吃的，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哪一个家里不是要多少酒有多少酒，要多少肉有多少肉？他们会很稀罕到梁山上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吗？这样的生活，早就过腻了，这样的快活，对于他们来说，绝无吸引力可言。

甚至是要鄙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看，他们需要的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因为已经满足了的需求，再不会是激励因素。而宋江的“招安路线”，则正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需求”的平台。



这样看，虽然是清晰的，但有个疑问，宋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招安路线的呢？
早在晁盖时期，活捉了呼延灼后，宋江拜见道：

“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
梁山，不是反政府组织，而是随时准备投靠政府的组织，正在等待朝廷的招安。这一点才打动了呼延灼决心归顺。后来收伏降将，几乎都是如此。
可是，招安大事，并不是宋江说了算的，那得皇帝说了才算啊。

宋江又凭什么知道招安就一定成功？别人又凭什么听他一说就马上相信了？凭什么跟着他就可以招安？这里面是否还有什么谜团？
注意，宋江只是私下讲招安。从没在正式场合与兄弟们讲过。晁盖死了，一直到英雄排座次，“招安路线”也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过。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有一点，武松杀了张都监后，又遇到宋江时，宋江要武松跟着他混，武松坚决不跟宋江走，说道：“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整部《水浒传》，居然是由武松第一次提出了“招安”一词！现在不跟你走，等“受了招安”，我再找你。
可是，还没等到招安，武松就按宋江的意思，把鲁智深、杨志带到梁山来了。
难道说，早在武松上梁山之前，宋江其实就已经秘密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或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那么，宋江的招安之路，究竟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且听下回分解。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from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by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一些杂志审稿时间太长。我一笑置之，以为自己的文章大抵是比较顺利的。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论文也经常被拖延一年半载。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一些奖项评审不规范。我一笑置之，以为自己凭实力总不会吃大亏。后来，我发现自己的申请书经常在初审就被退回了信箱。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评职称还要靠关系。我一笑置之，以为自己发表记录好应该没问题。后来，我发现自己险些马失前蹄。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在中国做学术研究不现实。我一笑置之，以为自己是天生的学术人。后来，我发现跟美国比我们只能做做练习。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网吧害了孩子。我一笑置之，以为那只是个别的案例。后来，我发现自己的亲戚因为网瘾走上了不归路。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找工作竞争太激烈。我一笑置之，以为狭路相逢勇者胜。后来，我发现周围的朋友找工作处处碰壁。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中国的食品不安全。我一笑置之，以为自己身体好抵抗力强。后来，我发现自己正日益处于污染的包围之中。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房价涨得太快太不合理。我一笑置之，以为自己是精英买房肯定没问题。后来，我发现自己差一点就被迫逃离北京。

以前，别人向我抱怨去医院看病太贵太困难。我一笑置之，以为自己得病的概率低。后来，我发现有时看病不如不看。

别人还向我抱怨了很多，但现在我再也不敢一笑置之，因为这一切迟早都要落到我们每个人头上。你是精英，不要沾沾自喜；你是富二代，不要高枕无忧；你是官二代，不要幸灾乐祸。只要你生活在中国，这里的事情就跟你有关。袖手旁观，冷漠对待，每个人都将是下一个受害者，谁也逃不了。既然逃不了，那就拿出勇气，拿出智谋，与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改进现状。为别人，更为自己。

中国该怎么吸引海外学者？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孙贤和

高层次人才多以事业为重，吸引高层次人才回中国的最佳方法莫如告诉他：“你的事业在中国”。这既是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的关键，也是中国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目的之所在。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难的是如何创造能使回国人才真正实现在事业上大展鸿图的环境和机制。

近年已有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归国人员中，去外企的多，去国企的少；去创业的多，去教育科研的少；欧洲回来的多，美国回来的少；毕业不久的多，高层次的少。其中，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到大学与国家科研单位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去年的人才研讨会上我分析了产生这四多四少的原因[1]。回国人才去外企的多，是因为外企有“海外”的学术环境。回国人才去创业的多，是因为在中国创业有市场上的地方优势。美国人才相对于欧洲人才回国的少，是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留美人员融入西方社会更深。高层人才回国的少，是因为他们更考虑工作环境，考虑是否能真正起到领军的作用。高层人才去教育科研的特别少，说明中国的学术环境已成为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的掣肘。目前中国海外回国人员已很多，缺的是科研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在中国中、长期人才战略发展不断推进之时，搞清楚什么是良好的学术环境，怎样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变得日益重要。本文就建立良好学术环境的三个基本问题：生活待遇、科研投资、成果评审提出了笔者的思考。

