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高不成而低不就
任志强

媒体前几天都在狂报道华远两块地高价投标，目前中标结果已经公布，华远一个也没中标，这大约也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事。

许多外行人并不知道标书的实际情况，大多数媒体也不想深入了解，而仅凭表面现象来评论，引发了不利于市场的各种争论。

政府似乎并不想公布评标的内幕，又在提高财政收入和防止出现天价地之间两难，于是就让市场和普通百姓永远也弄不清楚其中的原委了。

这两个华远出了高价的地都已含有一部分保障性住房，因此标书中政府明确规定：评标中是否承担或开发过保障性住房是评标的重要条件之一，占有一定比例的分数及一定比例的印象分数。这就等于为这两块地的招标设置了一道硬性的门槛，没有承担或建设过保障性住房的企业或者你被挡在大门之外，或者你必须用其他的条件分数来弥补这些你必然会丢掉的分数，否则你就无法在评标中获胜并中标。

而如果没有第一次的中标、没有第一次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格，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永远在商品房中带有配建保障性住房的投标中被挡在门槛之外，或者说永远都处于评标中的劣势地位。

于是华远为取得今后能不被永远的挡在竞标资格劣势地位的大门之外，决定用几个亿的高价购买一张进入商品房小区中带有配建保障性住房资格的门票，先用一次性的价格损失换取第一次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经历，以便为今后的投标打下一个公平竞争的基础。这就是华远用高价投标的原因。

华远希望用价格的满分来弥补由于门槛不合理设定而必然丢失的分数，希望用价格的优势打动评标者的感恩之心，以便积极投入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之中。遗憾的是这张门票太贵了，几个亿都未能为一个是4千平米的保障房，另一个是八万平米的保障房的障碍换来信任。

没干过保障房的企业就建不了保障房吗？那么历史上所有开发商都配建安居、康居类保障房的经历不算吗？什么时候政府出台过正式的文件要求开发商还必须取得一个建保障住房的资格审定吗？保障性住房的质量与设计标准会比商品房的要求更高或是技术标准更高吗？

有些媒体误导说，华远在用低价抄底，因为他们没计算政府只用3500元的低价回购八万平米的保障房，或另一个项目四千平米的保障房。也有人说，华远在用高价购地是看好未来的后市市场等等各种评论频出。其实都在于他们并不知道政府设定的门槛。

最令人奇怪的是，政府为什么要专门设立这样一道门槛将更多的企业排除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大门之外呢？难道不应打开大门欢迎所有的企业参与政府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吗？

所有设定的门槛都无疑是一种类似于贸易保护的非市场化工具，一定是旨在保护某些特殊的利益群体，这就像在设备采购时、贸易进出口时设置一道特殊要求的门槛，以便将更多的竞争者排除在大门之外一样，在土地的拍卖之中也在公开的用门槛来提高竞买的价格。

如果没有这种以是否干过保障性住房要占一定分数的门槛们，也许大多企业就不会出这样的高价了；如果没有这种故意将某些企业挡在大门外的做法，也许就价高者得了；如果没有这些试图对某些利益给以保护，又哪有必要专门加这样一个特殊的限定条件呢？

华远自2003年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以来，不管是出最高价还是中间价都没有中过一次标，而又没能力去用天价的方式举牌。因此许多人的疑问是，华远的能力有限还是政府部门在故意而为之。有人说大约是我对政府的多项不合理的非市场化做法提出了太多的批评，于是他们就利用权力来行使否决权。

不管华远这次是否中标，都向社会展示了自己有能力用高价买门票，也向社会证明了华远不是不为低收入家庭建设保障性住房，而是政府真的不想让所有的企业都公平的进入保障性住房的私家建设园地，真的是在用这个门槛限制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出高价或者说不得不被排除在外。这也正解释了社会大众以为开发商都不愿意为低收入家庭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怨气与疑问，不是开发商不愿意而是政府真的不想让我们做。

陈志武有篇文章《经济自由度决定劳动收入增长》，正是用经济的开放程度比较得出了民众收入增长与经济自由度的关系。而这种带有限制性条件的非自由度的招投标制度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非公开、平等的竞争一定是个怪胎。所有设定的保护性、限制性门槛一定是对市场开放的破坏，一定是权力对市场过度干预的腐败。让表面看来公平的投标也变成了一种无奈的游戏。

而更让人无奈的是人们只能看到公平的报标过程，却永远无法猜到标书中的门槛设定是否公平。中服地块的投标门槛在炮轰中被粉碎了，而其他投标中的地雷仍会不断的存在。

大革命中的性事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余生也晚，赶上的大革命，就是文革。说是赶上了，也是懵懵懂懂，不明里就，因为还是个孩子，1966年，我9岁。长大以后，读历史才发现革命不一定要禁欲，辛亥革命就不禁欲，革命党人该泡妞的泡妞，逛窑子的逛窑子。革命党人的风流逸事，是革命的佳话。后来的大革命也不禁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杯水主义盛行。男男女女，都在性的享受中非常欢愉。大革命中的武汉，还出现过裸体游行。但是，我赶上的革命，在男女性事上，却相当严厉。性似乎专属资产阶级，一度，大人们谈性色变，也感染了孩子，觉得那种事特别不好，特别可恶。记得当时的我，还跟一个父母都是医生的同学争起过，说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做过那样的事。

但是，我当时所在北大荒，却是个在性事上特别开放的地方。自打有人以来，人们都正经不起来。男多女少，而且都是移民，原来的社会的规矩，到这个地方就不大灵光了。一个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有一个或者几个拉帮套的（副夫），稀松平常。土著（其实也是移民的二三代）如此，我所在的由转业兵组织起来的农场，也好不了哪儿去。我家周围的若干位漂亮的阿姨似乎都有拉帮套的，也没有什么人看她们不起。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有这样的风流逸事，大人们说起来，眉飞色舞，说是他妈妈对拉帮套的特好，每晚上只要栅栏门一响，只一脚，就把他爸从床上踹下去，他爸也只好乖乖让位。其实那时，大家的住房都挺紧张，所谓让位，也就是从这个炕上挪到另一个上面，大抵还是在一个屋檐下。当年的北大荒，有多少多夫制的家庭？没数。但从来没听说有争风吃醋打架动家伙的。都说东北人野，动辄拔刀子，但好像那时候真的挺和谐的。这和谐，不能说没有性开放的功劳。北欧国家性开放之后，犯罪的事也直线下降。看来无论中外，食色性也，疏与堵，自是不同，天下的道理都一样的。

可是，革命一来，一切都变了。一大批出身贫下中农的男女，突然发现，他们的乐事，变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派生物。若干农场局的头头，在挨批的时候，虽然说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怎样反对毛主席，但真正让大家兴奋的，还是他们跟女护士、女办事员之间的那点事儿。反复细致地让他们交待，死抠细节，就是要细节，多多益善。斗来斗去，最后发现耗费最多时间的，还是性事。凡是揪出反革命，只要是女的，游街的时候一律挂上一串破鞋。我们一位女老师，也被学生揭发，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跟一个号称表哥的人一个被窝。斗的时候大家同声喝问：为什么一被窝？！一个低我一班但似乎已经成熟的女同学，突然之间被大人们发现跟她的姨父睡了很长时间，这点事，由于涉及乱伦，居然让大人们兴奋了好几个月，几个月里，大人们一直在纠缠这个事情，深挖每个细节，细到每次的过程，从头到尾。最后发现其实整个事情，都是小女孩的主动。但革命中的性事，一旦大白于天下，就是性虐，必须带有惩罚性，所以，最终那个倒霉的姨父，在审讯中被打得半死的家伙，还是被定性为强奸。并且将情节公布，让所有人举手表决，该给他什么刑罚，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有表决权。记得好像我们当时就在操场上举手投票，所有人都是同意判他死刑。人们对所有的性事都兴奋，但对所有的涉案人都残忍。性，就这样扭曲地在这革命热潮之中肆虐着。

但是，上面说的是革命已经深入时候的事。革命刚来那阵，在我们那里，有点像狂欢。斗争还没开始，人们只知道有了红卫兵，弄块红布，用纸板刻上红卫兵仨字，印上去就行。红卫兵在我们这里盛行的时候，其实在北京老兵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我们这里的人，根本分不清联动之类的老红卫兵跟后来的造反派有什么区别。大家只是感觉，能当上红卫兵挺神气，连场领导都另眼相看。排成一队，走到哪个连队，都可以白吃饭，吃好的。那时候，我们那些享受多夫制的阿姨们，还挺年轻，觉得红卫兵她们也可以做。但是她们心里也知道，一边跟拉帮套的鬼混，一边当毛主席的红卫兵，似乎不大好。于是想了又想，一咬牙，一跺脚，就断了帮套，挺身，扭着硕大多肉的屁股，上街革命去也。说实在的，这样的阿姨红卫兵，其实相当不错。她们上街游行，喊口号，扭秧歌，甚至还演节目，但斗争性却不强。对我这样的狗崽子，也狠不起来。有时候，阶级阵线还挺模糊，看见你，如果手里刚好有个胡萝卜，还可能塞给你。所以，到了后来两派打起来的时候，她们就悄然隐退，重新跟旧相好重续前缘，享受性福。当然，经过一番变故，她们跟相好之间也有一些重组的迹象。

