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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哈佛教授


聂辉华



一、著述等身的学术生涯



所有的经济学家可以分为两类：理论经济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在当今主流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家通常是数学专业出身，他们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然后应用经济学家将这些新的理论用于分析实际问题，或者对这些新的理论进行经验检验，或者为这些新的理论提供案例研究。因此，如果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冠，那么极少数提供分析框架的理论经济学家就是为这顶皇冠嵌入明珠的超级明星。如果说哈佛、MIT、斯坦福等顶尖大学是国际经济学江湖中的武当、少林，那么这些理论经济学家就是它们的镇院之宝。事实上，大约80%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理论经济学家。在当今经济学江湖的泰山北斗中，有这样一个经济学家：他是数学本科出身，现在却是数学模型用得最简单的人；他提供了被广泛检验和应用的理论框架，却从不涉猎经验研究；他有着英国贵族式的绅士风度，却又保持着美国式的热情洒脱。他就是奥利弗·哈特（Oliver S. Hart）教授。

哈特现为哈佛大学经济系Andrew E. Furer讲座教授，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①]，原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美国法律经济学会主席和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曾是QJE、Econometrica、RES等诸多顶级期刊的副主编。哈特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和法律经济学，他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企业的产权理论的开创者之一，并且至今仍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于他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方面的奠基性贡献，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注定是为经济学而生的，哈特就是其中之一。他1948年出生于英国，几年前加入美国国籍。1969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数学学士学位，这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数学基础。在读大学时，他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于是转攻经济学，并于1972年在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时，风险决策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等微观经济学新分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哈佛、MIT、普林斯顿和斯坦福等美国顶尖名校正是这些新兴学科的大本营。于是，1972年哈特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并于两年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哈特又回到英国，在艾塞克斯大学（Essex）担任讲师。对于学院派经济学家而言，博士毕业后的几年是一个人决定其学术地位的关键时期。年轻的哈特博士在毕业后的三年内，在国际顶级的QJE、RES和JET等杂志上一口气发表了六篇关于不完全市场和金融市场均衡的优秀论文，在学术界初露峥嵘。他的学术身价也水涨船高，仅仅一年之后就跳槽到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在之后的六年中，他继续研究金融市场上的接管问题，并涉猎垄断竞争理论。1979年是哈特学术生涯中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他找到了一生中最主要的研究伙伴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教授，一位数理金融学家，现在是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也是在这一年，由于哈特的突出发表记录，年仅31岁的他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是极高的学术荣誉，目前获得此殊荣的华人经济学家还不到10位。1981年，哈特被伦敦经济学院（LSE）直接聘为正教授，跳过了副教授。1984年，哈特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一年，随后正式到MIT经济系担任教授，并从此在美国定居。在MIT期间，哈特教授与合作者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论文：1986年与格罗斯曼合作的《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以及1990年与莫尔（John Moore）合作的《产权与企业的本质》，先后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PE）。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企业产权的新框架，即著名的GHM模型。如今，不完全契约理论已经成为研究企业产权、企业融资、国际贸易、政府边界乃至社会契约的最主要框架之一。根据Google学术搜索引擎统计，这两篇文章至今被引用次数分别超过4900次和3100次，这比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引用次数还高。此时，哈特教授的学术声望达到了一个顶峰，于是1993年被哈佛经济系挖角，先是担任教授，四年后担任讲座教授至今。纵观哈特教授的学术生涯，他由不完全市场和资产组合到接管问题，接着研究垄断竞争理论，然后研究劳动契约，最后聚焦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可谓如鱼得水；他在剑桥和普林斯顿求学，在剑桥、LSE、MIT和哈佛任教，从少年成名，到如日中天，可谓纵横捭阖。令人羡煞！

哈特教授的父亲Philip D'Arcy Hart（1900－2006）是英国著名的内科医学家，在治疗肺结核方面贡献突出，以106岁的高寿辞世。其母亲Ruth Meyer是一位妇科医生。也许因为父母都是医生，哈特教授坚持锻炼，身体硬朗，60多岁的人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吃起饭来比我还快。哈特教授的祖上曾有一位贵族Samuel Montagu，是一位银行家和政治家，曾担任多年的英国众议院议员，并被授予贵族爵位。哈特的妻子丽塔（Rita B. Goldberg）在哈佛大学培训学院担任文学讲师（lecturer，非终身职），他们的两个儿子Daniel和Benjamin都不在经济学界。因为丽塔跟我说，她认为孩子们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哈特教授醉心于经济学研究，她可不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只能讨论经济学。



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从2009年9月1日到2010年9月1日，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我的博士后导师正是哈特教授，因此我有幸得以近距离接触哈特教授，耳闻目睹了真正的大师风范，并在他的谆谆教导之下学习了做研究的一招两式。他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尤其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从本科开始就对企业理论感兴趣，并且把不完全契约理论当作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我曾经通过电子邮件向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两位大师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smon）和奥利弗·哈特教授请教过问题。考虑到前一个Oliver年事已高，而后一个Oliver仍然活跃在学术前沿，于是2008年10月我向哈特教授申请到哈佛经济系跟他做博士后研究。他很快就同意了，我没想到第一次申请居然如此顺利。事后他告诉我，他认真地看了我发给他的材料，包括一位教授高调的推荐信，还专门请国内一个海归学者审阅了我的简历。

在出国之前，我曾经问了很多在海外学习过的人，我应该如何与导师探讨学术研究。他们全都告诉我，导师肯定不会有兴趣和时间与我们这些访问学者讨论学术问题，因此不必做任何准备。于是，我几乎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哈佛大学。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哈特教授就要求我在每周二的组织经济学研究生午餐讨论会上做一次学术报告！无论是英语水平还是专业水平，当时我觉得自己还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这位教授的严格要求让我惊喜，看来我找对人了。但这位教授的要求也让我惊悸。9月本是波士顿最美好的季节，天高云淡，可惜我刚享受了半个月，从此心里就放进了一块石头。后来，哈特教授又给我放进了另一块石头。

在那短暂的一年中，令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哈特教授对我一篇论文的多次指导。第一次，哈特教授在办公室拿出我发给他的英文论文，对我文章中的成本函数假设提出了疑问。我想在旁边的小黑板上写一下，他不让我写模型，而要求我先将模型的故事告诉他。我开始讲一个抽象的故事，他要求我讲具体的故事。于是我以大学招聘为例，他又要求我讲大学之外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要求我将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与模型一一对应，并详细地询问每一个假设的理由。在国内教书时，我讲课的一大亮点就是善于将数学模型与虚拟故事相结合。讲故事应该是我的特长啊，没想到故事也不是随便讲的。（回国之后，我上课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经济学故事信手拈来。有时，我宁愿放弃一些数学上很合理但现实中不合理的故事情境。毕竟，经济学不是数学。）然后，他问我模型中的资产是否可以去掉？我反问为什么要去掉？他说这样会使前面的分析更加简单。哈特教授自己是数学本科出身，没想到却偏爱于简单的数学模型。的确，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术声望的提高，哈特教授在文章中使用的数学却越来越简单了。这与国内滥用数学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他要求我将文章浓缩成几页纸的note（摘要），两周后再讨论。彼时，哈佛秋意渐退，初冬来临，但是我却汗流浃背，如履薄冰。

第二次，我来到他办公室讨论我的论文摘要。他逐字逐句地念了一段我的摘要，告诉我有几处单词拼写错误必须改正，模型中的x、y必须改成希腊字母，因为参数通常不用英文字母表示。然后，他对我模型中的几种均衡表示疑虑。我原来以为我的逻辑很简单，他这样的高手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没必要写得那么详细。没想到，他说其中的情形非常复杂，要我补充所有均衡，并告诉我不能挑选自己喜欢的均衡。他一再强调，一定要让人清楚地理解我的工作，教书也是这样。如果连他都不明白，将来审稿人也不会明白。他还建议我找其他人讨论一下，看对方是否明白。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字表达比较严谨、苛求的人，但在哈特教授面前，我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第三次，他对我的摘要表示初步满意，只是提了几个方向性的问题，我答应会在论文中解决。他再次要求我在研究生午餐讨论会上报告这篇论文。我勉强地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他追问我何时能够准备好。我硬着头皮说下学期吧。然后他说，那就这样决定了。看来，他是把我这个访问博士后当作自己的学生来对待的。我虽然感觉到了一股压力，但是也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严师风范。事实上，在我报告了这篇论文之后，哈特教授又给我提了几次意见。每次意见都不同，每次都要求我改好以后下次再谈。如果不是趁他暑假出去度假时我把那篇文章投了出去，恐怕等到我回国也难以令他满意。

哈特教授的另一个博士后跟我说，当初在哈佛读博士时给哈特教授当助教，每次给学生出的习题哈特教授都不满意，说不够“简单、清楚”。他当时压力很大，但哈特教授居然让他当了三个学期的助教。我在MIT跟经济系的吉本斯（Robert Gibbons）教授讨论时提及了哈特教授。他笑着说，那可是一个“苛刻的人”（tough guy）。

是的，哈特教授对待学术研究就是这样苛刻，不仅是对他人，更是对自己。学问做到他这个地步，按说应该知足了，应该颐养天年了。但哈特教授仍然在教学上孜孜不倦，在研究上笔耕不辍。我问他是不是每天都在办公室，他说周末不在！哈特教授今年62岁了，但是在今年的春季学期，他每周主持三个研讨会，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两门课程（其中一门与Green教授合开）。顺便说一下，哈佛经济系的每门课是每周讲两次。最近三年，他平均每年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3篇论文。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从2008年开始，他又引入行为经济学方法，从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契约的功能。他对自己后期的理论颇为看重，认为可以发展成第二代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

相信很多人会认为，应该授予威廉姆森和哈特两位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遗憾的是，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予了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两位教授，哈特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擦肩而过！哈佛的很多同事都为哈特教授感到惋惜。我对他说，你仍然有可能因为在企业理论方面的贡献与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人一起获奖。他略带伤感地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固然是学术地位的显著标志，但是对于一个登上学术高峰的大师而言，有没有那块金牌他都是大师。



三、风度翩翩的慈祥长者



哈特教授虽然在治学态度上一丝不苟，但是在待人接物上风度翩翩。他在英国的书香门第长大，又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②]工作，因此身上兼具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与美国人的热情洒脱。哈特教授年逾60，白发稀疏，和蔼可亲，不拘小节，不谈学术时完全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

在哈佛做博士后的一年，我每周都要跟他在研讨会上见两三次面。距离第一次见面后的一个月，他居然主动给我发电子邮件，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谈我的研究情况。我当时有点担心，因为我还没有改好自己的论文。结果那天他并没有问我的论文进展，而是问我这段时间每天干什么，听哪些课，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一一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在努力提高英语，但效果欠佳。他还问我是不是很孤独，我说能经常和他交流已经很不错了。那天出门时，风雨交加，正巧那段时间许多事情的确不太顺利。我当时心潮澎湃，想起了一部电影——《风雨哈佛路》。事后，经济系的研究生教务秘书突然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给我提供了一些提高英语的建议。那时我才知道，哈特教授为此特意叮嘱了教务秘书。那一刻，除了感动，没有其他。我向哈特教授承诺，一定会尽力提高英语水平，不至于让他失望。哈特教授对我可谓关怀备至。我们除了每周几次讨论会和上课时可以见面，每隔几周都要讨论一次我的工作论文。他还及时将各种学术会议的信息告诉我，并帮我争取到正式会议代表的资格，以便我能认识更多的经济学家。

