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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用限制买房抑制房价是堵而不疏
2011年02月25日 经济观察报


　　在讨论房价的时候，人们往往把投资和投机混为一谈。其实这二者有巨大的区别。买房用于投资是永远值得欢迎的，但如果是用于投机则不然。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投资过旺，而是投机过旺。对住房政策中要区分投资房和投机房，鼓励前者，预防后者。

　　投资是一次性投入资金，以后逐年得到回报。若干年后除收回本金还有利润。比如买房出租，从租金中回收投资的资本。又如买房用于建设厂房，建停车场，建仓库等每年都能有收益的项目，这些都属于投资。

　　买了房什么也不干，等房子涨价后卖掉，这属于投机。这两种房屋的买卖非常不同。在股票市场中，买了股票长期不动，等公司分红，是投资性的。等股票涨价后卖掉，赚买卖的差价则是投机性的。

　　一般商品也有投机和投资的区别。买卖为了正常的消费和生产属于投资性；既不生产又不消费，但是从事买卖，买进就是为了卖出，从价差中赚钱，这是投机性的。

　　投机活动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如果赚了钱，这是财富的创造，是对社会有利的。如果赔钱，则对社会有害。其中的道理我在以前写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解释。正因为这样，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买卖的存在。比如期货市场，就是投机市场。它对社会是有利的。

　　一切买卖都可分为投机性买卖和投资性买卖。因此所有参与买卖的人可分为投机集团和投资集团。投机可能赚钱，也可能赔钱。投机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有赚有赔。正负抵消之后如果是赚了，投机集团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如果是赔了，投机集团会给社会造成损失。如果投机完全是碰运气，赚钱和赔钱的概率差不多相等，对社会没有什么作用（如果不计入投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所以投机应该由投机专家来做，他们对市场有专门的知识，比较善于估计价格的走向，比较容易赚到钱。

　　投机者要能赚到钱必须对市场的价格有研究，有判断。比如就粮价而言，一般的规律是秋季粮食价格低，春季粮食价格高。所以在秋季买进，到春季卖出是能够赚钱的。他们在时间上调剂了余缺，平滑了价格的波动，对社会有贡献。可是如果投机的人太多，大家都在秋季买进，就会人为地抬高秋季的粮价，甚至抬得比春季更高。这时候价格不是由正常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决定，而是由投机者决定。投机者把市场搞乱了，谁也赚不了钱。

　　对一个正常的市场有少数投机专家操作，是能够赚钱的，是对社会有利的。但是如果投机者太多，价格被投机者决定，不由正常的消费和生产决定，投机就变成赌博，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任何一个市场，在正常消费和生产之外有少数专业投机者，他们能够赚钱，创造财富，对社会有利。但是当投机者太多时，投机市场变成了赌场，对社会不利。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都有投机者太多的问题。在这样的市场中赚钱完全靠运气，不能平滑价格的波动，也不能预测价格的走势。

　　就房地产市场来说，这两种不同动机的购买是很容易区别的。如果买房自己住，或用于出租，这都是投资房。如果只是为了将来涨价之后出卖就是投机房。投机房一定是空房。如果有人住进去了，就变成投资房。随时能够投入市场的房一定是空房。有人住的房买卖比较困难。我国大城市中已经售出的房屋中空房率很高，说明投机房很多，这些房随时随地都能出售。一旦房价趋降，为了避免套牢，投机者会求早日脱手。大家都想争着早点买，房价就会直线下降。这就是泡沫的破裂。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从道理上讲，投资房和投机房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用于投资的房在市场合适的时候可能出售，这就变成投机房了；用于投机的房也可以暂时出租赚取租金，此时投机房又变成了投资房。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现实不是这样。全国的空房率这么高，为什么他们不出租赚一些额外的租金，似乎这样并不妨碍房屋的出售。但空置两三年的房比比皆是，说明准备出卖的房是不出租的。如果现在这么多的空房都拿来出租，租房的价格会进一步下降。现在的租售比（租房价格和买房价格之比）已经很不利于买房，租房远远比买房合算。出租住房的所得比起房地产涨价的所得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投机房的房主不在乎出租所赚的租金。租金相对的过低阻碍了投机房转换成投资房。所以把买房的目的分成投资和投机，大体上是不错的。针对不同的买房目的有不同的政策，才能有效地改善房地产市场。现在对高档房征收房产税是一个好政策。但是更好的抑制投机房的办法是对买卖住房的所得征收高额所得税。使在房地产投机所得的大部分都拿来缴税。

　　现在房地产的投机过旺，急需压抑这种活动。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禁止房地产的投机。一定程度的房地产投机不但应该允许，而且是必要的。或者说，空房率应该保持一个适当的数字，太低的空房率会阻碍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阻碍它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没有空房。也没有房地产市场，改变住房是通过换房来实施。换房的主要原因是就近上班。换房和市场交换不同，前者没有货币的参与，不能补偿住房价值的差。只有交换各方都感觉对自己有利时交换才能成功。这种配对很不容易成功。从一对一交换发展到三角交换，一直复杂到30户人同时交换，才能够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因为没有空房，不能周转，要换房必须同一天所有的人同时搬家。天津有一次组织30户人家同时搬家换房，蔚为壮观。如果有空房用于周转，就不需要同一天大家一起搬家。这说明保持一定数目的空房，以利于周转是必要的。

　　附带说一句，换房的事实证明，房子的价值还随着谁在使用它而不同，并非仅仅决定于盖房花了多少成本。同样的房子不同的人用，发挥的价值是不同的。换句话讲，改善配置可以增加全社会所得到的享受，这正是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的原因。社会要富，不但要多生产，还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好。办法就是通过交换，改善资源配置。进一步讲，增加生产的办法也是改善劳动力，资本，资源，原材料的配置，提高他们的使用价值。所以改善资源配置是一个社会致富的根本之道。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投机房这样多有其原因。首先是经济高增长，财富的积累很高，收入分配又向富人倾斜，所以有一部分人手中有很多钱。这些钱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又怕货币贬值，最方便的保值手段是买房。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住房，买房只是为了保值增值，待价而沽不准备要用，最后是准备出卖的。

　　现在政府为了抑制房价，用限制买房的方法，如提高首付比例，提高房贷利息，不许卖第二套房或用户口限制，这些方法都是堵而不是疏。大家手中的余钱还在那儿，总要找出路。如果大量钱涌向股市，使股市猛涨，也是泡沫，一样难治理。根本的办法是广开投资机会，让大家手中的钱有好的赚钱渠道，就不去买房了。可以开放原来的垄断市场，如金融业，电讯业，石油化工业，或开放百姓向国外投资的渠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业。这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维迎：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

经济观察报

张维迎

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少，而是太多。对于产业政策我稍微评论两句，我自己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产业政策的好多思想建立在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远见，更能预测未来，更能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更懂得市场规律的前提之上。但我们知道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而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我们大部分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这不是我评论的，是我们好多原来制订产业政策的官员退休之后，他们自己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失败的。包括我们的汽车政策，假如我们在早期允许中国的汽车更为自由地发展的话，中国民族品牌的汽车应该比现在强大得多。

