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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狼来了吗？ (2011-01-11 10:00:54)
任志强

当重庆宣布将要开征高档房产税时，小潘称为“狼来了”，而重庆的所谓高于市场均价3倍的房产税真的是一只狼吗？

在中国现有税制不修改的情况下加征房产税无疑是一种苛税、是掠夺民财的一种做法，既不会对遏制房价上涨产生任何益处，也不会对扭转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局面产生影响。关于开征房产税或类似的税收的坏处和不应征收的理由早已说过多少次了，这里只谈重庆的特殊房产税征收。

重庆准备实施的特殊房产税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财产税，而是一种只针对高房价的类似于高消费的特别消费税，就如中国曾出台过宴席税这类特别消费税一样，只针对于一种高消费的行为。但中国的这类宴席税类的特殊消费税并没有真正的实行过，犹如昙花一现，估计重庆的这种特殊房产税也会落个同样的结果。

一、中国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高过程之中，今天看来是一种高消费的现象，明天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于是这种看似高消费的行为就在短期内迅速变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如当初的请客吃饭大多花公款，是一种一般家庭无力承受的经济条件下的特殊消费，但很快这种全家在餐馆吃饭的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化大众型消费，特殊消费而征税的意义自然就消失了，因此这项政策也许今天尚未取消却只是昙花一现了。

二、旨在针对于富人的高消费行为的征税通常除了会推动财富的转移之外，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好处，于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削减或取消遗产税，赠予税等单纯针对于富而希望能用征税调节贫富差别的法律。

针对于富的消费征税本意是用于调节贫富差别，以富补贫，但中国的税收收入并非大头在转移支付，并非大头在公共福利，而是将重点用于行政开支和投资建设，这就杀富而不济贫，失去了调节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富差别是个必然的阶段，但要想实现共同富裕之路，不仅要靠杀富而形成济贫的转移支付，更重要的不是杀富而是济贫。如果大量的财政收入不是用于济贫、不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与致富机会、不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公共福利与保障，杀富而不加大转移支付的结果是富的变穷或者跑路了，而穷的仍然很穷。

换句话说，没有明确的纳税支出就不应加税，没有纳税人的权力就不应征税，没有杀富而济贫的支出就不应杀富。

历史上有许多绿林好汉的故事与传说，之所以成为好汉，不在于这些好汉在杀富，而在于这些好汉是因为济贫而成为好汉的，否则就只能成为强盗了。征税也是同样，征收要还原于为民服务，否则何需纳税。

三、重庆的特别消费税以何为标准确定基数？黄市长似乎用高于市场平均价3倍为标准，这就犹如当年的宴席税也定了个市场的标准一样可笑。

何为市场平均价？即市场中正在销售的商品房不论地点位置、不论房屋质量标准、不论精装与非精装的总面积与总销售额的平均关系，这个平均价用于衡量与判断宏观的经济是有用的，但用于微观或指导税收并作为纳税的基数标准则是荒谬可笑的。

中国是个非完全市场化的国家，在销售的房屋却被分割成了商品房与非商品房多个部分，在购买时有限制和区分，在销售时也有限制和区分，而这些可以买卖但非“商品”的商品其平均的价格又在哪里呢？

如北京如果计算上这些非“商品”的房，其平均价约为7000元/平方米，而不计算这些非“商品”但可以交易的房屋的平均价则高达21000多元/平方米，相差了3倍多。前者证明的是房屋的价格并不高，后者则反映市场中的纯商品的价格很高。按前者算则纯商品的房屋似乎都应纳税了，而按后者计则纳税者少之又少了。

我不知道重庆市的妙招何在，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不合理，甚至是可能无法操作的税法。

如果一个月内高房价销售量大则平均值高，如果一个月内城市周边的低价房销售量大则平均值低。那么税法是否要按月调整呢？更不用说民众如何能真正的获知平均价的水平呢？

试图用一个可变动的数据作为纳税标准，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因此大多实行物业税的国家都会对市场估值定期调整，并用6或7折的标准计算，用打折的方式调整计算的时差与误差，而绝不会不经评估而直接使用市场波动中的平均数值。

而我认为重庆市政府并没有做好这种全市不同房屋及时评估的全面准备，也并不掌握清晰的原始数据和评估数据。

四、如果没有评估做基础，那么纳税征收对象的房屋是按现值算还是按购买价计算，如果是毛坯房是否还要单独另计算精装修的费用？早期购买的房屋在后期价格变化中又如何计算……后续的问题尚有许许多多。

如在一个价格超过平均房价3倍的小区中，由地理位置产生的价格因素占多少？由土地价格产生的因素占多少？由建筑标准产生的因素占多少？如果都不区分，那么等于政府越多收土地出让金、为城市做出的贡献越多的楼盘反而越要被征税了。

如果一个价格超过平均房价3倍的小区，其中有大户型也有小户型，有的是奢侈型特殊消费，有的是为了工作方便，就学就医方便，而只能居住小户型的非奢侈型消费，这样的却要进行纳税，难道这就是杀富济贫吗？
无疑这会伤害大量的非特殊型消费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此中有的人拥有多套、有的人有唯一的一套小户型，显然这种纳税是无法调节贫富的公平的。

有人猜测上海会以数量即人均居住面积为标准，但面积的大小与质量无关、与价格无关，远的地方大的房子价值低也许还换不来一套城里的小房子，而重庆市以价格为标准，为什么不能两者结合呢，否则又如何定义何为超标准的特殊消费或高消费呢？

缺少了评估和对原有住房情况、家庭财产情况以及收入分配情况的综合税制改革，那么任何形式的对房产的征税都必然会出现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现象，为某一单一目标征税必然会伤及大量无辜。

五、征税能解决房价问题吗？征税能解决财政收入对土地收入的依赖问题吗？征税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吗？

结论是明确的都不能。如果按上海拟出台的人均面积的计算方式或重庆拟出台的按价格计算的征税方式，标准定低了会大量伤及中产阶级；标准定高了则纳税成本极高但收益极低，因为应纳税的比例太低且分散，纳税收缴困难。

如按面积计算，全国超过 100平方米的套住房仅为20%左右，北京不足17%；如果按150平方米的套住房计算全国约为10%；200平方米的套住房约为5%，再按人口调整之后，可知应纳税人群就少之又少了。

如果按价格计算，则先买后买差距巨大。按北京的现状市场计算，超过平
均价3倍的商品房少得可怜，大约连1%都不到，不管当年市场中的数量多少，但一溶入总存量中这种高价房就少得算不出百分比了。让上海汤臣一品的几百套房淹没在上海近千万套住房当中就少得算不出百分比了。

