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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骑车上班自行车被盗 推特发文望找回爱车
from 雾谷飞鸿 by Xiao


西雅图市长麦盖恩（Michael McGinn）上个星期三骑车上班时，他的自行车被偷了。麦盖恩发现自行车被偷走后，在推特上发了一个短信，向公众报告此事，他幽默地说：“我知道我一直在鼓励人们多骑自行车，但这不等于说你可以不经过我的允许就‘借用’我妻子的自行车。”原来麦盖恩市长骑去上班的自行车是他妻子的，他在推特上还说他的妻子知道此事后很生气。

麦盖恩在西雅图素有“自行车市长”的美誉，原因是他十分喜欢骑自行车。他本来是一位律师，也是环境保护活跃人士，还曾担任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主席。塞拉俱乐部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基层环保组织的联合团体。2009年麦盖恩竞选第52任西雅图市长时，就是骑着自行车（有时是电动自行车）参加集会到处拉票的。他的竞选口号之一是“麦克爱骑车”。麦盖恩得到环境保护人士以及自行车爱好者的积极支持，顺利当选市长，于2010年元旦走马上任。

麦盖恩上任后不改本色，依然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与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坐地铁上下班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了推广环保理念，鼓励人们少开车，多坐公车或使用更为经济节约的自行车。虽然有人批评麦盖恩骑车上下班、布隆伯格坐地铁上下班的做法是作秀，但无论如何，这两位市长能够坚持自己的做法，不顾冷嘲热讽，还是值得赞扬的。麦盖恩上任后，除了坚持骑车上下班之外，还改变饮食习惯，已经成功减肥30多斤。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的统计，全美约有0.55% 的人将自行车作为主要的上下班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在每两百个上班族中，有一人是骑车上下班的。这个比例虽然很低，但相对前几年来说，已经增加了很多：骑车上下班的人，比2000年增加了43%，西雅图市长麦盖恩看来就是骑车上下班族中的一员。与麦盖恩遥相呼应的是在太平洋另一头的北京，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也很喜欢骑自行车，他曾在接受中国传媒的采访时表示，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骑车逛北京的胡同。最近他骑车带着小女儿买菜的照片引起网民的很大兴趣。洪博培的前任中还有担任过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当时也十分喜欢骑车逛北京。

麦盖恩上班丢失自行车的消息传开后，在西雅图传为趣谈。西雅图KPLZ电台节目主持人肯特答应提供一辆新的自行车给市长。肯特在KPLZ电台有一档节目“肯特和艾伦”，这个节目迄今已经捐赠了价值25万美元的自行车给儿童。肯特风趣地表示：“想要得到自行车的儿童或市长都应该得到一辆。” 肯特还想与市长达成协议：如果有人将被盗自行车送回来，那市长就应该将得到的新车转交给有需要的孩子。

据西雅图警察局统计，2010年该市的犯罪率比2009年下降了5%，其中抢劫下降了20%、强奸下降6%，不过汽车偷盗却上升了11%，也许市长自行车被偷与汽车偷盗还有一点联系呢。

作为讨论的会议

方军

说起开会，我喜欢的有 ，第一种，unconference，聚集一大群人——50~200人不等，然后传麦克风给每一个人，轮流说出自己的想法。 现在流行的unconference有四个原则，即适客参会，适事发生，适时而启和适机而止。 Beijing open party我参与过的unconference，在内部会议中我复制过。

第二种，世界咖啡，会议模式的主要精神就是“跨界（Crossover），不同专业背景、不同职务、不同部门的一群人，针对数个主题，发表各自的见解，互相意见碰撞，激发出意想不到的创新点子。它的关键词是深度汇谈。最近的中国企业家年会，有分论坛采用的是世界咖啡形式。

第三种，纯粹的演讲。TED的原始会议，TEDxbeijing，这些采用的都是纯粹的演讲。要点就是，演讲本身足够好。TED的视频可以看到他足够好，TEDxBeijing的，也非常好。果壳时间，似乎走得就是这个路线，但不知道实际现场演讲如何。

第四种，5个人以内的讨论。这也是非常有效的会议形式。一对一会议，这个词比较怪，但一对一，的确是会议，也是超高效的会议形式。有词说中国是文山会海，但中国人其实不会开会。中国人开会模式，多是领导台上讲的那种，这一模式被大范围沿用。罗伯特议事规则，需要推广。

在WEB2.0最盛的时候，上海有捣糨糊Meshing聚会，有些独特的会议感觉。程序员开会也有意思，比如有个code jam一直想慕名去观摩。CodeJam，是一种编程活动，就是要在周末两天时间内开发出一个东西。有个瑞典创新教授在中国做过创新方面的code jam，当然不限于代码。

几年前，twitter刚刚出来的时候，号称台湾twitter天后的Carol凯洛和工头坚搞得punch party（胖奇趴）有声有色，不知道现在还做否？punch party的特点是，每人上台有7分钟共420秒的演讲时间，短短的demo show。

另外，我们从艺术家库哈斯那里学习的蛇形马拉松对话，也很有意思。世界第一次马拉松访谈，库哈斯和汉斯在24小时内共采访了共62位名人，包括政治家、建筑师、作家、艺术家、电影人和经济学家等。搜狐版的疯狂马拉松，在2010年做过四次，三次是持续12小时的对话。

苹果，奸商
from iFanr 爱范儿 ♂专注于拇指设备的小众讨论 by 李楠



iPad2 牛在哪里？屏幕很大，铝制外壳很硬，电力很持久？

大，硬和持久的确不错，不过，请这位还没找到男友的姑娘让一让，容我也说一句：

iPad2 最大的特点是：便宜。

好把，我们说的都是 iPad 一代就已有的特性。 但是， iPad2 的升级确乏善可陈，最大的惊喜是看到教主，和 iPad2 没什么关系。这些升级不能超越对手，甚至都不能让拿着 Xoom 吐槽的 Android 粉丝闭嘴。

而 499 美金起的价格应该让所有人都满意。乔布斯特意把 Xoom 的 799 美金拿出来挤兑了一番。

当年 iPad 推出时，大家就惊呼便宜。几乎没人料到会在 500 美金上下。花街的分析师甚至说，如果是 500 美金上下，会卖疯了。事实也的确如此， iPad 一度拿下 95.5% 的市场份额。全年售出 1500 万部。

而 iPad2 的任务，似乎就是要让 iPad 赶上主流平板的配置，同时，保持低价位。

为何价格重要？

临界容量

产品进入全新的市场，有个临界容量( critical mass )。

比如日本的数字电视（日本主要是液晶电视）。 2003 年就可以买到了，但是从 03 到 06 的 4 年间，销量平平，只有不到两成家庭买了数字电视。但是 07 到 10 年，同样是四年间，普及率却一下子超越了七成。（有 2011 年模拟信号停播的因素）

产品占据的市场一旦超越一个点，后面就是销量的大爆炸。这个点，就是临界容量。

限制性定价

2003 年的数字电视很贵：先进入市场的厂家可以利用领先优势提高售价。这也是 iPad 之前的平板厂家做的事情。

但是， iPad 在提供全新的体验之外，卖的非常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华强北路至今少见 10 寸山寨平板。连他们都很难和苹果拼价格。

苹果不但抢先进入了市场，而且，采取的是限制性定价（ limit pricing ）：价格已经低到让别人进入这个市场时，难以赚钱了。（甚至三星的 7 寸板的发卖价格都无法和 iPad 竞争）

iPad2 的推出，成功的确保了“限制性定价”的有效性。

成本领先

另一方面，苹果通过规模来压榨供应商和制造商，取得成本优势。因为采购的进一步扩大，更强的谈判能力让 iPad2 拥有比 iPad 更低的成本也不是不可能。

更低的成本意味着更低的价格或者更多的利润，也可以让苹果对付敌人时拥有更多优势。

很明显，平板市场上，苹果在用成本领先的策略（ Cost Leadership ）：靠低价不断扩大规模，期望达到临界容量，引爆市场。同时利用规模压低成本，加强竞争力，靠低价阻止对手入场。

到目前为止这个策略很成功。 iPad 之前没有平板如此便宜，也没有平板一年能卖出 1500 万台。而现在花街的分析师们认为， iPad2 今年销售 4000 万台以上不是梦想。

3000 万台左右的上网本市场已经让大家挤破头了，快速扩张的平板市场更是人人垂涎。可是，苹果的对手们却发现，进入市场困难重重。 App 数量超越 AppStore 就不指望了。把成本降到和 iPad2 同样的水平？恐怕也没有容易多少。