我们有些政策是出于另外的一些体制的障碍而建立起来的，这使我想到在80年代骑自行车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快到修车铺的时候你的自行车轮胎经常被扎破了，因为这是修车铺的人给自己创造工作，他在马路上撒一些钉子，你过去，自行车肯定会被扎破，然后你一定要让他给你修。我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让市场更自由地发挥作用，让企业家更有积极性预测未来，特别是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看待未来的发展的话，我们好多的错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有的情况下，由于各种体制制度的约束，中国好多企业家看问题是比较近的，他不看十年、二十年产业的规划、市场的趋势，而更可能看的是一两年的事情，这给我们的结构调整带来障碍。好多企业家都在揣摩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但据我了解，好多的产业政策最后可能容易变成利益分配机制和寻租活动。所以我们好多政策往往变成一个分配财富的机制。这使我想到，我们这个社会要健康地发展，最重要的是怎么使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各国都有各国的道路，但是人性从古到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人性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好的制度会把人性中追求幸福，追求快乐的这种冲动变成为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带来快乐这样一个事实。我最近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好多人说中国模式，中国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实行像东欧一样的私有化，我们在很多领域还坚持公有经济，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比它们更快。我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误解，说明我们对什么叫私有什么叫公有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一般认为，一个国有经济或者公有经济，它的权利是属于大家的，属于集体的，而私有经济的权利属于个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任何社会，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权利都是个人的，行使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不能行使权利，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灵魂、有思想的人才能行使这个权利。国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私人经济，它们的最大区别在哪儿？最大区别是在公有制下，权利都是依附在职位上的，所以我定义为“职权经济”。比如说你有没有投资的权利？首先依赖于你在不在政府，即使你在政府也不是所有职位都有投资的权利。而且我们知道，越是高的职位控制的资源就越多，越是低的职位控制资源越少。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下，不仅资源的配置依赖于职位，甚至生活资料的配置也依赖于职位。比如说出差坐火车，谁能坐软卧，谁坐硬卧，谁坐硬座，这都是有级别规定的。你家里能不能安电话，你能不能有车，你住多大的房子，全是根据职位来定的。甚至我们知道你能得到什么样的新闻，看什么样的报纸，也都是根据职位来定的，高级干部可以看大参考，普通人只能买小参考(《参考消息》)，获取信息的渠道都不一样，所有的权利都依赖于职位。在这种体制下，任何人要获得权利，第一努力的是什么？进入政府。第二，进入政府之后怎么找到最有权力的部门，再在这个部门一层一层从下往上爬，走得越高权力越大。这就是我们公有制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私有制是怎样的经济？私有制的权利依附于财产。现在衡量财产的通用标准就是钱，你有钱了，你就有了权利了。好比你有钱了，你可以投资，买股票，可以买债券，办工厂，甚至办银行，你可以用钱买汽车，你爱买多大的汽车买多大的汽车，也可以买大房子，你可以住好医院，可以吃更好的饭，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在公有制下争取职位最好的办法不是给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怎么想办法把竞争对手挤下去。所以，尽管在公有制下人们也在竞争，但是破坏性的竞争，怎么把别人拉下来然后自己上去。这样我们都很忙，但不创造财富。在私有制下，你要想能够获得钱，你得生产东西，卖东西，你能否卖出去，能卖多少价钱，最终谁说了算？是消费者说了算。消费者用货币投票决定你的命运，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给客户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哪个企业给消费者的剩余多，哪个企业就有市场。所以我们看到，私有制的竞争是创造财富的竞争，是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竞争，由此导致了好多新的发明创造和技术的进步。企业家为了能够使自己拥有这种权利只有去创造，而他创造的成就只有在他对未来的判断比别人更正确的时候才能够成功。

中国的企业家聚在一块讨论更多的是什么？是政策，因为他们能不能赚钱，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他对市场的判断，而依赖于他对政策的判断。如果政策本身能带来好多钱的话，即使他知道这个政策错了，但是只要争取到这个政策的优惠措施就有了财富。所以这两种体制下人的本质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人的行为方式，变化的是不是为这个社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变革实际上就是怎么由职权经济变成产权经济，过去我们是有了政府的职位才能行使政府的权利，现在有财富、有钱的话不需要政府的职位也可以行使权利。这个变化最初从农村开始，原来农民进不了政府，他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给了农民自由，农民即使不进入政府，也可以搞投机倒把，所以出现了好多万元户，变得富有了。接下来的变化发生在城市人身上，好多原来的城市居民进不了政府，进不了国有企业，生活也很困难。现在有钱的人好多方面可以享受到和有权人一样的生活，如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讲的“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这样也就是说，中国最聪明的人没有必要一定要进入政府才能够享受，一定要进入政府才能够调动资源；通过做企业，通过给消费者带来快乐、带来价值，同样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我们国家发展的动力就发生了整体的变化。全世界的发展都是这样一个道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让聪明人为别人创造财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什么时候这个地方的经济就可以发展。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体制使得这些人不是在想办法通过为别人创造财富而获得幸福，而是通过怎么掠夺别人的财富获得幸福，这个经济一定就是停滞的。中国今天仍然有好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其实很简单，我们既有职权经济，又有产权经济，这样的话有一些人不是通过创造财富，而是想办法通过收买有职权的人，收买控制资源人手中的权利来获得资源。比如说我通过关系获得一块很便宜的土地，一倒手就赚很多钱，这个致富的过程可能比好多做制造业的人快得多。这仍然是中国一个严重的问题，由此导致越来越多原来搞制造业的人转向房地产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制造业产业，这对中国未来好还是坏？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由此看来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干什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过去一样不断地缩小职权经济的范围，也就是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腐败问题不可能解决。

当然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都在总结经验。我们过去讲吃一堑长一智，但是有时候经验总结错了可能走向反面。这次金融危机后，好多人总结为什么发生金融危机？是由于市场失灵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进一步增加政府的权力，而我们这两年的政策都是在向继续增大政府权力的方向发展。我们想像一下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导致的后果是不仅现有的资源分配的扭曲，最严重的是企业家的能力分配和行为方式会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不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好好用来想怎么讨好老百姓，怎么使得消费者感到快乐，而是想着怎么讨好有权的政府官员，怎么使得政府官员感到幸福快乐，这是一个中国的最宝贵的资源——企业家资源的巨大的浪费。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取得的成就究竟来自什么地方？未来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对过去的经验总结错了，我们以为中国的道路就是由于有政府强烈的干预，由于有我们大的国企，我们才有了今天，那我说这个经验总结完完全全错了。经验总结本身没有关系，但是经验总结错了就指向我们未来一个非常不乐观，甚至具有破坏性的这样一个方向去了。

(演讲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不要过早肯定中国模式
2011年02月25日 经济观察报


宋晓梧

去年，中国率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势头，综合国力大大增强，GDP达到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继奥运会之后，我们成功举办了世博会、亚运会，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为此，一些中外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我当然为自己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自豪，也满怀热忱地希望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一个可供普遍借鉴的经济社会模式，那样，中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但是，我认为现在就肯定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坦率讲，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这就发人深思，如果我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又何必转变呢？认真总结3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以至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2009年，中国约消耗全世界46%的钢铁、45%的煤炭、48%的水泥、10%的石油天然气，进口的铁矿石、原油分别占本国用量的70%、51.3%，刚才张国宝主任说2010年原油进口已经占到55%，支撑了本国9%以上的GDP增长，可是只提供了不到世界8%的GDP总量。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大约5吨，与人均GDP类似的国家相比要高很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已达世界第一。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但若GDP年增长保持8%以上，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将超过114亿吨，这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环境都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他环境污染造成的问题还很多，众多河流湖泊，过去“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现在70%以上被污染，鱼虾绝迹。还有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癌症村、儿童血铅过高，土地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不绝于媒体。

不计资源环境成本，过度依靠投资、外需、仿制，过度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转型，尽管这种发展方式在特定的国内发展阶段，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GDP的增长。

这方面，国际经验值得借鉴。2006年世界银行在 《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成长到中等收入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如果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拉美的一些国家，人均GDP达到四五千美元后，经历了短则20年，长则近30年的徘徊停滞。我们刚跨入中等收入门槛，也要防止被前阶段“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

资源环境的约束对中国低收入阶段的增长方式提出挑战，对此人们争议不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的重大战略，更要重视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0年初发表了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分析对比了世界上一些国家人均GDP在4000美元左右时的社会结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以上。这个报告指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十分赞同这个结论，同时还想补充一点，其实中国的经济结构本身问题也很大，例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内需与外需的比例失衡、二产与三产的比例失衡，还有科技创新与引进仿制的比例失衡等。而且，也很难把就业弹性低、收入分配差距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单纯看成是社会结构问题，它们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经济总量极大增长、经济规模极大扩张，而经济结构十分扭曲、社会关系十分紧张。可以说，中国是GDP一枝独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急需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过早肯定中国模式，不利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

