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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平权风起：陕北吴起免费教育调查
2010年07月0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许荻晔陕西吴起报道

蓓蕾幼儿园占地3亩，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有25个班，每个班都配备有30英寸彩电、DVD和热水器。学生过千，最多的一个班有59人。小朋友们在课上活动时，仍然会因为挤挤挨挨，看起来格外亲密。

这是陕西吴起县最大的民办幼儿园，学生数量甚至超过了该县唯一的公立幼儿园。因位于吴起开发区，外来务工者云集，大约有20%的入园幼儿为外地户籍。但收费不分户籍，每个幼儿每学期交纳650元的保教费、450-500元的生活费，还有50元课本费。

从今年春天开始，吴起县内所有幼儿园开始实行“一免三补”：免交课本费；每学期给在册的5222名幼儿补贴250元/人的生活费；像蓓蕾这样的民办幼儿园，按在册幼儿数，发放150元每人每学期的运转津贴补助；同时民办幼儿园教师还可以获得200/月的补助。

这只是吴起县免费教育的一部分。自2006年起，该县每年投入教育的资金都占县年度财政支出的10%以上，2009年达28493万元，占年度财政支出15.4%。4年里该县政策性教育经费投入已达12项计85964.39万元。

一座县城人口不过6.9万人的小县，对教育的重点投入，折射出其对目前当地经济迅速腾飞的反省与冀望。身处陕北资源带，石油产业已是吴起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产业和财政支柱，伴随着地方GDP一路的高歌猛进。

1993年吴起刚开始发展石油业时，年地方财政收入仅有402万元，而2009年，该县完成生产总值81.87亿元，财政总收入27.59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高达16.07亿元。

这些华丽的数字，建立在自03年起，每年以30万吨递增的原油产量之上。能源使这一历史上因军事闻名的陕北穷地方一夜骤富。

骤富背后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焦虑。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这是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

对于地产陕北山沟沟的吴起小县城来说，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抽一桶少一桶。不可能永久依赖石油；因石油而骤富所带来的问题，诸如贫富分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正是其当下所面临的难题。

全覆盖的免费教育，从长远看，或正是这一“焦虑”的及时回应。

1. 读书会变好吗？

在近一次调研中，冯振东发现一户农户，女儿大专毕业却只能为私人打工，问及原因，是因为学费差了6000，学校扣着毕业证。

读书能否改变命运，在这个骤富的小县城，仍是充满模糊的。

比如县委书记冯振东的秘书柳志清，02年吴起县的文科状元，在西安交大读到硕士毕业，7年的开支约12万，农村的家里一年收入三四千。

柳的弟弟为了供养他这个大学生哥哥，只能辍学打工。而到他毕业时，也面临了公务员面试不过、找不到工作的困境。最后是冯振东一次偶然机会发现了柳，并破格录取了他。

“我89年上大学的时候，一学期的花费不超过100块，每个月的补贴就有13块6，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上不起学，也没有听说过毕业了会没工作。”冯振东对本报记者表示：“推广免费教育，只是想让所有人能够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就业形势再差，吴起县还是鼓励学生上大学，县上以赠学金、助学金、贫困生救助金等形式，几乎包揽了学生大一入学时的全部开支。在农村愈演愈烈的“因教致贫”下，这类努力看似杯水车薪，而冯振东说：“可是读过书的总比普通人好找工作，有技术的总比没技术的好找工作。”

在近一次调研中，冯振东发现一户农户，女儿大专毕业却只能为私人打工，问及原因，是因为学费差了6000，学校扣着毕业证。“我当时找学校说，先把证给她，让她先找到工作，那点钱也就是两三个月工资。后来就好了。”

在吴起，大专文化程度以上者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我们这地方，读书去了外面城市，只要能留下来的，都不会回来的；回来的，都是些实在找不到工作的。”

冯的孩子即在西安上学，尽管他并非吴起本地人，但逻辑可以类推。

2. 乡村大调查：骤富县的教育救赎

07年走马上任吴起县委书记的冯振东分析后颇为尴尬：“当时吴起的财政收入水平可以进国家百强县，问题就是人均收入低别人太多，不到人家一半。”

富县如何造富民？

2006年，吴起县总财政收入28.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2.3亿元，是陕西首个地方财政超10亿的县。财政局副局长朱久伟介绍原因，“一是原油开采量增加，二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然而同年，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98元，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89元、延安市平均水平127元。07年走马上任吴起县委书记的冯振东分析后颇为尴尬：“当时吴起的财政收入水平可以进国家百强县，问题就是人均收入低别人太多，不到人家一半。”

吴起县将解决思路定在了教育上，并组织调研组，对吴起县实行12年义务教育与45岁以下农民免费技能培训进行调研。

吴起县高级中学校长张俊殷告诉记者：“我们每年高一招生计划大概是1200人，但2007年以前，每年都有100到200名上线学生因家庭贫困，不来报到跟着大人出去打工了。”

调查显示，当时吴起当地生均教育经费为3900/年，包括不在义务教育范围内的学前教育与高中。而一个家庭培养一个高中生，三年的开销在15000左右，而吴起的农村家庭普遍不止一个孩子。“很多家长觉得反正孩子读不出书，白交学费，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冯振东再次谈起这次调研结果时还能清楚记下这些数字。

与此同时，乡村的结构正面临历史上最大的变迁。由于吴起县石油业发展，加上退耕还林政策的逐渐推进，农村生产结构也发生相应转型。农村家庭收入中，非农化收入的贡献率愈高，而收入来源渠道的多寡正是拉大农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结果显示，与农民收入直接相关的并非学校基础教育，而是在职培训与技术培训。

吴起城镇化进程因油而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县、镇打工，调研组取样吴起的12个村的外出农村人口进行调研，报告显示：“掌握一定技能的人大部分文化程度在初高中以上，从事二、三产业，人均收入11157元。

文化程度低，没有专业技术的外出户大部分做一些体力活，人均收入4875元。”

城镇化更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平均。其一是农村生源逐渐减少。

2006年全县在校学生25548人，就读农村小学的学生仅1244名，且分布在158个学校，一生一校的学校有31所，5生以下的有105所，因为生源有限，农村教师队伍也存在大量流失。其二是城镇教育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原有条件无法满足新增学生。比如在07年之前，吴起并没有乡镇、村级幼儿园，而县内也只有一所公立幼儿园，10余所民办幼儿园水准参差，无法保证学前教育的质量。

这些问题常年潜藏乡村。这次的调研让吴起县惊觉。

随后不到一年时间，吴起县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提出义务教育向高中、学前教育两头延伸的要求。当年教师节，正式宣布免费教育由九年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并全部实行寄宿制，同时，针对全县45岁以下农民进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3. 8．5亿大投入：教育公平的长长细账

教育局副局长齐祥飞告诉记者，吴起县在外聘请的特优名优教师，年薪为10到15万，还能解决家属两地分居问题，在吴起工作6年后甚至能分到120平米住房。

在吴起二中，已不见黑板粉笔，代之以电子白板。黑板大小的电子触摸屏内，储存大量教学资源，教师可以电子笔书写或直接调取网络课件。

这仅仅是吴起教育财政大投入的一个细节。

冯振东有一个说法：“修一公里路大概需要投入5000万元左右，而让全县的孩子免费寄宿就读，每年的财政开支也是5000万元左右。要想提高全民素质，教育是根本，所以，这样的投入值得。”

事实上，自06年至今，吴起县的教育开支花了17个5000万犹不止。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冯振东坦言，当时县委常委会讨论时，遇到过反对意见，正是因为觉得这笔开销太大太折腾，“凑合凑合得了”。

调研组的报告在此时发挥了作用。这一决定虽然以县委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但过程自然少不得折腾：冯与县人大、政协之前已有过公开和私下沟通，并得到了支持。

即使富如吴起，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这笔高达8.5亿的大支出中，校舍建设资金占了5.2200亿元。冯振东透露说，新建吴起一中就大约花了1亿5千万，另外还新建了二小、二幼。同时因为撤消农村小学，将农村学生并入城镇教学，也对原有一些学校进行改扩建，以实行寄宿制。