看起来，哈特教授的确是一个要求严格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在今年3月底的组织经济学研究生午餐会上，我报告了自己的论文《敲竹杠、产权和声誉》。听众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的问题却非常挑剔。特别是其中有一个施莱佛（Andrei Shleifer）教授的高足，问题尤为尖锐。按照惯例，哈特教授一定会从头到尾提问的，而且会紧追不舍，但是这次他居然只问了一个问题，还帮我解释了一个问题。等我讲完论文，他走到我身边，说我有些建议要给你，我们约个时间再谈。后来，他果然又针对我的文章提了两次意见，一次是关于模型的约束条件，一次是关于文章的引言和结论。

哈特教授的家在著名的莱克星顿镇，是一座白色的两层别墅。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专门邀请了自己的博士生、助教和博士后及其伴侣等十几个人去他家吃晚饭。我们先喝葡萄酒，接着吃点心，然后吃主食，最后喝咖啡，从晚上7点一直聊到11点。席间，哈特教授以他一贯的幽默逗得哄堂大笑，而他妻子丽塔则像个大姐一样和我们这些晚辈秉烛夜谈。我问他是不是经常大宴群宾，他开玩笑说自己是个闭门不出的人。后来，他又单独请我在哈佛南门对面的一个小餐馆吃过三次饭。在饭桌上，我们不仅谈学术，也谈任何话题。不管什么话题，他总是非常耐心地听我说完，从不打断我，然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非常细致地询问了我的个人爱好、家庭情况以及将来的职业发展。他对中国学术界也非常关注，我们还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几个他知道的华人经济学家的逸闻趣事。

在我离开哈佛的前三天，哈特教授和我在办公室合影留念，然后在南门外的那个小餐馆为我饯行。他问我是否很盼望回去，我说其实我还没有做好回去的心理准备，因为很多事情都没有完成，而且回国后几乎没有时间做研究。他勉励我继续努力，超越自己，相信我一定会在教学和科研上为中国做出贡献，还叮嘱我将来有好的国际论文发表一定要告诉他。我来哈佛时，他正好攻克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基础的难题，因此有空接收；在我回国之后，他就休假了。这真是缘分啊！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一些金钱来帮助一个中国的访问学者，让我无比感激，也非常惭愧。我唯有努力学习他在做人方面的风范、在研究方面的精神、在教学方面的态度，才能对得起自己。但愿我不会令他失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曾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5辑（总第49辑），引用请注明。




[①] 即在本国以外工作（不一定是外国国籍）的院士。

[②] 指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为中心的东北六个州，基督教色彩非常浓厚。

公平吗？
from 经济笔记 by kai

郭凯

如果有一个城市宣布了这么一个政策：先富的人可以买便宜的车，后富的人必须买更贵的车；已经工作超过5年的人可以买便宜的车，刚刚工作或者尚未工作的人必须买更贵的车；早进城的人可以买便宜的车，晚进城的人必须买更贵的车。那估计这个市政府的网站肯定是要被网民弄瘫痪了。

所以这个城市宣布了另一个政策：由过去不限制新车牌照的发放改为限制新车牌照的发放，而且发放的数量仅相当于这个城市一年汽车销量的1/3。

这个政策的目的当然是缓解拥堵问题。虽然，这样做不会减少汽车，因此，实际上只是让拥堵恶化的速度放慢。但这个政策的关键是：保护了已经有车的人的利益，而将所有缓解拥堵的任务放在了那些尚未买车的人头上。明年这个城市的新车牌照一定会价格贵得惊人，因此，从效果上说，这个政策就是先富的人可以买便宜的车，后富的人必须买更贵的车；已经工作超过5年的人可以买便宜的车，刚刚工作或者尚未工作的人必须买更贵的车；早进城的人可以买便宜的车，晚进城的人必须买更贵的车。

我一直挺为这个城市针对汽车的政策感到纳闷的。将近5年前，我刚开博的时候就写了《笨蛋！别闷头修路了》一文，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城市应对拥堵的方法就是修路。我那个时候听一些人头头是道的说各种统计数据，什么每辆车有多少米的道路之类的，这个城市是多少，世界一些主要城市是多少，最后得出这个城市是路太少所以才拥堵的结论。作为一个学经济的，我不反对修路，修好路。只是我的判断告诉我，修路是不能解决拥堵问题的，道理我在那篇文章里都说了。事实上，我那时很自信我必然是对的，所以，我用了这么一个很有挑衅意味的题目。当然，结果是我言中了，除了有点后悔那个题目。

然后，现在这个城市又出了限发牌照这么一个政策。前面说了，这个政策没法减少拥堵，只会减少拥堵变差的速度。而且，这个政策最大的问题是不公平。一辆2011年的车和一辆2010年的车，对拥堵的贡献是完全一样的，凭什么厚此薄彼呢？要解决拥堵，似乎应该是所有人都承担成本才好吧？

其实，我对鼓励小排量汽车来节能这件事情也挺不敢苟同的（觉得排量小就省油和觉得多修路就能解决拥堵，思维模式是类似的），而这些甚至和全球变暖的应对都是相关的（让买新车的人承担缓解交通的成本和在全球变暖的辩论中让中国这个排放的新科状元承担全部的减排义务是类似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收在了《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的第五章“价格、激励和利益分配”里。

周其仁：2011年中小企业的挑战何在？


特别是今年明年（2010/2011年），由于流动性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平衡，宏观政策一定会做阶段性调整。我想提醒各位中小企业家，要控制成本，特别是从结构上控制成本


【中国企业家网】大量农业人口从生产力较低的环境转移到较高的环境。对于长远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样的制造模式2008年经受了一次考验，我们出口到哪里？主要是购买力较强的地区。美国经济出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冲击。目前来看，中国接受考验的表现是不错的，经济没有大幅滑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带动全球复苏和回升。
这样的成就，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史无前例的机会，中小企业也做出重大的贡献。我想任何成就，不可能没有代价。中国开放带来的高速增长，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也是有代价的。其它代价今天不说了，只说国民经济的失衡，不断造成新的问题。
在座做出口的企业，都很容易理解目前的形势，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飞涨，和前一阶段的发展方式有关。拼命向美国欧洲出口，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服务收入、利息都是人民币。商品出去，购买力留在国内。最好的时候，当年GDP中净出口有2.3万亿-2.4万亿，占GDP的8%-9%，等于广东省的商品都出去了，而消费者在国内等待购买。
过量的货币供应，过量的流动性，造成整个市场“不差钱”。企业有个想法容易实现，产品、商业模式都有人买。这是好的一面。但另一面造成经济失衡，也构成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当过量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物价会出问题。如果通货膨胀成为很多人的预期，购买、储蓄、投资行为都会变化。
这对中小企业的挑战何在？有件事需要各位高度重视，物价问题不是平均地发生，去年买什么，今年还买什么。购买力会集中到某一方面、某些商品、某些市场，带来相对价格的剧烈波动。这间屋子过量供应货币，不是每个角落都上涨，价格都涨8%，如果平均上涨或下落，危险就很小，因为相对价格没有变化。
可是经验告诉我们，无论通胀还是治理通胀，像浪潮一样，都不是平均起落，有些领域价格升得快，或降得快；有些领域慢。企业就要非常小心，自己身在何处？如果成本在涨，产出品的价格涨得不那么快，企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最近我们调查，不少中小企业恰恰处于这样的状态。人工涨得非常快，有些原材料涨得更快，但产品要不上价，不能把成本上涨的压力转移到产品上。当然也有非常幸运的公司，成本涨得不那么快，产品涨得非常快。我想提醒各位，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在这个潮流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还靠产品在市场上比较稀缺。稀缺来自创造力，能满足需求又没竞争者，就可以消化成本的增长，人工涨了没关系，原料涨了也没关系。
我参加这个会之前，在浙江溧水地区做调查，主要是传统行业竹木加工。过滤嘴的材料以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一家供应商，市场一年需求30万吨。现在有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把竹纤维做到同样的水平，还顺应最新的潮流，竹子的再生比树木快，所以国际上认为竹制品最绿色最环保，现在出现以竹代木的趋势，我看了一家公司，用竹子做仿木家具。这些公司订单很好，能消化成本上涨。
但对于大量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的企业，毛利本来就非常薄，成本一跌，基本上是打硬仗。经常像丰田老总讲的，毛巾里可不可以挤出水来？成本控制在于有些成本项上涨，其它项有没有能力管住。
所以我的看法，宏观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微观和产业上提出很大的挑战。不管日子过得再好，也要进一步创新，预备经济可能变化，不可能永远重复过去的模式。
十年来包括这两年，出口导向的经济越走越快，但也隐含问题，面临调整和转型。我要提醒各位，现在“十二五”，再过十年，我相信中国经济会很好。中国人多，生产力、配套能力、学习能力还有巨大的潜力。整体长远看没有问题。
问题是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对于中小企业，现在过不去，所有的未来与你无关。而现在特别是今年明年（2010/2011年），由于流动性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平衡，宏观政策一定会做阶段性调整，以免大起大落。但无论如何平稳调整，从较大的货币供应转为稳健的供应，最后市场上一定可以看到它的影响，不同的调整方式影响不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各位中小企业家，要控制成本，特别是从结构上控制成本。
现在招不到工人，怎么可能把工资压下去？但我们的成本项、管理项还有很大的余地。中国经济整体物流成本偏高，生产组织方式、材料选择方式、上下游连接方式，存在巨大的问题。先不说管制成本，要积极把握新机遇，提升企业产品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自然而然形成的，而跟努力和选择有关，我们的企业尽可能在宏观波动时争取主动，争取生存得更久，才能发展得更久。
我们习惯大量出口，但同期中国人的需求也在提高。一是政策有释放、有调整。比如说增加社会保障，很多人不存钱了。过去有个教条化的认识，中国人不花钱是因为教育太贵，医疗太贵。还有一点，据我观察，现在很多内需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在于国内商品、服务的供应、品质等等，还很欠缺。过去十五年，我们走出去很顺利，但针对内需的满足程度、改善程度，远远赶不上中国民众收入提高的速度。
举个例子，香港自由行一开，为什么香港零售业火，无非是把大陆的购买力吸引过去了。为什么要到香港扫货呢？因为这些商品在内地不多。比如奢侈品，大陆税高，所以去香港买。还有一些，我觉得很吃惊，例如香港中草药市场大幅提升，香港没有种草药的，为什么去香港买？据说香港中草药假的少。
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年收入增长都有8%-10%，在全世界，这种增长都是了不得的。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四川、贵州，原来比较落后的农村，一个村里的小卖铺，都会卖可口可乐，这家国际品牌公司，已经把销售触角伸到中国的最底层。再看很多本土产品，是不是覆盖中国民众所有的需求层次？还差得远。
很多外贸产品，中国人不需要吗？需要。问题是国内没有。没有通道、网络，认真开发市场。国内的产业、信用等等，都和国际商业环境存在不小的距离。美国经济下滑，一两年难以恢复，那我们的看家本领，出口怎么办？要转向国内市场。
例如高端的木质玩具，过去出口美国、日本等国。我访问一家公司，父亲一代做出口，到儿子这一代，开始把出口形成的精密加工能力，结合对国内消费者的发掘，卖得很好。为什么？国内的收入上来了。例如近来很多人通过别人在海外代购，我们开始对很多国际商品有消费能力，问题是有没有供应能力，有没有供应渠道。
谁先向这个方向走，就可以进入价格变化的主动区间，不管成本怎么高企，产品在市场上有很好的需求，不但帮助消化成本，还能创造未来。

