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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从农药岛到生态岛
2011-2-21 10:42:29　来源: 南都周刊

台湾从1990年到1995年，平均年农药使用量为3.7万吨，耗费41亿台币，高居亚洲之冠，号称“农药王国”。
　　有机食物、有机农庄在台湾已蔚然成风，台湾人现在拿出当年发展经济的劲头来发展有机农业。当你在台湾的有机农庄喝着一杯有机香草茶时，是很难想象当年台湾还有“农药王国”之称。

　　文_臧家宜 摄影_常似虎

　　在市场的推动下，台湾越来越多农民转型栽植有机农产品。摄影_王志弘

　　周美惠实验农场里有一台特制的风力发电塔座，整座农场的电力全靠这台风力塔供应。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比宜兰的三星葱还要浓郁！”说起农事来，戴东雄的流利程度不比他在台上讲解民法来得差。

　　吃有机食品，自己种菜，到有机农庄旅游，已经成为台湾时尚的生活方式。当吃下肚的不知是何种抗生素鸡、疯牛症的牛、口蹄疫猪与不知洒了多少农药的青菜时，台湾人早就行动开来，有点闲钱与办法的，就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开始开辟自家的农场；没有空间没有办法的，就在阳台种一盒盒的水耕蔬菜，人们讨论的除了虚拟世界上的开心农场，还有自家真正的“有机农场”。

　　阳光阿妈的实验农场

　　一月的台湾寒风刺骨，但周美惠拉着夫婿戴东雄在田里忙得不亦乐乎，这对穿着雨鞋在田里农忙的夫妻档，一个曾是实践大学教设计学的教授，另一个是司法院的大法官、台湾民法的权威教授。而如今年近七旬的夫妻档却亲自下田种菜，推广厨余变黄金的有机耕作。旅居德国长达十余年的周美惠受德国科学家鲁道夫·史代纳（Rudolf Steiner，1924年提出Biodynamic Farming这个概念，是现代有机农业的先驱）的影响，在台推行有机耕作。“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周美惠说。

　　“我觉得光去买有机商店的食材还是不能百分百完全放心，所以我决定自己动手做！”十几年前，她就开始在台湾推广自己种菜，她把三芝的别墅改造成再生能源示范屋，更在中坜开辟了一个实验农场，十几年前中坜爆发垃圾大战时，周美惠和友人庄玉隆一同推广厨余变黄金的方法。

　　位于中坜南方庄园饭店附近的实验农场，土地由周美惠的学生提供，在庄玉隆的技术指导下，实验农场的规模逐渐成形，在农场一旁特制了一台风力发电塔座，整座农场的电力全靠这台风力塔供应，生态池的池水足以供应全区农作物的灌溉，“要吃得健康，绝对不能有农药，农药除了会破坏土壤的酸碱度，更会诱发人体的致癌生长因子！”周美惠强调，因此，实验农场内的肥料完全由厨余做成的有机堆肥组成，庄玉隆指着农场旁一堆堆黑色的土堆，远远还飘来阵阵热气，那是由搜集来的厨余经过数个月的发酵形成的“黄金堆肥”。

　　周美惠的“堆肥技术指导”庄玉隆，是台湾农场经营协会理事长，曾经得过台湾十大杰出农业青年奖，对台湾几十年来的农业发展很有研究，也对如何种出好菜很有一把刷子！“我的秘诀就是堆肥！”庄玉隆说，“我们曾经去台北的富基渔港要人家烂掉的渔获回来做堆肥，种出来的菜特别肥美！”堆肥的学问很多：渔获的蛋白质最高，枯树叶的低，同时，堆肥温度要够才会让有机质发酵，还得去掉里面的虫卵，以免将来施肥影响到蔬果的生长。在发酵过程中，必须控制不会产生恶臭，才是好的堆肥，至于动物的排泄物，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以牛粪来说，含水量高，有机质和养分的含量太低，做出来的堆肥就没有猪粪来得营养……

　　在台湾，像庄玉隆和周美惠这样热衷推广有机种植的人还有很多，但在20多年前，台湾农业受农药的伤害之深，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

　　多氯联苯引发绿色运动

　　老一辈的台湾人都对“多氯联苯中毒事件”记忆犹新，因为就是这个事件引发了台湾一系列绿色运动。1979年夏，在台中，无良业者用遭多氯联苯污染的米糠油制成食用油，许多民众食用后造成皮肤溃烂，身体发黑，受害者有几千人，台湾人自此开始全面重视食物来源。当年除了多氯联苯中毒事件外，还发生了假酒事件，柴松林教授于是登高一呼，召集了几位律师与教授学者一同成立了“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为台湾的消费者权益把关。

　　消基会开始一周两次抽检市面上的各色产品，从南北干货、中药材甚至是包槟榔的荖叶、新娘子的玫瑰捧花、蔬菜水果，全都拿来检查，他们自费掏腰包购买这些市面上的产品，送到专业的检测机关检测，定期召开记者会向公众公布检查结果。由于消基会是财团法人基金会的性质，不带有任何营利目的，他们所公布的数据在消费者中有很大的公信力，也正因有消基会的诞生，主管机关卫生署也开始抽检市面上的各色食品做并向公众通报。

　　消基会成立了五六年后，台湾台中大里乡又发生了民众因为抗议三晃农药厂污染，居民闯入农药厂要求停工的社会事件，逼使台湾政府成立“环境保护署”。

　　“台湾的农药污染如此严重，和当年的美援很有关系！”戴炎辉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戴美惠解释。台湾在国民党撤来之前，并没有以农药大量生产的习惯，即使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仍然维持过去天然的种植方式。“但台湾在接受美援之后，为了增加作物产量，引进了美式的耕作方式，大量使用机械与农药，使台湾的可耕地受到不少伤害。” 庄玉隆补充道。

　　我们从电影里都看过美国人用小飞机喷洒玉米田的景象，而美国人也把这种耕作方式带入台湾。加上台湾位处亚热带，病虫较多，那些自美国引进的农药能够杀死大量的作物害虫，受到台湾农夫的喜爱，加上美式化学肥料可以让农作物增产，在那个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年代自然大受欢迎。但这种大量使用化学肥料与农药的生产方式，破坏了土地原有的酸碱度，也让人体吸收的毒素不断累积。

　　根据台湾中兴大学农艺系统计数据显示，台湾从1990年到1995年，平均年农药使用量为3.7万吨，耗费41亿台币，高居亚洲之冠，号称“农药王国”。据消基会的数字显示，以全年农药使用总量除以人口数，台湾每年每人分摊2公斤的农药。

　　“有一段时间，台湾大医院里设有专门的毒物科，专门处理农药中毒！”周美惠说。周美惠曾随夫婿留学德国，对德国推广太阳能与绿色产业非常感佩，回台后大力推动再生能源，加上她的小叔戴东原正是台湾台大医院的院长，因此对台湾人受农药毒害有深刻的体认。

