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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人士称海关对iPad征税率过高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11月09日

即便按照最高税率，iPad的进口税率也只能是17%，20%的税率明显过高

　　【《财经》综合报道】海关现在对iPad征收1000元的进口税，税率过高。即便按照最高税率，iPad的进口税率也只能是17%，20%的税率明显过高。商务部相关人士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如此表示。
　　这位商务部人士表示，中国已经加入WTO《信息技术协定》，即ITA协定，协定要求IT类产品逐渐降低关税至零。加入ITA协定是中国加入WTO中的一项重要承诺，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即开始了ITA产品的降税，到2005年，ITA产品的关税已经降到零，主要包括计算机、半导体及半导体生产设备等，核心是各类计算机产品。
　　这位商务部人士分析道，海关现在对iPad征收1000元的进口税，这一规定与WTO规则不一致主要有两点：
　　首先，税率过高。海关将iPad归入计算机类产品，适用的进口税率为20%。根据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境自用物品的增值税连同关税一并计征。目前我国增值税税率最高为17%，而计算机现在关税是零，也没有消费税。那么，即便按照最高税率，iPad的进口税率也只能是17%，20%的税率明显过高。
　　其次，完税价格的确定问题。
　　很多消费者购买的iPad价格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但在缴纳进口税的时候，是以5000元的完税价格来计算。这是因为现在海关对iPad完税价格的规定与WTO《海关估价协定》不一致。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保证关税减让的价值，不受到海关估价措施的减损。如果设定一个较高的完税价格，而实际价格低于这一价格的货物，就要付更多的税，也就是被高估价了，就是现在iPad遇到的问题。
　　协定禁止海关采用“最低限价”的方式来确定完税价格。现在计算机类的产品，很多型号价格都没有达到5000元，其中也包括iPad，那么将所有这些产品都以5000元作为完税价格，就等同于以5000元作为这些产品的“最低价格”，作为缴税的基数来计税，实际税负就高于本应缴纳的税额。
　　对个人自用物品征税的原则应当是适度宽松，按照普通货物征税显然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
　　这位商务部人士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物价的变化，完税价格不能一成不变，应该动态调整。计算机类5000元的完税价格，放在10年前肯定不高，当时的笔记本电脑可能要两三万。但是由于加入了ITA，IT产业发展迅速，现在国际国内很多电脑的价格都不到5000元。
　　需要动态调整的还不仅仅是完税价格，还包括上面所说的20%税率，也要根据贸易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际税负起码不能高于进口货物的税负，应当更低才是。
　　现在的问题是，征税范围过大、税负过重，让人感觉成了一种惩罚性的制度。老百姓有消费的需求，可能会出于一些原因，在境外购买一些产品，比如质量更好、国内买不到等。国家鼓励公民出境游，公民有权利在境外购物，回国时对于超过免税额的部分适当纳一点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刻意惩罚。
　　这位商务部人士表示，对于打击水货而言，水货的范围要划定清楚，打击对象要确定清楚。水货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不能简单理解为走私。首先不能认为个人购买的物品或者邮寄的物品都是水货，现在规定邮寄物品的寄件人只能是自己的亲友，有些过严了，这似乎不应该是我们政策的预定目的。
　　近日，个人境外购买iPad入境时需缴进口税1000元，引发关注和争议。商务部有关部门为此发送了一份咨询函，给海关总署相关部门。海关总署办公厅新闻办主任王桦表示，针对消费者关心的iPad进口税等问题，海关总署计划近期举办一次在线访谈，对消费者感兴趣的话题答疑解惑。

评科技部对施、饶二位教授的公开回应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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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舆论压力，今天科技部首次公开回应了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的Science社论文章，科学网也在首页最显著的位置对科技部的回应进行了刊载。



我们可以从科技部的官方回应看出科技部的真实态度，那就是——

（1）现有研经费分配体制非常合理；（2）科技部对现有科技经费分配体制非常满意；（3）科技部也不打算对现有经费分配体制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

科技部的嘴唇硬度堪比金刚石，连一句官样感谢、安慰的话都没有。既然是应对舆论，您总该表面感谢一下施、饶教授以及众学者对科技体制的关注吧。从科学网首页转载文章后面众匿名网友的留言来看，科技部如此敷衍的回复无疑已经犯了众怒。其实，科技部不会真的有实质性作为早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网上早就在流传“科技部最黑”、“科技部该解散”等不信任科技部的民间怨语。但是，即使是纯粹从官样回应的标准来看，我还是对科技部回应的内容感到非常的意外。既然是官方回应，只是做做样子，只是平服一下已经无法按下的巨大舆论，那么下面的这段话您叫我怎么说呢，实在是“太不科技部”了——

“文章的两位作者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也是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科技部以极不严谨的态度，在其官方回应中插入上述大爆“隐私”的文字，完全不符官方的身份。官方回复应该是严谨的，至少应经得起基本的推敲。按官方回应的标准，保守地说，上述做法“很不官方”，反映了发言者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不具备基本的行政素质，夸大地说，这是严重损毁科技部的官方形象。如此令人拍案惊奇的回应足以让人解读出无限遐想的答案，包括针对施、饶教授的保证、讨好、暗示、威胁、警告、诉苦、喊冤、责怪、训斥等等，而且是公开的、官方的——

（1）你们不要嚷了，我会保证你们俩今后科技经费不缺；

（2）“都给你好处了，怎么还有意见？”——黄晓磊语；

（3）你们不缺项目，为什么还要嚷嚷，再嚷今后不给你们项目了；

（4）你俩现在很富有，973、863等都有，是现有游戏规则的获益人，不要嚷变革了，变革了你们什么都没有了；

（5）报告首长，我们科技部真的很冤啊。他俩当着世人的面公开嚷嚷，这真的不关我们科技部的事，科技部也不是没有给他俩好处，您看，973、863都给他们了，他俩对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变革的要求是无理取闹，他俩的嘴堵不住啊，首长您就别责备我们科技部了；

（6）973、863都给了你俩，你俩还没吃饱啊，还要嚷啊？——这背后反映出科技部的基本逻辑：所有公开嚷嚷的人都是没有吃饱的人；

（7）警告一下，你们分的经费已经很多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别得寸进尺啊；

（8）……

那是在2010年的秋天，我们知道了有一个新词叫“太不科技部”。您即使要公开回应，能不能先让有经验的人审查一下后再公开您的回应，您能不能敷衍得专业一点？或者说您能不能敷衍得professionalism一点呢？

江西环境税试点：拟定排污费改税方案

林醒夕 北京报道 2010-11-09

核心提示：此前呼声甚高的碳税并未列入试点方案征收范围，但硫税则确定征收。

11月9日，记者获悉江西省环境税试点方案已经出炉，采用费改税方案。其征收主体以企业为主。

此前呼声甚高的碳税并未列入试点方案的征收范围，硫税则确定征收。

但因为环境税设计复杂，争议甚多，方案仍只是停留在模拟阶段，距实际征收尚远。

江西省财政厅有关人士透露，目前江西制定的环境税试点方案倾向“费改税”，但是并非将所有排污费全盘改为税,部分项目仍会以收费方式征收。

环境税的征收主体设计上是以企业为主，而非个人。

比如，现在每家每户都在排污水，对于居民的排污收费还是按照原来收费的方式，随着水费来征，但是针对企业则会改为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表示，从费改税之后，对于企业而言，即使税率跟之前费率一样，但是因为收税具有强制性，可能会提高企业负担。

江西省财政厅有关人士表示，有关部委已经考虑到企业对税负的承受能力，在其参与有关部委的历次讨论中，部委对于“费改税”方案总体原则定为：减轻企业税负，扩大征税范围。

此前有消息称，在环境税征收中，碳税有望率先破题。

“我们没有听说过要征碳税。”记者就此求证江西省财政厅有关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呼声甚高的碳税目前并不在江西省环境税试点方案的征收范围。

“一是二氧化碳排放不好测量，二是征收对象也不好确定。如果排放二氧化碳都要征收碳税，那麻烦了。”上述人士表示。

“现在直观观念是工业的碳排放很多，但实际上农业尤其畜牧业产生的碳排放也很多。那怎么征收？行业间的税率怎么设计？”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也表示推出碳税难度较大。

江西省财政厅人士表示，目前税目还在研究之中，可以确定的是二氧化硫已经列入了征收范围。

该人士表示，虽然试点方案已经做出，也请环境部、财政部有关部委负责人士来省里就试点方案进行探讨，但是并没有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现在从纳税人、课税对象，到税目、税率各个环节都有争议。”他一再强调，目前试点方案只是对征收环境税做一模拟，远未到实际操作阶段。

即使确定了税目，征管中环境部门和税务部门如何配合也是问题，“如果环保部门负责监测，税务部门是不是就根据环保部门监测的量来收税呢？”

该人士表示，环境税目前进展缓慢，真正开征要到几年之后了。“下一步可能还是需要部委来推动，由部委定调之后，我们才知道进一步怎么改。”

中国人口红利仅剩三年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4期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08日

2013年，中国持续数十年的人口红利将竭尽，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愈发紧迫

王丰

　　由于中国生育率较长时间保持较低水平，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年之久，社会上对中国人口变化和政策选择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在这些讨论中，人口红利成为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词汇。

　　粗看上去，人口红利不难理解，即由于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然而，由于对这一词汇的准确含义和估算方法缺乏了解，在讨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时，有很多误解，也常见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和断言。

　　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一种极端是根本不认可这一说法，断言人口红利根本不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其中不乏人口或经济学者）认为，人口多并不意味着可以带来红利。他们会问：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很多，为什么以前没有带来红利？如今世界上人口多或人口增长很快的国家比比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并没有享受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控制人口的宣传教育，不都是在讲人口越多越落后，而中国近年来历史性经济腾飞不正是因为我们全力控制了人口增长吗？同时，人口增长快的地方不也常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吗？贫困地区的家庭不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吗？

　　对人口红利误解的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人口红利不仅过去有、现在有，而且，在未来30年甚至更遥远的未来也会有。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把简单的人口增长或劳动力年龄（20岁-60岁）人口增长与人口红利划等号，认为只要人口在增加，人口红利就可以源源不断。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学者，也包括某些制定就业、社保有关政策的高级官员。这种认识的一个极端版本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不可替代”。

　　以上两种对人口红利的误解，均出于对人口经济学中讨论的人口红利的概念与计算方法不了解。

人口红利如何计算

　　人口红利是过去20年间人口经济学界提出并验证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20世纪后半叶诸多国家所经历的人口历史性变化的观察和分析。这一历史性变化就是，在20世纪，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人口期望寿命翻了一番，人们平均生育子女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人类生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堪与20世纪相比。

　　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一般都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20世纪后半期，世界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爆炸性人口增长。按公元1750年时的人口增长率，世界人口每翻一番所需时间大约是1000年；按1950年时的增长率，则不到120年，而到2000年，仅为40年。也正是由于20世纪后半叶如此急速的人口膨胀，才会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高死亡率和出生率决定的人口快速增长，转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决定的人口低增长，被称为人口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增长，除了其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还有一个历史性机会，这就是造成人口红利的机会。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有一大批人陆续走完儿童、劳动年龄、老龄的生命历程。这批人处在劳动年龄时，便创造了人口红利的条件。人口红利泛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具体是指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的时间差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人口红利其实是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经济后果。以往经济学研究主要考察人口总量与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此不同，人口红利研究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并不一定就有所谓人口红利。实现人口红利，一个简单条件就是这些新增劳动力必须能够就业、创造财富，否则，无所谓红利可谈。因此，在计算人口红利时，一定要把不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条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剔除出去。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还有几年

　　使用人口和经济发展数据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计算表明，人口转变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起飞中产生了历史性的、相当可观的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腾飞与人口红利的产生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发展而言，可谓如虎添翼。

　　使用不同方法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所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但是，由于数据与方法的不一，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规模的估算有所不同。

　　蔡昉、王德文等学者使用回归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美国学者使用类似方法得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所造成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方中心经济学家梅森和作者本人使用有效抚养比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约为15%。

　　左图是使用抚养比的方法，对中国1982年至2050年人口红利的估算结果。2000年后的结果是通过预测中国未来人口变化（假定出生水平维持在2000年官方认定的每对夫妇平均生1.8个子女），和以2000年时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消费的年龄模式为假设模式而得出的。有效抚养比在2013年以前均呈上升趋势，在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上升速度最快。2000年至2013年间（上图深色部分），抚养比仍呈上升趋势，但速度趋缓。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有效抚养比在此后呈不断下降趋势。

　　因此，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竭尽，不久将成为制约人均收入提升的负面因素。如上图所示 ，由于人口老化，中国有效消费者人数将持续上升。人口红利即将在2013年由正转负。

第二个人口红利？

　　以上所述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即所谓的第一个人口红利。计算这一人口红利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不变。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一假设条件加以改进，提出了伴随人口老龄化有可能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论述。

　　理解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关键，是生命周期财富的概念以及它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相比，第二个人口红利基于年龄结构变化对财富创造过程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在传统经济学中，人口因素对资本累积的影响是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来衡量，它假定储蓄率为常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了新古典模型，将储蓄和财富都视为内生变量。

　　然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生命周期财富总量的变化，并不等于第二个人口红利会自然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产生取决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才能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从而产生人口红利。

　　代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转移支付或贷款。在这三种方式中，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而其他形式的财富转移则不会。例如，如果退休人员的消费需求是靠家庭或政府发起的转移支付来满足，便没有所谓第二个人口红利可谈。这种做法能有效地在各年龄段人群间进行资源再分配，但它不能创造资本。而且这种再分配通常依靠政府税收政策来实现，而对就业者过高的税收反而会削弱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如上所述，人口老化有可能通过储蓄与资本积累带来新的机会，可能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但这绝不意味着人口老化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这是因为，建立有效、可靠的资本市场绝非易事。过去两年中，全球金融危机与众多退休基金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最好的警示。

人口老化与中国转型

　　讨论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考虑未来经济增速、劳动者收入水平、资源依赖性、环境保护、贸易关系等，更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依靠大批廉价年轻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来料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无法长期继续下去。

　　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在未来20年内，这个人群组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减近20％。面对中国年轻劳动力人数的变化，中国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转向发展高技术、低消耗、低污染产业，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强化人力资源开发。

　　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与老年人口的增加一起，会促使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会使一般劳动者的收入能够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是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基本条件。同时，只有广大劳动者收入提高，家庭和个人才能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以适应转型后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个转型也要求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与医疗体系。这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健康，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行为。未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1.65亿，增加到2020年时的2.4亿、2030年时的3.4亿，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低生育率、家庭养老受到严重限制的环境中，如果住房、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均存在巨大或较大的不确定性，居民的消费支出很难有持续性增长。

　　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会与条件。目前，这个人口红利近乎竭尽，关键转折点将发生在2013年。这必将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更为紧迫。

　　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海归记事（24）：漫天飞舞的政府人民币
回游的海归 2010年11月08

