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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2010年12月17日 经济观察报
宋晓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很大提高。但是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许多问题也需要正视，经济结构扭曲，社会关系紧张，近年还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其中绝大多数与收入分配问题相关。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强调了扩大内需的必要性，而扩大内需就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不到40%，在全世界算相当低的。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一是有人提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不低，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当前我们讨论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前提基本不存在；二是一些人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初次分配应交给市场配置，那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近乎一个“伪命题”；三是一些人认为工资水平只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密切相关，与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扯不上边，在中国推行集体谈判是“奢谈”，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应当永远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仅仅是单个工人对个别雇主的契约关系。


　　对收入分配问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有争论是好事，有助于我们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也谈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目前的劳动报酬占比高了还是低了？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 2000年为 51.4%，2007年为39.74%，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劳动报酬中，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来的11%。而在2007年，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

　　我赞同不能仅仅把劳动报酬的占比作为研究收入分配的重点。因为劳动报酬里面还包括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包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相对高收入者的收入。从普通劳动者的角度看分配，与1990年代初期比，还要考虑工资的结构性变化，我认为实际上20多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

　　第二，解决收入分配是不是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今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讲到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经济学家问我，你一直主张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怎么今天忽然提出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是市场决定的。不错，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一般情况下不干预初次分配，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处在转型过程中，不能把一次分配市场化程度估计得太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完善，而培育健全的市场，政府是有责任的。解决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政府至少在四个方面要负责。

　　一是农民工工资在初次分配中被过分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差别最大的东莞，甚至不到30%。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000亿至5000亿元，大大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

　　城乡分割的户籍手段，与户籍密切关联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城乡分割，长期割裂了劳动力市场。显然，改革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的责任。

　　二是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在讨论垄断行业收入的时候也有些人说：垄断行业效益好，职工工资高。但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日本在经济起飞的后期，上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高工资并不是由其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业对知识的要求比较高，从业者受教育年限较长，付出成本较高，因而要求的回报也相应较高。中国现在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认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深化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三是初次分配过程中集体协商机制不健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自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集体谈判公约后，集体谈判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调整企业工资福利的通行规则。但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集体谈判并不仅仅有为工人增加工资的作用，它实际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双方集体讨价还价的机制。

　　四是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例如在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确定等方面，政府虽然有相关规定，却疏于执行和监管。多份调查材料显示，强制超时加班、泛用学生工、非法使用童工、私了工伤事故、无视劳动保护条件等违法违规的事情经常发生，许多已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得不到落实。拖欠工资，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至今时有所闻。

　　仅我提到的这四个方面就说明，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集体协商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当然，我们二次分配也有不少问题，政府在社会保障、税收体制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这方面分歧意见不大，我就不多说了。

　　我确实也很担心，由于前一段普通劳动者工资过低，一些人提出用行政的办法来提高工资，首先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国有企业的工资，其次是民营企业的工资增长不得低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等。这么搞就坏了。考公务员已经是千军万马闯独木桥了，国有垄断企业已经工资过高，民营企业千差万别，企业经济效益好了是应该用来买先进设备扩大再生产，还是应该搞新产品开发？建立正常的集体谈判机制远比政府制定工资增长指标好。

　　第三，劳动力市场有没有特殊性？一些经济学者在谈工资问题时，仅仅把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认为就是靠供求关系来确定。但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不能只简单用供求关系来分析。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其他商品，交换之后，所有权与使用权就发生转移了。但是我如果雇人到我的企业工作，还是要通过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或技术人员自身来支配他的劳动力。这一点决定了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关系，也就是劳动关系不仅发生在市场交换过程，还一直延续到企业的生产过程，其他任何商品都没有这一特性。

　　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人他要有尊严，有社会和政治诉求，所以不能够仅仅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作为确定的它价值的唯一尺度。即便供大于求，如果长期压低某一群体的工资，就会导致社会动荡，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可能影响更大。现在我们研究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能源不足，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其实社会繁荣的中断，在历史上主要是社会矛盾造成的。

　　我们不能也不应当重蹈一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劳资剧烈冲突的覆辙，在劳动力市场发育时期就要注重劳动力供求主体组织行为的形成。在当前形势下，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的组织行为不仅有利于平衡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起到反对官僚主义，监督腐败行为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如何界定，雇主的组织权、谈判权、关厂权如何界定，应当提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了。

王小鲁：加强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
2010年12月17日 经济观察报

王小鲁


　　现在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变成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主要问题在哪儿？我简单说说我的判断，比较集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居民收入内部的分配状况怎么样。单纯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高了还是低了，说明不了整个问题，关键还要看在居民收入的内部分配状况是怎么样的。

　　从居民收入分配内部来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看，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除了2004年发生口径调整外，之前和之后变动趋势都是下降的，把1990年—2008年这18年间变动趋势加在一起算，扣除其中的口径变动因素后，下降幅度大约是10个百分点。


　　另一个数据来源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计算劳动者报酬。其中农民的收入中既有劳动报酬，又有土地和资本的回报，个体经营者收入中也有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报酬，统计上分不开。我做了一些计算，给这些报酬设定不同的权重，做了一个敏感性分析。比如说农民的劳动报酬（除工资性收入以外）分别按他们全部家庭经营纯收入的40%、50%、60%、70%，计算。城镇居民收入中，把经营净收入中也划出一部分作为劳动报酬。这是因为这中间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收入，而个体工商户本人通常是参加劳动的，他们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劳动收入。企业经营者也可能自己不拿工资，但他们的经营收入中也包含一部分劳动收入。因此我们把城镇居民的经营净收入分别拿出来10%、20%、30%的权重作为劳动收入，再来计算劳动者报酬。经过这样一些调整之后，几种不同的算法，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就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都是明显下降的。

　　住户调查数据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遗漏高收入居民收入的问题。但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我认为它的遗漏是有限的，它遗漏的主要是非劳动收入。换一个角度说，在居民收入中间，高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不同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仅仅表现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的问题相当突出。例如，一部分居民得到的灰色收入，可能实际上是一种逆向的再分配，是把公共资金或者普通居民的收入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均等。我们目前城镇就业人数超过3亿人，几项基本社会保障只覆盖了其中的1.3亿到1.7亿人。有一半城镇就业人员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是农民工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镇居民。这些没有被覆盖的人群，恰恰是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他们收入水平更低，工作更不稳定，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把他们覆盖进来，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公共服务的分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医疗、教育方面的政府资金分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偏向于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偏向于大城市。从能享受到公共服务的人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收入高的人享受到的更多，低收入的人享受得更少。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今天讨论会提出来的题目是国富和民富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大量没有纳入统计的灰色收入也包括进居民收入，那么居民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也许并不低。但问题在于灰色收入并不是在居民中平均分配的，只有少数人拥有大量灰色收入，而且可能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的。

　　政府和企业占比是否过高？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收入占比可能不算高。但问题在于政府收入用在什么地方？多数发达国家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用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而我们的政府收入，更多的是用在投资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支出，其中包括大量的政府自身消费。

　　政府这些年的支出也不少，花了很多钱，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说是必要的，对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各地政府也花了很多没用的钱，比如说有很多城市修巨大的广场，超宽的马路，花很多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都花在钢筋水泥上了。

