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要求政府增加医疗支出，而不改革目前低效、且不合理的医疗支出和分配体制，最终的结果将是抬高了全社会医疗服务成本
提升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应该“补需方”
21世纪经济报道 社论 2011-05-17
顾昕
核心提示：“补需方”意味着医院必须吸引更多人与其签署定期医疗服务协议，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费用。
近日，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在第十四届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表示，全国90%的县级医院负债经营，使医院为生存而难以避免趋利性，从而直接推动了医药费用的过快上涨。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医院负债运营——医院上调医药费，这一逻辑理路恰是当前医疗机构陷入“以药养医”泥潭的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政性医疗投入不足，政府允许医院采取药品加成等“以药养医”形式弥补医院亏损。
诸多理据显示，当前医院负债运营源自于现有政府医疗资源补供方的分配体制下，医院倾向于盲目投资和运营效率低下等所致。当前各类医院把从政府争取到的财政资金大都投入到基建和购买先进医疗设备等硬件领域，而较少投向为患者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和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等方面。如部分医院甚至在自身财力不济下，通过负债融资等手段大行土木，改善医疗办公条件，并为患者提供星级医疗服务环境等。又如国内医院的先进大型医疗设备拥有率已达到和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以伽马刀为例，中国仅报到卫生部的就有四十余台，而瑞典这一伽马刀发明国全国才只有一台，其他的诸如彩超、核磁共振、CT等医疗设备都因使用率低而形成浪费，其中部分医院购入的先进医疗设备也在于想要赚取更多医疗费。显然，诸多公共医疗资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甚至部分医院不惜负债扩展等，不仅造成浪费，而且最终医院的负债和各种运营成本变成了高药价和高检查费等，是为当前看病贵和看病难的主因之一。
需要明确的是，把医药费过快上涨归因于医院负债运营和政府财政支出不足所迫，被当作“看病难、看病贵“的替罪羊是不正确的。
因此，单纯要求政府增加医疗支出，而不改革目前低效、且不合理的医疗支出和分配体制，最终的结果将是抬高了全社会医疗服务成本。鉴于此，当前在适度呼吁政府增加医疗支出占财政预算比重的同时，应该把重点放置在如何提高现有医疗资源配置的激励相容性和使用效率等领域。首先，改革当前政府财政性公共医疗费用补供给方为补需求方的医疗资源分配机制。即政府把当前直接拨付给医院等的公共医疗费用全部拿出来成立一个基础性公共医疗保险基金（主要用来为居民提供基础性的小病等医疗服务），为全民提供基础性的公共医疗保障。具体讲，政府依据居民身份证为所有居民设置一个基础性公共医疗保险支出账户，并根据居民总人数与原先直接发放给医院等的财政资金总额，为每个居民提供最高年度公共医疗保险额度，然后鼓励居民与医院等医疗机构签署定性医疗服务协议。同时，政府成立独立的居民基础性公共医疗监管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
如此设置的好处是：医院等医疗机构要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费用，必须吸纳更多的医疗服务需求方与其签署定期医疗服务协议，才能从政府新设立的基础性公共医疗基金中获得服务费用；而由于每个居民的基础性公共医疗保险支出账户都设有年度最高费用限额，因此若某家与居民签署医疗服务协议的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在规定的额度内为居民提供的医疗服务水平低，那么小病久病不治要么将占用并浪费医疗机构资源，要么居民小病拖成大病，而导致居民申请并选择转换医疗服务机构。显然，这将意味着公共医疗资源的配置具有了显性的激励相容性。
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性公共医疗经费转向补医疗服务需方而非医院等医疗服务供方，必须以医疗服务机构的市场化改革为前提，以此将使更多的市场资金投资医疗服务市场，从而既为市场资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改善医疗服务供需矛盾问题，而且也避免了医疗资源浪费，从而提高政府公共医疗支出的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