而任何城市中都有大量的被民众称为腐败的住房，这些利用合理合法的政策，如保障房政策、自建房政策、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等，都是用低价占有的财富，但如果按市价计算就高出几倍，又如何在纳税中计算？这些房子有的并非商品房，但却比商品房更奢侈，又在公平纳税中如何公平呢？
……

也许还有许多疑问，也许聪明的政府会有强硬的非市场化办法，在中国要征税政府总是会有办法的。但这一定是掠夺民众财富的办法，那么就不要打着降低房价的旗号、不要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也不要打着其他任何利国利民的旗号去欺骗民众的支持与骗取民众的信任。不应是盲目的加税，而应从整体的税制改革入手，让税赋更加合理。

事情的真相也许是个解不开的谜了


河南林州停暖背后涉嫌套取补贴
2011-01-17 来源:infzm.com

河南省林州市停暖的直接原因是热源优创电厂被关，而电厂被关是为执行“上大压小”的火电政策，一切的背后正是确保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节能减排目标。

1月5日起，河南省林州市停止集体供暖，而近期正属林州全年最冷时期。有媒体报道称是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而停暖，亦有消息称是供暖设备出现故障所致。

此前，据本网报道，林州市冬季供热采暖任务由当地两家热力公司承担，而热力公司一直依赖林州优创电厂的电力为全市供暖。1月5日，优创电厂拆除了冷却塔，此次停暖面积达20万平方米。

据人民网报道，1月13日上午9时30分，河南省电力公司下令，即日起为林州供电区增加5万千瓦用电负荷指标，以解林州市群众取暖之急。

林州市副市长郭强否认停暖与节能减排有关。13日，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2010年我市已完成了节能减排指标，停止集中供暖与我市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关系。此次停止供暖，主要是因为当初找到了新热源，便关闭了优创电力公司，但没想到新热源由于技术原因无法正常使用。”

中止供暖源于“上大压小”

既然替代方案未被正式应用，林州市为什会于1月5日关闭原有热源优创电厂呢？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优创电厂是“上大压小”火电政策的牺牲品。林丰铝电公司办公室主任魏吉告诉记者，“上大压小”就是为了节能减排。

筹建于2004年的优创电厂在2005年6月正式发电，其时，其所有者为林州市电业局、林州市火电厂和林州所属的安阳市电业局， 以及一些个人股东，到了2007年9月，国家政策不允许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兴办电厂，于是优创电厂被林丰铝电公司收购。

林丰铝电公司是上市公司中孚实业在林州100%控股的大型企业，也是林州当地企业中用电量最大的企业。

“这两台机组很先进，只不过发电量太小，而且环保效率低”，魏青吉说。林丰铝电收购优创电厂后，又赶上了国家“上大压小”政策，很快面临关停。

据《新京报》报道，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相关负责人15日表示，2007年，林州市为了上大唐林州热电厂的两台3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项目，主动提出要关停优创电厂及另外几个电厂机组。

据《中国青年报》17日报道，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上30万千瓦以上热电机组项目，替代的关停容量要达到自身容量的50%。同时，为鼓励早关停，30万千瓦以上的热电机组项目替代的关停容量比例可降至40%考虑。也就是说，对应大唐林州热电厂建设的两台30万千瓦发电机组，该市应该关停60万千瓦的40%，即24万千瓦容量的小火电，才能完成目标。

据了解，林州市原有发电产能为优创电厂的11万千瓦，以及老火电厂的11万千瓦，共22万千瓦。《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称，林州市还从邻县内黄县“借”了2万千瓦，才算凑足了24万千瓦。

按照2007年1月20日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实施“上大压小”的新建机组，原则上应在所替代的关停机组拆除后实施建设。

林州市住建委一匿名人士向《新京报》记者透露，2007年，林州市明知优创电厂按照“上大压小”政策需要关停，还将该电厂卖给了林丰铝电公司（简称林丰公司），是为了保住优创电厂的资产。

2008年4月，优创电厂炸掉了一台冷却塔，但此后每年供热期间一直是一边发电一边供暖，两台机组交替每天三班倒，24小时满负荷运行。

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在例行检查时发现早已关停的优创电厂仍在发电，并查出林州市涉嫌以优创电厂关停为由，套取国家“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厂补贴款。

据了解，林州关闭优创电厂时获得国家2300万补贴。林州市发改委主任牛玉生说，所获得的国家已全部用于安置职工，“这还不够”。

但据优创内部职工透露，2008年电厂被卖给林丰公司后，大多数人都被遣散回家，每人按工作年限，获得一次性买断工龄3万到5万元，这笔费用总共不到1000万元。

另外，市政府还给林丰铝电900万元，但要其负责林州市供暖。

这位优创内部职工称，900万元要负责3年的供暖费显然不够，市政府应该是默认林丰铝电依靠优创电厂“边发电，边供暖”的模式，这样企业才不至于亏损。

电厂违规并受罚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证实，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发现优创电厂的违规问题，现正与监察部门联合调查此事。

按照《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弄虚作假逃避关停或关停后易地建设的机组，一经查实，应责令其立即关停并予以拆除，同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2010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调查人员赶赴林州，让其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对优创电厂采取措施。

据林州市内部人士透露，优创电厂违规事件暴露后，国家发改委责令林州市退还2300万元补贴款，并处罚金数百万元。

节能仍是“小舅子市场”

王静书 2011-01-17

核心提示：节能市场混乱让很多国企业选择自己成立公司，这样避免用能方和节能服务方互相猜疑。


“政府有诚信，节能服务产业就能做起来；政府没有诚信，节能减排就是马歇尔计划”。这是在采访中节能服务产业一位从业者告诉记者的。

“信誉”在市场经济中似乎从来不是靠谱的词。但现在，节能服务产业的从业者却不断在提及这两个字。不断有人和记者谈起生意经：和企业做生意不保险，因为节能服务合同的履行最后要靠用能单位承认节能量的实现而成立。显然，“靠谱”成了节能服务业中的关键词。

在这些生意人眼中，现在连政府都不靠谱。“政府基建规模快速扩大，什么债都敢欠。做节能服务项目要挑有钱的政府合作，而且一定要直接和一把手建立关系。”业内人士们在不断传播着这样的生意经。