　　如果这些公共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首先解决当前最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如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问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那收入分配状况要远比目前状况好得多。所以我觉得通过改革解决政府职能问题，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向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提供服务，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才有可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且并不是只有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才能拉动GDP，老百姓消费也能拉动GDP。内需扩大了，结构理顺了，经济增长会更健康、更可持续。

　　这里还涉及到调整初次分配和调整再分配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还是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再分配上面。我对政府过多干预初次分配有一个担心，比如对私营企业下命令说你明天把工资再提高20%，他可能说我受不了，企业要亏损，要垮台了，还可能会减少就业。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可能最直接的就是首先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国有企业的工资，而国有企业有很多集中在垄断性行业，这样一来的话，反而导致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真要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就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包括政府怎么保证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至少不要让一部分人工资收入过低，也包括建立劳资谈判、工资协商机制，这些方面的问题政府其实是可以推动的，而不是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机制。但是工资协商机制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方面的推进有赖于其他一系列改革的进展。而当前，一些再分配问题更加突出。所以我更多强调的是再分配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解决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外也涉及到如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些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如煤炭、石油等，它们的超额利润大部分来自资源收益，而不是一般的经营性收益。自然资源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它不该属于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所有，谁拿到就归谁是不对的。

　　一般认为，就是打破垄断，加强竞争。这在有些部门可以做到，有些部门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像石油，如果石油行业实行完全竞争，谁想开石油公司都可以开，谁想抽油就可以抽，那么干会造成极大的资源破坏。所以这些部门实际上是天然垄断部门，而天然垄断部门的收益怎么分配？我认为是需要通过再分配手段，政府把这个钱拿过来用于公共服务。

　　再一个方面是国有企业利润分红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似乎进展缓慢，5%、10%利润上交，而且是国资委掌握。第一，这些国有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垄断行业经营的，它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是垄断利润，对这部分垄断利润，5%、10%的分红比例，我觉得解决不了问题。第二，这钱恐怕是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交给国资委，再拿来向国有企业投资。因此政府怎样调整收入再分配关系，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刘尚希：缩小贫富差距要靠机会均等
2010年12月17日 经济观察报

刘尚希

　　当前热议的“国富民富”的概念模棱两可,国富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积累;另一部分是大自然赐予的财富。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国家并不富裕,不存在与“民穷”对立的“国富”。

　　如果说“国富”只是指国家财政规模,这些年来财政规模不断扩大,但在这个意义上讨论问题,意义不大。关键是用这个收入去干什么,老百姓认为花这个钱去干那些事是不是有价值,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问题。


　　民富或民穷中的“民”指的是什么？如果“民”仅是指老百姓,从“两个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确实是“民穷”了,因为这两个比重存在下滑的趋势。但其原因不是“国富”,而是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和平等的发展机会。

　　“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时常通用,但实际上二者有重大区别。贫富差距包含了收入差距,但不只是收入的差距。仅仅讨论收入的分配,那只是针对某一个时期的经济成果做静态的分析,很容易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路径归结为对现有成果分配的再次分配上。这种做法静态看是有效的,但只是“一次性有效”,无法改变贫富差距变化的长期趋势。

　　贫富差距不只是体现在收入流量上,它有三个指标:一是收入,再一个是财产,还有一个是消费。收入与财产的区别不言自明,在这里不讨论。现有的城乡差距,从收入的角度衡量,大概是3.2:1,但从消费的角度衡量,大约是6:1,消费上表现的差距比收入上表现的差距要大得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居民消费并不只是取决于居民收入和财产的多寡,还有公共消费。对人来说,无论生存,还是发展,最终要靠消费。现在一谈消费,似乎就是私人消费。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公共消费越来越多,从趋势上看,它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且从关系上来讲,公共消费往往是私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

　　例如农民工的问题,农民要转化为市民,有个前提条件,公共消费要到位。农民进城,要有房子住,与房子相关联的就是土地、自来水、污水净化和排放、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等,还有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就业指导和培训。公共消费,尤其是在公共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社会,是私人消费须臾不可离开的。私人消费的安全性、平等性,更是以公共消费为依存。

　　为什么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实际上就是政府推动的改革不彻底,没有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公平的发展机会,导致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即公共消费的不平等。单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和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就能看出来,农村里至今仍有不少文盲。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可以理解,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还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没法理解了。享用的公共消费不平等,造成了社会群体性的能力鸿沟,致富的机会也就严重不平等。这个起点上的过程一旦开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就会陷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循环,并在代际之间传递。机会的不均等,城乡之间最明显。现在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公共消费的均等化,就是试图缓解机会不均等造成的后果。

　　还有一个因素,是我国特有的,即公共产权制度残缺,公共产权收益大量流失。我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却对公共产权收益不太重视,而更看重税收。公共产权收益应为国家所有,通过国家财政转化为全体国民享用。但现实是大量的公共产权收益进了部分人的腰包。很多暴富者,无一不与国有资产、土地、矿山、煤炭、湖海、景区等等公共资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富豪不是在创造财富,而只是在转化财富。

　　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为了招商引资,大都把公共资源的收益暗补给了国内外投资者。在起步阶段,也许可以理解,但毫无止境、毫无约束地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经济上把公有制给瓦解了。当公有制异化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时,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税收制度不合理,会造成看得见的不公平竞争,而公共产权制度的缺失,却会隐性地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共产权收益的流失,其实失掉的不只是收益,连同一块流失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要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还绕不开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企业、居民。我国当前遇到的重大问题,已经不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所能包涵的。把居民(或个人或劳动者)简单地纳入市场之中,当作一般商品,用供求关系来分析,有点过于简化了。劳动力是商品,但劳动者不是商品。但在当前流行的观念中,恰恰把劳动者也当成了商品,在一些企业,甚至包括政府,没有把劳动者当“人”看,被视为市场自发调节的对象。已经占到我国产业工人半数的农民工,长期来就是完全靠市场来调节的,缺乏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保障。

　　首先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政府手中有权力,企业手中有资本,二者一旦结盟,相互利用,那么,其后果是毁灭性的。企业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政府考虑的是怎么维护企业,而不是维护消费者权利。生产者主权至上,而消费者主权被忽略,以至于我们整个的制度体系的构建,都是在向生产者倾斜。这种政府和企业过分紧密地拴在一起就成为一个隐藏着巨大公共风险的问题。

　　其次是国家和居民的关系,这其中包括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关系,但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国家和居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就现阶段而言,对各级政府来说,加快发展是最终重要的;而对居民来说,消费状态的改善是最重要的,二者的目标及其排序上并非总是一致。当前最热门的词汇“民生”就反映出二者关系的某种紧张,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也就是希望缓解这种紧张,正确处理好国家和居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居民又是分阶层的,有城市居民,有农村居民,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消费,也是国家和居民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再次是企业和居民的关系。从所追求的目标来看,二者是利润和工资的关系。这两者关系的是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来调节,还是同时让二者作为两个组织 (企业与工会)对话来协商,或者把劳动者纳入企业之中,视为企业的参与者。不同的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处于什么立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利益决定其立场。对地方政府来讲,他要政绩,他的政绩老百姓帮不了,但企业能提供,企业能创造GDP,企业能带来税收,政府的立场会不由自主地站到企业一边。很显然,如果政府的立场不调整,不改变,要追求民富将十分困难,社会财富将会进一步向少数人集聚和集中,也无法遏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上述三者关系中,政府怎么发挥作用是关键性的。政府是立足于更多地参与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分配,即从结果上来缩小贫富差距,还是立足于创造更好的体制政策环境,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即从起点上来缩小贫富差距？选择前一种方式,见效快,但持续时间短、治标;选择后一种方式,见效慢,但可持续、治本。

