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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品牌“大裁军”真相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发自深圳
2010-11-03 南方周末


中国烟草业如何从行政垄断走向经济垄断，如何从孱弱不堪变成可以与外资巨头争锋。5年后，中国烟可能只剩下十几个品牌。


消失的烟

维新多年之后，中国烟草业终将出现可以跟世界烟草巨头们一拼的选手。这些选手，在此前八年的整合之中，都已经通过产权改革，成为了中国烟草总公司旗下的品牌。

深圳烟草工业公司“消失”了。

总机电话无人接听，而互联网上的公司主页地址显示为一片空白。

尽管深圳烟草出产的“好日子”牌卷烟依然还在街头售卖，但预计在明年年初，它们就得打上“双喜”的品牌。

这是因为，就在五个月前，广东中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中烟）与深圳烟草共同启动了“双喜好日子”品牌整合。

不仅是“好日子”，广东省内其他的卷烟品牌，比如“五叶神”等，全都得打上“双喜”品牌，成为后者的“加工厂”。

这只是全国烟草大整合中最新的一幕。经由这一轮整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只剩下十余个卷烟品牌。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烟草工作会上，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了被简称为“532”、“461”的行业品牌发展战略蓝图：争取用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着力培育2个年产量在500万箱、3个300万箱、5个200万箱以上的品牌；培育12个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的品牌，其中6个超过600亿元、1个超过1000亿元。

在这些品牌之中，最大的两个赢家则是“双喜”与“红塔山”——他们的目标是，每年销售要超过500万箱。

这个目标意味着，维新数年之后，中国烟草业终将出现可以跟世界烟草巨头们一拼的选手——“万宝路”2009年的销售是857万箱，“云斯顿”为270万箱，“柔和七星”是195万箱。

而这些中国队的“强势选手”，在此前八年的整合之中，都已经通过产权改革，成为了中国烟草总公司旗下的品牌。

中国烟草总公司，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的烟草巨头——由美国癌症协会和世界肺健基金会发布的《烟草图册》显示，中国烟草总公司控制着全球卷烟市场32％的市场份额，相当于二、三号烟草业巨头菲莫国际和英美烟草的总和。

僵局之变

“国家专卖、地方专营”的奇怪格局，造成烟草企业“长不大，也饿不死”。

变革早在8年前就已开始。

2002年6月，新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就职。摆在这位新局长面前的严峻现实是：两年之后中国就将按照WTO协议取消烟草零售专卖许可证，并将卷烟进口税由65％降至25％。

国际烟草巨头正对这个巨大的市场垂涎欲滴。尽管还有着进出口配额的限制，但是谁也不知道烟草巨头们会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到遍布全国的零售网点。

与此同时，中国烟草企业的竞争力却令人十分担忧：2002年国内卷烟品牌销量的前三名“白沙”、“红河”与“红梅”加起来的总销量，仅仅是“万宝路”一个品牌的四分之一。

那时候，国内有大小123家烟企和数百个品牌，产量10万箱以下的就占 1／4以上——在规模效益明显的烟草行业，60万箱年产量被视为生产规模的“及格线”。

中国烟草业如此孱弱，跟长期的地方垄断保护密切相关。

在烟草业特殊的财税制度下，原本被定义为“国家专卖”的烟草产业，事实上是地方财政的巨额税收来源。加上专卖制度下形成的监管、生产和销售“三合一”管理体制，使得各地方烟草专卖机构为了保护本地生产规模，对外地品牌层层设限，2007年甚至一度传出湖北一些地方政府发红头文件强制官员抽当地烟的新闻。

一个“国家专卖、地方专营”的奇特格局由此形成。2002年全国高达73.9％的卷烟均为各省“自产自销”，省际间卷烟交易量占国内市场销量的比重仅为26.1％。各地分散的烟企“长不大，也饿不死”。

曾在基层烟草专卖体系工作多年的姜成康深悉这一“利益链”的关节，上任后推动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便是推动工商分离改革，将负责销售管理的商业企业与从事生产的工业企业剥离，弱化生产与销售环节之间的利益关联。

在完成这一改革后，国家烟草专卖局2004年从工业动手，压缩品牌整合产能，短短数年内将烟草品牌从300多个收缩至100多个，原有的123家法人企业到2006年骤减至34家。

压力之下，各地方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规模就是竞争力”，开始主动推进省内工业企业的兼并与整合。

传统的烟草大省云南先将原有的9个卷烟厂重组为3家，最终经过艰难的博弈重组为“红塔”和“红云红河”两大集团；而在湖南，拥有著名品牌“白沙”和“芙蓉王”的长沙卷烟厂和常德卷烟厂也被并入新成立的湖南中烟。

广东正是其中最为积极的行动者之一。

“双喜”之道

对于计划性极强的烟草工业而言，市场畅销只是成功的基础，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有没有足够的生产指标。广东的应变之道，是以重组来寻求“指标外援”。

就在姜成康上任一年之后，47岁的李根基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以新任广东中烟总经理的身份，将在全国烟草工业版图中陷于淘汰边缘的广东烟草企业带出“死胡同”。

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担任卷烟厂厂长，在烟草业浸淫多年。

就在他上任当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指出，广东烟草业“生产分散，形不成有效的规模和有竞争力的品牌。如果不进行改革，不加快整合，现有的烟厂将面临险境”。

与这一说法相应的是，作为全国排名前列的烟草销售大省，广东的标志性品牌“双喜”2002年产量仅为37万箱，甚至不如许多地区性的品牌销量。

随着广东中烟的成立，一场规模空前的重组随即启动：2004年一年内，广州卷烟一厂、二厂以及南海、韶关、梅州、湛江等四家地区卷烟厂合组为广东卷烟总厂，实行管理、品牌、采购和销售“四统一”。

与此同时， 2004年推出“双喜”经典醇香系列，迅速成为拉动市场销量的拳头产品。

不过，对于计划性极强的烟草工业而言，市场畅销只是成功的基础，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有没有足够的生产指标。

由于国家烟草专卖局管理的生产指标直接下达到每一家法人企业，不管能卖出多少，能生产多少烟都是固定的。好卖的品牌“吃不饱”，只能向其他烟企高价“买指标”，一些中小烟企仅靠“卖指标”便可以活得无比滋润。

广东中烟规模浩大的重组很快尝到了甜头——由于取消了多家法人，他们的生产指标都收归广东中烟，并根据需要在不同品牌之间进行调整。“双喜”这样的核心品牌得以迅速扩大产能和销量。

很快，“双喜”销量从2003年的41万箱，飙升到2009年的167万箱。2009年，广东双喜产品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位居全国卷烟品牌第七；与此同时，“双喜”品牌销售利润率排名第一，单箱利润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60％以上。

但是，尽管增长已是飞速，但很快就遇到了天花板。与云南、湖南这样的烟草业大省相比，广东能够获得的生产指标依然有限。

李根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双喜品牌的市场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200万大箱。但是，广东中烟全部的卷烟生产计划指标只有200万箱，不可能全部用来生产双喜。”

广东的应变之道，是以重组来寻求“指标外援”。

早在200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开始推产业体制变革之际，身处市场化改革大潮前沿的广东中烟便开始了一系列变革：2004年率先展开省内整合；2005年率先理顺产权关系，成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完成工业公司与卷烟总厂合并；2007年率先成立董事会，完成公司制改造，广东中烟甚至因此而被外界视为中国烟草业改革的“特区”。

这个特区，与此前进行的一项改革——产权改革密切相关。

产权改革伏笔

当烟草企业真正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市场的主体，就为其后的市场化兼并重组奠定了基础。

在烟草行业外少有人知的是，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早已建立完善的产权与管理机制的同时，国内的“烟草企业”们却直到2006年依然处于“出资人缺位”运作状态。