与经济这条腿比，社会这条腿更短，这是国务院领导多次强调过的。回顾历史，古今中外，因为环境资源问题而中断经济社会繁荣的先例很少。中外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繁荣的中断都是因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即便发生了外敌入侵的情况，那也是自己先内乱了。还有刚才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南美一些国家是陷到资源环境陷阱里出不来还是陷到社会矛盾陷阱里出不来？南美国家的资源环境现在还很好，主要是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不当造成两极分化所致。国内案例还说明，许多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工厂大量排污，矿山开采造成沉陷，而深受其害的老百姓无力抵制，无处伸冤，直到造成大规模群体事件为止。当然，绝不是说资源环境问题不重要。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可能破坏自然的能力，所以我们对资源环境的关注理应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繁荣中断的历史不会重演。

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十二五”规划建议也浓墨重彩地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近期写了不少文章论述政府在提高这两个比重中应发挥的作用，这里不再赘述。我在论述政府作用的同时，很担心出现用行政指标干预企业内部分配的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包括确定企业职工工资的自主权。还要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并不是单纯由雇主单方确定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也不仅受市场供求的影响，需要建立劳资双方谈判机制。从这个角度看，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能不能得到充分表达的问题。再进一步推论，又演变为各类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真实的维权自律行为，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在法律框架下建立了自协调机制。

应当看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出现了经济组织多样化的深刻社会变革，计划经济的 “单位人”日渐转变为市场经济的 “社会人”。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政府正逐步转变职能，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坚持依法行政，大幅度减少了社会事业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使之承担起一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会功能，社会管理的社会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社会组织数量2008年已经发展到36万多个。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组织还属于初创阶段。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美国是57个、新加坡是14.5个，金砖四国中的巴西是13个，中国仅有3.2个。其实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数量少，而是质量差。其中绝大多数行政色彩浓厚，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本应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或独立协调社会事物的各类民间组织依然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反映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难以真正拓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自协调机制也难以真正建立，必然造成政府在社会和经济管理方面继续维持 “管得过宽、管得过细、管得过死”的局面。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是依靠更全面、更强势的政府行政干预，还是依靠更和谐、更灵活的社会协调机制？侧重点不同，结局可能大不相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密码在于地方政府竞争。我不否认地方政府竞争可以收到促进地方GDP高速增长的奇效，但长期这样搞下去，地方政府公司化将越演越烈。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缺乏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众多分散的市场主体只好单独与政府各个部门打交道，这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平台。因此，当一些学者积极为中国模式树碑立传时，我一方面被那种“要让四海来贺”的民族豪情所感染，另一方面内心又十分不安，隐隐觉得最希望把现有体制固化为模式的，是那些权钱通吃的权贵。

但我对探索中国模式是乐观的。现在我国已经有近40万个社会组织，较之计划经济时政府完全垄断社会管理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政社分开，解决“官办、官管、官运作”的弊端，就可以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使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社会各阶层充分表达自己的合法诉求，合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已经提到“十二五”时期重要议事日程。当中国普通劳动者自组织能力与消费能力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社会关系相对稳定，民主法治基本健全，那时也许我们可以认真讨论中国模式了。

(演讲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四类组织登记审批放开 北京公务员退出社会组织
作者：童曙泉 | 来源：北京日报

本市(北京)社会管理今年推出一项重大创新制度。今后，本市四大类社会组织登记审批将全部放开，社会组织可以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解决“找业务主管单位难”的问题。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建设的活力，将得到更充分地释放。
　　这是市民政局昨天在2011年工作会上发布的消息，此项制度也是本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点突破，与民政民生制度适度普惠、加快城乡民政统筹、民政公共服务基本均等一同被列为本市今年民政工作的主要目标，标志着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
　　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表示，按照“一口审批、分类管理、政府监督、扶持发展”和“宽审批、严监管”的指导方针，全部开放社会组织登记审批，旨在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不断增强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据介绍，放开登记审批的社会组织包括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本市将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试点“社会组织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基础上，将这一制度辐射到全市。同时，政府将进一步突出对社会组织的服务职能，如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规定的审批程序或者做出不予办理的决定，完善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等服务承诺制度。
　　民政部门将建立和完善登记管理体系以及管理制度，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活动管理和监督管理，并完善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公开承诺等制度，建立第三方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在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同时，社会组织的活动将更加规范、透明。“一些社会组织财务混乱、违规营利、组织休眠等现象，将逐步得到改善。”有关工作人员说。
　　为扶持培育社会组织，本市将继续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力度，市、区两级今年计划投入2亿元资金扶持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涉及扶贫救助、扶老助残等12个领域、600个公益服务项目。此外，政府还将筹建社会组织交流服务中心，健全服务体系，提供活动场所；建立首都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调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举办社会组织专场人才招聘会，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
　　通过政府引导与扶持，本市计划在将来培育更多规模的社会组织，按照性质相同、功能相近的原则，组成不同类型的组团，开展规模性的服务，增强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能力，并逐步扩大本市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世界城市国际交往的新力量。(记者童曙泉)
　　相关亮点
　　公务员将退出社会组织
　　今后，本市将加快社会组织的民间化步伐，公务员等将逐步从社会组织中退出，还社会组织的民间本色。这也是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的一项内容。
　　据介绍，退出工作将按照“新增严控、存量渐退”进行。今后，新增社会组织中，登记审批时原则上管理人员中不能有党政机关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现有社会组织中，存在党政机关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兼职的，将采取社会组织自律方式，在下届换届选举中原则上不再当选，实现逐步退出。