段子:给钱了，给钱了


以后跟老婆OOXX，再也不用套套了

张三和老婆从县里进城购物，夜宿旅馆。灯光旖旎中，不由性致大发，和老婆OOXX起来。完事，张三给老婆100元，说：“下去再买盒套套，晚上接着来。”话音刚落，房门突然被踹开，一群穿制服的优秀公安干警蜂拥而入，将张三和老婆按倒在地。摄像机、照相机闪烁不停，有人兴奋地大喊“给钱了，给钱了！”
　
　　　　张三刚要挣扎，就被人扇一记大耳光。“横？你丫嫖娼，我叫你横！”
　　　
　　　　张三大怒道：“你他妈才嫖娼，那个是我老婆。”
　　　
　　　　警察一听就乐了，说，“你和老婆玩还用给钱？”
　　　　“告诉你啊，给钱就是证据，给钱就是嫖娼，管你丫嫖的是谁。摄像机都拍了，你还想抵赖？再说，你说她是你老婆就是了？你把结婚证给我看看！”
　　　
　　　　“这个，我没带在身边。”张三苦着脸说。
　　　
　　　　警察将他俩带进局子里继续调查。经过张三苦苦哀求外加交了1000元押金，英明神武的警察终于同意送张三回家拿结婚证，以证明其婚姻状况。在张三强烈要求下，决定不开警车不穿警服，毕竟，这事太丢人，被街坊邻里的看见还得了？张扬不得。
　　　
　　　　张三家在县城火车站。张三琢磨着，这一路过了一个收费站，一座桥，过路费共50元。张三福至心灵，嘻笑着把50元递给开车的警察：“帮俺这么大的忙，过路费不能让您和zf出啊，发票您也留着吧。”
　　　
　　　　警察刚笑眯眯地接过钱，一群穿制服的突然围了上来，有人兴奋地大喊：“给钱了，给钱了！”
　　　
　　　　定睛一看，原来是运管处和交管大队的。张三正纳闷呢，听见一人说：“你们因为非法营运，被我处扣留，并加以罚款。”
　　　
　　　　警察一听不乐意了，说：“你凭啥说我是黑车？”
　　　
　　　　运管处的拍拍手里的照相机：“按我局规定，凡是给钱的就是非法营运，就是黑车，一律罚款一万，交钱放车。瞧瞧，都拍下了，你甭想抵赖。”
　　　
　　　　警察掏出警官证，怒道：“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运管处的一听乐了：“我呸！你说执行公务就执行公务？你执行公务怎么不拉警笛不穿警服？”
　　　
　　　　警察指着张三大骂：“都他妈是被你害的！”
　　　
　　　　是夜，张三无眠。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办完手续回家。心情别提多郁闷了，百无聊赖之下拎了瓶白酒揣了盒烟站在阳台上准备纾解纾解。
　　　
　　　　张三刚点燃打火机准备点烟，一群穿制服的突然冲出来，拿着高压水龙头照着张三就喷。
　　　
　　　　张三跟落汤鸡一样站着发愣，就听见楼下的大喊：“我们是拆迁办的，你丫想自-焚？又有酒精又有火机的，你赖不了，你这是暴力抗法！刑事拘留，交罚款，拆房子！”
　　　
　　　　张三回头望着号淘大哭的老婆，张三仰天长叹：“以后OOXX，再也不用套套了!”

段子:给钱了，给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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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电价里的玄机：实际上是一种累进税
2010年11月01日 南方新闻网陈建利

[导读]阶梯电价没有什么进步意义。从定价机制上来说，既不是与国际接轨，恰恰相反是偏离市场化的，背后呈现了强烈的垄断思维。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自10月9日发改委公布居民阶梯电价方案征求意见以后，引来民间质疑声一片。按照计划，阶梯电价将分为每月超过110度与140度将涨价两种方案。电价实行三档递增，其中最高档超额电量每度上涨不低于0.2元。

尽管发改委称截至10月21日，61%的群众支持现有方案，但争议并未结束。阶梯电价是否能促进节能？是否是一种合理的定价方案？它对电力改革有无积极意义？合理的电力定价机制是什么？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电力专家，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张昕竹研究员。


阶梯电价没有进步意义？

南方都市报：发改委的阶梯电价方案，引发很大争议，阶梯定价是否真正能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

张昕竹：这是问题的关键。节约能源特别复杂。因为电力不是最终需求，而是一种引致需求，人们需要的不是电力本身，而是使用电力干其他事情。问题是能源种类很多，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举个例子，电价很低，很多人习惯用电脑在网上阅读。要是电价上涨，很可能就打印出来阅读。用电少了，用纸多了，哪种能节约能源，不好说。

现在有一个讨论很激烈，电动车节约能源吗？或者说对环境友好吗？从消耗汽油的角度讲是节约能源，但是要充电，同时需要电池，充电电池对环境的污染是很难说的，很多专家说从长远看，它产生的污染是汽油产生的污染的好几倍。

调高电价，就能降低电力使用从而能节约能源，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民众会因为要付费更多而降低整体的能源使用量。这个假设有问题，民众并不会因为电价的上升，就减少了能源的整体需求量，很可能转用其他的替代性能源。

电力是二次能源，相比一次能源，它是高效清洁的能源。这也是国家为什么大力发展电力，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修建高压输变电网络的原因。如果电价上涨，而其他能源价格不变，人们就会选择替代能源。所以，涨价能否达到能源需求减少的效果很难说。如果民众能源的需求总量是不变的，那用效率更低，对环境更不友好的能源来代替电力，就得不偿失。认为通过涨价来改变民众对能源需求的总量，我是怀疑的。

南方都市报：原来的电力定价方式很简单，看你用了多少度，乘以单位价格即可，是一种线性定价。现在的阶梯定价，按照发改委的说法是定价机制的一大转变，你怎么看？

张昕竹：没有什么进步意义。从定价机制上来说，既不是与国际接轨，恰恰相反是偏离市场化的，背后呈现了强烈的垄断思维。

电力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是电力的需求和供给是不平衡的，但系统又要求它时刻平衡。给定的发电容量，在某一时点是要求平衡的。否则需求不足，电力供应过剩，就会把灯泡烧掉，保险丝就断了；需求多了，供给不够了，电力不足了，灯泡就暗下来，甚至就不亮了。这与很多有容量限制的行业，比如交通行业类似。

对于交通行业而言，供给和需求往往是不匹配的。比如在早高峰，晚高峰时期，路网很拥挤，满足不了车辆的需求，但除此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车，路网是空置的。往往道路的建设跟不上车辆的增加，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内，供给是有限的。道路不能一下子增加，更重要的是，保持一定的拥塞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发电也是一样，在最高峰的时候，可能供给不够，需要管理需求，甚至要拉闸限电，但大部分时间内，供给是过剩的。电力这种产品，和经济学上的一般产品的供给是不同的，它是与特定的时空相联系的。

从工具理性看，电力的经济特征决定了其有效的定价方式是实时定价。阶梯定价的最大问题是，不符合消费者的激励相容约束，就是你给消费者不同的边际价格选择，大家都会选择较低的价格，也就是说，阶梯定价只能靠强制力来实施，其中包含着垄断思维。