再后来，我们这些狗崽子不能在场部待了。跟一些来自农业连队的子弟，一并塞到一个废弃的连队，挂了牌叫五七中学。这种学校，是半工半读的，每天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虽然是废弃的连队，但老职工还都在，只是没了知青。原来知青住的宿舍，给了我们住。由于要半天劳动，不得不跟老职工接触，实际上，等于是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提前进入了农场人最底层的生活。农场的老职工，多半都是从山东、河北和辽宁一带来的盲流。不知道他们在老家如何，反正到了北大荒，早就一切从俗，在性事上随随便便。革命在高潮的时候，上面管的严，收敛一下，高潮一过，大家的嘴巴连带身子有开始“犯自由”，领导管都管不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放映队一个月才能来一次，放的不是样板戏，就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别说麻将，连扑克都没有一副。谈性，说性，操练性，是大家唯一的消遣。学校没有电，老职工都不喜欢电灯熬油，天一黑，就脱衣睡下。无论男女老幼，睡觉都是绝对的裸睡，每人都坚信“睡一宿穿三朝”的古训，即穿衣服睡觉，对衣服的磨损，睡一晚等于白天穿三天。那时大家都穷，买布还需布票，省着点也对。这样的睡觉习惯，只是让我们这些场部来的学生娃有点尴尬。那时候我们接到指示，要帮贫下中农做家史，做村史。白天不是上课就是劳动，只好晚上访贫问苦。到一家敲门人家不开，换一家还不开。最后才知道，人家都脱光光了，不乐意为了这种事再费事穿衣服，况且还得点灯费油。后来时间长了，跟老职工混熟了，我们的同学也有家就在此地的，带我们去他们家玩。时间一到，人家爹妈什么的，还是到点就脱衣睡觉，根本不避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后来才听说，我们这些土著同学，他们爹妈做爱，也不避他们，就在一个炕上。底层社会的性教育，就是这样直接。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闺房，闺训之类的玩意，大概只给绅士们准备的。后来做社会史研究了，发现在多数的时候，中国农村，从南到北，生活居住条件都不怎么样，农民男女之间的间隔，根本做不到。所以，孔夫子说，礼不下庶人，绝对是对的。

晚上访贫问苦，唯一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叫二哥的人。他姓甚名谁，现在我不记得了，其实当时大家也都不记得。人人都管他叫二哥。在东北，二哥就跟上海骂人戆肚，四川说人哈儿一样，是个贬义词，意思是说人傻。二哥很能干，待人也热情，但就是喜欢吹点小牛，吹的又不高明，经常被人识破。年轻的时候，据说跟老毛子（俄国人）干过（可能是给俄国人做过苦力），因此会两句俄语，真的会说，每次吹牛都说。说是在老毛子那里还做了官，有老毛子娘儿们喜欢他，非要跟他上床。俄国娘儿们如何高大，皮肤如何白，奶子大到什么地步云云。每到这种时候，大家都会追问：上了没有？二哥肯定支支吾吾，从来不肯给人个肯定的回答，只是有一次吞吞吐吐地说，那些俄国人，生活作风可那个了。二哥喜欢说话，一说就是当年俄国“稍鞑子”（士兵）如何，“格皮但”（军官）如何，稍鞑子和格皮但加起来又是如何的蠢，他如何高明。讲到兴奋处，还会唱歌，因此，经常给人带来欢乐。其实，二哥最令人传诵故事是他的婚姻。我们那里，老职工找老婆，多半得回老家，老家半数以上在山东。二哥当然也不好破例，攒了些钱，也回老家找媳妇。只是二哥出来的早，山东老家没有正经亲戚了，加上他钱又不多，找起来就有困难。正好当地有个寡妇，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活的很艰难。于是有人就打二哥的主意，说是给二哥介绍一个对象，让着寡妇的妹妹出来跟二哥见面。二哥一看不错，答应了。临到上火车，才发现原来是寡妇，还带着四个孩子。二哥想要不干，架不住寡妇哭，大伙劝，二哥心一软，带着寡妇连同四个孩子回来了。牛还是要吹的——人家找媳妇找一个，我一找就是五个。二哥好吹牛，其实是个实在人，在学校，苦活累活净他一个人干。吹牛说自己力气大，吹到最后让人绕进去了，有一阵子，学校磨豆腐居然不用驴了，二哥在那里亢哧亢哧地抱着磨杆推。所以，唯有二哥这样的实在人，我们去访贫问苦的时候，才会给我们开门，但麻烦的是，他经常会忘记穿上衣服，下体赤裸，后来我们也就不敢去了。

我们学校的老职工里，还有一位著名的“破鞋”，很多老职工谈起她来，都眉飞色舞，兴奋异常。谈的内容，好像都是她如何如何自己送上门，跟她做爱如何如何有趣，她的技巧如何如何的高之类。当然，听那口气，几乎每个人都跟她有一腿。但是，如果看见这个“破鞋”本人，却似乎一点都感觉不到人们所说的风骚。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说话平平常常，眼睛似乎还有点呆滞，只是比较丰满而已。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红楼梦》，觉得按老职工的说法，此人就应该是《红楼梦》里的多姑娘，可是怎么看，就是看不出多姑娘的感觉来。由于是半工半读，我们学生也要养猪，第一批猪是原来连队的猪号拨过来的刚断奶的小猪。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弄了一群刚断奶的猪崽，根本喂不了，猪崽什么都不吃，吱哇乱叫。一时间，师生束手无策。“破鞋”是饲养员，走到小猪群里，摸摸这个，摸摸那个。说：小猪想妈妈。你们养不了，还是让我来吧。然后她就到校长那里，把小猪换给她养了，把一些半大的猪给了我们。我看过她养小猪，真像猪妈妈似的，真叫上心，真叫慈祥。说实在的，后来在农场连队干了四年，见过的贫下中农多矣，干活卖力，真正让我感动的，还就是这个“破鞋”。那时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每月32元，干多干少，一个样。像她这样操心的饲养员，不会多拿一分钱，而且，什么表彰也不可能有，因为她是“破鞋”。那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队（相当于村庄）都有一两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是不是都像我们学校那位温和而慈祥，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无非是比其他结过婚的女人的尺度稍微大了一点而已。她们的风骚甚至淫荡，多半是占了便宜或者想占便宜的男人，用自家的嘴巴制造出来的。造出来好叫单调的生活，多一点滋味。

再后来，革命在名义上还在继续，我已经从中学生变成了一个农场连队的养猪人。在黑灯瞎火的村庄里，除了知青还偶尔开开会，出期板报之外，革命其实早就死了。大家最热衷的，其实就是性事。知青有知青的性事，老职工有老职工的性事，基本不交叉。老职工们有条不成文的禁忌，知青不碰，碰了倒霉。那是个全体人民出工不出力的时代，上班磨洋工，工休期间就做性游戏。结过婚的男女们，互相扒裤子，在性器官上做文章，每次花样不多，但人人乐此不疲。这种游戏的规矩是，不跟没结婚的女子做，据说也不兴玩真的。只是私下里，还是断不了有玩真的的，因此争风吃醋，打架的，还真不少。其实，这种游戏，看起来像模拟，实际上真摸，真弄，真假之间很难分辨，玩大了，自然就真了。由于游戏不像拉帮套那样伙伴固定，流动性过强，所以纠纷就难免。好在即使有纠纷，也不厉害，小醋一壶，没人会为了这个玩命。如果都是男人，老职工就讲段子，没有一个段子不黄的。东北人，越到底层，口才越棒，段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老职工告诉我们，在解放前，这种事都是由二人转包办，过瘾极了。除了性游戏和黄段子，扑克也开始被默许了，买不到，就有能人开始自己做扑克，用薄纸壳，高级一点的用医院里的X光底片。居然这种自造的扑克，也有性。我就见过一付扑克，老K就画一根棍，Q就画一个圆圈，大王画一头公猪，小王画一头母猪，性器官写意而清晰。这样的扑克，如果还能找到的话，博物馆该收藏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幸运，在我年少莽撞，经常触犯政治禁忌的岁月，能生活在北大荒。那里的人们，由于对性事的爱好，长期的“死不正经”，即使在革命最火热的年月，革命的激情也不那么高。因此像我这样的人，犯了事，跟性事无关，固然挨整，也整得比较马虎，虎头蛇尾。中学毕业那年我被人出卖，一封发牢骚的信，白纸黑字，有反文革的言论。全团批判，每个连队都要把我的言论挂出来开大会批。我也躬逢了其中的几次，但在特别难堪的时候，总是能看到阿姨大妈们慈祥怜悯的目光。听到她们喃喃私语：这小伙子，白瞎了，这下找不到对象了。然后，我就去放猪，除了个别小孩子，没有人再提这回事。我这样的人如果放在城里，多半是要进监狱的。