按照“部级标准”配备的教学设备、多媒体教学设施亦花去了1.4000亿元，其中建设吴起县教育信息平台及校园网即占2980万元。

所谓的一年5000万，是要在这一类校园建设、教学设施等固定投资完成后，免费教育进入正常运转阶段的投入。自07年实行12年义务教育以来，吴起“五免一补”（免杂费、课本费住宿费、取暖费、信息费，补贴寄宿学生生活费1.5元/天/人）的范围亦扩展至高中，支出在8634.6万元。除此之外，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享受奖学金，贫困生亦有助学金提供。奖学金的发放比例为高中30%，初中20%，小学10%，分为一二三等，最高500，以百递减。贫困生的比例约为20%，每人每年可获得800到400不等的助学金。仅这两笔开支共计3038.8万元。

在师资上的投入有：教师奖励金340万元；校长、教师培训费710万元；教师结构工资、骨干教师津贴2633.33万元；外聘教师工资510万元。

教育局副局长齐祥飞告诉记者，吴起县在外聘请的特优名优教师，年薪为10到15万，还能解决家属两地分居问题，在吴起工作6年后甚至能分到120平米住房。

此外，该县教育投入还包括督导经费、扫盲经费120万、今春实行的针对学前教育“一免三补”的250.2万，以及伙食补贴的“蛋奶工程”，标准为一学期计125天，小学与学前班2元/日/人，初中3元/日/人，高中1.5元/日/人，共计527.91万元。这12项开支，共计85964.39万元。

4. 愈合那些失学者的伤口

并不是所有人都赶着贵的班报。“我们这里的人还是故土难离，人口又少，30岁以上的就基本没人愿意出去了。”李志虎解释为何每年的预算款都没有花完。

对很多没考上大学的农村贫困生来说，吴起的免费教育留给他们的为数不多的改变生活的可能通道。

在记者获得的材料中，列有针对45岁以下吴起户籍人口免费技能培训的“人人技能工程”款3000万。

但吴起县组织部副部长、人人技能工程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志虎对记者表示，该款事实是一年1000万的额度，如有人报名才去申请，至今为止所用不过1800万。

07年以来，已有12830人通过人人技能工程进行技能培训。单项培训价格最贵的是高级海员，在福建学习，全部费用3万5。在山东某著名技校学习高级汽修师课程的话，两年价格2万4。

并不是所有人都赶着贵的班报。“我们这里的人还是故土难离，人口又少，30岁以上的就基本没人愿意出去了。”李志虎解释为何每年的预算款都没有花完。

人人技能工程最受欢迎的一项培训是驾驶，累计报名人数已超过两千。除了第一批131名学员全部免费，接下来开始收一半费。

“当所有人都学同一项技能的时候，这个技能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李志虎说。他认为，很多人的目的是只想让政府出3000多块钱考个驾照，因此第二批学员有限制条件：除了基本的本地户口外，还需年龄在30周岁以下，并自行承担一半费用。

记者获得的赴山东培训的学员名单显示，其主体为89-91年的初/高中男毕业生，全部来自农村。专业是自行挑选的，多数人选择汽车维修、装潢相关，也有学其他机械、厨师、美容美发等。政府为他们承担的最便宜的学费4380（学制1月），最贵的24000（学制2年）。

5. 免费教育：长效之激励

但与追加的大投入相比，像吴起这样的小县城，还是面对一个难题：教育并非投入就能马上出成效。教育局副局长齐祥飞告诉记者，吴起每年流失的学生约有百人，多半去了延安、西安、宝鸡等地上学。

在吴起，外地户籍与本地户籍的收费一致，民办与公办幼儿园的收费也一致。“教育局规定的。” 蓓蕾幼儿园创办人蔺颜斗解释。

齐祥飞对此表示，调研时对外地户籍的孩子入学是否加收费或者免不免费，确实存在争议，但是考虑到外来务工者对本地经济的促进，最后仍然决定一视同仁。

在吴起，民办教育力量薄弱，只集中在幼儿园。而这也是与吴起的学前教育资源有限、公立幼儿园根本无法满足需求相关的。蔺颜斗从事建筑业，但一直对地方慈善比较用心，对蓓蕾幼儿园，他自称投资了1500万，每学期只能收到65万的学费，却需要负担33万的教师工资，15万的水电费，七八万的办公费，七八万的维护费，另外夏季有2万的接待费，冬季有18万暖气费。

“一免三补”后，他的收入将比原先有所增加。但奇怪的是，他仍表示：“想把幼儿园交给政府，房租看着给。”但没成功。

学期开始时，幼儿园方面已经跟家长们表示不收书本费，然而到现在，财政款还没放下来，而书店方面又向幼儿园催帐，所以又预收了每人50，待款项到位后退还。

而下学期开始，是否将对学生们的650元保教费实行免费，蔺颜斗表示尚未接到通知。

免费教育覆盖了幼儿园之后，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数据是，出现了一部分学生回流。蔺颜斗表示，在西安、延安的民办幼儿园，对外地户籍的孩子会收取借读费，一学期的收费要两三千元。今年春季开学，因实行“一免三补”，很多嗅觉敏锐的家长预测到免费的可能性，将孩子由延安、西安送回吴起，也有一些农村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究竟。当时报名者排满操场，是幼儿园成立以来最壮观的一次。

因为有如此的投资与重视，2009年，吴起县成为教育部表彰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进地区，是陕北唯一入选地区。目前该县的初中升学率、高中普及率及学前适龄儿童入园率，分别达到99.47%、96.12%及96.45%， 而在2006年，这些数字仅为61.19%、59.28%与61.19%。

但与追加的大投入相比，像吴起这样的小县城，还是面对一个难题：教育并非投入就能马上出成效。

教育局副局长齐祥飞告诉记者，吴起每年流失的学生约有百人，多半去了延安、西安、宝鸡等地上学。

在吴起，家境不错的人家通常会做两件事：在西安买房，将孩子送去西安上学。

当地居民刘女士表示，她的女儿就在延安上的初中，现在在西安上高中。“吴起教育质量还不行，整个环境还不够。”她解释让女儿独自寄宿在外的原因。

吴起县有两家初中，一中与二中，二中教学质量稍好些，因为义务教育，划片入校，也不收择校费，但是多数家长，仍然愿意托各类关系将孩子送入二中。目前一中招生不满，一个班约30名学生，二中为其一倍，班班爆满。

在现有教育体制下，解决这一类差异并不在“免费”的能力之内。正如刘女士孩子的中考成绩，如果就读吴起县高中，将能得到5000元的奖励，而她却宁愿花5000借读费让女儿背井离乡。

这个富起来的地区也如多数地区一样，为中考、高考采取了许多奖励措施，如清华北大奖10万元，Top10重点大学5万。普通一二三本乃至专科都有5000到2000的奖金。

大力发展教育，是让吴起学子们走出吴起。假以时日石油采罄，吴起人可以由那些走出去的人反哺。吴起的这条惠之于百年教育的免费公共善政，善莫大焉。

寻找绿色经济的商业模式

【在“2010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的演讲】

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自然界的现象，鸭子能够预知到气候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谁是最好的预测者？按道理应该说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应该对未来最敏感，最有判断力的人群。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回犯错误。平均而言，他们犯的错误又比其他人群要少。这也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企业家不能够比其他人群更有能力判断未来，那么企业家的存在也就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所有企业家都谈绿色经济，所以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一提到绿色经济，就马上想到说政府要做什么，马上可能不市场运作了，先对立起来。我想绿色经济只有通过市场才能真正的实现。其实我们看一个市场不能运作的时候，导致的浪费会非常严重的。好比前年四川发生地震之后，四川当时就无法运作了，我们出于爱心，我们可以捐好多的物资，但是可能有过多的方便面运到那个地方，有过多的矿泉水运到那个地方，现在看灾区很多建筑设施是超标准的。这是不是符合绿色呢？我觉得可能值得讨论。

　　我的意思是说，任何情况下只有我们能够通过市场的运作，才能使得发展可持续。具体来讲，跟我们企业家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商业模式，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商业模式，绿色经济最多只是一个口号，是我们每年都可以讨论的口号，没有可持续性。商业模式的本质是什么呢？绿色的公司是不是比传统的不太绿色的公司更赚钱？进一步来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消费者是不是愿意为更环保和更低碳的产品和技术支付价格。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价格的功能，离开了价格，我们不可能有绿色经济，首先价格是一个信号，好比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们绿色要绿色到什么程度，低碳要低碳到什么程度，谁能够告诉我们？最终只有价格。