阶梯定价的另一个问题是，会产生一种集聚效应，很多消费者的用电水平会集聚在阶梯定价的节点周围，这等于说，阶梯定价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相应需求，这显然与有效电力定价原则相违背，我不知道定价部门是否关注到这种转变定价方式带来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通过不同的计价，使得供需之间达到平衡。好比交通一样，在早高峰或晚高峰时期，车辆行驶时要缴纳较高的道路费，以调整路网的承载量，使得民众根据不同的选择，避开高峰期。

张昕竹：对。实时定价中，一种简单的方式就是峰谷定价。就是波峰时期，用电价格较高，从而使一些民众选择避开波峰用电。这是现在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一种定价方式。阶梯定价在国外曾经风行了一段时间，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但后来很多都放弃了，因为从工具理性上说，不符合效率原则。

南方都市报：选择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时，可能因为一些条件，比如技术条件不具备等，使得制度运行的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放弃，在中国，你觉得这种峰谷定价方式的条件具备吗？

张昕竹：技术上没有问题。就是装高峰低谷电表，电表带智能控制，不同时段的电力分开，这个很容易。其实，中国很早就试图这么做了，但没有大规模铺开，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和我们的体制有关，计划和垄断的色彩中，企业没有动力，它们喜欢用最简单的方式赚钱。


阶梯定价实际上是累进税

南方都市报：即使说煤炭价格上涨幅度很大，电力成本上升，民众也不相信电力企业亏本，因为电力垄断行业的高福利一直存在，这其实与电力定价机制不透明相关。

张昕竹：现在的电价改革很有意思。相关部门也很聪明，它知道简单地，还是按照原来的线性定价方式涨价，老百姓的意见肯定会非常大。所以这次涨价就打了一个节约资源的旗号，同时，让更富有的人、多消耗电力的人付出更多的电价，这样涨价就占据了道德伦理的制高点。实际上，这次涨价的主要特点是，隐含了再分配的思想，它这样给人的感觉是追求公平正义，这就抵消了很多人的抵触情绪。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质疑整体是涨价，用电多的人要付出更高的价格，那用电少的人是否该降价？

张昕竹：这个质疑反映了民众对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不满，也反映了现在的税收调节方式也存在问题。用电多的人，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其含义是征收“庇古税”，而且是累进的。也就是说，这里暗含着一个假设，就是用电多的人，消耗的能源多，带来的污染多。

中国的电价里面 “费”和“税”常常是混为一谈的。发改委的通知也讲了，预计会多收一些钱，一部分是补贴电厂成本的提高；还有一部分是补贴脱硫成本，脱硫就是为了减少环境污染。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支付的就是“庇古税”，就是相当于你消耗的能源，除了支付了直接成本以外还有环境成本。用得多，价格就高，与个人所得税一样，阶梯定价实际上是一种累进税。

经济学有一个阿科森-斯蒂格里兹定理，它是政府定价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意思是，收入分配一般不需要扭曲相对价格，只需要通过税收手段就可以了。把价和税混搭在一起，用价格手段调整收入分配，是没有效率的。价格就是价格，目的很简单，就是资源配置，不能干其他的事情，不要用来调节再分配。若用来调节再分配，那资源配置效率就要牺牲。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垄断企业常常打着收入再分配的旗号来为扭曲相对价格辩护。比如很多行业都提出一个概念叫“普遍服务”。在电信行业，普遍服务的概念是垄断企业AT& T提出来的，普遍服务的概念说白了就是给穷人也提供服务，但给穷人提供服务是亏本的，比如说高原地区，收入水平比较低的用户，要提供服务，得有交叉补贴，补贴最后就变成垄断的借口。
每个人用电对环境的污染，对资源的占用，所谓的社会成本，和你用电的多少到底是个什么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我用得多，在边际上成本就高。这种累进税，从定价角度并不一定合理，更不要说有关部门连成本都没有测算。即使说电力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在使用环节增收庇古税，那也要把价和税分开，使价和税透明，这也有利于老百姓清楚自己的纳税义务，同时使政府对收上来的钱负责，管好这些钱。现在根本就不是有效定价，实际上是以将来的用，来定现在的收，明显的就是一种涨价。

南方都市报：现在的问题就是集中在定价机制上，不仅你说的现在的阶梯电价机制有效与否，更重要的是在垄断条件下，定价本身是不透明的。

张昕竹：垄断本身并不意味着没有有效的定价，但是非常难，因为本质上缺乏动力。历史上不是没有垄断行业有效定价，比如说历史上最伟大的体现了定价最高智慧的电力定价就产生于法国的EDF，因为它有一个伟大的总裁博瓦特，他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他的主导下，虽然是垄断体制，但法国的电价非常有效，有效得几乎消弭了民众对垄断的仇恨。但这仅仅是特例。

南方都市报：现在你怎么综合评价这次的阶梯电价改革？

张昕竹：至少是现在的定价方案没有解决任何电力价格形成机制问题，政府无非就是给了一个涨价的美妙理由，而且背离市场化方向。更广泛地看，这次实施阶梯定价反映了改革出现的一些苗头，泛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涨价合理就涨好了，不要低估民众的道德高度，更不要蔑视民间智慧。


电力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电力市场从2002年开始，也进行了几轮改革了，但一直停滞不前。

张昕竹：自2002年确定了市场化方向以来，主要取得两项电力改革成果，一是厂网分开，二是成立了电监会。厂网分开只是第一步，但整体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至于电监会，有发改委在，电监会也发挥不了实质性作用。

整个电力行业，基本上是四个环节，发电，输电，配电和销售。发电环节市场化程度最高，因为建发电厂需要很多钱，单纯依靠政府，它也承受不了。现在生产环节有多个主体，民营的，合资的，国资的等。在输配售环节不但是一体化的，而且基本上是垄断的，由两家电网，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垄断，在各自的区域垄断经营。虽然发电生产已经市场化，但是销售还没有市场化，因为电力批发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上网电价还是国家控制，电力的销售还是在国家的控制下，由电网公司在统购统销。

南方都市报：这个电力批发市场是什么意思？

张昕竹：简单地讲，就是为了形成一个市场化的上网电价。电力批发市场
是整个电力市场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国际经验看，有很多建立电力市场的模式，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电力市场一直有争议，现在的目标模式还不是很明确。建立批发市场的重要含义是，即使输电和配电仍是垄断的，也可以建立转售机制，形成市场化的零售价格。电网的建设具有某种天然的垄断性，如果在这个行业建立多个输送网络，会带来资源的浪费。但是到销售阶段，电网公司虽然输送电力，但不一定承担售电职能，可以成立很多家售电公司售电。

南方都市报：现在是电网公司利用它对输电网络的垄断，完全垄断了电力的销售。而如果建立了批发零售市场，卖方未必是电网公司，而要通过输电网络，只要缴纳一定的输送费就可以了。

张昕竹：对。批发市场搞了很多试点，但都失败了。原因在于没有想搞的动力。电力市场化改革往前推进就意味着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没有批发市场就不会形成上网竞价，电厂整天埋怨说亏本了，要涨价，老百姓为什么不信呢？就是因为价格不是竞争上网定的，都是政府定。煤电市场化了，但发完电后到下一环节，上网价是国家定的。本来2002年文件规定，第一阶段15%的电要拿到市场上去竞价，然后过渡到市场定价，但并没有做到。现在的电价形成机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