这一实质性股东的缺位，不仅使得烟草企业的巨额利润被“模糊处理”；而且使得在许多产业中已经与企业经营脱钩的地方政府，得以或明或暗地将所属烟草企业当成自身财政收入的“小金库”。

2006年的产权体制改革后，全国17家省级烟草工业公司成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样的状态在产权改革开始后渐渐改变。

深圳烟草几乎正是烟草业变革的一个缩影。

从工商注册资料的变更中可以看到，1988年广州卷烟厂深圳分厂更名为深圳卷烟厂，此后经历多次注册变更，但工商注册资料表明，这些来来去去的名义上的“法人股东”们并无任何出资，也无任何股份，由此可以看出“股东”变换只是相关部门主导下的管理权划拨。

直到2002年7月，深圳卷烟厂的三家广东省股东被替换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权被上收。

五年后的2007年8月，中烟实业与广东中烟分别以70％和30％的持股比例成为深圳卷烟厂的新股东（此前的股东持股比例均为零），同时也首次出现了股东们的出资额：中烟实业1.435亿元；广东中烟6150万元，深圳卷烟厂正式更名为深圳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当烟草企业真正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市场的主体，就为其后的市场化兼并重组奠定了基础。

2010年5月，广东中烟与深圳烟草的品牌整合正式展开。

这只是近年来各地的烟草整合大戏中最新的一幕。正是随着产权改革的推进，以行政性调整为特征的省内整合模式开始被突破：2008年浙江中烟以13亿元现金持有甘肃烟草工业35.69％的股权；2009年10月，湖北中烟以逾10亿元的资金，拥有了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35％的股权。

而深谙市场化之道的广东，更是从在烟草寂寂无名突然异军突起——2007年，率先完成公司体制变革的广东中烟获得了跨地域重组的“特权”，与广西中烟从联营加工到互相参股，开创了全国唯一的省级工业公司重组模式。

重组给广东带来了底气——2010年，双喜提出了“551”品牌发展规划，计划到2016年双喜品牌要实现500万箱规模、500亿元工业税利、1000亿元以上商业销售收入的目标。

这意味着，双喜将开始与国际巨头们争锋。

煤炭资源税草案待解

袁松 王洁 北京报道 2010-11-04

核心提示：今年年底前煤炭资源税征收草案肯定会拟出。目前各方倾向于3-5%的税率，并且实行地区差别税率。

沸沸扬扬的资源税全面开征的声音再起，而这些争论不再是“从量”还是“从价”，而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征，具体的税率多少。

本报从财政部获悉，此前财政部税政司已经委托中国矿业联合会做关于资源税从价征收的方案。“9月份，税政司地方税处的负责人召集矿业协会、企业代表座谈征集意见，在该座谈会上，行业协会和矿业公司颇多抱怨。”一位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人士向本报表示。

在今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之际，资源税改革率先从新疆起步，不过只面向了原油和天然气，并按5%税率统一征收。两个月后，资源税改革推广至西部十二省区。

“现在看来，今年推出方案的可能性较小，矿业联合会目前的方案还没有完成，而且之后还要征求意见。”11月3日，中国矿业联合会的一位人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最早在明年初能推开就已经不错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年年底之前矿业联合会肯定会拟出煤炭资源税征收草案。据一位参加过上述座谈会的人士表示，目前各方还是比较倾向于3%-5%的税率，并且实行地区差别税率。“不过截至目前，尚未确定。”上述人士称。

在刚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就有专门关于资源税的表示，建议提出，继续推进费改稅，全面改革资源稅，开征环境保护税；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等。

我国煤炭资源税的现行征收方式仍是从量计征，税率方面，除了焦煤资源税税额统一为8元/吨之外，各地区其它煤种税率多为3元/吨左右。

博弈资源税改革

对于资源税改革，财税部门和矿业企业争议过多次，尤其和煤炭行业的争议日趋激烈，“但后来地方政府公开支持进行资源税改革，特别是西部省份，资源税的改革就已势在必行。”一位国土资源部门的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此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煤炭企业经济效益较好，在资源类企业中排名靠前。且资源税改革针对煤炭行业可按照“温和过渡、逐步提高”的原则，小幅、稳步推进，增加的税负不重，对煤炭行业影响较小。

“按2009年全国煤产量和当前价格测算，全年净增加资源税不到300亿元，仅为结构性减税5000亿元的6%。按能源企业目前的盈利能力，完全可自行消化承受。”刘克崮表示。

而对于通胀的影响，刘克崮也认为，其他能源产品（如煤炭）短期看，因资源税改革增加税负不多，价格上涨有限。

“而从中长期看，价格变动主要仍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价格上涨后将减少下游需求量，能够起到抑制不合理需求、平抑物价的作用。”刘克崮表示。

而对于财税部门的观点，行业内并不认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及其他各行业协会几乎异口同声：矿业企业目前赋税较重，目前不适宜资源税改革，或者资源税率应该确定在1%-3%为宜。

淮北矿业董事长王明胜此前在两会上就公开表示，煤炭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收占销售收入18%左右，加上各种政策性基金和费用，实际税负超过30%。

“如果以3.5%～5%的税率按价征收资源税，按照2009年11月煤价计算，动力煤税负在14元/吨至20元/吨，煤炭税额是以前6倍，煤炭企业的总体税费负担将超过32%。”王明胜说。

兖矿集团董事局主席耿加怀更是表示，近年来，由于各种造成煤炭生产企业特别是大型煤炭生产企业税赋过重，加大了企业经营负担。因此，他提议：加快实施消费型增值税政策，维持资源税征收标准不变，适当减免其他税费。

权衡税率高低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目前对煤炭资源征收的税费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

另外，各部门还对煤炭企业征收铁路建设基金、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港口建设费，一些地方政府还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煤矿转产发展基金、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等。

“这是一笔糊涂账，尤其是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征收的税费品种听都没听过。”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一位官员非常愤慨。

对于当前煤炭行业的税费，刘克崮也承认，中国资源税税负虽低，但围绕矿产资源征收的各项费用却名目繁多。

因此，刘克崮建议，为进一步给资源税改革提供空间，合理企业税费负担，在资源税改革方案实施后，应取消违规、越权的收费基金，加强矿产资源收费基金管理，逐步理顺税费关系，以保证资源税改革的不断推进。

这便意味着目前的资源税的税率不会过高，“肯定不会超过10%，否则企业就伤筋动骨了。”上述中国矿业联合会的人士说。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该区域绝大部分矿是露天开采的褐煤。“目前原煤资源税为每吨3.2元，目前煤炭整体税负在18%左右，如改为从价计征，由于增值税率调整为17%，提高了4个百分点。”锡林郭勒盟财政局的一位官员如此表示。

该官员认为，在不增加煤炭企业及下游企业生产负担的同时，可考虑煤炭资源税的税率在3%-8%范围之间进行征收，这样企业的整体税负可维持在18%-23%左右，不会加重企业负担。

要增加亩产，而非限制耕地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国家为了粮食安全制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不得减少的硬性政策，造成土地使用僵化，配置扭曲。各地在经济发展中无不严重地受制于土地使用的僵化，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18亿亩红线不得越过的政策貌似正确，其实是非常片面的。理由很简单，粮食产量是耕地面积和单产的乘积。只要求确保18亿亩，而不谈增加亩产，这就是片面性。到底我国的粮食安全的重点应该放在耕地面积上还是提高亩产上，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下面从我国解决粮食供应的历史来看，事实是怎样回答的。

　　1950年我国人口总数5.52亿，粮食产量1.32亿吨，人均239公斤。到2008年人口13.28亿，粮食产量5.29亿吨，人均398公斤。过去的60年中粮食产量增加了三倍，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67%，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吃得更饱，吃得更好。而在此期间耕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地减少。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由于单产几乎增加了四倍。