事业单位试水养老改革 公务员系统联动

叶石界
《21世纪经济报道》



“分类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和切入点，也是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首要任务。”2月23日，广东省编办人士对本报透露，广东正在做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为养老制度改革铺路。
2009年初，广东和山西、上海、浙江、重庆等5个省市被确定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但是截至目前，五个试点省市的实施方案都未出台。
“这几个省市都没有实际进展，大家都还处在观望状态，心中没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本报分析。
即便如此，养老制度改革已是山雨欲来。
近日，广东省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后，广东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1738元，增幅10.1%，广东多地亦上调养老金缴存比例。
同时，公务员群体的养老制度亦将改革。2月中旬，国家公务员局网站透露，今后10年要做好公务员法的配套法规建设，“对公务员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前瞻性制度设计和试点”赫然在列。
多位社保专家均将此番表态看作公务员社保制度改革推进的明确信号。
“考虑到我国养老金的历史欠账，社会保险的公平性，乃至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早就该推进了。”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说。
1. 以分类改革切入
部分事业单位向行政机关靠拢，部分由自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部分向企业模式靠拢
去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下发了《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行政类、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三个类别。
该意见虽然没有直接对事业单位的养老机制做出安排，但对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分别在运营资金来源方面做了规定这也将为不同类型的养老模式做铺垫。
“目前的分类工作已经在开展。”上述广东省编办人士称，部分单位三定方案都做了。
至于分类完成后接下来的工作，上述人士表示还在筹划当中，涉及人事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和其它配套改革的进展，目前正在拟定试点方案和配套政策，并准备上报国务院批准后再实施。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领域。所以要在这整个大框架中来进行。”广东省社保厅人士对本报说。
上述社保厅人士表示，现在一个大方向，应该是在分类的基础上，部分事业单位向行政机关靠拢，部分由自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部分向企业模式靠拢。
其实，早在2008年底，广东起草了《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拟为其后的养老制度改革铺路。然而，此方案刚一征求意见，便引起巨大反弹。这随后导致了广东提前退休潮的出现。
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观点是，由于养老金计发方式的不同，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在改革前后获得的待遇完全不一样按照测算，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将使得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和退休前工资的比值）从80～90%下降到50%左右。“后来政府辟谣，说方案都还没做呢，这些猜测都不准确，才平息了下来。”上述编办人士说。
上述广东省编办人士就称，职业年金政策不明晰、相关费用来源不明确等，便是一个问题。而除了事业单位职工担心改革后待遇可能降低外，事业单位管理层则担心单位所缴费用大且渠道不明，会大大加重单位的负担。
2. 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步改革
事业单位、公务员和企业职工养老机制改革不联动，使得改革推进缓慢
原广东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对本报分析，在目前养老“双轨制”下，关键不在于事业单位的养老向哪个方向靠，而在于不同性质的单位退休待遇差距如何弥补。“如果企事业和机关单位的退休待遇差不多，谁管他被分到哪块去了？”
在多位专家看来，事业单位的养老改革，不应仅仅限于事业单位。
汪玉凯表示，目前事业单位的养老改革，而没有与公务员系统和企业职工养老机制改革联动，使得三者存在对接难度。“这也是试点推进缓慢的一个原因。”汪说。
过去两年，国家也试图推进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但试点方案提到的“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按照企业模式计发”曾引发轩然大波。
“公务员群体还没有改，凭什么单改事业单位呢？”清华大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反问。
而由于利益分歧，即便在已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中，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改革，也语焉不详。
这一点，涉及到事业单位如何与公务员系统和企业职工的对接。
“既要保持改革后待遇跟公务员相似，又要向企业靠拢，但目前企业养老保险又太低，显然有矛盾。”郑梓桢说。
另一方面，汪玉凯表示，分类后部分事业单位的养老机制向企业靠拢的模式能够成功，则不应把事业单位的养老标准拉低，而应把企业的标准提高。
“通过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缩小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待遇的差距，缓解养老"双轨制"的矛盾。”上述人社厅人士分析，接下来将逐步形成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的调整机制。
但在郑梓桢看来，这个差距还是很大，“一次提一百多，再提几次也难以跟上机关、事业单位现有的水平。”郑说。
3. 诟病双轨制
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人均离退休费的差距，平均每年分别以5.4%和6.8%的速度在扩大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研究发现，公务员群体和企业职工的养老待遇差别，确实显见。
杨介绍，公务员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很高，一般可达到80%至90%，而企业职工按照28%的养老金缴费率，差距达两三倍。
这一点，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也有体会。在多年的追踪研究中，郑看到两者的待遇差距呈现拉大趋势。
1990年，企业单位年人均离退休费为1664元，事业单位和机关分别是1889元和2006元，后者比前者分别高出13.5%和20.6%。而到了2005年，企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为8803 元，事业单位和机关分别是16425元和18410元，高出的比例分别为86.6%和109.1%。
“企业和事业、机关单位人均离退休费的差距，平均每年分别以5.4%和6.8%的速度在扩大。”郑介绍。
因为这些差距，代表委员反复呼吁改革。
政协委员李永海就是其中一位。李曾任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连续多年提交提案，力主破除“双轨制”。
在他身后，是全国各地国企退休老职工发来的雪片般的信件。他很清楚，全国2481万国有企业退休职工收入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社会分配有失公平正义的一个突出矛盾。
4. 大一统社保
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统一纳入现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下一步，专家坦言，单纯争论公务员群体养老待遇高还是低没有意义，“关键是建立合理标准，调整现行制度结构，让该群体养老金的形成和发放有细致办法约束。”杨燕绥说。
郑秉文也看到，此前的半个世纪，我国的公务员养老制度基本上属于单位养老、财政买单，养老金确定的随意性很大。
主管部门也意图探索新的改革方案。此前，人保部委托郑秉文等社保专家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模式研究。
在研究报告中，郑直言，从原则看，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统一纳入现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化管理是大势所趋，而其重点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同步改革”。
当然，考虑到历史背景并保证改革平稳推进，专家们也明确了定心丸原则：“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待遇不出现大幅下降”。
就操作层面，郑的建议是，公务员群体和事业单位一同进入全国统一养老保险，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实行一个制度设计，除个人缴费以外，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单位缴费”依然按法定费率缴纳。
郑秉文的思路是，对于已退休的老人，继续享受原来的离退休政策；对于已参加工作但尚未退休的“中人”以及新人，则建立“职业年金”制度（个人缴费4%，单位缴费4%）。
郑和同事们测算过，若实行该制度，虽然改革初期会增加财政负担，但到2061年开始，就会大大降低财政负担。
而若不然，财政沉重负担难免，“1990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总费用是81.8 亿元，到2005年增加到1 827.7亿元，16年间已增加21倍。”郑指出。
作者：叶石界

听陕北话、听见古代



□王 六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我对陕北文化一直怀有深厚感情，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2007年，我的挚友老乡、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张东升先生，告诉我“中华书局”出版了当年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王克明编著的《听见古代》，他认为是近年来最值得推荐的一本关于陕北方言的大著，也是最有可能传世的作品。为此，他自己掏钱买了二百册分送给关心热爱陕北的朋友们，并叮嘱我认真拜读。关于王克明，我和东升先生都未曾谋面，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看法：作为陕北人，作为深爱着这片土地、人民及其文化的陕北后代，我们应该向王克明先生鞠躬敬礼！听陕北人说话就是听文言文，就能听见古代。王克明的《听见古代》以陕北方言为线索，运用独特的视角，把当今应运的陕北词汇追溯到古代，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陕北这片黄土地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被忽略了的文明和别样的民俗风情。用王克明先生自己的话说：“在寻找方言的历史时，所有的界限都可能消失，古代的历史，可以直接延续到今天的生活里面。方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观念形态，就在周围。”一个外来户，为融入陕北被迫学说地方土话，从简单的弄明白到感兴趣，从疑惑到寻根探源，竟先于我们这些坐地虎弄清了陕北方言之所以然，这对我是一种启发，也是一大惭愧。



好奇和自醒，促使我开始整理收集下准备好高骛远搞创作的陕北方言词汇。当我在文化视角下重新审视那些后鼻音齆齆作响、被认为土的掉渣的陕北方言时，我震撼了！对母语与生俱来的生命感悟告诉我，陕北人不经意间挂在口上的方言，其实正是生命状态下的古代词汇孑遗，这种完全靠民间口语、而非官方规范原汁原味传承下来的语言文化，反倒为中华文明保留了一抹亮丽色彩。陕北方言孤岛之沉积岩，不但处处折射出中华文明之发展轨迹，或许还能为我们找到破解中华文化基因之钥匙。徽软，这个国史上最耻辱的靖康之难的二位亡国之君帝号，在陕北口语中表置于死地义，可谓入木三分；供给，这个古今通用的经济术语，引伸为供养义；鏖战，这个硝烟扑鼻的词，早已军转民用，表的只是打拼义；凌迟，这个血腥恐怖的刑罚词，已远离法律，表的不过是欺凌义；佛教女居士之称梵文音译“尤婆姨”，则以“婆姨”表示妇女、妻子义；争雌，这个专业的学术用语，表的则是一种强弱态势而非具体行为；谋略，也走出运筹之帷幄，成了平民的布置、实施行为……有趣的是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乃至有学术背景的词汇，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用的越多；越是文盲，表达的音义越是准确。如“供给”，凡读了几天书的，反倒易将其读作“供给”（gòng gèi），为什么？秀才识得半掐字！倒是被认为瞎字不识的村夫农妇，“子乎哉也许兮矣”等文言虚词整天不离口，就是简单的行与不行，也一定会用“使得”、“使不得”来表述。且不说大量似曾相识的古老词汇如何“沦落”到民间（或如何由口语被文言化），单就文言文语法、古汉语词汇几千年不变，在陕北被中规中距地成建制使用，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迹。要破解这一现象，还得从陕北本身来解读。