　　掐着指头数起来，全世界有着强权政府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是在经济总量排在前面的几个国家之中，中国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强权政府了。每种制度都有其优劣，很多时候，比如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在重大项目的运作与执行的过程中，比如在政策的快速制定和推广之中，强权政府有其独到的优势。正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很大，国家的资源基本上都集中于政府系列，当经济强大的时候，政府的财力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和政府相关的单位和部门都是财源滚滚，让人眼花缭乱。

　　我们单位因为是国家事业型单位，所以主要的经费来源都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随着国家财政的增强，各类支持层出不穷，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适当地运用了一些中国官场的基本原则，适时地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国家的政策正好相关联，因此也得到了很不错的支持，而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前面的零零星星的科研介绍上可以看出，我们单位的科研正常经费(主要用作于科学研究、设备研制和购置等)是一年上一个台阶，从我回国时2003年的 1000万左右，经过4年的时间，到了2007、2008年的时候，基本上都能保持在7000、8000万的量级，完全解决了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样的支持，是比较难以持续的，一个一线科研人员只有100多人的单位，如果每年都有那么多的经费，是不可能执行得很好的，对于已经经历过日本、美国多次经济泡沫和危机的我，深深地体会到国内科研体制中的很多相当危险的内容。中国科研支持制度改革的事情应该不会太远。

　　除了科研经费以外，其他日常的经费也是大步跨升。积累了很多年没有解决的所谓的住房补贴问题(就是按照政策没有享受到应享受住房面积时的经济补偿)，历史总欠账也是近4000万，这个在几年前看似不可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也在政府宏大的经济发动机的运作中，被消灭得无踪无影。几十年没有修缮的办公楼，家属区的各类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等等，动辄几千万量级的项目，也在无线庞大的国家经济预算中，被缩小到一个基本可以忽略的小数点。

　　于是乎，可以支配的经费多了起来，科研项目经费多了，大家的收入提高了，工作效果也逐步地显现出来，貌似一派形势大好。

　　有了经费，原来很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非常简单。原来扣扣索索缩手缩脚的工作，现在变成了大张旗鼓。原来不敢想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家常便饭。接待标准提高了，车子的档次提高了，门前的自家车的数量也多了，而单位的很多职工，也有了不少的经济积累，可以投入到例如房地产和股票等市场中，随着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飙涨，遥看着自己腰包中钱包的暴长。

　　当一切都接近理想状态的时候，当一切都近似疯狂的时候，估计就应该是顶点了。炒房地产、炒股票的人都身同感受，疯狂涨上去的最后都会跌下来。如何在疯狂之中，让自己静下心来，细细地分析，当确认自己无法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时候，那么就应该是自己抽身的时候。

　　所以，当单位一切都好的时候，好到完全超过自己估计的时候，好到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那就是离开的时候，因为那是顶点的象征，那是未来要走下坡路的前兆，那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终于，在经历了轰轰烈烈5年多的生活之后，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我忽然觉得，该是自己抽身的时候了，而那些各种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还是请大家耐心等待下一期吧。

《经济黑帮》第一章 我们的财富被谁掠夺了？

流亡22年之后，肯尼亚著名小说家恩古吉?瓦?西安戈（Ngugi Wa Thiongo）于2004年夏天回到他的祖国。刚一回到首都内罗毕（Nairobi），他就开始了新小说《乌鸦奇才》（Wizard of the Crow）的创作，这是他10年来的第一部新著。恩古吉的早期著作，包括十几部小说和故事集，早已享誉国内外，实际上，1963年肯尼亚刚刚独立时他就开始发表这些作品了。透过他精心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和反映家乡人民苦难经历的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恩古吉揭示了欧洲殖民主义给肯尼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

恩古吉亲历了这种种社会矛盾，并从自己和众多肯尼亚同胞的亲身经历中汲取了创作灵感。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恩古吉被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毛毛起义”（Mau Mau rebellion）所震动。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兄弟和成千上万的肯尼亚同胞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中惨遭杀害。而后，他和他的同胞也亲身体会到英国殖民者于1963年被迫撤退后祖国赢得独立的喜悦。除此之外，他还受到了独立后的肯尼亚政府的迫害——尽管祖国恢复了自治且正奔向光明的未来，恩古吉却被迫于20世纪80年代远走他乡，在那些年里，他因对独立后肯尼亚政权进行尖锐批评而饱受迫害并遭到羁押。

恩古吉的作品中不乏《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这样的名作。这部小说发表于1967年，即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就任4年后。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殖民统治垮台后留给这片土地的希望和挫折，以及与新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肯尼亚人民对经济繁荣的追求。《一粒麦种》是一部有关获得自由后的肯尼亚在早期混乱年代的小说，它刻画了当时人们对光明未来的热切期盼，以及混杂在其中的对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腐败和暴力的恐惧。“独立真的能将土地还给非洲人？这一切将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带来怎样的改变？”恩古吉借小说主人公吉科在尼奥（Gikonyo）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同样的疑问也在新独立的国家，如塞拉利昂、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民众的脑海中回荡。未来在哪里？自由能带来工作、和平和财富吗？恩古吉的小说中对引发这种情绪的源头表达了极大的关注，使其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被译成30多种语言，并被奉为非洲文学的圭臬。对于恩古吉本人来说，在流放中度过的战后岁月给他带来了学术声誉，并使他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高峰。他曾在纽约大学任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学院（Erich Maria Remarque）的语言学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主管写作和翻译中心的工作。2004年，他带着对未来的乐观向往（而非过去遭遇的苦涩回忆）回到肯尼亚。“我终于回来了！我已如释重负，心境坦然，不惧任何挑战，敢于拥之入怀。我再一次见到了你们，再一次踏上了汲取知识的土壤。”他向到内罗毕机场来欢迎他回国的人们如此说道。

但就在恩古吉沉浸在人们喜迎他归来的热情、希望和欢乐之中时，他在内罗毕租住的公寓遭到了野蛮袭击，他遭到毒打，脸被烟头灼伤，他的妻子恩杰瑞（Njeeri）惨遭奸污。恩古吉回国之时，正值对他进行长期迫害的肯尼亚大独裁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下台后不久，独裁者的下台为民选政府的成立铺平了道路。许多人认为，恩古吉的遭遇源于他早年对肯尼亚政客和政治的尖锐批评，这一暴力事件从另一侧面也表明肯尼亚人民仍生活在绝望之中，他们的成立民选政府的愿望落空了。2008年初肯尼亚发生的大范围政治暴乱，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
事情本不该如此。

过去40年里，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经济奇迹。1963年，韩国和肯尼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几百美元。大多数人靠务农贴补家用。当时，你还不能断定哪个国家在20世纪末会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在经历着非殖民化的阵痛期，在这一过程中，激烈的武装冲突不断。20世纪60年代早期，韩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相比之下，肯尼亚可开发的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包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适宜种植咖啡、棉花和茶叶的土壤。

韩国在经历了最初几十年的纺织业及后来的炼钢业的发展阶段后，最终进入高端消费品和先进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发展时期，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三级跳”，如今的韩国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已堪比他们之前的殖民宗主国——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了，也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如今肯尼亚人民并未感到当前的生活水平比1963年的好多少。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开始在经济上缩小与欧洲及北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而孟加拉、巴基斯坦、中美洲各国以及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仍深陷于极度贫困的泥潭中，我们从中能得出何种结论？

正是这个疑问，让我和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夜不能寐，苦苦追问，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终极目标所在。本书并不是为了就贫国为什么贫困这一问题给出某种固定解释。如果有人向你兜售一种有关贫困（或任何其他现象）的“标准”的宏大理论，那么你可能会对此表示怀疑。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非某种单一理论可以解清楚释的。

但我们也并不赞成另一种观点，即没有人能在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上取得突破。自1963年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深刻的教训。独立后的肯尼亚人民的切身经历——辛勤劳动的成果被腐败分子窃取或者被暴力摧毁——预示着腐败和暴力这两大弊病已经成为肯尼亚现代经济发展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们将会发现，肯尼亚的“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印度尼西亚后殖民时期的骚乱到中美洲和非洲的血腥内战，腐败和暴力的破坏性力量都显而易见。

经济黑帮的时代

在人们的印象中，阿尔?卡彭是个黑社会老大，是个残暴的“冷血杀手”。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卡彭还曾经是巴尔的摩一家建筑公司的会计师，当然这是在他加入芝加哥黑社会并最终成为老大之前的事。通常我们不会把这种相对卑微而且可能有些乏味的记账工作与卡彭这样的黑社会老大联系起来。在其出演的电影《疤面煞星》（Scarface）或《教父》（Godfather）中，并没有出现阿尔?帕西诺（Al Pacino）算账或关注财务报表的镜头。但卡彭作为会计师所受到的专业训练，无疑为他组织如此罪恶巨大的商业帝国助力颇多。重点是“生意”！卡彭做的生意恰恰是 娼 妓、赌 博 、诈 骗和在国家实施“禁酒令”期间倒卖私酒，在做这些生意时，他是靠 机 枪 而非律师来解决纷争的。

在传记作家罗伯特?舍恩伯格（Robert Schoenberg）看来，卡彭是“一个能够对其所作所为给出清晰且具理性的解释的违法商人”。他组建的商业帝国绝对称得上是“经济黑帮”：一个集暴力成性和目无法纪于一身的罪犯，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搞得乌烟瘴气，但他同样精于理性的算计。确实，他是个“冷血杀手”，但暴力仅仅是他用来攫取财富的工具。

像卡彭这样的家伙，其病态的残暴令人憎恶。这些人精于算计，从不过于冲动。然而，正是在金钱和暴力驱使下的狭隘私利，使得经济学家很容易就能够看清他们的本性。这不是说我们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情绪在控制人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也是人）。但经济学家们希望研究的人类行为是根植于人的“经济人”属性之中的，即对一个理性、追求私利的人而言，他的行为和选择基于逻辑判断而非一时的冲动。如果“卡彭们”的犯罪思维模式果真与我们假设中追求私利的“经济人”模型非常接近，那么经济分析就能成为遏制腐败及其他违法行为的有效的研究工具。

从盘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的暴君们到活跃在中国南海的 走 私 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书提到的这些人物确实遵循了经济学的逻辑规律。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有助于你弄明白你为什么不敢在缴纳税款时搞点小花招儿或者还没有埋单就想从餐馆溜之大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出于对被抓住可能面临法律后果的恐惧。但对偷逃税款的处罚很少见，而且通常也是无关痛痒的，当然，你也可以不给侍者小费就离开餐厅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法律制裁（尽管你就餐的那家餐厅也许再也不会欢迎你回来）。然而，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举止得体的。也许除了罚款或牢狱之灾，防止我们犯罪的仅仅是我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我们都受到良心的约束。


但像卡彭这样的反社会分子几乎不受良心的约束，因此，如果所有人都以自身最狭隘的私利指挥自己的行为——逃税或者赖账，甚至干掉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以赚取更多金钱，那他们将成为不受道德约束的犯罪分子，成为“经济黑帮”。而且，我们也将发现，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都隐约可见“经济黑帮”的影子。当身处绝境时，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求生，这时候良心就成了被人们束之高阁的“奢侈品”。

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我们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是弄明白世界上“经济黑帮”的腐败和暴力行为造成的巨大破坏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为了正确理解这一问题，设想卡彭作为芝加哥市长或者成为卡彭总统将会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无须想象就能明白，被残暴的黑帮老大统治着意味着什么。）

尽管我们确实还没找到问题的全部答案，但在过去的10年里，为了彻底搞清楚腐败和暴力问题，我们还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以及令人惊喜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美国学术机构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员和教师（雷和特德分别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我们开展的研究迫使我们走出象牙塔，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现实世界。在经济调研工作中，我们的足迹已经从肯尼亚边远的村庄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证券交易大厅，以便找到看待有关全球贫困源头的新视角。在那些最不可能有所发现之处，如有关曼哈顿的外交官违规停车罚款，甚至还包括坦桑尼亚的“猎巫行动”，我们意外地找到了解决有关腐败和暴力问题的答案。

我们把经济分析与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和新落成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里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深层见解融合在一起，将总结出的各种经验和教训都集于本书之中。我们希望这些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肯尼亚人民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终实现他们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确立的经济振兴计划。

如何最有效地应对全球贫困？认为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并不为过。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正面临着威胁。世界银行曾发表过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世界上有10亿人口的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而全球一半人口（30亿人）的日均收入低于2美元。

人们靠这点钱如何生存？答案非常简单：不能生存。成千上万的人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而医疗保健更是稀缺或者压根儿不存在。在战乱频仍的乍得、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成年人接受过教育的不到30%，而很多儿童在1岁前就夭折了，更别提能高中毕业了。

甚至对于美国人（包括西方世界其他享有锦衣玉食的国民）来说，全球贫困问题同样事关重大。美国人通常很少关注自己国家之外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在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贫困会滋生绝望和不满。每天早上，我们看到的头条新闻经常是恐怖袭击、环境恶化和其他各种全球性灾难，而我们总是能在中东的贫民窟和刚果河流域被砍伐一空的热带雨林中找到上述种种罪恶的源头。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无论富国还是贫国——必须承担的义务。

新生代的希望

每隔几年美国公众的关注点就会回到国际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来。曾经在安吉丽娜?朱莉和U2乐队主唱波诺这样的明星的号召下，公众对非洲困境的关注情绪被再次唤起。使他们重新对非洲大陆予以关注的，还有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种族屠杀的血腥场面。我们听到了非洲人民发出的债务减免和希望美国与欧洲给予更多国际援助的请求。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企业家，正将数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投入非洲防治疟疾、抵御艾滋病和教育非洲民众的慈善事业中去，以期最终“使贫困成为历史”。

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在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令人恐惧的1984年大饥荒之后，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带着“现场援助”的赈灾义演和专门为非洲饥民而作的《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专辑来到这里。在这个过程中，明星的号召力（又是波诺）与一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孩子的照片结合在一起。 数十年来，私立慈善团体和各国对外援助机构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救援资金以期消除贫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连续的债务减免行动。但尽管如此，肯尼亚普通人的生活仍没有比1963年好多少。这次的行动真的能使情况有所改变吗？
消息灵通的人们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你也许会认为，经济学家们将时间主要花在了对金融政策细节的讨论或下月通货膨胀率是多少的复杂数据的讨论上（这确实描绘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工作状况）。这些温和而古板的经济学家们几乎理清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似乎遭遇如此巨大失败的原因。

这个问题可最终归结为一点，即发达国家是否已经为帮助肯尼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而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抑或这些资金是不是还远远不够。顶尖的学术专家们对此莫衷一是。答案将主要根据人们对腐败和暴力在导致国家贫困中所起的作用的判断而定。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腐败和暴力仅仅是贫困的某种征兆。如果确实如此，只要发达国家的捐赠者最终将足够的资金捐赠给肯尼亚以推动其经济发展，那么该国民众就不会在为生存而互相残杀了。反之，如果大部分对外援助落到了肯尼亚腐败官员的黑手中或在肯尼亚的国内冲突中毁于一旦，那么又如何指望援助的资金能帮助肯尼亚这样的国家脱离贫困呢？更多的援助可能只会养肥已经腐败的“精英阶层”，甚至还会使腐败和暴力这两个“孪生兄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这些只因人们竞相争抢这些追加的资金援助。