　　十多年前我们也设置了保护耕地的红线，规定21亿亩不得越过。现在事实上这条红线已经退到18亿亩。大家认为是保护耕地政策的失败。但是我国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减少，因为我们提高了单产，节约了土地。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明明是进步，我们却看成失败。现在我国的亩产还在继续提高，但是耕地不容许转换成开发地，结果是有大量农地闲置。我们去农村能够看到许多撂荒的土地。另一方面由于开发用地供给不足，房地产因土地而供不应求而价格飞涨，造成国民经济结构中的重大问题。

　　当然，耕地也应该争取不减，亩产更应该努力提高。但是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显然，重点应该是提高亩产，而不是不许耕地减少。因为我国是一个十分缺乏土地的国家。国土面积虽然不小，但是大部分是丛山峻岭，高原荒漠，宜居宜农的平原只占国土面积的12%。我国不但耕地紧张，其他用地更紧张。要增加耕地或不让耕地减少，难度非常大。土地又不能进口，也不能创造，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让每一块地都配置到最具有生产能力的地方。限制土地用途的调整，是极不利于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政策。它只看见土地用于耕作，而没有看到土地还有别的用处。这种土地使用僵化的政策恰恰是降低了土地使用的效率，浪费了土地。

　　提高亩产对我国这样土地紧张的国家有特别大的重要性，而且这方面的可能性由于科技的进步，不断在开拓。近来由于生物工程的应用，提高亩产展现出空前巨大的机会。其它在晾晒，运输，储藏，加工中避免浪费的方法也是层出不穷。这些科技应用都能归结为土地的节约。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粮食的国内外贸易不但有利于粮食供应的安全，还能降低粮食生产的总成本。因为粮食贸易必定是将粮食从价格低的地方运送到价格高的地方，以获取贸易的盈利。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地的地方多生产，成本高的地方少生产，在产量一定的条件下总成本得以降低。不论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省份之间，或在各国之间，强调自给自足恰恰是不利于粮食安全的。国内有一部分人居然认为依靠国际贸易增加粮食的安全性是敌对国家给我们设置的阴谋，还把提倡粮食自由贸易的人说成是拿了外国津贴的特务分子。实在可笑。

　　把我国的粮食安全寄托在维持耕地面积的单一因素上，显然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但是它却成为我国土地管理的最重要的政策。废除18亿亩红线不许越过的政策，通过减少浪费，国内外贸易，特别是提高亩产，来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此其时矣。

民营智库中国榜

李成 Cheng Li
研究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

2009年12月9日

《投资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超过2000家智库，在数量上已超越美国。但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今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大陆仅有智库74家。”绝大多数智库不被承认。以美国的标准看，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被称为“智库”？有哪些衡量标准？

　　李成：这个研究是詹姆斯?麦根做的，他的研究本身不是很细致，只是很粗的评论。关于智库的定义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个国家的定义并不完全一样。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智库自己的定义，不能完全以独立性定义。因为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智库也并不完全是独立的，依附于政党，或者依附于某些团体等等。在中国，目前大多数智库还是国家占主导的。民营智库的数量总体来讲并不多。

　　关于智库的定义我觉得不必太介意，这跟注册、统计等因素有关。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智库的人不是很多，甚至了解中国的人都不是很多，而且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来进行。我们知道社会科学院在每个地方都有分支。分支如何来计算？他的研究是把社会科学院作为一个智库。另外一些民间的智库他并不是很了解。究竟有多少智库，我觉得谁都不知道。就算是在美国，智库的数字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金融危机以后很多智库都倒掉了。

　　《投资家》：那你觉得智库应该如何界定？现在中国存在真正的民营智库吗？

　　李成：我觉得跟注册、研究内容是很有关系的。智库应该跟咨询公司和游说公司有一定的区别，有一定的综合，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研究单位。

　　如果完全强调独立性就太主观了。其实在西方社会，说智库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说的好听。但是很多也是希望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这在一定情况下是一样的。有的智库同时也受到政府在经济上的赞助。有的比较独立，是国外赞助的。不能把智库理想化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智库更依赖政府，重视和政府的关系。而至少在表面上西方的智库希望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

　　《投资家》：目前在中国这些智库只能注册成“咨询公司”，靠商业咨询业务寻求经济来源。那么这些咨询“公司”算不算智库？

　　李成：我觉得他们算智库。因为智库本身就是和咨询公司相似，不能完全隔开，广义上讲很多方面他们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相对独立性，有没有研究的特色，是否不完全是一个游说公司。但一定程度上讲，有的智库又跟游说有关系。

　　总体来讲，和相对独立性、目的、研究能力、人员组成等所有这些都有关系。如果游说公司并没有什么研究的能力，完全是为某一个专业服务的，那就不能算智库。但是在很多场合，有些公司名义上不是，但是实际上是，这就很难定义。在中国像你说的情况，天则、大军等当然是智库，他有研究能力，而且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算是民间的智库。不管对外怎么说、怎么注册，他实际的功能是这样。

　　主要的问题还是他们能不能生存下来。与西方不同，西方社会有社会捐款这个大的功能。像美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的捐款是4000美金。这个钱有很多进入教会，有很多进入了一些社会团体，其中包括对智库的捐款。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是来自民间的捐款。在中国并没有这方面捐款的传统。但是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比如曹思源的公司是从1989年以后开始经营的，如果中国私营企业不断壮大以后，意识到需要赞助智库，这样智库就会有财源了。智库的发展必须依附于这方面的情况。

　　还有和美国不同的地方是，美国政府是两个党派，每一个党派、团体就需要自己的智库来宣传他们的政策。智库最兴盛的时候往往也是党派在竞争、在竞选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派系并不是很明显，而且智库大多还是国有的。真正走出去做民间的智库的话，人力、物力都不如国家的智库，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社科院，这些都是政府赞助的，其他智库没法与之相比。所以中国民营智库的特点是，它必然比较小，必然需要通过商业化的行为来支撑他自己。事实上西方的很多智库都是非常商业化的，包括兰德公司。

　　 盈利探索

　　《投资家》：结合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请谈谈这些中国智库“经济独立”的突破口在哪？美国智库怎么解决经济独立这个问题？

　　李成：美国智库早期经济来源来自政府、企业、团体、利益集团、个人捐助。大多数是遗产的捐赠，给了这些智库。所以这些大的智库就生存下来了，形成了整个的基金来运转，而且早期就意识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对的独立性。

　　中国的智库目前还刚刚开始。智库的兴起跟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是有关系的，中国需要寻求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并意识到与西方交流的必要性。同时政府由于集体领导的出现，更需要向智库寻求政策的理论基础，使决策能够更加科学化。

　　中国智库有很多机会。在开辟财源上需要政府的支持，税务政策也会是是一个突破点。还有就是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认识到智库的必要性。西方面临饱和的问题，没有一个巨大的政党的强力支持或者是行业赞助，很难成立新的智库。

　　《投资家》：中国智库这种以“商业咨询业务”供养“公共政策业务”的运营模式有什么局限性？

　　李成：商业性就决定他需要为企业客户服务，不可能更多地为公众政策服务，所以这里有个区别，就是它是否成为了一个私营企业的代言人，是否能真正为公共政策服务。

　　这些都是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的智库还是处于早期，5年前很少听到智库这个词，那时候大多数就是指社会科学院，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像曹思源的、茅于轼的都是凤毛麟角。有的智库跟个人是有关系的，不管是樊纲、茅于轼、曹思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大学里有很多智库，还有跟海归有一定联系。对于海外归国人员，智库也是一个从事中国研究，或者说从事中国政治、经济政策探讨的一个跳板。