锁定

这词更易懂的说法是：套牢。从 Windows 到 SAP ，锁定用户是轻松赚大钱必不可少的一步。

苹果既然瞄准了规模庞大的用户群，当然不会忘了这个。

Apple ID 就是一种锁定。注册 Apple ID 是很麻烦的事情，相信没几个人喜欢做第二次。苹果在 AppStore 对开发者们强调免注册，上来就能用。而在自己的产品上？没有 Apple ID 的 iOS 设备几乎不能算智能产品（越狱是另外的事情了）。

iPad 的各种设置的位置，各种手势同样是锁定。越用越顺手的同时，你就越来越不愿意开这个平台。

Apps 也是锁定。你要为收费 Apps 付出真金白银。而这些 Apps 却不能在 Android 上用。你用苹果的时间越长，买的 App 越多，转移到其他平板上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最后的话

iMac 证明了苹果的设计品味。 iPhone 证明了苹果的创新能力， iPad 1,2 这个 iPhone 的放大版呢？证明了苹果的经济学功底。

苹果不仅仅是个感性的艺术家，技术出众的工程师，还是个精明，出手快速凶狠的商人。

他熟练的运用各种经济学方法达成目标。 iPhone 是智能手机市场的后来者，却颇具革命性，那么打价格战就不合算。而 iPad 更像领先的拓荒者，和对手的技术差距也更小，所以选择了和 iPhone 完全不同的策略：利用低价格快速拓展和占领市场，同时锁定用户。

在中国，大家亲切的称呼这种人为：

奸商。

(不过，看到教主挤兑对手还是很让人欣慰，借此文祝他老人家永远健康。)

by 李楠 (newkhonsou@gmail)

郑渊洁是精神病患者 (2011-03-04 11:53:1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abae601017nxn.html


我五十六岁，有北京户籍，是北京市民。我有户口本和身份证。可是我从来没有过选民证。
正值开人大会，我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只有三种人不给选民证：
1、未满十八周岁；
2、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
3、精神病患者。
前两项我都不是。我五十六岁从来没拥有过选民证的原因看来只有第3项了。
北京今年出台新政策，外地人在北京连续缴纳五年所得税才能在北京买房买车。外地人在京连续缴纳五年所得税可以在北京参加选举人大代表吗？

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17pwz.html
任志强

1998年的23号文件终止了福利分房的制度，拉开了货币化分配和房地产市场化的改革大幕。但是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似乎早已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路在何方应向何处去了。

自2003年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开始，一个明文出现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家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逐渐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连国家的总理都在怀疑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否流着道德的血液。从而向彻底否定中国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呼声产生了巨大的羊群效应，国家的政策和社会舆论也开始一边倒的向打倒开发商倾斜了。

市场中却突显出了一些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原因是什么却似乎并没有人愿意去弄清楚（或者是明知道而故意不愿意说清楚），而是更愿意一股脑的将全部责任都推给开发商，让开发商这个必须服从于法律、政策与管理的市场经营主体承担全部的市场责任。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名义上的福利分房实际上是附属于旧的工资体系中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因此其对应的是货币化的劳动工资分配的改革。所以分房要依靠于工作关系、依赖于工作单位的财力、工会、职务等所有与劳动报酬相关的背景条件。因此住房限制了工作的自由、缺少了劳动报酬中的鼓励的机制作用也让特权在这种分配中无偿的占用资源、浪费资源和侵吞财富。

房改售房之后，货币化的劳动报酬分配才落到了实处，让住房实物分配的福利变成了归属于个人的财富，还原了劳动报酬的实质，也终止了权力的腐败在实物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福利分房能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吗？答案是明确的。1949年时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 4.7平方米，而建国三十年后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的去城市化运动，如三线下乡、知青下乡等城市向农村的移民运动，但1978年改革之前福利分房的结果是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下降到了3.6平方米，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改革之后，小平加快了城镇住房的建设工作，但大多数单位的职工平均分房年龄为42.7岁，从住办公室到住筒子楼、再到合居一套房逐次过渡到单元住房，同是并存的住房差别则是中央机构、单位或大国企等有钱或有拨款的单位可以优先分配；而地方的、集体的企业则无能力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并让这种劳动分配的收入差别在住房上不断扩大。

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言，货币化是给人们平等和自由权利的前提，住房制度的改革也许是出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试图用房地产的市场化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是出于财政无能力支付全民的住房分配，不得不用市场化的方式发挥各界的力量多渠道的解决住房问题；也许是中国要打破计划经济的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实现自由的合理配置……

但不管有多少个也许，可以肯定的是货币化、市场化给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至于死死的将生命中的一切都捆绑在住房的福利分配上。

当今天人们在讨论收入与房价之间的差别时，是否想到过历史上的福利分配同样是劳动报酬的体现，是一种收入的差别。能在货币化分配中提供高收入的恰恰是在福利分房中能提供劳动报酬补偿的。而当年无能力提供住房福利分配的也恰恰是今天仍无能力提供货币化分配中的收入补偿的。这种收入与住房需求之间的差别并非是因为市场化而造成的，更不是货币化分配造成的，而是天生就存在，只不过变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过去的收入分配依赖于统一工作分配的企业条件，而今天劳动力有了选择权、有了劳动资本价格、有了创造性和激励机制、有了劳动技能与资本的结合、有了投资市场、有了资本市场和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有了更大的收入差别。但市场中的房价并不由无购买能力的收入群体决定，而由收入较高的群体选择，这就是市场竞争与淘汰的结果。

但市场经济让大多数人成为了受益者，获得了自由、尊严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的满足。1998年非市场化阶段房地产开发的投资仅占全部房地产业投资中的20%，年生产的住房套数仅为130万套；但到2010年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占到了房地产业投资的78%，而住房竣工的套数翻了几倍达到了560万套左右，占到了全部住宅建设的70%多。可见是市场化、商品化、货币化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解决和改善了住房问题。全国城镇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让人均住房面积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年的扩大了；住房私有化率不是在降低而是在大大提高了；城市住宅的总存量不是在减少而是大大的成倍数增长了，这本是件全世界都公认的飞跃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但为什么在中国内部反而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呢？

原因大约在于任何的市场竞争中都必然会有一部分失败者，一部分刚刚参与竞争的弱势者，一部分正在努力攀登的中途者，他们缺少了保障与过渡。

人们的消费和收入成正比，都会有一个随着年龄、知识、技术、经验的增长而逐步发展的过程。当收入提高时，消费的能力也逐步提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梯次消费的台阶，如住房会先租后买、先旧后新、先小后大梯次升级。这样就要求市场发展的过程提供这种梯次消费的产品、环境，让梯次消费成为可能的现实。

但中国不是一个从开始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有五十年计划经济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的历史，而房改一刀切的将全部住房房改并货币化分配之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断层，即原有租赁的住房全部变成了私有住房（全国不能房改的公房租赁仅剩不到7%，而通常这个梯次消费的台阶要有20—30%的租赁住房），私有住房中用于出租的比例仅占2—3%，并不能有效的形成租赁市场。同时二手房交易市场形成的速度缓慢、税费极高且许多房改房无法进入市场交易。这样就将所有的压力和出口都集中于仅有全部城镇家庭户数2—3%的商品房身上，而每年1000万户的新增家庭面对500多万套的商品房的战争又怎么能让梯次消费的台阶有效发挥作用呢？
当我们提出要在市场经济中加强政府的保障功能并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时，政府认为应用购买型的经济适用住房和小户型的普通商品房来代替，把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市场。当我们提出应“居者有其所”而非“居者有其屋”时，政府仍将注意力关注于“两限房”“经济适用住房”上，非得让所有人都必须购买并拥有住房财富，从而让所有的羊群都挤到一条独木桥上。于是本来是一场以解决居住条件改善为主的改革变成了一场以拥有家庭住房财富为主的争夺战，房价成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拦路虎。

住房制度改革到底是改善居住条件让居者有其所，还是为增加家庭财富让居者有其屋，这不仅是个目标也是个路径的问题。

从全球情况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全民的住房财富拥有的目标，即使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和德国也无能力实现这种梦想，但许多国家都分别用商品市场、租赁市场和政府保障的不同方式较好的解决了公民在居住权利问题。而中国却在试图用拥有家庭财富的方式满足所有家庭的住房欲望。

从经济适用住房从可租可售到只租不售，从经济适用住房减免地价、税费的购买到两限房的出台；从普通商品房的定标减交易契税到70% 90平方米，数年的调控都旨在用购买的方式让低收入家庭拥有私有住房财富。直到房价在无数次的调控中仍持续上涨，政府才充分认识到这一政策导向的错误，才最终将政府报告中的“居者有其屋”改为了“居者有其所”并提出了“买不起的先租”，开始实行了租赁性住房的鼓励性建设政策，开始大规模的建设租赁性住房的市场。