弄明白当前有关对外援助的争论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对此热情高涨的原因，研究腐败和暴力的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它们也是本书后面讨论的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新发现之前，我们先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隐藏于这些新发现背后的更广泛的争论。数百位学者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但基本上分属于两大阵营，他们的观点受到两位顶尖发展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

一位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一位不知疲倦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公共活动家。萨克斯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我们正在那儿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们有幸感受到他的学术智慧和个人魅力。他是那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者，每次与他交谈后都会感觉到，他那精辟的评论似乎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这个不善社交的教授圈子里，萨克斯教授的超凡魅力极具传奇色彩。实际上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德就去非洲开展发展方面的研究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了萨克斯教授有关在道德层面抗击全球贫困的精彩演讲的启发。

萨克斯是经济增长中“贫困陷阱”观点的主要拥护者之一。“贫困陷阱”背后的理论支撑其实很简单。一位贫穷的肯尼亚农民无法凭一己之力轻松脱贫。他没钱购买充足的食物养活家人或者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而且只要接下来的一个坏年景或一场大病，他在收成好的年头攒起来的积蓄就会很快被用光。这位农民的赤贫状况几乎决定了他和他的孩子仍将继续贫困下去，并且年复一年始终如此。

在萨克斯看来，对外援助就像“强心剂”一样，能帮助一位农民或者一个村庄或者整个经济体摆脱“因贫致贫”的恶性循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为整个国家或大陆修建医疗站、改善学校教育以及增加公路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的代价高昂，据萨克斯估算，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至少需要增加5倍，这样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如萨克斯出版的畅销书《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里所言，肯尼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生活在富裕世界的我们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资金帮助其脱贫，但如果资金和其他资源充足，我们就可以在短期内将贫困从地球上铲除。萨克斯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使得2025年前全球消除贫困成为可能”。

萨克斯有关消除贫困的观点，在理论上能解释得通。但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却持相反的观点，即我们已经为对外援助付出太多了，或者说，至少我们的投入完全用错了方式和投错了地点。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代表。因公开抨击世界银行的对外援助政策而被世界银行解雇后，伊斯特利作为教授任教于纽约大学，他已经成为“援助失败”观点的最重要的代言人，在他看来，总体而言，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对外援助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他声称数万亿美元已经被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浪费掉了，而且萨克斯将对外援助扩大5倍的计划将造成更大的浪费。伊斯特利认为，这些数额巨大的援助资金通常被用于中央规划的富丽堂皇的大型项目上，如水电大坝、四车道高速路、海水淡化工厂，而在建这些工程的各国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监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伊斯特利将大多数对外援助捐赠者采取的方法，与苏维埃经济规划者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后者曾梦想确立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使英明的莫斯科官员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并满足所有工农群众的各种需求。但他又问道，从华盛顿特区赶来的对外援助的核心规划者，如何能确切地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远隔千里的经济体实现发展呢？他们怎么知道肯尼亚需要的是水电大坝而非新式大学呢？为何要建造更多的高速路而不是灌溉水渠（或者相反）呢？而且，即使是那些旨在建造满足迫切需要的学校或医疗机构的项目而言，援助者又如何能确信肯尼亚的领导人确实将对外援助的捐赠资金用在了刀刃上而没有据为己有或任意挥霍呢？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仅限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展示出过去我们开展对外援助的种种努力所应结出的累累硕果，除了一大堆纪念我们善意的锈迹斑斑的纪念碑之外，几乎再无他物。上万亿美元被浪费在根本无法通车的公路上或者从未给任何家庭带来光明的发电站上。更有数十亿美元遭窃取。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经济不发达的水平还堪比非洲，它们几乎完全摒弃了大型对外援助机构进一步对其开展援助行动的要求。如果这两大经济体仍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以创纪录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而不依靠其他机构的援助，那么为何对外援助的巨大推动力就一定是肯尼亚等国的济困良方呢？这些国家为何不跟随中国和印度的脚步呢？

伊斯特利和他的“制度主义”同伴们主张，在我们将对外援助预算增加5倍之前，我们需要确信受援国能真正用到这笔追加投入。接受援助资金的各国需治理良好且必须有人负责监督以确保这笔资金用在了为普通民众而非总统利益服务上。受援国应具备运转协调的政府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如媒体和社区联盟等，这些组织将敦促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防止“经济黑帮”篡权。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远没有做到这些。伊斯特利认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上述各种机构之前，我们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就是资助各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的企业家，这些人能发现应对当地发展问题的创新型解决方案。伊斯特利在其著作《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将这些人称为“检察官”。捐赠者以及处于中央政府腐败旋涡中的社会团体都能对这种小规模干预进行监督，并督促“检察官”们真正负起责任。如果取得成功，完全可以将这种干预升级，使之造福于更多的人。由于各种社会团体找到了应对腐败和混乱的方法，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将感到生活更有希望，而且经济应该紧随其后发展起来。但到那时，我们不应再把资金投入到一堆烂摊子上。

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是两个非常聪明的人。萨克斯并不主张捐赠者直接将数十亿美元存在腐败的独裁者的瑞士银行账户上，或者将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钞票，以期出现最佳结果。而且伊斯特利也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可以置各贫困国的悲惨处境于不顾，一味地袖手旁观，任其完全凭借自身能力求得发展而不给予任何资金援助。

然而，二者仍存在显著区别。萨克斯的“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再考虑改善其他方面，诸如运转良好的政府机构、活跃的媒体及市民团体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但第一步，是确保穷人们不再担忧他们的下一顿饭。

伊斯特利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反驳道，这意味着在盖好房子前先把车配好。数十年来，我们已经为实践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推动”理论付出了数万亿美元的代价，但非洲大陆的贫困程度仍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援助国进行规模更大的投入，也只能导致更多的资金被滥用（并使未来潜在的捐赠者大失所望）。

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国家，这两剂“药方”貌似都颇有道理。但为了评估它们各自的优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腐败、暴力以及这些应当为过去诸多经济发展败笔负责的“经济黑帮”的动机。

游走于经济发展的暗影里

在步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我们都不曾想过把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研究人类的堕落方面。起初，我们只是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何贫困国如此贫困以及我们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然而暴力、腐败和持续的贫困并存，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无法将其与其他的社会问题剥离开来。因此，近10年来，我们每位经济学家都在苦苦思索和研究，有时甚至做梦都在想腐败、暴力和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穷尽一生要完成的工作，以求彻底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腐败、暴力和贫困这三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判断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何处，无疑属于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之争密切相关。如果各国首先解决腐败问题，经济增长是否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说，是否援助者应当在贫困国希望解决暴力和腐败问题前先把它们从贫困的泥沼中拉出来？两种观点听起来都有道理，但从目前来看，它们仅仅是理论而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与现实情况更为契合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运用确凿的事实而非悦耳的说辞，弄明白“腐败—暴力—贫困”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之后进行的讨论，基于我们发表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某些部分基于其他合著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了在论辩中引入新证据，我们将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应用到我们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数年里辛苦建成的数据库中。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希望是在理性分析而非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

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述6个故事——3个与腐败有关，另外3个与暴力有关，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已经开始破除障碍，理清发展中国家暴力和腐败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带我们进入那些“经济黑帮”所在的不为人知且经常混乱无序的世界。从越南的大屠杀到中国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从非洲边远村落的种族杀戮到曼哈顿市中心的街道，答案通常分布广泛，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极不寻常的地方。

无论好坏，我们人类似乎对腐败、暴力和其他罪孽有着天生的兴趣。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寻找答案过程中发现的“密道”，这些本身就具有无穷魅力，而我们也将向您展示经济学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最新的工具和“独门秘籍”。在我们讲述的“黑手党传奇”和“战争故事”之外，各位读者还将看到，我们在进行经济学追踪时用的手法，与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神探如出一辙，远胜过美国提供公众服务的公司C-SPAN公司那一套。

如我们将要了解的，贫困和暴力二者之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答案，通俗地说，可以从下文的“雨水从天上掉下来”中找到。要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我们会设立一个大型的“彩池”，投资者从中对政治关系的价值下注。腐败事关良心、文化，还是对惩罚的恐惧？这可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附近超时停车的违章次数表上找到答案。

本书中，我们总结了研究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并吸取了一些教训，揭示出了它们的现实含义，从而为对外援助和如何更好地消除全球贫困提供了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介绍一些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人民实现经济愿望的新思维。在本书结尾，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经济研究在彻底消除贫困中发挥的潜在的建设性作用。


计算无形的“鸡和蛋”

如果有这么多人如此关心全球贫困问题，而且暴力和腐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面，那么，大家也许会惊讶于为何我们仍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为什么我们还未弄明白腐败的政府和暴力犯罪是否破坏了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不是贫困为国内冲突和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

问题在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问题很难解决，这是我们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再纠缠于此，只需挥挥手继续前行，但我们无法同样轻松地挥别全球贫困问题。在本书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乍得——这个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的悲剧性历史。近几十年来，乍得先后经历了政治动乱、血腥内战、政府腐败和经济衰退。但起因是什么呢？战争抑或经济崩溃？实际上它们同时出现，所以很难作出判断。或许这种互相残杀完全是由某些其他因素造成的也说不定，如乍得基督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政治对抗。此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是种族冲突。然而眼下就出现了如此多的新情况，如政治斗争、日益紧张的族群关系、环境恶化、国家石油财富的流失、日益严重的贫困，这使得我们开始感到自己像追着自己尾巴的小狗那样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外，最有趣的是，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在将要开始的论辩中进行辩解。在试图弄明白是不是暴力和腐败引发了贫困或者是不是贫困导致了暴力和腐败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暴力和腐败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腐败，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其界定为“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实际上，如按照其定义理解，则是发生在我们视线之外的事。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在暗中进行交易，并未留下明显的书面证据，那么贿赂就不会出现在公司的纳税申报单上，也不会在年报或现金流量表中向各位股东通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正在试图解决一个我们压根儿无法看到“鸡”或“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亲眼见到整个贿赂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直接询问当事人。我们可以质问公司官员操纵了哪些幕后交易或者质问政府受贿官员到底吃进了多少黑钱。然而，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你在去年的贿赂过程中支出多少”这一问题的回复，多半是掺杂了相当大的水分的。

总的看来，经济学家对于人们就任何话题发表的意见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将人们所说的称为“廉价的空谈”，因为话语无须得到金钱或行动的支撑。而且我们特别怀疑与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敏感话题有关的“空谈”。就那些非法交易的直接参与者——行贿者和受贿者——而言，“空谈”的说法无疑非常准确，但我们也不会把更多的筹码压在那些评估他人贿赂行为的、据说是铁面无私的专家身上。

例如，假设我们正设法查清孟加拉国前总理之子拉赫曼2005年从外资公司中收受贿赂的总额（第二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作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儿子，到底意味着有多少油水可捞）。如果你就此问题在消息灵通的孟加拉人中展开调查，你得到的数据要么远高于总统理之子实际攫取的钱财数量，要么远低于此，这取决于你向谁提问。显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们未阐明的实际想法和偏见。当展开相应调查时，孟加拉前政府的支持者自然会对第一家庭的腐败程度轻描淡写，而反对派则可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与之相似，在回应贪污调查时，商人的主要目标是免遭牢狱之灾，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瞒报自己的行贿数额。

因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人类常常以为所希望的就是真实的存在，而无法做到实话实说。让我们歇一歇，想一想：你喜欢何种咖啡？如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所言，现在你多半可能想要一杯用心烘焙的黑咖啡。然而，当大多数人一大早在星巴克订早餐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卡布奇诺。而实际上黑咖啡正切合我们很多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饮者（做事风格同样如此）。问题在于，烘焙咖啡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好。因此，我们可能会说，个人喜好是一回事，而要付诸行动时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最终，人们的观点或观念并未恰如其分地反映其亲身经历。在访问所谓“腐败国家”孟加拉时，雷从未发现警察拦住行人罚款。他亲眼见到的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警察本应该指挥交通时却心不在焉地叼着烟四处乱转。与之相似，机场海关官员也没有在雷离境时伸手向他索要小费。因此如果你问雷或其他受到特别礼遇的外国客人的感受时，他们会说孟加拉似乎毫无腐败的迹象。如果我们仅从雷的个人经历推断，所有腐败问题似乎都没了踪影。

我们不能仅听人们说什么，我们需要看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如果雀巢公司想要知道你对咖啡的真实喜好，他们最好进行“味觉盲测”，而不是只让你填张调查问卷了事。同样，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孟加拉有多少人在收受贿赂，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方法来解决“空谈”问题，并以实际收受贿赂的金额为据作出判断。

调查真相

了解腐败的“真实”情况的一种方法就是随身携带一个 针 孔 摄 像 机，装作秘密军火商，看看是否能拍到政客们的罪证。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采取这种措施了，它创建了一个名为“阿卜杜勒公司”（Abdul Enterprises）的冒牌公司，与一位虚构的中东石油大亨进行交易，包括为其洗钱提供便利。以此为掩护，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向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行贿，所有这一切均有录音为证。这一所谓的“诱惑侦查行动”（Abscam Operation）最终获取了5位众议员、1位参议员和众多地方官员的受贿证据，并引发了公众对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的一片哗然。

在政府不倾向于进行自我调查的国家，媒体完全可以代替联邦调查局开展真相调查。印度杂志《喧嚣》（Tehelka）于2001年推出了与“诱惑侦查行动”类似的曝光栏目。在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中，两位记者装扮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家伦敦公司“西端公司”（West End）的代表，希望向印度军方出售 夜 视 照相机。记者们秘密录下了政府高官和军方领导人收受贿赂及讨论如何支付贿赂金的细节。通过互联网，这些情况被曝光，引发了印度很长时间的震动。丑闻被曝光后，也许是出于报复，《喧嚣》杂志社的办公室屡次遭袭击和搜查，并有数名记者被捕入狱。

尽管这些耸人听闻的方法如此诱人，本书中我们进行的调查研究并没有使用上述方法，也放弃了通过类似方法获得知情人对印度监狱的看法的机会，而是运用经济调查分析工具来揭示腐败。毫无疑问，这确属挑战，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要讨论的，再聪明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而这正给了我们这些猎人机会。

《经济黑帮》第二章 腐败的通行证：苏哈托的商业王朝

作为总统之子，有多少油水可捞？问问普通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会告诉你 “所值甚多”。基于他们在前任总统苏哈托治下的所见所闻，就可以想见苏哈托之子曼达拉?普特拉?苏哈托（Mandala Putra Suharto）足以承担遍布全球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度假房租金、数量众多的豪华车及花花公子所拥有的其他奢侈品。对托米（苏哈托小儿子的昵称）的追踪和大肆报道，众所周知，已经成了当地小报的“招牌菜”，为印度尼西亚的百姓提供了茶余饭后关于第一家庭特权生活的谈资。托米在雅加达开着劳斯莱斯闲游，托米参加一个名流云集的酒会，托米和他最近结交的超模女友在一起……这就是总统之子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托米从哪儿搞到钱为他的豪华车埋单？与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一样，托米是个商人，他的商业帝国的触角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各个层面，涉及烟草、广播电视、汽车制造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商业领域。托米事事都能赚大钱的“迈达斯”（Midas）般的触角意味着他的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他也并不羞于从中分红。20世纪90年代中期，据估算，他的个人净资产高达8亿美元。尽管托米的兄长班邦（Bambang）和姐姐杜杜（Tutut）在开支方面并不如他这般引人注目，仍然同样聚敛了大量财富。