　　我们没有办法相信靠某一些人坐在屋子里面确定那个标准就一定是对人类最好的标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我们说一次性筷子和重复使用的筷子，如果离开了价格，我们没有判断办法判断哪一个更绿色。有人说可能一次性筷子浪费了好多的木材，其实我们想一下，制造这些一次性筷子的木材，如果不造筷子，它能做什么，到时候也要砍伐。重复使用的筷子可能更绿色，但是它消耗好多洗衣粉和消毒剂，如果消毒不干净又引起其他疾病传染，导致住医院，又要吃药，又导致大量消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一次性筷子更绿色还是重复使用的筷子更绿色。

　　第二，价格是一个激励机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本性，只有通过利益的诱导，人们才会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想节约用水，唯一的办法或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要把水价提高。我们要节约能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能源的价格提高。如果我们不想提高水的价格，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节约用水，我想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第一点，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第二点，能够激励人们选择正确的行动，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的绿色要进步最终一定来自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我们不可能改变真正的模式。但是价格和利润是决定绿色技术和低碳根本的选择标准和动力。好比说我们石油价格足够高，就会诱发更多的新能源技术开发，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不再需要石油，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在西方使用的照明用的是什么？用金鱼的油。到上上个世纪金鱼油快用完了，所以它的价格非常高，促使人们发现石油，石油用了一百多年，用到现在，现在觉得石油不环保，要枯竭。所以未来的替代品在技术上需要根本的突破，仍然需要商业模式。

　　产权界定很重要，要有市场就有产权。反过来产权界定，有了市场我们才能找到绿色的途径。未来低碳市场、碳交易可能是一个最有潜力的市场。当然我们影响市场还是有方法的，就是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因为偏好在影响着需求，而舆论和教育是可以影响人的偏好的。好比我们一个人应该几天洗一次澡，如果我们每天洗一次澡的话，我们花费的水要多得多，如果在农村一个月洗一次澡的话就比较环保。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洗几次为合适，但是肯定是从这一方面讲的话，洗的次数越少越绿色、越环保。另一方面洗得少了也可能获另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可能住院，又会引起其他的消费。还有一个好比说使用动物的皮革和人造皮革。日本人信佛教的多，汽车只有3%的皮革是用动物的皮革，而中国的汽车20%是用牛皮皮革。如果我们能够教育说使用牛皮有一种犯罪感的话，我想更多人就不需要，牛皮的价格就会掉下来，包括我们穿的鞋。当然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牛皮价格掉下来之后，牛肉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因为养牛的成本只能更多分摊在肉上了。现在牛皮是可以分担相当一部分成本，显得牛肉相对便宜。所以结果怎么好，我也不清楚。还有吃肉和吃素的问题，如果中国人信佛教的话，吃肉就大大减少。

　　我想有一些事情可以很简单的做起，好比说桌子上，我们开绿色会议，但是看看我们吃饭的时候浪费了多少，我们在桌子上浪费了多少？我今天好多的宴会一半的食品，至少三分之一的食品都是浪费的。我想如果每一个企业家从这个做起的话，是不是会立马见效？

　　我还想讲一点，不要把环境、环保和工业文明对立起来。公元前10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工业文明。汽车发明时，当时是解决城市环境最终手段，伦敦大街上都是马粪，环境非常糟糕。非洲好多地方没有工业文明，但是他们沙漠化非常严重。我特别想讲一下我的家乡陕北高原，几百年前植被是非常好的，后来破坏了。到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的时候是光秃秃的，很少发现树木，更不要谈草地了。那么这个时候也没有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仍然过度的开发。今天再去陕北，从鄂尔多斯走高速公路，一路到延安、西安，绿化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钱了，发达了，老百姓不需要上山砍伐了，我们退耕还林的政策，植被自然恢复非常快。如果我们没有工业文明，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要糟糕得多。其实人类是很无知的，我们的行为对世界的外部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包括气候的变化、温度的上升，究竟要多大程度上是人类的行为，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只是一种猜想。

　　当然，我们要作出比较谨慎的措施。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有适当的平衡，包括我们好多措施，它可能要搞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如果我们觉得它有很大威胁的话，最好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好比我们讲焚烧垃圾，在几年前我们仍然认为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现在又听说焚烧垃圾产生有害气体，有很大的伤害。还是回到刚才讲的，经验证明，只有市场是纠正错误的最好办法，现在有些错了，发现市场慢慢通过价格的调整和利润或者亏损的惩罚，使我们纠正我们的错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应该对市场予以信心。

　　我们也经常会拿后代说事儿，人类必须关心后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究竟什么有利于后代，什么对后代没有利，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我的老家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弟兄俩父亲给俩人留下相同的地，每人相同的地，哥哥为子孙考虑，守着这块地，一直看管它，精心耕种它。弟弟把地卖了。弟弟拿着钱出去上学，后来当了大官，买回来好多好多地。后来弟弟又出问题了，改革开放后他是地主，把他斗死了。所以大家一打着绿色低碳的旗号就占据了绿色的制高点，其实刚才讲的，对人类的未来我们知道的非常少，当然我们企业家也是追求政治上正确的一种人群。所以我们也要顺应时事，但是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在表达。我们好多企业都是有既得利益的。所以现在NGO、非政府组织好像变得更高尚，我只想提醒一点，任何组织都可能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而不仅仅是企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用人类的历史证明，有多种声音的时候，总是比有一种声音要好。谢谢大家。

华凯：混搭新农业
时间：2010-05-28 | 来源:创业家 | 作者：杜若洋

既不重复农民式的传统种植方式，也不迎合高新农业的潮流，华凯借力资源整合，以一种混搭思维探寻新农业的另类模式

文｜本刊记者 杜若洋

帅新武没有种过地。2007年，他领命挂帅华凯新农，他说当时自己几乎对农业一无所知。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交出了一份公司年均净利润增长50%、年销售额超过3亿的业绩单。现在华凯正在谋划2011年冲击创业板。在农业这个公认的慢产业里，华凯到底施用了怎样的法术？

总裁帅新武不是华凯的大老板，而是这个事业的主导者。成立于2007年初的华凯新农是浙江华立集团旗下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帅新武在赴任华凯总裁之前，担任着华立集团的首席运营官。在此前的若干年中，他扶助华立集团成功实现了主业从仪表向医药的转移，使得华立旗下拥有了三家医药类上市公司，年销售额最高达到40多亿元。

就是这个熟悉资本运作的商场老手操盘了华凯的崛起。2007年，他带着3000万投资从总部“下放农村”，开始了在陌生的农业领域里的创业。到2009年底，华凯旗下已经拥有14座专业化农场，在浙江和海南两省流转土地超过3万亩。2008年，金融危机之中，华凯销售收入近2.6亿元，净利润805万，这两个数字在2009年变成了3.8亿和1350万。

“如果说华凯的秘诀，那就是我们的智慧比别人多一点。能够想到用资本整合资源，懂得用工业管理来运营农场，能够把现代商业模式植入农业销售。”但初听帅新武的描述，他的“基于跨区域连锁的新型苗果粮农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头绪略显复杂零乱，粮食、水果、苗木和园林工程这些主业之间似乎也缺少紧密的相关性。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混搭的平台上，华凯实现了高速的成长。

从上述角度看，与其说华凯是一个创造者，不如说华凯是一个整合者，它用现代商业手法把散落在市场中松散的资源高效重组在一起，从而快速实现了自身的积聚。在高度落后的中国农业产业中，新农业的机会俯拾皆是，重要的也许就是一个重新梳理产业的思维与视角。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华凯还是帅新武，都是时势所造。


农庄里的秘籍

华凯的新农业有哪些独到之处？总结起来，帅新武的农庄里藏着四大秘籍。

秘籍之一：资本运作

华凯的生命从资本运作开始。

3000万元如何迅速玩转新农业？这是帅新武走马上任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自然是拿钱从农民手里租点地，然后就开始种了。”但在帅新武看来，从零开始太慢，仅仅平整一个农场就要几个月的时间，更不要说还要解决工人从哪里来等复杂的问题。