许小年：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与重振

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

　　现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各种媒体上都有过广泛的报道，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另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我想先做一个定义上的说明，这里讲的“企业家”是指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虽有大量的优秀管理者，但那里没有企业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敏锐眼光，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资源，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仅有管理者而没有企业家。
　　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衰落时，必然要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和民众，而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近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不仅国有企业挟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的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越来越频繁。政府干预的突出的案例就是房地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所有已知的行政干预手段都用上了。
　　政府对经济、市场活动的干预增加了企业负担，搅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预期的稳定，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机会减少之际，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放弃了实业，逐步转向了投资，在企业界形成了移民之外的第二个趋势。在我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当前的两大趋势，第一是办海外护照，第二是做投资，不做实业了，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
　　社会地位的悄然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企业家从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弄潮变成了天下不均的抱怨对象。近年来，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在一个有着均平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习惯性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原因上，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去探查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
　　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中的腐败、土地的垄断供应以及垄断行业的收益。然而寻租者总是把舆论压力导向生产者和经营者，例如买不起房是因为开发商牟取暴利，看病贵是因为医生收取红包，菜价涨是因为商贩“囤积居奇”。当仇富心理取代了对财富的尊重，企业家不仅丧失了创新进取的精神动力，并且回馈社会变成了压力下的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感激，结果是社会上的“裸捐者”寥寥无几，日益流行是“裸官”。
　　企业家精神和权势文化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这样此消彼涨对我们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新能力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当社会不再激励和奖励创造价值的企业和民众，而将人们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引向再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创造时，我们知道这样的社会激励机制的长期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价值创造部门的萎缩，以及价值创造速度的下降。这里需要说明什么是价值创造，价值创造就是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部门实际上并不创造价值，政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民间，国有资产也是由纳税人的投资形成的。当我们看到大学毕业生纷纷涌向政府部门，社会精英回避价值创造部门，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部门，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社会将趋向寄生和停滞，经济将失去活力。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不仅向往价值再分配部门，也就是政府机关，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用腐败等违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请看以下数据：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收公务员，在通过资格审查的135万人中，报考国税系统的40多万，报考海关30多万，两大系统占报考总人数70%，而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是人气惨淡。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安全、稳定和受人尊重的公务员位置，为什么会出现报考的冷热不均？很显然，人们对这些部门的偏好是由寻租权力大小所决定的。当然，这里有一点信息不对称，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报考的人少，可能是因为还不大清楚知道那里的寻租潜力有多大。这么多人涌向了国税和海关部，表明我们的青年才俊们不仅希望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准备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违法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令民众质疑政府立法和执法公正性，动摇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的信心。不平则鸣，等到民怨沸腾，再来谈稳定与和谐，恐怕为时已晚。
　　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鼓励和促进创新是转变增长模式的根本性措施。而企业家的使命和工作就是创新，在这个时候重提和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党的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了这一点。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尽管一些企业家也参与了寻租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民众的谴责。大致的观察表明，主动与官员联手的是少数，多数企业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实际上也希望在透明、规范、法治、公平的商业环境中运作，不愿意冒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寻租的根源在制度，在于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和过度管制。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由于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工作强度、压力和风险，由于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市场和社会给予企业家丰厚的回报，这是一个合理与公平安排，起码比通过贪污腐败来积累财富才更为合理，更为公平，因为企业家满足了社会需求，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而腐败寻租只是合法或者非法的掠夺他人财富。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中国的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从小岗村的农民、经营“傻子瓜子”年广久到今天在座各位，都是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小岗村的农民和年广久都是小平同志关注过的企业家。不幸的是我们有几千年的官僚集权传统，压抑和摧残着民间创新精神。
　　如果政府官员能够像小平同志那样，意识到民间的智慧远在自己之上，尊重并鼓励民间的创造，将政府工作的重点从参与和管制市场经济的活动，转向制度的建设与维护，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指日可待，我们将书写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辉煌篇章。

房地产严控将成为常态
任志强


　　许多开发商对政策抱有幻想，以为还会像2008年之后再出一次刺激政策、再享受一次政策的优惠、再搭乘一次幸福的过山车，让让房价会在短暂的抑制之后再来一次甜蜜的反弹。

　　早在4月份国十条出台之后，我就呼吁“兄弟们从了吧”，把房价定在合理的价位。9月份国五条出台后，社会上大多认为政策出尽了，是一种利好，股市出现了反弹。11月份、12月份的部分城市销售也出现了回升，大多数人认为明年的政策会有所拉动，我却认为仍会继续从紧。而我每次这种判断都会被许多人嘲笑，他们在期待着当经济出现下滑时，政府会再一次依赖于房地产的投资拉动。但事实再一次明确了明年将继续从严的政策。

　　中国的经济会因房地产而下滑吗？大多数的经济发展中，不是房地产决定经济的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决定着房地产的投资与消费变化。 分析美国历年的经济波动与房地产对应关系是如此，香港、日本的情况也是同样，都不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让经济整体下滑，都是经济的外力因素让整体经济下滑时刺破了房地产的泡沫。2008年中国的经济出现下滑之后，才同时出现了房地产的下调。2009年则是因为对其他产业经济刺激的政策让整体经济出现回升，也才在优惠政策下恢复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而2009年实际经济增长中房地产的投资贡献率远远低于2010年。

　　2011年的整体经济增长尚无大虑，因此房地产也不会有大的下滑，则担心的不是经济下滑而是防止过热。这才有了一松的财政政策和一紧的货币政策两手不同的政策取向。从紧的政策中，当然包括房地产这个对资金需求量最大的行业。

　　当经济没有保八的压力时，民生的福利保障就会上升到重要地位，保障房建设与价格的控制就会成为主要矛盾。通胀压力预期增长中，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就首当其冲了。因此2011年这种对房地产从紧的调控政策仍将持续。

　　前两天温总理的讲话中明确了，政府的保障责任和市场的经营责任并非总理都要一视同仁管理的责任，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或保持合理价位的政府责任是不变的，这就为明年的政府调控政策定了调子。同时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了“居者有其所”而非“居者有其屋”的差别与预期，这无疑表达了政府对无能力购买或不合理消费观念的否定态度，也表明了保障是从拥有到租赁的政策变化。

　　最近姜部长的讲话再一次强调了对总理的讲话精神落实的决心，强调了明年仍将把保障住房的建设和抑制市场房价的过快增长作为调控的重点，并将控制房价的主要责任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以强调让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市场变化而出台相关的政策，并保持原有已出台政策的延续性。

　　自2003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中国住房制度货币化、市场化的转型，让改变了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2001年的美国IT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但2008年美国或说全球金融危机却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连续多年的严控之下出现了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松动。而这种松动被一些开发商误以为是不得不救，于是被特殊的优惠冲昏了头脑，以为还会再来一次或以为总会不断的反复。

　　“十二五”规划要点中，中国的人口结构、城市化的需求、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看，中国的房地产史将有一个较长的高速增长周期，至少在2020年之后才会进入稳定或适度增长的阶段。而土地供给的矛盾、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又让土地的价格处于一个较高的增长过程，短期的刚性需求也在近十年内处于高峰或高位，约在2018年之后下滑（但仍保持较高水平）。这就让房价处于上涨压力远大于预期且处于可支付能力增长的冲突之中，因此政府将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之下的房价当作调控的重点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常态。

　　就像北京市政府治堵的手段一样，“建、管、限”也成为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政策特征。“建”是扩大有效供给，包括保障性住房的大跃进式的建设方式和不断扩大的土地供给与市场商品房的供给，用扩大供给、分散消费的方式缓解市场中的供求压力。“管”是对市场加强监管、控制价格短期内的波动变化，保证市场运行的稳定性，确保质量、安全以及销售的市场秩序。

　　“限”则从开发商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出发，一是对开发商限价销售、限囤限捂、限期生产、限融资渠道、限信贷规模，总之是不给开发商利用政策宽松而上调价格的机会，但并非是限制扩大供给。二是对投机消费进行严格的限制，用差别信贷政策抑制了部分改善型需求，信贷政策的收紧与成本的提高会用门槛分流和限制一部分消费需求。

　　“建、管、限”的政策将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延续，与政策的博弈中要用常态的心情平静的面对这种政策的变化。尽管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这些“建、管、限”的措施必然会发生变化，不会成为法律，但却可以指望以政策放松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即使将现有的政策当作一种常态，并不意味着市场没有发展的条件。今年紧缩的政策之下，仍保持着与去年同比相近的销售面积，而当市场中的消费者将现有政策当作一种常态时，就不再会有担忧不断出台新的政策而使房价大起大落了。这样也就无奈的放弃了观望，进入了正常的消费阶段。当政策恢复消费的常态之后，明年的销售也将恢复一个适度的增长。在市场价格合理定位、供给增长中，销售的增长也会相对稳定。

　　日子要用常态的心情去过，一年总会有春夏秋冬，人们并不怕秋天之后有冬天，但却会担心夏天的六月会下雪。当这种引发气候非季节性变化的因素被常态所固定时，人们就会慢慢适应，甚至不再对六月雪而感到惊讶了。中国政府的政策也会让市场逐步适应，胜似闲庭信步的。

钱紧地少 山西综改盘算煤
2010年12月31日 经济观察报
田鹏

在2010年12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山西省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 “综改区”)之后，关于“综改区”的具体实施方案，山西方面再没有更多消息释出。

目前，山西省发改委正在制定“综改区”的整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完成后会上报国家发改委申请报批，这一周期大概需要半年时间，获得批准后将全面展开。山西省酝酿“综改区”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此前的策略是，不过多计较细节，先戴上“帽子”，拿了“先行先试”的“尚方宝剑”赶快进行。

来自山西省发改委的消息称，“综改区”的获批已经对山西的“十二五”规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传统的“煤、焦、冶、电”类项目不再独受青睐，山西省发改委正在积极寻求新型产业项目。

随着内蒙古等新兴煤炭大省在产量上的赶超，山西在“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的既定大战略之下，如何利用“综改区”种种利好，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就成为了山西“十二五”的战略重点。

煤炭工业转型

2010年12月23日，在山西省的“能源发展战略和煤炭资源整合”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晋电外送”和煤化工产业被置于突出的位置。