　　有数据显示，1959年至1981年间，台湾农药严重中毒总计有28358人，其中因喷药中毒就有26877人，而他们中的不外乎除草类的巴拉松、除虫类的有机磷，与除菌类的金属化合物，因此过去台湾医院的毒物科对这些农药中毒的处理方式相当有经验，“当时台湾的医院白天只要送来意识模糊不清或心跳加速的病人，如果病人是农夫装扮的，99%都是以上三类的中毒！”一位资深的毒物科医师说。

　　这层出不穷的中毒事件每天在媒体上演，难免令台湾人忧心忡忡，有机农业的推广也在这个时候正式引进台湾，1985年，台湾政府开始对有机农业在台湾实施的可行性作评估，1991年正式引进日本最有名的“ＭＯＡ”自然农法，接着才有了所谓的有机认证，遍地开花的有机连锁商店也在此时诞生。

　　绿色种植在台湾

　　顶楼当菜园

　　台湾流行在阳台或公寓顶楼，用保丽龙盒或塑料盆种植蔬菜，称之为“高架植”。这种高架植就是用木架把一个个种菜塑料盒架高，整齐陈列堆在架上，把过去在顶楼种菜施肥后肥水落在地板的脏污问题彻底解决，菜盆也经过特殊设计，不会因为台风或下大雨而倒了一地。

　　台中市北区一个名叫“左右逢源”的小区大楼，十年前全小区120户的居民全数表决，决定将空中花园改成空中菜园，他们花了不少钱作屋顶的防水处理，待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居民将200坪的空中花园变成了空中菜园，只要是小区住户有意愿自己种菜的，都可以向小区管委会登记，就可以分到一块菜园，如果没时间或种腻了也没关系，随时都有其他住户会排队等你的菜园。

　　种菜卖给员工吃

　　台南县善化镇，台湾面板大厂奇美电子在这里辟了一处名为“善化苗圃”的菜园，达四十公顷，以有机的方式栽种蔬菜供应奇美的团膳，遇到大量采收的季节，还以便宜的价格卖给员工。

　　南部有奇美电子种菜给员工吃，北部则有老字号的台塑开发自家农场卖起有机蔬菜。台塑创办人王永庆在自家的屋顶做堆肥、种有机蔬菜，还自行研发厨余做堆肥，让顶楼的荔枝树开花结果。王永庆尚未过世前，位于台北的台塑大楼每三天都有一部卖菜车，开进后栋台塑关系企业台塑环保科技的办公室里，专门卖菜给台塑的员工。

　　农民转型做有机

　　这几年台湾的有机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为了健全这些游击农场的网络营销与推广，行政院农委会的农粮署甚至还委托宜兰大学，为这些农场建置网站，在网络上成立“有机电子商城”、“有机农民市集”、“机农场整合系统”。这些市集和商城的有机产品琳琅满目，蔬果、米、茶叶，所有日常所需的农产品都可以在网络上购足，消费者可以了解自己买的蔬菜来自哪个农场，直接向农家订购。

　　在政府辅导与社会风潮的影响下，不少过去并非以有机生产的农场，如今也开始做有机农场，位在桃园县复兴乡吴氏兄弟所拥有的“碧罗村有机农场”就是其中一例。老板吴国强继承的是父母留下来的农地，他们将农地经过七年的休耕，彻底让土壤休息恢复原本的酸碱值，接下来才施以有机的栽种，并进一步扩建成观光休闲农场，成为桃园县复兴乡特殊的景点。在台湾，像吴氏兄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海南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率300% 偿债依赖土地升值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3日 11:21 南海网

　　南海网2月23日海口消息(南海网记者 赵仕芳)2月22日，在海南省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梁振功委员直言，2010年海南省政府一般预算收入为271亿元，而截至2010年11月底，全省各级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增至798.67亿元，政府负债率过高，政府融资潜在风险问题值得关注。

　　梁振功表示，据调查，目前政府负债率过高。一些地区融资负债率高达300%，大大高于国际风险警戒线80—120%的水平。部分融资担保不规范。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想方设法向银行出具各种形式的担保，既有政府出具不具法律效力的还贷支持性文件，也有地方财政出具还本付息的承诺函；部分政府融资项目透明度低，存在政企不分，还款责任不清晰，借款、用款、还款人不统一的情况。尽管2009年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分别增长35%和40%，银行业盈利达40亿元，但更应居安思危。

　　此外，政府偿债能力对土地升值依赖过大。政府融资建设项目中，多数为公益性项目、民生项目，政府依靠土地担保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而这些担保又大多是建立在土地价格上涨预期基础之上。如果地价下跌，土地出让困难，对一些财力相对较弱而借款又较多的市县政府来讲，还款就会发生困难。而政府融资举债时缺乏项目可行性论证、总量规划和资金监管机制，缺少相应的科学决策责任机制和科学偿还机制，缺少偿债能力的指标限制和监督约束机制。

　　由此建议，摸清融资存量情况，清理不规范运作的融资项目。指导制定科学的还款计划，化解潜在的融资风险。提高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的透明度，防范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连带形成财政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政府融资运作和监管机制，促使政府融资行为科学有序，系统性风险可防可控。

　　建立并完善债务风险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建立各级政府借贷审批制度，严格按照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审核其举债行为和规模，实行借贷限额管理，有效控制政府债务规模的无序扩大。建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以及政府债务报告制度。

　　规范政府融资决策机制，严格管理土地出让金。建议将土地出让收入全额缴入国库，在国库中设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专账”，专门核算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支情况。

　　建立健全融资责任制度和债务偿还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统筹本级财政情况，科学制定本级政府融资规模，制定科学的决策机制和责任机制，在政府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有效清偿的情况下，适时探索实施问责制。引导银行加强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管理。

　　强化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政府新增融资非理性膨胀。建议政府融资资金要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文化教育、保障性住房、垃圾处理等民生项目倾斜，经营性项目尽量取之于企业，用之于企业。在规划全省医疗急救、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农产品(18.29,0.26,1.44%)质量检测等公益性项目时，应突破市县行政管理区域，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概念，实现跨区域服务。

　　提高政府融资平台的商业化运作能力，推动政府项目融资行为市场化。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行业，创造条件推动市政债券等的发展，鼓励发行企业债券，尝试通过基础设施、民生项目市场化的方式投融资，尝试个别项目通过采取公私合营模式(政府和私营资本各占一定比例)组建平台，进行市场化运作，为城市建设注入新的资本来源。

有板有眼：卫哲对阿里巴巴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http://blog.donews.com/keso/archive/2011/02/23/1583646.aspx

keso


问：卫哲对阿里巴巴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答：看一下数据：2007年上市前，阿里巴巴季度营收规模约5亿元，季度净利约1.5亿元。2010年三季度，阿里巴巴营收14.5亿元，净利3.66亿元。三年间营收增加2倍，利润增加1.44倍。