陕北，从行政区划讲，是指延安、榆林两个地级市辖地；从地理区域讲，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南以金锁关与关中为界；西以子午岭与甘肃、宁夏相邻，北以毛乌素沙漠与内蒙古相连；从方言覆盖范围讲，则包括延安市的宝塔区、子长、延长、延川、甘泉、安塞、志丹、吴起，榆林市的榆阳区、神木、府谷、靖边、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共19个县区和定边县原属安边县辖区为主的18个乡镇（安边、武峁子、石洞沟、学庄、砖井、黄湾、油房庄、杨井、新安边、白泥井、周台子、海子梁、堆子梁、郝滩、胡尖山、樊学、白马崾崄、张崾崄）。



放眼陕北，黄河、长城在这里交汇，大漠草滩、黄土高原在这里交界，中原文明、游牧文化在这里交融，从秦大一统置上郡起，这里就长期处于汉族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垒前沿。侵袭与征服相间的无尽战火、有组织移民与自发迁徙相伴的人口流动史实，从延安、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安塞、安边、定边、靖边……这些诉求绥靖边疆的县名便可一目了然。军事上的讨伐、拉锯，必然随之以文化上的碰撞、交融。黄帝陵延绵不绝的香火，延安红都炫烨的光环，赫连勃勃“美哉斯阜”的感叹，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悲歌，李继迁分疆裂土的征战，李自成改朝换代的闯旗……使陕北历史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块精神高地、资源宝地、文化福地！



人们常常要问：为什么陕北民歌能“唱红了天、唱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欢天喜地”？（其代表作分别是《东方红》、《哀乐》、《春节序曲》）为什么卫星上天、汶川地震，中国人用陕北元素、而不是其它来表达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如你走进陕北，陕北方言和陕北方言所诠释的陕北文化之典型性、代表性，就是基本的答案。



陕北方言虽属晋语系，但长期的封闭运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口气大、底蕴足、直白而风趣，为大众所乐见。称天为“大”、“老子”，活脱脱就是天子一个！将爱溺言为“幸”，骂女人为“贱妃”，用的都是皇帝专利，一派帝王作派。人的实力以封邑来衡量，称为“采”，好象尚处春秋战国，人人都是王侯公爵。而成语“碰头打纥结”，尽管其义已走向反面成不必斤斤计较、取个大约，但从词面直译就是结绳以志义，是否可以此断定其源于结绳记事年代，可以说遐想无限。光绪帝的老师王培棻巡视三边写的《七笔勾》，不屑乡民“开口不离毬”无拘无束的言谈举止，将此处描述为“圣人布道此地偏遗漏”之所，是“礼仪廉耻一笔勾”，实在偏激。其实，“毬”是生殖崇拜体现在陕北话中的、活着的语言图腾，与人类自然崇拜到宗教崇拜进化的轨迹一脉相承，应感谢这块土地为我们提供了语言进化的浓缩版。不管外人怎么看待，反正陕北人高兴感慨一个“毬”字，扫兴发泄也一个“毬”字。一个民间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旧时一外商来陕北贸易，认为买方出口“毬”字是对自己的污辱，与其发生争执并诉讼至衙门。被告当堂辩称，这是说话习惯，并无恶意。县令做官多时当然知道，但为了说服外商，即出题给被告，让简述案由，如自然而然出现十个以上“毬”字，就算是口语，不问过。被告随口而答：“走毬米脂，到毬绥德，买毬把胡麻，搅毬 把圪渣，装毬起，倒毬下，为毬个官司叫告毬下，老爷叫我跪毬下，我一卜敛站起走毬吧！”众人一听会意大笑，外商也不由一乐了之。



人们早就注意到了陕北文化中的少数民族因子，而忽视了她所释放出的大中华主旋律。从蒙恬“将兵三十万，怯匈奴三百里”，到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四面八方来陕北戍边的历代将士，献了青春献子孙，不可能划水无痕。这就是为什么陕北方言中既有“忽了”、“圐圙”等原始的蒙古语单词，也有吴语“搲”（wǎ）、粤语“ ”（lè）、西南方言“ ”（luán）等词汇，即使常被作为陕北方言典型词汇的“而刻”，在南方一些地方多有使用，只不过发音有所不同。作为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工具，文明传承最直接的纽带，各地方言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必然的，因为她们来自同一根系——古汉语，而汉语是由方言构成的。值得一提的是，陕北封闭的地理、开放的历史、传统的民风，使各地的文化元素能在这里落地、升华，并传统地保留下来，且发挥其反作用，进而影响全国。了解了陕北文化这种地方性、多元性，就不难理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之论断。



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币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语同音作为国策被强力推行已成趋势。行政上，方言不能进课堂、进讲堂、进大雅之堂；生活中，普通话成时尚、成时髦，方言阵地快速萎缩。如陕北称棒为“卜榔”，读的是“棒”的分音，但当翘起大姆指新潮地表扬人很棒时，再地道的陕北人也不会说“你很卜榔！”“卜榔”自觉不自觉地被“棒”无情置换。过去陕北人称父亲为“大”，可经过将一切古旧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化大革命”洗礼，“大”被作为守旧的标志而惨遭淘汰，回望陕北，叫了一千多年的“大”，已进入绝迹的收官阶段。改革开放前还在煤炭交易中使用，兼具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汉字要素特征的标码数字炭码码——| || ||| × ∠ （1—9），时至今日，别说认识，就是知道曾有此数码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我的一双80后儿女最早接触此书，却如看天书，十有六七不知所云。这真实地反映了陕北方言的生存现状。



方言的消失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们不能无视方言词汇、方言成分消于无声、失之无形。在中国这个崇尚大一统的社会，春秋有雅言，隋有韵书，明有官话，民国有国语，今有普通话，不过我们就是缺乏西汉扬雄《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样对待方言的态度。时下与忽视方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英语的“重视”和滥用，这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更有中国文化之安全！普通话与方言不是简单的熟优熟劣。客观讲，离开方言就无法了解现代汉语的源渊、承接、演变，甚至无法准确把握其词义；离开方言，就无法体味中华文化之多姿多彩。 “乡音未改鬓毛衰”、一声乡音泪先流，方言的这种无以名状的情感和亲和力，正是中华文明生命力、感召力、凝聚力的具体写照。



陕北人从相貌特征上讲是鲜卑人、党项人、匈奴人等北方民族与汉人混杂的遗传结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典型特点如同听见古代的陕北方言一样正在淡化和消失。传统的陕北文化也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对此，我们无能无力，唯有呐喊作为警惕。今年春天在北京的郊区农村，我和东升及几个陕北朋友在田野信步，发出了把陕北方言留住，把根留住的呐喊，这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也是动机和动力。从拿笔开始，就知道我在从事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榆林、延安两市在册户籍仅500多万人，别说对13亿汉语人群，对6300多万晋语人群也是区区小数。陕北方言书籍对外人来讲是吓蛮书一本，就是对方言区，从事语言工作的能有几人？吃饱撑的有条件对方言感兴趣的又能有几人？但我关注的不是这。我没能力对方言释疑解惑，但我要努力使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方水土，世代讲这么一种动听、明快、雅俗和谐的语言。也就是说，本书不是试图要陕北人怎样去说话，而是要告诉人：陕北人在怎样、或曾经怎样说话！



要较全面反应一方之言还真是件难事，斟酌再三，我选定了民间成语这一题材。成语量小而精、区内认同度高、陕北特征明显，更重要的是她能更典型、更形象地表现陕北方言、陕北人文。与典故成语相比，民间成语寓意浅显、清新上口、使用频率高，不论状言状行，还是状形状态，都生动活泼、惟妙惟肖。为便于历史、立体地理解成语，每条成语均有注音、释义、举例，举例时尽量多地、或刻意地使用了包括熟语、俚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格言、箴言、民谣、童谣在内的特色方言词汇，并一一加注，以全方位展示陕北方言之貌，陕北文人之韵，为人们点击陕北提供点许参考。



