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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应该如何纪念科斯？
from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by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2010年12月29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一百岁华诞（1911年出生）。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了在北京海淀区美泉宫饭店的盛大庆典。科斯教授通过视频与大家打招呼，张五常也通过视频发表了几句感言。清华、北大、人大、浙大等高校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齐聚一堂，纵论科斯对自己的影响或者科斯对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改革的贡献。也许是时间太短，也许是场面话太多，总之我认为那天的讨论和论文明显意犹未尽，没有深刻地挖掘一个应有的主题：作为中国学者应该如何继承科斯的思想并将研习新制度经济学与推进中国制度变迁结合起来？

本人忝列嘉宾之席，但因人微言轻，在论资排辈这种并非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下并无发言资格。然而作为一名研习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学者，我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在国际学界的进展感触颇深，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波诡云谲和人类制度演进的趋势感同身受，故而对当下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有不吐不快之言，在此略谈几点。

第一，要多读科斯的原著。很多人至今以为科斯不过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而且还没有任何数学符号。这是极大的偏见。事实是，科斯写了大概70多篇论文。除了《社会成本问题》和《企业的本质》这两篇最著名的文章之外，他在产业组织理论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例如，他关于垄断耐用品将会持续降价的“科斯推测”（Coase，1972）以及关于思想交易市场的“科斯猜想”（Coase，1974）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前者被Hart和Tirole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数理经济学家用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给予了正式表述（Hart-Tirole，1988），现在是契约理论中动态逆向选择模型的经典论文。此外，即便是科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科斯定理”，也不是首先出现在《社会成本问题》里，而是《联邦通讯委员会》（Coase，1959）里。国内很多学生或经济学的民间爱好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上海三联出版社早期翻译的一批不太准确的著作或者干脆是张五常的经济散文上，这真是令人悲哀。

第二，要掌握高级的分析工具。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像科学，是因为它的分析工具更缜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代的进展，主要依靠博弈论和微观计量。这就是为什么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比其他制度经济学分支——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发展更为迅速，更加得到主流经济学界认可的主要原因。我多次提到，国内学者必须掌握博弈论和微观计量才能推进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人中，真正掌握这两种工具的很少。这反而令我遭致了刺耳的批评。别忘了，科斯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不同。何况，我们不是科斯！要推进新制度经济学，就必须细化它，检验它，应用它。没有高级的分析工具，推进又从何谈起？难道我们能指望自己也像科斯一样，凭借一篇《社会成本问题》或者《企业的本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青史垂名吗？现实点吧，中国学者！

第三，要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我们学习科斯的思想，继承科斯的衣钵，目的是运用科斯的理论为中国做贡献，主要是理解和推进中国导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变迁。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实验。我们不能错过，否则必遭后人唾骂。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经济学者花了太多时间去研究跟中国当下并无重大关系的西方问题，而对已经进行或即将进行的重大制度变迁置若罔闻。早一辈的学者对中国早期的制度变迁深有体味，但是对其理论提升不够；晚一辈的学者掌握了更好的分析工具，却又对既往的制度变迁毫无感知。这种青黄不接的现象，是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损失。为此，我们必须呼吁，中老年经济学家和青年经济学家通力合作，细致地考察中国制度变迁史上的华丽篇章，并在理论上深入提炼，争取在国际新制度经济学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毫无疑问，不管承认与否，这几年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陷入了低谷。原因就是我提到的这三点。在新的一年里，我衷心希望这种局面会得到改善，这当然有赖于我们所有的新制度经济学者一起努力。这，才是纪念科斯教授的最好方式。

刘仁文：律协当自强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1年第01期

律师业存在的价值之一，即在于制约公权力。而作为律师协会，应当是律师这个群体的意志、理想和规则的集中体现

刘仁文 /文
　　四川省律师协会理事会最近表决《关于建立异地办理刑事案件备案制度的意见（草案）》时，在争议之中，罕见地未获通过。
　　应当说，四川省律协为保护刑辩律师，解决实际中出现的律师异地办理刑事案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研究、总结刑辩律师异地办案的执业环境、风险防范等，试图有所作为，这种初衷是好的。
　　就目前来说，从全国律协到地方各级律协，在深化律师的行业自治方面还做得很不够。例如，“李庄案”中一大罪状是他向自己的当事人宣读同案犯的口供，但这个问题在律师的执业规范方面并未明确，实际上许多律师也这样做过，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选择性执法成为可能。
　　那反过来，为什么律师协会不针对这个问题出台明文规定呢？
　　若要对《刑法》中的“律师伪证罪”条款发表意见，那么“律师伪证罪”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律师行业自治不力，对于一些本来应当由律师协会加以处理的一般违纪违规行为，由于律师协会不闻不问，一定程度上使得司法机关出现“既然你不管，就由我来管”的执法冲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当鼓励各级律协积极作为，深化、细化律师的各种执业规范。此次四川省律协理事会表决备案制度搁浅，对于理事会会议闭会期间将以何种方式来表决修改后的“备案制度”还未确定，侧面也说明律协工作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例如这次备案制度中，关于律师能否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简单地规定要经事务所同意并不妥当；律师在受访时对当事人负有保守其隐私等义务，则应是职业伦理的应有之义，其中关于律师执业操守和职业伦理的规范，理应在全国律协的层面上加以解决。
　　加强律师协会的行业自治功能，决不意味着只对律师进行管理，还要对律师进行服务、进行维权。若干年前，律师协会曾要求各地律师均要统一着装出庭，但现实情况是，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各地法院也要求不一——有的要求律师穿律师服，有的不要求。作为一名兼职律师，我个人一直希望申请一套律师服，但与所在律师事务所行政主管数度联系均未能落实，最后答复是律师协会告知已无服装库存。
　　最重要的是，当律师执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律师协会应当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来抗衡公权力的干扰，有力地发出律师职业共同体的声音。在这方面，现在的律师协会尤其需要加强。但现实的情况是，各级律协目前均已被纳入公权力之下，在不少地方，敏感的案件要备案、无罪辩护要汇报，律协甚至被公权力部门利用来控制律师、协调案件，这无疑削弱了律协的本来功能，不但无益于律师业的发展，也无益于实现司法公正。
　　从确保律师的辩护权出发，四川省律师协会《关于建立异地办理刑事案件备案制度的意见（草案）》中的部分内容值得商榷，譬如，“备案制度”中多处提到律师作无罪辩护时要求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实行集体讨论，并向所在市、州律协及司法行政机关报告，这不仅于法无据，也不符合司法规律。建立在此类规定基础上的处分制度，其合理性理应受到怀疑。
　　律师协会要真正成为一个维护律师权益的有力组织，就必须逐步摆脱公权力的安排和控制，实现真正的自治。民国时期两个与律师有关的案子可堪回望：一是1913年的宋教仁案中，最后为涉嫌指挥行凶的被告、上海帮会大佬应桂馨辩护的律师杨景斌，其时被国民党政府以“乱党”名义吊销执照，但是在上海律师公会的反复争取下，最后“司法部”撤销了这个命令；二是193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七人，后被称为“七君子事件”。此七人中有四名律师，共有21名律师为之辩护，每人三名。这其中，同样是上海律师公会起到很大作用。
　　在一些重大或敏感的案件中，现在各级律师协会缺乏应有的声音，亦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短期来看，这似乎是对相关公权力机关的执法进行配合；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
　　过去撤销律师业时，曾导致大量冤假错案发生，这些教训昭示着，律师业存在的价值之一，即在于制约公权力。而作为律师协会，应当是律师这个群体的意志、理想和规则的集中体现，既要从自治的角度抓好自身建设，又要从维权的角度，勇于和善于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使得律师的执业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若律师能推动自己的协会走向自治，并打开行业组织回归社会的“神圣之门”，这道门，更将指引其他“二政府”脱离行政襁褓，回归本位。
　　刘仁文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
　　［背景］律师们的“紧箍咒”
　　20多名理事同意，20多名理事弃权，两名理事反对，不予通过。2010年11月中旬，四川省律师协会七届二次理事会上，该协会拟推出的《关于建立异地办理刑事案件备案制度的意见（草案）》遭遇流产。
　　该草案目的之一，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加强律协对律师异地办理刑事案件的指导”。其中规定，异地办理刑事案件时，在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起五日之内，承办律师要将备案表发往案件所在地、市、州律师协会备案；审理阶段拟作无罪辩护的，还应填写主要案情、辩护观点及理由。
　　同时草案规定，律师事务所对于律师异地办案拟作无罪辩护时，应集体讨论，并向对方市州律协、司法行政机关报告。
　　这一备案制度还规定了事务所与当事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形：在罪与非罪观点上，与事务所集体讨论发生冲突，且不服从最终决定；未经事务所同意，擅自接受媒体采访等。
　　律协的职能在该草案中得以强化。按规定，律协可根据需要成立刑辩指导、协调委员会，并对提交的重大、敏感、疑难或拟作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进行业务把关，必要时提出参考性意见；而对“个别”业务水平与职业道德有瑕疵的律师，有权对其所在律所提出限期整改、予以更换的建议。
　　目前在多地，敏感案件需备案、无罪辩护需向律协汇报，已成为地方政法部门管控律师的一种方式，但类似四川省律协以成文方式对此进行明确规定，尚属头一遭。律师头上的“紧箍咒”，面临愈来愈紧的趋势。
　　湖南省已有先例。2010年10月27日，湖南省律师协会向律师杨金柱发出立案通知书，称其涉嫌不适当宣传及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此前，杨金柱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质疑重庆“打黑”、批评司法部在律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批评湖南省公安部门办案中的不当之处，已多次被湖南省律师协会通报批评。律师协会对律师主动“执法”，引来律师界一片哗然。
　　律师协会，顾名思义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是民间社会团体。《律师法》第五章规定：全国设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律师协会，设区的市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地方律师协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同时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但现实中，律师与律协间关系微妙。2008年，北京35名律师联名致信北京市律师协会，呼吁北京律师协会在即将开始的新一届律师协会选举中进行直选。最后北京律师协会在其官网刊发的“严正声明”认为，这些联名的律师“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利用部分律师参与协会行业管理的热情，打着‘律协民主管理’的旗号，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律协行政化倾向实已定局。一些地方的律协会长由同级司法行政领导担任，以北京市律协为例，其理事、监事、会长都是兼职，而绝大多数专职人员为市司法行政机关人员担任。律协成了第二司法局，是行政机关的附庸。
　　2010年以来，律师行业遭遇一连串管控措施：2月，《关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积极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该意见要求，健全律师参与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处置相关报告备案、集体讨论等制度；4月，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签发司法部令发布《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和修订后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7月，浙江省高级法院和浙江省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此前后，浙江共有23名律师因在调查取证及诉讼过程中涉嫌伪证或虚假诉讼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一些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在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维稳大势下，律师权益保障未见改变，管理日趋严格，其方式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律协“执法”、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等。律师的权益受到不同层面的影响。
　　到2010年末，《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出台。同时，司法部公开强调，要求进一步规范律师执业档案管理工作，尽快实现对律师跨地区执业的动态监管，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日常执业活动的监督。
　　本刊记者谭翊飞、实习生李湘宁/文