不要忘记，阿里巴巴B2B业务是超过10年的老业务，是电子化水平极低的中介业务，期间还有全球金融危机。

这就是卫哲的贡献，他从一块看上去没有太多肉的鸡肋上，不断啃下新的肉，出色地完成了马云所说的大哥（B2B）养家糊口，供弟弟妹妹上大学的使命。

马云曾说：在阿里巴巴这个家族里面，阿里巴巴是大哥，是个泥腿子，弟弟妹妹们上学都靠他来供；淘宝是妹妹，性格活泼，可以拿着大哥给的钱买花裙子，已经初中毕业，将来要念复旦大学，老三是支付宝，才上小学，但它最有志气，要在未来扛起养家的重担。大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供他上美国的哈佛，因为那里有最先进的思想。

谁还能比卫哲做得更好？

中国高铁并非无解难题
读者： katukov228
FT中文网编辑：

加藤嘉一的《刘志军的高铁遗产》一文，文章被很多人认为是肯定刘志军贡献的，实际上有很多偏颇和错误。

这篇文章主要的观点有，1。高铁是刘志军独断专行搞出来的，包括象十河信二一样欺骗政府。2。高铁能够成功的关键甚至唯一的关键技术环节是引进动车组技术。3。高铁的代价非常大，而且资金无法回收，这其实是这篇文章的主题。这些都是错的。此外还有很多细节错误。

作者先详细描述了一番十河信二建设新干线的做法，然后暗示刘志军也是同样的做法来建高铁。这是完全不对的。中国的建设由发改委审批，在发改委网站可以看到哪些项目获批。


另外，在铁道工程交易中心可以看到详细的项目招标情况，每个招标文件都附有发改委的批准文件名称，以及工程的详细技术指标。

此外，铁路项目都是铁道部和地方政府共同申报，还需中咨公司对设计和计划进行评估，之后才能拿给发改委审批。铁道部只有审批100公里以下，不跨省的铁路的权力，而且还需地方政府，中咨公司，环保部，国土资源部，有时还有交通部参与可行性研究和设计规划，然后才会上报发改委。发改委拿到的是详细的设计方案和投资规模。所以，刘志军象十河信二欺上瞒下建铁路是不可能的。再说十河信二只建了一条515公里的项目，这条快速铁路在战前日本已经开始研究规划。

文章说“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这就不用说了。了解必经发改委的审批流程，就知道银行的钱不是这么来的，就是国家批的。

“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 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这完全是主观臆断。第一，中国铁路的投资不算大。一年8000多亿投资相当于一年卷烟销售额。第二，高铁盈亏平衡只需要一个不算太大的客流量，不管说高铁亏还是赚，多少应该算一下。按现在的造价和票价，一般平均每公里年客流4000万人就肯定盈利了。这是很容易达到的数字。第三，铁路投资不光高铁，还有很多普铁，而高铁能够转移客流增加货运，增加的货运量还能增加收入。

第四，中国铁路提供的货运能力远不能满足需求。现在中国铁路货运周转量为27000多亿吨公里，每吨公里收费平均1毛多点。如果现在的铁路优先满足货运，只要有货运需求，就减少客运，那周转量很快就能翻倍。如果货运价提高至2毛多点，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因为公路运价太高了。这样新增的利润足以支付铁路建设的资金。也就是说，目前的铁路运营是在用国家管制的低价补贴社会，尤其是铁路客运。如果铁路建设资金确实不够，完全可以放开对经营的管制。但国家的选择是保持补贴，依靠发展生产力来提高盈利能力，偿还融资。铁路的发展水平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才是刘志军领导的整个铁路产业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关于引进动车组技术，这部分铁道部确实干的不错。不过相对于这些年铁路整个产业链的进步，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要引进消化的技术远不止动车组这一点。这几个型号的动车组，对于那些外国厂商来说，都是成熟产品，但历史销售纪录只有各几十列。中国给每家的第一批订单（2007年开始上线运行的那些），基本都相当于各型车历史总销售量。中国的订单很快就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在竞争的条件下，拿到比较理想的价格和技术转让的难度，相对于解决高铁建设运营那么多技术问题的难度来说，是非常渺小的。

“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这也不全对。铁路装备制造商不是铁道部的下属，但他们都只有铁道部这一个客户，效果差不多。

“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这也不大对。首先CRH2，也就是日本E2系基础开发的车，日方投标的是个联合体，车不是一家公司就能造出来的。联合体内各家在04年拿到合同后，就开始按约定向中国的各厂商转让相应的生产技术。比如车的总装是青岛四方，电机是株洲电机生产，牵引逆变器由株洲时代电器生产等。而且各部件除国内厂家提供，在国外还有不止一家厂家能够提供，所以中国的车辆总装厂家还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产品。

“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这段话也很容易误导。国外列车的批量小，如果没有很大的锻压机，就用小锻压件拼，但也没有“许多块钢板”，何况用的是铝板，不是钢板。另外，日本铁路也有风洞。


“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这是明显的错误，这条线2009年11月就开工了。

总体来说，该文想把中国铁路描述成一个无解的问题，搞得连民营化都没人买，只能贱卖，吞掉坏账才有出路，这与事实是完全相反的。中国铁路之所以能与其他国家不同，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资源分布极不平均，对大宗，长距离货运有极大需求，正适合发挥铁路的优势。就象美国铁路，货运发展很好，也盈利。而其他铁路强国如欧日就没法做到。同时，中国人口极多，有长距离大范围连续分布的高人口密度地区，又便于发挥铁路高效的中长距离客运优势。这一点就算比欧日都更突出。比如法国只有6500万人口，还不如沪宁沿线人多。所以中国的条件，既非常需要先进高效的铁路运输，反过来也非常有利于铁路的发展。

基金会投资和捐赠受限引争议
作者：定军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02-24


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捐赠人每一年在基金会的捐赠比例至少要在70%以上；基金会所有的增值投资，最多不能超过去年余额的10%。


记者获悉，民政部正在对基金会管理条例进行修改，而以上两条修改内容引起公益界人士的争议。


一位基金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投资以及经营的活动实际上是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如果以后规定只有10%用于投资，公益资金将更加难以滚动发展。


基金会管理条例面临修改


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一些管理规定已益发不合时宜。


2009年11月，财政部等发布《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非营利组织免税范围将有所缩小，为基金会资产保值增值的营利性收入面临上缴企业所得税的境况。


为此，当年12月，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9家基金会就此提出质疑，共同致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因为，当企业向基金会捐款的时候，可以享受到12%的公益捐赠税前扣除优惠政策，基金会自己的盈利性活动，则要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25%税率全额征税。“这样对比来看不太公平。”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说。