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李永平就表示，要“把山西建设成为具有特色的、可持续的国家新型能源基地”。“初步提出到‘十二五’末，将全省煤炭产量控制在10亿吨以内”，“以新型工业化带动煤炭产业战略转型，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全面提升煤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把煤化工建设成为山西省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而“综改区”在山西煤炭工业的转型过程中无疑将是 “重要抓手”。在2010年12月7日，山西省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汇报会听取了山西省《关于我省“十一五”规划完成及“十二五”规划制定情况的汇报》，在“十二五”规划整体思路中，把推进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定性为“重要抓手”；同时也位居“十大任务”第一位。

根据这份文件，“综改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就是“先行先试”；基本思路是“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主要任务则是：以“七条路径”为重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以开发区和园区建设为载体，加快产业集聚；以大企业大集团建设为重点，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加快推进“试验区”政策落地等。

山西省急切想要实现煤炭工业的转型，与内蒙古、新疆等煤炭产量的上升，“十二五”期间煤炭供应的战略重心或将西移不无关系。

就在上述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2010年12月24日，内蒙古煤炭工业局公布数据，2010年1-11月内蒙古原煤产量达7.19亿吨。有报道指，“‘十二五’末内蒙古煤炭产能规划达12亿吨”。

内蒙古同时也大力开展其煤化工产业布局，并开始着手开发煤层气“加快天然气、煤层气资源勘探和综合开发利用”。这些无疑都对长期以来依赖煤炭资源，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山西省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煤层气也是山西的重中之重。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刚刚掌管山西之后的2010年7月29日讲话中，就提出了建设气化山西。煤层气、焦炉煤气、煤制天然气和过境天然气“四气合一”。现今，山西的煤炭企业主要还是通过合作形式获得气权。

进行煤层气开发的气权属于中联煤公司，该公司为中国中煤能源[10.86 2.94%]集团全资股份的煤层气专业公司。山西的煤炭企业往往因为没有该地区的煤层气气权，而受限于“先气后煤”的政策，不能开采已经获得了煤炭采矿权的煤炭。

在“综改区”方案中，山西自然就提出了“气随煤走、两权合一”，要求当地煤炭企业将在获得同一区块煤炭采矿权的前提下，享有开采煤层气的优先权。就在今年，晋煤集团从国土资源部拿到了煤炭企业获得的第一个煤层气采矿许可证。

实际上，气权和矿权之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业界将晋煤集团的进展视为积极信号，如果山西借“先行先试”的东风，或能突破现有格局，推进采煤采气一体化和矿权气权一体化。但“就目前来说这个进展还没有明确，‘综改区’是不是能拿到这个政策，还说不清楚”，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说。

“山西依然离不开煤，现在是要政策，来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中共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处长、副研究员加年丰总结说。

钱与地

一位山西省发改委内部人士透露，当初上报的“综改区”方案中，山西方面共提出了9条政策诉求，其中的5条被视为具有相当的含金量,其中3条是关于资金和土地的。

第一项政策诉求就是山西继续实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该政策2007年4月正式在山西启动试点，其中征收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基金每年约有160亿元，约占山西全省地方可支配财力的13%。山西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李霆就坚决支持继续征收。他介绍，可持续发展基金大致按照5：3：2的比例分别用于生态修复、资源型城市转型和煤炭企业转产以及由采煤引起的社会问题。其中的第二类约有50亿元与“综改区”相关。

另一项与资金直接相关的政策诉求是，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有消息说，山西省希望中央每年按照山西前三年财政上缴的平均数额按比例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按此推算山西每年将再获得104亿元。

以上两项相加，山西“综改区”将获得150亿资金。李霆认为，通过“贴息入股”方式，150亿的资金可以撬动约3000亿规模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这与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崔满红估计山西完成转型每年所需的资金数额相近。

根据去年的数据，山西省存贷差6000多亿元 (扣除法定准备金等之后，也有4000亿元可用存差)，存于民间的对“煤老板”的补偿款保守估计也有1400亿元。崔满红认为山西的银行和民间资本可以满足转型的资金需求，但山西自身的金融环境不好，很多资金都流向了省外。

崔满红的观点是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才是首要任务，有了好的金融环境和好的项目，自然能得到投资。他还对“贴息入股”的策略表示悲观，认为其多年前就实施过，效果不佳。

王宏英则认为要等到出台具体实施方案以后，才能得出山西获得资金的数目。山西转型需要土地、资金、项目等多种要素，明确推动转型最急需的要素才是重点。

“比如说转型项目没有土地供给，那肯定要和中央要求土地方面的 (政策)，我们要分析转型过程中什么是制约我们的最主要的因素，然后在现行政策之下，哪些是可以突破的，先行先试，比如说资源税的问题、投资体制改革问题等等，这些还没有定论。可以说现在转型试验区还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总体方向。”王宏英说。

山西方面当然提出了土地政策的诉求。对于土地，山西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获得对采煤沉陷区、废弃工矿地、劣质土地的使用和审批权；二是，通过“土地置换”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

山西省现在每年拥有大约11万-12万亩的建设用地指标，但难以满足工业和基础设施等项目的需求。“肯定不够用，全省(的建设用地指标)光是修路就全占了。想吸引项目需要建设用地，但是山西就少地。”王宏英说。而山西的土地政策诉求一旦获批，无疑将给其带来不少建设用地指标。

“借这个事儿，开个口子，让你试去吧”，李霆这样表述“综改区”的土地政策。他认为，对于山西的耕地应该采用按粮食产量计量的标准亩。山西的很多土地粮食产量很低，“根本不能算是耕地”。

犯错的权力

而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说：“(国家发改委要求山西)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能够渐次先行先试，锐意突破，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按照加年丰的说法，“综改区”给了山西“犯错的权力”，有了“先行先试”权，即可以大胆“试错”。

至于可以突破到什么尺度，李霆就说：“只要不违反宪法，不违反党章就行。一些政策规定可以创新”。加年丰也认为中央政府能给的政策空间实际上并不大，应该在机制体制的创新上寻求突破。

在审批权方面，山西也希望借“综改区”求得突破。山西要求获得除了实验区总体规划和特大园区之外项目的审批权。山西期望的突破最终是否到手，取决于山西省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李霆认为山西将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不是改良，而是改革；不是只突出发展，不是要用改革来推动发展。改革意味着痛下决心改革利益，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政府和企业的利益、人民群众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所以要综合的、配套的措施。”

“综改区”的整体规划仍在制定当中，即便有了“犯错的权力”，山西省发改委的官员还是十分谨慎。负责整体规划的投资处处长李海生以 “人微言轻”为由拒绝了采访。

山西依然离不开煤。袁纯清的7·29讲话中就有 “山西的优势在煤，山西的潜力和希望也在煤”。以“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为目标的山西“综改区”，是否能够成为山西转型的 “重要抓手”，未来的五年将会揭晓答案。

周其仁：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2010年12月31日 经济观察报

　　科斯不懂中文，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还像苏格兰的伟大学者休谟（DavidHume）一样，天生具有“人贵述己而不自诩”的格调，既不容他人吹捧，更不会自吹自擂。正因为这样，“科斯的中国影响力”就成为一个在庆贺科斯教授百岁生日时，值得我们大家来加以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科斯的影响力，首先来自科斯经济学 （CoaseanEconomics）的内容。我们都知道，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方面的“创新”，却“引起经济学理论——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科斯 （1994）：《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译本2010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3页）。是的，自从科斯在他27岁发表的论文里引进了“几乎可以归入不证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费用概念以来，已经没有一门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理会交易费用却还能够阐释经济行为的逻辑。


　　毫无疑问，科斯的上述贡献有着普遍意义。在科学上，从完全无意识交易费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对此，我们不妨以其他科学为参照来加以理解。例如，没有人会否认在摩擦力为零的假设下，物理学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正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物理学家才可能进一步展开对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这里的关键是，要假设摩擦力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类似的，经济学倘若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概念，就不具备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向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分析。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奖典礼讲演的题目所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构成与运行，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e－conomicsystem）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被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只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就得以重新扩展，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以及一般地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如科斯本人所言，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无论市场里的公司，还是侵权判案的司法传统，对西方读者来说总是不难感知的。因此，只要突破既定经济学思维的束缚，换一个视角——科斯的视角——看世界，这个真实世界就在那里了。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中国的实际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也缺乏法治传统（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介绍到科斯的书，是享利·勒帕日写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尚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所以毫不奇怪，科斯开始是作为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个学派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国影响力，后来人们甚至可以说，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这又是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科斯经济学包含着的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重要内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兴趣。让我们回到科斯论述企业性质的那篇著名论文来理解这一点。在那里，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配置资源的市场里，为什么存在着靠权威下达的命令组织运行的企业？科斯的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1988）：《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2009年上海新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第40页）。

　　科斯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这个问题有更一般的意义，如果哪一种经济废止了所有市场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其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呢？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

　　很明显，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实际活动都受到成本约束的基础上。难道不是吗？市场受交易费用的约束，以企业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又受到自己组织成本的约束，限制了其所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正是通过对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不断权衡，科斯才确立了企业在市场里的理论边界。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需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确与“西方经济学”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理论两级共享的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对于这一点，我在提交给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的论文里，有过以下回顾：

　　“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 "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 "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页）

　　据此，我在那篇发言里还大胆地推断，如果科斯教授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

　　其实，惟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接近于真实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每日每时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计划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因此而获得增长。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科斯从来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也不允许他那样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个讲演中引用了弗兰克·奈特的话：“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他本来是用这段话赞扬沃伦·纳特（WarrenNutter）教授的。但是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他的助手王宁告诉我们，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老人还是会认真阅读不知道比他年轻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就科斯而言，我们相信奈特说得对，科学的基本规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

　　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真实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科斯的坚持其实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坚持，因为不从观察现象出发，对规律的猜测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科斯的方法论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从求学的青年时代开始，就踏实观察市场里的企业，认真思考可观察现象中那些不能被现成理论（当时是价格机制理论）很好解释的部分，勇敢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想。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那么多欧美经济学家连认真观察欧美经济现象的时间都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爷正在把观察中国现象、提出中国问题并作出科学猜想的难得机会，更多地留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

　　最后，科斯的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验研究 “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带给我们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于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着过于多样的组合，并无一不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复杂的转型环境里，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与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密切相关，问题是我们对后者所知甚少。

　　也许值得注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 “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断言举国体制才是中国经济辉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这种体制继续扩展到无远弗届之处。有人肯定彼此竞争的地方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配置资源，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面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变化，因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席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人类正进入一个也许可以由中国领头的、需要扩张政府调控和管制的新时代。我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些真理的成分。不过，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为此，我们为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保持得更为长久。祝百岁老人科斯教授生日快乐！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教授（R.Coase）百岁诞辰。是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吉林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及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科斯与中国》讨论会。本文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稿。）

谁动了Mr.A的税单
2010年12月17日 南都周刊

　　A先生的税单可能就是你我的税单，A先生关于税收的疑问也可能就是你我的疑问。

　　南都周刊记者_沈玎 实习生 李秋萍

　　A先生可能是我，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任何人，他是中国最普通的一个三口之家中的丈夫和父亲。