一、要让知识分子有荣誉感、成就感

建立良好学术环境的第一条应是弘扬热爱科技工作的精神，并提供一个让科技人员能够热爱自己的工作，全心投入于科学事业的环境。


最近系里给两个教授查尔斯（Charles）和彼特（Peter）庆祝80岁生日。查尔斯是我系的奠基人之一，从建系起四十年来总是一丝不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虽已退休多年，查尔斯仍然主管全系的教学安排，始终坚持上课。他对系里的工作是既出力又出钱，每年查尔斯对学校的捐款都远远超过学校给他的工作津贴。彼特身材清瘦，衣装入时，从后面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年轻人。更可贵的是他有一颗年轻的心。会上他谈起研究成果，一脸兴奋。我祝辞说他们代表了我校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校有70多岁仍在领导岗位上的院士，有80多岁仍在四处演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查尔斯与彼特都是在副教授职位上退下来的，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教员。他们没有鲜花簇拥环绕，也不追求大众的追捧，但他们热爱事业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们有荣誉感，大学教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们有成就感，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在他们的教诲下长大成才；他们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人到80仍健步如飞，思维敏捷，仍能以自己的知识回馈于社会，做自己喜欢的事。人到如此，何欲他求。他们默默的奉献，是在良好的环境下对事业衷心热爱的表现。

从一个国家来讲，从一个学校来讲，应当如何培养这种对事业的衷心热爱呢？我们提到了荣誉感、成就感、和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们要让知识分子有荣誉感、成就感，要让他们有所成；要弘扬热爱科技、教育工作的精神。生活条件、工资待遇固然要好。但只提薪资待遇是不够的。高层次科教人才追求的不是奢侈的生活。一心追求享乐之人怎么能拥抱寂寞专注于科研？中国政府提出的对人才提供“待遇适当，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那么什么叫待遇适当呢？在美国大学里，工资待遇的定位主要根据两项原则：贡献和市场价值。贡献好理解，以下我对市场价值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在美国，同在一个学校不同专业的教授工资相差很多。医学院教授挣的最多，其次是法学院、商学院，再其次是工学院教授，最后才是文理学院的教授。工资上的差距不是学校有意的划分，而是与社会、工业界竞争的结果，是由各行业的市场价值来决定的。每个新人的任命，其工资待遇，除本人能力外，都还要考虑同行业工资待遇和本人的现有待遇。同行业包括同类大学和工业界相应的位置。久而久之，各专业的工资就与本专业的商业界、工业界的工资相挂钩了。因工业界各专业的工资相差很多，大学内各专业的工资距离也就拉开了。应当说明，工资最高的医学院的教授，往往学校只付其工资的一部分，甚至很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是靠其在学校医院出门诊看病人等获得的。工资待遇有竞争性，这就是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待遇适当”的标准，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人才的市场价值。

近年来许多跨国公司把它们的研发机构开到了中国，越开越多，越开越大。据统计到2010年3月为止，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1200个[2]。这些研究中心的成立提高了中国境内的科研力量，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市场价值，是件好事。但同时也要看到跨国公司积极地把其研发机构开在中国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待遇在中国有竞争力。

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亦是如此。通过引进人才提高中国的竞争力，通过引进人才弘扬热爱科技工作的精神。二者并举才是人才引进工作的真正成功。