最近开始搞“直供”试点，大客户可以直接到电厂去买电，然后给电网企业一些运费，但这只是甚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都在政府定价的体制下。即使是“直供”，对于这些电厂和大的电力用户，面临的问题第一个是得找一个合适的输配价格输送过去。买好电了要用电网给输出去，但网垄断在电网公司手里，所以首先需要一个合理的输配价格。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输配价格，“直供”市场也很难建立。

南方都市报：改革的重心在两家垄断的电网企业，当初成立电监会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能在这方面做点文章。

张昕竹：电监会的设立是一个政治平衡的结果，它是四不像，它是一个监管机构，但是它没有必备的监管职能。只是说建立了一个沿着市场化方向走的监管体制外壳。发改委一直管定价，这种权力的力量和空间是不可想象的。监管机构的设立产生的强大的权力，发改委肯定不会把这些权力轻易给电监会，本身改革就是由它来主导、来实际操刀的，所以当时的改革变成了这个样子。现在电力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改革的主导者，缺乏一个利益中性、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机构。

(南方都市报)

为什么重视粮食而轻视农民？
姚树洁

　　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明年农村的工作重点是确保粮食的高产稳产，但是却没有说必须把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如何的提高。

　　不禁想问：为什么总是重视粮食，而轻视农民的根本利益？

　　不禁想问：为什么中央连续7年的第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加上八十年代连续5个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一号文件，改革三十多年，有40%多的第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但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却在改革的三十多年中有增无减呢？

　　不禁要问：每年1.5亿的农民工背井离乡，累死累活，每周工作六天以上，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月平均工资1500元以下，每年的工资不吃不喝也买不到一平方米的房子，公理何在？

　　不禁要问：农民种地的成本高过粮食的产值，为什么必须强迫他们多种粮食？

　　回答粮食为什么重要非常简单，连五台山上五岁的小和尚都能给出完全正确的答案。中国十三多亿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就算汽车产量超1800万辆，钢产量超6亿吨，高速铁路每小时超490公里，中国物价必须上涨，老百姓必定唉声载道，社会必定不稳定。

　　因此，稳定压倒一切，粮食必须多生产，不管农民的生活如何，只要粮食产出来了，社会就稳定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关心农民呢？

　　首先，农民是弱势群体。既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就没有人听到，或者，没有人愿意去听到。他们的政治力量薄弱，造不了反，就算造反了，非常容易被镇压下去。同时，由于大部分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也不会轻易去造反。

　　但是，应该指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广大农民为了赢得国家的解放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可是，如果我们能深入到湖北和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区，到习仲勋和刘志丹他们曾经领导下的陕北农村，或者到贵州和重庆的山区，我们不难看到那边的农民生活还非常艰苦。另外，大量的农民工在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拼死拼活的打工，把青春彻底的透支在他们根本没法立足的城市，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再次回到原来贫穷的农村。

　　其次，为了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只有把农民的生活水平逼到了人类生存的最底线，才能迫使他们没完没了的给城市的资本和资本家流血流汗，当牛做马。不仅父辈如此，子子孙孙都必须如此。因而，有农一代，农二代和农三代之说；因而，有富士康跳楼自杀之说；因而有大量矿难之说；因而有卖身体器官为亲人治病之说。

　　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出现连续七年的增产，从4.3亿吨增长到5.4亿吨，年均增速达3.3%，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是中国农业的骄傲，但却不是中国农民的福音。

　　这是因为，过去的粮食增产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和工农收入的差别。相反，自从1985年以来，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每年都出现上升的趋势，从1984年的1.8倍上升到2009年的3.4倍。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大的城乡收入差别。

　　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逐月提高。到11月，CPI同比上升5.1%，创造多年来的新高。可是，如果没有农民的贡献，没有高产稳产的农业生产，中国的通货膨胀恐怕还远远不止5.1%那么简单。是强压性的农业生产才保证了CPI不出现两位数的增长。

　　CPI高的原因是过渡地开动了人民币的印刷机所致，而不是因为农产品的短缺所致。因为，城市30%和农村50%的消费用于食品。相对于所有商品，食品的消费在城乡居民的总消费中比重最大。因此，货币超量发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最快。

　　食品价格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经济回报率超低。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例如，沿海经济发达的七省市的粮食自给自足率只有三分之一。中国粮食的生产越来越依赖北方严重缺水的11个省区，当这些省区的经济追上沿海地区之后，中国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种粮食了。

　　同时，多年来，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农业的灌溉系统20年没有任何大的发展，与中国突飞猛进的GDP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再次，中国农业生产多年来都是依靠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土地自生的肥力日益下降。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大量占用良田，还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赖以发展的水和空气的质量。

　　总之，中国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后劲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经济效益低下，劳动投入成下降趋势，生产环境和条件恶化，投资不足，等等。

　　国家把上千亿，上万亿的投资扎到了工业，扎到了能源和交通，扎到了造成严重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的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扎到了房地产，扎到了国际运动会和博览会。但是，国家却不舍得用大量的投资去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系统，去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存的空间和条件。

　　国家唯一愿意做的，就是保证粮食的种植面积，粮食的高产稳产。但是，国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一号文件可以发表一年，两年，甚至是十几年，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却永远和城市保持极大的距离，而且，工农和城乡的距离越来越大，这种距离能无限制的拉大吗？农民可以忍受一年，两年，甚至几十年，他们能无限制的忍受下去吗？

　　当农民能够彻底摆脱农业时，当城乡和工农差别大到能威胁社会安定团结时，农业的生产就不可能满足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由目前的货币超发所致，变成农产品严重的短缺所致。到那时，简单的通货膨胀就会演变成恶性的通货膨胀，甚至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和食品的安全。

　　为了防止出现农产品的严重短缺，在短期内，政府不仅要想办法让农民多种粮食。从长远看，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加强农业投入，改善农村和农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从而，大大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只有这样，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才能得以实现，才能真正做到社会的和谐。

茅于轼：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我们应得的服务
2010年12月24日 经济观察报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

你们好！

转眼又至年末，又到了给这一年打分的时候，最近我常常被问到应该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的现状，我们国家的前途如何等等。

应该承认，改革30年之后，我们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出了很大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可以说中国的前途非常不确定。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们社会的财富在改革开放后急剧增加，问题则是这么多年财富的分配不合理，经济结构亟待调整，特别是房地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社会冲突爆炸性增长，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信任感，而且全社会靠着说假话过日子，没有道德感。

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只靠经济是不行的，还应该靠政治改革，这里面第一重要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别的改革都是空的，其实这就是要大家都来说真话，讲道理。靠假话过日子是长不了的。现在言论自由上是比以前好了许多，但公共传媒要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贪污腐败的治理也需要言论自由，不然就会造成社会对立，政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现在也趋向于暴力化，烧警车、烧房子，不是和平游行，而是暴力对待，原因就是不能开诚布公，百姓投诉无门，上访又被拉回来，实在没办法，就诉诸暴力。如果有了言论自由，把腐败、官员灰色收入等问题放在大众的批评监督中，情况就会好许多。