　　在西方，“纳税人”的概念就等同于“公民”，突出的是纳税人对政府的义务和权利。而在以流转税为主要税种的中国，很多“税”被隐蔽在了商品的价格之中。和大多数人一样，A先生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纳税”。只是很突然地，他想做一些改变。

　　那是在今年5月，一个很平常的下午，A先生刚从他的留学顾问郑莹莹的办公室里出来。A先生的儿子正在上小学，他希望再过几个月，能够直接送儿子去美国念书。郑莹莹让他准备一些材料，包括个人职业证明、银行存款……还有税单。

　　“为什么要税单？”A先生很费解，郑莹莹告诉他，现在很多人的收入证明水分都很大，只有税单是最可靠的。就这样一件小事，仿佛突然打动了A先生一样，他打算了解一些有关税收的知识，弥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掉以轻心。

　　在浏览了N个网站之后，A先生发现事情有些蹊跷。在税收立法权、税种开征权等权限高度集中于国家层面的中国税制下，对于“我们现在究竟有多少个税种”的问题，竟然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财政部网站是这样表述的：“目前，我国共有19个税种，其中16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关税和船舶税由海关征收……”之后，并一一列举这19个税种的名目。

　　而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在“税收宣传”栏目里是这样介绍的：“目前，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20个税种，其中，17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也就是说，我国共有多少个税种，财政部说是19个，而税务总局说是20个。而在包括北京地税局在内的更多的网站上还介绍称：“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25种税，按照其性质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八类……”尚未立法开征的遗产税和已经取消的农业税也囊括在内。

　　今年7月，国内一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曝光，国家税务总局和北京地税局网站上的税制信息随即进行了变更，与财政部的19个税种的说法相统一。据该报道所述：“负责税收征管的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有的说有30多种，有的说 20多种；有的拿出有关资料想一一列举，但边说边发现内容已经过期……”

　　“税种这么大的问题，主管部门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那下面的征税岂不是乱套了？” 2010年1至9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5957.37亿元，同比增长24.2%。A先生现在已经决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搞清楚自己到底交了哪些税，可不能让别人动了自己的税单。

　　很高兴，我赚到了钱，可是……

　　6年前在广州天河天润路开了“广州葡萄酒世家”这间红酒铺(wine shop)，出售进口酒，其中以法国酒为主。

　　“每一瓶葡萄酒身上都有三种税，关税14%、消费税10%、增值税17%，进口葡萄酒身上的税比进口烈酒(如干邑、威士忌等)要低些，但已经相当高了。我在广州葡萄酒的生意，从2007年年底至今，每年的销售额约有10%的增长。如果税轻些，我们的价钱也可以定得低些，生意肯定比现在更好做。”

　　费了好大的周折，A先生终于从自己单位所在区主管地税局领到了个税税单。他目前的税前月薪为18000元，扣除社会基本保险后，税单显示他每月的纳税额为2337.64元，全年共缴纳个税28051.68元。假设自己以此收入水平为标准，工作35年，那上交的个人所得税，已经近100万元。

　　A先生突然感到有些肉痛，他看着街道上的市政工程、环卫工人……第一次真实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原来所有这一切，我都已经埋单。据财政部数据，2010年1至9月，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3716.49亿元，同比去年增长了21.5%。

　　A先生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我是单身贵族，每月18000元的收入，扣除个税后，应付生活十分宽裕；而如果我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并且还有年迈的父母久病在床，那要我同样缴纳近2500元每月的个税，未免过于残酷吧？

　　其实在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随纳税人的申报状态、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家庭实际支付能力，而不是总收入征税，更能体现量能征税的原则。

　　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只要是月收入过了起征点的居民，不论家庭负担轻重，都要纳一样的税，即“一刀切”地以个人为单位征收所得税。这与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能力上，还不能够掌握纳税人的真实信息不无关系。

　　国税总局所得税管理司副司长刘丽坚表示：“家庭联合申报必须具备很高的条件：第一是全社会纳税意识法制环境非常好；第二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非常高；第三是这个国家的税制要实行综合税制，或者混合税制模式。”

　　所谓的综合税制模式(或混合税制模式)，就是个人要就全部所得算一个总账，然后找一个总的适应税率。A先生从他的美国亲戚处了解到，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一个与身份证相应的税号，个人的各种收入缴税，都会记入这个税号中。上到奥巴马，下到钟点工，无一例外。但这并不是正式的纳税。

　　每年的元旦之后，雇员都会收到一张来自雇主的W-2表，上面列明了各种收入和扣税额。然后在4月15日前，纳税人把正式的报税表提交国税局。表中信息包括纳税人身份，被赡养的人口数，全年境内外总收入等。看应纳税与预扣税的差额，多退少补。

　　A先生想到一个很直观的例子，他的弟弟正在上大学，弟弟暑期给一家日报社打工一个月，赚到了3000元的工资，并缴纳了440元的个人所得税(注：一次性劳务报酬的税率为20%，其中不满4000元的，应减去800元作为税基)。但是在其他月份，弟弟并没有收入。也就是说分摊到全年，弟弟月均收入低于300元，但按照中国现行的个税制度，也就是月收入300元以下也要纳所得税。

　　A先生的大学硕士论文已经出版成书，他当时得到稿酬20000元，按现行稿酬税率计算，需缴税2240元(注：稿酬低于4000元的个人所得税税额=(每次所得收入－800元)×20%×(1－30%)；超过4000元的个人所得税税额=[每次所得收入×(1－20%)]×20%×(1－30%)。其实这本书是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的，如分摊到每个月，月收入则低于1000元。

　　从事建筑、装潢、销售等行业的劳动者也是如此，他们并非每月都能得到固定劳务报酬，而把一次性劳务报酬按一个月所得计税，这种税制设计显然是不科学的。

　　这类似于目前中国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自行申报个税制度，只是还需将覆盖面推广到所有人。截至2010年3月31日申报期结束，全国共有2689150人到税务机关办理2009年度个税自行纳税申报，申报应补税额16.42亿元，申报应退税额0.53亿元。

　　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它轻易地就引起了A先生的“税痛”。但A先生还不知道的是，今年1至9月的个人所得税数额，仅占了中国税收总收入的6.6%。大都分个人承担的“间接税”，还隐藏在不易察觉的经济行为之中。

　　老婆，你的脸为中国交了多少税？

　　Apple使用的Chanel女士香水100ml Chanel CoCo的市场售价为1480元。Apple并不了解，这个价格中实际上包含了17%的增值税251.6元，30%的消费税444元，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48.7元。一款1480元的Chanel香水，所缴纳的税款就达到了744.3元，已经超过了商品的半价。

　　2001年，王府井(51.94,3.40,7.00%)书店曾经为消费者搞了一个十分贴心的小创举，其在购物小票上，分列了价款金额和税款金额。比如标价100元的图书，小票清楚地标示：价款87元，税款金额13元。其实在国外，每单消费支出的税打在小票上，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做法遇到了麻烦，很多消费者质疑，买个书为什么还要纳税？是不是书店将企业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终王府井书店不胜烦扰，放弃了向购物者做纳税人教育的机会。连读书人都不能理解自己在消费活动中的纳税行为，更不用说其他商品了。

　　A先生和他的妻子都是喜欢看书的人，也经常会给孩子买一些课外书。两人每个月几乎都会去一趟书店，就在几天之前，他俩又搬回了十几本书，花了近500元。A先生还另外挑了三张CD，总价200多元。

　　在这笔总计700元人民币的消费中，A先生已经为中国贡献了约100元的增值税(500 ×13% + 200 × 17%，图书的增值税税率为13%，电子音像制品增值税税率为17%)。

　　所谓增值税，就是在原材料到商品成品的过程中，对每一个增值环节所征收的税。比如书是从一张张纸的生产开始，到作者一个个字写到几十万字，再到出版社运作使其增值。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A先生每月的购物支出在4000元左右，他每月的增值税支出就超过了600元。

　　逛得累了，那么去餐馆吃顿饭吧。A先生喜欢吃日式料理，他的妻子则喜欢必胜客的比萨。每次餐饮消费一般在200元左右，这其中，又包含了5%的营业税，将近10块钱。

　　“在交了增值税之后，还要再交营业税？”A先生对这些名目感到头晕脑胀。且看制定税法的人如何区分这两个税种，营业税适用的典型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等。

　　也就是说，购物时缴纳的是增值税，去看电影、吃饭、打羽毛球，缴纳的就是营业税。虽然营业税的直接征收对象是企业，但这些税最终还是会转化成售价，转嫁给消费者。A先生每月花在这些方面的钱将近3000元，他每月缴纳的营业税(5%)差不多为150元。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出售不动产也要征收营业税，税率为5%。A先生在去年曾以150万的价格卖出一套当初以100万元买入的房产，他先要缴纳7.5万元营业税，还要缴纳4.5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出售不动产的所得税为差价的20%，但实际缴纳时通常按售价的1%-3%缴纳，胡怡健教授注)。

　　从整体上看，2009年对营业税收入贡献最大的五大行业依次是：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除此以外，中国还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加征消费税。这里，消费税的作用不仅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手段，它还能调节市场的供求，引导消费的方向，缓解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不均。由此可见，很多奢侈品或者是不利于环保的商品，是消费税重点照顾的对象。

　　目前需要缴纳消费税的商品包括烟、酒、鞭炮、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摩托车、小汽车等。共有13个档次的税率，最低3%，最高56%。

　　例如目前高档化妆品的税率为30%。A先生的妻子刚在屈臣氏买了露得清的全套护肤品和雅诗兰黛的眼霜，消费近1000元，其中消费税就高达300元。而这些化妆品，几乎在两三个月内就会用完。“幸好我自己烟酒不沾。”A先生庆幸地说，他们家现在平均每月的消费税支出为200元。

　　有一天晚上，A先生躺在床上，看着妻子在梳妆镜前做皮肤保养，他情不自禁地感叹：“老婆，你这张脸为国家交了多少税啊？”

　　在中国这个以流转税为主要税种的国家，“税”被隐蔽在商品的价格之中，所以大多数人只知道自己几乎每天“买东西”，不知道买东西时实际也在“纳税”。“我自己早就对含税的价格习以为常，现在告诉我商品的免税价格，我反而不太习惯。”A先生说。

　　2010年1至9月，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15325.63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7.4%；营业税收入8356.61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4.9%；消费税实现收入4693.8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8.4%。

　　事实上，在这三个税种的基础上，我们的每一次消费行为，还需缴纳1%-7%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例如在市区，买一套CD为100元，其中增值税为17元，城市建设税为1.19元(17×7%)。

　　A先生身上的“唐僧肉”

　　没事喜欢上一下网的A先生发现最近在微博上流传这样一张照片，一位大陆居民手捧着伪装成遗像相框的iPad，走过罗湖海关。对“税痛”的共鸣，让A先生对于网友逃税的手法拍案叫绝。