甚至还有其他参与者也在挖空这个本来就“信誉”缺失的市场。一周前，在发改委内部举办的一次培训会议上，从事合同能源管理产业的一位资深专家曾经直言：现在的节能检验报告90%都是假的。

该专家激动地对培训人员说：我曾经问一家知名第三方节能检验机构，对于一栋建筑的基准能耗怎么确定？答案竟然是：按单位营业额来定。也就是说，如果这里是商场，理所当然能耗就高。我不禁想问，NGO的写字楼和垄断性国企的写字楼是否能耗基准线要差几十倍？

“现在很多监测机构卖节能，给20万报告就是节能20%，给30万就是30%。”该专家愤然称节能量检验的造假已经形成了市场。

有人提议，对于节能量检验，企业可以给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验，同时也要有独立的“国家队”参与。一旦发现造假，惩罚要有力度。

专家们在培训课上讲了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底下听课的企业却似乎并不感兴趣。“这些没太多用，现在这个行业还是‘姐夫’和‘小舅子’的天下。”

有从业者直言，现在要拿项目，只能靠“关系”，如若没有，则基本没希望拿到项目。更有甚者表示，没有“关系”的项目，他们自己也不敢做，因为“将来要不来回款”。

节能服务市场的混乱让很多国企也选择了自己成立公司，这样就避免了用能方和节能服务方的互相猜疑。

“节能服务市场目前还是‘一把手’的经济，没有社会关系慎重入行”，有业内人士甚至这样提醒道。

政府和企业互相不信任对产业的发展无疑没有好处，到底是谁先伤害了谁的利益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逻辑。但如果企业说，这还是一个“小舅子关系”的市场，恐怕不是企业自律就能解决的。

计划生育与非洲女巫
兰小欢

(硬广：我的书已写完，已交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希望能在春末夏初上架。书中含文章39篇，分为三辑：无情有理，非法合律，少迷多思。本文为第二辑《非法合律》中的一节。)

生存需要耗费资源，当资源匮乏到不足以让所有人活下去的时候，族群中大多数成员就会牺牲掉那些“最没用”的人，比如饥荒来临的时候率先牺牲老弱病残。而这资源匮乏的原因不一定仅仅是自然灾害，人为因素也可以在一夜间让资源匮乏。比如计划生育，每家只限生一个，这时候想要男孩的父母不小心生下个女婴，想节省生育指标，怎么办？本书《生命价几何》一文中对生命价值和取舍的疑问，并非纸上谈兵。

农业社会，看天吃饭，一旦遭遇灾年，一般总是先抛弃老人。比如生活在北极圈冰原冻土的某些爱斯基摩人部族，在食物紧缺的时候，就会在外出打渔时把老弱抛弃在与陆地没有连接的浮冰上冻死。而古代日本，在灾荒之年也会把老人扔到山里冻死或被野兽吃掉。

“国之不幸，必有妖孽”，古代农业社会一旦遭遇饥荒，迷信和巫术也往往随之兴起，因为统治者在无法做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候，往往必须找人来背黑锅，而在大多数人都无知而迷信的年代，巫师和术士是最好的替罪羊。而那些随后被迫害的巫师和术士，大多数是对社会生产贡献很小的人，无权无势无家无业，杀了他们不仅没人在意，大家还乐得省下口粮。

从13世纪到19世纪，整个欧洲大陆大约有一百万人被当成巫师。而16世纪和17世纪是迫害巫师的高峰，在德国的某小镇，最多的时候一天竟有400人被当做巫师杀害。被迫害的巫师绝大多数是女人---贫穷的女人或寡妇。为什么是在16和17世纪呢？因为那时候食品最紧缺。

全球气温在14世纪初开始下降，到18世纪初开始回升，这一阶段史称“小冰川期”，其中气候最冷的时候就集中在16和17世纪。虽然女巫自古有之，但对女巫的大规模追捕和迫害发端于1560年，正是气候最冷的那段时间，而之前已有70年没发生过迫害女巫事件。气候变冷，农业歉收，生存环境恶化，疾病流行。在这个时候杀死那些在食品分配中没有发言权的女人，尤其是贫穷的女人和无依无靠的寡妇，并不难理解。

对女巫的迫害并不限于古代，在当代的非洲也时有听闻。不奇怪，被迫害的女巫绝大多数都来自最穷的地区的最穷的家庭，而让她们好端端的突然变成巫师的，正是自然灾害。以坦桑尼亚为例，像非洲的很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个国家也流行关于女巫的传说。然而杀死女巫的事儿并不常见，在大多数时候，平均而言，每个村子每13年才会发生一起处死女巫的事件。可是在干旱或洪涝灾害的年份，处死女巫的数目就翻了一番，而在1998这个大灾之年，处死女巫的数目是平时的三倍。

这些女巫是谁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最贫穷地区最贫穷家庭中的老女人。但这也许还不是最残酷的事实。欧洲被迫害的女巫大都死于陌生人之手，而坦桑尼亚被杀死的女巫几乎都是死于自己家人之手。那些最贫穷的家庭，食品极度匮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能借女巫的名义把家中长者活活砍死。就算偶有侥幸脱逃的，也大多困死于丛林之中，或流落到其他城镇。而一旦背上女巫的恶名，没有人会和她们接触。

农业社会中女人的生产价值有限，所以每当饥荒来临，就算不被当成女巫处死，也会被以其他方式“优先抛弃”。比如在逃荒的难民队伍中，女童被遗弃而死的概率要比男童大的多的多。

1935年山东黄河大水，时任省主席的韩复渠救治有方，广设难民收容所救济灾民，并详细记录被收容难民的资料，编写成《山东黄河水患救济报告书》两册。其中的数据显示，难民中女婴的死亡率是67%， 而男婴的死亡率只有33%。而且，越是年轻的母亲，越不愿意保留女婴，很显然，这是要把未来的生育资源留给男童，而在灾害逃亡中顺便“扔掉”自己的负担：女婴。

中国女人自古倒霉，没有地位，命如朝露。好不容易熬盼到了新社会，经济发展了，没有大饥荒了，偏偏又赶上了计划生育。一家只能生一个，那生育指标的匮乏造成得对女婴的杀害，恐怕不输自然灾害。

正常社会中，男女的出生比例大约是103到107 比100，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男孩的出生数目虽比女孩略多，但男婴比女婴更为脆弱，更容易夭折，而且女性的寿命通常比男性长，所以成年人中男女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一。1982年，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为108比100，稍高于正常水平，但不算离谱。而在那之后，计划生育变得严格，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成了117比100，而在海南和广东，这一比例高达130以上。