二、中国对科教投入仍需进一步加强

热爱科技工作的精神和生活环境是留住人才的基本条件，而良好的工作环境是让人才能够开创事业的必要条件。英语里有一句话：“Research transforms $ into knowledge. Innovation transforms knowledge into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科学研究是把钱变成知识。创业是把已得的知识变成更多的钱”。创业会有很多困难。但既然有商业利润在前，必然有投资人感兴趣，必然会给地方上带来种种可见的利益。基础性科学研究就不同了，研究结果大众分享，谈不上投资价值。商人不感兴趣。但科技水平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实力。没有这个实力，知识自主和走到世界前列就无从谈起。所以国家、政府必须是科学研究投入的主力。基础科学必须走大众投资，大众分享之路。有了硬件条件，科研工作才可以有效的开展。中国近廿年来发展迅速，对教育科研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很多科研单位硬件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但应当看到，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中国总体来讲还是落后的。科教资金虽增长迅速，但在总额度及占国家开支比例方面仍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国家对科教的投入仍需进一步的加强。另一方面，在建造了一些与世界接轨的先进窗口之后，国家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解决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考虑一下如何进一步扩大基础提高总体实力的问题。

在美国经济一片哀声之时，2009年10月德克萨斯州议会决定拿出5亿美元来增强几所大学的研究能力[3]。这笔称作国家研究性大学基金的钱，每年会增多，但最后各个大学能拿到多少要以其成绩来决定。引人注目的是，此资金不资助德州排名靠前的三所大学，只资助属于德州第二梯队的其他七所研究性大学。这种做法初看起来令人十分不解。因为，即使是德州最好的公立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在全美大学排名也在40名以外[4]。如此分配基金，德州如何能争第一？但仔细想来，德州要争的是整体实力的提升，看的是加州有九所一流大学（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纽约州有七所，德州这个全美人口第二的州，却只有三所一流大学。此基金一出，第二梯队有了新的动力，第一梯队有了新的压力。各校纷纷行动，促动了学校之间的竞争。不管最后哪几位胜出，德州的总体实力必将增强。

德州在各州纷纷削减教育经费之时，逆势而上，追加投资，扩大第一梯队，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扩大基础，提高总体实力，以期取得新突破的想法值得借鉴。其实这种以点带线的做法，大家都在做。各州都有自己的重点大学，各校都有自己的重点学科，但往往在重点形成之后，大家想到的大多是如何保住重点，很少有考虑如何缩小点与线的距离，以线推点，提高整体实力。

点与线的关系值得好好研究。点是线的带动，线是点的基础。没有点，线会停滞不前；没有线，点也会后劲不足，难以为继。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亦是如此。要人才配套，以高层次人才带动人才，以人才推动高层次人才，形成梯队，使大家在事业上都更上一层搂。如果点是个人，线是集体，良好的学术环境就是让真正有创造性的个人层层出头，形成学术之宝塔。科研上需要个人的一点突破，工程上需要集体的全线告捷。突破与告捷频频而至，中国科技的总体实力就会在这突破与告捷之中一步步增强。学术之宝塔长得够高了，中国就成了科技强国。中国要科教兴国就先要凝聚住一大批叫人肃然起敬的科技英才，要在大学与大学、学科与学科、科研与教学、个人与集体、行政与业务等各方面处理好点与线的关系，在竞争中不断有所突破，在竞争中不断提高整体实力。


三、科学成果审核需制度化
钱再多也是有限的，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让真正有潜力的知识分子出头，脱颖而出，一定要搞好科学成果鉴定，搞好科学项目审评，让创新性人才真正能发挥作用。


从原则上来讲，科学成果的鉴定非常简单，就是看其是否在科学上有重要贡献，有没有影响力（impact）。基础科学的研究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拓广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工程项目的研究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提高了人类生活的质量。鉴定的难点是这影响力难以量化。有人用研究资金的多少来衡量研究成果，这是不对的。研究资金是根据研究项目的需要而给的，与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往往没有直接联系。有人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研究成果，但经济效益并不等于商业利润，否则中国的房地产老板都应当成为院士了。有人用文章的数量来衡量影响力，但这显然也是不够的，因为文章的数量不能说明文章的质量。有人把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分成三、六、九等用以衡量文章的质量。虽然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同一本学术期刊里的文章质量也可以相差很多，同一个档次的期刊总体水平也大有不同。有人用文章的引用率作为文章的影响因子。开创性的文章引某一领域之先，理应多被引用。但在实际中，综述性文章引用率也很高，甚至高于开创性文章。总之，有很多指标可以作为衡量研究质量的参数，但一旦把这些参数公式化，作为提职、提薪和科学成果鉴定的硬性指标，有些“聪明人”就会跟着评定公式做科研。如果总是让这些“聪明人”走在前面，领风气之先，真正开创性的人才还是难以出头。