关于户籍制度的幻想

党国英 2010-07-30


中国的户籍制度饱受诟病。这类制度对于权够大、钱够多的人不是问题，但对小小老百姓则可能是一个伤透心的问题。这不，网上有帖子哀叹：没想到读了几年大学，把自己读成了一个黑人！

按现在的户籍制度，一个农村孩子在读完大学后，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怀揣户口卡的人，也即一个“黑人”。

一个学生在进入国家普通高校时，由大学接收他的户口，入了大学的集体户籍，而不是大学所在的城市居民户籍。又按有关法律规定，国家在农村地区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但法律同时又规定，一个户口是农村的人，在他的户口转入城区城市时，村集体可以收回他名下的承包地另行发包。

所以，如果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想要在毕业时重新落户到原村庄，很可能被拒绝。当然，国家没有禁止村集体接纳返乡的大学生，但如果这个村集体有很大的所谓“集体福利”，而村领导又不是大学生的亲爹亲妈或三姑六姨，就会拿一大堆理由拒绝这个大学生。

这个大学生所在县市难道就不能接受这个大学生，并给他注册市民户籍么？好像也不能。派出所会提出一个最难达到的要求：你在市区必须有固定住所！可怜的大学生刚出校门，他没钱租房，更没钱买房。他当初呱呱坠地时落在了乡村，只有那里有他爹娘的房子。

这个大学生自然会骂娘，会愤怒。不过，这个大学生如果能想到比他还命运不济的农民工，也许就会平静许多。保守地说，在中国所谓的农民工中，有10%左右的人在城市有固定住所，且不是违章建筑，还在城市尽了纳税的义务，但他们照样没有城市户口。

让我们幻想另外一种情景：

第一，这个大学生的爹娘虽然是农民，但他们在人口登记的权利上与城里人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城外市民”，职业是农民。

第二，这个大学生的爹娘虽然是“城外市民”，但他们没有给政府添太多的麻烦，没有造成政府多大的财政负担；他们的收入不多，只享受了政府补贴之下的基本医疗保障和未来的基本养老保障。城里的穷人也是这样，而那些城里的有钱人要有高的保障必须购买商业保险，若他们不是政府雇员，这个钱按照法律由他们自己和老板掏腰包。对此，这个大学生的穷爹娘并不嫉妒。

第三，这个大学生在家里时享有的土地承包权是永久产权，不因为他上了大学就被什么人夺去。他大学毕业若找不到工作，可以耕作这个土地。

第四，若这个大学生在毕业时不想务农，他可以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别人，或者干脆卖给他人。他还可以在退出村集体时，把自己的那份“集体福利”货币化，换一笔钱。这样，他有可能拥有在城里买房的首付款。当然，前提是中国城市房市不是世界上最贵房市之一。

第五，人口登记制度的基本规则是按人的常住地注册户籍，这个大学生住在那里，户籍登记就在那里。他没能力成为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笃定有能力在家乡做一个常住人口，因为那里有他爹娘的老宅。

第六，这个大学生若一时找不到工作，他可以领失业救济金，但政府会考虑他的地租收入，扣减他一部分失业救济金。这个大学生在职场竞争中终究会找到一份工作；他不愿意长期靠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度日。要知道，现在农业领域的雇工，日工资也多在80元以上。

这个大学生要遇到以上的制度，需要多大的造化？按说不需要。设计上面这样的制度，既不需要反腐败，也不需要送干部到哈佛大学学习，平常智慧、平常事业心就够了。

也是平常智慧，会对上面的制度的可操作性提出一些疑问。但解开那些疑问还是需要平常智慧。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本来不是难事。可怜这位发帖子的农家出身的大学生，学了一肚子高深的知识，却过不了低于平常智慧含量的制度的坎。当然，这不是他的错。世事就是这样，智慧往往苍白无力。

写到这里，我的乐观主义神经又诱发了脉冲电。这个户籍制度用不了五年就会全面刷新。公安部官员早已透露过开明的想法，现在需要地方政府大胆创新。而现实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争户口”的时代。在竞争的作用下，即使傻到家的地方领导也不会抱守残缺，一条道走到黑。我更乐于相信市场的力量。

小镇里来了个修高速路的张总
from 东方文化西方语 by 翟华

我国东北一个偏僻山镇里，那几天忽然热闹了起来，镇民们奔走相告：镇里来了个叫张总的城里人。张总的名字叫张肖鸣，是个淡定的中年汉子，沉默寡言，但是不多的话中却透露出一个天大利好的消息：镇外北边那条刚开了个头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停了下来荒了两年的高速公路马上就要重新开工啦！镇里人没有多少知识，但也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路修起来，再去铁岭那样的大城市就方便多了。



但谁也不知道，张总张肖鸣的真名是王小，刚刚出狱，没有工作，平素里和几个出狱的“狱友”鬼混，靠“刻章办证”过活。这一阵子风声比较近，“办证”生意不好做，王小干脆偷了一辆本来是朋友偷来的丰田小车就上了路，一路奔北。路上偶然瞥见那条荒芜了的高速路工地，他就在镇上找了家旅社住下，用自己办的证入住，还对旅社前台的小姐小燕透露自己是中建集团总公司下属公路公司的项目经理张肖鸣，这次来是为了重启高速公路的工程。



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小镇，男女老少都为公路项目能够重新启动而真心高兴。第二天，张总和镇委会主任王桂花商量，借用村头的一间废弃仓库为办公室，招兵买马，还拿出自己刻的公章与一家工程队签了合同。



小燕的男友涛子是镇上唯一对张总有所怀疑的人，因为他发现张肖鸣的丰田车车牌像是伪造的。可是，对新生活的渴望压倒了他的疑心，他和小燕成为了张总的雇员，一个当司机，一个是秘书。

张总用无为而治的方式管理着工程，他用漠然掩盖自己对于公路工程的一窍不通。他从工程队那里得到了两万块钱的回扣，他一边习惯性的用熨斗将一张张钱熨平，一边对自己的管理才能感到敬佩，同时也多少暗自怀疑这好运是否来得太突然、太容易。他想过是不是就拿了这笔钱溜之大吉，但是心中似乎总有什么牵挂。秘书小燕每天打三份工，而涛子明明知道小燕怀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却依然一往情深，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打拼。更让张总放不下的是镇委会王主任，她是丧夫已经五年的寡妇，这些日子以来两人已经擦出了火花。



随着工程的进展，理所当然的出现了资金问题，各方都来电话催要欠款，这让担任秘书的小燕烦恼不已。张总找到刚在镇上篮球比赛认识的银行经理，轻描淡写地说要在他们那里开个账户，并借一笔贷款。谨慎的银行经理虽然有所怀疑，但是看了热火朝天的工地，也禁不住诱惑。张总得到了一笔贷款，这意味着他有了两个月的缓冲期——11月28日，这是最后期限，他把这个日子写在了工程图上。张总开始真的关心起项目的进度，他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整天呆在工地上。最后期限就要来临，张总决定浇沥青：“把这一段修好！”他卖掉了丰田车，把自己所有的前都用在了工程上。



这天张总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说你的骗局已经被识破。第二天，张总来到办公室，发现那里被砸得乱七八糟，这时他的“狱友”出现在眼前，向他勒索钱财。而秘书小燕也打来电话，报告供应商在催款。情急之下的张总打死了“狱友”，离开了工地。这时候，张总拖欠贷款的消息在镇里传开，人们终于知道这位曾被奉若神明的男人其实是个骗子。



工程队和供应商把发票寄到了中建总部，公司领导对这个莫名其妙的项目感到困惑不已。而走投无路的张总这时来到公司，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做了交代。公司领导感到非常惊奇：“你修了一条路？要通往哪里？”张总沉默片刻，说：“我也不知道这路要通向哪里。”






黎明将至，王小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工地，在已经铺好的路上慢慢走着。远方，警车呼啸而来。在曙光里，王小坐在路边土堆上，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Ps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也不是瞎编的，根据《文学报》发表的法国故事片《开端之时》(A l'origine) 梗概改编（《作家文摘》2010年7月23日），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这篇博客中所说的“我国东北农村”实际上是法国北方小镇，张肖鸣叫菲利普?米勒，小燕叫莫妮卡，涛子叫尼古拉，王桂花叫史蒂芬娜。对了，菲利普的真名叫保罗，和德国能掐会算的章鱼是一个名字。故事里一开始提到的那条公路停建的原因不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而是因为“保护甲虫栖息”遭到了环保人士的反对。