130比100是个什么意思呢？正常比例应该是差不多130比124， 也就是说每年每出生130个男婴，就有24个女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而2000年是计划生育的第二十个年头，算一算，20年来，中国有多少女婴神秘失踪了呢？那些被提前探测到性别而被打掉的女婴，也许还算幸运，至于那些没来得及打掉的……让我引苏轼《与朱鄂州书》中的一段话吧：“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上文的基本论点是当资源（或生育指标）有限时，女人因为生产价值有限，所以被率先放弃。如果这个推论正确，那么当女人的生产价值上升之后，她们的存活率也应该随之上升。

农业社会中，女性的生产价值不大，主要功能是生孩子，而就这一功能而言，所有女人都差不多，所以女性“不值钱”。然而就算农业生产也不是铁板一块，虽然大多数生产都是更需要男人的粗重农活，可在某些生产中，女人比男人更好用。比如采茶，因为茶树低矮茶叶柔嫩，自古就是女人干的活。所以，当茶叶价格上涨时，在那些盛产茶叶的地方，女婴的存活率就上升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作物比如茶叶和水果的价格上涨，所以很多农民由种植传统的农作物转行种植经济作物。虽然同时全国各地都在推行计划生育，但在那些盛产茶叶的地区，女婴的存活率明显偏高，而且教育水平也有提升。可是这真的是因为女性在茶叶生产中比男性更有价值么？倒也不一定，原因也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茶叶价格上涨，所以茶农的家庭收入提高，而有了钱之后就负担得起孩子的教育了，也就不在乎生男生女了，女孩的存活率和教育水平就都上涨了。

然而研究者发现，随茶叶价格一起上涨的，还有水果价格，而果园的生产和采茶不同，主要劳动力是男性。虽然在那些盛产水果的地方果农的收入也上升了，但女婴的存活率和教育水平反而下降了。这么一比较，采茶业的确有其特殊性，那些采茶女生存状况的改善，确实源自她们自己的生产优势，而不是靠父兄的仁慈和施舍。

迫害女巫也罢，杀害女婴也罢，这些暴行，都会随着女性生产能力的提高而绝迹。2002年，美国58%的本科学士学位授予了女性，而同一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中的女生比例也占到了44%。

未来是女人的。





注：关于欧洲迫害女巫和气候的分析，来自2004年的论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巫术，气候，与经济增长》（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EP）,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Emily Oster。关于坦桑尼亚女巫的描述，来自2005年的论文《贫困与杀巫》（Poverty and Witch Killing, REStudies）,作者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Edward Miguel。关于山东大水中难民营的资料，来自1991年的论文《中国饥荒中的生死：1935年黄河水灾后的杀婴》（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作者是Swarthmore学院的Lillian Li。关于采茶和女婴存活率的研究，来自2008年的论文《消失的女性与中国的茶叶价格：男女收入差异对性别比例的影响》（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QJE）,作者是耶鲁大学的Nancy Qian。文中其他关于中国男女比例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出版物《中国社会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

王二施粥和春运火车票的分配难题
郭凯

某地发洪水了，道路被阻断。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不久，就有不少人断炊了。

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手里有点粮。王二决定开始施粥行善，解决灾民一时的困难。王二面临的问题很现实也很严峻：有1000个人需要吃饭，但是王二只有100个人的粮食。

王二为此事感到很苦恼，100个人的粮食分给1000个人，给谁还是不给谁？王二的儿子学过一点入门的经济学，觉得此事很容易。他说：爸，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应该施粥，而是应该卖粥，卖给出价最高的那100个人。这样事情不就简单了？大家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担心分给谁不分给谁，看不见的手都替你搞定了，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还是学点经济学有用吧？

王二觉得此事不妥，说：你这不是让我在赚黑心钱吗？而且，这样一来，最后粥不都给那些家里富裕的买去了，穷人不就只能挨饿？

儿子的回答很简单：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卖高价，人拿去了之后，照样能转手高价卖出去，最后不还是一样？这就叫黄牛。再说，你卖粥的价格公开透明，又没有公开歧视穷人，穷人要是真饿了，一样也会愿意出高价，不出高价，说明人还没有饿到非吃不可的地步，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安的。

王二还是觉得不妥，说：我还是先来先到，免费施粥吧。这样，我觉得更公平一点。

王二的儿子立刻说：爸，这一点也不公平！凭什么先来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来的都是那些时间最不值钱的。而且，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上的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最后，你还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转手卖掉，最后粥不是还会落在愿意出高价的人手里？你想违背经济规律，最后不解决问题，还增加麻烦。

王二说：麻烦就麻烦吧。我觉得先来先到更合理，你别多说了。

每年到了春运时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车票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有1000个人想坐火车回家，铁路系统只能提供800个座位，谁上车谁不上车，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事实上，给定供不应求这个基本的矛盾，火车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无论怎么解决，最后都会有200个人不能坐火车回家。任何觉得自己有绝妙方案的人，恐怕都得虚心承认，其实不存在绝妙的方案。

面对供不应求的情况，最经典的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价。物以稀为贵，火车票稀，所以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张提价的主张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的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后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是一样的。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人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像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

还有，即便是那些可以最后买到票的人，提价之后，他们都必须得付更多的钱才能回家。因此，提价的另一个分配含义就是，乘客要给铁道部交更多的钱。和王二一样，铁道部确实得回答是不是在赚黑心钱的问题。

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完全不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

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体面临的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的，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

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四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一种刚性需求恐怕是过度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会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

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离散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的小一点，住的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选择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的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

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任何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

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

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新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里花了很重的篇幅在讨论这个问题：从“被高速”，到房价，再到春运火车票价，都有着类似的特征。

用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衷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也不。我觉得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非常不一定。

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

（本文作者郭凯是专注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问题的经济学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为国际金融和中国经济，现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1月出版新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恐怖分子，爱国青年，红卫兵
兰小欢

(硬广：我的书已写完，已交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希望能在春末夏初上架。书中含文章39篇，分为三辑：无情有理，非法合律，少迷多思。本文为第二辑《非法合律》中的一节。)



从1980到2003年，全球范围内共有315次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超过6000人死亡（含911事件）。这些恐怖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不好好活着而要去把自己炸成碎末末？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这些恐怖分子应该是很穷的吧？这似乎也符合经济学道理，人穷命贱才更容易轻生啊，有钱人都忙着享受生活呢。这些人肉炸弹们应该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吧？要不脑子怎么不开窍呢？穷且没文化，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恐怖分子的印象。