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做的是制定市场规划，并对被市场淘汰者给以保障，而不是直接的参与市场中的经营活动。但在房地产市场中，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参与市场的经营活动中，而缺少了政府应建立的保障职能。
房价在《价格法》中是市场调节价，在住建部88号令中是“交易双方协议价”。被高额征收了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增值税的商品房本就不属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民生，而是替低收入家庭提供资金支持和转移支付财力的工具，也因此才有了必须将出让金中的10%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规定。既然房价只是解决非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改善的产品，政府又何须要为非保障的人群而强调对房价的管理呢？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财政体制让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让地方政府过度的依赖于土地的收益，土地收益和房地产税费成为政府的主要财力来源，政府从房价中获取的比例过多和过高，政府不得不用遏制房价的增长来掩盖政府从房价中谋取暴利的恶名。这大约就是政府真实的目的。

第一次的土地有偿使用来自于《三资法》；第一次的土地出让来自于深圳的试点；第一次全国的土地出让来自于1991年的55号令；第一次的土地增值税来自于1993年的调控；第一次的土地垄断来自于“土地招拍挂”；第一次的价高者得来自于“8.31”的限制令。而每一次的土地价格上涨都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关，每一次的房价上涨都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市场严厉的调控，每一次调控让生产量下降而房价上升时都带来巨大的羊群效应，让需求爆发性不合理增长。没有保障和租赁市场的配合形不成梯次消费的阶梯，必然就只有购房这唯一一条路了。

房价真的涨得很快吗？北京1989年《人民日报》2月的报道说：商品房价1600—1900元/平方米，而当时的消费品物价是多少呢？白菜2分/斤、豆角1元/斤。看看今天食品物价的上涨倍数远高于房价的上涨倍数，北京今年公布的平均房价约为22000元/平方米，与1989年相比涨了13倍，其中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增值税约为70%，扣除土地出让中的成本，因出让和增值税造成的房价上涨约占50%，那么实际房价仅上涨了不到7倍，其余均为政府额外的收入。

仅2001—2010年的十年间，土地价格上涨的指数约为房价上涨指数的一倍多，可见房价的上涨因素中土地占了主导地位。但为什么所有的调控措施中都在遏制房价而不限制地价呢？国八条中的“竞地价、限房价”政策恰恰说明了政府明知土地价格的上涨在推动房价的上涨，但宁可限房价也绝不愿意限地价而减少政府的收入！

许多人说菜价不能与房价并列对比，菜可以不吃，但房不能不住。但恰恰产生的正是“居者有其屋”不是“居者有其所”的逻辑错误。菜不能不吃，这是生存问题，同时是物价成本的基础，否则为什么CPI中食品要占30%以上的比重呢？但房可以不买，买是财富的拥有，住是生存的权利。但是住与房价无关，而只与租赁市场和租赁价格相关。有房住不表示在无能力购房时一定要买房。

许多人说不能用平均价，我也不愿意用平均价，更愿意用中位数，但中国没有中位数的统计。许多人说北京还有更高的房价，是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在天安门附近。而平均价又恰恰说明还有许多房价低于平均价，否则又怎么会有平均价呢？

一方面在争论买不起，一方面又都在想买最贵最好的房子，而所有集中于房价高低的争论中，都讨论的是购买财产而不是讨论居住权利。实际居住权利再一次证明与房价的高低无关，而只与政府的责任相关。租房在中国似乎变成了一种耻辱，那么这种教育的结果一定来自于政府长期政策的误导，而既不是来自于市场中的房价。房价的上涨最高告诉社会，住房除居住之外还有投资与保值的功能，不动产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会产生增值收益，但居住权利不等于拥有财富却一定是来自于政策的导向。

许多人在用电视机的价格下降想证明房价的上涨，其实这仍然是个逻辑错误。请问电视机十多年的功能附加中有多少是不收费并能创造额外收益的，但住房则在政府资源的投入中改变了交通、环境、舒适度、增加了许多市政配套、功能配套之前所不同的增值收益。

当年的豆角、白菜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当年的住房与今天的住房相比则在质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设材料的使用、设计的合理性、配套的齐全和节能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停车这一项就能充分显示出新老小区之间的设计差别和生活的方便性差别。而质的变化差别又怎么能仅仅用价格去同比呢？当住房的质量发生了变化之后，价格难道不应发生变化吗？普通鸡蛋与柴鸡蛋的价格还有极大的差别，又何况住房的配套与环境。住房本身的材料与设备的变化都必然影响价格，既然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好，城市的价值在不断提升，那么又怎么可能让中国新建的住房在城市价值的提升中贬值呢？

请问最终房改和市场化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让中国的房地产业承担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为了解决和改善民众的住房条件？

如果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防止通胀而实行限购大约还能找到一丝合理性，但如果房改的目标是为了改善民众的居住生活条件，则没有任何道理限购了。在城市化提速的发展阶段，任何的行政限制措施都不会对市场和经济的增长带来任何益处。限购无疑并不会给居民生活的改善和经济增长带来任何好处，也绝不会更有利于住房条件的改善。

上海市出台的房产税试点只对政策之后的房产征税不对此前的房产征税。政府在担心会引发一股各城市的抢购之风，都在提前购买而避免房产税的征收，因此出台各种形式的限购措施。如此的大规模限购，那么又何必出台这种房产税试点呢？

抑制需求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利于解决住房问题，试图让房价下跌到让所有的中低收入家庭都挤到市场中解决住房问题也必然会失败。最终仍然会回归到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上来。政府要做的不是如何帮助有钱人发财、发更大的财，而是要帮助和保障无能力进入市场的家庭有居住的条件和做人的尊严。有能力在市场上解决住房的要用供求关系调节。

也许中国的房地产本就错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上，注重于让所有的民众都拥有住房资产，把所有的民众都逼到市场之中去，而忽略了住房应提供的保障，尤其是至今尚不明确的应保障条件。这才让所有的民众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才造成了市场中的非理性消费。

重归改革之初的目标，才能正确选择实现目标的路径，才能让市场避免政策引发的大起大落，实现平稳的增长。

美国出租车的经营管理
from 雾谷飞鸿 by Jianan
今天我们来回答读者提出的一个问题：美国出租车公司是如何经营管理的？

首先要说明一点，美国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没有统一的出租车经营管理法规。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费用倒是差不太多，据taxifarefinder.com网站介绍，在美国最大的26个城市打车，前5英里（8公里）最贵的是波士顿，16.52美元，最便宜的是圣路易斯和芝加哥，分别是8.33和8.8美元，相差也就一倍。而美国出租车最多的城市纽约则正好在中间，前5英里12.9美元。


在国务院门口等候客人的出租车

因为出租车是对公共交通的补充，涉及大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各地都有专门机构对其加以管理。管理内容主要是出租车的数量和经营出租车的资格，价格和接客方式。

有的地方对经营出租车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并且规定了最多可以有多少辆出租车运营。最典型的就是纽约。纽约市街上招手停出租车都是黄颜色，遍地“蝗虫”，但是并非无限多。上个世纪大萧条的时候，纽约市的出租车曾经多达3万辆，结果是车比打车的人还多，司机超时工作，车辆维护很差，1937年拉瓜迪亚市长签署法律，建立出租车的管理系统，规定全市的出租车总量为16900辆。后来一度下调到不到12000辆，根据纽约市出租车和豪华出租轿车管委会的最新资料，目前全市登记的黄色出租车有13266辆。

纽约市的黄色出租车最早大多数是个体经营，自从限量之后，一些公司纷纷从私人手中高价收购出租车牌，大萧条的时候有的人因为付不起每年10块钱的年检费而放弃车牌，到前几年一个车牌的转让价格高达60万美元，真的是天壤之别。今天，纽约市规定一定数量的黄色出租车必须归个体户，剩下的70%左右由329家领有执照的公司经营，平均每家公司不到30辆车。而且按照出租车管委会的规定，经营牌照转让也必须经过资格审查，目前纽约市有27家专门经营出租车牌照转让的经纪公司。个体经营者本人每年至少要跑210个班（12个小时算一班），其它时间可以转租给有出租车驾照的人。公司经营的出租车则必须按照每天两班的方式租给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需要通过额外的考试，目前全纽约市有47484位具有合格驾照的黄色出租车司机。