买已有的农场，成为起步战略。被华凯收入囊中的第一家农业公司是海南元合实业，它是海南最大的热带水果生产企业之一，下有两座农场，总面积超过7000亩，这笔收购花费了华凯1900万元。收购刚刚完成，帅新武就发现其中一座农场拥有土地证，这意味着它有资产价值。于是通过评估抵押其中的2000亩土地，华凯又拿到了1800万元的贷款。3000万原始资金几乎完璧归赵。紧接着，帅新武又用这笔钱迅速收购了华立公司旗下的苗木工程设计公司，和一家独立的苗木销售公司一半的股权。

2007年的三次并购操作，使得华凯在成立当年就初步搭建起了水果苗木种植、涉农工程和苗木销售三大支柱板块的雏形。这一年被帅新武称为“资源获取年”。

“中国的农业从业者中，很多都是低层次的、没有系统思维的人。因此农业中散落着大量经营不善的资源。并购的机会非常多，比工业里要多得多。”华凯借势上路。

秘籍之二：多元化布局

但在众多潜在资源中，到底整合谁，这也是个问题。在帅新武看来，这里面有战略的思考，也有个人的爱好。“农业企业的核心问题是稳定的产量和稳定的回报问题。”因此，华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多元化经验的策略，以对冲单一种植业面临的天灾、病虫害风险。在选择具体的项目时，帅新武最看重的是项目本身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未来增量空间如何。比如苗木，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要发展起来的配套产业，而高端粮果则是城市消费升级的趋势性产品。

当然符合这个标准的项目非常多。在这里就有帅新武的一点私心了：“现在有这么多项目可供我选，我为什么不选自己喜欢的呢？我不喜欢早起就看到一院子猪，那我就不做养殖嘛。”不做养殖、不种蔬菜，把种植范围锁定在粮果苗三个领域，这是华凯的战略。做出这样的部署，除了帅新武的爱好之外，更重要的是保证连锁农场的可复制性。

秘籍之三：只种植当年产出的品种

华凯在选择具体种植的粮食和水果品种时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种多年结果的作物，只种植当年产果的品种。这是为了保证农场能够像工厂一样，每年有可保障的产出。“一棵苹果树成熟结果要5年时间，那这5年土地上的受益我们不就浪费了？”

刚刚接手海南元合实业的农场时，这里将近70%的土地上种植的是多年生的芒果。华凯当即砍掉了所有芒果树，改种当年就能结果的香蕉。“一般人不敢担这样的损失。”帅新武说。

华凯的农场全部采用的是封闭的企业化运营，因此，在里面工作的就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工人。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华凯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措施。它以50亩为单位，把土地分包给种植者，然后把当地50亩土地平均产量下调10%作为工人的任务基数，超出部分进行奖励，最高奖励比例能够达到40%。这样的制度下，农工的收入和农场的产出都得到了提升。

秘籍之四：整合新品种资源

上面讲的都是华凯运营农业的模式，那么它到底靠什么挣钱呢？帅新武给出的答案是：差别定价权。怎么解释？就是种植别人没有的新品种，以新奇来换取更高的溢价。

帅新武津津乐道的新品种有帝王蕉，有口味独到的台湾青枣，有开绿花的杜鹃，有金叶六道木，有给糖尿病人食用的大米，不一而足。以华凯最新推出的七彩稻米为例，其13.8元每斤的定价足足高出普通大米6倍有余。

不断推出新品种是华凯维持种植业相对高利润的诀窍。但是这些品种都不出自华凯自己的研发。在帅新武看来，新品种的取得还是要靠整合市场的力量。“现在有些做农业的人被误导到了高新农业上去，搞基金、搞种苗。这些都是科研院所应该干的事情。企业要提高技术门槛，就要借力，借别人的脑来为我们办事。自己去做新品种的，那是笨蛋。”

华凯的新品种全部来自海外引进和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发。所谓合作研发，其实是华凯为科研机构提供新品种的大规模试验田，这些试验田都要在几百亩以上，以确定植物性状的稳定。“我们要担试验失败的风险，但成功的收益是我们将获得这些成果的独家经营权。”

一个产品不能包打天下，帅新武当然清楚。一个新品种在华凯生命周期将是3到5年，一旦品种出现性状变异，或者因为技术弥散而大众化，那么这个品种就将被淘汰出局。

整合科研资源已经成为华凯棋盘上非常关键的棋子。但由于现在能够给科研机构提供如此大规模试验田的企业还非常少，因此这项关键工作反倒不难，甚至有国字头的机构把新品种白送给华凯试种。

与研究机构的合作，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专家能够帮助华凯的员工提高日常的田间种植技术。在帅新武看来，在外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日常种植和管理技术才是新农业企业的关键竞争力。他也坦承，刚刚三岁的华凯，在这方面“自身能力还很有限”。


“苗木国美”

2008年11月，帅新武在杭州市园林行业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布了一个新战略，当场引起轰动。他宣布，华凯要做苗木行业的国美苏宁，成为渠道整合商。

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商业模式。苗木行业的两端，一端是苗木种植商，一端是苗木工程公司、房地产开发商等有景观构建需求的客户。以前，每个工程公司都有自己的采购部，为了每个工程订单，采购员都会跑向全国各地采购齐所需的苗木花卉。

现在帅新武在会场上提出来，以后工程公司只要提供给华凯一份采购清单，所有的需求华凯来搞定。“当时就有好几家公司找我，说回去就砍掉采购部。”帅新武回忆说。

2009年，华凯的大卖场模式实现了近6000万元的销售收入，并在种植端和客户端各发展了600多家合作公司，同时在上游还拥有了18000多家合作农户。“我们现在拥有价值几十亿的苗木货源储备。”帅新武说。

为了配合苗木大卖场模式，华凯的苗木种植农庄做了功能转型。这里不再是种植基地，而成为了“国美门店”。签约种植商在华凯的农庄里种植样苗，华凯根据苗木的品种、产地和规格进行分类种植。工程商只需要到华凯的“门店”就可以选货下订单，而大批量发货则由种植商自己负责。现在华凯在浙江省内布局了7家这样的门店。

大卖场的好处很容易想见。一方面，在种植商那里，华凯往往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客户，这些人会给华凯让利10%。在另一端，由于工程公司砍掉了采购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差旅成本，因此也愿意给华凯5%的溢价。由于华凯还有自己的涉农工程公司，对上游资源的控制力又增强了工程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这个模式看似简单，但需要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华凯现在承诺给下游客户最多一个月的账期。但在上游，华凯都是现金结付，这就需要华凯垫付大量资金。“我现在还不够强大，等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也可以压上游的账期。到那个时候，我手里的现金流就足够做金融投资了。这叫‘靠实业吃饭，靠金融吃菜’。”也许到那天，华凯才能真的说自己成为了苗木行业里的国美吧。

2010年，帅新武希望苗木板块能够实现3亿的销售规模。而计划中2011年登陆创业板后的融资，也将主要用在这一模式的全国扩张之上。


新农业的关键点

在华凯2009年的收入结构中，农产品产销占到了73%，涉农工程占到了26%。这两个数字的和，距离100%还有一个点的距离。而那个只占1%的小生意，却也体现出帅新武独到的心机。

“农业企业的业态一定要丰富化，一定要尽量多提供就业机会。”这是帅新武在每个农庄都要开辟出休闲度假业务的理由。这些休闲区，就是我们常说的“农家乐”往往要占到农庄面积的10%，甚至更高。拿出十分之一的土地，换取百分之一的收入，这似乎是赔本的买卖。

但帅新武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新农业企业一定要在与政府的关系、与农民的关系和自身利润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有长期的发展空间。

“现在政府都欢迎规模化的农业企业到当地投资，它们愿意出面来为企业做流转土地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和政府的平衡不是难点。

但如何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取得平衡，才是考验中国新农业企业的一个潜在难题。特别是如果城市经济出现波动，农民工大量回流索要失地的话，企业该何去何从。在记者以前对新农业企业的采访中明显感到这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但帅新武并不回避。他给出的答案是：尽最大努力让农民就地就业。“农村的劳动力就是家里的一个儿子，现在儿子都出去打工了，地都是由年迈的父母种，本身效率就很低。而我们搞集约化种植，本身就要减少劳动力消耗。所以，华凯现在通过发展度假休闲养生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的工资和在城里打工差不多，那些出去的青年反而还有回流到农村。”显然，这样的惠农模式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因此，华凯所有农庄的选址都在城市周边半小时车程范围之内。

“现在做新农业公司的投资，我们第一看重的是企业和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是否稳固。”深圳某创投公司负责农业项目的投资经理曾对记者说。显然，帅新武也把这一点看得很重。