　　网友沈立扬甚至在“深圳社区”论坛上发起来了“如何免税带iPad快速通关？遗像体创作征文活动”。在帖子里，有记者版、城管版、白领版等多种“通关秘籍”，例如白领版的四个步骤：

　　1、穿一身工作服，通信、石油类企业的最好；

　　2、把iPad调整到一张黑白正面人像照片，不推荐用自己的，推荐用你老板的；

　　3、双手捧iPad在胸前，满怀悲戚；

　　4、告诉海关人员，经理找石油或者架线的时候在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被部落武装杀害。

　　根据中国海关的规定，iPad属于笔记本电脑类产品，应该按照5000元的标准，征收20%即1000元人民币的税款。几天之前就曾爆出：一名香港籍男子携带2台iPad硬闯海关，最终海关出动多名警力将其擒获。

　　关税是个非常特殊的税种，它不仅能组织财政收入，同时也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枢纽。由于行业关系，A先生非常关注去年爆发的美国轮胎特保案。

　　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中国轮胎特保案实施限制关税，为期三年。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一年将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加征35%关税，第二年加征30%，第三年加征25%。

　　“轮胎特保”对中美两国来说可谓是两败俱伤，而很多美国厂商最终选择了价格高昂的欧洲轮胎，这些高昂的成本，最终将由美国人民埋单。

　　A先生对于iPad并不感冒，但他在2008年购买一辆斯巴鲁森林人时，却着着实实缴纳了一笔高昂的关税。A先生购买的2.0排量森林人到岸价为20万元，按照25%的关税税率，需缴纳关税5万元。

　　此外，还要加上消费税1万元，在此基础上，再征收17%的增值税4.42万元，此时，这辆车的售价已经超过了30万。再把这笔钱交给经销商之后，A先生还面临着另外一项特别的税种—10%的车辆购置税，也就是3万元。

　　2009年，国家为了提振汽车工业，曾对1.6升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5%(原比例为10%)征收车辆购置税。而在今年，又对优惠的幅度进行了调整，由此前的5%调整为7.5%，减免幅度有所收窄。购置税减半的政策一出台，立刻造成了中国车市的井喷效应。

　　A先生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已经缴纳了汽车消费税，还要再征收自己的车辆购置税？按照财政部的说法，汽车购置税是对买方征税，而消费税是对卖方征税。不过这个税最终将包含于汽车售价之中，成为价内税，间接由消费者埋单。

　　提车回家之后，还没完，每年还要继续缴纳450元的车船税。最近闹得轰轰烈烈的车船税新规也让A先生寝食难安。

　　10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我国车船税新政策将分为7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排量在1.0升及以下的乘用车税负减轻，大排量乘用车税负则大幅增加。

　　按照新规，A先生的2.0排量汽车可能是在第3档1.6-2.0，年车船税为900元；也有可能是在第4档2.0-2.5，年车船税则高达1500元。而4.0排量以上的汽车，最高税额可能达到10800元。不少大排量汽车的车主，已经在考虑把自己的爱车送去乡下“避避风头”。

　　A先生特别欣赏乘联会秘书长饶达的一句话，“目前汽车的税费政策之所以不合理，不是制定政策的人是外行，而是制定政策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的结果。”每个权力部门都把汽车当成“唐僧肉”来啃，A先生愤愤不平地说。

　　至于原油开采的资源税，还有已经开征，但没有列入新税种的燃油税，更是一笔难以算清的账单。

　　无缝不入的课税点

　　A先生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在2008年购入，这是他的第二套房。当时的成交价格为140万，该价格中包含了5%的营业税7万元，城市建设维护税4900元，以及由开发商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约为20万元(土地增值税的具体计算与土地的增值额和房产面积有关)。而A先生在购买房产的同时，还需另外缴纳3%的契税，税额高达4.2万元，再加上印花税700元。

　　在老房子出售之前，A先生拥有两套房产，老房子当时正以3000元每月的价格进行出租，根据房产税暂行条例，对于非自住房，A先生要从房租中拿出12%作为房产税，每年的此项支出为4320元(3000×12月×12%)。现在最让A先生揪心的是房产税的改革。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今年11月16日的《求是》杂志上撰文表示，在“十二五”时期要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拟先在部分城市对部分个人拥有的住房进行试点，恢复征收房产税，积累经验后逐步扩大到全国。

　　据财政部数据，今年1-9月，中国契税收入完成1741.49亿元，房产税收入646.28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1%和1.2%。

　　去年，在楼价疯涨，股市低迷的时候。A先生决定将房产套现，进入股市。他以150万的价格出售了购入价为100万元的房产，并缴纳了7.5万元的营业税和4.5万元的个人所得税。除此以外，还有5250元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和750元的印花税。

　　最后A先生拿到手的现金约为135万元。他将这笔钱全部投入到了股市之中。然而最终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原先的那套住房，到今年已经涨到了近180万元，而股市却始终在3000点左右徘徊。A先生欲哭无泪，追悔莫及。

　　事实上，A先生手上的几只股票刚刚在前几个月止损。炒股炒了一年，却是个不赚不赔的结果。尽管如此，A先生还是支出了炒股印花税近5000元。目前他已经将全部解套资金抽出股市，由于证券业的持续低迷，今年1至9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持续负增长，收入为362.23亿元，同比下降4.4%，占税收收入的比例也进一步下降为0.6%。

　　原理上，只要有经济行为，政府就能征税。当代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R·A·马斯格雷夫(1910～1989)曾经制作过一个社会资金运动流程图，告诉政策制定者经济活动中金钱的流向，从而找到可以建“收费站”的最佳结点。

　　在马斯格雷夫的描述中，社会货币经济活动分为两类，货币流和货币积。在货币流的经济活动中：无非是个人向单位提供生产要素，单位向个人支付货币收入；单位向个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个人向单位支付货币。在货币积的经济活动中，个人支付货币取得财产。

　　于是，家庭收入、消费、储蓄或投资都是课税点，而对企业，无论其采购原材料还是销售货物，也都构成课税点。马斯格雷夫共找到16个课税点，政府要征税，要么在资金的流动中，也就是流转税；要么在流入口，也就是所得税；要么在流出口，也就是支出税；要么干脆对静止的资本收税，也就是财产税，几乎无缝不入。

　　A先生目前正处于持币观望阶段。因为近期连续的加息，为了保险起见，他打算还是先将手上的100多万现金存在银行。从2008年10月9日开始，国家决定对储蓄存款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A先生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躲避税收的避风港。

　　A先生的家庭税单

　　(单位：元)

　　假设A先生的妻子税前月收入为12000元，扣除社会基本保险后，应纳税1221.64元。最后，让我们来统计一下A先生一家，从2008年到2010年，这三年的时间大约要支出多少税：

　　A先生个人所得税：2337.64 × 12(月) × 3(年)= 84155.04

　　A先生的妻子个人所得税：1221.64 × 12(月) × 3(年)= 43979.04

　　增值税：600 × 12(月) × 3(年) = 21600

　　营业税：150 × 12(月) × 3(年) = 5400

　　消费税：200 × 12(月) × 3(年) = 7200

　　关税：50000元(斯巴鲁森林人汽车)

　　海关征收的消费税：10000元(斯巴鲁森林人汽车)

　　海关征收的增值税：44200元(斯巴鲁森林人汽车)

　　汽车购置税：30000

　　车船税：450 × 3(年) = 1350

　　契税：42000(购买不动产)

　　营业税：70000(购买不动产)

　　土地增值税：200000(购买不动产)

　　房产税：4200(房屋租赁1年)

　　营业税：75000(售卖不动产)

　　个人所得税：45000(售卖不动产)

　　印花税：700(买房) + 750(卖房) + 5000(炒股) = 6450

　　城市建设维护税：(21600 + 5400 + 7200 + 10000 + 44200 + 70000 + 75000) × 7% = 16338

　　税支出合计：84155.04 + 43979.04 + 21600 + 5400 + 7200 + 50000 + 10000 + 44200 + 30000 + 1350 + 42000 + 70000 + 200000 + 4200 + 75000 + 45000 + 6450 + 16338 =756872.08

　　A先生一家的总收入

　　A先生3年收入：18000 × 12(月)× 3(年) = 648000

　　A先生的妻子3年收入：12000 × 12(月)× 3(年) =432000

　　出售不动产收入：1350000-1000000 = 350000

　　1年房租收入：3000×12(月) = 36000

　　合计：648000 + 432000 + 350000 + 36000 = 1466000

　　3年税负占收入比 756872.08 / 1466000 = 51.6%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胡怡健教授、黄天华教授、上海海阳税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邓女士、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金融学院潘渭河教授对本专题的帮助和贡献)

　　目前中国的19个税种

　　1、增值税 2、消费税 3、营业税 4、企业所得税 5、个人所得税 6、资源税 7、城镇土地使用税 8、土地增值税 9、房产税 10、城市维护建设税 11、车辆购置税 12、车船税 13、印花税 14、契税 15、耕地占用税 16、烟叶税 17、关税 18、船舶吨税 19、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2000年起暂停征收)

　　增值税

　　定义：增值税(value added tax)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但在实际当中，商品新增价值或附加值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是很难准确计算的。

　　征收对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但实际上，该税项将通过售价，转移给消费者。

　　征税内容：增值税征收范围包括：1、货物(有形动产，包括热力、电力、气体等)；2、应税劳务(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3、进口货物。

　　适用税率：增值税税率分为四档：基本税率17%、低税率13%，征收率和零税率。

　　与国外的差异：增值税问世于法国。早在1954年，法国即在原流转税的基础上建立了增值税，并逐步扩展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法国是实行多档税率结构，包括标准税率(19.6%)、低税率(5.5%)、特别税率(2.0%)和零税率，与中国相类似。而在美国，除了曾在密歇根州征收一种称为单一商业税(Single Business Tax)的增值税外，其他各州都没有征收增值税。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增值税的局限性会产生消极后果，如累退效应产生不公平，税负归宿不稳定，税负转嫁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更深层的原因是政治上的障碍，立法者担心增值税的引入会引起中央和地方在税收主权和利益方面的冲突。

　　消费税

　　定义：消费税(Consumer tax)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的一个税种，主要是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征收对象：消费税的纳税人是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零售和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征税内容：烟，酒及酒精，鞭炮，焰火，化妆品，成品油，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等税目，有的税目还进一步划分若干子目。

　　适用税率：消费税共设置了11个税目，在其中的3个税目下又设置了13个子目，列举了25个征税项目。实行比例税率的有21个，实行定额税率的有4个。共有13个档次的税率，最低3%，最高56%。

　　与国外的差异：根据各国征税范围的宽窄，可将消费税分为有限型、中间型、延伸型。有限型消费税征税范围不宽，征税对象主要是传统的消费品，税目一般在10—15种，如英国，仅对酒精、烟草、烃油等征收消费税。中间型消费税范围较宽，除有限型消费税征税范围包括内容外，还包括奢侈消费品及一些服务行业。世界上有30%左右国家采用这种形式。延伸型消费税已经接近于无选择的消费税，除了上述两类包括范围外，还将生产、生活资料列为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如韩国、意大利等。