相比之下经济方面可是有了很大的进步。进步的原因是什么？财富的增长。财富怎么增加的？因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化，就是认识到大家赚钱就是积累财富。过去不这么想，过去我们认为种地、挖煤的才是财富，从事经营不叫创造财富。现在我们完全懂得任何一个人赚钱都是增加财富，这是个了不起的改变，每个人都在赚钱，每个人都在创造财富，这个社会的财富当然增加了。简单说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成功就在这里。经济方面的自由现在比过去多了，农民原来不可以进城的，现在可以进城、可以出国，自由度扩大了，早先甚至不允许个人养鸡下蛋，现在你可以开公司、可以打工，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在印度时，发现那里的经济不发达，景点周围要买瓶矿泉水都没有，要跑出100多米才有，我们的景点四周摆满了摊贩，我就奇怪印度这么好的商业机会它为什么不用呢？可以说，在这点上我们已经超越了很多国家，我们过去只是靠劳动创造财富，国家穷的时候让大家上山下乡劳动去，那就错了，交换创造财富、赚钱创造财富，任何一种方式赚钱都是财富的创造。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是非常开放的，老百姓赚钱的机会很多。这就是我们的成功。但我们的GDP增加这么多，质量却不好，第一是破坏了环境，第二是分配不公平，政府拿得太多，老百姓拿得太少；老百姓中间富人拿得多，穷人拿得少。我们一方面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地方政府大量地负债、欠债，我原来在想，如果我们欠债了，一定会有一个债权人、一个债务人，两者互相抵消，对整个经济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些债务人他找不到债权人，谁借钱给我的？说不清，这样的情况如果普遍存在，就会出大问题，这就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金融危机，没有由大银行倒闭而引起的连锁破产，但是我们的经济遇到了出口减少、失业增加、GDP下降等等的问题，简单地讲，走好我国的经济道路就是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国家垄断，国家对国有经济的偏好、对民营经济的歧视，长期以来对国企、外企跟民企的分别对待的，这就是很不平等。中国经济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了，但从根本上讲是要取消经济的特权。

另外，具体措施还包括人民币升值、利息增加、减税、提高环境成本，这些措施肯定会给地方政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不止政府，所有借钱的人恐怕都不会喜欢，但是不提息，房地产这么旺，利息这么低，借钱的成本低就意味着冒险的成本低，就会造成泡沫，但是政府也有它的考虑，利息提高、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大量热钱的涌入，所以这些问题都要好好权衡，在我看现在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你看日本、台湾这些地方，泡沫破裂以后很长时间恢复不起来，因为泡沫破裂老的房子还卖不掉，新开盘的房子更没有人买了，开盘的房子没人买，农民工、建筑工人就会失业。相关的一些行业，家电业、装修业都会受到牵连，这个波及面非常广。要是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农民工失业，这是不得了的大事。而且现在通货膨胀5%了，利息一年提了多少？百分之二点几吧？负利率这么高，借点钱就等于白赚钱，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当然，房地产泡沫这么大，房价这么高还有人抢着买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供给不足。你们知道我的立场，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那条“红线”就造成土地供给不足嘛，地方政府用这个理由来限制土地的供给，提高地价，坐享红利。其实中国不是没有土地，我反复讲这个道理，中国土地紧张，用什么途径解决呢？土地不能进口，不能创造，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造成土地的浪费，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亩产在提高，不需要那么多粮食，粮价很低，还不许耕地转换用地，结果大量的农用地闲置，据统计有9000万亩土地在撂荒。这个政策完全错了，房价这么高，粮价这么低，你还要限制土地流转。我们现在希望粮价高一点，对农民有好处嘛，那你就把土地流转出来嘛，粮价就有可能提高，即便土地少了，你也可提高亩产，怎么提高亩产？增加投入，怎么增加投入？粮食价格提高就增加投入，粮食的产量有很大的弹性，你增加了投入它就多产，你把土地维护好了，这个低产田变成高产田，亩产就提高了。所以我们政策应该减少耕地，提高粮价，增加投入，这是他们应该做的。现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在批评我的这个观点，只是简单的认为我反对保护耕地，这就不对了，你们仔细想一想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一句话，土地流转就是应该由市场来配置的，而不是靠强制性的行政规划来制约。其实不光是土地问题，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也是如此，我就很反对“十二五规划”这个东西，这还是靠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应该靠市场配置。当然，要有计划是对的，但这得是一个好计划，但谁有本事为整个国家制定一个好计划呢？天下人都没这个本事。这一次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说实话这个东西没办法考核，工资提高多少才合适？10%，20%还是30%？五年之后用什么来衡量是否完成计划的标准呢？如果设立一个硬指标的话，这件事情就变质了。

当然，有些事需要硬指标来监管，比如说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和垄断。在公共事业的管理上，我们政府做的还是不错，基础设施搞得很好。改革30年来，我们的交通、通讯、电力从没有缺过；我们的公路在发展中国家中修得是最好的。但有些方面政府的确管反了，不该管的也管了，现在税赋很高，但是服务不好。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也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服务之一，但是我们现在花钱养了一群干预我们自由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搞了一个硬性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标准如果太低等于没有用，你定得高了吧，企业就不用人了，对就业的人有好处，但对失业的人有坏处，反而是坑了最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该怎么样用市场方法来提高收入？其实很简单，市场要求平等自由，要求工人能够有平等的谈判地位，现在的工人没有平等谈判的地位，所以要允许工人组织工会，提高集体议价能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方向。

以上就是我对于目前国内状况的一些看法，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思考，期待与大家的学术交流。

张维迎：承受改革者之痛


　　丁华艳 席淑静 发自北京

　　12月22日，北大校长赴光华管理学院宣布新院长的任命，张维迎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位已成定局。有意思的是，校长现场宣读了自己收到的反对和支持换下张维迎的短信各一条。

　　一心想将光华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张维迎，再次承受改革者之痛。因为推行一系列改革，触动众多人利益，并遭公开抨击的张维迎，被媒体报道为“没人捍卫的张维迎”。

　　换届尘埃落定时，一股反思在光华老师中悄然开始：“张维迎不当院长，对学院到底好不好？”“一所力争做国际一流的商学院，应该用什么形式选院长？”……

　　被免职的院长

　　张维迎，在12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其身份已被标注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此时，距离新院长的公示截止日期刚刚两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华学生对记者说：“按照张维迎的年龄，他完全还可以再干一届。”2006年走马上任之时，张维迎47岁。四年过去了，跨过了50岁的坎儿，却跨不上院长这个职务了。

　　直到截稿之时，张维迎依旧不肯接受采访。对于此次没能连任，张维迎的态度，在不同人口中有不同的说法。曾经和俞敏洪、李彦宏联名就张维迎被免职一事致信北大的亚信联创董事长丁健说：“我觉得他还是满解脱的。”

　　“9月23日，光华管理学院发布了一个通知，大体内容是：9月28日召开换届工作动员会。”一位不愿具名的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向新浪财经透露，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教授，以为这只是一次动员会，后面还有机会投票，因此并没有到现场。

　　事实上，在这次会议上，当天就完成了投票和测评的工作，此后再无其他的投票机会。据说，这次测评中，有建议称不希望张维迎连任，但究竟有多大比例，北大党委组织部并没有公开。依据9月28日的投票和测评，组织部后来又和光华老师单独谈话。测评和谈话，最后就形成了12月份公示院长人选的决定。

　　“如果知道第一次动员会就是唯一的投票机会，一定会去表达自己想法。事实上，后来才知道有很多教授都有同样的遗憾之感，特别是大多海归教授根本不清楚这个动员会的意义。”该教授表示。