很多美国城市还有供人们预约使用的豪华出租车。纽约市的华人把这类车叫做电招车，除了那些加长林肯等型号的特种车辆之外，基本上都是黑色的豪华林肯轿车。目前纽约市大约有1万多辆这种电招车。据我自己的经验，这种车的价格其实还蛮合理。前些年和几位朋友从纽约唐人街“电招”了一辆黑色林肯去曼哈顿最南头搭自由女神游船，连小费加起来也就是10块钱，和大家乘地铁价钱一样，还省了走路。

其他大多数城市对出租车牌照发放都有限制。不过不少地方因为需求不旺，这个规定常常是形同虚设。有的地方出租车驾驶员资格考试和考普通驾照没有什么区别。还有少数城市，包括首都华盛顿地区对出租车数量完全不作规定。在纽约，外地的出租车只能把客人送进来，不允许在纽约市内再搭乘客人，必须空车返回。而在华盛顿地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出租车可以在市内运营。在网上看到过一位来美读硕士的留学生有过当课余出租车司机的经历，他在克里夫兰几乎没费一点儿劲就开上了出租车。


华盛顿市郊地铁站出口的出租车专用停车位

价格管理有两种，一种是设定最高费率和最低费率，大多数地方则实行固定费率。还以纽约市为例，黄色出租车起步价为2.5美元，起步含1/5英里，以后每1/5英里跳字加0.40美元，高峰时刻（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8点）附加费1美元，停车等候每小时24美元。比较便宜的芝加哥则是起步价为2.25美元，起步含1/9英里，以后每1/9英里跳字加0.20美元，没有停车等候费。至于小费一般和上餐馆差不多，15%左右。

一些地方为了交通安全，不允许出租车随时停车载客，规定了出租车的专用上车地点。例如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就不准在繁忙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招手停车。而在似乎整天都是紧张忙乱的纽约市，有的司机甚至敢在十字路口上下客人。

开出租车在美国是非常辛苦的行业。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牌照，需要依靠公司的牌照讨生活，每个月都得缴一笔可观的份子钱，扣除汽油费之外，如果生意不好，则每天所剩无几。纽约算是马马虎虎，据该市出租车管委会的资料，在2005年，平均每班12个小时司机到手的也就158美元。好处则是你不用操心车辆的维护保养，出了事故也由公司买的保险埋单。

因为这个行业实在是辛苦，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由外来的移民在做。特别多的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中亚地区以及中南美洲的移民，他们虽然带有很重的口音，但是很多人英语就是母语，或者来美国之前就已经比较熟练，所以和乘客交流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拿纽约为例，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出租车司机占了14%，海地和印度来的则占10%。相比之下，美国本土出生的还不到1%。我曾经有一次搭出租车去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司机就是一位巴基斯坦来的移民。车走到机场高速上，正好到了穆斯林每天5次祈祷的时候，我的时间也不是很紧张，他在征得我的同意之后，把车停在路边，从后备箱取出一块不那么干净的小毯子铺在地上，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后再继续赶路。

2009年伊利诺依州立大学劳工和就业关系学院的罗伯特?布鲁诺（Robert Bruno）教授与他的研究助理詹妮弗?斯内德曼（Jennifer Schneidman）发表了一篇关于芝加哥出租车行业的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做“开向贫穷”（Driven Into Poverty）。报告调查了芝加哥地区711名出租车司机，发现他们当中按周和公司签合约的平均每小时收入只有4.81美元，自己有出租车牌照的每小时平均收入也只有6.41美元，所有司机平均下来每小时收入为4.38美元，而在2008年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为6.55美元。所以改善出租车司机的待遇应该是一个受到公众关注的问题。

楼市限购令利弊考
2011年03月04日 经济观察报

华生


　　最近，为了调控楼市的投资投机需求，从北京开始各地纷纷推出了限购令，楼市调控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局，因此限购令之利弊大有理论清楚的必要。

　　应当说最敏感而又最先对限购令作出反击的是生计受到威胁的部分房地产商及其代言人。他们就断言房价上涨只是因为政府土地供应不足，因此调控需求是搞错了对象，是要别人为政府的错误代为受过。客观地说，房地产商对限购令的冷嘲热讽并没太大道理。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是经济学的常识。房地产商比谁都更明白，房地产的黄金定律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而相同位置上的房产是垄断稀缺品，再增加多少新用地也无法完全和城市主城区那些区段的住房竞争。因此，房地产调控在增加供给，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同时，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应当说是第一次抓到了主题，走对了方向。

　　更多的人批评限购则是从反对户籍歧视和捍卫市场经济的角度提出来的。不过，一般地反对限购和政府干预，并没有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很难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限购令的主要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属于行政手段，而在于它是非颠倒，率先打击了它本来应当优先服务的对象，从而加剧了垄断歧视和分配不公。城市化本来就是农村人口转向城市、边远中小城镇人口向沿海和发达大城市移居的过程。因此，各国在城市化的加速转型期，优先要考虑和满足的，并不是原先已经在城市中安居就业的居民，而是外来移居人口。这才是城市化的真正含义。所以，许多成功转型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楼市调控无论是用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倾斜的恰恰是移居城市的新就业者，而“歧视”的则是城市中已经有住房的居民。但我们的限购令正好相反，它保护城市户籍居民已有住房的人还可以再买房（所谓2＋1，甚至N+1），对无房的弱势移居就业者则实行严格的歧视，如要求一年乃至5年的就业纳税证明等。这种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限购令，显然违反了任何在优先满足基本需求的约束条件下分配稀缺资源的经济学原理。而且这里对错的区分并不是对外来人口限购5年时间太长、1年2年就合理，因为对弱势移居者的任何歧视，都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

　　有人说，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甚至已超过资源和人口承载能力，所以必须限制外来人口。这个上上下下很有市场、貌似有力的论据其实根本站不住脚，而且恰恰反映了造成当今中国畸形城市化的傲慢与偏见之根源。首先，且不说这个不断更改的“极限能力”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就是一个城市真正人满为患，劳动人口自给有余，首先是应当拒绝外来人口的就业。现在我们的大城市，没有外地人既无法生存（没有人扫地做饭、陪医清污、送货保安）也无法发展（没有人做城市中到处是工地的建筑和装修、也没有了包括媒体在内各新兴领域中堪称中坚力量的北漂、海漂等）。因此，离不开外来人口的就业又否定别人的权利，是自相矛盾的虚伪。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基于本国人民利益优先的原则限制外国移民，对外国人就业有严格限制，这即便在民主法治国家确也无可非议。但一旦市场确有难以替代的需要且批准了外国人合法就业，法律上就允许就业满几年的外国人申请移民和国籍。现在，中国大城市中工作就业8年10年的本国公民都不能申请户籍，本国户籍门槛比发达国家的国籍还高，这是极为荒唐的现象。

　　其二，换个角度看，中国搞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但我们并没避免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可见户籍制度只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控制人口流动的有效工具，在要素普遍流动的市场经济中早已过时和失效，负面作用与日俱增。但限购令不是消除和弱化现行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反而进一步强化其作用，这是它受到广泛批评的主要原因。

　　其三，其实真正导致大城市过度膨胀的，不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外来包括所谓低端服务人口（没有不同层次劳动就业的城市还是城市，还能运转吗？），而是大工程、大项目、大机关在大城市的过度集中。真要担心人口资源承载能力，分散一些大投资、大项目、大机关，就业离开了，大城市的无论高端低端的人口自然会跟着分流。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机关都不在特大城市，许多世界著名大学和跨国公司的总部甚至都在小城镇，于己于国两利，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不去反思自己造成而且还在不断加码的投资和机构的过度集中，反过来一面开出高价吸引所谓高端人才，一面公然歧视自己不可或缺的普通外来就业人口，这是思维逻辑的颠倒和混乱。其实，连开发商都知道，大都市飞奔的房价恰恰是被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堆出来的。

　　现在讲经济调结构转型成了时尚。但许多人并不明白，身处城市化发展历史阶段，中国当今最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是城市化的转型。没有这个转型，其他的一切结构调整和转型都是空中楼阁和枝尾末节。在人均4000美元的时候，世界上一般国家的城市化率是60％，而我们减去没有住房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所谓流动人口，户籍城市化率仅为34%。面对从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型的这个“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主题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限购令竟然还要开历史的倒车，这实在是错到姥姥家去了。