托米和其他第一家庭的子女获得的商业成功和巨额财富，是否归功于他们与该国总统——也恰恰是他们的父亲——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呢？普通老百姓肯定都会这么说。苏哈托家族成员都以索贿著称，他们总是想法设法对那些想要与政府做生意的公司狠宰一刀。这就是苏哈托家族的子女插手这么多公司进行经营的手段。从电力工程，到公路建设，再到木材生意，总统家族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苏哈托家族公司在确保获得政府合同方面同样表现“出色”：托米受命领衔政府资助的 “印度尼西亚制造”国产轿车研发项目，而杜杜旗下一家公司则中标修建贯穿首都雅加达的收费公路。

不足为奇的是，苏哈托对其子女的成功抱有与世人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托米和他的兄弟姐妹在事业起步阶段可能得到了父母的指导，但他们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则完全依靠其精明的商业头脑、辛勤的工作和严谨细致的管理。毕竟，在苏哈托执政的30年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年均增长6%的骄人成绩。在一个重关系而轻能力的腐败体系中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托米的亿万家财中有多少是源于他作为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能力，而又有多少来自他那骄纵父亲的宠幸呢？作为总统之子，究竟有多少油水可捞？在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且如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了解到的，“空谈”往往与潜在事实不符。在揭穿谜底的过程中，我们将设法越过所有“空谈”，让冷冰冰的、实实在在的钞票说话。

我们在着手寻找腐败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前，首先认真想一想是否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腐败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答案无疑取决于时间和地点（今日之美国与100年前的美国相比，瑞典与印度尼西亚相比）。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我们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占用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精力——来解决腐败问题，也决定了是否继续向贫困国家提供对外援助资金，因为这些资金有可能最终落入无耻政客的腰包。

腐败的程度：让市场发言

如果说“空谈”是廉价的，特别是当谈论的话题为腐败时，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揭示人们的真实想法。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拿自己的钱下注，赌某个公司是否正在与政客进行暗中交易以获取赚钱的政府合同。那些因得到内部消息可以确信公司已经与政客建立合作关系的人将下一大笔赌注；那些没有内部消息的人下注会相对较少些，或者根本不下注，因为实际上他们仅仅是凭猜测来作决定的。在这个“政治赌池”中，原始的经济私利驱使赌客们显露出他们对腐败的真实看法。但是显然这并非拉斯韦加斯的庄家们或其他人下的注。然而，这个赌池却与股市如此相似，投资者们在这儿打赌公司利润是高还是低。

一只股票，或“一股”实际上代表了股民掌握着公司很小的一部分控股权。例如，著名的亚马逊网上书店拥有约4.14亿只流通股，因此，如果你拥有其中一股就意味着你控制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的414亿分之一，主要收益是你对亚马逊4.14亿分之一的利润的所有权。假设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价为1美元，而且你预期公司将有4.14亿美元的利润进账，或者随着网店销售取代地面店销售，至少在未来10年里，每年每股将获利1美元。那么，仅仅1美元，就能让你至少能在未来10年里从这1美元中获得年收益——可见这是一笔多么划算的买卖。

如果你确实这么想，那么你和其他对亚马逊网上书店未来收益持相同观点的买家，应当通过电话与你们的经纪人保持联系，从那些对亚马逊网上书店未来收益预期较为悲观的股东手中购入更多该股。另一方面，尽管互联网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有时由于书刊配送成本过高，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收益几乎为零，而且这种情况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如果这是你的想法，那么你的投资并没有为你带来多少利润，因此，如果有买家想要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收购你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份，你（及任何一个与你有类似想法的股东）应当卖出所有你（们）当前持有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份。如果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股票未来收益值相对于该股的买入价来说更高，我们会看到在现行价格水平上买家多而卖家少，这又将推动股票价格继续升高；如果大多数投资者预期的未来收益较低，他们的卖出行为就会驱使股票价格下跌。

事实上，有关亚马逊网上书店经营情况的信息在不断更新，这使得投资者可以重新思考他们是否应买进或卖出该股，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例如，如果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宣布提供书籍运费价格，这无疑将分走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部分利润，那么投资者出售所持股份将使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价下跌。鉴于源源不断的每日信息更新及投资者在理解新闻的意思方面的不同观点，包括亚马逊网上书店能够将UPS费用中的多大部分转嫁到其客户身上，我们在晨报上读到的信息有多少是流言而非现实情况，这些都会使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共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而且众多消息灵通的买家和卖家的集体智慧又受到了每日股价的左右。

这与我们有关腐败的讨论何干？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西端公司”，这家由记者创立的公司通过贿赂政界人士和军队高官，向印度军队销售夜视照相机，从而将这些官员拖下水。假设没有照相机产品的“西端公司”市值为每股1美元，而夜视照相机的额外销售收益将使西端公司的利润翻一番，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拿到了政府的合同，该公司股价将变成每股2美元。

现在，可以把递到某位有权势的政客手中那个塞满钞票的公文包视为“西端公司”为锁定夜视照相机合同而进行的一笔“投资”。如果没有人注意到这笔投资，那么“西端公司”的股价仍将维持在每股1美元的水平上，直到合同被公之于众;一旦合同被公之于众，买家疯狂的买入将推动股价上涨到2美元，这就反映出了预期利润的增幅。

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拨回到向官员行贿之前，尽管大部分局外人认为“西端公司”的股票每股值1美元，然而公司的知情人已经知道公司股价将很快涨到每股2美元。这些知情人可能是“西端公司”的总裁，或他们某位得到暗示的好友，或这位朋友的朋友（他同样得到了有关交易的消息），或者政客（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政客收了钱财自然已经准备与“西端公司”签订合同。这些知情人能够用每股1美元的价格买入那些很快就会涨到每股2美元的股票，那为何不现在就买入并趁机赚一笔呢？事实上，为何不持续买进直到股价达到每股2美元呢？最终，在熟悉内幕的投资者的推动下，“西端公司”的股价将上涨到每股2美元，尽管公司还尚未对外公布合同。知情者通过他们购买“西端公司”股票的行为向外界表露其对公司市值的认识，而且翻番的股票价格也向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揭示了这一点。

如果你怀疑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并询问“西端公司”的总裁的同伴（或其同伴的同伴），为何他们会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全部买下“西端公司”的股份，而那时这只股票的实际格价似乎仅有1美元，他多半不会告诉你他那装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他可能会含糊其辞地表示自己对“西端公司”的高层管理和高级产品生产线非常有信心，相信它们能在未来创造价值和更高的利润——他会以一大堆廉价的“空谈”搪塞你，因为真相不可告人。


腐败之道

市场总是设法对可能影响公司利润的所有因素，如贿赂和政治关系等，进行恰当评估。如果有大笔利润可赚，投资者会认真思考是买进还是卖出。

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真知灼见来弄明白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国家的腐败程度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了呢？印度尼西亚有很多股价很高的公司。这归因于它们已经对政治关系进行了投资（这些关系确保它们能获得政府的合同），还是它们确实拥有聪明的主管和高质量产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精于培养政治关系的公司主管同样善于进行产品生产和市场营销。

我们打算做的是，观察哪些公司把塞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递到了国会，并衡量他们的这种“投资”所获的收益。

这将告诉我们，公司花在政治投机上的每1分钱为其带来了多少额外利润。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看到原本就难以观察到的“台面下”的交易，也不能估算公司因此而获得的利润。但如果狭隘地仅依据现金支付额度思索商业与政治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不能公正地评价现代金融的精巧之处以及政治关系谋划者可借用的各种工具的广泛性。

因此，不必给托米?苏哈托或他的兄弟姐妹成捆儿的钞票，你仅需向他们赠送你所在公司价值百万美元的股票就可以了。作为补偿，托米可保证你赢得宝贵的伐木特许权，获得税务主管部门核准的免税期，或者确保你从其政府关系中得到至少100万美元的公司赢利。通过家族纽带、竞选助战和私人关系，世界各地的公司均能“买到”政府的合同，这些我们都能洞察出来。因此，尽管我们无法直接回答“各大公司在行贿中的支出有多少” 这一问题，如我们所见，我们却能够很好地回答“公司的政治关系的价值是什么”。

在美国，也有许多“案例”，一些公司似乎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突出的是，2000年，迪克?切尼从能源服务业的巨头哈里伯顿公司的总裁位子上离任后，加入乔治?W?布什的总统票选阵营中。在竞选大战中，人们对某些公司受政府宠幸和偏袒的关切日益明显，随着伊拉克战争中哈里伯顿公司未经投标就获得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人们的这种关切增强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建一个遭战争重创的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可以说，要与哈里伯顿公司竞争，仅靠一套电动设备和一本《石油钻探傻瓜》（Oil Drilling for Dummies）是不够的。因此，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哈里伯顿公司是最应当拿到政府合同的公司，因为政府力图攫取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调配权，而切尼与哈里伯顿公司的特殊关系仅仅是一种巧合。

在稍后而的章节中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切尼这一案例，看看哈里伯顿公司的利润是否确实与切尼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或者实际上就是联合犯罪。但我们应该从迪克?切尼和托米?苏哈托的案例中明白，在搜寻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时应着眼于何处：商业大亨转型的政客（如切尼）、已经在大公司担起肥差的离开政界的人士和政府官员，以及政客们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如托米和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但找到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的公司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才进入关键部分——弄清楚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

总统的子女：聪明还是幸运？

亚当?贝洛（Adam Bellow）（诺贝尔奖得主索尔?贝洛之子）在其著作《为裙带关系说句好话》（In Praise of Nepotism）中指出，精英往往决定了世界的商业和政治遗产。富人就应该将他们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地位传给他们的子女，如小贝洛所言，因为这些产业和政界巨头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成长为同样呼风唤雨的领袖提供了“本钱”和“给养”（就像大作家肯定会生出能说会道的儿女一样）。如果确实是“龙生龙，凤生凤”，那么我们就不应惊讶于总统后代的公司会获得如此丰厚的赢利。

但如果我们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根本就不是这么赚钱，那又说明了什么呢？为总统竞选提供资金换来的不过是在白宫的林肯卧室里待上一宿，我们是否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答案也不会是“要得到总统的宠信也许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么明确。假设你希望涉足石油钻探领域。你可以进行两种投资。你可以购买尖端技术并雇用一批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专业的高才生，以确保你成为本行业中最具效率的钻探者。或者你能不吝血本巴结权贵并聘请华盛顿游说团队，以确保你总是能最先获得政府最新颁布的各种钻探特许经营权。

通过这两种策略也许会获得同样多的利润，但它们创造价值的方式却迥然不同。此外，它们各自应对竞争环境中突发事件的脆弱程度也存在差异。我们将以研究性思维深入阐释这种脆弱程度，从而判断市场是如何评价政治关系的。

这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假设你选择运用高新技术开展经营，而一家具有显赫背景的公司则运用政治手段与你竞争。如果一场飓风横扫墨西哥湾，摧毁了你及你的竞争对手的钻探平台，那么你们各自的收益又会怎样呢？你公司的利润将暴跌：你花大价钱买到的那些钻探设备现在已经沉入海底，相反，你竞争对手的业务（以廉价设备和代价高昂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受到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则明显轻得多：首先他受损的设备并不是那么贵重，而且他可以利用其政治关系网通过灾难救济基金获得政府的紧急援助，而你公司的股价将大幅缩水，而你的竞争对手仍能稳坐钓鱼台。
假设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华盛顿特区。总统因丑闻被曝光而突然离任，因而你的竞争对手精心培育的关系网也被切断了。随着他的政治靠山失去价值，公司的发展前景黯淡且预期收益的减少将使其面临与投资者卖出股份而引发股价下跌类似的局面。

上述两种假设的灾难性场景中均存在一种关键性因素——意外。市场通常不为各种旧闻或渐变情况所动。所采取的策略的效果已经被富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投资者整合进了股价中，如“西端公司”股价的变动，甚至在政府合同签字之前它的价格就已被大幅抬高了。

我们对各种政治关系市场价值的探寻，本质上就是对政治风暴的调查。我们将四处搜寻各种出人意料的政治剧变，并对这些变动是如何影响那些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的来价值的进行衡量。价格上的差别将告诉我们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尽管政治剧变司空见惯，但某些政治剧变能更有效地促使我们（而非他人）的目标得以实现。例如，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自始至终政治评论家都看好尼克松而非乔治?麦高文。因此，当11月8日金融市场开始营业时，即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的次日，投资者们并未感到惊愕。即使在结果公布之前，每个投资者都一直怀着尼克松将连任的期待在股市买进卖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那次选举情况一直呈胶着状态，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胜负，而期间投资者们更是彻夜难眠（甚至选举后的数星期内仍时有如此），焦急地期待究竟谁将入主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

我们将抛开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对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那些腐败现象极为普遍的国家，对政治关系的价值进行调查将极为有益。在这些国家，具有活力的民主相对稀缺，而且在不公正的选举中这种激烈的竞争确实很少。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围绕个人建立的独裁政权有时甚至比民主制度更易受到政治风暴的冲击。意外死亡、疾病或独裁者被推翻，都会突然切断政治背景深厚的大公司获得政府庇护的道路。因此，我们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的方法，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寻找政治领袖身体健康状况发生的意外变化的“病态探寻”之路。某位政坛大腕的突然死亡就有可能让我们找到苦苦寻找的政治风暴。

“只要苏哈托先生患上感冒，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份就会跟着染上肺炎。”

我们对政治风暴的寻找将我们带回到苏哈托总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根植于196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和民选政府之间展开的权力争斗。硝烟散尽之后，一位风华正茂、鲜为人知的将军——苏哈托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1966年3月，他正式出任官方职务，代行总统权力。一年之后，苏哈托当选总统，在位时间超过30年。

苏哈托的影响遍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领导的政府，分配补贴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促进全局性行业的发展，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此外，政府还掌控着一系列许可权，这些许可权决定了谁能种植柑橘、生产卷烟、砍伐林木、修建收费公路以及进口大米。苏哈托政权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触角，从根本上规定了谁能赚钱以及赚多少。在很多印度尼西亚人的眼中，正是这种巨大的权力，使得苏哈托的儿女及其他与苏哈托家族成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富甲天下。

从这一章开始带着这种思想，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探知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是：总统的儿子可以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更通俗地讲，与苏哈托政权保持密切关系能为你创造何种价值？活跃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们将告诉我们答案。许多人脉广的生意人持有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大量股份，包括托米?苏哈托所有的传媒业巨擘——毕曼特拉集团。但也有许多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没有强有力的关系网的情况下成功开展业务，包括阿布里扎尔?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旗下的棕榈油和房地产企业。巴克利并不是在人脉关系方面有缺失，他更多的是因其企业家头脑而非总统竞选策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让托米入伙对毕曼特拉集团而言有多大意义呢？由于托米的价值想必是来自与其总统父亲的特殊关系，任何有关苏哈托时日不多的信号都会对该公司的股价造成冲击。像毕曼特拉集团这样的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对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这一坏消息的反应就是市值下跌，而且与那些政治关系薄弱的公司（如巴克利旗下各公司市值下跌或上涨）的情况相比，我们就能估算出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