新年空余愿
兰小欢
(本文首发于《创业家》杂志2011年第1期，我的专栏“情理之中”)

新年新气象，人人有愿望。满怀憧憬地列个单子：“要好好学习，要提升修养，要坚持锻炼，要……”哎哟，不好意思，这是我去年新年时列的单子，今年的单子是：“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提升修养！一定要坚持锻炼！一定要……一定不能像去年一样！！！”

新年最美好的事，就是许下注定落空的愿望。然后激情投入，然后坚持不住，然后捶胸顿足。周而复始，人人如此。“憧憬”意味着“自信”，“太多憧憬”意味着“过分自信”,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过分自信”是普遍现象。

精明的生意人都懂得利用“憧憬”和“自信”的关系，其中的佼佼者是健身俱乐部。一进俱乐部大门，迎接你的不是宽肩窄臀健步如飞肌肉男，就是盘正条顺身轻如燕阳光女。你看着他们，肥封已久的肌肉中，“憧憬”破油而出。于是你当机立断，于是你要排除万难，我能！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可以按次计费，来一次50块，一个星期来4次是200，一年就算保守估计来40个星期吧，那就是8000块。什么？年费才3000还不限次数？！太划算了！来张年卡！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你一年下来只去了10次，本来只用花500块的事儿，你花了3000。这多出来的2500，就是“过分自信”里“过分”的意思。不过你也别太自责，说过了，“过分自信”是普遍现象。美国两位经济学家调查了3家健身俱乐部的7000多名会员，发现那些办了月卡或年卡的人，80% 以上都去的次数不足。这些会员平均每人每年花1400美元办卡，而按照他们实际去的次数算，如果按次付费的话，平均能省下600美元。也就是说他们花费的钱里，有四成多纯属浪费。美国将近17000家健身俱乐部，3300多万会员，算算看，一年得多花多少冤枉钱？真是太“过分”了。

当然，你可以说，一开始自己买年卡不是因为太自信了，而恰恰是因为对自己的自制力太不自信了：就是生怕自己坚持不住，所以上来就破釜沉舟，先狠狠地交笔大钱，以后想起钱来肉疼的时候就不偷懒了。虽然最后只去了10次，可要不交那年费的话，可能连这10次都不去呢。这心理和新年愿望一样：新年了，总得雄心壮志一会儿吧？虽然心知肚明自己是三天两头常立志的典型，但不立回长志的话，连开始的激情投入都没了，直接从年末的捶胸顿足进入下一年的捶胸顿足，怎么得了啊。

问题在于，经验已经一次次证明自己是多么不靠谱。新年立宏愿虽然过瘾，来如山崩心潮涌，可过不了几天，总是去如疾风不留痕，怎么办？

传统文化强调和自己的欲望与懒惰做斗争，怎么斗？吃苦耐劳。什么十年寒窗美人香，什么钱海无涯苦作舟，都是这个路数。又苦又寒不说，还动不动十年无涯的，谁受得了？受得了的都进了历史书，成了代代相传的励志故事。不过那些故事都是假的，后人添油加醋般夸大这个“苦”字，不过为给自己屡屡放弃求个心理安慰。任何值得追求的愿望，都需要与之相称的努力，但努力过程不可能从头苦到尾，到最后突然量变质变苦尽甘来，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相似，属于神话范畴。

要让自己的努力见效，最要紧的是习惯的养成。也就是说，在开始努力的阶段，要格外留意。决不能假设自己能如想象般含辛茹苦坚持到底，不可能。所以在开始阶段应格外用心些，设计些方法激励自己坚持一段时间，一旦有了习惯，接下来便简单。

还举健身为例。不要心血来潮对自己痛下杀手一次扔一大笔年费，可以从按次收费开始，省下来的钱可以雇用个私人教练，帮助自己十几二十次。一两个月后形成习惯，自己就更容易坚持些。这样做大概比扔笔年费然后浪费掉大多数更划算，也更有效。

这道理其实人人懂，可是因为“过分自信”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常常制订很难执行的计划，让本可以实现的目标困难重重。万事开头难，所以不能埋头闭门蛮干，要把最简单的事放在最开始，并多方寻求帮助，借助外力让自己开始的容易些，这是坚持下去的最有效方式。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可惜人还是那个不靠谱的旧人。要想愿望不落空，先易后难您可得放轻松啊。



（关于在健身房花冤枉钱的现象和分析，来自2006年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花钱不健身》。作者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Stefano DellaVigna 和Ulrike Malmendier。）

珠寶老闆推出「只要下雪就免費」創意促銷，他是怎麼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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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間超有趣的小店，這家位於美國北卡州的小珠寶店的老闆，不斷推出「免費」的促銷活動，珠寶怎麼免費，應該是騙人的吧？不，他是真的免費，而且驚人的是他的免費促銷竟是和「老天」在對賭，靠「天氣」來免費！

他對著Asheville市的市民們說：「各位，只要Asheville市在耶誕節那天積了3吋厚的雪，你買的珠寶就算你免費！」

不囉嗦，不是只有85折喔，就直接算你們免費！消費者只要在11月26日至12月11日的二星期的期間，買下任何一種珠寶，就可以玩這個「遊戲」，如果當天真的積了3吋厚的雪，老闆就會退錢給你。嘩！雖然消費者可能不會去看氣象報告才去買，但一聽到這樣的促銷活動，可能就覺得蠻有趣的，至少就先在Asheville市傳開了；另外有些人反正本來就想買珠寶，兩家一比較，這家敢這樣算免費，另一家沒有這種促銷活動，可能就直接選了這家店買了。

這實在很誇張！這老闆敢這樣說，客戶也敢買，這麼多客戶上門了，老闆賣了這麼多珠寶，難道不怕在耶誕節當天，真的給他下了三吋的雪，隔天他大概要申請破產、直接倒店了？

不，這個老闆太聰明，他使用了網路上的有趣工具，叫「氣象保險」──

是的，在很久以前曾經寫過這麼一篇文章，當時是兩個Google的員工出來創立了一間叫「WeatherBill」的公司，讓商家們可對氣象作保險，這種保險方式原本是要讓一些「靠天吃飯」的商家在使用的，譬如譬如在西雅圖賣傘的阿婆，每個月一定要碰到十五天以上的雨天才能獲利，到了三月的雨季，阿婆可向 WeatherBill買一張「西雅圖的三月有15天以上會下雨」的保單，假如真的下雨不超過十五日，阿婆就會獲賠一筆足以平攤她生意損失的費用。不料，這個做法被珠寶店老闆看到了，竟然也來參加「氣象保險」，他事先先查好，到底要保12月25日耶誕節下雪，要花多少錢？然後將這個「成本」，含在客戶的價錢裡面。消費者會以為老闆這麼好心，其實那個保險費已經含在珠寶的費用裡，再怎麼賣，老闆都不會賠錢，等到12月11日促銷活動結束，隔天這個老闆趕快去下訂買這些成交珠寶總額的天氣保險，或許珠寶業的利潤空間太大了，他永遠不會吃虧！