　　有人说，限购令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不太讲理，但终究是控制了新增需求，使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其实限购令代价很大，效果成疑，后遗症严重。首先，限购令出台前，限购预期刺激人们抢红灯买房，导致成交非正常激增；以后一旦限购取消，市场势必反弹和井喷。其次，大城市被限购了，投资投机需求迅速向未限购的城郊卫星城镇和中小城市转移。远郊城镇和中小城市自住需求有限，一旦将来投资投机需求撤走，房价泡沫危害将会更加持久、惨重。最后，限购令实行后，市场的普遍反应是成交急剧下降，中介下岗歇业、价格却依然坚挺观望。其原因是限购令只能暂时冻结部分需求，但并不能触动和扩大存量房的供给。最后的成效还要看都有既得利益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谁能扛过谁，其代价是民众的自住需求被误伤、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城市化进程受阻。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真正需要的楼市其实是相反的情况，即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成交上升、购销两旺，这样既可有效消化房价泡沫，又可促进经济成长和城市化发展。限购令达不到需要的效果，主要还是药方开错了。

　　其实所有投资投机无非全都冲着一个目的，就是盈利赚钱。因此，只要使囤房投资投机和抢占社会有限资源、超前消费的大宅豪宅无钱可赚、负担上升，投资投机需求自然不攻自破。其实这也是成功地实现了城市化转型、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韩国等人口资源秉赋和我们相同的一些国家采取的共同办法。结果，他们在大量农村人口移居城市的转型阶段既迅速稳妥的实现了移居人口的安居，又有效控制了城市化加速期的房价上升，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因此，说限购令是常规手段用尽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真是大谬不然。我们这些年来楼市调控之所以始终不见效，主要还是因为自己三心二意，调调放放，反反复复。在房价10年上升10倍（须知股市10年只涨了0.5倍）的巨大赚钱效应下，各路资金蜂拥而至。我们的调控又总是隔靴搔痒、步调不一。最后实在控制不住局面，就干脆来个蛮不讲理的“限购令”。其实借鉴别人的经验、结合中国的情况，取消限购令，又能使投资投机需求无缝可钻、知难而退的经济手段很多。

　　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取缔中国特色的阴阳合同。现在阴阳合同在全国满天飞，连国家统计局二手房统计都无从着手，因为网签数据也不可靠。阴阳合同盛行是对法治的嘲弄，而且使投资房产获利惊人、纳税极少。取缔阴阳合同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根本不用各地政府费力费时调整各种难免争议的住宅指导价，只要要求所有二手房合同必须在交易大厅公示三天，任何买家都可用比公示的合同出价高一点成交，任何一个卖家就再也不敢签假合同了。有效实施了这一条，投资投机成本就大幅上升，投资需求必降。其他情况不变，财政增收，房价下跌，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弊。

　　其次是大幅降低房屋交易税和首套房房贷利息。房屋交易税极易转嫁，所以有的国家干脆不向卖方征收。降低交易税有利楼市活跃，方便居民换房，并不刺激投资，有利于购房者。购买首套自住房者是应当被大力鼓励的对象，他们安居乐业，于家于国都有利。现在银行纷纷借机取消首套房利息优惠、提高房贷首付，这种调控完全是搞错了方向。首套自住房购买者，无论有没有户籍，只要有工作，就应当享受税收和利息优惠。自住房需求旺盛，可以加速实现城市化转型，又是推动建筑业乃至几十个相关产业繁荣兴旺的大好事，值得政策大力鼓励倾斜。

　　其三是征收累进的房产交易所得税。这是各国成功经验的套数，而且屡试不爽。因各个房子的来源和购买成本不同，赚的钱多少相差甚远，因此很难向买房方转嫁。所得税收一重，靠炒房囤房赚钱的人就傻眼了。中国已经有20％的房产交易比例所得税，过去偷懒，改按交易额1％征收，还给各种减免便利，只要一严格征收，效果自不相同。累进税一时来不及修改，可恢复原个人住宅暂停征收的土地增值税，其边际税率达60%。只要对持有多套房的人拿出这个法宝，不等实行，只要放出风去，不用说那些囤了几十套房的贪官或富豪，就是一般投资买房的人，谁也坐不住了，市场上拥有多套房子的人必然排队去卖。累进所得税和限购不同，既压需求，又促供给，房价自然会下跌。这样和限购令相反，政策尚未实行，我们就会迎来房价下跌、成交火爆、建筑相关产业繁荣的时代。我们对摆在明面上躲避不得的多套房、大户型和豪宅别墅征起所得税来犹犹豫豫、羞羞答答，相反对人们可以很方便随身携带入境的所谓高档消费品却课以重税，这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累进的高额所得税的另一个好处，是逼迫投机资金转为投资。现在人们购买房地产主要是囤房等待以后涨价赚钱，这种博差价的心理在本质上实属投机。所得税一重靠房子涨价后赚差价的意义大降，只能出售或出租，这样就增加了出售房或出租房的供给。有人担心如果这样做，大量的资金被挤出房地产，垄断行业又不够开放，只会去冲击社会其他薄弱环节。其实，现在所谓垄断性的银行、保险、电信、石油企业都已上市。这种上市把股卖给个人，在西方就被称为私有化。谁都可以投资分享当股东。我们不能站在大资本的立场，一讲行业开放就非要个人或家族控制。试想就算一般较富裕的老百姓能买得起房子的那点钱，谁也不够自己开家银行、开家电信或石油公司。因此，真实情况是：只有靠占着土地房产这种不可再生资源躺着也赚钱的好日子没有了，社会资本才会冒着风险到实体经济中去赚取辛苦钱。

　　最后是开征住房保有税。这个新税种是向财产征税，要经过人大立法，取信于民，功效长远。这件事不可草率造次。而且不必担心立法过程较长，统一思想费事。其实只要立法启动，马上就会产生巨大前瞻性影响。中国这些年来实际建房不少，到处都是工地。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一倍有余，但房子建得太大，别墅建得太多，结果总平米建了很多，但套数不够，形成刚性缺口。几年前政府大力提倡了一阵70-90平米的房子，结果市场不听话，开发商规避办法多，搞了一阵不了了之。住房保有税就不同了。我们有的人均GDP是我们邻国的许多倍，人家是真富裕了，还搞住房保有税的累进制，小户型普通住宅税率低，其他各类超标住宅，住房保有税马上成倍往上翻。结果政府一言不发，开发商自然抢着建普通小户型住宅。因为市场上只有这种户型最受欢迎。所以住房保有税不怕慢，就怕站，更怕乱干。因为乱干由于名不正、言不顺，照顾太多既得利益，出手不能不特温柔，结果反而让投资囤房者吃了定心丸。其实磨刀不误砍柴功，立个好税，要管很多代的。

　　以上意见并不是什么新思路。别人的成功经验里就有，我去年在中国楼市专题研究报告中也一一论述过。只是现今愿意静下心来研究问题的人太少，能给领导汇报的也多是顺耳话，导致我们的决策信息环境欠佳，决策当然就容易出错。想起10年前即2001年中，当时国务院也出台了一个文件，要用国有股减持去补充社保基金，出发点和目标应当说都非常之好。但国有股用市价优先特权减持，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损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所以我冒昧写了两篇文章，一篇题目是“漫漫熊市的信号”，说好事也不能蛮干、乱干，否则同样误国伤民。另一篇题目是“有错就改”，说这样原则性的错误不是要不要改，而是非改不可，这届政府不改，下届政府也得改。结果没想到后来政府果然倾听民意，从善如流，废止了国有股强行市价减持，反过来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赢来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发展。我想今天楼市限购令的情况与当年的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大同小异，都是出发点很好，目标定的也很正确，但手段和方法完全错了。希望有关方面还是能有错就改，改了就好。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银根与“土根”的纠结

周其仁 2011-03-07

核心提示：征地权的实施不但把一块非政府的资产变成政府和国企的资产，而且成为政府和国企大手借贷的支点，构造了颇具特色的中国货币创造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政府和国企具有较强的信贷能力，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实。大家知道，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断放出贷款，是“货币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看，要理解中国货币供求的全貌，少不了要探究政府和国企投资活动的货币后果。

今天无论是中央的条条还是地方的块块，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要向商业银行借贷，首要的条件是有资本金。资本金越雄厚，可借贷的贷款规模就越大。这就是说，政府和国企的自有资本构成杠杆银行贷款的“支点”，是放大贷款和货币流量的条件。

粗看起来，这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两样。普通居民家庭买房买车，要是不能一把掏现金全额付款，也可以向商业银行借贷。车价10万，你先付6万，其余每月还本付息，这6万就是你借贷那4万的“支点”。房价100万，你首付30万，你等于凭30万就杠杆了银行的70万。有了信用的支点，贷款才能发生，至于杠杆的力度——资产负债比率——那是由商业银行在监管政策下由竞争形势决定的。上个专栏提到，我国政府和国企的资产负债率普遍比较高，因为在我们的银行体系眼里，政府和国企项目的风险比较低。

