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同盖茨和巴菲特聊一聊“去行政化”与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化的关系，如何将“去行政化”一词翻译成英文呢？
走出慈善“鸿门宴”
顾昕 2010-09-27
9月27日，“股神”巴菲特应电动车生产商比亚迪的邀请，抵达深圳。除了参加比亚迪安排的考察活动外，巴菲特将在北京与比尔·盖茨会合，和一些中国富豪共进慈善晚宴，盖茨和巴菲特在邀请函中特地注明这是“一次私人盛会，不要求现场捐款”，主要是与那些对慈善活动感兴趣的人分享经验。
世界知名的富豪慈善家盖茨和巴菲特要办一场私人晚宴，与中国富豪们讨论一下慈善文化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兴盛发达。不曾想，食材还没有置办齐，这场晚宴俨然成了“鸿门宴”。借助大众和小众媒体，中国的公众们终于逮着机会，将这场私人盛宴好一通围观。
一堆富豪们吃饭，这有啥可围观的？看点还真不少，也颇有一些刺激性。其一是劝不劝，其二是裸不裸。
劝不劝，就是看盖茨和巴菲特是否动员赴宴的中国富豪们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很多中国富豪们担心被动员，暗中盘算着接到宴会邀请电话之后如何回复。有些富豪无意之间将自己的小盘算透露出来，于是围观者一拥而上。“动员捐款”，这样的事情本来在中华大地上稀松平常，何惧之有，很多人已经学会了十八般应对之招数。但是，面对洋人的“动员”如何应付，这的确令人头疼。如此一来，盖-巴晚宴活生生变成了“鸿门宴”，这让其主办者始料不及，遂忙不迭澄清，晚宴就是吃饭聊天，根本不会劝捐。
裸不裸，就是中国富豪们到底能捐多少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至少有一位中国富豪宣布“裸捐”，即将自己百分之百的资产捐出来。除他之外，还有一位中国富豪要捐出自己99%的资产，另有不少富豪要半裸或三分之一裸，不一而足。当然，还有不少富豪坚决不裸，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用自己的资产将企业搞好，就是最大的社会公益事业。
无论是劝不劝还是裸不裸，人们关注的都是中国富豪们该不该慈善以及到底肯拿出多少钱来慈善的问题。当然，这一关注还引发了一系列议题，譬如说：
* 中国到底有没有乐善好施的传统，难道非要两位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劝说”中国富豪们投身于慈善事业？
* 中国富豪们究竟是不是为富不仁？
* 为富且仁的唯一之道是不是响应两位外国慈善家的“劝说”，捐出自己的部分资产，抑或另有他道？
* 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一项道德要求，甚至是法定义务，还是企业自身发展的战略所需？
于是，在中国的大众媒体上，就这些问题，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当然也有情绪化的口水。
然而，在纷纷的议论之中，有两个关涉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反而遭到了忽视。这就是慈善的制度化和专业化。
狭义上讲，慈善是指扶危救难，这一传统在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自然也包括中华民族）中都是源远流长的。但是，广义来说，我们应该关注如何让日常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形成完整的制度和组织体系，从而即便在并不危也没有难的平常日子中，也能让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得到顺畅的发展。这自然包括各类基金会，也包括各类提供专项公益性服务的组织，亦即各种非营利组织。这就需要慈善的制度化。
可是，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问题严重。由于公共管理体系的行政化特色，众多民间自发产生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无法在神州大地降生。李连杰的壹基金已经活蹦乱跳多少年了，但居然没有一个合法的出生证。其实，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出现在基金会这一个领域。例如，即便有不少中国富豪有兴办各种非营利性私立学校或私立医院的意愿，突破行政化的障碍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慈善的专业化则是另一个大的问题。中国富豪并不乏乐善好施之人，但是很多人并不相信现有的慈善组织，尤其不相信行政化、官僚化的公立社会服务机构。他们宁可放下自己的商业专长，亲自投身于慈善活动，甚至自行设立无法顺利降生的慈善组织。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非营利部门的行政化和国有化有关。当公立机构在社会公益事业领域处于主宰甚至垄断地位之时，良性竞争必然缺失，专业化也就无从良性发展。
因此，就中国的慈善事业而言，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走出“鸿门宴”，把关注的目光从中国富豪的裸与不裸，稍微转移到制度建设的行与不行。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如果要同盖茨和巴菲特聊一聊“去行政化”与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化的关系，如何将“去行政化”一词翻译成英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