珠寶店老闆之前跑過的其他促銷，還包括看到一對客戶，要買新婚的戒指，他回到後面的電腦算了一下，就告訴他們，只要你們結婚的那天下雨，這個戒指就免費給你們！聽起來多有同理心啊，新人一聽，如果當天天公不作美，戶外婚禮辦不成，至少戒指免費，於是就興高采烈的買下這隻戒指了。這位老闆說，在業界其實不只他這樣買氣象保險來進行促銷，其實他之前也是學另一位在芝加哥的珠寶商，也是買了「天氣保險」後，和客戶打賭，如果芝加哥在某天積了6吋的雪，就算他免費。

太妙了，竟然有這樣的促銷手法！

先前對於行銷便觀察到一個現象，許多B2C的賣家想做行銷，老是希望行銷活動的效益能直接、立刻、馬上的反應在當月的銷售上面，而不只是品牌形象提升、客戶溝通等等，不過我發現，大家儘管都希望在行銷上面發揮最大的創意、辦出各式各樣的有創意的活動，已經幾乎把腦子都搾乾了，但是到了銷售的這邊，就只剩下一種創意──

「折價」。

不然就是「送贈品」。

或是「折價」再加上「送贈品」。

目前的商家，都是仰賴著無敵創意的行銷活動，再加上千篇一律的銷售手法！你說你折價很多耶，折到幾乎都要折腰了，已經侵蝕掉幾乎所有利潤了，但消費者不一定這麼在意你的折價，而且總有一些比你更有利潤的其他競爭商品，永遠可以推出看起來差不多的折價，尤其當整個市場都在打折的時候，消費者已經見多不怪、麻木掉了，不再輕易被這些折價活動所影響，這時候，光靠傳奇乖誕的行銷創意，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不一定可以輕易的撼動大批的消費者。

這間珠寶商給了我們一課。它雖然是一場行銷活動，但這場活動是直接針對銷售的價錢來設計的，這種創意可說是珠寶店的「破壞式創新」。而這樣的「只要下雪就退費」的行銷活動，本身就充滿了魅力，畢竟最後消費者最care的還是價錢，任何和價錢有關的，只要夠驚人，可以直接影響掉他們原本大腦裡的決策。事實上，Groupon類的團購網站最棒的也是在價錢上面讓步至少一半，那麼，蛋糕店老闆可以故意做出某一種超豪華的二倍貴的新品蛋糕，讓它加入菜單，折價之後還是有利潤──請注意，像這樣的針對銷售來設計的行銷活動，需要「產品端」的完全配合。

甚至可說，它已經不是「行銷部」的事，而是「產品部」的事！

如果每次都是在訂價上面做些讓步，既痛苦、又無趣，或許，該有另一個部門來專門研發「次產品」，或者研究周邊和定價有關的工具譬如這個珠寶商所使用的WeatherBill，讓消費者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定價模式？

在行銷活動方面，賣家已經很會辦，但是在定價策略方面，許多賣家，只是剛開始而已，還有很多很多的創意變種是我們還沒想到的。

国土部浇灭成都“地票”交易 农地流转政策意见不一
2011年01月08日 经济观察报
降蕴彰

短短半个月，成都为农村土地整治而创造的“地票”制就经历了冰火两重天，这个全国城乡统筹试点城市也因政策风向标地位，被卷入风口浪尖。

2010年12月24日，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张婉丽等7人调研组抵达成都，就当地“地票”交易及农村土地整治情况对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进行问询。四天后，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就发布公告，暂停第二场面向开发商的“地票”拍卖会。

此时距离成都首轮“地票”交易尚不足半个月，当时推出的2000亩国有建设用地指标，成交均价高达每亩72.89万元。

本报从国土资源部获悉，成都“地票”暂停的根本原因是违反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参与国土资源部12月24日问询的成都社科院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当时“7个人分别来自国土部三个司，每个人提的问题都很尖锐”，但成都方面也显得很有准备，“通过摆事实、阐述理论依据和改革逻辑，详细汇报了改革的决心和目标”。

对于成都有关方面决定暂停“地票”的原因，上述负责人的回答是，“暂缓有政治上的考量”，也是“综合相关部门意见的结果”。

但知情人士透露，国土资源部出面“叫停”成都“地票”来自于更高层对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意见。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同样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包括成都在内，所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对农民的拆迁补偿都太低，造成对农民的严重损害。”该人士表示。

“持证准入”惹的祸

2010年12月16日，成都市国土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持证准入”制度的公告》称，自2011年1月1日起，凡是想在成都市拿地的开发商，必须先持有同等面积的“地票”。

而开发商要获得 “地票”只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再有就是在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购买。在此基础上，成都市于公告发布的第二天举行了首次“地票”竞卖会。

事实上，早在2010年8月5日，成都市国土局就首次提出“持证准入”制度，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开发商拿地只有两条途径，购买“地票”之外，还有缴纳建设用地指标保证金的路子可走。但后来开发商都选择缴纳保证金的办法，并没有去购买“地票”。

但保证金并不能满足成都市进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资金需求。

近两年，成都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整理出来的成本一路高涨。“现在整理流转的农民宅基地至少每亩需要十几万元，有的每亩成本则高达五六十万元。”前述成都社科院的负责人表示。

按照成都市国土局的规划，到2015年，将对全市500多万亩农用地和50多万亩建设用地进行整理，这样总共至少需要投入资金866亿元，实现61.5万户农民的集中居住。

“由于农村拆建的投入成本太高，成都市事实上已经没钱搞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了。”该人士表示。

为了进一步开发“地票”的价值，成都市出台了上述新 “持证准入”制度，对“地票”和“拿地”资格的捆绑，直接带来了“地票”价格的飙升。

据了解，2010年12月17日的竞卖会上，包括保利、万科等国内地产巨头和中石油等非地产大国企共计179家开发商参与竞拍。尽管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规定的起拍价是每亩15万元，但最后成交结果是最低每亩46.5万元，最高达到每亩92万元，2000亩土地指标共拍出14.578亿元。

首次“地票”竞卖会的火爆让成都市政府尝到了甜头。然而，就在成都市国土局正筹划将第二次 “地票”供应提高至3000亩时，国土资源部调研组突然而至的“考察”，将“地票”竞卖的“旺火”给浇灭了。

“仿佛坐上了‘过山车’，刚刚还是高潮，转眼就沉入谷底了。”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一位负责人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被叫停”的秘密

目前国内的“地票”制度仅在重庆、成都两地试行。经国务院批准，2008年12月4日，重庆设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推出了“地票”交易制度。

据了解，从成立至今，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一共进行了11次地票交易，总计1.8万亩，成交金额18.65亿，成交均价10.36万元/亩，最高成交单价达到14.33万元/亩。

但同样是“地票”交易，成都与重庆有很大差异。 知情人士认为，关键之处在于，成都《公告》限定的“持证准入”制度，不仅将所有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都纳入其中，而且同时将农村建设用地的指标从国土部门之间扩展到了房地产企业。

即使在《公告》之前，成都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和“地票”交易也完全突破了相关政策规限的县域之内置换的原则。

成都国土局方面对此的解释是，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之后，国土资源部给予了成都在土地增减挂钩方面几个特殊政策——其中包括，土地可以跨越县域流转，社会资金在农民宅基地上新盖的住宅可享有完全产权，可以将在用地增减挂钩获得指标交易的收入用于灾民的新居建设，而不需要事先经过国土资源部的验收、审核。

成都在地震期间享有的全国独一无二的土地优惠政策一直延续到去年底。成都国土部门也积极向国土资源部争取，希望这种特殊政策能再延续。但在特殊政策结束之前，成都先后打出了“地票”结合“持证准入”的连环牌，在带来较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招惹来很大的麻烦。

“除了被指责拍卖推高地价房价，在国内掀起不良示范效应之外，农地整治所产生的‘地票’升值收益大部分都归政府掌控，农民从土地增值收益中获益很少。”一位土地专家指出。

国内房地产高级经济师章林晓曾撰文表示，为热闹“地票”代价埋单的是购房者和全社会，而所谓通过 “地票”，构建城市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效机制的愿望，也可能会落空。

对于“地票”引来的强烈质疑，前述成都社科院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成都农地整治中，“80%-90%的收益都是农户所得”，“其余的收益是政府用来新居区的设施建设”。

他还告诉本报，成都方面对农户住宅的拆迁，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农户先主动提出“申请”，在经过成都相关部门批准后才准予实施，“农户不同意，根本不会去拆迁。”

看不见的“交锋”