　　 政策被动

　　《投资家》：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独立的民营智库举步维艰。在您的研究中提到，与西方智库不同的是，中国的智库与政府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民营智库来说，这种关系似乎还是不够“紧密”，尽管民营智库中不乏卸任或在任的政府高官，但是其发展仍然面临障碍。对比美国的智库与美国政策制定体系的相互作用，中国民营智库应该怎样处理和更好地增进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李成：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一方面他需要形成一个宽松的局面，同时又对很多批评可能会带来的连锁反应很担忧。这就解释了政策上的干预。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对很多东西太理想化了，从一定程度上讲，各国智库真正得到独立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他必然有政策的导向，意识形态必然要起作用。往往在政策上可以看出智库的倾向性，像在美国的智库，有的就是持比较开明的政策，有的是持非常保守的政策，所以有时候不用看他讲什么，看智库的名字就知道往哪个方向讲。

　　《投资家》：中国的智库怎么去主动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李成：这没有什么建议，这跟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这些发展会带来更多的财源和需求。
　　实际上这些智库能够生存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能够跟其他完全商业化的公司来竞争，能够真正通过媒体的影响起作用，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些智库很了解并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

　　 自身局限

　　《投资家》：布鲁金斯学会跟中国智库有没有什么交流？

　　李成：和中国民营智库交流不是很多，更多的交流是和中国大的智库进行。今年开了三四个会，一个是跟国经中心合作的，还有一个是跟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双边会议。最近郑必坚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举办了大型会议，我们派出了六七十人的代表团，中国好多省的省长、市长都参加了，包括温家宝和李克强都接见了与会代表。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智库都和政府有密切的关系，但同时这些智库也在寻求自己独立性的一个方面，不能完全说它全部是属于政府的，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独立的声音。

　　《投资家》：在这些合作中，你们怎么看待中国智库的研究水平？

　　李成：他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世界一流的学者，但是很多还是更注重形式，实际研究水平还是处于早期，更多是在探索和寻求自己的地位。也许在某些经济方面他们的研究比较强一些，但是在社会、国际关系方面，还是比较弱的。

　　《投资家》：民营智库的研究必然有一定的政府信息来源，布鲁金斯学会有哪些获取信息的渠道？中国智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成：总是会存在这些问题的，但是布鲁金斯学会跟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美国政府是两党的政府，我们是处在一个独立的地位，没有特别强的党派色彩。如果民主党当政，我们的研究人员更多是共和党的；共和党当权的时候，民主党退下来的人进入我们的队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独立性和对政府批评的作用。同时由于跟前政府官员、现政府官员或者未来政府官员之间紧密的关系，我们并不担心信息源。比如现在白宫的主任就是我以前的同事。而我现在的同事就是过去克林顿时期的官员，像亚洲主任李侃如。这就保持了我们跟政府密切的关系，保证能够得到重要的信息。但是仍然有些信息政府不一定愿意给智库。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渠道，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相比其他的智库来讲，关系要密切得多，信息来源要多得多。总体来讲有的政府是愿意提供这些信息的，有的信息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中国有很多法律并不健全，有很多信息会透露出来，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像樊纲是中国货币委员会的委员，有的智库成员又直接给政治局去讲课，所以这些智库也有他们的渠道。

　　《投资家》：一些民营智库表示，政府所拥有的新闻单位一般很少宣传民营智库学者的观点。布鲁金斯学会有哪些发布观点的渠道？中国民营智库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一方面是通过和政府的紧密关系影响政策的走向，包括听证和政府咨询；一方面是通过我们本身独立的出版物；另一块，是通过研究的演讲，媒体会采用，还有一些研究的报告，在学术出版上有影响，还有其他媒体间接地报道；还有就是大型的研究会议。

　　决定智库影响力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就像大学最关键的是教授，必须有最优秀的人才，要看他的研究人员怎么样。有时候这些智库可能会有一些急功近利，像国经中心有很多财经的资源，但是想成为一个超级智库还为时尚早。布鲁金斯学会有一百多位主要的研究人员，还有很多客座的研究人员，很多访问学者。这跟资源有关系，经过很多年的积累才有人才的汇聚。布鲁金斯学会经历了九十多年。人才会提高它的地位，使它真正有话语权，别人就会找到它。

　　《投资家》：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民营智库在世界上都没有特别突出的发展呢？

　　李成：这和政治背景和经济情况是有关系的。有的国家经济很弱，智库也是非常弱的。包括西方社会本身也有很大区别，欧洲智库就没有美国智库那么活跃，数量非常少，经济来源非常弱，有很多完全跟党派连在一起。

　　中国随着经济的逐渐强大，社会形态也会更加多元化，所以我想现在是中国发展智库最好的时期。虽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总的趋势是很清楚的。

　　《投资家》：中国智库发展的机遇到底来自哪里？

　　李成：未来经济的强大会是一个推动。很多私有企业会介入，赞助更多的智库，这个现象可能要比西方好一些，西方各大公司基本已经饱和了，不会花太多的钱来赞助智库。

　　《投资家》：有一种说法认为：“民营智库的壮大仍然是政府改革的结果，而非自我市场化发展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民营研究机构很难像民营企业那样靠自身的滚动发展壮大起来。”你认为中国智库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李成：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随着一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壮大，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智库本身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智囊机构要少些“将军”，多些研究人才
China, Asia, Politics
Cheng Li, Director of Research,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国际先驱导报
2010年9月10日 —

《记者于胜楠发自北京》与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智库起步虽然比较晚，但在二战以后，它的发展却很快跃居世界前列。其中，有着90多年发展史的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多年来更是在全球智库排名中位列榜首。上世纪东西冷战年代，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曾提出对华既遏制又接触的观点，后来直接推动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在与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过程中，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美国智囊们总能对政府决策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当中的决策互动是如何进行的？来自美智库的专家又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智囊们？《国际先驱导报》为此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美国民间外交智库多达两三千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知道，美国的智囊建设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总体来看，美国的智囊分为哪些类型呢？

李成：美国的智库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的有很强的党派色彩，比如倾向民主党或者倾向共和党，再或者倾向于非党派的组织；有的是以游说为主的智库，他们有着专门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有的智库有专门的主题，比如专职对外关系或是国内城市化建设、工业政策等。像美国的家庭计划研究中心，就是以共和党为主专门反对堕胎的智库，保守色彩较强。

总体上，有的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与媒体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代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专门以批评政府的形式存在。可以说，美国智库形形色色。不过美国主要的智库都聚集在华盛顿，此外在纽约、西海岸也会有一些智库。

Q：在形形色色的美国智库中，能称得上美国民间外交智库的大概有多少个？他们的运作方式又有哪些不同特点？

A：一般来讲有两三千个（民间外交智库），其中一千多个在首都华盛顿，但这些智库宗旨不同，规模也有大有小。其实各个智库之间会有相互往来，比如参加一些研讨会，但我们之间又是竞争关系。所有的民间智库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在某些领域有自己的强项。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是我们的强项，美国本身的国家治理也是我们的强项。而对另外一些智库来说，国际军备问题可能是他们的强项。还有一些智库，他们大多数项目会跟企业签合同进行。这与我们不同，布鲁金斯学会的所有研究内容都是公之于众的。

“旋转门”身份影响外交决策

Q：人们通常把美国智囊的身份特点形容为“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这一点在布鲁金斯学会里应该格外明显。

A：是的。一般来讲，布鲁金斯学会是无党派的，也就是说共和党执政时期，很多从前民主党下来的官员就会回到布鲁金斯学会来，当民主党执政时，一些共和党退下来的前官员也会回到这里来。

“旋转门”这个提法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库的影响力，最近来看，去年我们学会有两个访问研究员，一个是现在担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李侃如，他是克林顿时期亚洲事务的首席顾问；另一个是小布什时期的亚洲事务首席顾问是韦德宁，而目前奥巴马的首席顾问贝德也是从布鲁金斯学会出去的。