帅新武对中国新农业的发展道路还有一个独到的见解。他反对设施农业。按照他对新农业企业的研究，大搞设施农业的，基本都很难做到盈亏平衡。“在德国进口的玻璃钢大棚里种黄瓜，想想也知道，每年挣的钱根本填不平设备折旧。”他说，有些搞设施农业的公司，成立七八年了，拿了大量的政府补贴，但至今仍然找不到赢利模式。

“中国农业里有两派人。一派是农民，层次低，不敢赌新品种；另一派是被误导搞高新农业的人，他们去做原始研发，这些人是笨蛋。只要有这两派人在，我们这种搞资源整合的企业就能活得很好。”帅新武很自信，在他的规划中，华凯15岁生日的时候，将拥有30座农业园，30亿的年销售规模。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俄罗斯小孩“阿尔捷姆·萨韦利耶”在他六岁时被美国人，女护士托利·汉森，从海参葳的儿童福利院收养，七岁时又被他的养母送回莫斯科，声称这孩子神经有毛病，所以不愿再养他了。这样的事原本是一件家庭纠纷，类似的各式各样的事多得很，比这更严重的事，酿出人身伤害的都不是没有。可是因为牵涉到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变成了国家之间的事，两国的外交官都出面说话，连总统都发了话了。媒体也推波助澜，变了一件国际大新闻。如果这事不涉及两个国家，实在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只能上当地新闻。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政治家和老百姓都愿意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把简单的事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事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事。究竟哪种看法对，哪种看法错。其分界点就在于“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如果是“以人为本”就应该考虑当事人的利害，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找出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就萨韦利耶的案子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这孩子的前途，也应照顾他养母的要求。这里根本涉及不到国家的事。可如果是“以国为本”，情况就非常不同。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领土的完整等等。就算扯不上国家的利害，也得照顾国家的尊严。说到尊严，总是有文章可做的。俄罗斯的外长已经表示，要暂停美国家庭收养俄罗斯儿童的业务。俄罗斯总统从国家尊严的立场发话，严厉批评了那个美国养母。俄国政府已经决定暂停两国间的收养办法。这一来，本来高高兴兴可以完成收养手续的美国父母，只好等俄罗斯外长哪天发善心，批准继续这项业务。他们发动签名运动，征集了两万人的响应，要求尽快恢复收养业务。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一国内部，绝不会波及这么大，这么远。可为了贯彻“以国为本”，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进来。这些热心人参与的结果不大会是使收养业务更完善，更容易，多半是手续更繁复，麻烦更多。最后老百姓就得做点牺牲。

　　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事。当强调“以国为本”时，各种事物变得越来越复杂。本来是极简单的事，或者连简单都谈不上，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也会吵得轰轰烈烈，酿成激烈的冲突。比如讲，钓鱼台的领土冲突，就是一例。这个地方既没有居民，又没有资源。如果是“以人为本”，谁也不会去注意它。可是因为“以国为本”，就变成双方寸土不让的国家事务。事实上就有人为此而牺牲。他的牺牲显然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以人为本”和“以国为本”的区分就在这里。还好，钓鱼台的冲突死的人不多。还有别的一些类似的冲突，也是为了争夺没有多少价值的领土，双方都不惜兴师动众，大打出手，牺牲的人就不是几个几十，而是成百上千，甚至几十万。这些人的死亡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好像还有些理由可说，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理由越来越淡去了。再过一二百年，恐怕就觉得实在无法理解。朝鲜战争，珍宝岛之战，中印之战，抗越自卫之战，还有支援越南之战等等。死掉人恐怕远远不止是十万，二十万。我们从来没有为死去的人想一想，他们年轻的一生就此被毁灭了。死去的人不会说话了。我们现在还活着，还有机会说话。是不是应该为死去的人想一想？他们是为国捐躯，值得大家敬佩。但是捐躯的理由何在，很少人会去追究。将来再有类似的事大家是不是还准备牺牲。如果是你，你愿意为此而死吗？发动战争的人一般自己是不上前线的，死人是死别人，所以叫得很响。

　　如果是因为“以人为本”而为国捐躯，那是完全应该的。比如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把中国人当亡国奴，我们坚决不干。因为我们的人受到了伤害。我们要誓死捍卫祖国。这不是国家的尊严，而是百姓的死活。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样的看法恐怕很难为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以国为本”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扭转。这个思想已经贯彻了几千年，谁也不会去想一想这里有什么问题。由于以国为本的误导，枉死了成亿的人口。他们的死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因为国家的观念太强烈了，以至于连性命都显得不重要了。其实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人的生命才是最最重要的，以人为本是对的。今天是我们重新考虑事物的主次问题的时候了。

　　今年是越南战争结束35周年。美国再一次举行纪念会，吊念越战中死去的五万多美国人。今天看来这些人死得太冤了。美国参与越战打了败仗，并没有防止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更没想到改革后的越南，越来越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许越南也在吊念越战牺牲的人。越南不会吊念越战中死的美国人，美国也不会吊念越战中死的越南人，因为“以国为本”，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的。但是如果“以人为本”，越战中死的人都是人，死得都很冤枉。最近（2010年4月30日）海南岛建成了海南解放的烈士纪念碑，纪念海南解放战争中死去的烈士。当然，其中不包括国民党军队里死的人。战争的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都说对方是错的，是反动的，是违反人们利益的。到底谁说得对，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的。但是就战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自己个人的死活问题。政府把他们动员来到战场上，面对敌方的武装，已经不容选择。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杀死对方。因为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杀死你。他们被迫去杀一个和自己相仿佛的一个年轻人。他也有父母妻子，有温暖的家庭，有个人的抱负。但是到了战场上，这一切都被抛到脑后。杀戮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里是“以国为本”。在战场上的士兵很像古罗马斗兽场上的武士，他们被贵族培养，目的就是在斗兽场上表演角力，直到将对方杀死。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如果摊开每天的报纸看，一大堆的新闻，轰轰烈烈，热热闹。大家关注的事情中有多少是“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的？又有多少是“以国为本”作为出发点的？你仔细想一想一定会发现大多数的热点新闻都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和老百姓根本无关。拿今天（2010.5.8.）的参考消息为例，日中两国东海调查船对峙（互相跟踪），土耳其出口军火，俄国重振黑海舰队，天安号被击沉的责任，美俄核能纠纷，欧盟-拉美峰会危机，金正日访华，没有一件是从百姓利益出发的，大多数是政治家挑起的事端，没事找事。有一些和百姓的利益间接相关，但是解决的方法却是南辕北撤，把事情越搞越复杂，越困难。

　　今天最使人担忧的恐怕还不是战争，而是恐怖主义，一些人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另外一些无辜的人。损人损己，对任何人都不利。这些行为用最简单的理性去分析就能看出其荒谬性。然而确实有人为这种极端荒谬的目的而牺牲。幸亏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大家还能勉强活着。可是类似于恐怖分子的行为，稍微改变一点形式，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就很容易蒙骗群众。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国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阶级斗争。为了让无产阶级的政权永不变色，叫大家斗大家。全国人民都上当受骗。居然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畅通无阻，搞得几十万人自杀，几百万人妻离子散，还有几十万人搞武斗，动用机枪大炮，互相残杀。其理论依据就是“以国为本”。如果大家都明白“以人为本”，就绝不至于闹到如此荒谬的地步。现在文革已经过去，大家也不会自己斗自己。但是“以国为本”的思想并没有根除，它随时随地能够反扑，叫老百姓遭殃。