陕北方言不论语言还是语法，都有鲜明的特色，分音词、合音词、圪头词、儿化词、逆序词、重叠式、形容词嵌字式……个性分明，切不可望文生义。如“思想”并非思想，而是思考、思念；“理论”也无所谓理论，而是论理、辩论；“受苦”别在意，指的是从事农业劳动；“打折”也别高兴，只是清扫。普通话讲每天，陕北说天每；普通话讲蔬菜，陕北说菜疏；还有声音与音声，气味与味气……不管谁逆序谁顺序，有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如“争竞”就非竞争，只是争论、声辩；“扎挣”也非挣扎，而是坚持、勉强义。圪头词、重叠式、形容词嵌字式，阴阳钝挫、朗朗上口，可极强地喧染气氛，但得完全凭语气和适用对象来理解。圪头词、重叠式有的系妮称具指小性，有的却动词变名词。形容词嵌字式则嵌字不同，寓义有别。如明忽了了、明卜溜溜、明子拉拉、明的朗朗、明个丹丹、明忒也也，同样形容“明”，但表义大不一样，分别形容的是晴亮、光亮、鲜亮、亮堂或清醒、清楚、明摆着或讲明了。

因此书着眼收存信息，而非传授知识，所以无世俗的雅言、粗语不同待遇，一视同仁。因为我一直以为，正像人人生而平等一样，字字也应生而平等，重要的是客观存在而非其它。即便如此，还是慑于观念上无形文字狱的约束，未能收入“狼吃大女子——糟踏东西”、“老雨天砍苜蓿——湿湿（实）喂（为）你”之类直接损人的词汇、纯娱乐的“四大硬”之类俚语。最重要的的是，本人才疏识浅，以一人之见，唯恐以讹传讹，大言不惭，贻笑大方。在此向各位研究陕北方言的前辈和专家、读者，拱手相拜了。



王 六



2010年5月于米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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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成书摆上桌面，有的不是成就感，而是挥之不去的耽心和遗憾。



客观上，陕北方言自生自灭的生态环境，决定其只能靠意会言传生存，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解义、注释无有典籍备考，书中成语、词汇注释，不但尚缺权威，更难免牵强、或难避谬误。而陕北方言与普通话相比，音、字的失缺，又平添诸多困惑。如果有音无字可用别字、造字将就的话，有字无音就只能空留感叹了。象从1到10十个数字，就有一、七、十无法用拼音注出方言语音，比例不可谓不高。还有，尽管陕北方言主旋律明晰和韵，但各地发音多有不同。如一个第一人称“我”字，在佳县就有nga、ngan、ngang、nge、ngou、gnuo、mei、wo八种发音，注释用绥德或米脂方言，有失偏颇。



主观上，我是被“文革”彻底荒废了那一代人中的一分子，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插队、工作就改革、再加上晚婚少生又晚育，在学工、学农、学军的大风大浪中一不小心就高中毕业了。当机遇扑面而来时,自已又满怀激情放弃高考,火线报名参加对越作战,从知识化角度讲,倾其所有就是背毛主席语录的基本功。收集整理方言成语,所依靠的只有对家乡的那一份深情。所以此书出版，我不敢称“集”，因浩如烟海的陕北方言成语个人通识有几？更何况陕北人在口语中使用成语是信手拈来，灵活组装，无法一一囊括。如形容“吃喝”就有“穷吃二喝、大吃二喝、一吃二喝、吃吃喝喝、有吃有喝、有吃没喝、少吃没喝、没吃没喝”多种表述，而且几乎所有词都可用此类格式组装，再如“迎送”同样可组成“有迎有送、一迎二送、迎迎送送、有迎没送、少迎没送、没迎没送”四句格式，还有“－×－×”，“－×二×”、“一递一×”等格式，此类过于直白、格式化的几无收录。而以方言成语为载体容纳方言词汇更是有限，光一个 地的耩子，就有耩辕、耩把、耩柱、耩绳、 杆、 环、牵心寨、阴阳橛等部件名词未能收录，而且老实坦白，我真不知耩子究竟有多少部件、用何名之，疏漏不言自明。当然，更不敢叫“典”，因为所收录的仅仅是自己讲过的、听过的、看过的，没有公开征集、没有专家论证、没有机构评审。



好在此书并非著书立说，而是用录音摄像式的方法反映陕北的语言存在，无需时下无处不要处处要的文凭敲门砖。而插过队、扛过枪，挖过煤、卖过粮，三尺讲台也曾上的工农兵学商经历，市县衙门工作、乡村市井生活的践识，使我坐拥一手资料。陕北各县之县志、刘育林、安宇柱先生主编的《陕北方言辞典》、王克明先生的《听见古代》，又帮我打开陕北方言奥妙之窗。榆林黄土文化研究会和我生活工作过的米脂、佳县、清涧的贤达友人，及时、无私的释疑解惑，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王巨才拨冗作序，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东升先生更是一手负责装帧出版事宜，使本书得以付梓。



作为方言词汇的共同收集者、我婆姨周燕的去世，促使我把手头记录下的陕北方言词汇，以方言成语的形式结集出版，因搞学术研究我本无水平，搞文学创作已无激情，只能将遗憾遗憾到底。如有智者看后情难以堪、拍案而起，或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采取措施正本清源，或许正是我最大的期许。



感谢陕北，感谢陕北方言，感谢我认识、不认识的陕北人。



王 六



二零一零年六月于商洛

澳洲拟明年开征固定碳税各方反应不一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宣布，政府和绿党达成协议，拟从2012年7月起征收固定碳价（Fixed Carbon Price）。此举旨在推动澳洲经济向零排放模式转型，同时减少能源领域面临的投资不确定性。

据悉，拟议的固定碳价将推行3到5年，之后过渡至碳排放权交易机制（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电力行业将成为缴纳固定碳税的第一个部门，交通、能源和工业等部门将在不同时间纳入征收范围，农业部门不在征收之列。

这一协议经多党气候变化委员会（Multi-party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讨论初步通过，但在碳税起征点、每年固定上调幅度、对受损工业部门和家庭的补偿等核心问题上，政府和绿党还需进一步谈判。政府还需就此机制与国会两院进行协商，争取在今年年底前通过立法

目前，各方对固定碳税反应不一。反对党领导人艾伯特称，这一政策将遭到人民的反抗（people’s revolk），因为吉拉德严重违背了对选民作出的承诺。此外，艾伯特还指责这一政策将提高居民生活成本，按一吨碳收取26澳元碳税计算，普通家庭的电力账单每年将上涨300元，汽油价格每升也将提高6.5分。

澳洲大型制造企业也批评吉拉德政府没有与工业界商量就引入碳税，称这将严重损害澳洲企业出口竞争力。据估算，如果每吨碳排放征收25澳元，澳洲最大的200家企业每年将增加33亿澳元成本。

必和必拓、西太平洋银行、AGL能源公司等公司表示欢迎这一政策。AGL能源公司表示这是消除电力投资不确定性的非常可贵的一步，并期望尽早进入基于市场的碳排放交易时代。

来源：中国气象报社

http://www.cma.gov.cn/qhbh/newsbobao/201102/t20110228_87584.html

李书福支招治堵：汽车消费税应转交地方政府

范文清 北京报道 2011-03-01

核心提示：李书福建议，汽车消费税应由当地政府征收留用，这样地方政府将有专款用于道路修建和停车场建设，从而解决停车难和交通拥堵问题。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将在本周再度进京，这次他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向外界传递信息的关键词也由“沃尔沃”变为了“治堵”。

李书福将向本次两会提交的提案之一为：《如何解决汽车消费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

他的建议是，汽车消费税应在汽车上牌时由当地政府征收留用，这样地方政府将有专款用于道路修建和停车场建设，从而有利于解决停车难和交通拥堵问题。

去年年底，随着北京摇号购车政策的出台，因车辆快速增长引发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瞬间成为地方政府、汽车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话题。

李书福认为，北京的汽车限购令，不会改变中国汽车保有量继续增长的状态，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应更多通过财政税收杠杆来调整。