如果科学成果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量化的话，那么什么才是科研成果评定的最好方法呢？笔者认为最好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专家评审的方法。但是，要使专家评审行之有效必须做到两点：“找对人”和“敢讲真话”。“找对人”指的是找的专家确有能力，包括业务能力和精力，能够做好评审工作。“敢讲真话”说的是专家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科学出发，无所保留。前者可以通过专家推荐专家来解决，后者是专家评审制度成功与否的关键。专家评审的失败，往往都是请来的专家只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或存有私心，真话不全说。要让专家敢于说真话是需要一些制度保障的。要做好专家评审，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下面几个方面：

1．后顾无忧
科研从本质上讲是少数人发现多数人不知道的规律并推翻现有理论的一种特殊工作。因不同而创新。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专家说话之前先得想一想是否会被下岗，自然就没人敢说话。解除后顾之忧是搞好科研成果鉴定和建立良好学术环境的必要条件。

2．排除干扰

既然是专家评审，就要听专家的意见。干扰之下会出大错。最突出的例子是仍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本认为伊拉克没有毁灭性杀伤武器，时任美国副总统西尼不甘心，亲自到中央情报局坐镇两天“帮”中情局的情报员分析情报。“帮助”的结果是中情局证实伊拉克有毁灭性杀伤武器。当然，众所周知，这个在总统压力下产生的情报分析是错误的。一条压力下产生的错误情报分析为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提供了导火索。干扰专家的正确判断危害之大由此可见。



3．确保公正
排除干扰只是搞好专家评审的必要条件，要真正做到公正还需要更多的制度保证。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设有许多措施用以保证评审的公正性。笔者归纳总结成以下几条：1）匿名性：评审者姓名保密，专家审核小组的名单也不公开。2）随机性：并没有固定的专家组，每个小组委员会都是临时组成的。3）多样性：专家小组尽量选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专家组成。4）专业性：小组讨论，就事论事，一人一票，一视同仁。5）流动性：为了避免项目主任的喜好影响科学研究的发展，大约近一半的科基委的项目主任是从学术界和工业界来的短期轮换工作者（2-3年）。6）开放性：除了固定的资助项目外，每年科基委都根据公众的需求提出一些新的特别研究项目。成功的特别项目会融入现有的固定项目，以此达到了项目的逐步更新。7）不固定性：虽然都是专家审核，但对不同的项目，审核程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8）公开性：所有基金支持的项目，并包括这些项目的进展报告，都要在网上公开，以利于大众监督。9）自动回避：科基委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评审人必须回避。在各个单位、各级专家评审中，大都有自动回避这一条。回避制度从另一个角度保证评审的公正性。

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错综复杂、千丝万缕，并且表现的问题在不断变化之中。三十年前是工资低，三十年后是房价高；三十年前是吃大锅饭，三十年后是官本位。更复杂的是大家的认识有时并不一致。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学术环境一天天好起来，但离中国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笔者在此文中也只做到了以一代十，以有限的例子给出有局限性的思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对学术环境更多的关心和讨论。


参考文献
《事业：吸引海外高层人才回国的关键》，孙贤和，《建言中国—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看中国》，王辉耀主编，东方出版社，2010年7月。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3月17日。
《Taxas Push'Em: Betting Big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rch 21, 2010.
http://college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colleges/national-universities-rankings/.
(本文作者孙贤和现任美国伊立诺伊理工学院（IIT）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可扩展计算软件实验室主任，计算机系系主任，本文系作者2010年9月写于芝加哥)

宋江的梦中情人是谁？
from 吴闲云 的BLOG by 吴闲云

宋江的梦中情人是谁？
——解密《水浒传》中最神异的“玄女下凡”事件


《水浒传》中宋江的故事，可以分两个部分：上梁山前；上梁山后。其转折点就在闹江州救宋江，见小说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李逵、晁盖等人，劫了江州刑场，把宋江救上了梁山。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江才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山大王。