显然，对政治纽带最严重的冲击及冲击最彻底的情况应当是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他的子女或亲信中无人被视为可堪大任的继任者，因此，最终其他任何人接任总统职位都不太可能（或无法）尊重苏哈托培养起来的所有政治关系。但这只是分析工作的假设而已，事实上苏哈托在位时他并未去世。到1995年他70多岁时，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健康问题。在此之前，苏哈托的死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他寿命的种种猜测却铺天盖地而来。有关他可能患有某种疾病的报道开始出现在财经新闻之中。1996年出现的关于他的各种版本的报道后来被证明仅仅是谣言而已，但遍及整个印度尼西亚商界的恐慌却暗示着投资者对将要出现的政权更迭的不安。

1996年7月4日，一份政府公告令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股价暴跌，这份公告就是：苏哈托前往德国进行健康检查。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谁会为了测下脉搏远赴千里呢？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客们被各种谣言淹没了。谣传说苏哈托早先就患有中风，或者可能会赴法兰克福进行紧急心脏手术。与纽约道琼斯指数颇为相似的雅加达综合指数（印度尼西亚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晴雨表）在公告发布当日跌幅达到2.3%。

这个对于印度尼西亚股市而言仅仅属于坏消息的公告，却对毕曼特拉集团及其老板托米?苏哈托构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究竟具什么破坏性呢？在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图2–1我们同时还能看到雅加达综合指数的走势。你能观察出在7月4日公告发布前的数星期里，雅加达综合指数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均有小幅震荡，收益和损失都不是很多。之后，随着7月4日和5日市场上种种流言横飞，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暴跌——毕曼特拉集团失去政治靠山的前景，使得股东们纷纷卖空他们所持有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而使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在短短两天内跌幅超过10%。

随后的一个星期，苏哈托的德国医生为他列出了一份健康状况清单。有关苏哈托将进行紧急心脏手术的报道其实纯属造谣，而且苏哈托的全部体检结果均为良好（事实上他是于2008年的初冬去世的，其时我们正在为本章收尾）。现在随着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靠山更加稳固，至少当前来看确实如此，它发行的股票一夜之间似乎变成了 抢 手 货，投资客们疯狂买进，毕曼特拉的股价又涨了上来。苏哈托的德国之行已经很明确地提醒投资客：苏哈托和他的政权不可能万年不倒，这使得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毕曼特拉集团具有的政治纽带和能够获得的利润的前景。

苏哈托患中风之后

如果你仔细审视图2–1，你会注意到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中的另一种奇特模式。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1996年7月4日政府宣布苏哈托赴德国进行健康检查时的情形。但在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天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较之前大概下跌了500个百分点。投资客们凭借集体智慧似乎在公告宣布前两天就已经预见到了苏哈托将赴德就医，这怎么可能？

大笔资金“命”悬一线。如果你在7月2日就已经知道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将在7月4日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你是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而非两天之后的低价卖出所持有的股票的。显然，苏哈托的医生对苏哈托将要开始的德国之行了然于胸，因此可以想见，他们可能正在抛售他们所持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那些与苏哈托的医疗团队关系密切或属于“圈内人”的幸运投资客同样如此。刚听到有关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关系网可能出现变动的消息，那些人脉最广的投资客想必已经早早地开始交易手中的股票了。

并非每个人都有必要知道苏哈托赴德就医的消息。“圈内人”足以凭借他们掌握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变化。当然，在美国，公司主管及其亲友根据独有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的做法是非法的，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也如此，这种行为都要被处以刑罚。在对安然公司的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提起的多项指控中，就包括他在明知公司股价被人为大幅抬高的情况下还出售股票赢利。通过提前抛售安然公司的股票，此人获利超过1 500万美元，而仅仅几周过后，这些股票就几乎一文不值。这就是内部消息的力量。

1997年12月雷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雅加达“耳语网络”的力量。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踏访了雅加达摩天大楼的无数间办公室，与偶然遇到的那些投资银行家或记者交谈，这些人也愿意愿意花些时间同这位初出茅庐的研究生聊聊。一天早上，他约了《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里克?博苏克（Rick Borsuk）。但会见并未如期进行——在这个简短的访谈中，博苏克的手机几乎从未安静过。交易钟声一响，整个股市的气氛就变得极其狂热，有关苏哈托已患中风且有可能死亡的流言在交易所处处可闻。据称，医疗设备已于前夜被秘密运往总统官邸，很显然，这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交易。交易所的钟声敲响时美国人早已对当时的情况有所耳闻。托米?苏哈托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再次下跌，这次跌幅高达22%，而他姐姐的公司的股票亦下跌了17个百分点。道理显而易见，可以说，股市正与苏哈托的脉搏同步跳动，且如果他的脉搏跳动加剧，股价也就会出现大幅波动。

苏哈托7月4日赴德就医之行，已经引发了许多对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票的出售行为。那些天，苏哈托家族及其亲属掌握的所有公司的股价平均下跌了4.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告发布后，与苏哈托无甚瓜葛的巴克利的公司的股价有所上涨，赢利超过1%。苏哈托患病这一消息，对与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与这一消息对其他公司造成的影响相比，其股价相差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苏哈托来往密切的公司预期到手的利润在一夜间缩水6%，而这全是一次健康检查造成的！投资客们的交易行为很能说明问题：仅仅是对政治纽带的威胁，也会推动市场发生变化（有关中风的谣言，中风尽管严重但远不至于致死）。

1995~1997年间，曾出现过5次有关苏哈托健康问题的谣言，尽管所传疾病并不严重。每一次毕曼特拉集团及其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价都会受挫，而巴克利旗下那些与总统无甚瓜葛的公司却保持了平稳走势，或者略有赢利。市场以其理性的方式反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纽带与公司赢利大有关系。

这些关系究竟有多重要？我们从未经历过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必须直接面对的事——让他们备受压迫的独裁者突然死亡。但我们能够在市场对苏哈托健康状况的反应的基础上，估算出各种纽带关系的总体价值。这表明，投资者们相信，如果苏哈托政权突然垮台，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大概1/4的价值将损失殆尽。25%的公司价值该有多大？2006年，当苹果公司高调宣布旗下iPhone业务正式投入运营时，苹果公司股价上涨8%，而当辉瑞制药公司意外地被迫撤销Trovan（被标榜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时，辉瑞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0%。由此看来，关系的价值远远超过某种特效新药或即将面世的高科技产品，甚至二者之和也难以与比强大的政治关系相比。

苏哈托治下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并不是那些无法按时领到薪水的警察或为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的地方巡警们搞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敲诈勒索所造成的。这里的腐败可是笔“大买卖”。在印度尼西亚，腐败始于最高层并自上而下蔓延开来。在这种环境中，反腐败运动怎么可能会取得成功？市场的运行状况已经告诉我们，在苏哈托政府的政治庇护下，印度尼西亚人脉通达的商界精英赚得盆满钵满。那些最有权势改变这一腐败体系的人恰恰对这一体系钟爱有加。

考虑到这一体系为印度尼西亚消息灵通的人士带来的种种利益，那么，政治和经济改革停摆，彻底的改革尝试只能在苏哈托统治终结时才得以实现，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1997年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且苏哈托仍当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苏哈托的密友和亲信进行某种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国家批准的垄断经营权应予以废止，国有银行将停止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企业注资。但苏哈托强行扼杀了这些改革尝试。印度尼西亚人民也无法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寻求帮助。尽管全国大选定期举行，苏哈托的从业集团党（Golkar party）每次都能如愿获得70%的预期选票。一旦向其示好的议会走过场般批准他的当选，《印度尼西亚宪法》就赋予了苏哈托至高无上的力量。不幸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极权政体，单靠有关腐败程度的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并不是改革的良好动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能阐明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问题还必须通过公众对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

托米?苏哈托装进自己口袋里的4 000万

托米?苏哈托爱车，尤爱跑车，兰博基尼为最。事实上，他爱这些豪车爱到了他自己买下了这家公司的地步。1994年，托米以4 000万美元控股这家意大利跑车制造公司。作为新的控股者，他很快就将公司规划与运营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也许是由于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行业经历和管理经验，很多高层主管在他入主公司后就辞职了，造成公司管理层人员空缺。尽管如此，1998年《华尔街日报》披露，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后托米身处困境，他在兰博基尼公司的股份也能卖个好价钱。如此看来，托米控股博基尼公司是在他老爸的钱的支持下进行的轻率投资，还是一个对跑车颇为精通的精明投资者在一番估量后做的一笔买卖？我们的研究发现，似乎印度尼西亚投资者们认为托米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关系网而非商业头脑。

所有的腐败都一样？

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也让我们不禁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局外人”是否应当做些什么以应对腐败呢？尽管从表面上看，苏哈托政权从国民经济中揩油甚多，但该国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实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6%，这堪称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比较起来，美国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强。）尽管苏哈托家族牟取私利过甚，但在其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贫困率却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公共教育、卫生和家庭规划等项目也均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大量国民财富还是落到了普通印度尼西亚百姓手里。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强调的，一般情况下，腐败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很快，但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却是个特例。也许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外援助方在调整计划安排之前应当慎重考虑，尽管这个腐败政权在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业绩。但一个腐败体系何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呢？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这样几种解释：除与政界来往密切外，有可能这些深受苏哈托袒护的公司，其自身运营状况也不错。回到之前我们举的钻探公司的例子，也许它们是华盛顿说客和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的合伙公司；也有可能苏哈托确信自己总能抢得先机。回想一下，我们曾经估计25%（而非50%或100%）的公司利润源于关系网，而且，无论好坏，苏哈托政权在进行贿赂交易时总是因目标明确而闻名，至少去除了作为大多数违法交易必然具有的不确定性因素。用一位在雅加达商界打拼数十年的外籍主管的话说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价格，每个人也都对价格了如指掌，而且明白付出之后能得到什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这位主管，在今天“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他却哀叹道：“相反，你看到的是混乱。”

与此同时，如若不存在腐败现象，印度尼西亚本应该发展得更快，这从韩国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据说韩国的腐败程度不如印度尼西亚，而这个“亚洲小虎”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印度尼西亚。尽管犯下了大错，但苏哈托确实为这个曾经混乱的国家带来了严明的秩序和社会安定，而且事后再猜测没有他的领导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况就很难了。苏哈托下台后近10年里，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浮出水面，但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达到苏哈托腐败专制下实现的经济发展速度。

但这似乎并不应动摇我们在减少腐败问题上的立场。取得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这般经济发展成就的高度腐败的国家本就少之又少，但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无法证明根除腐败的好处。政策制定者和对外援助者总喜欢以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偏偏是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什么情况下腐败还能创造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经济奇迹？什么情况下腐败会造成经济停滞或倒退，类似非洲撒哈啦沙漠以南的国家的情况？作为腐败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尚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正开始研究同类问题的窃案。一个如苏哈托般强势的独裁者的领导是否有助于腐败行为的组织化？如果官员和政客的官位无忧且可确保“货”能如约送达，那么腐败的破坏性是不是就会减弱？既然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衡量腐败更好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搞清楚在哪些方面腐败将造成严重破坏且最终帮助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抚平创伤。

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意大利的腐败

我们衡量政治纽带价值的尝试始于印度尼西亚，但并未止于此。苏哈托政府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星球上最腐败的独裁者之一，其时正是我们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因此，宽泛且笼统地认为，在官僚机构腐败程度较轻或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然而，我们却可以用研究印度尼西亚腐败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国的腐败问题。

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时都这么做，这些国家必须满足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时具备的全部条件。首先，我们开展研究的国家必须存在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以便观察投资者对政治纽带价值所下的赌注。非洲国家几乎都没有规模足够大的公司支撑股票市场的有序运行，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这一方法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非洲的腐败程度）。而且，即使在马来西亚这样稍微富裕点的国家，股市也是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认真衡量公司的政治纽带关系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某些追踪政商关系发展脉络的方法。在泰国和意大利做到这点很容易，因为在这些国家，政界人士自身也运营着该国最大的公司，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做却不是很靠谱（尽管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泰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政商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名义上的分离，而美国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还需要预料之外的事件——政治风暴，如将改变政治纽带价值的令人惊诧的选举结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突然患病或死亡。

最为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学者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玛拉?法西奥（Mara Faccio），她曾在全球范围内实践衡量政治纽带价值方法。为了获得一个全面的关于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她曾长期观察商界大亨们的政治发迹史（以及许多政界人士的商场经历），追踪家族政治关系世代相承的脉络，并浏览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以发现谁跟谁来往密切。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的紧密的政商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在俄罗斯，整整87%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是由那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司持有的。也许在苏联解体后“蛮荒西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并不会令人震惊。更为惊奇的是，近40%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而且由于法西奥教授认为自己的调查方法遗漏了某些政治关系，因此上述数据显然低估了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

政商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起到某种作用。也许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们运用的正是他们处理政务工作中游刃有余的领导技巧而化身为成功的生意人的。也许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政府、商界、文艺界、体育界——都倾向于在社会生活领域相互借助。因此，我们仍需要寻找可以衡量这些相互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专注于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构和政府任命公告——一种比我们进行的对苏哈托政权的研究更为合理的证明政治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假设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上，而是设想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尼西亚会直接导致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通常情况下总统会得到70%的选票）。

根据法西奥教授掌握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更多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市场价值。尽管在英国政商关系非常普遍，法西奥教授仍发现当这些关系意外增强时，受影响的公司的股价不会出现变动。例如，当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主席约翰?穆尔（John Moore）先生在上议院就职时，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股价并未受到明显影响。然而在法西奥的祖国意大利，与好莱坞的风格颇为相似，内部关系确实很管用。意大利参议院对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的任命将其公司股价提升了3.4%，这转化成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价值。

英国人已经找到了治理政治腐败的方法，而意大利人却还没有什么收获。也许相互打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小报在检举不端行为方面确实很有效果，也许是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发挥了作用，或者是英国人绅士作风影响下形成的个人道德所致。既然经济学家已经推断出世界范围内政治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尽量解释清楚其中存在的差别，这是我们在第四章中要完成的任务。

《经济黑帮》第七章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

位于越南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通常不会成为您旅行的目的地。那儿没有快餐店，也没有特色纪念品店。相反，在博物馆的众多展厅里陈列着大量越南军队及其在近代战争中遭遇的敌军使用过的 枪 支、手 榴 弹、炮 弹和其他 武 器装备。唯一的雕塑是一架被击落的美军战斗机金属支架。这座博物馆记录着越南骄人的军事战争史：世界上某些最为强大的军队，包括美国军队、日本军队及法国军队，都曾于20世纪在越南挑起战事并输掉战争，这说明越南人热切希望与外国人分享他们的战争史。