　　其后，新浪财经向光华管理学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求证，他透露当天确实人没有到齐，但他认为：“光华管理学院教职工有200多人，不可能全部到场。” 在被问及究竟到场人数有多大比例，他表示自己记不清了。

　　张维迎就这样被选了下来。

　　一流商学院应该怎样选院长？

　　“这次换届的程序，如果站在中国的现状来看，是大学考察机构领导的正常程序。”上述不愿具名的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评价说：“但与国际一流院校比，差距就实在太远了，目前光华实行的行政决定制度和建设世界一流商学院的目标并不相称。”

　　事实上，实现院长换届机制的改革，也是张维迎任内的一个目标，这也成为张维迎的遗憾。

　　今年年初，张维迎就曾在光华管理学院全院大会上谈到，要想成为亚洲甚至全球最顶尖的商学院，光华必须实现领导层决定机制的转变，从传统的行政决定机制走向现代的全球招聘机制。他还曾表示，只要是通过这个机制选出来的院长，是不是他都无所谓。

　　目前国际一流大学遴选院长、校长的常规做法是，由教授、员工、学生组成的招聘委员会负责招聘，招聘过程民主、公开、透明，而人选来自全球招聘。行政力量只能在招聘委员会推荐的最后候选人中行使任命或否决的职责。

　　“如果球员全部来自加州，就只能说是一支加州球队，不能算全国性的。”香港科技大学创始副校长孔宪铎以此举例说，要做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必须请到世界一流的教授和领导者。

　　孔宪铎在香港科技大学创始的7年间担任学术副校长，主要任务就是在全世界找一流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1991年开学，十年有成，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与其“请一流的教授，并让他们安居乐业”的宗旨有关。

　　受抨击的改革者

　　在北大的12年间，张维迎一直扮演一个改革者。

　　2003年，张维迎作为北大“癸未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和设计者，致力于打破高校的铁饭碗，使教授也进入到鲜活激烈的竞争中去。

　　变法刚刚开始，反对声就超出了北大的范围，遭到了高校教师们的强烈反弹。此后，由他主持撰写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三易其稿，删去多处可能危及教师利益的条例，终于在2004年2月份下发。

　　时至今日，北大的老师们还记得七年前的事情。人文学科的某名教授评价张维迎：“当校长助理时乱北大，过不在小。《韩非子》：尧舜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纣为天子，可以乱天下。”

　　但也有不同声音。香港科技大学创始副校长孔宪铎则认为，张维迎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搞好大学就得用一流机制请一流的人。一位光华教授也认为虽然张维迎的改革没有完成，但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能够有人站出来讨论这些问题，有人付诸行动，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张维迎为此次变法付出了代价。2003年底北大党委改选，时任校长助理的张维迎未能当选副校长。

　　改革试验田光华

　　1999年，张维迎以副院长的身份，主持光华管理学院的管理工作。2006年开始担任院长，成为改革试验田。

　　“张维迎对光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前系主任、现特聘教授陈嵘认为，张维迎在北大启动了第一个EMBA和EDP项目，带动了中国商学院的发展；第一个高薪引入教授，包括海归和任特聘教授的国际知名学者。提高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国际、国内知名度，光华毕业的博士已经能够在海外任职。光华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刊发的英文学术论文占北大人文社科类的50%－60%。

　　此外，张维迎招来多项投资。2008年思科公司承诺三年投入2000万美金，与光华管理学院合作成立领导力研究院，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来自国际最大的赞助。在张维迎的任期内，光华甚至还竖起了一幢崭新的教学楼。

　　2010年4月，光华管理学院通过EQUIS认证，这是欧洲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商学院的认证。光华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也跃居北大甚至全国第一。

　　“一个橘子没有压力就不会变成橘子汁”，在成绩的背后，张维迎作为领导者，在施加压力的同时，也承受着反弹。

　　张维迎大力引进海归，目前光华共有全职海归六七十位，占教师总数比例为60%，远超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学院。接任张维迎的院长蔡洪滨以及连任副院长的徐信忠都是张维迎引进的，也曾是张维迎的爱将。

　　张维迎在光华提出全职海归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年薪4、5、6万美元的方案；一些世界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每年来工作3个月可以获得25万人民币左右的薪水，因此媒体报道称“北大教授年薪百万”。

　　但与海归的高薪酬形成对比的是，原有教职工工资薪酬不变，双轨制的薪酬引发了不满，虽然光华原有教职工的薪酬一直提高，直到一两年前已经彻底实现并轨，而这次“并轨”也是开了中国一流大学薪酬制度改革的先河。

　　一位光华教授评价说：“什么优惠、什么名誉都给了海归。” 据传，张维迎为了给一位海归知名学者好办公室，让光华一位老教授搬了出来。

　　此外，张维迎在光华推行“追求卓越”的文化。别的学院提教授、副教授名额总嫌不够，可光华却因为标准严格提不满；EMBA的课程薪酬丰厚，很多教授希望涉足，张维迎却坚持“保证质量，不能大锅饭”，请了许多外来的教授。

　　2007年张维迎开除了邹恒甫，再加上此后何志毅的离职，给张维迎惹来了最激烈的非议。张维迎被抨击为公报私仇，排除在竞选中未投支持票的“异己”，舆论一时哗然。

　　“其实在邹恒甫被开除之前，他已经几年没有正常上课了，外边兼职很多，学院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如果说学院里老师对此的意见，反倒是大家认为张维迎太过于宽容、袒护像邹恒甫这样的海归教授，并不是像外界认为的那样——他们一直处于矛盾状态。”光华一位教授对当年的邹恒甫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被误读的经济学家

　　对于今年连续出现的“学历造假”和“艳照”事件，张维迎只对学历发表了公开的声明，其余一概不理。

　　光华一位教授认为张维迎学历造假之说非常可笑，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他的博士导师、经济学诺奖得主莫里斯教授就是光华特聘教授，常来光华讲课，并在北大建立了莫里斯公共政策研究所，其所长即是接任院长蔡洪滨。

　　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评价张维迎道：“与他对正确价值主张的执著坚守和对学术造诣的纯粹追求相对应，他是一个非常不善于驾驭复杂关系、甚至不屑于面对复杂关系的人。”

　　“很多人说张老师不善于处理人事关系，其实不是他不善于，而是不愿意。为了捍卫他他所坚持的理念和标准，他不愿意妥协。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缺点，但对一个有独立观点的学者来说，却是最难得的。”张维迎的学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校友会的秘书长诸葛虹云认为，张维迎更多关注了光华的质量和品牌，更多关注了学院的发展。有人评论他可能因此而触动了一些人的私利，得罪了人。但很少有人深究：他为什么得罪人？

　　“他们是改革的倡导者，但是他们第一没有后台，第二太过率直，太过急躁，不具备中庸之道。他们在赢得许多崇拜者的同时，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经济改革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把许多人给得罪了。”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姚树洁在公开文章中表示，卸任兴许对张维迎是一种解脱，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做研究，从此不用再招太多的人身攻击。

　　事实上，在北大，张维迎的课程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博弈论》，每年选课的时候都是大热门。“上学期上张院长《博弈论》的时候，我每次都坐第一排中间，所以最后张院长还给我课件上签了个名。张院长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讲都妙趣横生。他特别爱用比喻，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或思想形容得十分生动易懂。 ”一名立志要考光华研究生、经常去“蹭课”的学生回忆道。