居民家庭借贷的支点，通常来自于过往的储蓄。即便是家人亲友帮我们一起凑成的“首付”，一般也来自他们的储蓄。回到最微观的个人行为，月入1万，开销9千，省下的那1千，积少成多，就构成借贷购车购房的自有资本。简单地说，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减去开支的“盈余”，是日后发生借贷的基础。

政府和国企贷款的支点，当然也有一部分来自于收支的盈余。譬如2010年央企的年度利润高达1万亿人民币以上，除了10%上缴财政，其余部分据国资委负责人公开发表的谈话，大部分用于投资。央企的投资，按我们举过的电力案例，资产负债比可以很高，杠杆力度极大，不过就其支点而言，也可以来自其经营的盈余。

但是，政府和国企得以实现借贷的自有资本，除了他们的收支盈余之外，还有其他来源。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舆论沸沸扬扬、社会高度关注的“土地财政”——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以及征收农民集体的土地再向市场出让所形成的净收入。对此我先注明两点：第一，“土地财政”的收益范围不限于政府，也包括国企，因为国企利用的国有土地，不论是过去就占有的，还是新划拨或新购入的，也都进入土地资产增值的通道；第二，土地财政不全是地方性的，因为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要与中央分成，而在中央各部委——譬如铁道部——的自有资本项下，土地资产都占了不小的一席之地。

土地收益是政府自有的资产收益。政府拥有资产，就有收益，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各国政府多多少少都拥有资产，也多多少少都享有资产收益。至于政府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地位，那是由历史、传统和法律架构决定的，反正政府资产的数量多、质量好，收益高就是了。我的看法，中国特别的地方不是政府拥有资产，甚至也不是政府拥有的资产比较多，而是在历史形成、尚未改革的现存法律框架里，政府可以在公益用途之外的广阔领域，动用征地权把农民集体的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再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国有土地市场上，实现这部分土地资产的收益套现。

这套学问说来话长，怕要写完这个货币系列另找机会与感兴趣的读者细细切磋。这里提醒一句，当人们把问题冠之以“土地财政”的名目时，可能忽略了土地问题对宏观经济更为重大、也更为敏感的影响。可观察到的现象是，征地权的实施不但把一块非政府的资产变成政府和国企的资产，而且成为政府和国企大手借贷的支点，构造了颇具特色的中国货币创造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说起来，上述认识产生于2004年的一次调查研究。那年我刚把前一年到耶鲁法学院访问时开始的关于农地转让权的研究报告完成，中心也举办了个专题研讨会，同行鼓励继续深入。恰在那个时候，“宏观过热”卷土重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刘鹤要中心老师做点调研，提供一些分析。于是我和卢锋等几位同事同学去了昆山、宁波、常州、芜湖、蚌埠和长沙，东看西看，问来问去。回来后消化调查所得，同天天看宏观的宋国青讨论，最后形成一份研究报告，送刘鹤那里交卷。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是此次调查在常州看“铁本事件”，在当地第一看守所与已遭牢狱之灾的戴国芳长谈了4个小时。事后回顾，如果没有那次经历，我不会对所谓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今天这样的关心热度。

那次调研的主要收获就是认识到“土地财政”有更大的宏观影响。不记得我们那份报告发表过，今天时过境迁，不妨引几段7年前写下的文字以飨读者。“调查发现，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建设用地的供给是社会总投资形成的重要条件。一般而言，建设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机构和个人的自有资本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本金；然后，经过土地的评估和抵押，又扩大了这些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银行信贷动员为社会总投资。反过来，建设用地供给的减少同样对信用规模产生紧缩性影响。我们把这个经济流程称为‘供地融资’”。

描述之后，是我们的理解：“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供地却类似投放货币。第一，相对于可出售建设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非常微小，实在与发行“低成本、高面值”货币的原理非常相仿。第二，‘土币’本身具有财富储存的功能，在高通货膨胀预期下，‘土币’的财富存储功能甚至优于货币。第三，在供地融资的经济流程里，‘土币’可以抵押借贷，从而把银行存款动员为投资。”

接着点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特色。“在我国并行于货币发行权的，还有独具特色的政府供地权。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将政府供地与发行货币并列考察，但是在实际经验方面，城市化加速推动的国民经济增长早就体现出“土币”的作用和威力。我们观察到的基本格局如下：扩张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动银根的同时，实际上还大幅度松动了“土根”——也就是显著扩大审批征地的规模、并对地方政府在竞争压力下增发‘土币’的倾向眼开眼闭；紧缩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在收紧银根的同时，还运用‘冻结批地’、‘集中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实际紧缩全国供地总规模。”

这里的“土币”和“土根”，相对于货币和银根而言，意在引起对特定制度结构下货币运动的关注。不料“土根”一词倒流传开来，演变为今天还有人在用的“地根”。不过，在政策选择方面，我们当时并不赞成——今天还是不赞成——通过行政命令控制土地供应量来实现“宏观调控”。个中理由，也要另外再谈了。

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张五常


每个人天生下来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际遇不同，运情不同——收入或财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贫富分化无可避免。过于极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理论与历史的经验说，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财富或收入平均化，对经济运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对社会产出有重要贡献的成员的积极行为。

瑞典模式中国无缘

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税项多而重，福利、补贴等高得惊人，是一个贫富分化不大而还算得上是富裕的国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无数倍，知识资产早就达到了一个高层面，中国是无从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国老百姓的舒适很多。他们建造房子的费用飞到天上去，同样水平的房子之价不比中国相宜。在饮食那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优胜多少。他们大胜中国的是人民的生活远为写意，用不着像炎黄子孙那样到处跑。陶渊明的生活不会在人均农地一亩左右出现。贫富平均化的社会成本高，炎黄子孙昔日的经验是他们付不起。

歧视土地的传统

贫富分化过甚社会不容易接受，而这分化最难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楼房的价格变动带来的那种。源自土地或楼房分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印象，是既非天赋之能，也非勤劳所得。买下了房子，其价无端端地上升了几倍，不是不劳而获吗？其实往往要靠先用功，赚点钱，也要讲眼力，虽然幸运的因素存在。很少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与九十年代的中国，投资于房地产输身家的人无数。奇怪，社会不可怜这些人。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误导：这学派认为租金或地价怎样变动土地的供应量也不变，所以在抽税的话题上土地要特别处理。这就带到后来对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有很大影响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学者亨利?佐治的《进步与贫穷》那本书。该书提出单一税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产的税。佐治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作为经济学者他不及格。谋生计也不及格：他信奉买地必定发达，但晚年自己是个穷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帮忙。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进步与贫穷》，对炎黄子孙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吧。

出售土地是中国发展的资金来源

我不要在这里谈思想、讲理论。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见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楼房政策，中国今天会怎样不好说——一位朋友劝我不要说！

不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经改需要的资金的主要来源。记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来自加州的经济学者问：「中国发展得那么快，资金从何而来呀？」我打趣地回应：「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资到中国投资于房地产，九十年代后期房地产之价暴跌，这些资金转到中国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绝。我说的有说笑成分，但笑话中有真理。

早些时，记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还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干部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倾谈，因为他们读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大家坐下来，我开门见山地说：「不拍卖土地，让懂得建造楼房的外商赚点钱，你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靠北京输血不可能足够。」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卖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了。没有卖地的钱，今天在世界地图上不会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会谈后，我对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说：「深圳的年轻干部虽然学问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务员输了一筹。他们的薪酬不到你们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会很麻烦。」彭老的回应，是他快要退休，将来的事他管不着。中国的青年学得快，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断香港会有十年以上不景。我可没有想到二○○三年内地会推出自由行，也没有想到昔日港人称为表叔的会把香港的楼价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还是对：撇开楼价赚钱，香港人的实质收入十多年来没有上升过。

从动态看分化可以乐观

先谈一下今天内地的收入分配才回头说房地产政策。读者要骂就骂吧：我认为内地的贫富分化的发展不仅不是那么差，而且有值得庆幸之处。我认为整个问题要从动态的角度看——静止的分化基本上无关宏旨。从动态看，老人家最开心的，是这十年中国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大约上升了七倍。这是每年的复息增长率约百分之二十三！减除通胀约百分之二十的实质复息增长年率，打个八折也是人类历史奇迹，何况中国的农民那么多，人均农地那么小！起自朱镕基还在掌管经济的二○○○年，到温家宝时期加速了。