事实上，2011年1月初，就在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之后不久，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开始下达至全国各省、区、直辖市。

更早的公开信息显示，在去年11月10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的重点内容就是“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会议还强调，对违规者将追责“一把手”。

本报获悉，国土资源部叫停成都“地票”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者违反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而高层一直着重强调贯彻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在农地流转、增减挂钩指标等方面，相关决策层面的部分人士仍存在分歧。

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等业内很有声望的专家代表，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的一些官员，一直明确支持成都城乡统筹。其中国土资源部方面甚至在土地流转中给予了成都特殊的土地增减“自主权”。

但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国土资源部给予成都的年度用地指标，“最多也就四五万亩”。而根据成都国土局的数据，2010年成都方面仅整理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就是5万多亩，远远超过了国土资源部下达给成都市的年度用地指标。

2010年11月17日，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一个月前，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的率领下，由国家各部委联合组成的调研组还对成都做了为期3天的调研考察工作，调研组“认为成都实践在全国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但与此同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就目前而言，除了城镇规划区范围内，除了东部少数发达地区，真正具备拆并村庄条件的地方相当有限。

他同时表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必须遵循几个原则：“先获得国土资源部给予的建设用地周转指标”、“置换进城使用的建设用地要纳入年度用地计划”、“指标置换进城后增值的土地收益必须全部返还当地农民”、“指标只能在县域内置换”。

照此衡量，成都城乡统筹很明显属于严重违规之列。

一位接近陈锡文的专家这样解释，陈锡文本人是坚决反对 “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等集中居住的做法，对于成都城乡统筹实践中所推行的村民集中居住，陈锡文同样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包括成都在内，所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对农民的拆迁补偿都太低，造成对农民的严重损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也坚持相同的看法。除了以维护农民利益为由，在陈锡文看来，全国很多地方盛行的居民住宅拆迁、村舍搬迁等治理过程中所带来的农地减少，对保护18亿亩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都已造成危害。

本报最新获得的说法是，由于目前农地占补平衡的政策制定和监督均出自国土部门，因此有专家向高层建议，应强化农业部等涉农部门对农地政策的参与。

(本报记者宋尧、实习记者范洋对此文亦有贡献)

TD，最坏的自主创新
建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407dc0100o5yq.html

2010年12月，当65岁的工信部长李毅中将权柄交给后来人的时候，还记得2008年6月，他做出让TD上马决策时的悲壮吗？

这位在安监局长任上以雷厉风行、关闭小煤矿著称的官员为人正气、为上级分忧、对被管理者毫不手软，也许官员的楷模这几个字，用在他的身上并不过分。

但他的努力却又总是徒劳无助。比如，提出关闭小煤矿后的现在，矿难仍旧频繁，涉案者不乏各类国有煤矿，且有增无减。

李毅中上任工信部长伊始，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发放3G牌照，将信息产业十年未解之结轻松斩断，如果没有他，3G牌照也许至今尚无法发放，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大功劳。

但他的其他政策却又充满了争议：他想以关闭小煤矿的手段对付山寨机，结果，在他临近退休之时，工信部内部的声音已然变调：12月1日，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表示鼓励山寨产品创新，这时的官员们已经明白山寨不是罪孽，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日本、韩国、台湾皆不能避免，完全消灭和关停山寨产品就是消灭了创新的原动力。

李毅中试图关闭小网站的举动也与山寨产品如出一辙，遭遇了强烈的反弹，被认为是不了解互联网行业的轻举妄动。因为恰好是小网站中能够迅速成长出巨头，破坏了中小网站的生存环境，也就破坏了滋生成功企业的土壤。

但上述措施不过如过眼云烟，特别是山寨产品，随着这个经济阶段逐渐过去，也随着工信部承认山寨产品的地位，局长当初的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但他的另一个决策的影响却永远无法消除，并将被我国的创新史家永远当做负面教材，那就是TD，或者称为：最坏的自主创新。

2010年12月，国家副总理王岐山访美期间表示，到了4G时代，运营商可自主选择标准，实际上否定了当初工信部强行派发标准的行为，也基本上宣告了3G时代TD的完败。在王岐山表态前，中移动早已经放弃3G和TD，转向4G研发，试图绕过TD这个烂透了的柿子。仅仅两年多，TD的闹剧已经结束。

再让我们回头看一下两年前的2008年6月，上任不久的李毅中作为外行人约见了“TD八老”，在他们的游说下，将原本已经逐渐式微的TD标准强行塞给了中移动，从而将自己的名号留在了赌局上。

而在发放牌照之前，随着TD芯片企业凯明的倒闭，人们已经认识到，TD产业已经是昨日黄花，迟早会垮。但在工信部的刺激下，中移动再次投入了数百亿的资金来支持这个注定无法成功的技术标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在一个决策一张纸之前，被浪费掉了。

在我们追问这个技术如何不好用的时候，更应该追问，为什么一个跛脚的技术竟然可以十年一贯在行政鼓励下干扰市场，又到底是什么人获利了。


食客们

如果有人想说TD的坏话，一定会被“三剑客”批得头破血流。

所谓三剑客，是指李进良、丁守谦和李世鹤三人。

人生苦短，人生也想一粒种子一样随风飘荡，如果被吹到草地，就必须在草地上生根发芽，如果被吹到岩石上，就只能利用石缝里的一点土壤，另外还有的种子被吹到了海洋中、猪圈里，不一而足。

对于一粒种子而言，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一直到老来，才发现自己所在的地点不过是一个猪圈。由于地点的错误，导致一生的无意义。那么这粒种子会怎么办？它会大声疾呼猪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并坚决守卫猪圈的权利。

李世鹤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制造者。

李世鹤作为TD之父登上了舞台，承担了最初TD标准的炮制，在登台之初就具备了悲怆的理想主义色彩。国外的CDMA2000和WCDMA均投入了上万人力和数十亿资金，但TD出发时，只不过几条枪而已。两方比较起来，一方面是高楼大厦，另一方面只是个小窝棚。当我们为他们的理想主义而叫好的时候，却应该看到，在任何时候，一个缺乏技术实现能力、缺乏论证、一点产业链基础都没有东西注定在商业上毫无成功的可能性。

我不想否认理想主义的动机，但在做实事时，却必须考虑这样做的成本：
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投入几百亿，如果算上因为耽误而失去使用3G的时间，则损失高达几千亿！

但TD早期的鼓吹者们却认为行政意志可以化解一切：可行性分析不足，只能靠领导意志来决定；产业链完全缺失，我们却有民族主义的情绪。

这实际上是个继承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精神的项目。李世鹤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了进去，对于他来说，否定TD就是否定了他一生的价值，他会与任何反对派以命相搏。但他的坚韧的代价却需要全民族来承担。

李进良和丁守谦分别被称为“TD铁人”和“TD卫士”，两人与李世鹤一样，也是在TD早期就把自己一生的名誉押宝在了TD上。

三剑客的嗅觉极为敏锐，一旦发现对TD的不利的事情，立即跳出来喧嚣一番。不说那些他们提出的所谓禁止再生产GSM手机等怪招，只举几个更隐秘的例子。

1，2008年下半年，中移动被迫做TD之后大为苦恼，开始耍小动作，内部商议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表面上接受了TD，同时尽快研究4G标准TD-LTE，所谓TD-LTE，虽然冠之以TD的名号，但实际上核心技术却是LTE，仅保留了少部分TD的东西，也就是说，中移动想在4G的时候将TD绕过去，回归到主流标准。这一招既让中移动有了出路，又因为名字上的TD字样，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虚荣心，的确是一步好棋，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看不出来破绽。但三剑客却可以轻易识破。于是他们跳出来大声呐喊，请中移动不要玩花样，不要跳过3G，一定要发展3G。为什么必须发展3G？因为他们的名誉不容破坏，绕过去就等于他们一生失败了。

2，2010年12月，王岐山表示运营商在4G时可以自主选择标准，三位老人再次感到不安，其中，丁守谦建言，在TD 网远没有完善的条件下，TD-LTE试验网布局不应过度花费精力，它还只能作为知识储备，目前的重点仍在3G建设上。意思明确，拖住4G研究和发牌，把产业继续绑在3G上。与此同时，痛苦不堪的中移动已经抓狂了，它的3G网络只能当固定电话用，它的3G手机还在使用2G网络，TD永远不可能成熟……

除了“三剑客”，还有所谓的“八老”等等的说法，总之，TD已经不缺乏食客了。

这些人打着民族主义、自主创新的牌子，胁迫整个通信产业跟着他们设计的方向前进，并为他们代表的产业链赚足了钱。


产业链阴谋

TD产业链也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一个利益集团是怎么形成的。

从一开始，TD只是几个人在搞，没有任何的产业链存在，后来则在大唐移动的支持下开始做成公司，产业链也开始形成。

如果我们还记得1990年代末时的焦躁，就理解当时官方多么需要所谓的自主创新。在自主创新的幌子下，各种各样依靠吃妈妈的奶、却永远也学不会劳动的企业出现了。这些企业包括：国产办公软件厂商、国产芯片厂商等等。