上述致函并未得到回应。一些基金会人士告诉记者，从事相关的一些活动，仍需要交纳所得税。


中央财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黄晨告诉记者，过去条例的一些规定，也一直存在争议。“税收问题，对于很多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士来说，这是一种负担。”


此外，“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以及“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两条也一直争议很大。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会秘书长宋德勇告诉记者，目前该基金会的活动，主要是大学教师无私奉献，如果要做大，显然要受到行政支出的限制。“我们还在慢慢发展，但是做大后招专门的人成本很高。”他说。


两条修改引争议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述几条因争议大面临修改。而新增加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捐赠人以后每一年在基金会捐赠比例至少要在70%以上”以及“基金会所有的增值投资最多不能超过去年余额的10%”引起的争议更大。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就在近期的论坛上指出，本来基金会靠投资增值做慈善事业，现在规定投资的比例最多10%，剩下的存到银行。“政府本来是出于好心，但是这给企业和社会的印象是，善没有善报，整个社会就没有达到一个公平公正。”汤敏说。


黄晨认为，全国每年基金会用于投资的钱可能有300亿左右，用于投资的资金比例应该再大些，“目前存在一些争议。公益界是希望放开一些，这样可以做大资金，但是政府担心公益资金用于投资风险大。”


汤敏则认为，上述对于投资等管制，大大地限制了公益基金会资金的发展以及从业人员的增加。


据相关数据，2008年美国全国的慈善捐赠总额是3076.5亿美元，占GDP的2.2%，提供全国10%的就业岗位，就业的人数有3000万，非营利部门的年度支出约一万亿美元，占GDP的8%。


汤敏认为，如果中国公益基金会得到大的发展，公益事业领域会增加大量的岗位，可以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在政府、在市场、在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公益慈善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中国这个领域刚刚起步，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应该一起推动。”汤敏说。

金贵的平壤户口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2011-02-24 南方周末

2月14日，韩国统一部披露，朝鲜缩小了平壤市的辖区，将原属平壤市管辖的江南郡、中和郡、详原郡和胜湖区域等地区划入黄海北道。由此，原本为2630平方公里的平壤市面积缩小了约一半，原本300多万的人口也减少了约50万人。

这50万不再拥有平壤户籍的朝鲜人会有哪些损失？对朝鲜人而言，平壤户口意味哪些物质或精神的利益？


资源优先配置权

“朝鲜一直在维持平壤市民的特别待遇，可能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了，以致朝鲜‘革命心脏’被割裂。”就朝鲜减缩平壤区域面积一事，韩国政府相关人士对韩国《朝鲜日报》评论道。

朝鲜此举的动因，韩日媒体猜测纷纷。是否确是因为朝鲜“经济难以为继”，目前尚无明确证据。不过可以确定一点：被划出平壤的50万居民，自此失去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福利，例如，与平壤户口直接挂钩的“资源优先配置权”。

朝鲜实施全民配给、教育医疗全免费的终身福利包办政策，但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爆发大饥荒开始，这些福利事实上就只有300多万平壤市民才能享受。

粮食是朝鲜最稀缺的资源，在大饥荒期间，平壤市民依然获得了能保证温饱的粮食配给，这也是平壤当年饥饿致死的人数全国最低的原因。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目前朝鲜已基本废除配给制，除了平壤市民和119万朝鲜军人，其余2000多万居民的生活只能靠市场调剂。

其次是电力。在苏联全面停止对朝援助之后，朝鲜电力设施发展一直停滞难前，从铁路运输到普通市民家中的电灯都全面受到影响。在朝鲜，限制供应电力成为常态，除了平壤。

当然，平壤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也主要集中在市中心步行30分钟以内的范围。这个区域里有凯旋门、主体思想塔、平壤最高大的永生塔、光鲜现代的居民楼、装点体面的朝鲜餐馆、平壤最大的百货公司、火车站等。这恰好也是外国游客在指定下榻的特一级宾馆窗外眼力所及的范围。

这意味着，居住在非市中心的平壤市民，晚上用电并不能像住在市中心的市民那样随意。

平壤市民专享的待遇无处不在：他们能看更多套的电视节目；他们能上网，尽管只是朝鲜国内局域网；如果结识一些特殊的关系的话，他们甚至能到酒吧、台球馆消费……

这座首都城市像抽水机般，抽调了整个国家各领域最优资源与财富。这也是平壤户口的金贵之处。

南方周末记者在朝鲜期间接触的几位平壤青年，无不展现着他们与生俱来的强烈优越感，在他们口中不断出现诸如“我们平壤”和“他们地方”的词汇。

平壤是朝鲜向外国游客、贵宾、记者展示其经济成就与主体思想的样板工程，这也为平壤市民带来其他地方不敢奢望的福利。

平壤市大同江区纹绣街有一家建于1980年的平壤妇产医院。朝鲜一度将它定为外国游客必经景点。

据朝鲜杂志《今日朝鲜》2010年第10期报道，1979年，金正日视察医院建设工地。他要求医院所有走廊都要铺上大理石。然后“沉思了一会儿”，“强调说，所有产妇都来往的大厅地板用宝石铺”。

这样，包括“红玉、青玉、黄玉”在内的“一百多吨天然宝石和各种颜色的石块，为妇产医院大厅铺上了‘地毯’”。

不过并不是所有持平壤户口的孕妇都能到这座奢华的产院生宝宝，能在这家医院就医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人，或者是在该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等员工及他们的熟人。

事实上，朝鲜市民各自所能享受的福利与待遇，与其在权力序列上的排位高低成正比。

朝鲜的房子全部由国家分配，所以不存在买不起首都房子和限制非首都户口买房的问题，但是居住的地段则要服从缜密的国家计划。

平壤市中心两栋最富时尚感的圆柱状高楼，就是专门为参演《卖花姑娘》与《红楼梦》两部歌剧的演员建的。这些出国“为国争光”的演员，在朝鲜享有颇高的社会地位。

演员们一旦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还能享受到配汽车的待遇。在平壤街头奔驰的汽车车主都是党政领导、人民艺术家、人民功勋获得者与国有企业领导人等阶层。普通人即使有经济实力，也是不允许购车的。

平壤梦

朝鲜最好的大学都集中在平壤，能进入这些大学读书的绝大多数都是出生、居住在“我们平壤”的孩子，而“他们地方”的学生一般只能上地方的大学，除了学习特别突出的极少数幸运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苦难行军”后，除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等一小部分中央大学之外，朝鲜的地方大学的学生们就再也没有拿到过奖学金。