上述的农工收入增长是我个人从几个地点获得的一手资料，不是农户的一般收入增长，老弱残兵没有算进去，只算工作年龄的农工收入。流动人口多，这些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政府的统计因而不容易算得准。有些朋友胡涂得很，老是从户籍人口看农民人数。算进老弱残兵，我提供的数据当然还要打个折扣。但农民还有农植的收入，这十年中国农地的租值上升了两倍多。再另一方面，农民的住与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三年前我推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实质生活水平会追上城市的中层人士。今天看，如果最近几年的农民收入增长能继续，再六年可以追上。

没有断层与分化收窄

上述的农民生活的急速改进带来了另一个让我们乐观地看贫富分化的理由。这是不管这分化有多严重，中国没有出现断层——即是贫与富之间没有出现一片空白。贫富的分化出现了断层是很头痛的事。昔日国民党时期有断层，今天的墨西哥有断层，香港还没有，但我看是朝着断层的方向走。有些国家，种族问题会带来另一种断层：某些种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过。中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帮一把。先敬罗衣后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举世皆然也。

我的推论，是只要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中层人士的，会带来两个必然的效果。其一是贫富的分化怎样极端也不会出现断层，而断层不出现贫富的分化有机会改进。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长率继续，贫富分化的差距早晚会收窄。我当然知道很多中国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苦，只是认为从重要的「动态」那方面看我们有乐观的一面。

动态持续愈久愈妙

维护农民劳力收入的增长率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今后五年农民劳力的收入增长能保持过往十年的复息率，五年之后，以今天的物价算，一个农工的每月收入会达到人民币四千。这会把工业的低档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当然不容易，也没有理论说可以或不可以。事后孔明，我们知道这些年农民劳力收入的高速增长是由县际竞争下的土地灵活使用带动的。泡沫不论，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压楼市的政策来左右上述的发展。是的，在贫富分化这个重要话题上，北京的朋友要从动态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成熟了的先进之邦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中国要从动态看还有一段日子吧。只要上述的增长率能继续，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积效小廉租为祸

回头说协助下层人士的楼房政策，可取的选择不多。目前内地推出的房屋公积金不会有什么作为，尤其是楼价上升他们无缘分享。我们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对楼价上升的投诉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拥有的房子，还是楼价上升他们得不到甜头。如果是后者，购买房地产的股票是一种办法，但像楼价一样，有风险。这方面，北京可以考虑推出一种楼房股票指数合约，为了避免影响股价要是外围的，像赌外围马那样，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机构执行。房屋公积金于是多了一种选择：购买这指数合约。有风险的，要多赚钱就要多面对风险。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虑。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为难民涌至，不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对治安不利。这些廉租房后来搞到一团糟，给穷人定了「穷」位，虫蛇混杂，黑社会、贩毒等行为集中起来。

经适房的处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价屋可以考虑。这种香港称为「居屋」内地称为「经适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内地容易导致贪污行为。要是能处理贪污这一关，适当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兴建或让私营建筑商兴建然后限价出售。适当的做法是由政府拍卖土地给私营建筑商，指定要装修好及小单位的面积与变化，然后让私营建筑商在有竞争的市场以市价出售给条件过关的户口。廉价的优待，是政府利用卖地的所得，以近于楼面地价的钱补贴给条件过关的购买户。这样通过竞争的自由市场处理，政府只是少赚或不赚地价，建筑商有利可图，楼房的质量会跟自由市场的取舍相同，除了单位的面积较小其质量不会因为政府提供而下降。换言之，这样处理会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为。

流动大军一条命脉

细想之下，我不赞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经适房，因为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还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户籍。可靠的数字我没有，但刚过去不久的春运期间，三十八天内不计航空的交通客运量达二十八点五亿人次！这比总人口多一倍以上，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了。在这种各走天涯的人口分布下，目前不许没有某市户籍的购买某市经适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购某市经适房的可获该市的户籍，流动者可能因为一点甜头而被「锁」住。流动人口会有下降的时候，但今天不应该用楼房政策来左右他们的选择。

我认为流动人口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跟中国的经济制度配合得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劳动法后，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大军流动起来，迅速地减少了失业及工业区的治安恶化。要改善流动人口的生计北京总可以想出比提供经适房较佳的方法，不要以房为诱而把他们锁住。

要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

不打压楼市，不提供经适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楼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到地区政府去，某些地区以市作主导，大部分让县作主导，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针北京上头不要管。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干部一般能干。房地产处理不当对他们的生计有肯定的坏影响。这次北京打压楼市是明显地损害了地区发展的利益：增值税之外，地区政府要靠卖地的收入来搞基建及其他开支。如果地区政府可选择，他们不会抽物业税。水出鱼、鱼饮水，抽物业税会使卖地的收入下降，加上处理物业税的手续麻烦，对地区的楼房发展比不上只卖地不抽税那么有效率。

地区竞争不会搞高楼价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内地的地区政府会不会像香港那样，搞高地价政策而损害了经济发展及增加贫富分化呢？经济本科一年级的理论说，如果土地及楼房的需求弹性系数低于一，政府为了争取卖地的最高收入会推出土地至该系数等于一而不再放出，过些时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这种高地价政策对经济整体的发展是不幸的。

但内地的地区跟香港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内地的县际竞争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视工、商业的多元化发展。在这样的竞争局限下，只着重增加卖地的收入是自取灭亡。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我分析得清楚：增值税的分成对地区政府重要，而争取这项税收要争取流动的人口给个面子。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下，楼价过高是败局。想想吧，一个县免费提供一幅大地给一家名牌工厂，怎可以那样傻，搞高住宅楼价来把该厂吓跑呢？虽然档次较低的工人可住工厂提供的宿舍，但职位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会不考虑住宅楼价？我不是说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好得天衣无缝，也说过还有好些细节要改进。但老人家的理论说，北京放手让地区处理楼房，在竞争下必有奇效。

给同学出个试题

最后我要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两项。其一是增值税，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县政府分成占该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出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其二是卖地的收入，县的分成占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区可有变化。我要说的有趣观察，是要某区的楼价上升还是下降，单是调校这两个分成率会生效。

保持县政府的总收入大致不变，提升县的增值税分成率而减低县的卖地分成率，楼价会下降；二者反过来楼价会上升。为什么呢？这会是香港中学高考的大好试题，不知内地同学的本领怎么样。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神奇的制度，很有点妙不可言。两年多前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写道：「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看来今天北京的朋友还没有充分地赏识自己发明的制度，也显得我这个老人家的影响力是零了。

被“喝茶”的茶馆
2011-3-4

在京杭大运河终点，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畔，有一座钱运茶馆，是杭州面积最大的茶馆之一。除了近在咫尺的拱宸桥码头以及近年来新建的运河广场外，更有几百米开外的拱墅区政府大楼，为钱运茶馆带来特殊客人—它已成为拱墅区纪委实施“喝茶”谈话制度的专用茶楼。


平时杭州市拱墅区纪委不来时，钱运茶馆三楼的清风阁照常接客。



钱运茶馆暂无钱运，却依靠政府生存下来。

钱运茶馆虽占据地利，客流量却并不稳定，每年营业额只有三五十万。老板邱仁明期待着，等过两年，“条件成熟了”，便托人写个报告，向政府寻求一些政策扶持。

记者_郑文 浙江杭州报道 摄影_王毅

在杭州，大大小小的茶馆数以千计。随便捞几个杭州人，问起“钱运茶馆”，无人知晓。

论其功能和服务，普普通通：人均最低消费60元，含自助餐，最高档的茶也不超过两百块。为开张仅三年的钱运茶馆披上一层神秘面纱的，是其特殊身份—相传2010年7月开始，这里是杭州市拱墅区纪委监察局实施“喝茶”谈话制度的专用茶楼。

在网上，最近一个描述中国官场黑色幽默的段子正在流传，讲纪委要找些廉政典型接受采访，但发出的通知过于简洁：“请各局长明天到纪委来一趟”，吓得一帮局长死的死，逃的逃……当喝茶、纪委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不由让人遐想联翩。

大隐隐于市，南都周刊记者带着种种疑问，亲临这家神秘茶馆，一窥究竟。

初探清风阁

拱墅区位于杭州市区中部，东接江干区，西连西湖区，南邻下城区，北与余杭区相望。作为一个老纺织工业区，此地曾经破败，是杭州有名的“贫民窟”。而今随着杭州市运河文化的欣欣向荣，运河广场地下建有大型超市，地面上有拱墅区图书馆和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但最惹眼的，当属拱墅区政府大楼，涵盖区政府、人大、政协、两院乃至纪委等。