而“自主创新”的高峰则是TD。在一群权力者的授意下，TD得以继续发展，于是出现了利用TD赚钱的人。

大唐处于产业链中的第一名，李世鹤就是出身于大唐，最初的标准也是来自大唐。在大唐有一位贵人曾经也将自己的身家绑在了TD上，他就是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周寰后来就任大唐董事长兼总裁。正是这个人决定了大唐的命运：如果TD成功，那么大唐就可能超越华为和中兴，成为国内市场上最大的设备商，如果失败，大唐就一起沉沦。

如今大唐已经沉沦，但它学会了新的一手：吃软饭，所以不缺钱。每一年大唐都能够通过所谓的科技创新拿到拨款，也可以通过TD设备采购获得资金。这时候，TD一死，就等于宣判大唐的软饭少了一大块。

不仅要吃，还不能让国外的企业吃，也要让中兴华为少吃。所以，TD在大唐的主导下一直发育不良，也不开放。只不过是少数权贵企业的自娱自乐罢了。

一直到中移动接手后，大力主张国内外有实力的厂商加入，但这时已经晚了，落后太多了。或者说，一直没有成功过，但在大唐的手中更加失败。
除了大唐这样的厂商而言，能够算进产业链的还有各级官员，由于太多的官员卷入到自主创新的狂热之中，把自己的官运和TD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即便到后来他们认为TD不会成功，也会采用拖字诀，避免承认TD的失败。

接着，到了李毅中部长上任，最好的时机来临了。由于李毅中对于通信行业缺乏了解，在“八老”的哭诉下，也是其他官员的配合下，将已经衰微的TD标准强行发出，开始了另一场冒险。

最后，要说一下媒体的作用。人们会质疑为什么媒体界对于TD的质疑这么小。那是因为发不出声音。媒体发不了生分成三类，一是行政上的导向作用，建议媒体尽量从弘扬的角度去做稿。二是中移动接手TD之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得罪中移动，他手中有大把的广告，于是只能噤声。三是主动当鼓手，这主要是电信类媒体，他们本来就是依靠电信圈吃饭，自然对于任何大规模的投资吆喝，并且能够分一杯羹。第三类媒体中，可以查一下飞象网和项立刚，看一看他的言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主创新？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自主创新？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华为和中兴。

在国内折腾TD时，华为和中兴最初却采取了不参与的态度。由于国内市场的管制和畸形，华为和中兴开始大力发展海外市场，在一个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中参与竞争。

与此同时，大唐却在国内依靠政策扶持而活着。

短期内，华为和中兴放弃了到口的肥肉，选择一条艰辛的道路看上去是吃亏的行为，但时间长了，却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从国外的设备商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占据了世界前几名的地位。

只有到了这时候，华为和中兴才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去参与创新，并形成了一定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和台湾的芯片业走的相同的道路，先市场，再创新。如果离开了市场，依靠拍脑袋而来的创新是永远没有出路的。

一旦华为和中兴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两年前TD开始被强推时，他们也可以很快速地做起TD设备，来个市场和行政通吃。

与此同时，吃惯了软饭的大唐仍然在寻觅着那一点点软饭，失去了机会。当年所谓的巨大中华，巨龙已经消失，大唐也已经注定只能当个关系企业，只有中兴华为成长为巨头。

不光是大唐，吃软饭的企业大都长不大，这已经成了共识。一个父爱式的政府试图依赖行政指导，让企业有一个更加舒适的创新环境，却没有发现这些企业学会了撒娇和欺骗政府，唯一无法做到的是欺骗顾客。

与此同时，工信部却一度开始打击最有可能以后做自主创新的企业：那些广东的中小电子企业，这些企业正像当年的台湾电子厂商一样，在商业的丛林中摸爬滚打，虽然有无数灰色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但却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一旦在互相吞噬的环境中逐渐做大，这些带着丛林血统的企业自然会向着更高级发展。

直到现在，工信部突然开始为山寨产品说话，也许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之后，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市场。

除了TD之外，在IT通信行业内，还有WAPI联盟、国产Office联盟等，它们一起让国内的消费者远离了wifi许多年，当国外的人们都开始有了免费快速的无线互联网流量时，国内的消费者还得忍受慢速昂贵的网络，这拜当年的WAPI所赐，而WAPI也是当年自主创新的典范。国产Office联盟至今还在圈钱，进入核高基。

这些产业的表演也许告诉我们，脱离了市场的自主创新是无用的自主创新，结合了权力的自主创新，则是最坏的自主创新。

本文原为我网易专栏《it丛林笔记》的第十六篇文章。

看企业如何蹭皇粮
2010-10-09

一位专门研究两岸科技政策和科技环境对比的台湾友人问我：“大陆科技企业中为什么出不了台积电和联发科这样真正具有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多重答案，诸如生存环境、政策等因素影响，然而他却说：“这是因为大陆的企业活得太舒服了。”
网易科技专栏作者 郭建龙

一位台湾友人专门研究两岸科技政策和科技环境的对比。他问了我一个大家都想过的问题：“大陆的科技企业中为什么出不了台积电和联发科这样真正具有技术竞争力的企业？”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有多重答案，诸如生存环境、政策等因素影响，然而他却给出了一个别人肯定不会选择的答案：“这是因为大陆的企业活得太舒服了。”

对于他的答案，我感觉有些相熟，又有些不明白，于是他进行了解释。

目前大陆的技术型企业如果放到台湾，大部分很快就熬不过死翘翘了，原因是，它们的技术实力不足以赢得客户。

而这样的企业在大陆却活得很好，原因很简单：大陆林子太大，适合任何鸟类的生存。通过非技术手段简简单单就可以赚取上千万的利润，又有什么动力去进行技术竞争呢？

相比来讲，台湾的人口只有几千万，市场容易饱和，一旦产品技术不过关，立即被淘汰。他认为，技术的进步是逼出来的，如果有其他渠道获得利润，就不会走这条刀山火海之路。

所谓“其他的渠道”有哪些？大致可以包括三类：

第一类叫走营销，最典型的就是电视购物，即便大家都知道电视购物的质量是最没有保证的，价格是最离谱的，但只要配上煽动性的文字和几个半裸的美女，总会有人乐于购买。

第二类叫吃皇粮，垄断国有企业是也，最典型的是中移动。这里只说到了年关它怎么赚钱，人们用手机发出一条条祝福短信，按照每人发二十条计算，全国十亿人就是两百亿条，每条一毛钱，当天依靠短信收入，中移动就获得二十亿的收入。有这么舒服的赚钱渠道，难道它会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要知道移动互联网是可以替代短信的），用更廉价的流量费把它的短信业务挤死？当然不可能。毫不客气地说，在中移动的抑制下，国内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链已经落后了一代。

还有第三类，叫蹭皇粮。这类是本文介绍的重点。

蹭皇粮

所谓蹭皇粮，指的是企业本身并非国企，但它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的采购或者二次外包，也就是说，仰仗皇粮再分配活着的那些民间企业。俗话说，“有人吃屎，有人舔渣。”吃屎的是吃皇粮的，舔渣的就是蹭皇粮的。

本来，国企已经指望不得，创新需要依靠民企，但如果民企以蹭皇粮为目标，这些企业的收入就不再依靠技术进步，而是依靠关系，按照台湾老兄的说法，它们也没有动力进行任何的技术革新。

上述三个类别，如果要按比例大小进行划分，那么：1，所有的企业都在走营销，但成功者不多；2，只有少数能够根据血统吃皇粮，但它们的垄断性质决定其影响很大；3，至于蹭皇粮的，虽然他们很少受到关注，却越来越成为了主流，沉默的大多数。

在it业勃兴之初，这类的企业并没有显山露水，那时人们谈论的是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这样依靠市场起家的企业，然而随着it业越来越被认可，各种能够蹭到皇粮的人来到了这个行业，这类企业就越来越占多数了。

到现在，放眼望去，市场上所谓的技术型企业大部分已经成了蹭皇粮的企业，自然，技术革新也就无望了。

更重要的，它们现在又几乎垄断了国内上市权（创业板上市权），对于技术创新非但没有帮助，甚至直接造成了打压。

记得创业板推出之初，互联网专家谢文(博客)就不断地制造不和谐之音，批评创业板非但没有择优而取，所选择的反而都是关系企业，就是这个意思。

我简单地把蹭皇粮分了几类进行探讨。每一类，至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辨别的依据，这些例子大部分存活至今。

第一类：蹭行政的皇粮

一张采购单可能价值五千万。

这是我在云南旅行时发现的一个例子。那儿的小旅馆在管理部门的要求下，必须购买一套软件，这套软件的出品人是一个叫金硅的公司。

我简单地计算了一下，每一个小旅馆要交4600到5000元的费用，换取一套软件和一个扫描仪。扫描仪的价格大约在300元左右，因此，这套软件的价格在4000元上下。

云南省有129个县市级单位，而每个县市级单位内都有若干个小镇，每个镇的小旅馆都不下十个，在县内不会少于几十个。我们假设每个县的小旅馆数目是100个，这绝对是最低限度。这样算来，4600*100*129，仅仅这一套软件，就能卖到5160万元！