宋江做了山大王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把父亲接上山来。
很奇怪：他坚持要一个人独自回乡去接，身犯弥天大罪的宋江，他居然不怕被抓，拒绝要任何人（包括心腹）陪同。而他的父亲最终却并不是他接来的。
也就是说，宋江白跑了一趟。他回不回去，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他又为什么会白跑一趟呢？书上写道：
宋江刚回到乡里，只听得背后有人发喊起来：“宋江休走！早来纳降！”宋江叫声苦！又没第二条路，背后赶来的人，火把照曜，如同白日。
宋江只得闪身躲进一所庙里，探身钻入神厨里藏着。气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暗暗祷告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阴灵遮护则个！神明庇佑！”
说来也怪，神明真的显灵了。
只见那赵能、赵得二都头带着众士兵赶来。一个叫道：“都头，你来看，庙门上两个尘手迹，定是却才推开庙门，闪在里面去了。”

（赵能、赵得二都头，是官府在抓捕宋江时专门临时换过来的。为什么突然调他们来呢？）
大家便进庙来搜。一个士兵拿着火把，赵能一手揭起帐幔，五七个人伸头来看。不看万事俱休，才看一看，只见神厨里卷起一阵恶风，将那火把吹灭了。
然后，只听的殿后又卷起一阵怪风，吹的飞砂走石，滚将下来。吓的众人毛发竖立，一哄而散，都奔下殿来，望庙门外逃命去了。
真是怪诞，眼看宋江就要被捉住，殿后居然会刮来一阵怪风救了他的性命。

只听外面几个士兵说道，我们只去守住村口等他，不怕他飞了去。众人都望望村口去了。


宋江心想，虽没被他们捉住，可怎么能够走出村口去？正在寻思无计，只听的后面廊下有两个仙童走来，举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请星主说话。”
宋江钻将出来，吃了一惊，却是庙里的两个泥神。
真的是神仙下凡来了。
宋江暗暗惊诧，随着那两个仙童往后殿走去，转过后殿侧首一座角门，穿过一片茂林修竹，跨过一座青石板桥，来到一所世外桃源般的宫殿。
在这里，宋江见到了《水浒传》里最神秘的人物——“九天玄女”娘娘。



九天玄女档案：性别：女。出生年月：不详。她是殷商王朝的祖先，一位法力无边的女神，曾经帮助过黄帝打败了蚩尤，被玉皇大帝敕封她为九天玄女、九天圣母。
这样一位神话中的女神，今天下凡来了，救了宋江一命。
宋江肌肤战栗，毛发倒竖，俯伏在地，哪里敢抬头。
玄女娘娘赐酒给他喝了，赐枣给他吃了，又送了他一套“天书”，和一番话。最后，宋江醒来的时候，依然还是躲在原先那个庙里的神厨里。原来，却是南柯一梦。



有的朋友要说了，古人写书，写着写着喜欢把神仙附会进来，所以不必太当真，也就是一段神话故事而已，看这一段时，一眼扫过，跳着看就行了。
真的吗？我说，看这一段，要特别仔细才行。否则，许多地方将难于解释。
首先，宋江遇到“玄女娘娘”，究竟是梦境呢？还是实境呢？答案是：实境。并非白日做梦。宋江的确实实在在的见到了“玄女娘娘”！
因为娘娘赐枣子给宋江吃，宋江“战战兢兢，怕失了体面，尖着指头，拿了一枚，就而食之。怀核在手。”他把枣核捏在手里，结果他醒来的时候，枣核还是在手里。
所以，这绝不是梦，而是真实的事情。
你再看，表面上好象是娘娘救了宋江。可是，宋江他凭什么要孤身一人跑来让娘娘救呢？在这一回故事中，宋江从梁山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返回梁山，中间什么事也没做啊！就是见到了九天玄女！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定，宋江其实是专程秘密的来与“娘娘”联络接头的。所以他才要坚持一个人独自回去，拒绝任何心腹人陪同。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的秘密。
你再看“娘娘”对宋江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星主别来无恙？”


既然是第一次见面，她居然说是别来无恙。只怕先就认识。

那么，这个“娘娘”究竟又是什么人呢？宋江为什么一上梁山就匆匆赶来与她秘密相间呢？她与宋江之间又究竟商讨了些什么机密呢？
今天就到这里，下回接着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