运河广场西南角，钱运茶馆坐西朝东，中国美术学院设计，明清风格建筑外貌，青瓦顶，红砖墙，依傍京杭大运河，毗邻拱宸桥码头，脚下水路里货船穿梭，对岸小河直街传统风味十足，颇能还原百来年前的历史风貌。

初春时节，饮茶淡季。又逢天气阴沉的工作日，茶馆里生意并不多。

一楼在装修，二楼即大堂，里面摆满八人桌、四人桌，可容纳百余人；南侧设有小隔间，中厅则设有包厢，门口清一色遮挡着绿布帘。据老板邱仁明介绍，这茶馆的全部包厢约70间，满座500余人。

早晨10点，开门一小时后，除去一个大包厢里有公司在开会，稀稀拉拉只来过两拨客人，满堂里挑座位。等到下午3点多，早场将近结束（茶馆分早晚场，早场从开门持续到下午四点），大堂里也只有三拨客人。

临窗包厢可望见京杭大运河水，阴天里河水显得有些灰暗，但窗边采光尚好；踱到茶馆大门口的吧台处，反而黑成一片。六七个身着黄色套装的年轻服务员，在吧台旁嬉笑着，有客人来时，不免互相推托一番。

大堂里有三处木质楼梯，北侧角落楼梯可引工作人员经厨房到三楼，南侧旋梯引客人达到三楼。绕到茶楼侧面，一扇小门后面是单独的一道楼梯，可不经过大厅，直接出入茶馆。这楼梯蜿蜒向上到三楼，楼梯口赫然“清风阁”三字。

这间大包厢独踞三楼一角，层高3米余，面积20多平米，摆放三张长条木桌，平时一般可容纳20几人。出门转西即是一个硕大露台，天暖时常有散客搬出桌椅，饱览运河风景。转东，则可经楼梯避开大厅直接离开茶馆—此处正是纪委请“喝茶”的基地。

一盆文竹，两盆君子兰，外加纪委特意挂过来的三幅字，正是“清风阁”内全部装饰。其一是“清风阁”题字，其二是胡锦涛的廉政指示“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其三是“廉洁奉公 执政为民”。

三楼的包厢均以名茶命名：六安瓜片、信阳毛尖、黄山毛峰等，唯独“清风阁”这一雅号独树一帜，正是杭州拱墅区纪委书记蒋杭平的主意。另外，与二楼不同的是，三楼包厢不挂绿布帘，都有独立的木门，米黄色。

茶杯里的“风暴”

离开茶馆，只需步行5分钟，就可到拱墅区政府大楼。

得知记者来意后，杭州拱墅区纪委的接待人员并未表现得忸怩。

杭州拱墅区纪委信访室主任张路红解释说，将“喝茶”从办公室挪到了茶馆，一来想改变纪委办公楼严肃的工作环境，令干部放松心情，美景、清茶当前，能够畅所欲言；二来，相对纪委大楼里人来人往的熟面孔，茶馆尤其是“清风阁”相对清静，不致令某些干部成为别人观看的“风景”，避免他人不必要的猜疑；三来，“是为了关口前移，促使党员干部严格按照《廉政准则》行事，保持清醒是前提，严格自律是关键，干净干事是目的。”

拱墅区纪委书记蒋杭平从2009年起，便开始酝酿“喝茶”的想法。到2010年年初，正式确定由纪委信访室来起草文本，区纪委常委班子6人历经六次讨论、修订，终于将“喝茶”谈话修成一项制度，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全区各个部门。

“喝茶”制度起草过程中，张路红等便来到钱运茶馆，与老板邱仁明说明意图。邱仁明一口答应。在邱仁明眼里，现在的干部都有些浮躁，“你在办公室里作报告，他们都听不进去了，说不定在底下偷偷拿笔记本电脑打游戏。”

纪委与钱运茶馆来回商量了几次，书记蒋杭平也上过门，最终敲定了一个优惠价格：每人28元，含一杯清茶和两三份小食，无自助餐点。纪委还特别印制了一些茶券，提前预付款项，领导和区管干部来“喝茶”时，持一人一券即可。

谈话时，纪委要求“尽量不要打扰”，所以服务员也不需上上下下跑。茶馆里的服务员流动性较大，一个叫圆圆的江苏姑娘，2010年10月来到钱运茶馆，已经是8个服务员中最资深的了。虽然到“清风阁”上过几次茶，但她仍搞不清楚里面的来头。

“清风阁”平日里照常营业，纪委若有意使用，需提前一至两天预订。约区管干部“喝茶”，也自有一套程序。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事前登记，报备领导审批后，再电话通知被“喝茶”对象，商定时间。

通常是喝一杯龙井清茶，但也有人要喝菊花茶，当然，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请喝咖啡亦可。张路红说，如果有人不愿到茶楼来，想约在其他清静地方，只要领导审批通过，纪委也会同意。

在群众看来，喝了茶谈了心，一定是有什么大问题，离“双规”不远了吧？但短则四十分钟、长则一个半天的茶局后，其实相当于打了一剂预防针，被“喝茶”的干部仍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杭州日报》去年曾报道拱墅区某公务员购买了4套房，存在经济问题嫌疑；杭州《快报时间》电视栏目也提到了拱墅区一建设口干部存在工程管理方面的问题，遭群众举报……张路红说，这些都属于重大问题的可能性前哨，经纪委发现后，分别约了这两名干部到钱运喝了下茶，即把风暴的可能性浇灭在茶杯里。

生意差强人意

三年前拿下茶楼约四千平米地的租约时，连积蓄带借款，老板邱仁明共花了几千万元。三年后，茶馆收入支出刚实现“基本持平”，尚未盈利。现在邱仁明还欠着别人几百万元，而钱运茶馆一楼正在重新装修。

50来岁的邱仁明原是浙江温岭供销社的公务员。21世纪初供销社改制后，他选择下海。2005年，杭州拱墅区为开发运河休闲文化，将运河广场地块招标，原来商贸系统的朋友将其介绍给邱仁明。一看到效果图，邱仁明就定了下来，“我们胆子大，眼光很远。”

拱墅区经济并不太发达，钱运茶馆老板娘笑称：“杭州最穷的区。”

2003年，拱墅区新政府大楼建成，从珠儿潭巷搬到了运河边上的台州路1号。各政府机关单位陆续搬进，紧接着地下超市也开了起来。但邱仁明装修钱运茶馆时，运河对岸仍是一片农民房，刚拆成荒地，筹划建设博物馆等。周边商圈尚未配套，钱运茶馆伫立于运河广场一角，像一座孤岛。

直到2008年11月，拱墅区司法局将钱运茶馆作为全国首家普法茶楼推出，并定位为“运河法治文化茶楼”，才慢慢为它带来略多的客流。

与足够神秘的三楼包厢“清风阁”相比，钱运茶馆二楼大厅，是面向所有市民的杭州市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不论社区干部、街道市民，还是外来创业者、青少年学生，都曾在相关机构的组织下，前往钱运茶馆接受普法教育。

大厅里陈设着两排羊皮卷灯，墙壁上挂着书法名家撰写的法言法语，吊灯一角悬着请灯谜协会等创作的法律用语灯谜，厅堂中央四根立柱掏空，摆放着司法局特别制作的一些纪念品，如普法扑克牌、陶罐、瓷盘等……

拱墅区司法局选中茶馆，作为普法新载体、新平台，也已经历了两年多的实践。每年约30万的普法经费，这两年花在钱运茶馆上的就有约15万，包括邀请设计师在茶馆里布展，添置法律知识电子触摸屏、投影仪等设备，不定期放映《马背上的法庭》、《法官妈妈》类型的法律电影。

以坚持了两年多的猜灯谜活动为例，据统计，共吸引了近2000人参加，与三楼“清风阁”的半年11人次形成对比。

司法局吸引来的“客流”，人员类型复杂，茶馆给打了个八折，按每位48元标准收费，含自助餐。而纪委谈话倡导“廉洁”，只喝茶不吃饭。当被问及可有专门的服务员为三楼上茶时，老板娘忍不住抱怨道，每个人才收28元，哪有专门的服务员？

令她头痛的，还有90后服务员的“不卖力”。“漂亮的小姑娘都跑光了。”茶馆自早上9点营业至凌晨24点，她不到8点就要上门，“比上班的时候累多了！”

钱运茶馆虽占据地利，客流量却并不稳定，每年营业额只有三五十万。老板邱仁明期待着，等过两年，“条件成熟了”，便托人写个报告，向政府寻求一些政策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