各位：荒唐的事，满世界都有。

你的护城河有多宽？
张化桥
2010年07月30日


　　公司就象一个城堡，它需要有护城河。不然的话，它很容易被攻破。你可能会说，“我很机灵，我会在敌人攻破这个城堡之前弃城逃脱，换到另外一个城堡里去生活”。很多不愿做长期投资的股民，就抱有这个想法。

　　最近，我重读了一本好书，有了一点点新的理解。这本书是2008年美国晨星公司的股票研究主管Patt Dorsey 写的“创富小册子”（The Little Book That Builds Wealth）。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世界就是不公平的。行业有好有坏，它们的发展阶段有好有坏。在好的行业营商，就象顺水行舟（事半功倍），在坏的行业营商，就象逆水行舟（事倍功半）。

　　是陷阱，还是护城河？

　　Dorsey 认为，好公司能够持续创造比别人高的回报。这样的公司有护城河，不容易在短期内被敌人打垮。他说，人们最常犯的错误是把“产品好”，“市场份额高”，“执行力强”，“优秀的管理团队”当作护城河。这都是投资的陷阱， 而不是护城河。

　　先谈“产品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八十年代初首次推出小型货车(minivan)时赚了太多钱。可是好的产品没有用，其它的汽车厂蜂拥而来，也开始生产minivan。克莱斯勒马上失去了优势。生产奶酪饼的Krispy Kreme在刚刚推出doughnut时， 风靡美国，没想到别人也可以生产doughnut，而且消费者对doughnut 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Tommy Hilfiger 的时装曾经如日中天。可是今天它在哪里呢？前几年，美国政府大举推动用玉米提炼乙醇，认为这既环保，又减少了对海外高价石油的依赖。由于2006-07年玉米收成好，价格低廉，所以厂商们大赚其钱。这些公司的股票也飙升。大家认为这个产品太酷了。可是一年后，新的厂商加入，乙醇生产的产能大增，玉米又不再那么丰收（价格大涨），石油价格也不再那么高企，结果大量乙醇厂商欲哭无泪。

　　中国地产公司个个说自己的产品是一流，但实际上的区别未必那么大，而地点好象更重要。各种电视机，彩电，电脑，手机和冰箱真的有特别大的质量差别吗？各种衬衣和套装的质量好坏差别很大吗？

　　再让我们来看看市场份额。纽约时报的名气很大，但是它的股票价格这几年大跌，经常面临财务危机。香港一些报纸的股价也很差，虽然它们在香港的江湖地位很高。海尔，戴尔，通用汽车，科达及大量的建筑工程公司等在各自的产品线上的市场份额都很大。但是看看他们的利润如何吧。有时候，市场份额大是个优势，但并不一定。只要潜在的竞争者存在，这就足够让你的利润率很低，因为门口有人“叫板”。你的公司永远在“拾之无谓，弃之可惜”的收益率之间运转。有些产品会因为规模大而降低成本，有些不见得（比如律师，审计师，理发师，美容院，系统集成，建筑，研究咨询，物业管理，甚至地产开发）。一般而论，“市场份额高”不是一条可持续的护城河。

　　我们再来看看“执行力强”和“优秀的管理团队”。这两个优点经常被人们一并提到，因为执行力强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管理团队在一起工作的年数长，磨合得不错，工作上比较顺手，团队里面没有明显捣蛋的人。二是因为团队里面有个德高望重的领袖。这两个因素都有些偶然，可遇不可求，而且可以随时变化。如果领袖生病了或者死了或者换工作了，怎么办？有些领袖不自量力，在退休之后又重出江湖（原因是他创办的公司好像缺了他不行）而把他辛辛苦苦（当然也是运气好）积累下来的名气再丢掉。比如，美国一家曾经很大的电脑公司 Gateway 的创始人就是如此。他重出江湖之后，回天乏力，大失所望。其实，他当年的成就与当年他的行业的高增长很有关系。此外，管理层好坏往往只有在事后我们才能看出来，而不是事前。可是，事后的判断对于投资者来讲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既然这样，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公司又没有护城河呢？

　　第一， 品牌被认为优秀或者可靠，公司的产品可以卖出高价，因此公司利润率高于同业。

　　第二， 它的产品无法替代，或者客户很难离弃。如果离弃，客户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第三， 有些公司有明显的网络效应（互相照应，或者众星捧月的好处）。

　　第四， 有些公司的业务由于地点，工艺方法，规模，营销网络，或者某种长期协议而使得成本便宜很多。

　　品牌和专利有多大用处？

　　Dorsey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司的出身决定一切。他完全不相信公司文化和团队在长期的决定性作用。我本人喜欢投资懒汉和傻瓜也能管理得不太差的公司。

　　很多公司都说自己有品牌，专利和特许经营权。但是，很多专利和品牌完全不能给你带来收入或者好处，它无法在生意上和产品上真正显现出优越性，比如提供别人无法替代的产品和服务。品牌是需要花钱来建立和维护的。如果你的品牌那么好，你能创造出超额利润吗？如果不能，那凭什么证明你的品牌值钱呢？名气大不等于好品牌，不等于你的产品可以高出市场定价。

　　另外，一个品牌如果能够减少顾客的“搜寻成本”，比如，麦当劳， 可口可乐，KFC，那它们很有价值，虽然它们的产品价格不见得可以高于市场价。说起专利，大家可能注意到，有些专利没有商用价值，而且专利可以受到挑战。在国外，债券评级公司很赚钱，因为他们的生意需要得到政府的特许，而政府又很难授予这样的许可，所以进入门槛很高。

　　在国外，公用事业公司一般受到产品价格和企业回报率方面的监管。这类公司可以是很不错的投资对象：风险低，回报率很稳定。在中国，这方面的监管机制还很原始和带有随意性。所以我们的供水，供电和供气公司可以很赚钱。多年来，人们对中国燃气公司的投资价值有怀疑。我是这样看的：他们的燃气销售量会增长很快，而且未来的单位成本会因此下降（因为公摊的固定费用增加不大）。他们其实是建筑安装公司，他们把燃气管道接驳到你的厨房。与普通的建筑安装公司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特权：在他们经营的城市内，只有他们才能做这项业务，别人不可以做，而且他们的安装收费特别高。

　　客户的叛逃成本

　　谈起客户的叛逃成本，大家想想你会经常换银行吗？你需要填写很多表格，改换工资自动转账的指令，注销按期支付水电费（和小孩学费，会所的会费，和有线电视使用费）的指令。你如果有住房按揭，即使银行对你有点不友好，你会换银行吗？太麻烦了。保险公司也是如此。当然抱怨归抱怨。

　　同样，基金公司的日子也很好过，因为一旦你把钱交给他们管，你不太容易抽逃。抽逃有费用，也很麻烦。而且你敢说下一个基金公司（或者基金经理）的水平会高出很多吗？况且，在你抽逃的同时，另一个基民（投资人）也许会把钱从别的地方转过来（就象公共汽车一样，有的人下车，有的人上车）。他转过来的原因可能是他对原来的那家基金公司极为不满，所以想在这家公司试试运气。你们俩正好换了个位置。

　　另外，你使用的会计软件系统（或ERP系统）可以随便换吗？谁也不想多花时间学一个新的软件，除非新的软件有巨大的优越性。中文输入法也是如此。当你会用五笔字型输入法之后，你可能不想学习和转换到仓吉方法。

　　上市公司一般要注意形象，不愿意换审计师。换审计师需要董事会批准，需要公告，还给人留下做假账的嫌疑。在香港，各个单位的强积金（强制的退休金供款）都要由外部专业机构来管理，但是一旦选定，大家谁也不愿意换机构，因为那样太麻烦和浪费钱。换一家也不一定就好到哪里去。

　　成本低，规模大，或者自然垄断

　　国有企业养着一大批人，这就导致高成本。而且，办事的程序繁多也会加大业务成本。民营企业没有这些麻烦，而且对跑冒滴漏的控制比较好。因此总的成本就低。欧美的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经常遇到工会的阻力。小电视台跟大的电视台（比如英国的 BskyB）相比，因为观众不多，所以没有实力转播大型的足球赛，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有些行业前期投入巨大（固定成本高），因此形成一条很宽的护城河。比如，收费公路，港口，机场，和快递公司等等。

　　还有一类企业实际上是自然垄断。比如，华盛顿邮报集团在美国一些中小城市（Boise 和 Idaho）经营的有线电视业务就很有钱赚，因为这些城市不大，只能容纳一个有线电视运营商。

　　Dorsey 认为，零售企业和餐馆是个很不容易做的生意，因为他们没有护城河的保护。客户叛逃的成本太低。不错，星巴克很成功，但这只是例外，而不是规律。股票投资是一个概率游戏，明智的人不应该把钱押在小概率的事件上。这些年，中国的零售企业的表现都很优秀，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水涨船高：当全国零售额每年以双位数增长的时候，你很容易取得好的成绩。但这不等于你拥有一条宽宽的护城河。这也就好象张先生去年买股票赚了50%的回报一样。运气跟水平还是有点不同的：水平可以理解成为长期持续的运气。十年前，有些电脑和手机的生产商大赚其钱，大家误以为那些行业有很高的进入门槛（护城河）。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只是运气好。