　　营业税

　　定义：营业税(Business tax)，是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

　　征收对象：根据营业税有关规定负有代扣代缴营业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征税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的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其中，应税劳务是指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税目征收范围的劳务。

　　适用税率：(1)交通运输业3%、(2)建筑业3%、(3)金融保险业 5%、(4)邮电通信业3%、(5)文化体育业3%、(6)娱乐业5%-20%、(7)服务业，包括组织旅游，提供场所等，5%、(8)转让无形资产5%、(9)销售不动产5%。［其中，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转让，全额征收营业税；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转让，按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营业税；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与国外的差异：很多国家并没有“营业税”的定义，比如美国流转税的主要税种就是销售税一种，各州和地方的销售税率不同，最高只有10%。因为税制简单，就不会出现消费者多重缴税的情况。在中国香港，人工、地租都比内地贵，但很多商品反而便宜，这正是因为香港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定义：城市维护建设税(urban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tax)是对从事工商经营，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征收对象：在征税范围内从事工商经营，缴纳“三税”(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下同)的单位和个人。

　　征税内容：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三种税的税额为计税依据。

　　适用税率：按纳税人所在地分别规定为：市区7%，县城和镇5%，乡村1%。

　　与国外的差异：在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样以“三税”为税基，再次征税的税种。

　　个人所得税

　　定义：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tax)是国家对本国公民、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个人的所得和境外个人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

　　征收对象：在中国境内居住有所得的人，以及不在中国境内居住而从中国境内取得所得的个人。

　　征税内容：(1)工资、薪金所得、(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3)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4)劳务报酬所得、(5)稿酬所得、(6)特许权使用费所得、(7)利息、股息、红利所得、(8)财产租赁所得、(9)财产转让所得、(10)偶然所得、(11)其他所得。

　　适用税率：个人所得税根据不同的征税项目，分别规定了三种不同的税率：

　　(1)工资、薪金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按月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税。该税率按个人月工资、薪金应税所得额划分级距，最高一级为45%，最低一级为5%，共9级。

　　(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的全年应纳税所得，适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一级为5%，最高一级为35%，共5级。

　　(3)比例税率。对个人的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按次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的比例税率。

　　与国外的差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采用分项计征的方式，这其实与中国目前的征税能力不强，中国居民的纳税意识薄弱有关系，并且目前我国只能做到“量入而征”，无法做到“量能而征”。而在美国，为了保障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美国建立了“社会保险号”体系。在美国的居民，进行一切经济活动时，如申请贷款，都必须填写这个号码。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号获取公民经济活动的全部信息，进而有效地抑制了偷漏税行为。而为了保证纳税人按期足额缴纳个人所得税，美国在税收征管工作中一直坚持稽查审核制度，若稽查对象被查出故意造假，违反法律，将受到重罚或以犯罪案件依法论处。再次，美国尤其重视对民众纳税道德的教育，使民众形成了良好的纳税习惯，使纳税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关税

　　定义：关税(tariff)是指进出口商品在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国所征收的税收。

　　征收对象：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

　　征税内容：出入关境的货物和物品。

　　适用税率：包括法定税率(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普通税率)、暂定税率、配额税率、信息技术产品税率、特别关税等多种税率。

　　车船税

　　定义：车船税是指对在我国境内应依法到公安、交通、农业、渔业、军事等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的车辆、船舶，根据其种类，按照规定的计税依据和年税额标准计算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征收对象：应税车辆或船舶的所有单位或个人。

　　征税内容：车辆，船舶等。

　　适用税率：即将出台的车船税新政策拟分为7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最高可到10800元每年。

　　与国外的差异：国外并没有车船税的概念，例如美英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私车使用环节的税收，但都不是固定税额，而主要通过燃油税来实现“多开多交、少开少交”的调节功能。这种做法将直接导致百姓的钱包与汽车的节能特性和用车频度、里程挂钩，会比“车船税”发挥出更大、更科学的作用。

　　车辆购置税

　　定义：车辆购置税(Tax on Vehicle Purchases)是对在我国境内购置规定车辆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它由车辆购置附加费演变而来。

　　征收对象：购置(包括购买、进口、自产、受赠、获奖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并自用)应税车辆的单位和个人。

　　征税内容：汽车、摩托车、电车、挂车、农用运输车。

　　适用税率：10%

　　与国外的差异：在购车环节中，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采取轻税政策，即征收额都很低。美国的车辆购置税属于地方税，各州收取比例不同，最多的州也只有6%左右。而在购车环节，欧洲只征收增值税，各国税率不同，意大利和法国在20%左右。在日本，普通轿车要交纳5%的购置税，而微型车只需要交3%。

　　契税

　　定义：契税(deed tax)是以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征收对象：在中国境内取得土地、房屋权属的企业和个人。

　　征税内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赠与和交换)，房屋买卖、赠与和交换等。

　　适用税率：3%-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这个范围内可自行确定各自的适用税率。契税的计税依据，归结起来有4种：1、按成交价格计算。2、根据市场价格计算。3、依据土地、房屋交换差价定税。随着二手房市场兴起，房屋交换走入百姓生活。倘若A房价格30万元，B房价格40万元，A、B两房交换，契税的计算，自然是两房差额，即10万元。等额交换时，差额为零，意味着，交换双方均免缴契税。4、按照土地收益定价。这种情形不常遇到。

　　与国外的差异：发达国家，如日本的房地产购置税，利率是4%。美国还曾出现买房“退税”政策。2008年，为了帮助次贷危机中的40多万“房奴”，促进美国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恢复稳定，政府出台了一项总额150亿美元、针对首次购房者的退税优惠政策：2008年4月9日至2009年6月30日间首次购房的美国公民，可以得到联邦政府向其提供的房屋交易价格的10%的个人所得税退税，但最高不超过7500美元。

　　房产税

　　定义：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征收对象：一般为房屋产权所有人。

　　征税内容：所谓房产，是指有屋面和围护结构，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学习、工作、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但独立于房屋的建筑物如围墙、暖房、水塔、烟囱、室外游泳池等不属于房产，室内游泳池属于房产。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不包括农村的房屋。

　　适用税率：按房产余值计征的，年税率为1.2%；按房产出租的租金收入计征的，税率为12%。但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用于居住的，可暂减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与国外的差异：发达国家一般没有单独的房产税，而是征收财产税，如美国、英国、荷兰、瑞典就将房产和其他财产捆绑一起征税。其中，美国将房产归为一般财产，征收一般财产税。各国的税收基础均为核准后的房地产价格，国家的税率各不相同，一般为3%-10%。中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外买房都是归自己，不像中国的房产住户只是拥有使用权。

　　印花税

　　定义：印花税(stamp tax)以经济活动中签立的各种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等应税凭证文件为对象所征的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印花税的一部分，根据书立证券交易合同的金额对卖方计征，税率为1‰。

　　征收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具体有：1、立合同人，2、立账簿人，3、立据人，4、领受人。

　　征税内容：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和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

　　适用税率：现行印花税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税率。其中比例税率有四档，即千分之1、万分之5、万分之3和万分之0.5。

　　与国外的差异：在国外进行证券交易，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征收印花税，只有少部分国家和地区收，但是比例也是非常低的，一般都是单向征收0.1%以下。例如，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都不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

“个税”之变：缩减征收级别、适当下调税率

耿雁冰 郭一信 师同 北京报道 2011-01-04

“十二五”开局之年，个税改革有望获得突破。

据消息人士透露，近日，新的个税改革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方案将对整张税率表作出调整。

“新的个税改革方案，可能不会改变2000元的起征点，但拉开了税率级次，也对税率作了相应调整。此外，改革方案在个税征收制度上作出了一些推进，可能会将其他所得的800元征收点调整到工资所得的2000元同等水平。”该消息人士告诉记者。

2010年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共同完成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起草工作。该草案对个税制度进行了多处修改，以达到为中低收入者降低税负的目标。

据悉，此次个税修改的目标包括：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推进合并应税所得项目、适当调整税率级次；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改善征管条件等内容也被写入草案。

社科院财贸所所长杨志勇告诉本报记者，虽然此次个税改革免征额不上调，但缩减税率级次、扩大税率级距以及适当下调税率之后，肯定会起到减税的效果。

最高档税率下调

“最高税率的设定目前存在争议，很有可能会下调。”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到45%，而国际上多为4到5级税率。此次个税改革调减级次后，可能只保留5-6级税率，而相应的级距扩大后，可使中低收入者复合到最低的一、两级税率之上。

“个税调减级次，对中低收入者会有好处。级距扩大，使中间收入人群不会很快跨入高收入税率中去，这就减少了他们的负担。”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宏观经济室主任梁朋强调，个税改革对中低收入者有一定帮助，但现在主要问题是初次分配。收入的初次分配问题没有解决，想通过二次分配制度来调整，难度比较大。

此次税收改革变化最明显的，是针对高收入人群税收的调整。根据目前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对月薪超过10万将以45%的税率征收个税。

“最高税率的设定目前存在争议，很有可能会下调。”杨志勇表示，“现在中国的最高税率，相对于国际水平来看已经过高。”

梁朋也认为，调整45%的最高档税率，对税收是有好处的，因为国内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征到45%，部分高收入者会采用某些方法不在国内纳税。而调整后的税率，可以增加实际的境内纳税。

此外，此次个税改革除了调低45%的税率，还有可能将最高档设置调高到10万元以上。杨志勇也认为，现在最高税率月收入10万的适用级次，同当前经济发展程度脱节，应该适当上调。

个税起征点不动

“起征点仍延续2008年3月1日起实施的2000元标准。”

此次个税改革，起征点很可能不作调整，仍延续2008年3月1日起实施的2000元起征点。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告诉本报记者，个税免征额的上调对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作用甚微，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最低工资标准都低于每月1000元，而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为2500元左右，如果继续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从中受惠的将主要是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则不被涉及或者影响甚微，这恰恰违背了利用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初衷。

去年11月，财政部网站也发布文章指出，提高起征标准，往往是高收入者受益较多，中等收入者减税较少。文章表示：“占工薪收入者大部分的低收入者，则由于本不需要纳税而不会受益。高工薪收入者减税较多，是因为对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征收，相应在减税时也有累退效应。”

文中还举例说，如将费用扣除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000元，月薪为5000元的纳税人每月少纳税100元，而月薪为1万元的纳税人则每月少交200元税。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上调免征额是整体上减税，但无助于公平。

他举例说，我国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2000元以上收入者只占10%，如果调整免征额，只是对这10%少数人减税，对90%的人没有影响。考虑到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免征额可以适当调整，但是上调多少需要具体测算。

而调节个人所得税的诸多因素，除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外，还要统筹财政承受能力。目前，个税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四六”分享比例，个税既是地方收入来源之一，也是中央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2年开始，个人所得税由中央与地方分享，中央财政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中多得的财力，几乎全部用于对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职工工资发放以及社会保障补助等基本支出项目。如果只赋予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而否定其组织财政的收入的功能，不仅会影响国家对低收入者和地区的转移支付能力，从长远看，也难以发挥其调节高收入的作用。