特德在2005年参观该博物馆时，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展览是收集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争（越南人将其称为“美国战争”）中美军曾使用过的一堆炸弹弹壳。参观者可以看到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炸弹，从与小孩玩具有几分相似的表面光滑的红色火箭弹到大块头不规则的黑色碉堡 炸 弹。博物馆将此处展览布置在一个安静的布满鲜花的院子里，展出环境与展品的骇人外观形成鲜明对比。在年长的越南参观者的表情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被扭曲的展品，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些战争武器释放出的震耳欲聋的爆炸、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将一切夷为平地的恐慌。

许多战争年代的越南人没能活到现在，也就无法看到现在河内用当年的炸弹办的现代艺术品展。现在已很难统计到准确的战争伤亡人数——战争引发的混乱使精确的伤亡人数的统计变得很不现实，但越南政府估算，超过500万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这一数字恰恰与科罗拉多州的人口总数相仿。大部分死难者为平民。

美国在对越南农村的轰炸中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博物馆才能收集到这么多可供展出的弹壳）。在历史上轰炸最为密集的时期，美国轰炸机对越南人民投下了人均超过200磅的烈性炸药，这一重量超过了越南人的平均体重。即便一小撮儿此类弹 药 也能把你从正坐着阅读本书的椅子上炸飞。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克劳德菲特（Michael Clodfelter）估算，美军在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投下的760万吨 炸 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投放的爆 炸 物吨数高出3倍，更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投放的 炸 弹 吨数高出15倍。据克劳德菲特估算，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军进行的大规模轰炸摧毁了越南北部65%的石油储量、59%的电力设施以及超过半数的大桥。美国曾对某些桥梁进行了反复轰炸。每次越南人对桥梁进行重建后，美军都会对该地点展开二次轰炸，这使得要将上述地区变成未来商业和投资的“宝地”还必须付出巨大努力。轰炸还使数百万平民沦落为难民，如果勤劳的劳动人民不再回到此地，这有可能造成此类地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还不包括未爆炸的各种武器弹药及遗留下来的 地 雷，显然，这是一些仍存在着的不受欢迎的“礼物”。

任何现代战争都会在战后留下难以估算的损失，包括有形资产的破坏（像公路和厂房）以及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源”的损失（技术工人的死亡或重伤）。如此一来，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的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总会受到打击。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其战争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这个国家就是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越南就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轰炸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肯定有可能迫使越南陷入我们在乍得及非洲其他地区已经发现的“大坑”——贫困陷阱中。然而，越南复苏了。原因何在？

当重建开始时，这些相同的恐怖情况也能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创造大量机会。从理论上讲，有辨别和投资此类机会的能力，有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做生意这般勇气的企业家，这个国家就有能力走向战后的经济繁荣。投资商自顾赚钱，他们的重建工程促进就业，而且国家也恢复到战前应当达到的水平。例如，重建一条连接富饶农业区和大城市的公路，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并且为城市工人和白领提供廉价食物——其价值不言而喻。在一个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已遭破坏的经济体中，需要的此类高回报投资的项目还很多。

这种快速重建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复兴的模式，美国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于1945年8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 原 子 弹。这两颗 原 子 弹的攻击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广岛，大爆炸将半径1英里（1.6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使柏油路液化，瞬间令7万名平民死于非命。到1945年底，10万人因辐射或受伤而死去。后来，更多的人因暴露在强辐射下而极其痛苦地死去，成千上万名被灼伤和击伤的受害者无家可归。

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唐?戴维斯（Don Davis）和戴维?温斯坦（David Weinstein）研究发现，上述两座城市以及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美军轰炸而遭破坏的日本城市，自战争以来在经济生存能力的最基本维度——人口方面——表现异常突出。戴维斯和温斯坦将这些遭 炸 弹 袭击的城市与那些战火未曾殃及的城市进行对比，像古都东京（美军战机有意避开这座城市，因为担心首都一旦遭破坏将激起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以及不在美国轰炸机作战半径内的日本北方城市。令人惊讶的是，战后仅经过25年的时间，遭轰炸的城市人口就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人口水平和增长趋势。

广岛和长崎历经25年从战争的废墟中得以重建，而且如今这两座城市均人口众多、欣欣向荣。东京同样如此。尽管火焰燃烧弹将其最富民族风情的东西从地球上永远抹去了，如大多数东京传统木结构建筑在战争中毁于一旦，而如今，它们已被林立的现代公寓大厦取代，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地段。

至少在理论上，正如日本的情况，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战后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经济理论遭遇战后社会现实时，情况并不是与我们所预计的情况相符。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想化描述中——只要进行恰当的投资，人力和机器就能合而为一从而使国家恢复往日的辉煌，我们忽略了在决定国家重建速度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许多经济机制。腐败和经济黑帮制造的持续的政治动荡有可能阻碍战后投资，如许多非洲国家冲突中出现的情况。

政治本身也可能被武装冲突改变。当举国上下一致对敌时，战争往往能够激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进步。政治上受压迫者——妇女、少数族裔、无地工人获得解放一直是许多战争的积极“副产品”，美国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获得投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黑人的民权运动，而越南战争年代的混乱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生力量并推动了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这些政治变化能间接为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产品”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如之前遭边缘化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投资，而此类投资有益于社会整体。

战争本身也能刺激并推动战后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美国和德国争相设计出速度更快的轰炸机、研究出更为精确的投弹方式，双方在战场上的对抗导致了以技术作支撑的军备竞赛。随之出现的技术创新推动了速度更快的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制，并为现代计算机技术奠定了基础，在其刺激下，战后经济增速再创新高，波音公司如今日入亿万美元便是这些早期技术革新引发后期经济效应的一个例证。

投资、政治、技术，战后重建的长期结果是这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为了解释清楚这种因果关系，我们需要数据，而这恰恰是遭战争摧残的经济体通常无法拿出的东西。然而，尽管美军无法彻底消灭越南共产党，他们至少对自己所进行的尝试作了相当详细的记录，这为我们提供了揭开越南从对美战争中迅速恢复之谜所需的信息。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应当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如何帮助其他遭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暴力结束后迅速恢复生机和活力。

战争之王

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任务日志中记录了每次轰炸任务的细节，这些信息被即刻传达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结果，位于国家档案馆的防务安全协作机构将1965年到1975年由美国及其盟国的飞机和直升机投放的所有爆炸物上的信息收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份有关美军对越南轰炸的完整数据。为何我们有这场战争令人震惊的数据，而其他大部分冲突在数据方面却都是“黑洞”？也许这就是当你安排一位经济学家负责一场战争的整个运转过程时会出现的情况。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受训的经济学家和后来的世界银行行长，制定了这一详细的数据系统以便详细记录其麾下军队的绩效表现。

战后，美国将相关数据转交给了越南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该国政府清理战争遗留下来的 地 雷——美军曾埋设了数百万颗地雷，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数据库标有几乎每颗 地 雷的具体位置。确实，该名单包括战争中投放的所有爆炸物的位置和类型——普通航空炸 弹、集束炸 弹、化学武器、火箭弹、导 弹、射 弹、军 火、地 雷及照明弹，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藏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军 火 设备。

在10年战争期间，在越南全国范围内每平方英里投放的炸 弹、导 弹和火 箭弹平均为83.7枚。这相当于炸毁整个曼哈顿岛所需的弹药量——仅22.7平方英里，有近2 000枚炸 弹，每枚炸 弹携带上百磅炸 药。设想一下，纽约中央公园被无数20英尺的弹坑“装扮”得像坑洼不平的月球表面，到处都是金属炸弹碎片，你就能想象得到战后越南的大致情形。
但这种大致情况也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某些区域遭受的打击力度强于其他地区。约70%的爆炸物被投放到全国584个政府行政区中10%的区域。最猛烈的轰炸出现在广治省，该省位于北纬17度的国家中部，以北纬17度为界，当时的越南南北分裂。广治省的一些地区遭到了强度超过每平方英里1 200枚炸弹的连续打击（相当于在曼哈顿投下了超过27 000枚炸弹），数以万吨计的炸药被投放到这些地区。轰炸行动过后，与日本广岛市相比，越南广治省残存的建筑物更少，而到战争快要结束时，3 500座村庄中仅有11座未遭高能炸弹袭击。由于分界线附近炮火纷飞，广治省从北到南的广阔区域遭到了严重破坏。

越南北部沿海城市以及河内某些地区也遭遇猛烈空袭，南部西贡市附近与柬埔寨接壤处同样如此。后一区域是越南北部的人和越共游击队员从穿越老挝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重返越南南部发起攻击的路径。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越南北部主要城市人口聚集地免遭轰炸，而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及其将领则将攻击目标进一步扩大，包括越南在1972年“圣诞节轰炸”中遭袭击的平民居住区。

正如所体会到的那般恐惧，找出遭到沉重打击的特定区域，对于弄清楚不同轰炸强度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使得我们能将遭密集轰炸地区与遭到相对较轻袭击地区的战后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如果每个地区都遭遇像广治省那样的破坏就无法进行比较了。

轰炸如何影响了越南经济？1975年对美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越南政府并未收集任何系统的经济数据，因此很难确切地指出广治省和越南其他地区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但规范的人口普查和家庭数据统计工作（测量家庭收入和支出等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因此与同事杰勒德?罗兰（Gerard Roland）一道，我们能够勾画出经历了20多年的战后重建，越南取得了何种经济成就。

被炮火夷平的地区得以重建。战争的破坏程度几乎与1999年生活在贫困中的越南人毫无干系。因此，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广岛和长崎，在战争中遭轰炸摧毁的越南城市在战后仅用25年的时间就赶上了他们的邻居。这一经济赶超现象既是遭猛烈轰炸的地区人口密度恢复的原因，也可视为其影响的结果。重返家园的难民在重建中发挥了作用，而且随着经济复苏，甚至更多的人被当地的经济扩张所吸引而来到这里。然而，除通过个人自愿选择移居外，一些规模较大的战后人口流动也是由越南获胜的共产党政府利用激励机制或胁迫手段精心策划的。

总体上，越南实现了战后经济繁荣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状况进展的指标展示了其获得的巨大收益。战前（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的学校相对较少，而且除该国少数几个城市之外，家中有电力供应的家庭也并不多见。但到1999年，71%的家庭已经用上电，88%的成年人接受了文化教育。上述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年代对国家的破坏程度无关。战后，正如基本经济增长理论预测到的一样，越南人加大在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源两方面的投资力度。如今曾承受美国袭击之苦的地区的经济条件几乎与其他地区毫无差别，这向向简直是不可思议。

北纬17度

“从天而降”的美军炸弹与第五章中描述的非洲降雨的意义不一样。美军依据设计方案对这些炸弹进行投掷，而方案又由专家级的军事策划人（如麦克纳马拉）按照显然是非随机的战略思路进行规划的。例如，为何美国人划出特定地区进行极猛烈轰炸？历史学家蒂尔福德伯爵（Earl Tilford）认为，美国将军们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轰炸突袭来设置他们的空袭行动方案，目标旨在摧毁敌人的工业目标（如日本的工业城市广岛和长崎），从而“破坏越南北部的各项产业并毁灭其运输系统，从而防止越南北部支持南部发生叛乱”。

长崎已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因为它拥有一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的天然海港，而这里曾是商业中心，后来又发展成制造业中心，这使它成为美军战机的轰炸目标。如果未遭到美军轰炸，实际上长崎如今可能比日本其他城市更为繁荣。与之相似，假设美国将军们在越南选定的战略轰炸目标同样是有可能将越南经济带入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也许如果没有对美战争，它们也本应比周边城市更为富裕，而且仅仅是由于它们遭受了美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如今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比越南其他地方好多少。

然而从美军轰炸的某些方面来看，这种空袭几乎是随机的，或者说至少与未来的工业发展潜力没有联系。特别是广治省的工业发展根本没有遭受损失，因为它根本没有工业。这一地区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幸，仅仅是因为它恰恰坐落在北纬17度，这一坐标成了分割越南南北两部分的人为分界线。除了“冷战”时期秘密谈判促成的1954年的越南分裂，这一界限的设置并没有特别的逻辑。美国希望将这一分界线进一步向北推进，以扩张其资本主义同盟——越南南部——的地盘，而苏联则竭力将分界线向南推进，以扩大对共产主义社会同盟——越南北部的控制范围。在其为强化北纬17度分界线而付出的努力中，美军对越南的空中打击集中在一些看似“倒霉”的区域，例如广治省，它们偏偏离这条分界线非常近。

因此，北纬17度附近的地区招致了更多的轰炸，但这与遭轰炸地区的工业发展潜力无关。如果我们认为更多的轰炸阻碍了未来经济发展，那么如今越南“冷战”分界线附近的地区应当比该国其他地区更贫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越南其他地区一样，邻近战时分界线的地区正迅速发展，尽管这些地区面临着双重困境——曾遭战争重创，且远离该国的河内与胡志明市这两大城市市场。

对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很快就消失了，这一事实当然也算是“好消息”，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像广治这样的地方如何能在遭遇如此广泛的破坏之后还能恢复原貌。政府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将重建被摧毁的基础设施作为头等大事。根据越南政府统计的数据，1976~1985年，遭轰炸较为严重的省份获得的公共投资数额是其他省份的两倍。随着1980年越南与柬埔寨等国的武装冲突结束，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因为和平使得国家能够最终将资源从军事领域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中去。除了在公共基金投资方面，越南领导人还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越南的人口状况也使遭受沉重打击的地区更容易从战争的创伤中迅速恢复。他们运用颇为巧妙的方式确保密集轰炸中伤亡人数最少，这就是在长达数千英里的装备完善的地下通道中藏匿较长时间，而这些地下通道在战争期间就已建成。离开交战区的大多数人后来返回家乡参与了战后重建。

普及教育是越南北部政权的核心目标，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尽管当时国家仍受困于战争引发的乱局，他们还是成功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和扫盲运动。由于学校建筑易遭受轰炸，老师和学生们常常分散为各个小组以躲避空袭。越南的学生们无法像其他地方的孩子那样课间休息时在校园里玩球，也没有时间传播小伙伴间的“绯闻”，相反，他们将业余时间用在修建掩体上。当美军轰炸机在头顶耀武扬威时，他们总是不得不准备好头盔以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在某些地方人们每周或每天都要这么做。一接到警报（也许正在上课），学生们就必须抓起头盔跑向教室外的防轰炸避难所。

越南经济的迅速恢复也永远无法抹掉遭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的人们对战争期间和战后遭遇与创伤的记忆。对人的生命而言，还有比国内生产总值更重要的东西。在战争中遭猛烈轰炸的省内残疾人比例更高，这些伤残也许由轰炸、落叶化学物质橙剂的大面积应用以及后来的地雷的伤害所致。上百万人死于非命，还有无数人为失去孩子、朋友、亲戚、邻居和爱人而悲痛欲绝。但至少在经济方面，国家重建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越南本可能是……

我们评估战争对经济的影响的方法，使我们明白越南各地区间的差异，但它无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轰炸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尽管遭到猛烈轰炸的地区战后逐渐恢复发展，但仍有可能存在触及全国各地的负面影响。而且，无论恢复的速度多么快，除冲突带来的所有切身痛苦和遭遇外，确切地说，战争是一次短期经济灾难，因为如此多的时间和能量被投入到战争中而不是抽投入到创造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中。越南东南部的亚洲近邻，如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的“猛虎经济”，并未受到对美战争的影响。如今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为4 970美元，而泰国人均收入为2 720美元，但越南仅为620美元。