　　Dorsey认为，有护城河的公司理所应当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没有，我们要找原因，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护城河的保护。反过来，有些公司在最近几年有很高的回报率，但这也许完全是因为阴差阳错或者运气，或者因为某个正在消逝的原因。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实实在在的原因找出来。否则就是骗自己。总之，高回报率是判断有没有护城河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寻找有护城河保护的公司很重要。但时过境迁，我们要注意护城河的干涸。如果优势在消逝，我们要勇于承认，甚至弃城逃跑。监管制度的变化，消费者胃口的改变，替代产品的出现都可以摧毁护城河。

　　一个公司有没有护城河，护城河究竟有多宽，这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这种思维方法和逻辑对投资很有用。分析护城河只是为了帮助长期投资者，对于短期炒作的人没有帮助。作者Dorsey 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读公司的年报比分析联邦储备局主席的讲话重要100倍。看报纸和因特网对股市和新闻的评论没有太大的意义。

1972年：陪尼克松游长城的假扮游客
from 东方文化西方语 by 翟华


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改变世界的一周的时候，我作为学生当时也接到了“迎宾”的任务，就是在学校等着尼克松一行来参观，老师传达上级指示要做到不卑不亢，客人进了教室要起立鼓掌，但不要过分热情，毕竟这是亡我之心不死，把变颜色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和四代身上的帝国主义头目。后来尼克松没来我校，我也没什么可回忆的。尼克松去了长城，今天转载牟新艇先生的回忆：“1972年我假扮游客陪尼克松游长城”：


此前，先请读一则短讯，是1972年2月24日合众国际社记者海伦·托马斯的报道：



轻松愉快的尼克松总统今天在灿烂的冬天的阳光照耀下的中国长城上说：他到这里来谋求“一个开放的世界”的访问可能使得把人类隔开的城墙毁掉。在长城（在北京郊外五十六公里）以及后来在北京西北的群山环绕的地下陵墓（那里埋葬着明朝的十三个皇帝）尼克松夫妇周围簇拥着一些中国摄影记者、中国的低级官员和中国游览者……三个胖胖的、红红脸蛋的小女孩身穿红色、粉红色和蓝色罩衣为尼克松夫妇表演了跳绳，她们的小辫上都打着蝴蝶结。



1972年初，我在一个街道小工厂担任政工干部。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挑选十名“政治上可靠”的人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当我们来到街道革委会大会议室时（现在叫街道办事处），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工厂的、学校的、幼儿园的老师。听了动员报告后，才知道这次重要的“外事任务”是扮作游客参加接待尼克松访华时游览长城和定陵的活动。大家既兴奋又紧张。紧张的是：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突然间握手言和，人们一时在心理上和认识上还转不过弯来，生怕在行动中说错话、办错事、犯政治错误！



依稀记得军管会李代表在动员报告中接待工作几条原则里，有“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样的话。怎样才是“不卑不亢”呢？于是暗自商议：行动上远离，不说话为佳———游览时远离美国人，问话时装作听不懂。



许多任务是怎样布置的已经记不清了，好像说不要穿工作服，因为是去“游览”，尽量随意些。其实那时的衣服不外兰灰黄几色，也随意不到哪儿去。



一个多星期后，几辆大轿车把我们近百人拉到了长城和定陵进行“游览演习”。我这才发现车上还有不少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由于是“演习”，没有美国人来，大家的心情都是轻松的。我们近百人开始攀登，渐行渐散地按要求相对固定在某一地域内“游览”。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又集中到出发地登车，开赴十三陵。在十三陵的“游览”活动中，人们比在长城时更少了些拘谨，一些人在散步中交谈说笑，一些人开始认真观看文物，更有一些人干脆在石桌石凳上打起扑克牌来，全然忘记了这是一次“政治活动演习”。



谁都没有想到，这种随意却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在“演习”后的第三天，我们近百“游客”又被集中到街道大会议室，军管会李代表在总结中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还要再随意些，还要再像游客些。他还表扬了打扑克牌的几位同志很自然等等。



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游览演练”。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加上有些作法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因此这一次的“效果”比上次更好、更“像” 了。一些人，特别是女同志，把家里压箱子底的花棉袄穿了起来，还有些人把带些色彩的毛线手套、围脖及帽子都戴了起来。除了服装有了显著的改变外，“游览活动”的随意性也增强了，有人带了羽毛球在稍微空旷的地方打了起来，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那几个扎着蝴蝶结的女孩子了，她们在一些人的围观中，跳起了橡皮筋！（这就是开始让您读到的外国记者报道中提到的“三个胖胖的又红红脸蛋的小女孩”，不过他把跳皮筋误写成了“跳绳”！）



1972年2月23日夜，一场大雪降落了下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又集中到了几辆大轿车上，但不知为何汽车迟迟没有出发。十多分钟后，我们又都被召唤下了车，集中到了空场上，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大声地说：大家都看到了，昨夜下了一场大雪，长城上的雪比城里更大些。上级领导认为，这样的大雪天长城上不应有太多的游客，因此决定至少减去一半人。这样，前面几辆车继续出发，而后面几辆车的同志们今天就不去了！他马上接着说到：不去的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上级领导感谢你们！今后如有同样的活动，还会请你们参加的！（这位领导真的没有食言，在随后马耳它总统明托夫访华时，我们又一次去扮游客陪游长城、十三陵。）



我们很幸运地被安排在前面车上。但是这次真实的“陪游”却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我不论在长城还是在十三陵所分配到的“游览”的区域，尼克松总统夫妇都没有去，甚至连经过都没有！后来的总结会上有几个“花絮”倒还可说上几句。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当美国客人看到大雪后还有人在石桌上打扑克时，好奇地走过去围看，而那几个兄弟居然照打不误，对美国客人置之不理，为此被批评为“不礼貌”！二是法新社记者在报道那几个跳皮筋的女孩“红红的脸蛋”时说“显然是擦了胭脂”！（涂脂抹粉那时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还了得！）李代表在总结会上笑着“正名”：经查实，这几个女孩本来就是红脸蛋，再加上天冷受冻就更红了，没有抹什么胭脂！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 作者：牟新艇)

原文：All Out: China Turns on the Charm
译文：全力以赴：中国展现魅力
作者：Helle C. Dale
作者背景：美国传统基金会Douglas and Sarah Allison 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World Affairs杂志2010年7-8月刊
编译：沙莉
全文翻译：@Freeman7777


中共积极地在全球通过传媒和“孔子学院”等“和平演变”手段输出其意识形态，与西方民主理念相抗衡。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Douglas and Sarah Allison 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席Helle Dale在《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期刊撰文指出，中共对外打造形象工程，对内镇压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否能成功，这是关乎未来的问题。


一位前美国驻泰国大使讲述说他被要求向曼谷当地的一所大学提供捐助，那所大学想在他们的图书馆建立一个“美国角落”——只不过是几台电脑和几个书架的与美国各类信息相关的材料而已。在冷战期间，这样一个项目原本是由美国新闻署来资助的。但是，11年前美国新闻署就关闭了，现在这样的请求必须通过国务院官僚制的重重审批。因为该大使的坚持，资金的审批终于通过了。然而，当他终于得以为“美国角落”揭幕时，他却发现，由美国政治捐赠的微小的“美国角落”相比由中国政府所捐赠的一座新建的、满员的孔子学院大楼实在有些相形见绌。

自2001年9月11日起五角大楼就把公共外交重点都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穆斯林世界的激进化问题上，外交工作越来越受到五角大楼的监督、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则有条不紊地以其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在全速前进。这么做是旨在推广中国的治理模式，排斥美国和西方的治理理念，在结交朋友和影响竞争对手上中国人已经投下了巨资。如北京奥运会和最近召开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所展现出的华丽，只是大量外交战线上（包括在美国境内），一种兼具决心和创造性正在发动的公共外交攻势最明显的表现。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参议员Richard Lugar，指名要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解释中国为何能够在明尼苏达大学以及全美其他学校开办了60个文化中心，而美国在中国却没有类似的机构这一现象。克林顿则表示，中国政府在美国正在做的事情，美国政府没有同样财力在中国做到：“每个孔子学院启动费用需要100万美元，每年运营费用超过2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预算上没有中国政府这样的大手笔开支。”