　　大家会问，何以“以国为本”的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原因很复杂。但是归根结底，责任在政治家身上。是他们不断宣传这种思想，强化这种思想，要求百姓为国牺牲。其实就是叫老百姓为他们这些人去牺牲，使“以国为本”固化在百姓的脑袋里。以便他们容易动员群众为他们所用，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不论在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政治家的首要目的就是继续掌权，尽可能赖在台上不下来，让他们花更多的钱，更多的风光。表面上都是为了老百姓，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只有慢慢地用“以人为本”取代了“以国为本”的想法，而且老百姓能够监督他们时这种关系才能够改变。政治家不能再用“以国为本”欺骗百姓，做任何一件事必须符合百姓的利益，哪怕未必符合国家的利益。如果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相矛盾时，只有牺牲国家利益为人民，而不许可牺牲人民利益为国家。到最后国家的观念越来越消退，人民和社区组织将取代国家。到那时候战争绝不会发生，更没有谁能够制造原子弹，也不会制造航母，连机关枪也没有用处，在武器方面有手枪就足够对付强盗小偷。那时候兵工厂，军事要地，国防要塞，军校，军事科研，兵营，阅兵都成为过去。这时候世界和平才有最后的保障。当然，这样的目标距离我们似乎很远很远。但如果人类还能生存一二百年，没有被核战争消灭掉，最后的世界必然是这样的一种结构。这才能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其实现在已经有少数国家很接近这种理想状态，他们都是很小的国家，像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摩纳哥等。透明国际公布最廉洁的10个国家中8个是小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20个国家中有13个是小国家，全世界最富有的10个国家中也有8个是小国家。他们没有国防开支，没有官僚政府，连警察都极少。所以效率很高，生活富裕。

　　说了一大套大道理，让我们回到萨韦利耶的案子上来看。为什么外交家，总统都对这样的小事那么感兴趣？他们日理万机，还用得着为此小事而操心吗？是的，对他们而言这事并不小，它关系到由他们代表的国家尊严。我估计为此事将会召开一系列的会议，会有几十个人坐头等舱飞机，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花纳税人的钱，各自用“以国为本”的精神辩论是非曲直。最后得出的结果不大会是从百姓的利益出发的，而是国家尊严超过了一切。倒霉的是老百姓。他们想自由从事的事因此做不成了。还好，这终究是一件小事。如果是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其规律也一样。这就值得我们担心了。

陈志武建议全国人大财经委经常听证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2010年07月06日

　　【财新网】（记者 王晶 6日发自北京）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建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必须经常举行听证会，要求证监会、银监会等相关部门的领导，经常被问责。

　　7月6日，陈志武在“金融创新的道路与前景”高端论坛上表示，“谁来监管监管者，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改革，人大有这个责任。”

　　陈志武认为，股指期货推动艰难，就是缺乏这样的监督机制。他指出，股值期货很多国家都有，中国借鉴即可，“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做这么多研究吗？”陈志武说。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认为，虽然中国在金融创新的监管总体较严格，但是，在有的方面却监管太松。

　　例如，在复杂衍生品披露信息、减少欺诈问题上，中国监管不到位。“美国虽然监管很松，但是，对待容易产生欺诈的产品，要求投行披露信息的程度直到老百姓懂为止，”黄明说。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威廉?N?戈兹曼认为，透明是一切规则的基础。他建议，可以参考1933年法案对披露制度的要求，这可以部分解决金融创新监管难的问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责任在美联储，不能全指责华尔街，目前继续放大美联储监管权力，变成超级机构，解决不了问题。

　　他指出，华尔街的确创新过度，是其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华尔街）的创新是低风险、高收益。”许小年说，如果创新产品成功问世，华尔街的职员可获数亿美元奖金，失败了，只是少发点奖金。

　　反之，将金融创新交给政府监管，政府会将所有创新全掐掉。许小年解释称，创新成功，政府没有好处，创新失败，政府要负全责。所以，政府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是低收益、高风险的。

　　以中国推出股指期货为例，与会专家均表示，中国金融创新太慢了。“这不是金融创新，而是成熟产品，”许小年说。■

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

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

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

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


它不比收费公路好多少

大学是间坏公司

大学这间公司最“妙”的地方是，它既是公共服务，又是产业经营；它既面向社会，又针对个人。它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它是投资，却并不保证你的回报。

文/陈漠

“我们不需要教育，我们不需要思想控制，教室里不要有黑暗的挖苦。老师，放过那些孩子……”平克?弗洛伊德在音乐专辑《迷墙》中这样愤怒地唱道，那是1979年。

放到如今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这些激进的话语已经不太合适了。高中以前，或许还有学生苦闷地处于墙内；而一进入大学，整个环境早就已经完全商业化，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一个商业目标运转起来——如何把学生作为商品出售出去。

我们的大学更像一间公司，无论好坏。


这间公司是怎么做市场的

一个高三学生如果有幸连续看过这十多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定会晕掉。十多年来风水轮流转，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如果大学是公司，那它们就是深圳华强北那些山寨手机厂商，iPhone流行时就做HiPhone，什么流行就一窝蜂仿它、山寨它、做滥它。

早些年流行经济类专业，各个大学学院纷纷开设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等等；后来又流行法学，人人都想着进公检法，过“律考”；接下来是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等市场管理专业；没几年风头又转到了IT行业，于是计算机类学科汗牛充栋；然后是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专业挤破了头，连工科院校都敢设影视学院；最后是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艺术品投资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等面向新时代的专业热得烫手。

看看十多年来的大学热门专业，几乎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走向。经济数字虽然高亢，可经济学的学生大多不过在当会计和营业员。“律考”通过率低得可以媲美公务员考试，而公检法早就人满为患，没有后台你想都别想。学商科的去卖保健品、搞传销，学计算机的在网吧里当管理员。学表演的如今连潜规则都不一定捞得上了，转年又有一茬水灵的新人。播音主持、影视编导想去电视台？你等着去当栏目聘的编外民工吧。物流管理去快递公司，电子商务在淘宝卖外贸货，动漫设计的要么在熬命，要么在画山寨动画。唯有房地产红旗不倒，如果你运气好早点去卖楼，你就算赢了。

十多年的大学专业热潮，每一次大学里的专业热潮之后都预示社会上这个行业的烂掉。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当下最热的专业，等你毕业的时候一定会烂掉，中国的大学有这个能力。因为它们是山寨公司，它们看重的是“快速反应能力”，谁能短平快地抓住热点，大量吃进原料囤积，迅速做出仿版，就算战略上的成功。


这间公司是怎么做运营的

你总算入学了，来到学校之后你才发现，你所在的校区居然离照片上那个著名的学校大门有几十公里远。这还算好的，要是你在挂着一个城市名前缀的校区里，你会发现它在地图上和本校相距上千公里，要用谷歌地图才能览其全貌。

现在的大学流行开分公司，所有大学都到一个地方去开子公司，于是称作大学城。整合资源、辐射效应、集约模式、融资管理、引领发展、促进转型，这些在大学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就如同商业教科书。大学既然是一间公司，大学城自然应该是一盘生意，这盘生意的体量大得惊人，占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建筑面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平方米，投资金额是天量，流水账目自然也是天量。

有知名大学的生意好做，没有知名大学的城市也有新招，便由政府出面撮合当地二三流学校与外地知名大学联办分校。对于当地来说，可算得上是招商引资，对于外地大学则算是拓展业务。负责一点的，隔三差五有本校教师飞行执教，算是连锁经营；不好的则是自生自灭，留个招牌而已，只能算是授权加盟。

有分自然有合。大学公司的生意还有一种是兼并。院校合并算是我国教育界的一项盛事，学院合并升格为大学，专业性大学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理工大学有人文学院，科技大学有影视学院，更不用说如今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合并风潮据说目的是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加强学科水平，为合出几所世界级大学而努力。最高目标自然是全国合为一所大学，如此一来，世界大学排名榜必然会有一所仰之弥高的中国大学，再不济，学生人数也是世界前列。

兼并重组到最后，难道就是公司运营手法的尽头了？不，大学们不久后一定会发现资产剥离、拆分上市其实是资本运营的更好办法，这样合并的大学又可以拆开来各自挂牌，再来一次资产评估、征地搬迁、结构调整、资源重组、院系学科调整。


这间公司的收入与支出

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的是，大学这间公司运用了如此多的手法，最后它的资产负债表却如此不堪入目。

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这真是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噩梦。但好在大学这间公司，有着不同凡响的翻身策略：“扩招负债，卖地偿还”。以平价征得的教育用地，再以数十倍的价格拍卖出去，偿还债务不成问题。别的公司负债搞到破产，大学这间公司负债还会微赚。

也有大学校长提出，因为“大学不印钞票，也不卖产品，大学的主要产品是人才，但是大学人才送出去是不收费的……培养的人才是无偿供应给社会的”，所以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有总经理如此，董事局主席当笑而不语。

大学固然不印钞票，可学生们的钞票却是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大学这间公司的生产方式本来就特殊，先收钱，后办事，赢得口碑继而趋之若鹜。如果，学生进大学要交学费，毕业后有公司买走还要花钱，如同机场高速公路一样，进出都收费，那真算是一大经营创新，世界企业史的一朵奇葩了。