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已经有15名研究员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要职，除了贝德，还有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等。前段时间媒体所关注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问题，据说5名候选人中竟然有3人（约翰?桑顿、李侃如和沈大伟）都来自布鲁金斯学会，这些智囊身份的变更成为了布鲁金斯学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决策的最好例子。

Q：与美国政府关系如此密切，如何保证学会的独立性呢？

A：虽然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但由于两党竞争，布鲁金斯学会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资金来源上也能看出，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左右来自民间捐款，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4%，这有助于学会长期保持无党派的独立立场。

中国智囊对亚非研究很“薄弱”

Q：您对中国的外交智囊有什么印象？

A：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外交智囊是属于政府领导的，包括国际关系研究所、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等都是中国政府的机构。在最近一二十年中，一些大型的民间智库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高校都成立了研究中心，比如清华大学就有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几十个智库。

我的印象是，中国的智囊机构云集了很多人才；而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中国去年成立的新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挂帅，这是一个新现象；还有一些相对比较独立的智库，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但这些规模都比较小。中国智库的发展现在是一个比较兴旺的时期，但是跟外国比较，它还属于早期阶段而且独立性受到制约，这主要与中国的政治非多党制有关系。在西方，政府不能直接统辖智库，虽然有的智库有明显的党派性，但是两党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智库之间的互动。

Q：独立性，这是中美外交智囊的主要差异吗？

A：独立性是其一，另外，很多研究外交关系的智库，如今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们越来越受全球问题的影响，包括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核扩散、全球气候变暖、反恐、反毒品、反海盗等。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研究均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二是中美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不管是美国国内政治或是中国国内政治。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学者要做更多的努力，因为在国内政治中有些研究还是一个禁区，比如中国国内外交政策中领导人的意向、领导人的背景、中国军队的作用等都是比较敏感的课题；而对美国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年才有所深入，开始研究美国国会、美国媒体等，改变了以往只限于双边关系的研究。

其实，中国智囊现在是在上升时期，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其他很多领域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很多智囊也会给中央领导人或政治人员做咨询和讲课。在一些社会研究和人口研究，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等方面，我觉得中国智囊们的研究都是领先的。但是，在海外的研究中，有些方面相对弱一些。

薄弱的地方是相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包括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与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中国对非洲的研究和对中东的研究、对拉美的研究，在能力和资源上都有不足。接受捐款不能以失去独立性为代价

Q：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智囊建设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您对未来中国智囊的发展有哪些建言？

A：我想中国智囊今后会遇到结构上的挑战。因为对一个智囊机构来说，最主要的是人才。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智库都有一两个领军人物，而这几个领军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背景和声望，这些智库也因此会成名。但问题是随着一两个优秀人才的离去，中国智库就会受到影响；

其二，是独立性，独立性很重要，会直接影响一个智库的声誉和可信度。虽然西方的智库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智库会进行公开辩论和竞争，而媒体也相对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智库对政府和媒体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

在西方，智库被看成是国会、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个“权力部门”，可见它的重要性。在中国，更多的智库做一些咨询工作，而本身与研究并没有挂钩，也没有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国经中心”，其中有90 多个董事成员，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前官员和现任官员以及企业家担任董事，而真正的研究力量却显得非常薄弱，这是不应该的。正常的结构应该是拥有大量研究人员，而不是大量的“将军”。只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一些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不过整体上看，由于中国智囊建设蒸蒸日上地发展，因此会有很多年轻的研究人员逐步成长，并且很多研究人员具备海外学习研究的背景，这也会使中国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智库的发展需要时间，因此还需要很多的积累。我认为经费在中国不是很大问题，例如“国经中心”得到很多企业的赞助。但要注意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在受企业捐助时，会明确表明不会以我们的独立性作为代价，因此企业不会干涉我们的研究内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少收政府的钱。我们推崇“独立性、影响力和高质量”，借此分享给中国的智囊机构.

广州市地税局两台数码相机采购公告

采购编号：GZDS(2010)20号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就“两台数码相机”采购进行公开邀请报价，邀请有兴趣的合格供应商参加报价：
　　一、采购单位：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二、项目名称：广州市地税局两台数码相机采购；
　三、项目需求：
　　（一）相机机身：1、Canon EOS-1Ds MARK III
　　　　　　　　　　2、佳能G11
　　（二）相机镜头（各一支）：Canon EF16-35 F/2.8L II
　　　　　　　　　　　　　　　Canon EF24-70 F/2.8L
　　　　　　　　　　　　　　　Canon EF70-200 F/2.8L II
　　　　　　　　　　　　　　　Canon EF85 F/1.2L
　　注：每个镜头都要配Cannon或B+W的原装UV镜，作为镜头的保护镜。
　　（三）Canon EOS-1Ds MARK III 专用CF内存卡（4张）：Sandisk 16G 30M/S
　　（四）CPL偏振镜（一个）：B+W
　　（五）防潮箱（一个）：收藏家AD-105
　　（六）相机脚架（一支）：法国捷信GT-3531
　　（七）双肩背相机包（一个）：乐摄宝pro trekker aw 400双肩拉杆摄影包
　　（八）其他相机配件（一套）：原配相机背包、镜头包/无线遥控器/高质量LCD显示屏贴膜/高质量镜头清洁专用橡胶吹气球、清洁布
　　报价文件中必须：（一）注明所报价产品的品牌、型号及随机配件、详细技术参数；
　　　　　　　　　　（二）注明所报价产品的供货期限；
　　　　　　　　　　（三）注明所报价产品的售后服务内容。
　　四、项目实施地点：广州市地税局（吉祥路46号）；
　　五、报价应包括本项目所需的全部相关费用。
　　有意参与报价的公司，请于2010年10月19日（星期二）的上午9：00-11：30分或下午14：15-16：00提交以下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一）、（二）原件留存公司备查：
　　（一）报价方营业执照（报价方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注册资本50万元（含）以上。如非广东省内注册企业，其应在广东省内设有工商注册的分支机构<分公司或者子公司>，且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二）报价方国、地税登记证；
　　（三）报价方必须具备2010年广东省（或中央、广州市）政府采购（照相器材类）协议供货资格（附相关有效资料）。
　　有关资质资料另装订成册（不用密封），报价表（分项报价）必须密封加盖公章交到广州市吉祥路46号地税大厦405室。

　　报价联系人： 陆先生
　　联系电话：020-83637020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二0一0年十月十一日


http://www.gzds.gov.cn/zwgk/zfxxgk/ywgz/cgzb/201010/t20101013_770215.htm


以下是色影无忌网友的评论：


真是爱摄影的公务员啊！

竟然有这样的ZF，太丢人了！！！这么大的项目，只用佳能1DS！！
气氛，太对不起人民了！！
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只用佳能1DS大马!? 起码也得徕卡S2起步啊！！ 最好哈苏H4D ！

地税干部带着妞出游的装备!