外国的恐怖分子咱不认识，可以想想咱们前朝皇上眼中的“恐怖分子”们：“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陆浩东，富家子弟，受教育良好；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商人子弟，日本留学生；女的有秋瑾，官二代，日本留学生……这么想下去，好像这有名的“恐怖分子”里头真还没什么泥腿子。再想想，911开飞机撞大楼，那可是顶尖的技术活，别说是文盲了，弄个工程师过去也且得培训好些日子呢。至于小规模的爆炸活动，安装炸弹，选址，选时机，引爆，还得避过政府情报武装人员的围剿，想成功，那真得是人才。

事实上现代的恐怖分子们也确实不是又穷又没文化的人，而大多是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大家熟悉的巴勒斯坦人体炸弹为例，在有资料记载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48个人体炸弹中，穷人只占不到15%，而同一时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人口中，贫困人口占30%以上。在人体炸弹中，中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只有2%，而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的人口中，中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占到将近50%。可见与普通人群相比，恐怖分子一般又有钱又有文化。

这事儿实际上并不难理解。“恐怖活动”虽然极端，但说到底是一种政治行为，恐怖分子们一般有很多政治诉求。而与这些诉求相比，穷人的首要任务是吃饱饭。搞什么对美帝国主义的圣战？还没吃饱呢，不撑。

对穷人来说，恐怖活动其实和民主投票差不多，都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偶尔听听知识分子们宣传，有道理的时候跟着起起哄，没道理的时候随着骂两句，不太热衷。但受过教育的人就不同，“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激动起来可就不得了。先识“大义”，而后“凛然”，饿得獐头鼠目笨得目不识丁，“凛然”不起来。

在约旦，摩洛哥，巴基斯坦，土耳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在伊拉克针对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你个人认为这些行为是有正当理由的么？”在所有四个国家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回答“有道理”的比例都比低教育人群高的多。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的一项民调中，与文盲相比，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更加支持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武装攻击；而与无业人员相比，学生们更支持类似攻击。

这些结果不奇怪，911事件后在电视机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鼓掌欢呼的中国人民当中，农民工少，大学生多。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反而更加极端呢？不妨先再来看另一项相关研究。

恐怖活动的根源是仇恨，但仇恨又是怎么来的呢？在对犯罪的研究文献中，有一类犯罪叫“仇恨犯罪”（hate crime），就是那些针对被仇恨群体的暴力行为。比如美国早年的3K党，就是白人对黑人的仇恨犯罪。1997年发表的一项对德国青年袭击外国人的仇恨犯罪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这类犯罪发生在“东德”的比例远远比在“西德”高。当然这可能是经济原因，东边儿刚推倒柏林墙不久，还很穷，所以可能各类犯罪可能都多，仇恨犯罪也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东德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经济发展水平是原因的话，那在东边的发达地区的犯罪率应该比同在东边的欠发达地区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研究指出，仇恨的产生，与专制的政治环境有关。而在一个专制的环境中，受教育的人心中的仇恨比文盲更深。想想那些行为残暴的红卫兵，多少来自大城市多少在农村？多少人受过教育而多少人目不识丁？是谁出手揍死老师们的呢？再想想时不时举着反日大旗上街打砸抢的爱国青年，多少是学生多少是民工？

然而，为什么专制会培育仇恨呢？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专制环境中，教育不仅仅是开民智的工具，也是根植偏见的工具，详见本书《教育与独裁》一节；第二，专制环境中，信息的流通往往不畅，这为谣言和仇恨的生长提供了进一步的土壤，详见本书《无知与仇恨》一节；第三，专制环境中，权力的分配极度不公。这最后一点，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的分析精彩。

孔氏在中国，以著作《妖术：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知名。这场妖术恐慌，是乾隆皇帝领导的，各级官僚都调动起来的，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对流浪无业人士进行的一场大迫害，主要对象是和尚和乞丐。乾隆的动机不难明白，“反清复明”一直是清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所以对“妖言惑众”的人一直非常警觉，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谋反的行为？

无论是妖术恐慌还是文革，上层都有政治动机，可是普通老百姓跟着起什么哄呢？这和权力结构的分配有关。孔飞力说：“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愿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和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孔氏的这两段话，可以传世。





注：本文关于恐怖袭击次数的数据，来自2005年的一本书《死也要赢》（Dying to Win）,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Pape。而民意调查，恐怖分子教育和收入水平，德国仇恨犯罪等数据，来自2007年的一本书《谁是恐怖分子》（What Makes a Terrorist），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Alan Krueger。引用孔飞力的话，来自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的《妖术：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300页和第302页。

为什么有人有权，有人没权
from 都是骗银地 by wglxh1

斯坦福大学的组织行为学教授Jeffrey Pfeffer在2010年9月出版了一本书，叫《权力：为什么有人有而有人没有》（Power:Why Some People Have It and Others Don’t?）。我扫了一眼前五章之后，在微博上说：“如果我有一个出版社，我一定会尽所有资源去把这本2010年出版的书捧红，市场上流行的成功学著作和这本比起来，都是小巫小巫。”

我想，如果一家出版社不能把这本书在中国卖到100万册以上，那这家出版社肯定根本不会做生意。记得，宣传上这么写：“人类数千年权术斗争经验与现代行为科学相结合，手把手教你如何达到权力颠峰。”这条文案算我免费送的，不用谢。

写完这条微博的第二天，有朋友在MSN上和我说：“正在看你推荐的那本《权力》，太好了，真可怜国内的读者，这么好的书看不到。”又过两天，安替在推特上说：“今天在看 @wglxh 推荐的《权力：为什么有人有，有人没有？》的确很强，也很赤裸裸，其他励志书在这本面前是不算什么。”

这么看来，这本书确实能唬人，不止能唬我。

我不是说这本书多了不起，有多好，我其实并不很喜欢这本书，但我觉得在中国的市场上，这本书一定能大卖特卖。

这本书和其他中国市场上流行的成功学和权术学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是它很系统，绝不仅仅是个人经验和故事的堆积。第二是它很学术，背后有大量科学研究的支持。

其实这本书也没啥了不起的道理，但是就算是你已经听说过无数遍的道理，一旦用一种科学的口吻说出来，也立即会给你造成新的刺激，加深你的印象，让你觉得大开眼界。

我来举个例子。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听说了无数遍的道理，早就麻木到看到这条道理也没有任何反应提炼不出任何新信息了，所以虽然这是一条非常非常有用的道理，但大家都忽视了。