大学这间公司美妙的地方是，它的收入既来自政府拨款，又来自学费等自
创营收，它的产出既算是公共服务，又算是商品。这样哭穷、赖债时两头都有道理，排列组合一下有不少选择可用。所以我们看到，既有校长呼吁增加拨款，又有校长抱怨学费太低，硬件不够时怨钱少，就业率低时怪社会，负债时它说自己公共服务，收钱时它又成了产业经营。

当然，最美妙的还在于，它永远不用对资产负债表负责，永远不用对股东负责，永远不用对产品质量负责，永远不用对客户负责。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已经为这间公共服务公司缴过税，再为子女入学向这间经营性公司交一次费，然后毕业就业再由自己解决，最后它负债还要所有人一起承担。

即使这样，我们也永远看不到它的账单。



大学的企业文化

没有哪间公司的新闻比大学这间公司更像娱乐新闻了。

这里有学术抄袭，从博导到校长，学术抄袭新闻的频发程度比起音乐圈歌曲抄袭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男女关系的潜规则，从艺术院校到外语院校，年龄跨度、爆料程度比起影视圈来也不遑多让。这里有骂战，有炒作，有勒索，有杀人，有指桑骂槐，有暗箱操作，这里不仅有情色故事，居然还有推理小说。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新闻总是能上网站新闻头条——猛料迭出，随便拎个元素出来就是上好的标题。

历数一下近年的大学，从招生、教学、考研、学术、收费、征地、贷款、就业乃至师生关系、校园生活、社会活动，无不是丑闻连连。一间公司做到整条生产线从头到尾全都有新闻亮点，不能不说是企业文化培育的经典案例。

一名学生，自入学到毕业，从原材料到成品，从产品继而变为员工，经历过这间公司完整的生产线。你以学费为投资，试图换取一个未来，终于——
恭喜你，你毕业了。

“怀疑主义者”钟伟

　　“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本刊记者 乔格里 发自北京

　　在学校刚刚举行的语文测试，瓜瓜得到了一个60分 。

　　试卷上有道题：西湖是一颗美丽的明珠，下面问：这是不是比喻？瓜瓜毫不犹豫地就打了一个叉。“他说，明珠是硬邦邦的东西，用来比喻西湖很傻。再说，泰山也是明珠，西湖也是明珠，如果什么都可套的，这个比喻很失败。”

　　儿子的独立思考精神让钟伟很高兴。“在愚蠢的中小学教育里，我要保持他的自信，相信自己是聪明的，有价值的。”在他的鼓励下，10岁的瓜瓜对学校已很有一套斗争方法：“他总是谦虚地接受老师的批评，从不顶撞，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这正是怀疑主义者钟伟的学术与人生立场：警惕权威，与大众保持距离，相信自己的思考力量。

　　在金融危机的恐慌下，2009年4月，钟伟在《南方周末》撰文，坚定判断中国经济毫无疑问正走向V型复苏。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力排众议地做出经济预测，从2004年的“非典感染不了中国经济”到2005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三番几次招来如洪水般的批判。

　　每每横眉冷对千夫指，当猜中上帝所掷的骰子，他又不以为然：“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运用逻辑和数据说话而已。”

　　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贡献

　　胆汁质，易激动。这是朋友、学者何帆对钟伟性格的评价。

　　在早年致力向大众发声的“京城四剑客”和后来的“飘一代”中，钟伟的文字最为优美出众。学物理学出身、34岁成为大陆最年轻金融学博导的钟伟身上，却弥漫着80年代老文青的浪漫情愫。他年少的梦想是当个游吟诗人，曾翻译过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一时兴起，随口吟起那首两个死者在坟墓中的对话：“Who are you?”

　　他现在依然写诗，不过，大多献给儿子瓜瓜。

　　教书和写作，是钟伟生活的重心。一天十七八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阅读、思考、敲击文字。常年的劳作正在损害他的健康，双眼提早老花，一眼近乎失明——常常要摘下眼镜，把一颗光光的脑袋贴近了屏幕，才聚焦清晰。

　　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宣称：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市场信仰者。多年来，钟伟一直强调逻辑和理性，多次撰文强调“经济学家不是道德家”，说真话才是第一要务。他从来不掩饰对那些以立场为标志的符号人物的鄙薄。

　　早年漂泊京城，四处搬家，他常常与发廊小姐、民工和盲流作邻居。亲眼目睹这些被遗忘群体的生存状态，让信奉市场的钟伟感到无力——“该是好好反思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了。现在，我越来越怀疑经济是否真能解决社会问题。”

　　他的文字在情绪的左右下摇摆不定。何帆感叹说，每去一次西部，钟伟就变得左一些。

　　这个曾经的“市场经济救市论”信仰者飘荡在空中，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右派说我左，左派说我右，温和派说我不温和。其实，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怀疑主义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看上去以很开明很民主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但他们文字的背后，我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我厌恶满嘴仁义道德的人，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行文当中缺少了对生命和自由的尊重，还声称自己是右派，我觉得离纳粹都不远了。”

　　身为当下“显学”中的一员，钟伟如今坐在一个有小花园的房子写作。与民工、发廊小姐作邻居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他自比白居易：“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不是正在过贫困的生活，还是生来就很优越，如果他有信仰，有同情心，我觉得这个人都不算太坏。”

　　他怀疑每一个高标理想背后的人心动机，对人心持悲观看法。毕竟，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大厦都建立在“经济人”的前提下。但是，革新的力量正存在于每一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捍卫。

　　谈到上海即将出台的“房产保有税”，钟伟抑制不住个人的情绪上：“这是政府掠夺民间财富的行为，无论掠夺的是穷人，还是富人。”

　　“为什么老百姓有点钱就会去买房子，是出于对自身财富的忧虑——改革开放30年，各个口径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都明显偏快。目前，中国广义货币量跟美国的水平差不多，而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3倍。”他指出，这背后是为了回避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

　　“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难道靠剥夺富人就能补偿穷人么？我担心，这会让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分离变大：穷人没有从中收益，而富人最终会以脚投票，大量地移民海外。”

　　作为一介平民和新兴中产阶层的一员，钟伟态度鲜明地表示自己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投反对票。“这个社会需要不服从的力量，需要更多的刁民、奸商和不合作者。”

　　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钟伟则认为，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没什么贡献。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第一个靠底层民众的自发自救的行为，包括承包到户都是自救行为；第二得靠政府，如果民众改革取得成功，政府就采用；最后，就是靠一帮野心勃勃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远远没有他们在媒体上占据的平台那么重要，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如此。现在，经济学家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并不证明他们很重要。他们是可有可无的。

　　经济学人的“飘一代”

　　2000年，互联网刚刚在国内兴起。

　　这吸引了钟伟，也吸引了另3位年轻的博士巴曙松、高辉青和赵晓。这批6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子多为理工科半路出家，对新技术有着本能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学业工作散落各处，4个人商量着通过电子邮件和论坛保持交流、探讨学术话题。

　　“最开始只是自己小圈子里的半开放式论坛。都没想着出名，纯粹是为了降低成本，我们要贴资料，就贴在那里，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兴趣的话题，就写一段。”

　　他们给这个网上经济学专栏取名为“博士咖啡”——博士代表学问，咖啡代表人生。事实上，虚拟世界之外，大家每月两次在中粮广场的一家咖啡馆相聚。

　　30出头，正是争强好胜、表达欲最旺盛的年纪，4位博士先通过互联网讨论议题，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拿出能说服4个人的提纲来，然后分头写作，由其中一位进行统筹，然后4个人就初稿再相互辩论，最后确定文章，并附上“博士咖啡”的标签。

　　机缘巧合，遂使竖子成名。很快，这个关注当下问题、兼具思辩和趣味的经济学论坛吸引来大量网上读者，点击率不菲。小团体随之扩大，又添易宪容、党国英、余晖和何帆4位学者入伙。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博士咖啡”在学术圈子里名声四起。2002年，他们被一家杂志评为新锐榜“飘一代”的代言人。