“把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从依靠卖地引向依靠养车，将会调动各地政府治堵积极性，也有助于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地。”李书福有些得意地认为，他的这一治堵招数是一箭双雕。

“在哪里上牌就在哪里交税”

李书福认为，北京出台摇号购车政策的根源就在于“汽车消费税由车企直接上缴中央财政”这一规定。

汽车消费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中新设置的税种，是在汽车产品征收增值税基础上，再征收一道消费税，以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税按照不同车种排气量的大小设置了3档税率，作为国税的一种，由汽车制造公司上缴中央财政。

“汽车消费税不归地方政府，地方在快速增加的汽车销量中没有获得更多收益，相反却在承担汽车保有量快速膨胀后的交通拥堵成本，需要为解决停车难、用车难等问题而耗费巨资。”李书福说，“一个对政府而言获益越来越少的事情，政府当然会做出限制其发展的冲动。”

为此，李书福在这次两会提案中提出，为调动地方政府解决道路拥堵和停车难的积极性，建议汽车消费税在汽车上牌时由当地政府部门征收留用，让地方政府专款专用于道路建设和停车场建设等。

此外，李书福认为，成品油消费税也应由地方政府征收留用。“这样哪里的车用得多，哪里的汽车消费税就收得多；哪里的油加得多，哪里的地方财政就收得多。这样两者结合进行改革，地方就会有积极性来造路、建停车场，舒缓交通拥堵。”

在李书福看来，他的这一治堵“妙”招，在目前中央力促各地出台房地产限购政策的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随着各地楼市限购令陆续出台，地方政府靠卖地已经不能实现财政收入的大幅增收，如果将汽车消费税转交地方，使其从依靠卖地转向依靠养车来获得财政收入，也将有助于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地。”李书福对记者说。

关键在能否保证专款专用

不过，李书福自觉得意的治堵“妙”招，在重庆交通大学教授王健看来，却有些未中要害。

“汽车消费税属于中央税，中央税本身就有一部分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中央税这一块，地方也有一定分成，所以将汽车消费税转交地方财政以解决拥堵的做法，有些不搭界。”王健对记者说。

近年来，由于乘用车销量增长迅速，汽车消费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汽车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分别增长55.8%和54%，税收增收额占全年税收增收额比重超过30%。

王健认为，将汽车消费税专项用于道路和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想法值得提倡，但是这和是不是中央税、地方税的税种性质没有太大关系。

“税种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即使将汽车消费税转交地方管理，地方政府能不能全部将其用于交通设施建设，在现实中也很难监督、保障。过去，地方政府征收的养路费经常挪作他用，也没有任何惩罚措施。”

在王健看来，加强税收专项资金的监督管制，比改变税种性质更有实际意义。而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名设置或改变税种性质于情于法并不合理。

“征收公共交通税解决停车难”

王健在公共交通建设领域有多年研究，他对停车难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征收公共交通税来发展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个人用车成本，进而使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代替私家车出行。

王健的这一方案取自巴黎经验。自20世纪70年代初，由法国总统签署颁发了“关于巴黎及其相邻省份的有关单位应缴纳大巴黎地区公共交通税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在10万人口以上城市中，除了一些公益事业单位外，凡雇佣9名雇员以上的企业均需按工资总额提取1.2%-2%的公共交通税，巴黎市区交通税率为2.4%。

公共交通税征收后，由巴黎交通管理委员会每月分配给公交总公司、国铁等交通企业，以弥补公交事业运营中的亏损，同时投资公共交通事业的基本建设，为巴黎发展公交优先战略保证了资金来源。

“这是一种全民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的尝试，使市民愿意放弃使用成本较高的私家车出行方式。”王健对记者说，在公共交通的费用征收、投放上，政府应该设立或指定部门来执行，这样才能做到专款专用。

这种设立专一部门解决汽车社会面临的问题的想法，李书福在本次两会提案中也有涉及。他提出，政府应成立中国汽车社会研究课题组，为中央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通过发挥市场作用，使中国在向汽车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少走弯路，使汽车消费产生好的社会效果。

电力体制微改革：“电网主辅分离”重启

郁鸣 上海报道 2011-02-28

核心提示：相比“电网主辅分离”，现行电力体制更需要解决的是“电价问题”，这才是电力改革的前提。


从2002年就已经开始的“电网主辅分离”，在停滞3年之后，或将开始重新推进。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国务院已经决定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导电网主辅分离，并基本按照国资委于2007年底制定的《电网主辅分离改革及电力设计、施工企业一体化重组方案》进行。

据称，2010年9月，这一方案已获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通过，并于2011年初获得国务院同意。目前，国资委正在组织“主辅分离”前期准备工作，未来，电网旗下的勘测设计、火电、水电、输配电工程建设企业，均将被剥离。

不过，一位电监会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其没有收到获国务院批复的主辅分离文件。但其表示，按照《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电网主辅分离后续工作应主要是“对电力三产、多种经营（即与电力完全无关的产业）进行分离”，与现在所称的“将勘测设计、火电、水电、输配电工程建设企业分离”并不相符。

而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看来，就中国目前的电力体制而言，电网的“主辅分离”，只是一个最可行却“不重要”的改革。

停滞三年

2002年国务院公布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提出，电力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并归纳为四点具体方向：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

之后，在《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指引下，国家电力公司被分拆为2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南方电网）、5家发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中电投集团）和4家辅业集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国葛洲坝集团）。

不过，除“厂网分开”外，其它三大改革，均未获得实质性的突破。继承了国家电力公司大部分资产的电网公司，成为下一步电力改革的重点。

在2002年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主辅分离”被具体定义为：对现国家电力公司系统所拥有的辅助性业务单位和“三产”、多种经营企业进行调整重组。也就是说，厂网分离后，电网公司所拥有的电力设计、修造、施工等辅助性业务单位，“三产”及多种经营企业，均为“辅业”。

而根据2007年底由国资委主导的《电网主辅分离改革及电力设计、施工企业一体化重组方案》，上述资产都将从电网公司剥离，并入中国电力工程集团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两大电力辅业集团。

这两家辅业集团将由中国电力顾问集团、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中国葛洲坝集团重组而来。

不过，2004年底，国家电力改革领导小组将第一份主辅分离改革方案《电力主辅分离改革实施意见》上报决策层后，最终却因“电荒”搁浅。2007年底，国资委推出《电网主辅分离改革及电力设计、施工企业一体化重组方案》，但2008年，由于南方大面积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电力设备大量损坏，该方案再度被搁置，至今已有3年。

辅业的边界

“现在，谁能说得清什么是电网辅业？”林伯强说。在“电网主辅分离”推进过程中，如何清晰界定电网企业的“主业”和“辅业”，始终是一个难题。

目前，国家电网的主要辅业包括920万千瓦的发电资产、国网电力科学院、中国电力科学院。中国电力科学院旗下的重要资产之一，便是电力设备企业许继集团的60%股权。

而据国家电网的官网介绍，其非电网资产还有英大传媒投资集团、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英大国际信托、英大证券、英大期货等。

“现在，电网的辅业资产比过去要大得多，领域也宽得多，而且，这些资产还是2002年电力改革开始后，经相关部委同意形成的资产，这些是不是辅业，要不是剥离？”林伯强称，在电网做大做强之后，主辅的状况已与2002年时相去甚远。

“最新的主辅分离方案，应与之前的方案大方向相同，但也可能有部分变化，

比如，输配电工程建设企业（可能不会被剥离）。”林伯强称，在2008年发生的冰雪灾害中，电力行业内大都认为，电网企业保留输配电工程建设企业，对于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极为重要。

“电网做辅业并非不可以，事实上，很多国外的电网公司都在做辅业，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但国外电网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不是国企，国企做辅业必须保证两点：辅业不能依靠主业成为垄断企业；辅业必须赚钱。”林伯强说。