在朝鲜，衡量一份工作的好坏，关键是两点：单位是否在平壤，是否在国家机器的权力序列上排名靠前。

在这点上，平壤户口的金贵再次凸显。平壤的大学学生毕业时，平壤户口的孩子几乎全部都可以安排进首都各领域就业，地方孩子中的大多数，仍然会被分配回地方。

平壤的年轻人对中国同龄人的就业难与压力大表达了同情，为自己的国家让他们过上零失业率、稳定、有保障的生活而感到自豪与满足。

不服从分配、不要平壤户口只求能留下，都是不可行的幻想。朝鲜严格禁止人口随意流动，地方居民要来平壤，必须先到所在单位开证明，不过，平壤市民要去地方，无需这道程序。平壤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座没有乞丐与流民的首都。

对于出生在地方的朝鲜年轻人而言，“朝鲜梦”即是“平壤梦”，拿平壤户口，做平壤居民。

实现这一梦想在理论上有两条路径可尝试：

一是学业拔尖，考入平壤的大学后政治素养过硬且表现突出，以及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力，毕业时破格留下。

二是苦练特长，闯入演艺圈或体育界为国家建功立业，比如获得去年南非世界杯门票的朝鲜足球队员当中的外地人及其家人，他们获得的奖赏之一即是平壤户口。

更为可行的人生奋斗之路还是参军，朝鲜是军人人口比例全球最高的国家，在最困难的时期，这个国家的119万军人的配给仍然能正常维持。

不过，即使获得了平壤户口，也得往好的单位挤，如果处在实权序列的边缘，这一金贵的户口仍然难以代代相传。比如眼下这50万被平壤划分出去的居民。

每当“2·16”金正日生日与“4·15”太阳节（金日成生日）来临前夕，作为最高权力所在地与外国贵宾来访最频繁的城市，平壤市民便开始进入紧张的繁忙中。

每个人都会被派上用场：或参与排练阅兵式、团体训练操、文艺演出、庆祝舞会；或加入“装点工作”大军，每天凌晨5点到小区或街道上“消除冬天痕迹”；或用特殊方式培育花苗，以确保在节日当天全部盛开……

不过，繁忙过后，平壤市民按照岗位的重要程度，都能获得昂贵程度不等的礼物，从被褥到冰箱彩电。这些大件的商品靠平时的工资是绝对买不起的，一般都得通过参加大型政治活动获得。

金氏父子的生日是朝鲜最重大的节日，隆重的庆祝方式年复一年，也为平壤市民创造了实惠的福利。今年的“太阳节”即将来临，不过，有50万“前平壤人”不能再像往年那样全力以赴地为“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张罗庆生了。

“中美混血”大学诞生记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2011-02-24 南方周末

■大约一百年前，美国人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而今，美国人又来了。两年后，第一所中美合办大学将在上海诞生。

■创办者们希望，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几百个高中生享受精英教育，而是中国大学办学模式借助外力的一次革新。



图为美国纽约大学。改革者们期盼的是，新的上海纽约大学可以复制美国纽约大学的先进模式。 （纽约大学网/图）

大约一百年前，美国人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而今，美国人又来了。

在外企扎堆的上海陆家嘴，两年后，一所中美合办大学将在这儿诞生，中国大学将迎来新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美混血儿。

这所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大学取名上海纽约大学，将完全照搬美国最大私立大学纽约大学的办学模式和评价体系。

现在，华东师大校长俞立中期盼着这所新的学校能为中国现代大学摸索出一条改革路径。例如如何去行政化，如何教学科研两不误，如何筹集社会资金，如何教授治校，如何学术自治……

两个校长的国际化野心

这并非华东师大和纽约大学的第一次联姻，早在2006年，纽大上海中心就已经联姻华东师大，这是一个类似于教学点一样的机构。

每年，纽大组织本部的学生到上海中心游学，华东师大的教授给他们上课。只要洋学生感兴趣，几乎什么课都开，甚至还有太极、书法，华东师大的学生也可以到上海中心上课，学分互换。

几年合作下来，纽大的学生有点“爱”上了华东师大。“他们第一批来中国的学生只有18个，去年直线上升到一两百人，这让他们很不可思议。”俞立中说。纽约大学校长约翰·赛克斯顿（John Sexton）现在已经跟俞立中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几乎每年他们都要见上一次面。看着势头喜人，赛克斯顿就跟俞立中商量干脆在上海办个分校。

这个提议得到了俞的热烈回应，因为这两个校长都有一样的改革共识：国际化。

62岁的俞立中，科学家出身，下过乡，留过洋，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一代，2006年开始掌舵华东师大的时候，担子不轻。“华东师大不能跟排在我们前面的学校屁股后面走，要走自己的路。”他说。“拼SCI论文我们拼不过复旦交大清华，人家SCI论文多，说明学校里从事高水平科研的人多了，而培养创新人才，除了学科交叉，很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国际化。”

俞立中要求下属们做什么事都得从国际高等教育的平台上考虑问题，现在见到国外大学校长，俞立中给他们介绍自己学校的时候，从来不用华东师大多少SCI论文、有多少科研经费这些国内的话语体系，“而是告诉他们，我们的人才培养希望怎样去做”。

纽约大学校长赛克斯顿比俞立中略长几岁，爱尔兰移民，法学背景，在美国最高法院奋斗了好多年，跟俞立中一样，建立一个全球化的教学网络来抗衡常春藤名校，亦是赛克斯顿2001年担任纽约大学校长后力推的改革，此前纽约大学已经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学点。

然而美国大学在中国建立分校并不容易，俞立中一头扎进了资料堆里，研究怎么在现有体制下，突破以往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幸运的是，他们还没上报教育部，转机就在2009年提前出现了。当时，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到纽大访问，赛克斯顿向大使表达了跟华东师大合作办校的想法，驻美大使就给教育部发了传真。

教育部立即来函要求华东师大讲清来龙去脉。俞说，教育部的态度相当积极，态度也很明确，不是不能突破，关键是告诉他们华东师大的真正意图。“对中国来讲，多一所大学已经没什么意义，我们做的是一个事业，而不是一个事情，是如何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推动我们自身大学的变革。”

一些大学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跑到教育部谈主要是为了争取一年多给多少招生指标，因为学生招得越多，成本就可以摊下去。但俞立中却问教育部长袁贵仁，能不能少招点学生。俞回忆，袁当时对他说：“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你们真想做点事情。”

即便获得教育部领导肯定，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在2010年7月华东师大正式递交申请报告之前，他跟教育部磨合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反反复复地讨论，主要是模式方面的问题。”俞说，申报之后，教育部特地派了个由一些大学校长组成的专家组到华东师大调研，听取华东师大管理层汇报。

但最终能获得准生证，其实靠的不仅只有华东师大自己。

“上海的领导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北京沟通。”俞立中说，“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特区，怎样开辟一个试点，尤其是高等教育新的办学模式，一直是上海感兴趣的事。”在上海市教委2011年工作重点中，积极筹设“上海纽约大学”亦被纳入其中。