我借机检查了一下这份软件，很不幸，它只是连接了一下远程数据库，填写几个简单表格，没有什么安全措施，任何人得到了这份软件的一个拷贝，都可以很容易地修改远程的数据库。整个软件非常容易做，所需的工作量不会超过20人，如果工程师的工资算2万，那么用2万元的成本博取5000万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

况且，这个软件并不只在云南省铺开，很可能是数省甚至全国推行。

金硅的例子足以和当年金惠的例子相媲美。他们反映了依靠行政资源，挣钱是多么方便。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没有证据，并不能断言有违规行为，但在目前的社会运营下，无疑让这些企业的日子太好过了。

另一个例子是网站备案，当我和一个茶叶商人谈话时，他决定做一个独立的网站，然而网站开通没几天，一个人打电话找到了他，告诉他网站需要备案，否则会被关闭。如果走正常的流程需要几个月，而且很可能办不下来，如果找他们，只需要几天时间，但要收取几千元的费用。茶叶商人问他们怎么做时，答案是：“我们有人。”

依靠权力变现，这些人蹭到了一份皇粮，我们不妨把这看做强加给中小企业的一份额外税收，而只要有权力管制的地方，就会存在这样的额外税收。

第二类：蹭国企的皇粮

与赤裸裸的权力相比，蹭国企的皇粮是一种相对较干净的方式。

最典型的例子是创业板上市的神州泰岳。去年，神州泰岳在创业板上市时受到了很大的质疑。然而即便再激烈的人也必须承认，根据现有材料看，神州泰岳的收入是合法的，而且真的赚到了钱。然而每个人的心里又不舒服，因为神州泰岳本身没有技术含量，它的发达，只是因为傍上了大款中移动。

国有垄断企业的一个小小分支业务足够养活一家上市企业，唯一的选择就是给你还是给他。

今年中移动爆出了一系列的腐败案，神州泰岳虽至今没有被卷入，却屡次受到猜疑。即便能够躲过劫数，却让人看到了企业的脆弱性：它不是靠技术，而是靠“走运”获得了市场优势。

在国进民退的时代，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越来越明显；而在it业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国有通信企业的优势也更加显著。

记得2004年手机厂商火爆的时候，很少有厂商认为自己是受制于运营商的。但如今所有的手机厂商都严重期待运营商的采购，把采购当做活下去的不二法门。每次电信公司的厂商联盟大会，各个手机厂商都苦笑着派人参加，期待着采购的蛋糕，即便他们知道这样的蛋糕是苦涩和虚无的。

在一次这样的大会上，我碰见一个小厂商的负责人，她几乎是在边开会边偷偷地哭，因为她知道，这次机会不属于她，即便如此，她也一定要参加，生怕错过了哪怕一点点分蛋糕的机会。

除了手机公司以外，移动互联网注定缺乏独立的品牌，他们大部分被电信公司绑架了，发育不完善。于是，要么选择成为了蹭皇粮的一部分，要么继续艰难的生活，甚至倒闭。

最近，在人们大喊移动互联网的时候，空中网拿掉了手机门户平台，更关注于游戏，他们知道，在现有的流量垄断模式下，想做门户已经非常困难了。

企业的形势也影响了人的选择，一位摩托罗拉工作的青年反映了这个现实。几年前，在最初就业时，一家金融类国企给了他做平台支撑的工作，但他拒绝了，选择了摩托罗拉，然而现在他又想进中移动，并为当初的选择后悔不已。

第三类：非典型蹭皇粮

除了典型皇粮，还有非典型的。所谓非典型皇粮，就是它的业务并非从皇粮分得，但它靠一些无法预料的手段获得了很大的优势，也许只不过握了一下伟人的手，沾上了仙气，之后，大家就都开始买账捧他了。

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中星微电子的非典型皇粮。我想，中星微董事长邓中翰至今也不见得能明白为什么如此走运的人是他。

中星微实际上是一个面向市场的公司并在纳斯达克（2005年）上市，目前主要做摄像头芯片，然而亏损连连。至今亏损期已经超过两年，成为了市场上名副其实的包袱公司。

然而，如果你从媒体上看，却几乎找不到它的任何负面消息。实际上，中星微一直是媒体宣传的明星企业，它举办的“星光中国芯”活动每次都能吸引大批的媒体，并不吝言辞的写出大量的赞美文章，与此同时，邓中翰本人也被称为博士企业家，当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入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每到需要的场合，就会发表一些振奋人心的讲话。如此亏损的企业，还不断声称要回归A股，并把回归看成是对国内市场的恩赐。

一方面企业巨亏，一方面步步高升，两者的反差之大令人惊愕。

其原因就在于它的非典型皇粮。

邓中翰于1999年在国内成立公司的时候，恰逢国内启动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招海龟下金蛋的时候，邓中翰的企业成为了信产部下属基金的首批（或者前几批）投资对象之一。至今， 中星微的人仍然把工信部（前身是信产部）称为婆家。

由于有了政府投资的背景，让中星微立于不败之地，它成了“it界内的大寨”。我们可以称为非典型皇粮。邓中翰也很知道打民族牌，不停宣称民族的芯片，民族的产业等等，与当下人们的思潮恰好合拍。

2005年，在国家名誉的浓重背书下，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信产部的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更增加了中星微的分量。

然而，从这时开始，中星微就走上了下坡路。实际上，一直鼓吹技术至上的中星微在技术上一直缺乏突破。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邓中翰归国时，他的技术还没有申请专利，是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作价，而不是专利。一个没有专利的公司获得国家资助，或许说明当时是多么求贤若渴。

此后，摄像头的发展让中星微的获得了市场，但摄像头是一个小众的领域，且总有饱和的时候，一旦市场饱和，中星微陷入了困境，长期亏损。

但此时由于惯性的作用，不管是媒体还是行政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中星微衰落这个现实，于是，非典型皇粮还如同馅饼一样砸在邓中翰的头上，他当选了院士、人大代表，辉煌的前途背后，那个苦涩的企业却越来越像扶不起的阿斗。