虽然本书的作者不是中国人，大概没听说过“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道理，可他是怎么说的呢？我在微博上转引他的意思：“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人员试图证明拍马屁的效果是“倒U形的”，一开始上升，但拍过一定点之后，这效果就会减弱。研究结果是：数据里至今还没找到那个转折点，拍马屁效果一直良好。”

这么一看，是不是你的感受又不同了？

如果全书都是这样的道理呢？如果他的章节安排又都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教你呢？进一家公司或机构，该选择哪个部门？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建立社交网络……

你说，这样的书能不吸引眼球么？能不畅销么？在中国？

在KINDLE上看书的一个好处是，某一段落如果有很多读者都标识出来，那即使你拿的是本新书，这一段也会被标记出来。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其中一句话有将近200人标注：“只要你能让老板开心，你工作干好干坏都没关系；但你要惹怒了老板，你干的再好也没用。”

解密航空业的“要客部”
南方周末

设想下这样一幅场景：有一天，你买了一张头等舱，但上了飞机，发现不巧有人占了你的座位，此时，你或许也像央视主持人李小萌一样把这事放到微博上。

在头等舱占了别人座位的事情肯定不会多见，因为航空公司很少会出现让“重要旅客”位置不佳的情况。事实上，把重要的客人服务好已是航空部门持续多年的任务。在中国民航局的要求下，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机场都设有专门接待重要旅客的“要客部”。几个小时的飞行中努力为他们提供最顶级的VVIP服务。

早在1993年，当时的国家民航总局就已下发《关于重要旅客乘坐民航班机运输服务工作的规定》（下文简称《规定》），制定了详细的要客服务规定，成为各大航空公司制定要客服务手册时遵守的范本。

每年两会、党代会，或是奥运、亚运、中非论坛这些盛事，民航局都会成立重大航空运输保障小组，领导航空公司、机场一起保障要客飞行安全。


尽善尽美的服务

一般来说，要客享受到的照料从他订机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

民航局规定，要客订座、购票，应该优先保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航空界人士均表示，每个航空公司的内部系统都有一个长长的要客名单。按照民航局上述《规定》的界定，如果订票者的身份是省、部级（含副职）以上官员，军队在职正军职少将以上军官，公使、大使级别外交官这样的重要客人（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要客目录中，两院院士也榜上有名），系统就会提醒：要客来了。

起飞前一天，各大始发站都得将次日航班的要客名单表，送至民航局、航空公司、机场及所有业务单位，其中最操心的也是最核心的部门是航空公司。

对于一些特别的要客，航空公司高层要亲自迎送，有的会亲自驾驶飞机。根据深航的一篇宣传稿，2009年，一位省部级官员从无锡出发的航班，就是深航无锡分公司总经理亲自掌的舵。到了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托运行李这些杂事，要客部门有专人协助。而在硬件一流的机场贵宾休息室专用房间，要想辩认哪位才是省部级以上官员，有时候可以看看他手里捧的茶具是不是专用的。“在我们这儿，所有省部级领导都有专用茶具，机场会一直为他保留，新上任的省部级领导也会为他准备一套。”西部某机场要客部服务人员陈伟（化名）说，两院院士除外。至于这些重要的客人喜欢喝什么茶，一旁的服务员都会记录在案，下次一来便知。“比如西部某省省长最爱普洱，也爱吃凤梨酥、牛肉干。”陈伟说。

随后，会有车辆通过免检通道将要客先行送达机舱门口，“要客如果来得太赶，不需要在机场停留，直接把车从办公室一路开到停机坪。”一位知情人士说。对于要客来说，有头等舱的航班坐头等舱，没头等舱的，民航局规定，航空公司也会给他们挑个舒适的座位。刚刚坐下，是想来点面条，还是米饭？是吃软食，还是硬点的？是中餐，还是西餐？这些很多时候无需要客操心，上飞机之前，空姐们已经会对很多重要客人的喜好有所了解。海航的空乘人员在一篇公司宣传稿中回忆，他们曾发现一位重要领导对部分食物过敏，在一次包机任务中为他特制了清淡的餐食。如果是在包机上，要客们还可以享受点餐服务。根据金鹿公务航空公司的一份采购清单，可供要客选择的菜品有百种之多。

有的时候，飞机就要起飞了，要客却堵在了路上，这个时候，有的机长会选择等待。“等个15到20分钟都很正常，我们一般都跟乘客说是航空管制，大家已经习惯了飞机晚点。”某航空公司要客部空姐王璐（化名）说。

不过乘客为此付出的等待会得到回报。民航局规定，凡是要客乘坐的航班，不得随意取消或变更，而让有要客的飞机先飞起来，亦是多年来的原则。

如果飞行旅途中要客想好好休息一下，空姐们则会最大程度地保持安静。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乘务员回忆，他们在有要客的客舱巡视时往往是脚掌着地，没一点“咚咚”的声音，关洗手间也是极轻极慢地拉动门闩，不发出一点刺耳的噪音。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缓缓降落，按规定，要客会先走；民航局还规定：贴有“VIP”标志牌的行李应放置在靠近舱门口的位置，以便到达后优先卸机。


绝对有效的投诉权

要客们微笑着迈出舱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对于这些重要的客人而言，这只是一次普通的

公务飞行，但对于参与服务的航空业者来说，却是尽善尽美的巨大挑战。
在获悉要客要来的当下，一个VIP保障预案就已经启动，分工之细，程序之多，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根据各大航空公司公开的地面保障手册，调度室调来一架状况最良好的飞机还不够，维修基地还得对飞机来一次深度体检，从头等舱有没有划痕窗户，到发动机整流罩内有没有残留的积水和油液，都要一一排查。

同时负责培养VIP航班乘务人才的质量管理室，会展开乘务组人员的预先选拔和培训，许多航空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同一个标准：“业务精湛，政治过硬”。业务精湛自然不在话下。根据空姐王璐的说法，空乘必须是气质出众、言谈优雅、处事周到。至于政治过硬，“说白了，还是从安全出发。如果空乘对社会很仇恨，那还得了。”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原院长田保华说。很多时候，往往是资深的党员乘务长才能胜任。民航局同时规定，各单位对保密的要客乘机动态，尽量缩小知密范围。“因为担心恐怖袭击，登机之前，乘务人员都会和安全员讨论安保监控方案。”王璐说。