然而，战争除了引发的所有悲惨遭遇外，它也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一线希望。冲突使越南人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意识是在共同的战斗和同胞的牺牲中锻炼出来的。从长远来看，这种怀有共同目标的民族认同感有助于促进和平、达成共识以及实现政治稳定，甚至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但不要关心那些或积极或消极的本可以发生或不发生的事情。越南已经享受到了战后重建带来的经济繁荣，而且经济复苏的益处已经延伸到大部分遭战争蹂躏的地区。因为自1993年开始实行自由市场改革以来，越南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6%，这一速度几乎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快。因此战争对长期经济增长前景造成的任何损害都不可能过于严重。如今，越南人均收入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两倍，而且这一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尽管历史上遭遇过最为密集的轰炸，越南并未因此陷入贫困陷阱。即使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也有可能从战争中恢复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经济黑帮没有对此横加阻拦。

比炸弹更响

即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轰炸，日本和越南在战后重建中拥有一项重要的优势：它们都经历了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自伯利克里时代以来，政客们已经明白，没有什么能像对付共同的敌人一样可以振作士气。抗击外侮激发了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实现了人民的团结，而这将给社会和政府机构带来更为积极的影响。

国内战争的影响可能与之相反，内战只能破坏团结并加深社会分裂的程度。而且，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斗争发生在内战的背景下，而非抵御外敌的战斗中。在卢旺达，邻居杀害邻居，而在塞拉利昂，童子军被迫袭击自己的家乡，有时还要屠杀自己的父母。战争结束时，这些因内战而分裂的社会注定要重新走向融合。仇恨逐渐蔓延开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战后政治生活是围绕着消除宿怨而非建设共享社会而展开的。

内战造成的创伤需要数十年或者上百年才能愈合，富裕国家亦是如此——只消问一下来自美国南部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对谢尔曼将军及他为摧毁南方战斗意志而采取的“焦土政策”作何感想就知道了。看一眼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果的地区分布图就知道，美国内战远未成为历史——曾经属于南北战争时“南部联邦”的各州披上了统一的象征共和党的红色，从而“保送”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尽管党派标签可能有所改变，但在过去140多年里，跨越美国各地区的某些基本的政治和文化分歧仍根深蒂固。

此外，我们有能力对越南经济恢复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将越南塑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典型——根据“成功”一词的定义基本如此。收集研究像越南和日本这样的国家遭轰炸的可靠的家庭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简直是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几乎无法实现的奢侈想法。拥有这方面完备统计数据的国家几乎从来没有遭受过战火蹂躏。这也可能导致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偏见”：战后经济和机构瘫痪的国家（如乍得、阿富汗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缺乏合理数据，因此我们并没有着手研究战争持续存在的负面影响，尽管我们能够更为细致地研究成功案例。日本和越南的战后恢复表明：国家从战争中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这两个国家的战后恢复更多地属于例外而非规律。

非洲的失败和成功

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了解到的，非洲是世界上最易发生冲突的大洲，而且大多数国家，乍得、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等，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受困于冲突和经济衰退。不幸的是，非洲的暴力传统植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内战争，它极有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长期停滞。

但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传出的消息并非全是坏消息。尽管内战仍会对社会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还是有许多国家已经逐渐走上经济复兴之路。也许正如非洲国家遭遇的重重失败一样，在这片历经灾难的土地上也出现了许多实现战后复兴的成功案例。内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均实现了越南式的经济繁荣。2002年内战结束后，塞拉利昂和安哥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大量钻石和石油财富中的一部分被用来救济穷困百姓。即便在卢旺达，经历了1994年种族灭绝惨案及之前武装暴力冲突频发的影响后，在过去6年里已经实现了5%的经济增长，这使人们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是什么令这些国家和它们最近的历史发展不同于仍深陷无休止的暴力循环之中不能自拔的乍得？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各种选项中进行取舍——存在许多“候选”解释，但仍缺乏切实的证据来帮助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迄今为止，在研究战争如何爆发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超过研究和平何以维持方面取得的成就。尽管如此，近来一些国家的经历表明，仍存在某些对于战后维持和平秩序至关重要的显而易见的原则。

首先，收缴 枪 支。如果拥有武器和部队的在逃叛军领袖隐藏在丛林中，战斗的终止更有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欺骗而非暴力活动的彻底终结。解除武装是确保和平的关键。

塞拉利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2年内战结束时，美国和英国军队迅速进入该国并毫不留情地解除了革命联合阵线这支反叛力量的武装。后来某些革命联合阵线的领导人遭监禁并在特别法庭中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自2003年叛军最高领导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死去后（似乎因自然原因死亡），和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正如暴力滋生更为严重的暴力，和平也缔造和平。过去的每一年里，塞拉利昂变得越来越稳定，因为战争结束时束之高阁的各类 枪 支 已经开始生锈，而且当年的战士逐渐长大、恋爱、结婚、工作，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最终，他们曾经历的战斗岁月似乎变成了模糊而遥远的噩梦。

除收缴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培育和平与社会安宁的机制。一个维持和平、执行法律并将反叛运动消灭于萌芽之中的强势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维持稳定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了解到的，并非所有政权都是“善意的”，许多政权是腐败的、具有攻击性的，但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在一个并不完美却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比遭受对内战的恐惧强得多，这些民众承受着暴力、混乱和灾难折磨的重重痛苦。


塞拉利昂再次证明这些原则仍然有效。在20世纪70~80年代，该国由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掌权，当此君于1985年卸任时留下了严重的腐败、猖獗的钻石 走 私 以及经济下滑等一系列问题。如同填满非洲“后独立时代”万神殿的经济黑帮（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博托、乍得的伊德里斯?德比）一样，史蒂文斯着手降低国家管理机构的等级，他将此视为对其绝对统治和窃取国家财富的能力的一种威胁。如果史蒂文斯基本完整地保留塞拉利昂的政府组织，战争本可以终止。在20世纪90年代内战达到顶峰时，该国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为现代非洲民族国家的失败提供了例证。

战后联合国认识到了塞拉利昂存在的种种失败，进而推动加强该国政府的职能，实现政府管理的升级。在占领军的帮助下，2001年流亡海外的塞拉利昂当选总统回到国内，开始国家重建，以确保像以史蒂文斯为首的这样的经济黑帮不会再次掌权。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民主选举，成立新议会，而且众议院议员地方理事会得以恢复（在史蒂文斯统治时期曾遭废除），这使得民众在地方事务中有了发言权，增强了政府为地方开展公共服务的能力。重整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队，为这皮地人涨薪4倍。在2007年总统大选前，各党派开展了激烈的内部初选，甚至进行了副总统辩论，这在塞拉利昂历史上尚属首次。在政治权力的诱惑和积极的驱使下，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反对党赢得了全面胜利，执政党则和平退位。

该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与其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年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左右，尽管该国是从战后跌至谷底的生活水平起步的。虽然面临再次爆发叛乱的威胁，但外国投资还是大量涌入，特别是在采矿业。但并不仅仅是外资驱动了其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也为失业在家的年轻人创造了大量公共建设方面的工作机会：重新粉刷建筑物和道路上的指示线，看管公共停车场。也许借鉴了博茨瓦纳“干旱救济项目”的成功之处（第六章中对其进行了介绍），尽管战争造成的创伤仍清晰可见，如今的塞拉利昂却已经开始走上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复兴之路。

塞拉利昂已经从非洲典型的 “失败国家”迅速走向了成功，但进步之路仍然步履维艰。战争留下的伤痕仍未痊愈，该国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且远离灾难后可能只遭遇一季干旱，社会就会再次陷入混乱状态。但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国际社会援助者为维持塞拉利昂国内和平并支持政府改革而与其建立的伙伴关系有望继续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即便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贫困且暴力程度最高的国家，也能凭借一点运气和一些进步的改革在短短几年内实现转变。塞拉利昂的经济扩张并未使其与日本或越南形成竞争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未出现竞争迹象，但此刻，对饱经战乱折磨的塞拉利昂国民而言，免遭战争和饥饿的生活也许已经足够了。

重建巴格达

随着2003年3月20日“战斧式巡航导弹”的爆炸声响彻巴格达寂静的清晨，伊拉克对美战争全面打响。在随后几周的时间里，在成千上万吨炸药的猛烈轰炸下，常规战争很快就宣告结束。由于伊拉克大部分基础设施已遭破坏，美国各机构计划开展大规模的战后重建。美军强行驻扎伊拉克，承诺帮助重建并对付仍然存在的零星抵抗。专家们认为，日本为伊拉克如何实现战后经济复苏提供了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我们所知，在经济繁荣的带动下，日本很快就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很多人由此认为，假以时日伊拉克也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显然这并未在伊拉克成为现实。哪里出错了？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日本与伊拉克的类比就站不住脚了。尽管战争给伊拉克造成的物质损失较日本更轻——与广岛相比，美军对巴格达的轰炸只相当于戳破了手指头，但战争带来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创伤较日本的情况严重得多。在与之前发生的冲突进行对比时，伊拉克的遭遇实际上与非洲国家的内战（如乍得内战）更为相似，而不像社会和谐的日本遭遇的物质损失。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不同，伊拉克的现代史是一部充斥着种族和宗教团体间暴力冲突的历史——北方的库尔德人、中部的伊斯兰逊尼派、南部各省的什叶派，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规模更小的组织。与越南和日本相比，伊拉克人缺乏能够实现战后民族团结的国家认同感。要弥合种族和宗教鸿沟，就必须进行社会关系、文化和政府机构方面的改革，而且实现上述改革比修补遭炸毁的道路更为困难。

因此，在战后的伊拉克实现和平，意味着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也许情况并不会比塞拉利昂2002年内战结束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更糟。但毕竟伊拉克不是塞拉利昂。

在伊拉克重建中存在着与塞拉利昂不同的重要之处。一方面，伊拉克发生的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在日本经历两次极为恐怖的核攻击后，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并号召民众与美国占领军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士兵恭敬顺从地交出武器，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尽管塞拉利昂叛军也被迫将武器交给英国盟军）。随后，美国将裕仁天皇——此前是遭盟军鄙视的敌国首脑——以及大部分战时将军吸纳进占领体制中。通过新宪法对原有日本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而不是将其彻底铲除。事实证明，较之简单地从根基处摧毁整个政府体系，上述做法更为有效，因为从零开始重建国家政治机器异常艰难。

除少数罪大恶极的战争犯外，战胜国在德国和意大利实施的战后政策，与在日本实施的各项政策并无根本性差别。在上述三国战后重建的过程中，美国占领军基本上保留了之前用于维系可怕的轴心国战争机器的现有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并使其开展和平建设方面的工作，如制造汽车而不是生产坦克和大炮。大规模政治清洗并非向和平转变的一部分。明确的和解也被列入战后塞拉利昂的政治议程中。作为和平解决的组成部分，革命联合阵线成为一个登记在册的合法政党，尽管在战后民主选举中他们并未赢得过议会席位。对平民百姓严刑拷打的残酷手段在选举中并不管用。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两大关键性治理机构是他掌管的军队和由他控制的复兴党，该党共有150万名党员。与苏联的情况相同，成为复兴党党员一直是在社会生活的若干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先决条件，包括大学教授，甚至是医院的医生，但2003年5月之后，复兴党党员被明令禁止把持公共建设方面的就业岗位。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伊拉克军队很快就被解散，而且许多政府要员被捕入狱。该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加入复兴党，只为求得更高的薪水）被剥夺了参与国家重建的资格。

然而，更为危险的是伊拉克军队的解散。这使得成千上万名全副武装的人无事可做，而且没有任何生计来源，他们唯一拥有的职业资格便是训练狙击手和制造爆炸。对于美军和平民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伊拉克最新出现的经济黑帮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职业”。

美国为腐败和暴力的滋生创造了空间，而且原有的种族和宗教对抗重新出现，这彻底葬送了经济加速恢复的任何希望。在缺少强势政府机构以实现国家团结的情况下，似乎伊拉克也要像乍得那样分崩离析。即便美国现在准备吸取某些前车之鉴，要轻易将四分五裂的伊拉克恢复原样是不是为时已经晚？

钻石是游击队的最佳伙伴

2002年，大多数安哥拉人过着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国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钻石资源。经历数十年国内战争后，他们比解放后的27年里更加贫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叛乱武装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在与政府军战斗中遇害，这使叛军陷入混乱之中。随着市民纷纷涌入首都罗安达（Luanda）街头庆祝，叛军的失败预示着新的繁荣与和平即将降临这个国家。

然而，对于那些借战争造成的混乱来掠夺安哥拉宝石的生意人而言，事实并非如此。当萨文比之死在新闻界引起轰动时，投资客们纷纷抛售他们在安哥拉有大量业务的矿业公司的股份。用与我们研究苏哈托健康问题引发的恐慌所使用的方法相似的研究方法（见第二章），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马西莫?奎多利尼（Massimo Guidolin）和博科尼大学的伊莲娜?费拉拉（Elianna La Ferrara）发现在大约数天的时间里，上述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12%。为什么和平对钻石生意产生的影响显得如此糟糕？而且这一发现能否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战争，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战争，像安哥拉、乍得、塞拉利昂或苏丹，一直持续不断？

奎多利尼与费拉拉认为，矿业公司遭到了投资商撤股的沉重打击，因为他们从安哥拉钻矿中赚取的财富依赖于内战造成的国内乱局。萨文比死后，尽管有安哥拉资金投入的矿业公司股价大跌，那些没有本国投资的矿业公司的股票却升值了。换句话说，由于摧毁了阻止竞争机制进入市场的障碍，冲突的终结打击了占主导地位的钻石公司。大多数人，包括雷执教的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班中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商业成功的关键是廉价而高效地生产人们想要购买的某些东西。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战争的终结应当使安哥拉矿业公司及其股东更加富有，因为钻石的开采成本已大幅下降。但和平对安哥拉钻石开采的影响表明，比生产优质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比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

对于要运营矿业公司的钻石开采者而言，战时的安哥拉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地方，因为道路被炸毁，绑架时有发生，而且还要冒着有可能误入冲突区的危险。运营一家采矿企业意味着要进行某些违法操作。据称各大公司均雇用了像万能公司（Executive Outcomes）这样的公司——一支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退役的特种兵中招募人员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公司运营免遭叛军袭击。安哥拉和平监测组织2001年的报告显示，守卫一处矿井的成本就高达每月50万美金，而且为了使矿井不受政府干预，行贿成为常态。

并不是每一位总裁或股东都愿意招募一支私人部队，或者与现实生活中的“丹尼?阿彻”（Danny Archer）合作，他是一位由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在有关塞拉利昂的电影《血钻》（Blood Diamond）中扮演的雇佣兵。但有些人就知道如何将战争引发的灾难转变为他们的优势。多年来，像马诺河资源有限公司（Mano River Resource）、钻石工厂（Diamond Works）和雷克斯金刚石公司（Rex Diamond）等矿业公司在非洲战乱不断的地区开展采矿业务，而高昂的成本和各种困难迫使其他公司另谋他处。这就是说，战争扮演了“进入壁垒”的角色，将其他公司挡在市场之外，而使已进入该市场领域的公司获得高额利润。2002年后，安哥拉的和平为许多希望获得营利性采矿许可证的新的矿业公司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奎多利尼和费拉拉发现，大多数战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保住了它们的采矿特许权，某些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时拓展了自身在安哥拉的业务。然而，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帮助政府从发现市场力量的角度重新审查其签发的开采合同。随着和平的到来，据称6家钻石公司参与了矿业开采合同的角逐，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钻石商戴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该公司曾在安哥拉发生战争期间撤离了安哥拉。