冷战胜利之后美国就在公共外交方面昏睡过去了，虽然美国现在想要努力回到公共外交博弈里来（国务院已为2011年要求了1500万美元，以在全世界开办8到10个左右的文化中心），但相较之下，中国已经发动了一场文化闪电战。曾几何时中国生硬的宣传工具只会广播捍卫中国政策的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而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似乎改弦更张更强调文化和信息方面的广播。282所孔子学院散布在全球各地，全部都由北京的“汉办”控制。中国也有了它自己版本的和平队(Peace Corps)，由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管理，把中国青年送到中国政府与其政府有着友好关系的像老挝、埃塞俄比亚、缅甸这种国家去做发展方面的工作。不像美国大使馆人员每两年都要进行轮换，中国外交人员被鼓励更频繁地回到诸如柬埔寨和缅甸这样对中国政府来说具有高优先级的国家。要做到大使级别之前，他们应该能够在所驻国政治、商业、文化精英中拓展人际网络，流利的使用当地语言。中国也是世界上最积极使用学生交流计划的国家之一。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人数不断上升，2008年时大约8万，到2009已超过9.8万。

指导这些方案的总体战略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让中国的影响力扩散出去，同时谨防外部的信息和观念流回去“污染”中国。正如Stefan Halper在他的新书《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如何支配二十一世纪》（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写道的那样，“中国竭力避免冲突，它的真正挑战体现在一个特别的方面，即在中国式资本主义和中国思维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的兴起过程中扮演着创造性的主导角色。”



早在奥巴马政府把“巧实力”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官方前提之前，中国政府就开始认真看待“巧实力”("smart power")理念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但是不同与美国，中国的“巧实力”外交政策并非将军事投资转移到对外援助和公共外交上，而是立即在战略上、主动性上采用对外援助和公共外交这两种做法，并且精致度也越来越高。当中国已经将其军事影响力从亚洲（中国以一种区域性的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延伸到非洲、印度、中东地区以及更远的地方的同时，它也努力说服世界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和平发展。



根据Rumi Aoyama的说法，中国的公共外交有5个组成部份：“对外宣传中国的主张，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反驳海外对中国的歪曲报导，改善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对外国的政策决定施加影响。”这一套简单的列出外交政策优先性的做法有其令人钦佩的明确性，这种做法已经完全避开了美国所做出的类似努力。

中国媒体不断增加的吸引力及其辐射面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2009年1月，南华早报报导，北京已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媒体驱动”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建立海外分社的网络向世界展示现代中国的形象”。这种做法就和其他公共外交努力一样，中国正试图反击它以往在海外低收视率的形象。（尽管中国在全球公众态度上取得的口碑获得了全面改善，但在2008年皮尤研究调查进行民调的国家中仅有23国的多数人表示了喜欢中国的看法。）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为这项工作提供令人瞠目的68亿美元的资金。相比之下，美国目前每年在国际传播上花费大约7.5亿美元；英国的情况也类似，资助BBC世界服务运行的资金大约为4亿美元。

今年5月，中国的新华社宣布成立一个全球英语电视频道，作为推动反击西方新闻媒体支配性方案的一部分，尤其针对CNN和BBC。试播据说已经开始了，并且电视台计划在7月全面投入运作。由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hina Network Corporation, CNC)制作的该频道将通过卫星、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手机播放，其内容将包括新闻、商业和生活方式等栏目。以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话来讲，“CNC将为全球观众提供多一个信息来源，促进用和平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



此外，中国政府经营十年之久的英语频道中央电视台第9频道，也旧貌换新颜。以CCTV新闻广为人知，它将在100多个国家提供新节目。中国还增加大量的纸媒印刷。在1993年推出的中英文《环球时报》，其公开的目标是“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良好形象”，现在发行量为1百万余份，《人民日报》则增加阿拉伯语，俄语，法语，日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有3百万的发行量，且配发10种其他报刊和6家杂志。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稳定增加其短波广播频率，而美国的短波广播已经减少。2000年，中国有152个短波频率，美国有263。到2009年，中国的短波频率数量已增加到293，而美国下降到205。短波当然特别面向发展中世界，那里接触电脑和手机等更先进的媒体比较不易。对于有着严控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政府的国家来讲，短波广播是最难于去干扰的。

中国的公共外交策略也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中共政府至少雇用28万人去监控互联网和宣传美化政府的信息。互联网监视方面更多的工作是由许多互联网志愿者完成的，从退休官员到大学生到渴望成为党员的共青团员，都是这类人中的一员。



“互联网新闻协调局”（即第九局）是用于监控该国数量呈爆炸性增长的网络用户的机构之一，中国网民估计达4.0亿，占总人口大约三分之一。新成立的负责审查事务的局隶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按《纽约时报》最近的报导，“它对网络上的新闻内容而言是首要的每日执法者”。不用说，这个工作令人头痛。对来自网站、博客、聊天室、公告板等等的信息海洋全面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信息搜索中，中国用户越来越善于使用各种复杂的回避监控的工具，如代理服务器和虚拟专用网络（VPN）。

中国政府经常屏蔽掉Twitter和Facebook以及被它视为具有颠覆性的中文网站。谷歌中国在1月份遭受了重大的网络攻击，因此开始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存在，显示了美国公司在中国营运时所面临到的危险。中国政府则推动本土网站QQ.com，Sina.com以及中共自己的党报《人民日报》网站以期取代谷歌。


中国为了获得资源和影响力展开了针对全球事务的外交政策，而中国的公共外交就是这种外交政策战略的的无缝衔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把西方模式认知为是有致命缺陷的发展模式。当西方国家承受世界经济危机苦痛时，中国正在争辩说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才是未来的方向。显然这种论调是有共鸣的：期待中国政府投资和贸易的一些亚非拉美国家赞同它的说法，特别当它不伴有任何恼人的民主改革或私有化的说教时就使它更具吸引力了。


尽管如此，当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信息战里越陷越深，当它的公共外交操作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中国领导人想要将“北京共识”推向全球的经济发展时，致力于控制中国国内信息流通和试图窃取谷歌技术揭示了共产党政权的根本弱点。

中国的大胆赌博是否能成功——对内压制信息在人民间自由流通，对外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宣传运动，这是关乎未来的问题。

关于质疑本人“学历造假”的声明
张维迎声明



几年前，个别人利用博客在网络上散布言论，污蔑本人“学历造假”。本人坦坦荡荡，对此种恶意中伤言论未予理睬。但最近几天，同样内容的指控又出现在一些网站，甚至被一些平面媒体登载，很多记者朋友还发来短信和邮件求证。本人在此严正声明：出自本人的每个阶段的简历，其所有文字都是准确无误的，经得起任何形式的审查。下面就有关网络上提出的三个疑问予以澄清。

1， 关于学历问题。本人1987年10月至1988年12月在牛津大学作访问学生(visiting student)，1990年10月开始在牛津大学读学位，1992年6月完成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6月完成博士学位(D. Phil)，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

本人1990年去牛津大学读书由世界银行奖学金资助，目的是读博士学位，而非硕士学位。牛津大学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攻读经济学博士的资格，一种是by research, 另一种是by course。By course方式是先读两年硕士学位，只有完成硕士课程，通过统一考试，圆满完成硕士学业之后才有资格申请博士学位候选人，并且可以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选择不继续读博士的人可以不写硕士论文，但要增加一门书面考试）。本人选择的是by course, 于1992年6月成功完成硕士学业，之后从New College 转入Nuffield College开始博士论文写作，1994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熟悉牛津的人都知道，Nuffield学院是牛津大学经济学的“贵族”学院，每个研究生都有独立的办公室，只有少数硕士阶段成绩特别突出的学生才有希望转到Nuffield读博士。

按照惯例，牛津大学没有为应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但每年有9场固定时间的学位授予仪式(degree days)。完成相应学位学习的学生，什么时间参加学位授予仪式是个人的选择，学校没有期限；也可以申请“缺席授予”。如果申请缺席授予，以后就不能参加学位授予仪式。如果参加学位授予仪式，学位证书上标注的日期就是参加学位授予那天。比如说，一个人1992年6月完成学业，就可以离开学校，如果2000年11月30回去参加学位授予仪式，学位证书上的授予日期就是2000年11月30日。但学位证书上会表明完成学业的年份和学期。完成学业并在同一学期参加授予仪式的学位证书上是duly，而过后参加学位授予仪式的学位证书上会用formally一词。

本人于1992年6月完成硕士学位学业后，即得到批准继续读博士学位，考虑到参加繁琐的硕士学位授予仪式对我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就没有参加当年的硕士学位授予仪式；但想着以后参加一下，留个纪念，也就没有申请“缺席授予”。到1994年6月完成博士学位，本人于1994年7月30日下午一并先后参加了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授予仪式（中间要换一下服装）。所以，博士学位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上的发证日期都是1994年7月30日，但硕士学位证书上也明确写着本人是1992年Trinity 学期(4月至6月)完成所有硕士学业和考试的（原文：This is to certify that it appears by the Regist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at Weiying Zhang, Nuffield College, in Trinity term 1992 satisfied the Examiners in Economics in the Examination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and hav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utes of the Unversity, kept the prescribed residence and passed all necessary examinations, was on 30 July 1994 formally admitted to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按照惯例，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学生简历中的获得学位时间都是完成所有学位考试和通过论文答辩的年月份，而不是参加学位授予仪式的时间。有些人读完学位后，由于种种原因（如想等待父母亲人一起参加，或工作安排不开），过了好几年才回去参加学位仪式；有些人一开始计划参加，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去，就再申请一个“缺席授予”，此时他学位证书上的发证时间就是申请“缺席授予”时的日期。