Canon EF85 F/1.2L，明显的拍mm爱好者！

为什么不招标 小三， 却招标大妈三，领导品味可鉴一般

期待广州地税艳照门~

领导用好相机不稀奇嘛。
去年日全食那天，四川某高山风景点，俺就看见一领导右肩挎大马三+小白is，左肩挎D3s+小竹炮，身后一干人，两个背包的，一个拿脚架的，两个拿行李的，浩浩荡荡。

大款不如公款啊，叹我等p民囊中羞涩，买个镜头都要考虑纠结一年半载的

根据裆中殃《摄会主义初级阶段草泥马1号红头文件》指示，兲朝各种衙门必须学习草泥马精神，加紧采购大马三＋大三元＋MM镜套装，坚定不移地团结在裆的周围，以实际行动认真贯彻落实“我中毒，我德味，我大师”的重要思想，响应“为人民拍糖水片”的时代号召，为进一步巩固天下太平河蟹繁荣之稳定局面做出贡献


这谁忽悠领导的？
为马不全部定焦？14L。24L。35L。50L。85L。135L。220L

卡是败笔啊…ultra让extreme 情以何堪啊…pro 压力很大的…

干他XX的。。。他XX，不是我们自己吗！！淡定不了了。。。

在推特上看到有人报告东莞政府到电脑市场一次购买30台3G IPAD 32G。在景德镇做纳税人的不淡定就活不下去。

是不是要组织去台湾旅游阿？
珠海那帮去了，说不错，跟天堂一样。

只买一片CPL却没有变径环，确实是菜鸟YY的单子

亲爱的地税烧友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你们的发烧热情,不过采购单中需采购的各项毒品的细节稍有疏漏,有可能阻碍贵烧友的激情进一步迸发.
1,公告中提到了脚架,但没有提到云台,没有了云台将严重影响到shoot;
2,公告中只说要一只B+W的CPL偏振镜,据在下所知,16-35 II的镜头口径跟24-70和70-200的不同,一只单一口径的B+W偏振是无法同时直接适和不同口镜镜头需要的,而且16-35的广角应该要选择超薄偏振或者凯氏广角偏振镜,如果想省钱只买一只偏振镜.可以按16-35的口径买,其它的镜上通过转接环使用;
3,还有网友提到采购单中的乐色包的问题,在下现在对乐色不感兴趣,所以不太了解,建议你向无几网友多请教;
4,还有,对于你这样的烧友,严重建议你等大妈4,前期大妈4已进入售前的摄影师试用阶段,预计很快即将上市,像你这样有钱的烧友绝对不应该去选择一个行将退市的产品,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5,最后,这一点很重要,采购单中没有指明是要买水货还是行货,带票还是不带票,这还是有差别的
祝一路烧好!

可以啦！遥想当年，陈大师拍啊娇姐姐啊芝姐姐的时候，也就一D70。

还缺一支打鸟的大炮和微距头啊-----人家喜爱室内人体，不爱布光，大光圈，高感光的画质是关键，
建议多买一套有内闪的，以便不时之需。

海归记事（23)：科学大平台
回游的海归

我回国的几年，刚好赶上了中国经济的大膨胀，国家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每年都能保证增长30%以上。国家的钱到处都是，到最后的时候，每到年底，都有部委的熟人问我还要不要经费，我总是先说感谢，后面再找各种理由不要，因为后来实在是项目太多，根本无法按时完成。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或者说是中国的其他时段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到了2006年的时候，从科技部、财政部各个部门都有很多的名义可以在科研上面立项。除了以前就有的类别，这个时候还有专门对着国家科研院所的专门经费，按照单位自由支配、行业专项支配和科研设备和条件修缮等几个类别，可以分别申请。这些额外的支持，加上基金委和科技部的支持，可以折腾的地方多着呢，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

看着纷繁的绫罗密布似的各类经费支持渠道，当然有很多种办法去争取。一种就是就事论事，把目前的东西整理一下，凑数去申请，过一年算一年，这样的日子也坏不到哪里去。还有一种，就要找一个名目，将零零散散的内容串起来，行程一个体系，这样一是有规划，另外还能够做一些大的事情，反正是国家的钱，我们不去争取，别人争取去，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于是乎，我就思考着如何将这些零零星星的东西连起来，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最有效果？苦思冥想之后，借鉴国外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就是建设我们领域的科学大平台。以科学大平台为集合点和最终目标，将所有的东西串起来。具体地说，这个科学大平台就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验设施，包括国家二级观测台网（那时正在施工中）、可以进行五层楼足尺实验的拟动力、震动台阵、离心机、现场启振设备和高精度监测仪器等；二是计算和网络设施，其中包括几十万亿次的超级计算中心和大型存储设备；三是以973、重大研究计划、行业专项等支持的科学研究项目和经费支持。

这样，硬件、软件、网络、经费支持等一并齐全，形成一个行业的综合共享科学平台。从科学研究上，可以将实验和超级计算联合起来（实现部分实验、部分模拟的算法），提高手段和能力；在共享利用上，利用网络和国外（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实验网络连接；在集成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和大容量存储，将国内乃至国际我们行业的研究结果集成起来。这样的设想，现在看来很是一般，可是在那个时侯，能够把所有东西都想起来，然后串起来的还是不多的，至少我们就没有看到类似的竞争项目。

就这样，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的同事们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一个大型科学工程项目申请书就完成了，这应该是中国科研项目运作历史上最为短暂和有效的一个例子了。因为单位的优势，可以站在行业的角度，并且是按照一个总体方案设计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比起我们的竞争对手来，那应该是好很多了，因为总的目标和分段的规划，乃至具体的内容都非常充足，所以最后的审批和论证非常之顺利。就这样，跨越好几年几个亿经费支持的重大科学工程项目就立项了，我们单位也因此建成和正在建设在国际上少有的一个综合实验基地。

这个大型科学工程，可以说因为有着匆匆上马的毛病，虽然总体思路和理念即使在今天仍然很有价值，但是在具体细节方面，可以雕刻的东西还有很多。更加重要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长远的想法都没有来得及和单位其他的同仁们交流和探讨，很多执行中的东西都没有细化，到底最后能够发挥多少当初设计的效益，就已经很难说了。

不过，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对于当年出谋划策的我，我也要在胸前交叉双手，给予最好的祝愿，但愿这个工程能够最后达到其设计的目标和效果。

加税，帮大款致富
简直

　　此前写过一文，称“房产税是个好东西”。该文主旨是说“房产税对股市而言是个好东西”，这一点股市听懂了，搞了一波行情；但多数读者没听懂，博客上一片骂声。后来自我检讨了一下，原文确实写得有问题，太一厢情愿了——该文所倡议的房产税，是以调控房价为目的出发的税种，并且强调从第三套住房起收此税，希望借此措施，挤出各种大房东们多吃多占的房子，增加市场供应，最终降低房价；削峰填谷之后，户均一套两套，事实上这种房产税政府最终是收不上来的。

　　这种巧妙的思路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政府的高度警觉。其后从多个官方、非官方渠道，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极力淡化此税并非为了调控房价，而是旗帜鲜明地强调推出房产税的目标是为了增加税收、扩大地方财力。这就意味着，这房产税如果真的出了笼，将不会是本人先前所想象的那样针对“多占房产”的社会病灶定点轰炸，而是尽量扩大税基，不但第三套要收，第一套也不例外，即使你只是有个厕所大的一居室，房产税仍然逃不掉。如此一来，就和咱们最初倡议的远了去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你间一次，只不过是帮人家数一次钱而已。

　　联想到近来又沸沸扬扬的车船税新议案。明眼的人都看出来了，此税案虽然挂着节能减排的羊头，卖得仍然是增加税收的狗肉。群众根据路面上跑来跑去的车辆一看，只有微乎其微的车子会被象征性的降一点税，绝大多数车辆的车船税都被新税案大幅、成倍乃至数倍地增加了。于是舆论哗然。有司在解释这个新税案时，完全没有对房产税的解释来得真诚。房产税本来可以打着调整房价的民粹幌子，但最终选择赤裸示人；这个车船税又缩回去，玩起了声东击西的孙子兵法，一再强调改革是为了节能减排。真是一块好抹布——真要节能减排，你把车船税全给揉进燃油税去不就得了，管它排量如何，多烧油就多纳税，这个算术题，相信我四岁的儿子都能口算明白，何须让无数被纳税人养得脑满肠肥的税官在那里朝三暮四算来算去？