而最终落户陆家嘴则是纽约大学的主意。设在曼哈顿岛上的纽约大学是美国典型的都市型大学，赛克斯顿希望把这种文化带到上海。浦东区政府听闻之后也非常积极，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引擎的浦东，希望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支撑，未来上海纽约大学的土地、校舍建筑将由浦东政府提供支持。



2008年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 （纽约大学网/图）

这将是一所怎样的大学？

虽然离它呱呱坠地还有个一年半载，但已经有好些高中生家长在私下跟俞立中打听，“什么样的孩子有资格进来？”

未来上海纽大，几乎跟进曼哈顿的纽大没什么区别。专业都是金融、数学、经济学等这些纽约大学在全美排名前列的几个学科，学生还可以到纽约大学总部游学一两个学期，学分通用，最后将拿到上海纽大的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大学的学位证书。“如果没一个公认的标准，别人会认为只要有钱都可以上。”俞立中说，哪怕招不满，也不会把不符合条件的人招进来。“我们做的是一次国际化的试验，是精英教育。”

按照最初的设计，上海纽约大学一年就招几百个学生，中国和海外的各一半，海外的就全按纽约大学的那套游戏规则招。而中国的学生要想踏进上海纽约大学的门槛，高考将是一把重要的尺子。

既然是精英式培养，老师们也得是精兵强将。师生比例完全参照纽约大学的1∶8。“我们有些学校1∶18都不稀奇。”俞立中说。而全球挖人的工作全交给纽约大学一手操办。

这事，难不倒纽约大学校长赛克斯顿。在2001年担任校长之前，他是纽约大学法学院院长，上任十四年，他从哈佛、耶鲁挖了三十多个大腕教授，纽大法学院就从一个二流法学院，跻身与耶鲁哈佛齐名的一流法学院。

老师来了，学生也来了，钱怎么办？

纽约大学一名本科生一年光学费就得2.8万美金，合人民币近二十万。俞立中说，上海纽约大学会提供比较多的奖学金，把那些成绩好但不能到海外留学的普通家庭学生给吸引过来。

可中国的政府奖学金不多，在纽约大学阿联酋的分校，学生一分钱不用花，都是酋长一个人埋单。俞立中说，到时会想办法通过企业投资。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全靠国家投资，如何通过社会募款，俞立中亦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运作中找到答案。“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学校做得好的，但创办于1831年的私立大学纽约大学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

这事在纽大一般由董事会张罗，类似于中国的校长办公室，上边还有个理事会，属于学校最高机构，类似于中国大学里的党委。而未来的上海纽约大学理事会，将是美方四个人，中方四个人。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华东师大来提名，常务副校长由纽大提名。

这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在中国国土上搞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的学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学术上面的问题，更多的根据纽约大学的惯例去做。”俞介绍说。

要借鉴的不仅如此。俞立中说，他们的初衷就是想借鉴上海纽约大学的经验，反思自己在教育过程当中有什么地方应该去改，从而推动母体学校的改革。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男星对此相当看好，“在原有的已经成形的体系里很难打破这些障碍，重新找一个新的壳，可能更容易实施，更容易看到成果。”

比如科研和教学的矛盾，在美国也一直难以调和。

2001年开始，赛克斯顿决定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要求科研人员花更多的时间陪本科学生，教授不再以科研论英雄，给本科生上课多寡是决定这个科研人员职业声誉的重要标准。包括赛克斯顿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可能是美国惟一仍在给本科生上课的大学校长，去年，他教了四门课。

虽然纽约大学在中国的名气不如常春藤那些名校，但它连续多年超越哈佛耶鲁被评为全美高中生最愿意就读的大学。“它的人才培养更贴近社会，或者将来就业会更加好。”俞说。

俞立中已经跟赛克斯顿约定，日后上海纽约大学建成了，华东师大的管理人员将会直接到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挂职。“在学校管理方面，他们的一些做法，对反思我们自身的教学和我们大学的管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镜子。”俞说。

中外合办到底能带来什么？

对这个新生大学感兴趣的，不仅有学生家长，俞立中的同行们也充满了好奇。

有一次，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碰到俞立中，问他：“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这对你们华东师大有什么好处？”俞立中半开玩笑地说：“华东师大没你们名气响，我们要借助外力。”

虽是玩笑话，也是俞立中的真实想法。他最担心的是，一旦有人说这个模式好，大家一窝蜂都去搞这个模式，结果把好的模式都带坏了。

“它的示范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的探索，但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潮流。”俞立中认为，每一所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模式，都应该有自己的烙印。

不过在中国，一个潮流之下，很难没有追随者。

过去十年，在扩招并校的指令之下，高校追求的是高大全，千校一面，学校个性不再。如今这条路各个高校都觉得不再灵光，那么在追求特色中，中外合作办学就成为一个新招牌。

据上海《文汇报》报道，未来5年，上海紫竹国际教育园区也将启动建设，美国常春藤联盟名校及其他国际一流高校将加入其中，以合作办学的方式对外招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此并不看好。“只有鼓励国外大学直接在国内建立分校，才能真正逼着国内高校改革。”熊丙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这些学校在内地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将真正促进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

之所以现在中国还不允许这么做，熊认为，恐怕是体制尚属脆弱，而且内地高校也还没有做好应对竞争的准备。

熊以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为例，香港高校在2005年可以在内地自主招生。当时被北大录取了，同样可以参加香港大学的自主招生，许多内地状元放弃北大清华到香港读书。但2007年之后政策开始倒退，内地学生不能同时获得内地和香港的录取通知书，保送生也不准参加香港高校的自主招生。

不过，在教育部系统工作的张男星却并不这么看，“目前不能建分校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但未来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教育部允许华东师大试点本身就表明了它开放的姿态。”

实际上，上海纽约大学也是一连串高校自主办学模式改革创新的序曲。此前的2010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试点地区，上海市亦在名单之列，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步骤，教育部希望借此“培养国家紧缺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

（赵一海对此文有贡献）

省部级高官如何“退居二线”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2011-02-24 南方周末


退居二线的省部级官员们依旧在发挥特长。图中左一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他同时也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 （CFP/图）

每年的一到三月份，都是中国的高官“政治季”。此时地方和全国两会接连召开，省部高官们代际轮换。

大部分的正省部级官员在卸任党政职务“退居二线”时，都会归于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只是因为民族、资历、此前的专长和卸任时机不同，路径亦有区别。而上述种种，皆在中国组织人事规则之下，多年来早已颇有规律。

鉴于大部分的卸任正省部级高官，尤其是地方大员，都是前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往往是卸任的中央部委副职官员，所以本报也就只分析前者。

虽说“退居二线”，但对少数省部高官来说，反而是新起点。一些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干部的自治区主席或者自治区人大主任会获得副国级的副委员长职位。比如这一届的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此前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主席，2008年直接从正部级获选升任；而蒙古族干部乌云其木格此前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已经连任两届副委员长。