当然对于邓中翰来说并非坏事，他已经是职业政治家了。

夏斌的浪漫情怀与执着使命
王巍 2011-1-9

　　终于，夏斌写了一本被业界期待的金融与国策的书，《中国金融战略：2020》。
　　
　　以夏斌的想法和能力，这本书应当很早就能写完，而且大行其道了。但是，社会上诱惑太多，变化太多，敏感加激情，老夏很难面壁清谈，不闻天下地埋头完成一部学术专著。此书内涵丰富，加上有两位部长作序，我自然避其锋芒，不谈其论点得失了。不过，夏斌其文如人，与君相识三十年，总要旁观侧语一番，示其性情与品味，不枉约稿之谊，必须的。
　　
　　其实，夏斌以学者称道天下，还是这几年的事儿。之前，他更是中国金融政策的诠释者和操盘手。研究生毕业后，他从中央银行的研究所起身，编了些书，也写了一些命题论文，一介清谈书生而已。作为第一批到日本研修的金融少壮人士，在日本当时显赫于全球资本市场的野村证券，夏斌研习了一年。回国时置办了全套电器大件，也带回一本印制精美的长篇论文，应当是国内最早系统描绘日本经济崛起与资本纠结的论著。有此依托，他连续在一流经济刊物上发文，不时获些什么奖项，不时被高层援引或召见，我看，这也许刺激他日后更关注殿堂对策的神经。
　　
　　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前后，资本市场突然破土而出，金融力量甚嚣尘上。夏斌没有像五道口同辈一样下海组建各种金融机构，却略嫌寂寞地仍在中央银行研究所爬格子，证监会的政策部门打磨着，观察着。直到临危受命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在风口浪尖上折腾了几年。之后进到中央银行最清苦的政策研究室，又转任中央银行非银行信托司司长，参与清理整顿金融机构，最后孤家寡人地去创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金融研究所。期间，他一度有机会担任大省的金融主管，步入政治家仕途。推动者阴错阳差，老夏本人也是意兴阑珊，于是不了了之了。
　　
　　以夏斌当下如日中天的声名而言，他的金融经历其实远比很多更能折腾的同道简洁得多。一般而论，官员执政，浮光掠影居多，学者坐台，纸上谈兵而已。老夏却是异类，其浪漫、担当、执着和厚道都是旗帜鲜明，当仁不让。这就造就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的学者官员。
　　
　　
　　夏斌的浪漫 夏斌当年在黑龙江插队许多年，上海人天生的小资品性早已经被冰天雪地的环境摧残殆尽了，在喝酒吃肉豪言壮语上，在北大荒喝过医用酒精掺水酒的老夏，丝毫不逊于东北大汉，并以此为荣。尤其是，老夏酒后更见睿智和幽默，南方品种的俊朗形像延展至今，更增添了些老成和魅力，这让众多人士一见倾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多少年来，老夏在各个圈子里始终是沙龙主角，最佳宾客。
　　
　　任深交所总经理之时，券商客户交易所三角债务复杂，牵一发动全身，颇为棘手。白天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喧闹不已，别人已是头昏脑涨，老夏却淡定自如，正襟危坐。到了晚上，约上各路头领，举杯谈笑，歌舞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举重若轻。
　　
　　不解风情，何以解社会，不喑俗世，何论国事？老夏论道常常是自下而上，把握大众心理底线，循序渐进，有提纲携领之力，收画龙点睛之功。近年来，每每中南海问策，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岂知当下国务院参事之身，当杯盏交错时，豪情天下，有此浪漫情怀，如何不令人感叹。
　　
　　夏斌的担当 休说老夏书生，曾伏乱世苍龙。当年夏斌空降深交所之时，正值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各自为政之际。深圳有特区优势，上海有政治支持，彼此互不相让，拼命争夺上市公司资源，扩大割据底盘，一拼交易之高低。老夏上任伊始，便约我等众学弟建立战略联盟，要求为深交所保驾护航。其激情澎湃，其口若悬河，让我不得不躬身而为，效命向前。我当年在各地连续承销十几个上市公司，均以深交所为目标地。待老夏离任之时，深交所挂牌公司和市值曾一度领先上交所，令人惆怅。
　　
　　从显赫一时的深交所老总，360度大转弯，转入央行政策研究室工作，没权没力，无名无声，悄悄埋头文件，一时又被人不理解，视为“另类”。谋划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叙文、起草央行文件、以老总、笔杆子的身份转化游刃有余。
　　
　　老夏担纲央行非银司司长之刻，也是清理整顿非法融资和地方政府欠债之刻。操刀不慎，或伤同业，或害政府。如做花拳绣腿状，则良心不能交差。老夏敢于担当，急流勇进。先抛宏论，冠冕堂皇，痛斥信托公司移花接木非法营生，再跨界出拳，揭露私募基金一举轰动。抢占道德高地之后，再下绵绵铁手，折冲樽俎，招降纳叛，一时间，信托、租赁、担保、基金、典当、债券、彩票等非银行金融品种，纷纷清理门户，洗心革面。一日，我陪同一位老总去老夏办公室解决债务纠纷，已经历时两年，青红皂白，天下皆知，只是无人动手解决，没人负责。老夏立约部下到场，限时交办，其干练和果敢，令人感动。
　　
　　不予担当，何以办实事，不拘小节，何以成大体？金融向来为国家重禁之域，城外人战战兢兢不得其门，城里人故步自封明哲保身。老夏自恃才高权重，每每操持业务，高举高打，急于求成。城府不深，无视他人，动辄得咎。此种心机此种干劲，缘何误入仕途？所幸及早抽身，专心国策研究，也是成就了一代专家。
　　
　　夏斌的执着 机会多，朋友多，老夏的诱惑一直很多。仿佛游乐场里的木马转盘，无论上上下下左旋右转，老夏始终盯在中国金融界的操作前沿和政策核心圈。去年他的学生们给他整理了一本畅销书《危机中的清醒人》，试图将老夏包装成市场预测大师，实在是大谬。老夏的独特，重要的不是清醒，而是在执着。每个人都有清醒和糊涂的时刻，而执着于一个目标和路径，且终有所成，才是出类拔萃。
　　
　　以我观察，夏斌的历练和学养，特别是坚守，造就了他独特的眼光和立场。老夏有官家的大局意识和精英情结，动辄从全球谈起，上溯历史，下及事件，三言两语就构造了一套金融政策的坐标系，逼迫你与他同步思考。老夏更有平民的切身体察和批判精神，不时以草根自居，左坦逻辑，右助理性，鉴定中肯地说服当局瞻前顾后决策，高屋建瓴立言。
　　
　　许多学者间或在重大经济周期或重大事件时，都可以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和预测，很快就转为官员或者商人了，种种原因，老夏是坚守阵地三十年的人物，以至于坚守出一座座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这就是夏斌独到的执着。
　　
　　
　　
　　夏斌的厚道。 老夏名满天下，尽管架子不小，但多是为挡事而端着的。身兼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金融研究所所长等一系列显赫职务的他，始终是各地诸侯，京城要员，传媒论坛、学校讲台等在金融上弄点动静的首选，倘若平易近人，岂不是被人情世故陷于灭顶之灾。老夏私下总是疲惫不堪地骂我，能不能别再折腾老兄了，我的确没有时间。不过，我忽悠老夏去干点什么，从未失手。可见老夏善良，心地厚道。
　　
　　当年我曾介绍一位沈阳的副区长与老夏喝酒，下过乡的同龄人，谈的高兴，一直来往很多。到现在，沈阳的市长们来拜访夏斌也要常常带上这位退休多年，在家养鱼的主儿来北京，担心约不上老夏。最近的一次并购年会上，我在五百人大会上开老夏玩笑，声称夏斌声名赫赫，妇联都要聘他当专家，台下哄笑，有人诧异。夏斌上台讲演前，首先郑重申明，本人并未担任妇联任何职务，全场暴笑。
　　
　　为人厚道，夏斌得道多助。做人淳朴，老夏返朴归真。我在金融的江湖厮混几十年，云游各界。诸事不成，交友颇广。上下左右学者均推夏斌为敏锐勤奋之才，无论观点正误。诸侯各界官员亦以夏斌为鞭辟入里之客，争先恐后延揽。犹记得，天津前市长戴相龙私下嘱咐，夏斌时有谬论，但的确有料，不得不听。光大集团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感叹，夏斌的确是官员中真正懂得市场，也是市场上能读懂政策的人物。金融大鳄索罗斯来中国时要与专家聊天，我拉上老夏与索罗斯一起去天津考察。一路下来，老索兴致大发，邀请老夏再叙几次。
　　
　　夏斌的浪漫、担当、执着和厚道，造就了老夏的为人处事的特质，至于老夏的学术地位和高度，则超出我的学识与判断。不久前，我与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汤姆森路透中国负责人交流时提到夏斌，对方斩钉截铁地讲，路透社分析部的同仁一致认为他是解读中国金融政策的第一人。这才意识到，老夏俨然已经成为国际闻人了。难怪他满世界跑，我写此文时。想到他前年与美国总统布什叫板，今年又强硬主张人民币对美元注水的国家对策（参见《资本交易》2009年11月刊），联想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曾在中国历经数月，考察遍寻，最终选中夏斌，约请他写一部关于中国30年的金融专著，等等。
　　
　　老夏正值壮年，这本书不过是投石问路，前途正远。“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做金融政策研究如夏斌者不易，追随其后悉心领会如我者更难，退而求其次为夏斌摇旗呐喊却是责无旁贷。这本书要看，观点和要素都是前沿，杠杠的！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王巍
　　2010-12-5

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图书在中国被禁
http://internet.solidot.org/article.pl?sid=11/01/11/0019237

navi 写道

"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 Andrew Gelman 在他的网志中称，他的统计学图书《数据回归分析和多级层次模型》（Data Analysis Using Regression and Multilevel/Hierarchical Models）在中国的出版商人民邮电出版社通知，因为书中含有若干政治敏感材料，无法继续出版此书。此教材的中文版出版计划被迫取消。Andrew Gelman 表示他有一种煽动颠覆的感觉，回忆起以前在基督教主日学中听说访问苏联时必须将圣经夹带在行李中，因为当地没有信仰自由。

Andrew Gelman 还说哈佛大学统计系主任孟晓犁曾告诉他，中国以前还一度禁止教授贝叶斯统计学，因为先验概率的概念与共产主义理念相悖（“先验”代表了传统的旧思想，必须被砸烂）。"

Sana mobile：让偏远地区的居民同样拥有大城市的医疗品质
from E惠社—专注于非营利领域互联网应用 by nancyjoy


辅助护士与卫生工作者做医疗决策，即便当时情况对外联系上十分困难，对Sana Mobile而言，这是件可能的事。Sana Mobile是一个以Android移动系统为基础开发的医疗应用程序。Sana前身是众所周知的Moca Mobile。Sana的技术使其能够促进医疗专家与社区卫生工作者共同进行远程会诊。

Sana Mobile始于麻省理工学院的NexrLab。在那里，开发人员、教师以及学生一同协力合作，利用无线移动计算技术来解决问题。Sana技术起先的开发者为Sidhant Jena与Russell Ryan 。Sidhant Jena目前是Sana团队的领导，也是哈佛商学院的学生，而Russell Ryan是Sana首席工程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当全科医师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而无法为患者做出诊断时,他们会将病人转诊至相关专家。然而，通常专家位于距离遥远，取得联络有一定困难地方。Sana技术的理念就是用来解决某些地方因为医疗资源稀少，专科医师和三级医疗中心严重不足，使得与专家联系不方便的问题。

Sana mobile 是如何运作的呢?