“减税不仅仅体现在数字上的变化，它会涉及到一些结构性税收的变化，在减税的同时，其他的政府收入项目会出现怎样的变化，都需要关注。”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

推行混合所有税制改革

“将其余10类所得的征收点都调整到2000元水平。”

迄今为止，有关个人所得税的几乎所有调整动作，都未真正触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实质内容。不过，这一现象有可能在今年发生变化。

据悉，上报国务院的草案，还计划将目前个人11类所得进行合并。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类个人所得税制，除工薪所得外，对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也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扣除标准，多为800元。而综合征收的目标是，将其余10类所得的征收点都调整到工薪所得一个水平，即2000元。

在高培勇看来，近年的个税制度改革只是“小步微调”。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被界定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即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制”改为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有税制”。

“这项改革自2006年以来，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是根据生活费用上涨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做了个税起征点上调和个人自主纳税申报，同时加强了税收征管。”高培勇表示。

有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执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模式过于复杂，同时，累进制税率也带来事实上的不公平，极大的制约了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据接近财政部人士介绍，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并最终建立完全的综合税制。

“实行这样的税制，就是把一个人的各种收入加在一起，然后再考虑各种具体情况，规定具体的扣除额，年终汇总计算纳税。”该人士表示。

实行这样的税制，征管上要求比较高，要求纳税人向税务局申报纳税，税务局也要合适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另外，还要建立配套制度，比如现金管理，银行和税务系统联网等。一旦实行综合制，便意味着直接针对居民个人征收且由居民个人直接缴纳时代的来临。

“当你发现某一天穿着税务制服的人和作为个人纳税人的你，能够直接打交道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直接税时代才会真正到来。”高培勇告诉记者。

ViD：用商业谱写公益牧歌
高嘉亦 来源：《中国慈善家》

在中国，社会企业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自它被提出不久，就势如破竹，浪潮汹涌。一些政府管不到、传统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否由社会企业来填补空缺，ViD所引领的这种理念，开启了一场新的启蒙思潮。
　　
原本只是想通过直接从藏区牧民手中收购牦牛奶、牦牛绒，经过加工后把成品销往国际市场的业务模式，从而来改善中国西部牧民的生活状况。但是，正是这个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创意，却出其不意地构建出了一个帮扶近5000个牧民，每年营收数千万的庞大“牦牛商业王国”。
　　
缔造这段瑰丽传奇的，是两个年仅27岁的中国女孩??苏芷君和乔婉珊。二人都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2006年哈佛大学商业计划奖的获得者，也是2008年由EchoingGreen(国际领先的社会企业创投基金会)遴选出的年度最佳社会企业家。2009年，苏芷君被提名为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度全球青年领袖，乔婉珊也入选2009年“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亚洲区决赛。
　　
在社会企业的理念中，这种创新的商业模式是一种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正是靠着这个创意在国际各项社会企业赛事上的获奖和吸引来的投资，2006年10月，苏芷君和乔婉珊在香港和美国创立了ventures indevelopment(以下简称“ViD”)。
　　
起点：“伊甸园”里的乳酪王国
　　
2005年，是引发苏芷君和乔婉珊头脑风暴的一年。当时，她们正在中国西部进行实践调研。
　　
当她们的双脚刚刚踏上祖国西部高原的土地，便真切感受到了一种逼近生存底限的落后和原始：很多地区的牧民年平均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不少牧民家里甚至还没有通电。“能否采用‘社会企业’的模式，为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个想法迅速在两个女孩心里生根发芽。
　　
位于“人间伊甸园”香格里拉的偏远山区浪都村，成为了她们将想法付诸行动的突破口。
　　
浪都村是云南省迪庆州50多个特困村之一，村民收入百分之八十都依赖于牦牛产品。交通不便捷，信息交换也不通畅，使得唯一的生财之道也变成了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村民先要把鲜榨的牦牛奶倒进没有冷藏设备的大桶，然后步行七小时到达集市，这样的辛苦跋涉换来的仅是不足10元的收入，而牛奶还往往因为变质而浪费了。
　　
2004年，苏芷君她们曾在当地牧民设立了一家乳酪厂，每年开工3个月，但由于口味、卫生标准等诸多因素制约，产品没有市场销路，自然也就无从提高牧民收入。
　　
惨痛的前车之鉴并没有能令苏芷君和乔婉珊望而却步，相反，她们更加专心地投入到紧锣密鼓的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之中。
　　
全球1400多万只牦牛，超过九成在青藏高原。“就像在黑暗中开打了一盏灯”，苏芷君这样形容自己当时豁然开朗的创业思路，“牦牛在高原的天然环境中成长，正好符合当下市场对天然、有机、绿色食品的需求。如果牦牛奶酪的口味为大众接受，肯定会有极大的市场吸引力。”这个关于奶酪的创业计划，为她们赢得了2006年哈佛大学的商业计划奖，而1.5万美金的奖金也成为她们后来“将梦想照进现实”的第一笔现金投资。
　　
其后不久，苏芷君和乔婉珊便在浪都村原有奶酪厂的基础上成立了美香乳酪厂，运营两年之后就达到了收支平衡。
　　
目前，美香乳酪厂所生产的乳酪也正以香格里拉为起点，逐步开始向上海、北京、香港等地的旅游区和高级饭店迈进。苏芷君相信，不久的将来，牦牛乳酪不仅会在香格里拉的大地上建立强大的乳酪王国，也会在消费力较高的地区遍地开花，“这还只是一个示范，未来我们将成立更多的乳酪厂。”
　　
拓展：让牦牛绒走上时尚舞台
　　
锋芒崭露之后，苏芷君和乔婉珊又将她们的商业版图扩展到了青海。
　　
早在2005年的一次调查考察中，牦牛身上的牦牛绒就已引发了两个女孩的极大兴趣，她们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的缺口”。她们花了整整半年时间，一边找专家鉴定牦牛绒的品质，一边依据品质给牦牛绒定级，同时，还要分析不同品质的牦牛绒应用到编制、漂染等过程的效果差异。“牦牛绒产业之所以不像羊绒产业那么发达，是由于外界不了解牦牛绒。国内的厂家不善于产品拓展，只是一味满足国外订单的需求；而国外的设计师又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牦牛绒这种材料。”
　　
所以，从牧民那里收购牦牛绒，再运到外地加工成有高附加值的纺织品、编织品进行销售，成了两个女孩子不谋而合的考虑。
　　
2006年的秋冬，ViD旗下的Shokay(牦牛的藏语)品牌诞生，它的LOGO采用的是一头牦牛的剪影，牛背上是中国结的图案。
　　
但是，障碍总是不期而至。从收购原料开始，牦牛绒的生意就一再陷入各种困境。
　　
2007年3月，收购原材料的工作沿着青海湖开展起来。可在广袤的高原上，村落都零星分布于高海拔的山顶，如何找到当地牧民收购牦牛绒，成了最大的困难。
　　
苏芷君和乔婉珊第一次收购牦牛绒时，牧民们远远地观望着这些陌生的年轻人，却没人靠近。于是，她们先是找到当地政府，然后挨家挨户走访牧民家庭，向牧民们讲授项目的理念和运作模式。几天后，终于有人试探性地向她们出售牦牛绒，这时，苏芷君又告诉他应该把柔软的细牦牛绒分梳出来。原本每斤5元的这袋细牦牛绒最终以近100元的“天价”被收购时，牧民们顿时沸腾了。通过这种新奇的“交易”方式，信任，也一点点地积累起来。那一次，她们总共收购到了超过一吨的牦牛绒。

接着是寻找纺纱厂进行清洗和纺纱，而这个过程更是艰巨。年轻的面孔总是很难获得信任，而牦牛绒加工经验的欠缺，也让这项业务鲜有人问津。又是一番“走南闯北”的奔波之后，两个女孩子才终于在内蒙和香港确定了工厂。
　　
然后便是初期设计环节。起初，苏芷君和乔婉珊采用的是“山寨”设计法，即先在时尚杂志上选中合适的款式，再交给厂家去生产，因为这样就能省下雇佣设计师的费用。她们还在上海崇明岛设立了编织合作社，组织当地的“织娘”编织围巾、披肩、手套、童装等。
　　
当苏芷君把成品带回青海给牧民们看时，“他们都震惊了，不敢相信手里这么精致的小东西，竟然是用以前自己编麻绳的牛毛做出来的。”后来，“山寨”设计的尴尬也迎刃而解，而解决办法仅出于一个别出心裁的创意。
　　
自Shokay创立以来，销路的开拓一直是最难的关口。很多消费者对牦牛绒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市场定位显得十分困难，这个困难在内地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Shokay创立的前两年，客户主要集中于欧美和日本，而内地的销售直到2007年底才开始。“我们也不知道，Shokay是否能引领出一个既具异域风情又具社会责任的奢侈风尚。”苏芷君略带迷茫地说。
　　
在上海泰康路的田子坊，Shokay开设了自己的店面。在这里，琳琅满目的Shokay产品能充分满足时尚达人和家居装饰者的多种需求。如今，这样的店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已经有了130多家，包括香港、东京、巴黎、纽约等等，每年营收数千万。
　　
挑战：社企模式能否长存
　　
四年前ViD创立时，曾定下目标：三年内收支平衡，乳酪和牦牛绒业务持续发展，并且达到应有的社会目标??在不破坏环保，而又可保存藏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建立牦牛副产品企业，增加牧民收入和发展机会。
　　
现在看来，当初的目标已经达到。牦牛乳酪正一步步按计划稳定发展，海外市场前景明朗。调查显示，尽管各式特种乳酪都价格不菲，但其在美国的市场销售额却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仅2009年就达到24亿美元。此外，“带着原始气息的摩登，永不过时的优雅”的Shokay牦牛绒产品，也已成为中国本土的奢侈品牌，并在欧美时装展中崭露头角，赢得了不少知名设计师的青睐。
　　
而相比可观的经济价值，ViD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则更为巨大。
　　
ViD收购牦牛奶的价格高出市价一倍多，帮助当地牧民提升收入超过50%；以高出市价五、六倍的价格收购牦牛绒，也能帮助当地牧民提高50%左右的收入；此外，ViD还在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为牧民提供资金借贷、就业岗位、工作收入，使牧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尊严。今年，Shokay又开始推动手捻纱项目，为当地妇女在季节性工作之外，创造了进一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机会，同时，一个旨在提高当地妇女的常见病常识、提高其预防保健能力的妇女健康教育项目，也即将推行。
　　
在中国，“社会企业”还只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但自它被提出后，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一波讨论的热潮：是企业还是公益组织？追求盈利还是公益行善？一些政府管不到、传统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否应由社会企业来填补空缺？而这些关于“社会企业”理念的激辩，也势必引爆一场新的启蒙思潮。
　　
作为“社会企业”先行军的ViD，自成立之日起便遭遇了来自各方的质疑，经常被人很不客气地质问：“你们到底是想做生意赚钱，还是想做社会公益？”对此，苏芷君和乔婉珊表示，公益目标和商业盈利如何平衡，的确是一个难题，但并非毫无实现的可能。因为对她们来说，“最大的盈利就是让牧民得到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