有些网友质疑本人“学历造假”，可能是因为不了解牛津大学的学位授予制度而产生的误解。如果本人真是1994年7月读完硕士，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读完博士，因为牛津的制度规定，完成硕士(M.Phil)之后,至少需要一年的住校学习才能申请博士（D.Phil）论文答辩。这些在牛津大学的规章制度里写得很清楚，任何人可以在网上查询到。本人1992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和1994年博士论文也都收藏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也可以查到。牛津大学和各学院也都保留着所有读过学位的学生的学历记录。本人在牛津读书期间有300多位中国学生在读或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其中有不少已经回国工作，与我同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还有两位中国学生，其中一位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另一位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

2， 关于获奖问题。牛津大学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设两个奖，一个是最佳论文奖，一个是考试综合成绩最优奖。这些在研究生手册里都写得很清楚。现在牛津大学官方网站的介绍是：George Webb Medley Prizes for the M.Phil in Economics：Two prizes, each of the value of ?300, will be award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M.Phil examination in Economics, one for the best thesis, and one for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written papers.

这项奖的英文表述很清楚，论文奖和考试奖是单数，而非复数。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每个奖的得主是一人。但在考试委员会难以在两人之间比出高下的情况下，也有两人分享的时候（未曾查到有3人分享的情况）。考试委员会也是这么解释的。但如果两人获奖，获奖信会用shared, divided,或 jointly with这样的用词（都可翻译为“分享”）。每年的获奖情况都刊登在牛津大学通讯(University Gazette)上，1993年后的大学通讯在网上也有电子版，任何人都可以在牛津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查到。比如，从网站上可以查到，1996年的最佳论文奖获奖者是Jonathan Levin （The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has been awarded to jonathan levin, Nuffield College）,1999年的获奖者是 SIMON A. BOARD （The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has been awarded to SIMON A. BOARD, Nuffield College），每年均为一人；但1997年的最佳论文奖由Magdalen 学院的MISS AMY FINKELSTEIN和 Nuffield 学院的 PIETRO STELLA分享（The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has been divided between MISS AMY FINKELSTEIN, Magdalen College, and PIETRO STELLA, Nuffield College）.

本人很荣幸，与英国学生Robert Shimer分享了1992年度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在本人的记忆中Robert Shimer先生还同时获得了最佳考试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written papers）。因为本人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中国人，获奖后在牛津的不少中国同学对本人表示祝贺，至今记忆犹新。接着，本人又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颁发的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The Lionel Robbins Memorial Scholarship），该奖学金是为纪念伦敦政治经济学前校长Lionel Robbins而设立的，是当时全英国金额最高的奖学金，面向全英国大学的人文社科类研究生，每年授予一名，为期两年。

3， 关于《中国经济转轨》的出版情况。1993年6月底7月初，由中国（海南）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留美经济学会、留英经济学会三家联合，在海口举办了一次经济改革的国际研讨会，由迟福林（海南研究院执行院长）、易纲（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和本人（留英经济学会副会长）负责组织工作，参会嘉宾来自国内和国外（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会议之前我们已约定分别出版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论文集，由我们三人共同担任主编。英文版计划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易纲负责与出版社编辑联系）。本人和易纲还合作写了China’s Economic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计划作为该书的导论章（后在其他英文书中发表，最近收入本人的《市场的逻辑》一书)。 但编辑工作非常漫长，远比我们预期的困难，特别是国内作者的论文，翻译和修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大约到1995年下半年的时候，仍然有好几位作者的论文没有修改完成，此时出版社编辑也担心时过境迁，出版后销量不好（国外出书定稿之后还得很长时间），不太愿意出版。在此情况下，双方商定停止出版这本书。之后，我们还专门为已提交论文的作者（特别是海外经济学家）写了致歉信。

有关这本书英文版出版情况就是这样。本人在1995年5月之前的一个英文简历上曾列过这本书，但明确注明是“待出”（forthcoming）。在决定中止出版这本书后，个人简历和任何学术成果介绍中再未列过此书。

本人深知学术观点非所有人所认同，一贯诚心欢迎任何人的批评指正。从小至今，做人做事做学问，不说假话、诚实守信、与人为善，是本人秉持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任何经本人审定的文字（包括个人简历），本人会负完全的道义和法律责任。今后任何关于“简历造假”一类的话题，本人不再一一作答。谢谢媒体朋友们的关心！

2010年7月31日星期六

华尔街的公司宣传会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顾及

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对于勤工俭学的我们来说，公司的宣传会通常很受欢迎，因为会有免费的开胃菜，可以当晚饭吃，更别提很多时候还会赠送公司的纪念品。

这种宣传会在中国不常见，其实就是公司派一些人事部和各个部门的代表飞到你的学校，租个较大的场地（有时候甚至是酒店），提供免费食物和饮料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司宣传手册，欢迎大三大二的同学来了解自己的公司的一种活动。通常在晚上进行，往往要3-4小时才结束。当然，不是随便哪个公司都会来开宣传会，一般只有比较财大气粗的，比如说华尔街的各大投行或是咨询公司以及微软和谷歌等。就算那些公司，也不是所有学校都去。一般只有排名比较前的，例如常春藤联盟的学校等才有这种待遇。毕竟来回飞机票，场地费，宣传费用，食物饮料，来的人耽误的工时等等，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我在美国康奈尔（Cornell）大学工程系专业读大二时也去过几次学校里的宣传会，但当时懵懵懂懂，也就是去见见世面。一直到大三，有幸被美国在华尔街上颇有名气的SEO录取，通过它的组织去了几乎所有大型投行的宣传会 （包括目前已经不在的雷曼兄弟，美林和贝尔斯登），才发现，公司宣传会这顿饭，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吃的。

SEO的全称是平等教育机会基金会，是个非盈利机构。它的主要宗旨就是帮助杰出的非传统型（Non-traditional）人才到华尔街工作。所谓的非传统型，就是指白人以外的其它人种，因为众所周知，华尔街多年以来一直是以白人（男性居多）为主导的。能进SEO的人，不光要有优秀的学习成绩，杰出的领导能力，更要有一种愿意回馈社会的理念，毕竟这个机构之所以能屹立50多年不倒，靠的就是一批批从它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不断支持和捐款。要求是挺严格的，但是一旦入选，好处也是挺多的：你不用再辛辛苦苦地去一轮轮面试8-9个投行，SEO会安排你进入一个大投行实习；另外，在实习前，SEO会给你2周的免费培训；在实习的那个夏天，SEO凭借自己和各个投行的良好关系，还会让你去所有投行专门为SEO的实习生开的宣传会；当然，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能认识很多非常优秀的SEO的同学，大家互相帮助，度过这个很关键的夏天，以及众多的宣传会。


在实习前的免费培训中， SEO就为了宣传会而给我们“恶补”礼仪课，其实就是告诉你在公司宣传会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比如说，一定要穿正装，女生要高跟鞋，裙子不能短于膝盖；有酒喝也最好不要喝，万一喝太多醉了那就出洋相了；不要吃太多，这样你就没有时间和投行的那些银行家讲话；要收集好名片，就算别人发光了也要记住别人的名字和邮箱；要想好十几个问题，不要问很愚蠢的，比如说投行有几个部门之类的。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这么一条，不要吃基围虾。投行的宣传会往往会上基围虾这道菜，就是冰冻的大虾去壳蘸着番茄酱吃，味道鲜美，通常是我们这些学生的最爱。礼仪老师给出的理由是，你用手指拿着虾蘸酱吃，一是酱容易滴在你的西服上，在宣传会上你又不能马上去洗，二是手指会湿，和别人握手不方便，三是基围虾属于比较贵的开胃菜，你如果一直吃虾，别人会觉得你爱贪小便宜，这是投行比较忌讳的。也真难为这老师，能说出这么多理由，归结起来，就是你想象中的美食美酒，最好是不要碰的。这基围虾的规矩，就这样被我们那届的实习生牢牢记住了，直到今天，大家碰到说起以前的往事，往往三句就谈到基围虾了

不过就算经过培训，真正到了宣传会，还是很多情况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比如说，美国人好喝冰冷的饮料，无论室外是大雪纷飞或是酷暑，任何饮料总会加冰块。我们遵守规矩，不喝含酒精的饮料，到手的，就是冰冷的菠萝汁橙汁。手握着高脚杯，没一会儿杯子外壁就全是水，这时若刚好有人走来，见面第一要握手，赶紧得把手抹干了才行。但你一身西服，没地方抹（抹在衣服上不文雅），就比较尴尬。后来学乖了，拿饮料后多拿几张纸巾在手中，以防万一。而且，经过礼仪课训练的我们，很多时候面对满室香喷喷的食物，不是不想吃，而是不敢吃。穿着高跟鞋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还没等散场就饥肠辘辘了，只能在去之前包里放点零食，解解馋。