　　估计此文一出，有司会再一次立即纠错，叫停内部官员及外部学者帮闲们关于车船税新议案背负着节能减排大义的宣传，直接宣布车船税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增加税收，和节能减排没关系，节能减排那是环保部门的事，与财税系统的三定方案没关系。

　　好了，让我们回归本源，回到“所有税收政策的变动都是为了增加税收”这个基本点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事，该不该调整这税那税、调整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之类的伪问题争议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真问题：你们要拿这税去做什么？

　　关于税收的用途，最为有趣的事是互联网巨富马化腾同学在深圳领取住房补贴。因为住房问题相当性感，这事的确特别具有启蒙效果，小白领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之所以买不起房，是因为自己钱不够多——如果钱多到象马化腾一样，政府就发补贴帮你买房子了，就不用再为没钱买房的事窝心了。其实马总不过是一个富人的象征。象马总一样领取政府补贴的富人还有很多，他们潜伏在各大跨国公司中国总部、金融机构高管团队以及其他各种年薪数百万的崇高岗位上。读者诸君只要有心搜一搜各地的招商引资政策，就会发现，只要你有本事能赚到数百万的年薪，地方政府就会以各种名目给你车补、房补，努力让你从公共的税收池子里再分一杯羹。

　　上面讲的马化腾们的故事，只不过是“收税帮富人过好日子”这一种税收职能。如果增加税收只是为了让富人过好日子，那也不用加那么多的税、卖那么多的地、拆那么多的房子。事实上，税收更大的功能，还在于“收税帮大款致富”这个层面。有心人如果打开沪深交易所网站上的上市公司公告，从中搜出有关政府补贴的内容，无须用太多脑子就可以算出，我们这个股市里，大股东二股东们的股票市值中，有一大块是由政府财政补贴支撑起来的。拿本文刊登前后将要过会的一家“高科技企业”来说，在证监会网站预先披露的该公司招股书申报稿里，该公司说2010年上半年它们一共拿到了一千多万元的政府补贴，占其利润的三分之一。从这数据出发，我们可以算出政府拿大家的税收去帮富人致富的效果：该企业按年计算将拿到两千多万的政府补贴，这些税款将直接转化为公司利润，按照目前创业板公司平均六十倍的市盈率计算，这笔转移支付的税收，将使该企业股东增加十二亿左右的股票市值。说到这里，估计读者朋友们不会再问“加税做什么用”这个问题了吧。

记者节谈“中秘”
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 林洸耀/文

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随着经济实力一道迅速提升，这早已不是新闻。中国希望借助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的力量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改善国际形象，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这也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忽视了一个极其微小但又具有相当力量的群体。在2010年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笔者想谈谈这个特殊的群体。

（图片说明：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外电的中方雇员与外国驻华记者和中国媒体记者一同拍摄温家宝总理的新闻记者会。REUTERS）

“记者节”这个节日，让他们感到尴尬——你叫他们什麽都可以，就是不能叫他们记者。你可以叫他们助理，或者翻译，还可以叫他们研究员，甚至分析师…但在中国政府眼里，他们只是“中秘”——中方秘书。他们是外国常驻中国媒体机构的中方雇员，负责新闻调研、采访、协调、翻译等工作。他们会和外国记者一起走南闯北报导中国新闻，你也可以在各类新闻发布会上看见他们的身影。

这个群体人数不多，全中国大概只有五六百人，很大一部分是“娘子军”。与他们相比，外国记者往往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层了解以及语言优势。没有了他们，外国媒体关於中国的报导会逊色不少，忽略掉一些事实、数据和引证；少了这些人，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或鲜被阐述，难以做到平衡报导。

这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比较西化。他们深受自由主义影响，向往欧美，但他们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中国富强，政治昌明。在近年来的拉萨和乌鲁木齐暴力事件後，他们中的不少人比较同情政府，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平衡、客观报导。

但这些中国雇员在现实中，却常常处於“爹不疼，娘不爱”的境地。在多数外国媒体内，他们与外国记者相比矮人一等。因为不能名正言顺担任记者，中国雇员对报导的影响往往是有限的。大部份中国雇员在外国媒体中的职位也往往一成不变，难以通过才干与经验的增长而获得被提拔的机会。因此，许多中方雇员都会在工作3至5年後苦於碰到“玻璃天花板”，转投其他行业或出国留学，造成这个行业流动性很大的现实。

中国政府并不信任这群人，也许是认为有他们参与的报导往往太过负面，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们挂靠的单位——外交人员服务局，也没有尽力为他们争取利益，捍卫他们的权利。同时，由於观念、认知上的一些差异，有些外国记者也不会完全信任中国雇员。

路透、彭博、道琼斯等规模较大的国际财经媒体，往往能够给中国雇员提供一个较为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前途。但有一些外国媒体甚至不给中国雇员付“三险”，有的不付加班费，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办公工具，如手提电脑、录音笔等都不提供。而一些中国雇员却又要被派去敏感地区就敏感事件进行采访，有时甚至是单独行动，条件非常艰苦，风险很高。路透社坚决反对让中国雇员去单独完成危险的任务。

中国政府希望中国媒体在国际上拥有主流话语权，近年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要想成为国际主流媒体，媒体本身需要具备一定的可信度，一味的砸钱是远远不够的。并且，话语权的争夺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年的努力。中国媒体要想“走出去”，首先要有“走得出去”的中国记者。回头看看，这些外国媒体的中国雇员难道不是最了解国际媒体运作方式和报导风格的最佳候选人吗？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媒体版图的扩张，一些外媒中秘的出路拓宽了一些。一些优秀人才开始转投中国媒体——包括发展势头强盛的官方媒体，更多的则是口碑上佳、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市场化、专业化媒体。

但数一数，多年来有多少中秘因为没有前途而改行呢？如果这些人能在外国媒体长期做记者，或许中国人今天就已经能够在外国媒体对华报导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在国际媒体中，或许早就掌握话语权。但这些现成的资源，却因为某种原因，一直被忽视浪费，没有发挥出本应发挥出的更大作用。

外国驻华记者一拨拨轮换，大部份外国记者是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已。第一年因人生地不熟努力强化中文，了解国情；第二、第三年对中国具有一定了解之时，却往往又是记者被派驻其它地方，离开中国之日。因此，一些报导往往存在着流于肤浅，缺乏深度的问题。大部分外国记者难以对中国进行长期的观察，难于给变化中的中国准确“把脉”，报导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尽管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有些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认知却赶不上变化，对中国的许多认识还停留在若干年前，许多“stereotype”的印象还未能及时得到改变。如果中国人能够在外国媒体中担任记者，他们能在岗位上工作十年，甚至二十年，对中国国情具有更深刻的把握，能更好的理清中国发展历史的脉络，这难道不是一件“双赢”好事吗？

笔者不想揣测政府限制中国人在外国媒体中担任记者的原因。中国并非缺乏拥有国际视野、有能力的杰出记者，例如《财经》杂志创始人胡舒立，例如调查报导记者王克勤等等。如果中国政府给予中国公民，特别是优秀记者在外国媒体担任记者的机会，这对於中国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更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需求来说，无疑是利远远大於弊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内，中国经历了对媒体逐步放开的过程。在九十年代中以前，按规定，外国驻华记者与新闻机构还只能全部落户在外交公寓。这一规定已经废除。自2007年开始，根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外国记者离开北京去外地采访，已经不再需要与当地外办先行联系，只要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即可，这是一大进步。目前，已经有港台人士开始在大陆媒体做记者，这也是个进步，必须鼓掌鼓励。自2003年起，笔者就开始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大陆、港台籍人士在外国驻华媒体中担任记者职位，却至今未获结论。