从历届的数据分析看，诸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府主席或人大主任都有机会晋升为副委员长，这显示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对民族平等的重视。历史上也曾经有上述四个少数民族官员都获任副委员长的情况。此前被判处死刑的副委员长成克杰就是壮族，升任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

从近两届看，全国人大秘书长也开始由一名副委员长兼任，上一届担任此职位的是国家经贸委主任出身的盛华仁，而本届则是原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国家经贸委主任和山东省委书记都是中央或地方上的重要职位，李建国此前担任过陕西和山东两任省委书记，可谓老资格的高级干部，由此亦可看出此职位人选的一些端倪。

除了上述特例，剩余的正省部级官员，大都分布在全国人大的9个专门委员会中担任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

在全国人大的前省委书记明显比前省长多——因为地方大员中，以省长位置直接退居二线的官员是少数，大部分省长都升任到省委书记或者调任部委。

9个委员会中，有些特别的是法律委员会。因事关最核心立法，其主任委员往往都是有专业水准的高官，而非由普通党政大员充任。本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负责具体立法事务的部门）的原主任胡康生，而上一届亦是原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副主任委员则多为原中央部委官员。

剩下的其他专业委员会，原部委高官基本是按照专业分布，地方大员则各有千秋。

比如，众多的公安部（多为正部级的副部长）、最高法（多为正部级的副院长）、国安部等强力系统高官获任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有意思的是，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则是非强力系统出身的高官担任，这两届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级）和原重庆市委书记。

财经系的高官们多进入了财经委员会，而诸如科技部、信产部、体育总局的高官，则齐聚教科文卫委员会——要提及的是，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因为此前长期在财政部任职（官至副部长），所以去了财经委。

外交部和中联部的很多高官自然到了外事委员会，现任主任委员是原外交部长李肇星，这也是地方大员最少，成员最有专业背景的一个委员会。

地方大员们的分布考量更复杂，但也基本按照专业或者地域。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经任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他如今在教科文卫委员会。而四川、山东、吉林这样的农业大省大员则分到了农业和农村委。广东和福建的卸任高官们，因为地处侨乡，多在华侨委。

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自然大多在民族委员会（自治区政府主席或者人大主任），一般来说，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会是少数民族干部。而曾在民族地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汉族干部也经常位列其中，不过往往是副主任委员。

另外要注意的是军队退役的高级将领们，几乎每个委员会都会有一个退役的上将。

值得一说的是，若论对政治现实的了解，确实要数这些官员。原来的地方大员们此前对中央各种法令政策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是“场外”议论一下。如今进入人大常委会，积压多年的块垒有了抒发的最佳渠道——所以在讨论法律草案时，对草案里种种可能不合实际的规定诟病最多最直接的往往是他们，这对法律的完善，也颇有裨益。

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实习生 范承刚
2011-02-24 南方周末


2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

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2010年辽宁省各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面试场地外，一位被录取的考生喜极而涕，给家里电话报喜。 （卡塔西/CFP/图）

我为“国”狂

挤进体制内，“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er，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全奖ofer；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四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机构的招聘方式，还只是到几所知名高校请院系老师推荐学生，然后与被推荐者约见面谈；或是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陶亮印象中，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尽管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开始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剥离国企负担，但当时仍然处于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半以上GDP总值以来“国退民进”的红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这些原本不怎么来的企业，都一股脑地拥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1997年亏损的近七千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围的同学开始花心思掂量手头的国企o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尽管其所管辖的央企虽然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毕业 5年后的2009年，国企在中华英才网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强”中占据29席，一年后升至33家。外企则只获3席。

在媒体上，关于央企与大型国企高歌猛进的报道随处可见：央企集体进军房产、煤矿，并广泛收购民营企业；奔赴沪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资；2008年，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移动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同年，国家为刺激经济投入四万亿，其投资的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到。

“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势头还在持续猛涨，精英们自然趋之若鹜。”陶亮说。

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路飙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财政收入增速在 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陶亮博士毕业当年（2004年），财政收入较十年前（1994年）增长了505％，而GDP的增幅为342％。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的大头是个人与企业纳税。

2008年，当央企在金融危机寒冬中逆市突飞猛进之时，吴晓丹失业了，她开始重新加入国考大军。2006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放弃某大型国企的ofer，加盟一家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一年后，老板卖掉企业，转行投入房地产业，她随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银行申请贷款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

显然，始终未获得与央企、外企同等超国民待遇的民企在这股“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沦为弱势群体。许多民营企业家要么转向房地产等性价比更高的暴利行业；要么等待被大型国企收购，戴上“红顶安全帽”；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这是央企尚未，也许也是不屑蚕食的领域。

当年“追求超拔，拒绝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吴晓丹抛于脑后。她现在只想顺利通过考试，回到“体制内”去，否则，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户籍，“能‘超拔’到哪儿去？”

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梦想“超拔”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买得起房子。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的价格买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在老同学惊奇地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轮到赵鑫杰惊诧了：是吗？物价都已经通胀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根据2月18日的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当年“最求超拔，拒绝庸常”，如今“没有户籍，没有保障，能超拔到哪去？” 宁舟浩摄影作品《单位》 （宁舟浩/图）

“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这个不太能摆上台面说的诱惑是黄丘伟连考五年国考的直接原因。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丘伟进入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在家务农的父母问，我们以后再被人欺负，你的单位能管吗？黄丘伟说不能，父母沉默了一会说，那你能不能调到能说得上话的单位？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场地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吴晓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深圳市某机关单位，眼下的工作是给单位写宣传稿与新闻通稿。她开始越来越抵触与少数还在体制外混的同学在网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总是在批评？为什么总要去反思？”她反问道，“难道就不能重点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吗？”

总体上，吴晓丹是个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单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总习惯性地吞服四粒维生素，这是单位发的福利。瓶子里的药丸一天天少下去，是这位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数还存在变数的细节之一。

而已经连续参加八次国考的沈娜，仍在准备今年11月参加第九次考试。根据最新规定，从明年起，中央和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这或许终于将为这名当代“女范进”减少一些竞争对手。这会是她最后的机会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名字皆为化名）（雷磊、李顺对本文有贡献）

车船税的胜利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席斯 这是第一个从国务院的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2月25日，车船税经历几次大修改之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通过。
尽管仍然争议不断，看到车船税法草案二审稿，相比初审稿大幅降低税负，参与讨论的立法者们大都感到欣慰。

5年前，车船使用税几乎翻倍，但民众并不知情。当时国务院向各部委、各省征求意见后宣布实施。公布之前是绝密的，这在过去是工作惯例。

此次车船税立法，草案一审后就上网公布，并接到了10万条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研究所所长郝如玉说：“民众对税收议论非常多，立法部门应尊重民意。”