透过Sana，医生可以建立医疗流程并上传到使用Sana手机的卫生工作者及护士的手中。按照流程内容的逐步指示，引导社区卫生工作者与患者会面时搜集并且询问一般基本和必需被问及的相关问题,透过所有提供的信息以方便做进一步分析。卫生工作者可以执行这些预先在他们手机上编制好的一系列医疗程序并且收集患者必要的资料，其内容包括图像与影像。收集后的资料能够被上传到以网络为基础的医疗健康记录系统以方便医生对该病例复查。随后，诊断或者建议会传回至社区卫生工作者，并由他们与患者交谈，将传回的信息详细告知。

Sana改善了受地理因素被孤立的患者与医学专家们接触的可行性

我们访问了Sana 执行团队成员之一的Sayon Dutt ，他向我们描述了Sana的使用方式。当患者正承受因外科伤口引起的疼痛和肿胀时，由于居住在偏远地区，患者可能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住在市中心的专家那边就诊。如果因为距离的原因而不打算随诊或者寻求帮助，则患者将会暴露在引起并发症的高危因素中。然而，经由Sana资料库的程序处理，整合患者各种检查收集到的的声音、文档、图像和影像，卫生工作者、初级保健医生以及护士，虽然他们临床经验有限，却能够因此远程地得到城市里众专家的会诊意见。

Sayon Dutt更加提到：有些小诊所面临的是，虽然拥有操作超声和拍摄X线的设备，能够判读其生成影像的人才却十分不足。Sana系统不仅可以将拍摄到的高解析度X光与超声影像传送给专家，并且同样地能获得立即的反馈意见。（详见下文Sana工作流程的图片）

Sana整合现有的医疗照护技术，即便在不稳定的网路环境下，仍创造出更有效率的管理工作流程

Sayon表示：Sana Mobile使社区卫生工作者能够扮演一个渠道，代理外科大夫或医生的部分职务，并帮助病人不必长途跋涉却能迅速得到的医疗照顾。

Sana 应用程序完全与OpenMRS，即一种开放源码的医疗记录系统兼容，而且还可以整合其他医疗记录系统（点击此链接，了解Sana如何与OpenMRS相互整合）这就是为什么Sana Mobile 被誉为有助于简化工作流程的终端对终端决策支持工具。

对于常见的医疗程序，医师也可以建立决策树以提高诊断的效率。Sana的分支特点使得卫生工作者能够基于预先给定的医疗程序，选择答案，并且显示出医师提供的最终诊断。由此，将减少社区卫生工作者等待医师对病历复查后再作相应处理这方面的需求，当网络连接受到条件限制时也会节省许多时间。

Sana令人感兴趣的特色是拥有同步化、信息分包和多元模式传输的能力。它具有内置功能，允许资料在不可靠的网路中传输。

同步化: 已完成的形式会储存在手机中。因此，当有新的医疗程序更新，手机将持续搜索移动电话服务上载程序。
信息分包: 视频和高解析的图像通过GPRS区块上传，以适应不稳定的网路连接。
多元模式传输:：资料利用多接口的传输，包括GPRS、无线网络、短信和USB电缆，其选择取决于所需资料的大小和质量。图像与声音用GPRS、无线网络或者USB接口来传送。一个医疗程序或者是医师的回答与诊断，这方面的文档可以通过短信发送。
社区卫生工作者使用Sana Mobile的工作流程以及医师的回馈和诊断







将Sana投入使用：印度的口腔癌筛查

口腔癌是印度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它的发生经常与咀嚼paan masala(印度语中paan代表槟榔子，masala指任何粉末状可口的混合物) 和gutka(粉末状棕白色物质，与槟榔子, 烟草同为致癌物质)的风俗相关联。据估计，约40%的男性与15%的女性平时有嚼烟草的习惯。由于晚期肿瘤治疗费用非常昂贵；因此，早期检测出罹患口腔癌的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该时期的治疗一般相对负担得起。

Moni Kuriakose 医师，班加罗尔大型医院Narayana Hrudayalaya心脏科项目的负责人，近日接受‘interview with the Hindu’采访表示：

因为口腔癌来我们医院的大多数患者处于肿瘤的第4阶段， 这说明了我们花费数十万卢比治疗，但生存率只有30%。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则生存率将上升至90%而且治疗降至15,000-30,000 卢比。

为了调查社区中罹患口腔癌的危险因素，Mazumdar Shaw肿瘤中心与Narayana Hrudayalaya Health合作在班加罗尔及周围地区进行一项计划为期超过六个多月的试点试验，其中一个试点在贝尔高姆地区的Raichur运行，一个距离班加罗尔的城市约12个小时路程的乡村小镇。其他的试点则在班加罗尔进行。ASHAs（社区卫生工作者）携带着装有Sana 应用程序的设备，在班加罗尔及其周围地区，挨家挨户询问相关问题并且拍摄口腔病变图像。而后，口腔外科医生将对这些图像进行手术评估。在六个月内，他们筛查了近400名高风险的肿瘤患者，并且使用Sana查找了无数个口腔病变。在贝尔高姆，有20名ASHAs正接受培训，学习如何使用Sana软件。

Paul Salins医师，MSCC的医疗领导在接受‘the Hindu’采访时谈及了关于扩展试点项目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项目扩展至国家的其他医疗机构 并且希望来年（2011年）覆盖至其他如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肾病等慢性疾病。

对于任何使用到Sana的项目，研发团队总是企图令当地获得利益关系。Sana投资当地的提倡者，培训他们为Sana系统创建一些基本开发，他们最好事先兼具熟悉Android 和OpenMRS的开发技术。“如果无法得到当地使用者的支持认同，那么就没有真正永续性的发展。”Sayon回答。

在班加罗尔，Sana团队观察了外科病房值班护士的工作情形。他们发现，当护士们检查完病人之后，会记录在印有基本格式的纸，然后打电话给办公室的医师，在电话中报告每一个病人的情况。这张记录好的纸会被归档，却经常被误置。于是Sana设计出解决改善这些冗余的工作并且创造效率的系统。此后，医师们就可以在办公室裡透过登陆的互联网监控护士汇报的病人情况，并且病人的表格会自动被归档在电子病历中。

Sayon向我们提到了引进一门新技术到资源有限的地区时所遇到的挑战。他说：想要改变管理工作的流程，就会面临一些阻力。例如医生们习惯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处理工作上的事务，所以不愿意去改变或者去了解如何使用互联网做病历回顾。如果医师想要成为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就必须采纳这方面的相关技术

适应当地，才能更具实用性！

Russell Ryan，Sana开发的首席工程师，在印度测试了这项技术。关于在班加罗尔试点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他说道：在Raichur遇到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在Raichur，有些卫生工作者不具有读写当地方言Kannada或是英文的能力。不幸的是，目前Android平台系统并不支持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脚本， Sana应用程序目前也只适用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在班加罗尔，Sana的开发者改善了系统，以声音提示取代文本提示，使系统能拍照及录像。他们还添加图案标签，使用前进后退的箭头，而不是文本“下一步”和“上一个”来显示窗口之间的导航

关于手机的可用性，Russell指出，卫生工作者首先经历到的挑战就是触按式屏幕。使用者不熟悉这种类型的计算机界面，而且尚未学到要点击哪里以及如何点击。要解决该问题需要额外的培训及更加熟悉才行。

在Punjab.，Sana也将会被使用于进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透过E-Health Point运行此项目，卫生工作者将会挨家挨户调查危险因素。对于这些试点地区，团队正在开发新的演算程序，经由输入资料，Sana可立即将患者的风险水平反馈至卫生工作者。


Android系统为基础的m-health平台将会是未来新趋势？

Sana发展的预算主要受限于手机的成本，目前，Sana仅仅能运行在具有Android系统的手机，但这类的手机往往价格昂贵，令人望而却步。Sana的开发者认为，已经有许多为基本款移动电话适用的低成本系统运行相当地成功。他们打算开发一款移动电话，这款设计以医疗照护应用程式为基础，并提供手机使用的全部功能。

使用Android系统是因为它拥有整合高画质图片与影像的能力，增进支持决策时对患者病情有全面了解。在专科性强且复杂的病例中，手术后或者提供诊断的成像对后续的随诊尤其重要。

未来，Sana团队的兴趣转向于将软体应用在相对便宜的诺基亚手机。日前谷歌宣布即将推出一款200美元的手机，对Sana运行在该款手机，这样一来就能降低所关切的相关成本问题，他们也表示同样乐观。.

Sana Mobile 是一款开放源码的应用程式，该源码可以在这里被下载，Sana维基页面上可以找到使用说明和指引。点击这里了解更多的Sana演示

来源：MohiniBhavsar ，2010.9.17，http://mobileactive.org/case-studies/sana-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