民航局还明确规定，在国务委员、副总理以上要客乘坐的航班上，严禁押送犯人、精神病患者乘坐。“如果被要客投诉，整个飞行舱都会依次被降级。”王璐说。航班出港前，乘务组将会收到一份由航空公司运行舱汇编的要客喜好资料，对于这些从各种渠道得知的每个细节，空姐们都要熟知。要是碰到恶劣的天气，还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根据东航一篇宣传山西客舱部乘务长的报道，有一次，一位省部级官员乘坐航班到达目的地后恰逢大雨，可伞只有两三把，空姐们不得不冒着大雨一趟趟地护送旅客下飞机。等所有旅客都上了车，空姐们的衣服已经湿透，该官员很感动，打开车窗大声说：“姑娘们，雨太大，快回去。”

重要客人一句感谢的话，对于空姐们来说是莫大的惊喜——可以获得不少的绩效加分。李军说，即使是要客私人出行，购买的是经济舱，航空公司发现后也会通知空姐，提供VVIP服务。

但要是要客们不满意，受到处罚的可不仅只有他们自己。田保华记得，几年前，有个重要客人从上海坐飞机到北京开会，当时因为一些事情跟机长吵了起来，没过多久，民航部门就收到了相关部门的电文通知。

南部某航空公司要客部空乘李军（化名）说，普通人投诉空乘，公司需要核实情况后再看有没有效，但要客的投诉通通有效，“如果要客不满意，整个飞行舱都会依次被降级。”南航海南分公司的规定更严，如果谁在执行要客航班任务中，受到中央领导批评，除了乘务员降级使用两年，甚至直接开除之外，乘务员所在单位领导也将被追究责任，例如直接责任人所属部门的副经理、党政一把手通报批评，罚款2000元。下如此重罚，源于2009年7月20日一次要客投诉。对于投诉原委，南航海南分公司的网站并没有透露，只强调这次投诉“严重损坏了南航形象，也给客舱部留下了一记疤痕，客舱部将谨记教训，落实整改”。


无形的资产

就商业而言，航空部门未必是想从这些重要客人那里获得什么回报，而更多的是考虑品牌和口碑的效应。“把要客服务好，有助于树立品牌，属于航空公司一个重要营销手段。”田保华说，“甭说VVIP，一个头等舱的普通旅客，如果他都不满意，你想想，谁还坐你的飞机？”

每次要客航班任务完成，乘务长都写一份总结报告上交客舱服务部。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这份包含了要客评价、服务过程的报告，不仅是乘务员培训的实战案例，更是宣传自身形象的重要文案。

一般情况下一篇诸如《××对我公司服务竖起大拇指》的文章将出现在航空公司的主页，以及各大民航论坛上。这些作者单位多为“航空公司党群工作部”的稿件，内容上大概是：公司“高度重视”，贵宾“赞不绝口”，一般会附上空姐们和要客的合影。

另外在飞机上，各航空公司也会试图更多地影响这些重要客人，宣传自己。海航要求每个VVIP航班都要配备一本企业文化书籍。海航在一篇宣传稿中称，有一次，海航旗下的金鹿航空承担一位重要官员的包机任务，途中，上述重要官员航班的“一些领导对《海航崛起告诉人们什么》这本书非常感兴趣”。

因为有了舱内的良好互动，航空公司和重要客人们之间的彼此了解自然也会延伸到舱外，尤其对一些身份是省部级领导的官员。如果能赢得各地政府的支持，航空公司们自然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各地政府官员，也希望航空公司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助力。

这种双赢的格局，同样存在于航空公司和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民航局之间。一来，由于是民航局下达的上述对待要客的接待要求，使得航空公司可能会为了接待要客牺牲些许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把要客服务好，在良好的口碑之下，各种业务也会接踵而来。且不说诸如两会这样的公务包机，即便是公务人员出国，民航局也尽量考虑了国内公司的利益。1995年，民航局联合财政部下发文件，重申公务人员出国时“如无特殊情况，均应乘坐中国民航班机”。一个配套的保障性规定是，报销时“应凭我国航
空企业国际航班机票和专用发票”。

（本报记者陈中小路、谢鹏对此文亦有贡献，谨致谢意）

和珅的资产分析
王兰

　　和珅虽死了200余年，仍是中国最知名人物之一，其资产更具传奇。保守的正史资料记载如下。清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三日，具奏查抄和珅及刘、马二家人家产清单，御览抄产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宗号2，卷号195）。

　　和珅资产估值几何？和珅敛财以巨著称，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但厘清太难，大量资产难以估值，以下仅为尝试。

　　1. 货币及等价物，64-72，合计约10720万两；2.其他已估值资产，73、77-79、95-102（含97的一部分），合计约8540万两；3.长期投资，74-76，成本3070万两。当铺、银号、古玩铺非常人能涉足，类似今日“权贵PE”。高阳在红楼系列中说同时代的曹家“通州源和典当，股本七千银子，连年运营，利上滚利，如今倘或拆股，起码可分十万银子”可聊备参考，就算不如曹家升值14倍以上，以溢价10倍计，约3亿两；4.房产，1-10、97（一部分），鉴于和珅府邸的部分演变成今日大名鼎鼎的恭王府，家人的部分房产（102）值25.5万两，这部分总计约1000万两；5.古玩、器皿、衣物首饰、家具等，11-63、80-94，价值连城无从估价，只好推定该部分占和珅总资产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左右。

　　如此计算下来，和珅资产总计估值约7亿两银子。

　　怎么来看和珅的这些巨额资产？首先从规模上说，7亿两银子当时是天文数字。据《清史稿》当时清朝全国财政收入不过4000多万两，和珅资产为其15倍。

　　其次，腐败强度惊人。和珅26岁被乾隆赏识，49岁死，中间官运略有起伏，假定其有效敛财时间20年，年平均敛财3500万两，他官居一品时年薪银2万多两，就是说持续20年每年非法收入是合法收入的约1500倍。

　　第三，从具体形态上即和珅资产分布看，200余年来贪官敛财形态几乎未变，均集中在现金、房地产、昂贵服饰、文物古玩及垄断领域投资等方面，差别是那时海通未开，和珅无海外资产。

　　第四，是腐败的非理性。贪婪者大多丧失理性，和珅最阔时其府上家用不过每年万两左右，以亿计的钱财和千万计的衣物用具等对他已无功能价值，且以当时财富流通状况，这些资产没有交易的可能，无法变现。