　　与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相比，公众对张维迎的态度显得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2005年因一语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张维迎陷入“郎顾之争”； 2006年，张维迎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写道“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时隔一年，“大学提高学费对穷学生有利”言论又引批判；2009年他在北京钓鱼台发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又被指“新自由主义”。

　　张维迎对此并不以为意。和公众如何看待他相比，他似乎更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价值。

　　从1983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张维迎便领略到了全民批判的滋味。但是多年来，他从未改变自己的风格，始终坚持说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也为他招来更多的批评。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我一直在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不人云亦云，也从不重复别人的观点。”

　　茅于轼在《忆峥嵘改革岁月中的张维迎》一文中写道：“对他(张维迎)的主要批评是认为他是为富人的利益说话。其实，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相反有些讨好公众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说假话，把是非搞乱。这才是危险的。”

　　张维迎卸任之后，舆论渐有转向趋势，多名意见领袖在微博或者博客发文赞扬其学术独立精神和无畏的改革勇气。他的学生认为其不当院长，更有利于张维迎潜心学术研究。

　　不过有学生担心张维迎的去留问题。就在前几天，一名学生买了张维迎新近出版的书籍《市场逻辑》，准备上他的《企业理论》课程时拿出来请他签名。然而到了课堂，讲课的人却是另一名教授。

　　他不无怅惘地表示：“回想一下张老师在光华的四年，他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没有张老师敢做敢说，敢言敢行的做人和处事原则，光华有现在的成绩应该还需一些时间。只是希望北大、光华，能给张老师一个轰轰烈烈的仪式。”

　　但张维迎的内心作何感想，不得而知。就好像此前众多次一样，张维迎再次置身“漩涡”外，并保持沉默。

弄清几个概念
任志强

每次统计局或国土部公布的房地产运行数据或用地数据斗鱼房地产市场之间有个巨大的差额，让普通的民众困惑，甚至连少数开发商也会困惑，实际的感觉为什么会与公布的数据有个极大的反差呢？这大约就是概念不清的问题。


一、建设用地不等于房地产用地。

在所有征地拆迁的问题上，媒体与民众都将焦点关注于开发商的身上，似乎在媒体与民众的认识中，凡是征地拆迁必然与开发商相关。在农田用地保护的问题上，媒体与民众也都将焦点关注于开发商的身上，似乎破坏和占用耕地让粮食价格上涨、让蔬菜价格上涨都是因为开发商的占用，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

用农田占用而言，最大量的占用是退耕还林、灾害和农地调整，一共约占60—70%以上。而建设用地最高年份也只占30%左右，大部分年份只占15—25%，其中建设用地包括了六类用地：军事、水利、旅游、工业、交通等技术设施和房地产。房地产所占比重更少，不到建设用地的六分之一，房地产用地中还分为商业、办公、公共建筑、保障性住房和房地产开发等多类。其中许多如政府办公大楼、中央电视台、鸟巢、中国大剧院、博物馆等并未列入房地产开发之中。列入房地产开发的用地中也有商业、办公楼等，同时住宅中也包括了保障性住房。真正算下来用于商品房住宅建设的用地大约只占到全部用地的1.5%，少之又少，与农田保护几乎无关，与大量的征地拆迁也无关。

由于概念不清，在媒体与社会的误解中，房地产却背上了无数的罪名。也许是因为房价让大多数民众根本就不想去弄清楚这个概念，而只想发发怨气，但岂不知正是因为商品房建设用地的稀缺才让地价飞涨并且房价高涨吗？

如果肯拿出多一点的用地、用高一点的容积率来建设商品住宅，又岂会如此敌对！


二、房地产业不等于房地产开发。

正如用地的分配中房地产开发仅占了一个很少的比例一样，广义的房地产业中包括了政府的办公大楼、央视的大楼、保障性住房等等的内容，但却并非都是房地产开发的范畴。

国土部公布的用于房地产业的用地2009年高达10.28万公顷，但房地产开发商实际购买的用地只有3万多公顷，约为30%多一点儿，其余大量的用地并没有在商品房建设的范围之内。今年预计要12万—18万公顷的用地，但房地产开发商购置的土地大约也就 4万公顷，仍然只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今年全国（不含新疆、西藏）的住宅建设用地约9.569万公顷，但开发商购置的商品住宅用地则约3万公顷，不到总住宅用地的30%，可见在增加土地攻击之中房地产开发所实际占用的约4万公顷土地要解决市场化的问题仍是紧张和困难的。

土地过去和今后仍是制约商品房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三、在一个地方没有住房不等于没有无房户。

在国际的住房统计中，无论城市与农村，也无论是这个城市或那个城市，只要是有住房的都不能统计为无房户。就像许多外籍的工作人员在中国没有住房，但在原国籍有住房不能称为是无房户一样，在中国派驻到其他城市的工作人员，在常驻地有房的也不能统计为无房户。在城市工作而在农村有固定住房或占用了宅基地份额有住房的同样不能统计为无房户。换句话说，有房无房不是按照工作所在地统计的，而是按照家庭是否拥有居住可用住房或是否拥有和其有关的住房资产统计的。

如农民工在城里大多没有固定的住房资产，但其在户籍地有宅基地，其可能在任何城市中流动，但其农村的宅基地并不发生变化，其在统计中为有房户。在城市或流动地是否有永久性住房或住房财产并非统计依据。
这里还包括在家中有宅基地、有住房，但高等教育之后不再回农村的大学生、硕士生们，统计学中并非无房户。

统计是一回事，实际生存是另一回事，这样就可以分析出实际的矛盾在于农村的宅基地如何增值与变现、如何打破户籍与土地权属问题上的限制，让农村的户籍名义之下的土地（宅基地、承包地、林权地等）可以变成进城创业的资产，但绝不能因此而改变统计学中的无房户概念。


四、平均房价不等于购买房价。

市场大多用平均房价来表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房价，许多所谓的经济“砖”家们也常用市场平均价来计算购买力或房价收入比。大多数消费者也习惯于被媒体忽悠，而用平均房价作为参考与评价市场变化的依据。而国际上的房价收入比只允许用房价的中位数、户均面积的中位数和收入的中位数来对比，这样才能正确分析市场的价格和消费者的可支付能力。

平均数中最大的问题是将面对非一般消费者的奢侈品房价计算在普通的居住消费之中，而奢侈品与居住权利和改善需求无关，就像不能把钻石、黄金计算于消费品物价之中，不能将鱼翅计算于恩格尔指数中一样，当然也不应将劳斯莱斯与普通汽车消费混为一谈。

如10000万元/平方米加5000元/平方米的住房平均值为75元/平方米，但卖1平方米10000元/平方米的房子、5平方米5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平均值就变成了5833元/平方米；反之5平方米10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加1平方米5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平均值就变成了9166元/平方米，两者差距巨大。因此中位数是不同消费群体的分界线，而平均数却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平均数中各种不同价位面积的分配情况。

平均数的高房价不代表市场的真实情况，遗憾的是中国目前没有中位数的统计，于是被高房价的情况就占领了全部市场，但这不是消费购买的代表性，更不是市场购买的参考价格。

※市场中有许多混乱的概念，特别是媒体的记者们大多用外行的角度去评论市场的运行情况，而真实的情况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信息基础上，否则就一定在概念混乱中得出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