但现实的问题是，主辅不分，将使电网公司“集标准制定、设备制造、采购、招投标等多重角色于一身”，难以监管其中的利益关系。

2009年7月，国家电网收购平高集团和许继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力设备制造商，就曾受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公开批评，称国家电网此举无益于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也无益于中国电气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最现实的改革

“重要性下降，也是电网主辅分离久拖不决的原因。”林伯强称，“在国有企业改革完成后，电力体系进行主辅分离的压力已经变小了。”由于原有医疗、教育等社会单位已经被剥离，电力企业的负担已经变轻，辅业已不再是企业发展的阻碍。

“在整个电力体制改革中，目前之所以选择推进主辅分离，可能仅仅是因为，现在只能在这块进行改革。”在他看来，相比“主辅分离”，电力体制更需要解决的是“电价问题”，这才是电力改革的前提。

“没有市场化的电力价格，体制改革只会在畸形中发展。现在，无论是上网电价，还是销售电价，甚至新建电站都要上面批准。缺乏市场调节机制的电力体系，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辅分离可能跟过去的电力改革一样，最终由一个臃肿的主体，变为多个臃肿的主体。”林伯强称。

王二的特供店和北京的限购令

郭凯

那是一个商品紧俏的年代。商品紧俏其实是一个人造现象，如果允许价格反映商品的供需差距，紧俏的情况很难会出现，取而代之的会是有些东西贵，有些东西便宜。紧俏，是因为人为的扭曲价格造成的。米面油，在那个年代都不贵，问题是你得凭票去买。一个人一个月三十斤粮半斤油外加半打豆腐票，没有粮票粮本豆腐票，有钱在粮店也买不到粮。要不然你可以去“自由市场”，也就是黑市，那里的粮油价格就不是那么便宜了，但好处是，你只要有钱，想买多少随便。紧俏的东西一碰到自由市场，就不紧俏了。

王二就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一个特供店的负责人。特供店里什么都有，从茅台酒到中华香烟到波斯地毯到比利时巧克力，不仅价格不算贵，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市面上看不到的。当然，这店要是向所有人开放，那店里的东西半天估计就要给卖空了。所以，能进店里买东西的人，都要有“特供证”。有特供证的人多数都是高干，至于为什么高干就能享受特供，不是高干就不能享受特供，理由并不是很清楚。

这里说理由不清楚，并不是说没有理由。事实上，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少，好东西更少，你如果希望保证一部分人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这部分人不出意料的就是位高权重的高干，你能做的就是划个圈子，给这些人不成比例的提供好东西，名曰“特供”。“特供”的结果是，有些东西本来就少的，市面上更少了。更多的情况甚至是，市面上根本就没有。最后“特供”本身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能抽上内部烟，喝上内部酒，成了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说理由不清楚，是因为王二就没法跟他的孩子王小二解释清楚：为什么部长楼里李小四他爸李四就能去特供店里花5毛钱给李小四买巧克力，而王二却不能花5毛钱给他也买块巧克力？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挣的都是人民币，为什么李小四家的5毛钱就比咱家的5毛钱更值钱？

王二没法解释清楚的原因之一是，那些价格啊，工资啊，钱啊，其实都没有太多意义，符号而已，都是人为定的。各种票据、本子、证件，其实才是真正分配物资的东西。而正是那些本子、证件和票据，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从而起到了利益分配的作用。高干看起来工资也没高到哪里去，但就像王小二观察到的，王二的5毛钱和李四的5毛钱，购买力是完全不同的。

最近，中国各地出台了不少住房限购令，比较吸引眼球的是北京的限购令──它主要区别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一套房和二套房。别的很多城市也出台了类似的限购令。

这些政策的用意是遏制房价。但直接的结果其实更简单，比如说北京的限购政策，就是要把北京户口变成一个新的住房“特供证”，把北京的住房市场变成一个特供市场。有户口的可以在北京买房，没有户口的交五年税才能买。

在对于这些政策激烈的辩论背后，一个往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事情是：这些政策是在大范围的重新分配利益，不去讨论不同的群体如何会受到影响，而只是简单的关注房价，这在笔者看来是完全错过了最应该辩论的地方。说的极端一点，想让北京的房价跌很容易，你出台一个禁令禁止所有人买卖房屋，然后你可以看着北京的房价做自由落体运动。当然，这样疯狂的政策不可能出台，因为这样的房价跌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会损害几乎所有人的利益。

从最简单的说起，有北京户口尚未买房且准备买房的人群，会是北京限购令的受益者。他们就是特供商店要特供的对象，特供的商品就是十分紧俏的北京住房。同样，没有北京户口但想要在北京买房的人群，则会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你可能会觉得，一个没有北京户口，但要在北京买房的人，买房的目的一定是投资炒作。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有2000多万，而北京的户籍人口才不足1400万，这中间至少有600-700万人口的差距。而且真实的差距只会大，不会小，因为户籍人口是可以精确统计的，有户口就算，没户口就不算，而常住人口则很可能存在统计上无法覆盖的人群。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概念现在可不是社会盲流，笔者就有很多朋友，常年奔波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之间，他们或许完全不会进入统计数字，即便进入了，恐怕也只能算“流动人口”。总而言之，中国早就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了。除去想要投机炒作之外，因为各种原因想在北京买房但又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数量恐怕早已不可忽略。

再复杂一点的说，限购令对要卖房的人是坏消息，对要租房住的人也是坏消息，但对有房出租的人则是好消息。北京的房地产商很明显的对限购令不太高兴，他们是卖房子的，限购令等于是限制他们潜在的客户，利益攸关，不高兴是自然的。但卖房子的，可不都是房地产商，要不然哪里会有二手房市场？卖房的原因有很多，可以纯粹是投资获利的，也可以是要换房子的，或者是工作地点变动的，或者干脆就是急着要钱的，不可以假设卖房的都是炒房的，但这些人都会受到限购令的影响。而且，如果外地人不让买房，他们就只能租房，如果可供租赁的房屋在短期内无法增加的话，所有租房的人都会看着租金上涨，这可不管你有没有北京户口。当然，如果你碰巧有房出租，那自然则是获利的一方。

更复杂一点的说，我们过去利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把人拴在户籍所在地。历史上，北京上海的户口金贵得很，二三线城市的户口就差很多，但也比农业户口强。为什么户口还有好户口和差户口之分？因为户口背后的东西是机会的不均等、福利的不均等和环境的不均等。户口本身就是一个特供证。不说别的，有北京户口的学生上北大清华的几率就要比没有北京户口的高得多，我上大学那会儿如此，现在恐怕还是如此吧？现在各地的限购令，把买房子的权利也和户口挂钩了，这看起来优惠了“本地人”，但在更大的背景下则是在加剧中国户籍制度背后巨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本来因为这些年户口作用的逐步淡化，已经消除了不少，但现在又被人为的加强了。

有人认为，限购就好像是资本管制，如果温州的资本流入北京的房市，造成了房价的大起大落，进行适当的管制是十分自然的。首先，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全中国的房价都是温州人和山西人炒上去的。北京人都是好人，一家只买一套房；温州人钱多得没处花，炒高了全国的房价；山西人卖煤发了财，所以每天都有人扛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在北京买楼。这种以地域来区别资金来源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资金可以用各种方式进入北京的楼市，全国的资金市场早就是一个市场了，市场里的流动性是没有户口的。更重要的是，完全存在不用通过区别本地人外地人的方式遏制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加息、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征收物业税、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提高住房贷款的风险记提、增加房屋短期买卖的交易费用。这些政策，都可以增加炒房的成本，降低炒房的回报，且不具有任何地域上的歧视性。

有点悖论的是，北京的房子所以对很多人那么有吸引力，一部分的原因怕就是因为北京的“特供”比外地多。人家买的不只是房子，还有地段，只不过是在一个全国的尺度上而已。而任何把北京变得更特殊的政策，包括限购令，在短期也许能缓解一点房价上涨的压力，但在长期，怕是反而会让房价的上涨压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