可以说，车船税的立法，是这些年来，民意征集最为广泛、人大作用发挥充分、政府和民间互动较为良性的范本。

诸多案例昭示这种做法的可贵。去年底提出了很多减税计划，但从年初开始实施的都是增税政策。譬如，备受争议的房地产税试点，几乎没有广泛讨论下就已经展开。

相反，据本报了解，今年有望减税的几个税法和条例均有推迟，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和增值税立法甚至没有出现在全国人大2011年立法计划中。

车船税博弈

郝如玉参加车船税立法活动有七八次，第一次参加的是第八稿，算下来应该总共有20稿左右。他说，一审结束后，全国人大相关部门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把民众的意见、常委们的意见都认真地进行了分析，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其核心就是税负。

在车船税一审初稿中，将现行规定修改为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计征。一审稿除了1.0升以下排量车税额减少外，其余车辆均持平或税负增加。

草案一审后上网公布，全国人大收到的近10万条意见中，有54.62%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降低税负。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法工委组织到地方去调研，以不提高大多数人的税负为原则，进行修改工作，此后对税额降了两次。

一位地方税务部门官员说，过去调整税率税额只要国务院审议通过，征求意见也只对政府部门或相应大企业，所以出台都比较顺利，民众反应也并不大。但这几年随着征管水平的提高，税负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税收变得特别敏感，参与意识大大增强。

这 10万条公众意见中，有73.26%的意见来自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省市。

“私人车辆主要集中在这些城市，说明民众对涉及切身利益的税收法律的参与感明显增强，而且意见大部分都有理有据，说明民众对税收以及法律的认识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一位参与分析这些意见的人士对记者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税的经济性质是纳税人付给政府钱，以此来购买政府的服务。税收之所以需要强制征收，为的是防止和杜绝一部分人可能的“搭便车”行为倾向。但政府机关不可因为强制执行力在手，就自行决定税的种类和税负的轻重。

全国人大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进行重新测算，排量1.0升以下的仍然规定为60元到360元，修改的主要是1.0升到1.6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360元至660元，降至了300元到540元，将1.6到2.0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660元到960元，降至了360元至660元。这样一来，2.0升以下占乘用车87%以上车主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实施后地方政府制定的税额标准还无法预测。而2.0升以上排量车税负明显提高，所以总的税收应会有所增加。

地方的反应

一位参与制定车船税的人士表示，税负一开始设计得比较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车船税是地方税种，现在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所以要给地方留下空间、留下幅度，所以设计比较高。

从征求意见看，地方意见却完全出乎意料。

在向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中，上海、浙江、江苏、山东、云南和湖南等省表示，在当前物价指数不断攀升、中央提出大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情形下，不宜增加工薪阶层的车辆税收负担。

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法律委先后赴天津和江苏就车船税法草案进行调研。天津市认为，车船税在地方税收中所占比例很小，没有必要增加税额而引起群众不满。江苏省财政厅则直接建议，不应增加排气量2.0升以下乘用车车主负担。

江苏省地税部门官员解释，随着征管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一些税收政策的完善，不论企业还是个人近几年内税收负担迅速提升，在有些方面税负已经偏重。这种情况下，地方即使想改善地方财力，但也得考虑纳税人的承受能力。

目前乘用车已是征收税费最多的商品。各种税费占了购车总费用的40%。一辆车从出厂、购买、保有到使用环节，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车价10%的车辆购置税，车价1%到40%的消费税，进口车15%的关税，还有燃油税等，另使用过程中还包括过路费、过桥费、强制保险费、车检费等。

尽管获得通过，但车船税在二审阶段仍然受到不小的质疑。最主要是很多民众认为，该税作为财产税，按排量征收，征税目的不明确，逻辑不清晰，希望继续研究理顺后再出台。也有人认为，排量1.6升以下不应收税，这些车基本都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大众用车。

2006年车船税曾经历一次大的修改。当时中国有《车船使用税》和《车船牌照使用税》，两个税分别针对中国国内居民和外国居民的乘用车。针对国内居民的车船使用税税额当时按乘用车载客人数为依据，最低100元，最高320元。

2006年12月国务院通过了以上两税合并为车船税，并增加了税额。那一次调整，使得税额上限提高了1倍左右，由原来的320元提高到660元。该暂行条例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

江苏地税部门官员说，上一次调整幅度就不小，江苏省为了避免大幅提高车主的负担，以税额下线征税，1.6以上排量定为360元。

税收增减法

按照目前的税收立法计划，车船税二审通过后，暂定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立法说明并没有详解实施时机的选择依据。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称，即使这次通过了，什么时候实施，应考虑两个因素：车船税的出台应结合其他减税政策一同出台。调整税法时，有减有增几乎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做法。第二个考虑因素，车船税增加，另一方面高速路收费要减，各种过路费要减，增税和减费要结合。

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振中提议，车船税法是现在出台还是等到个税调整和汽车税费体系调整时统筹考虑，需要慎重论证。

周其仁说：“我有一个经验，就是不要轻易提加税的建议，因为那是最容易被吸收的一种意见。”

一位地方税务部门官员说，去年底提出了很多减税计划，年初开始实施的，都是增税政策：包括房产税试点、对退休人员一次性补贴收取个人所得税、将地价计入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等等。

减税政策却并不顺利。按照原计划，今年将对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税法进行修改和立法，更为明确的信息是，增值税曾计划在去年12月审议，个人所得税法在上半年提请人大审议，而这两个税都是减税改革。

据悉，2011年的人大立法计划中并没有个人所得税法和增值税法，只被列入了预备案。

增值税立法从最初的在2010年12月份审议推迟到2011年10月份之后，直至从立法计划中删除。

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改革，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希望，从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等生产性服务行业进行扩围试点，并研究确定试点方案。由于试点需要一定时间，改革与立法如何协调，立法是否要等试点成为推迟立法的一个因素。有学者建议，立法和改革应同步进行，以立法推动改革，不能因试点而影响立法进程。

个人所得税法降低中等收入者税负的改革在去年的部委计划中，曾被安排在2011年初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国税总局官员曾透露，改革方案基本已没有分歧。但这一计划先是被推迟到下半年审议，直至从立法计划中退出。

十二五的税改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给地方增加税源，房产税开始试点，将来要成为地方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车船税也是地方税，而且给了地方很大的调整空间。

如果是这样的宗旨，那么同时应减少中央税或者中央地方共享税。“如果减少中央税，中央的转移支付能力将弱化，中央平衡地区财力不平衡的作用将减弱，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学家梁优彩说。

周其仁建议，政府出台一项加税政策，就同时考虑一条减轻税负的政策，以保证总税负不会脱离经济情况而不断地加重。

他解释，不是说不能加税，可是加税建议很容易变成政策，减税就非常难，结果还是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目标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