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宣传会也是一个让投行了解你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些SEO派出的实习生，就更加重要，因为据说如果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跳过第一轮面试，获得第二轮甚至直接面试最后一轮的机会，可以去自己夏天实习的公司之外的其他投行工作，这也是SEO的一大特色。所以通常大家在去宣传会之前都会做很多准备工作，看看这个公司高管有哪些，强项在哪里，最近做了哪些大项目，有些什么新闻，并且准备几个出彩的问题。等公司代表介绍公司后，往往许多人就举手发问，因为当着大家的面提问，问得好是很容易被人记住的，当然问得糟糕时你也就成了大家的笑料了。一次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金发拉美裔女生，被摩根大通的总裁Jamine Diamond叫起来提问，结果她居然问了一个之前刚刚有人问过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听Diamond讲话时睡着了。我们大家当时都屏息凝思，既为她捏一把汗，同时也觉得这女生果然就是传说中的金发女郎的代表人物，中看不中用。好在Mr Diamond还是很照顾她的面子，又重新从不同的角度讲了一遍。不过，在场有几十个摩根大通的高官和人事部的人都看在了眼里，估计她在摩根大通是不太可能找到工作了。

随后大家分散开来，你可以随便找人聊。这时一般年纪比较大的银行家就非常受欢迎，周围是里三圈，外三圈，围得满满的，这是因为一般年纪越大，职位越高。你想和他说话，就得慢慢等。另一种红人就是人事部的，大家围着问譬如今年贵公司要招几人呀，我这种专业招不招呀等等问题。在SEO的宣传会上还好，通常几十个银行家对100多个学生，学校里的宣传会就往往是僧多粥少，要等半天才能和银行家谈上。这是因为在学校，宣传会一般一年有两轮，秋季一次，主要是招全职的，春季一次，主要是招实习生的。宣传会根据其目标学生的不同，通常是大三大二的同学才去，不过很多时候大一的积极生和大四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闲人”也会常常来串场，这就人多为患了。别看学校里的宣传会来者不拒，你只要是本校的学生，衣冠整洁就可以去，不过要真正从中脱颖而出，让公司注意到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各大投行的宣传会，总是场场爆满。而且，去学校里的宣传会最可恨的，就是有些大一大二的小孩，自己之前什么都不懂，也不提前研究一下，跑过来缠着执行董事就问些投行分几个部门，各个部门有何不同这种弱智问题，让周围我们这些学长学姐都很无语，暗暗祈祷希望这个执行董事不要就此觉得我们学校出来就是这种水平的。不过，去多了，也就发现决窍了。关键不在聊的对象身份多高，或者是数量多少，而在你和他聊得是否愉快，时间长不长。这样容易让他记住你，回去和人事部一说，你获得面试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反之你每个人聊三分钟，名片拿了不少，可是别人对你没印象，还是没用。

最后，席散人离，可是你还是不能闲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掏出名片来写感谢信。这个不好写，首先你要记得每张名片对应那个人，还要记得和他或她聊了什么，从中抓出闪光点来感谢一下，而且每封信还要写的不一样，不然他们同事之间一比较邮件就知道你偷懒了。所以往往写邮件也要想半天，写半天。写了一封还不够，作为SEO的实习生，你要想能暑假结束时拿到面试的机会，基本上整个暑假都要保持联系，就算没事也要找点事出来联系一下，这样别人才不会忘记你，所以，一个暑假准备几百封不同的邮件是必须的。

听起来很繁琐吧，虽然是免费的晚饭，但是准备工作和后续工作都要做很多，而且通常你也没法吃饱。原先我也很不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在一顿饭上，但等到暑期快结束了，我陆续开始接到高盛，摩根大通，雷曼兄弟等6个投行的最后一轮面试的邀请，直接跳过了一面二面，才感到之前花的时间没有白费。 更妙的是虽然说我暑假实习做的是股票研究分析，我拿到的面试却也有几个是投行部的，甚至还有Sales and Trading的，最后成功拿到了四家公司的全职工作，大四就不用去找工作了。但同样去十个宣传会，有人能拿到6-8个面试，有人一个也拿不到，归根结底，还是看自己的努力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顾及于07年本科毕业于美国康奈尔（Cornell）大学工程系专业，毕业后进入瑞银集团投资银行（UBS）纽约总部和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BlackRock）担任投行和投资组合分析员）

广州地铁1500亿融资拼盘

21世纪经济报道 叶石界 广州报道 2010-08-02

核心提示：广州地铁的建设，对土地出让的依赖性较大。但由于受宏观调控的影响，今年虽然有近年来最大量的土地供应计划，即使全部推出，土地收益也未必能跟去年持平。

本报8月2日从广州市发改委获得的《广州市2011-2015年轨道交通建设方案》显示，纳入2015年前建设的新线有9条新线，总长约248.7公里。

未来五年内，广州的地铁投资大概为1097.84亿元。加上调整线路及2016年之后新线的前期研究，按照工期的初步安排，2015年前的资金需求量达到了1551.5亿元。

融资方式基本是财政加银行贷款。广州市发改委人士告诉本报，银行的还贷，也是由政府财政或者土地出让金来完成的。

1500亿盘子

这1500亿元，主要来源于财政性投入、市区共建、地铁集团在沿线土地的整理开发和贷款发债等。

在财政性投入上，从2010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的资金不少于60亿。其中土地出让金为40亿、财政预算资金20亿。到2015年总共可筹集360亿元。

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市中心的老六区（越秀、荔湾、天河、白云、黄埔、海珠）将延续此前的做法，即区内的地铁建设投资仍由市一级统筹。罗岗、番禺、花都、南沙、增城和从化等广州中心外围的区（县级市），则采取市区共建的模式，即市一级和区各自承担50%的资金投入。而两种做法的划分，是基于土地出让收益的管理上，前者由市一级统筹，后者则由自己统筹。

从这几个区（市）筹集到的资金额，预计大概为260亿。“具体办法由各区自己去解决。平分下来每个月共承担40亿左右，也可以由贷款的方式解决，压力不大。”上述发改委人士说。

地铁沿线的土地整理开发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按照广州市的思路，由此获得的土地出让收益全部返还给地铁总公司，用于地铁建设。这一部分的资金额，预计达210亿。

广州地铁总公司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这一思路，受到了香港地铁的启发。香港地铁之所以赚钱，靠的就是开发沿线物业。而广州地铁被允许开发沿线土地，也是市政府出于将广州地铁公司打造为自行融资、还贷、自负盈亏的企业。

广州地铁总公司宣传部门的叶主任告诉本报，地铁沿线的土地使用开发利用，地铁公司也一直在跟市政府部门协调。而市政府允许开发地铁沿线的土地，还只是一个意向，接下来仍有很多部门要对接。目前能看到的沿线土地开发项目也非常少。

剩下的700亿，将通过贷款和发债等方式来解决。不过，在这700亿里面，贷款和发债的比例尚未明确。

“这些措施都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总体融资构想。”广州市发改委人士对本报透露，发债多少、是由地铁公司还是由政府作为发债主体，都还没开始研究。而在贷款方面，“由于现在宏观政策上紧缩银根，对贷款这种途径不大利，所以我们也在研究下一步的操作。”其透露，除此之外，中期票据、信托租赁等方式也值得考虑。

土地出让金的压力

截至目前，广州的地铁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累计投入接近800亿元。

从过去的投入来看，土地出让金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从2002年到2009年间，广州市投入地铁建设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近300亿，虽然占土地出让金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即使在2009年（市一级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228．3亿元），依然占了18%。

这也意味着广州地铁的建设，对土地出让的依赖性比较大。由于土地市场受政策影响颇大，因此广州地铁的这个融资途径也带有相应的风险。

去年广州截至11月份，广州市该年本级财政土地出让金收入为108.4亿元。

而最后得以翻倍，是在去年12月25日这个最后时间点上，富力地产竞得亚运城项目的土地出让所贡献。该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高达255亿元，按照亚运城出让合同规定，亚运城总地价分三期付清，首期付总地价的40%共102亿元，在去年年底付清，由此广州市级土地出让收入才超过了200亿元。

但该项目只能被视为一个特例。“今年虽然有近年来最大量的土地供应计划，即使全部推出去了，土地收益也未必能跟去年持平。”广州合富辉煌集团首席市场分析师黎文江对本报说。

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国土局录得的土地出让金为29.19亿元，上半年成交土地面积为15.9万平方米，仅占全年供地计划的8%。而从成交的情况来看，广州住宅土地供应为6宗，商业用地6宗，其中两宗商业用地流拍，土地总成交10宗。

“虽然现在地产宏调政策管得紧，土地市场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我们的供地计划没有变。”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