和平时期的安哥拉政府在谈判中也重新找回了耐心。此前，政府一直面临财政压力，而且在疯狂地获取硬通货以购买武器的过程中，政府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合同条款。和平意味着钻石公司无法再轻易达成与此前一样的“甜蜜交易”。支付给政府的矿业特许经营税从2002年的375万美元暴涨至一年后的11 000万美元，尽管所开采的钻石仅有小幅升值。总体而言，自战争结束以来，安哥拉经济已实现腾飞，2003~2005年间，人均收入增幅超过了20%，这再次证明，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迅速在战后实现复苏。如果说老牌钻石公司深受战争结束后和平到来之“害”，那么对国家其他部门而言，和平则实为幸事。

在近年来非洲大部分国家出现的石油开采热潮中，我们也许能够发现经济繁荣与商业利润间的另一种分离。某些西方石油公司，无论其为伦理道德所禁止，还是遭到法律的制约，都回避与最令人厌恶的非洲独裁者共事

底线时分
刘瑜

　　GQ专栏，与纸媒版略不同。n个月前写的，现在看来也不过时，送给刘苏里老师，祝他早日康复。


　　除了早年的一次警民冲突事故，曼德拉从来没有挨过打。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

　　有一次几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刚进卢本岛监狱时。狱警要求这些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对一个狱友说：这可不行，一旦开了这个言听计从的先例，以后就任人宰割了。于是他和这个狱友走到队伍的前面，不但没有开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脚步。狱警勃然大怒：“听着，我们可以杀了你，你的家人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曼德拉答道：“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边说边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里。狱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进去。

　　另一次情况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关押在卢本岛的第12年。那天他和监狱长Prins为其妻Winnie来访的事发生争执。争执中，Prins对Winnie出言不逊，把曼德拉给惹火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向他走去。Prins向后退去，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没有用拳头而只用言辞教训了他，我是个反感说脏话的人，但是那天我违背了自己的准则 。”注意，在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个几乎动手打人的人，而监狱长则在惊恐中“向后退去”。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种族主义者是坏人，因为他们把一个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给关进了监狱；第二，他们又坏得不成气候，因为他们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当坏人在使坏但又坏得不成气候时，好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曼德拉就是在种族主义者的道德之下、底线之上的这块空地上s施展身手，领导南非人民“站起来了”。

　　我为什么会对曼德拉有没有被打这个细节特别留心呢？这是因为最近“打人”是近来一些热点事件的关键词。比如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个叫倪玉兰的律师因为抵制强制拆迁被打成终身残疾，还有湖北某干部夫人因为顽固上访而被警察打成重伤，再联想到几年前魏文华因摄像野蛮城管被当场打死，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打死，以及近年无数离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所有蔑视自由的制度都盛产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产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底线对不同的人来说，高低当然不同。比如拿吃东西这事来说，Vegan主义者，出于动物保护理念，不但不吃肉，连鸡蛋牛奶都不吃；素食主义者次之，底线是不吃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肉还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该肉来自于可爱的小猫小狗时，就会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点狗肉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有人敲开活猴子的脑袋吸脑髓或者把狗熊终身囚禁每天插管子取胆汁，多半也会感慨两句“没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同样，政治操守的底线对于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线比较高，可以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窑民工或无处伸冤的访民——奔走呐喊，可谓“主动行善”；有些虽无心做个维权活动家，但至少洁身自爱独善其身，可以说“不行善亦不作恶”；有些人则属于“被动作恶”，在体制内随波逐流，能升官升官，能发财发财，能混注水文凭混注水文凭，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但即使是这种人，要让他去打残一位女士打死一个路人，多半也会摇头……那么，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很好奇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对于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比如，那些打残倪玉兰甚至不允许她使用拐杖的人看着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比如，一个法官给“发帖犯”范燕琼判刑甚至不允许瘫痪的她取保候审时，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呢？每次我试图想象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时，眼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些人小时候也爱吃冰淇淋吗？他们每个脚的脚趾头会不会是8个呢？以及，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脑袋里掏出一个插头来充电呢？

　　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运多了。不但狱警不敢动他，很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Rumpff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De Wet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Bosch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再伸手一看，这上面都沾满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这种“老子不干了”的底线时分，很多人都遭遇过。电影《他人的生活》里，韦斯勒当了20多年特务，在被其窃听对象真挚的爱情打动之后，遭遇了这个时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托马斯被当局要求自我批判时，也遭遇了这个时刻。一直又红又专的林昭在反右中也撞上了这个瞬间。还有一位老人，某年某月某日在听说他必须支持某种重型交通工具进首都时，也站起来走了人。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个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有位小说写手曾悲悯地写道，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令人鄙夷。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也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一窝蜂心理：不确定的收益对清洁技术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提出了质疑

据彭博（Bloomberg）和《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报道，利用税收抵免（tax credit）、低利率以及津贴等方式，奥巴马政府计划，到明年年底，将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以及其它“清洁技术”（cleantech）领域的企业投资500多亿美元。数额如此庞大、前所未有的政府支出，还将促进私有资本持续流入这一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很多联邦政府计划——包括款项返还、津贴和贷款担保——需要私有资金的配套。投资者兴趣的最新表现，就是谷歌公司（Google）上周宣布，要在将大西洋中部沿海风力发电厂的电力传输到其他地区的项目上投入2亿美元。该项目的总投资可能高达50亿美元（谷歌公司将携手日本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和美国Good Energies投资公司，对美国大西洋海岸海底电缆项目进行投资。——译者注）。

清洁技术产业投资集团（Cleantech Group）——一家研究和行业网络机构——的数据显示，其结果就是，从今年1月到9月，北美洲、欧洲、印度以及中国在清洁技术风险企业的总投资达到了57亿美元，略高于2009年56亿美元的全年投资。

但是，今天在清洁能源技术上的这种快节奏投资，是否将成为非理性繁荣的受害者，是常常与风险投资相伴左右的一窝蜂心理的受害者呢？可能性很高，沃顿商学院的专家以及大型投资机构界的专家们谈到，他们还告诫说，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投资行为，并不能确保清洁能源技术投资会带来预期的良好回报。“人们在追求自以为是下一个伟大事物的时候，存在着‘赶时髦’的危险。”沃顿商学院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埃里克·奥兹（Eric Orts）谈到。“因为这会形成钱太多，而出色的创想又太少的局面。”

这不单单是美国表示关切的一个问题。比如，中国也在利用很多补贴计划，来“鼓励这一领域的发展”，奥兹谈到。其中包括为很多电动汽车试验计划提供150亿美元支持，以及为个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提供各种津贴的计划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指出：“中国刚刚组建了一个由16家国有企业构成的‘梦之队’，意在让中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并打造下一个工业发展引擎：电动汽车。”（2010年8月18日，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16家中央企业组建的电动汽车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央企在这一领域将整合优势资源，进入联合研发、协同推进的快车道。——译者注）就在其他国家也在争相跳上这辆“花车”的时候，同时担任沃顿全球环保领导力项目（Wharton's Initiativ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主任一职的奥兹，对支撑所有清洁技术投资商业理由的相对优势提出了质疑。

“脏东西”

专家们还指出，补贴不应该成为政府支持清洁技术的唯一方式。比如，考虑到墨西哥湾石油泄漏激发起来的众怒，对立法者而言，在石油和煤炭上提高税收可能恰逢其时。“你在‘脏东西’上征税，那么，‘干净东西’自然就拥有了价格优势。”奥兹谈到。但是，他也坦承，因为中期大选即将来临，同时，国会山会有大量的游说活动，所以，要想让这样的法规获准通过将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

然而，“康涅狄格州清洁能源基金”（Connecticut Clean Energy Fund）的董事长丽斯·东蒂（Lise Dondy）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讨论就该就此终止，该基金代表州公用事业纳税人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这个国家还没有在碳排放上表明立场，除非你以某种形式增加碳排放的价格，而可再生能源最后是需要依靠这些补贴来发展的。”她谈到。“对投资者而言，没有一贯的长期政策是极其令人厌恶的事情。”

此外，她还谈到，“补贴很快就没有了。”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恰当例子是：为购买电动汽车充电器提供50%补贴的联邦所得税抵免（income tax credit）（最高为2，000美元）政策将在12月31日到期。即将于11月开始的参众两院“跛脚鸭会期”（lame-duck）（跛脚鸭会期指美国在中期选举后与下年初新任公职人员宣誓就职之间的时期。——译者注），不太可能恢复税收优惠政策，这对这个国家刚刚诞生的电动汽车开发领域是个潜在的沉重打击。

沃顿商学院创业学教授拉斐·阿密特（Raffi Amit）的观点是，与初创期互联网风险企业不同的是，清洁技术初创企业“在为投资者带来回报之前，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因为固定成本非常高，所以，这类企业的风险水平不同其他。” 他谈到，尽管如此，可对清洁技术的投资依然颇具诱惑，因为“如果其中的某些投资获得了成功，其回报是非常可观的。毫无疑问，我们会逐渐从矿物燃料改变成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

地热、风能，但没有火力发电

去年，美国10%的电力消费来自可再生资源。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简称DOE）的美国能源信息管理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IA）（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成立于1977年，是能源部的能源信息数据统计和分析机构，也是美国11个重要的联邦统计机构之一，主要为美国政府能源决策提供支持服务。——译者注）预测，在今后25年，这一比例将会增长到17%。该机构还预测，从2008年到2035年，非水力发电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将会增长41%，达到大约50千兆瓦。与此同时，美国太阳能学会（American Solar Energy Society）称，单单今年，并网太阳能就能增长50%到100%，2009年的并网太阳能就比前一年增长了40%，达到了435兆瓦。

在这一增长过程中，法规的执行——或者更加严格的新法规——可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会将保持美国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置于优先地位。9月初，新墨西哥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Senate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主席杰夫·宾格曼（Jeff Bingaman）提交了一份旨在减少公用事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议案，这份议案在跛脚鸭会期内将会受到关注。即便没有这样的法规，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也在以限制工厂排放等监管措施推进这一进程。

沃顿高级管理教育学院副院长詹森·温嘉德（Jason Wingard）认为，对于那些想提升其绿色战略形象的公司来说，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强烈兴趣是一种激励，所以，它们在高管班底中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职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简称CSO）。从美国铝业公司（Alcoa）到思科公司（Cisco），再到杜邦公司（DuPont），都设置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一职，除了其他工作之外，他们主要专注于如何以及何时在清洁技术上投资的议题。温嘉德谈到，沃顿商学院预测，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进行可持续发展实践，随着它们对训练有素人员的争夺，”企业界对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需求将会不断增长，为此，沃顿商学院准备今年择时为这些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启动一个全新的培训计划。

长远景象

对公司以及大型投资者来说，不断增长的考验在于仔细甄别天花乱坠的宣传。沃顿商学院的阿密特谈到，在他视为“一窝蜂现象”的热潮中，“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以及其他人参与其中的清洁技术投资，是一个符合时尚的潮流。很多公司之所以瞄准这一领域，是因为它的政治正确。不过，这股潮流的可能结果则是，有太多的资金卷入了相对说来数量太少的投资机会。”

资金正在流向人们谈论最多的方向——无论是什么方向，不过，其中的很多机会取决于“风向哪个方向吹”。设在波士顿的研究机构Lux Research清洁技术分析师萨米撒·阿杜帕（Samhitha Udupa）认为，目前，这些机会中也包括生物燃料。“现在，生物燃料是个时髦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墨西哥湾石油泄漏的问题。在还没有弄清这些企业到底需要多久才能将产品商业化的时候，大笔资金就已经被扔进了这个领域。”有些类型的生物燃料尚处研究阶段——这些成果在达到“能够进行规模化生产”的水平之前，它们需要在实验室证明自己的价值。不过，清洁技术投资者希望在7年到10年的时期内就能获得回报，而大部分技术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阿杜帕谈到。

生产其他类型生物燃料的风险企业的状况则相当微妙，阿杜帕指出。举例来说，虽然藻类生物燃料（algae fuel）是一个“蕴藏着大量机会的领域”，不过，这种技术商业化所面的挑战却尤其艰巨——因为初创企业的成本很高，产品开发时间很长，此外，就目前来看，也没有足够的适合藻类可用于生产生物燃料。“这种技术从经济上而言永远都不可行。”她谈到。“生产成本高得离谱，而且其价格永远都不可能与石油相当。”

今年3月，《生物燃料文摘》（Biofuels Digest）报道称，在全球80家藻类生物燃料公司中，已向投资者展示超越实验室阶段的概念实证的企业不到25家。“没有几个企业能说服投资者冒险投入100万美元甚至更多资金，来完成从初期产品到概念实证的必要转化。”该杂志谈到。“如果一家藻类生物燃料风险企业无法证明和验证自己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中行得通，无法与其合作伙伴生产超过1，000吨的海藻生物量（algal biomass），或者无法生产出至少100加仑海藻汽油，那么，投资者就不太可能认真对待他们。”

然而，居于前列的藻类生物燃料企业已经吸引到了数额异常巨大的私有资本投资。去年，英国石油公司（BP）和设在马里兰州的藻类生物燃料生产商马泰克生物科学有限公司（Martek Biosciences）达成了一桩1，000万美元的交易，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Mobil）则与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一家名为合成基因（Synthetic Genomics）的公司达成了价值达6亿美元的协作。加利福尼亚州另外两家初创企业太阳酵素公司（Solazyme）和蓝宝石能源公司（Sapphire Energy）利用藻类开发生物燃料的业务，也分别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

清洁技术产业投资集团常务董事格雷格·尼钦（Greg Neichin）指出，对清洁技术表现出来的很多悲观情绪和审慎都源于“庞大的投资未能在太阳能和生物燃料上取得成功”。然而，几个结果糟糕的投资不应该污损整个领域。“独具特点的清洁技术作为一项综合性投资确实困难重重。”尼钦谈到。“这些公司的资金需求大不相同。”他还补充谈到，清洁技术是一个庞大的领域，涉及到从风能到太阳能，以及家庭和企业能源管理软件等诸多产品。尼钦认为，与未来的能源需求和水资源基础设施相关的投资是大有前途的，尽管“它们不是一夜之间便繁荣起来的行业。”

在此期间，谷歌可能并不是对清洁技术感兴趣的唯一公司。包括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以及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内的“某些全球最聪明的投资者，已在清洁技术领域占据了有利地位。” “安全气候运动”（Safe Climate Campaign）负责人丹·贝克尔（Dan Becker）谈到，该组织主要为阻止全球变暖的法规以及更环保的汽车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说。“为了我们的这个星球，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我当然不会在‘他们是错误的’这一点上下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