　　第五，从破坏性看，抛开法制和道德，仅从经济角度看，和珅贪敛如此巨财对社会也具破坏性，其大部分资产已退出生产和消费，无法起到流通作用。

　　和珅贪财规模在清朝无人能及，但清朝并非仅和珅一名贪官，据牛创平等人统计，整个清朝268年中，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被判刑的共157名（包括和珅）。这仅是高级官员，应该还有更大数量的中级或以下官员。从概率上说，贪官最后被判刑的不会是多数。整个清朝贪官总数或会惊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们单个敛财规模无法比肩和珅，但加起来相当于两三个和珅所敛财产当属正常。

　　清朝全国年财政收入早期不到2000万两银子，乾隆初年3000多万两，鸦片战争时4000万两略多，20世纪才上亿两，粗略估算清朝268年全国总财政收入约100亿两银子。据此，和珅一人所敛财产或相当于整个清朝300年全国总财政收入的7%，所有贪官敛财或相当于整个清朝全国总财政收入的20%-30%。对一个疆域千万平方公里、人口逾亿的帝国，这实在有点黑色幽默。

　　由此可见，纵然想走一条富国之路，在清朝般权力结构下也行不通，其结果穷民可能是真的，富国则未必，因为国是一个抽象概念，需要具体的人来操持，他们就是官。


　　
发表于于《新世纪》周刊 2011年第4期 出版日期2011年01月24日

　　
附：

　　1 正房一所十三层（层即进的意思）共七十八间

　　2 东房一所七层共三十八间

　　3 西房一所七层共三十三间

　　4 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

　　5 徽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

　　6 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

　　7 钦赐花园一座，亭台六十四所

　　8 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

　　9 堆子房七十二间，档子兵一百八十名

　　10 杂房六十余间

　　11 汉铜鼎一座

　　12 古铜鼎十三座

　　13 王鼎十三座

　　14 宋砚十方

　　15 端砚七百十余方

　　16 古剑二把

　　17 玉磬二十架

　　18 小自鸣钟三百余架

　　19 大自鸣钟十架

　　20 洋表二百八十余个

　　21 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

　　22 珊瑚树八株，高三尺六寸

　　23 大东珠60余颗每个重一两

　　24 珍珠手串二百三十六串每串十八颗

　　25 珍珠素珠十一盘

　　26 宝石素珠一千一十盘

　　27 珊瑚素珠五十七盘

　　28 密蛤素珠十三盘

　　29 小红宝石三百八十三块

　　30 大红宝石二百八十块

　　31 蓝宝石大小四十三块

　　32 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

　　33 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

　　34 玛瑙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二寸

　　35 金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三寸

　　36 白玉九如意三百七十八支

　　37 宝石珊瑚帽顶一百三十二个

　　38 嵌玉九如意一千九百零八支

　　39 嵌玉如意一千六百一十支

　　40 整玉如意二百三十支

　　41 白玉大冰盘十六个

　　42 碧玉茶碗九十九个

　　43 玉汤碗一百五十三个

　　44 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45 银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46 白玉酒杯一百二十个

　　47 水晶杯一百二十个

　　48 金镶玉箸二百对

　　49 金镶象箸二百对

　　50 赤金吐盂二百二十个


　　51 白银吐盂二百余个

　　52 赤金面盆四十三个

　　53 白银面盆五十六个

　　54 白玉鼻烟壶三百七十四个

　　55 汉玉鼻烟壶二百七十六个

　　56 镂金八宝大屏十六架

　　57 镂金八宝床四架

　　58 镂金八宝炕屏三十六架

　　59 赤金镂丝床二顶

　　60 镂金八宝炕床二十四张

　　61 嵌玉炕桌二十四张

　　62 嵌玉炕桌十六张

　　63 金玉珠翠首饰大小二万八千余件

　　64 赤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

　　65 白银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

　　66 生金砂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

　　67 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八千七百万两

　　68 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

　　69 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

　　70 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百六十余两

　　71 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

　　72 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

　　73 人参六百八十余斤，估银二十七万两

　　74 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

　　75 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两

　　76 古玩铺十五座，本银三十万两

　　77 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千万两

　　78 绸缎库四间，估银八十万两

　　79 磁器库二间，估银一万

　　80 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呢一百五十板，五色羽毛六百板，五色哔叽二百板

　　81 皮张库二间，元狐十二张，色狐一千五百二十张，杂狐三万六千张，貂皮八百余张

　　82 铜锡库六间，共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件

　　83 珍羞库六间，铁梨紫檀六间

　　84 玻璃器库一间，共八百余件

　　85 貂皮男衣七百十三件

　　86 貂皮女衣六百五十余件

　　87 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

　　88 杂色女衣四百三十七件

　　89 棉夹单纱男衣三千八百零八件

　　90 棉夹单纱女衣三千一百一十八件

　　91 貂帽五十四顶

　　92 貂蟒三十七件

　　93 貂褂短罩四十八件

　　94 貂靴一百二十四双

　　95 药材库二间，估银五千两

　　96 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

　　97 又刘马二家人住房一百八十三间，金银古玩估银三百六十万一千两，首饰器皿估银一百四十一万三千两

　　98 洋货皮张绸缎，估银二万两

　　99 人参，估银四万两

　　100 当铺四座，估银四十万两

　　101 地亩六百余顷，估银六十万两

　　102 房三十七所，契价银二十五万五千两

律师：重庆、上海开征房产税法律依据不足

严锡忠
2011年01月24日18:04 来源：人民网-法治频道

　　地方无税收立法权

　　首先，地方不具有税收立法权。

　　2001年5月1日，《税收征收管理法》开始施行。其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何谓“法律”？根据《立法法》第七条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以及第三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之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律程序颁布的法令，才属于“法律”。

　　何谓“授权”？根据《立法法》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以及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以及第十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之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国务院仅能基于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方能行使税收立法权。

　　由上观之，税收立法权渊源一般基于：（1）法律；（2）法律授权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归根结底，税收立法权只能来自法律。因为，即使授权国务院制定规定，该授权也是基于法律。故，任何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免，必须先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或作出授权决定。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自行决定房产税之开征与法相悖。

　　假设国务院已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是否可以将该授权转授给地方政府部门呢？根据《立法法》第十条第三款“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之规定，国务院取得的税收立法权本身是基于授权而产生的，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国务院转授权方式获得税收立法权。

　　因此，即使国务院同意重庆、上海等地方出台各自的房产税细则，这一行为既违背了《税收征收管理法》，也违背了《立法法》。

　　（作者为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律师协会税法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法学会财税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