中国政府和外国媒体，本来是最有理由善待中国雇员的方面，但是这两方面却都有意无意的亏待了外国媒体的中国雇员。

中国政府更应该更公平对待这些人，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宽松、有利的工作环境。虽然外交部是此政策的执行者，但外交部却并不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其他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国新办、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公安部和安全部等都在影响着相关政策的走向。尽管如此，允许中国公民在外国驻华媒体中担任记者职位一事，却在中国崛起，日益需要树立国际形象和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的背景下显得日益迫切了。虽然有“丢掉饭碗”的风险，可笔者还是希望早日看到“人尽其用”，和外国驻华媒体新闻制度正常化。（完）

董秘不易做 只好当掮客
西蒙周/文

董秘不是董事长秘书，而是董事会秘书，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决定董秘角色的关键：董秘不是为董事长，而是为董事会服务的。从监管部门角度说，董秘是监控上市公司是否规范运作的日常沟通桥梁；从上市公司角度言，董秘是董事会聘请的管理者，应该为董事会服务，并负责向外发布公司动态。而在申报上市阶段，董秘还是整合企业各系统，并使之符合上市标准的牵头者和组织者；从投资者角度看，董秘又是其利益代言人，其对上市公司规范化管理的监控就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如果将以上3方面放在一起分析，董秘就是一座桥梁，他们连接的是监管者、投资者、企业自身以及传媒。国外有个说法，董秘就是“投资者关系总监”。如果一切都是规范运作，董秘承担的几个角色并不矛盾。不过，在现实利益博弈中，矛盾总是难以避免，于是，董秘就很容易被各方当作矛盾的集合体，就很容易在自己充当的这座桥梁上发生自我分裂、错位。

难言之隐向谁诉说

所以，能胜任这种集合多种角色于一身的人，相当稀缺，也因此，决定了董秘这个职位的高薪和待遇优厚。但所谓的高薪，也只是相对而言，2009年的数据表明，A股公司董秘的平均年薪为27万元。在可对比的1672家上市公司中，董秘薪酬总额占高管年度报酬总额的比例为7.85%，而与公司前三名收入的高管平均薪酬相对比，仅占其24.5%。真正吸引人才投身董秘职位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股权激励。在可统计的62家创业板公司中，董秘2009年平均年收入为18.03万元，远低于行业水平。不过，这些董秘们通过另外一种渠道享受了上市带来的财富效应。目前，创业板董秘持有原始股的程度在全市场中最高，在可统计的110家上市公司中，有71家在上市前便对董秘实施了各种形式的股权激励，有人为此核算过，这部分董秘持股成本仅为2.3元。

但是，表面风光无两的董秘，其实有着很多难言之隐。对他们来说，最风光的时刻，是将一个公司整合规范并实现成功上市的瞬间，而最考验功力的也是上市前的整体规划和运作，董秘的作用不言而喻。在这之后，上市公司运营即开始程序化，董秘的工作也开始程序化。不过，矛盾就隐伏在程序化的琐碎工作中。如果公司运作规范，董秘担当的投资者关系总监，也不会发生角色冲突；如果公司不规范运作，或者是有种种猫腻，董秘的角色就会发生严重错位，他若站在投资者和监管层的立场，势必与董事会、董事长冲突。若站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立场，他又势必会和投资者、监管层对立。取舍之间，其实就是利益大博弈，无奈的是，这时的董秘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倒向上市公司一方。而对投资者利益的背叛，最终的结果当然不妙，董秘们多会沦落成替罪羊，他们要替老板承担来自监管层、投资者，甚或媒体的压力。严重者，甚至会被终生行业禁入。

董秘实是弱势群体

在2004年的伊利事件中，随伊利股份原董事长郑俊怀等人一起被刑事拘留的，还有原董秘张显著。据Wind统计，自国内股票市场建立以来，共有192家上市公司(包括已退市公司)因违规受到过处罚，有265位董秘受到处罚，他们中的多数因此被调整或撤换。其中，交易所在公开披露的处分措施中明确提及对董秘处分措施的有18家，这18位董秘在其后无一例外地被撤换。没有办法证实的是，这些董秘中，有多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违规，又有多少是心甘情愿的主动违规。但董秘的职业风险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当违规、造假等问题频繁暴露后，董秘更无法逃脱被调查和质疑。

所以，董秘其实只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弱势群体。他们令人艳羡的股权激励，只是高风险的替代品。董秘虽然重要，但在中国市场，他们却在法律保障上存在着先天不足。中国《公司法》在修订前，并没有董秘的职位定位的规定。而深沪交易所的上市规则，表面上虽然明确了董秘在上市公司中的高管地位，但没有强制性规定条款，董秘的高管地位没有从资格认定、任免程序等方面得以落实，也没有具体措施来防范董秘的职业道德风险。在这样的前提下，相当多上市公司的董秘实质上并不具备高管质素，仅是董事长提议任命的有着董事会秘书身份的公司中层员工。

公司从一个拟上市公司升级为公众公司，最难以改变观念意识的往往是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因为上市对于众多企业的老板来说，首先要转换的是他们的角色和地位，要从一个“纯老板”调整为上市公司的老板兼所有股东的打工者，而且首先是所有股东的打工者，要为广大中小投资者打好工。要适应这种角色和地位的转变，需要董秘作为专业人员给予更多的和恰当的提点。如果董秘自身能力水平及权力不够，非但不能影响管理层，还可能会使得自己和管理层之间出现摩擦和矛盾，并最终让自己被边缘化，地位也就变得尴尬起来。

选择逃避又该怪谁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上市公司的董秘无奈之余，只好选择逃避，他们中的有些人现在越来越像一个掮客：在将公司整合上市后，立即就上演辞职好戏，寻求最快时间内迅速将股权套现，然后再寻觅下一家公司，利用已有经验为其包装上市，并再次分得可观的股权激励；然后公司上市，董秘再辞职再套现。如此反复，董秘的角色，早已背叛了已有的定义，他们不再是投资者关系总监，而只是企业上市的掮客。

西蒙周结识的董秘中，有的年纪轻轻离职后做了自由职业者，有的不甘寂寞重新执业。与其沟通中，知晓他们中的大多数极其爱护自己的名誉，惟有在认可公司的前提下才会选择培育、扶持一家拟上市公司。这些人当中有这样一位，她将深圳一间节能公司扶上中小板后，立即就成为拟上市公司争取合作的对象。由于她专业水平很高，曾被合作过的中介机构一致看好，企业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优厚，除给可观的年薪外，还许诺以股权。这位董秘曾说，一些董秘及时闪身，其实是为了避免公司上市后程序化运营的矛盾，是无奈之举。在现有体制下，董秘不可能独立于公司之外，公司如有不规范运作，充当替罪羊在所难免。与其这样，还不如当一个掮客。所以，对董秘来说，选择企业一定要慎之又慎。

11月1日，创业板开板一周年，从这一天起，减持就成为创业板的主题。到3日这天，深交所创业板大宗交易平台上，有8家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7.28亿元的市值股票被减持，交易总数则是37宗。而在此前的一年里，这个大宗交易平台仅有过1宗交易。另方面，从激增的大宗交易数量和被减持的价格看，公司股东减持的意愿很迫切，大部分大宗交易的成交价格均低于二级市场竞价价格。股东打折甩卖夺路而逃，创业板进入11月后，真的成为一个造富温床了。深交所面对减持潮，只好紧急在4日这天出台新规，创板公司上市半年内高管离职后18个月不得减持。

深交所其实已经指明了谁在减持，这些高管中有多少是董秘，暂时还无数据。在中国证券业，充当掮客的董秘到底又有多少，也是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董秘一定是减持主力军，因为他们中的多数均受困于现有体制，与其在上市后不尴不尬地混迹于各种关系之间，还不如充当掮客捞一票即走来得爽快。

董秘不易做，只好当掮客，该怪谁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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