　　曾有媒体给予这样的溢美之词，“他们思维敏捷，用纯正经济学的牛刀来杀市场经济万象的鸡；他们跳出书斋，目追世界，呼啸网络，指点江山，精研政府决策，融汇民间智慧，不卖弄，不凿空，作为经济学界的新锐，他们自我定位为‘飘一代’：嘴对着百姓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这个时尚而略带着文艺气息的标签得到了“博士咖啡”里每一个人的认同。钟伟认为，“飘”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精神与现实生存的三维状态，“就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第一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是因为偶然漂流到北京来的，大家遇上了。第二个我们都缺乏文化的根基，不知道根在传统还是在西方，就像一棵树突然之间从泥巴里面连根拔起，被栽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种没有根、找不到终级的感觉相当不好。第三个是真是居无定所。”

　　这也是他们当时在北京谋生的真实状态。从1997年到2000年间，钟伟差不多每半年都得搬一次家，和别人分租过毛坯房，租期到了房东不愿意续租，再搬家；住过学校分的单间筒子楼，等筒子楼挪为别用，不得已又搬到郊区一个很小的房子。

　　“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赵晓家境很贫困，可能巴曙松家稍微好一点。我们的意志力还是比较强，什么苦都吃过，就差没吃过人肉了。”

　　后来，8个“飘一代”人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学术观点上也各自分野了：成为福音派基督徒的赵晓走上救赎大众之路；巴曙松从事银行证券基金业研究；钟伟主要研究银行业，也涉及房地产方面的宏观经济；何帆的研究面更宽，对国际政治、社会问题、宏观经济都有兴趣……

　　如今，一年聚不上两三次，每次人也来不全。“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变得太有名了。”

　　虽然夹杂着争吵与分歧，钟伟对这段岁月有种青春回忆般的美好感觉。“在那个30-36岁之间，精力最充分的时候，大家一块共事，写了很多东西，进步的速度也很快。就和小虎队一样，在青春期大家一块志同道合唱唱歌。现在人过中年，再捏在一块，再做同样的事，已经不现实。”

　　钟伟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钟伟：勤奋之后的偶尔所得。你肯定必须非常勤奋，但是得不得到，这是很偶然的。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钟伟：没有做人的尊严。人像他们活一辈子，是一种折磨。不过，活着本身就是好的，就是幸福的。虽然活着本身有很多灾难，甚至就像余华《活着》里的人会随时莫名其妙地死去。

　　理解。我和我母亲有交流。我母亲80岁了，我觉得她很幸运，活得长，还能知道人还可以这么活着，还可以免于恐惧。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钟伟：经过这么多磨难之后，我们仍然有谋生的技能和对明天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老男人写给他年轻时候爱过的一个女人的信上的一句话。

　　人物周刊：在经济形势尚不十分乐观的大背景下，你对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钟伟：我对大学教育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大学教育特别像养鸡场，现在并不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培养对知识的追求。大学变成了职业技校，主要培养面点师、机械师，现在的大学教育能够出工程师，但绝对出不了在学术上有思考的人。

　　我也是大学现行教育体制运转当中的一个螺丝，也很惭愧，改变不了什么。更荒诞的是中小学的课本，80%的内容可以直接删除掉。中国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钟伟：我们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现在逐渐学会了放弃，包括我基本也放弃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再过10年应该是这些60年代的人当权。如果这些人再放弃准则和理想的话，什么才能够拯救他们自己？改变这个社会、改革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我是一个书生，改变不了什么，但政治家、企业家他们也学会了放弃，埋葬了理想，走向了不知的将来。我觉得这个很糟。

　　魏晋南北朝时候，有很多人走向了“隐”。现在中国整个社会，“隐”的态度越来越厉害。说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好的——如果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亲人、朋友，已经很好了。看到很多的不好，但已没有冲动和愿望去主动改变。

　　人物周刊：你认为怎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的？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钟伟：我很推崇茅于轼，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行为能力太强了。所有人和茅先生相处后都会自惭形秽，这是一种领袖气质，在精神上、为人上，你根本达不到他的境界。你做不到像他放弃得这么彻底，坚持得这么简单。他有一种学界的领袖气质。

　　海子。我觉得他是文学史上的丰碑。从1949年到现在，文学方面一片苍白，如果还留下一点痕迹，还有人会记起某个人的名字，应该毫无例外的是海子。在一个绝望的时代，能够点亮他人的内心，而且是用没有任何斧凿痕迹的天然文字，他太纯粹了。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钟伟：当谈到责任的时候，意味着你失去了个人自由的选择。个人自由是自己给自己的期望，责任是他人给我的期望。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都谈不上个人自由的权利，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权：选举权，包括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选择。既然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生活的权利，你怎么能不照顾周围的人。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钟伟：《道德经》，我认为是最彻底的文学，最绝望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会有轮回，会有来世，会有天堂，做了坏事会下地狱，《道德经》不存在这些，没有彼岸。它又是非常积极的哲学：道是天道，道要顺之；德是仁德，要用文化来克服自己的贪婪恐惧自私。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钟伟：没感觉到不幸福。

　　有。欠了人家的情，我就很不安。欠钱可以，欠情不行，人情债还不上。我觉得十来年在北京，老天爷照顾的很多，所得远远超出了我的努力，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

　　我的担忧是我死之前，还有对不起谁，没有机会弥补了，我会很难受。我希望死的时候，不欠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也不欠我什么。

这段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二套,基本上头条新闻都是讲希腊债务危机的，这是让很多中国人看了最觉得过瘾的新闻：叫你们欧洲人显摆，这下不行了吧。
如果说美国汽车行业的亏损是资本主义大锅饭吃垮了企业的例子，那么希腊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锅饭吃垮了国家的活教材。我一个朋友去年刚从希腊回来，她是一个小资女，按她的说法，希腊的海风那叫一个令人陶醉啊，她什么事儿都不想干，就想做一只猫，每天躺着晒太阳。她说，在希腊做只猫，都比在北京大北窑的写字楼里当经理强。这么一个让人不求上进的国家，还给人民群众福利特别好，看病上学都有保障，不想工作了，就可宣称失业，天天晒太阳，政府还给补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国家，以咱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太不公平了，不出经济危机，那简直是天理难容。
多年前，我还在电视台做节目，和一些同事在基层采访时，就意识到，中国基层政府的财政透支程度，很多都比希腊差。我看到，按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的说法，地方总债务在10万亿元以上。2009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3.3万亿元，经济学者汤敏先生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是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与希腊不相上下。不过我们的基层政府财政危机和希腊不一样，人家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给老百姓的福利太多了，我们的钱很多是政府自己花了的，臃肿的政府机构“吃饭财政”，再加上修大楼。我几年前就总觉得这样要出乱子，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真是忧国忧民得睡不着觉，觉得这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直到希腊出现债务危机，我突然想明白了，过去我那都是杞人忧天。希腊政府入不敷出，就惶惶不可终日要缩减开支，而我们的基层政府不愁。我今年在山东、陕西、江苏、河北包括北京周边一些地方转了转，发现政府还是有花不完的钱，马路经常是过两年翻修一次，修完了，找个名义挖开来再修。我这才明白，原来我们各级政府确实有一些独特的经验，如果希腊政府学习了这些经验，他们根本用不着向欧盟求援，就可以很轻松地告别政府财政危机。
希腊政府之所以出现财政危机而中国政府不会，根本原因是因为，希腊各级政府不懂得经营城市，希腊作为旅游和度假、养老的资源优势，远远胜过海南岛，是真正的宜居国家。可希腊的房价还比不上海南岛，希腊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都不温不火，没有起到拉动GDP、补充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这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和魄力不大，我看一些关于希腊的新闻和风光片儿，发现希腊大量的房屋都是一两层的小房子，包括在首都雅典，高层建筑太少。
希腊如果以 “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的名义，把这些平房全部拆迁，按平方米和户口补偿，给他们安排回迁房就行了，把老居民搬进二十层以上的安居房，然后把腾出来的地招、拍、挂，给70年使用权，按楼面地价卖，容积率允许盖20层就赚20倍，允许盖30层就赚30倍。北京能看得见永定河的房子都能卖3万元/平方米，希腊能望见爱琴海的房子还不得卖30万元/平方米。
希腊政府只要能下决心这样搞，半年时间政府债就全还清了，而且以后只要加强土地储备，每年都推出新的市政规划，政府可以年年不缺钱花。
也许真是风水轮流转，世界格局变了，希腊政府该来中国学习“中国模式”了。

一道阅读理解题
from 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by 聂辉华



阅读下面这句话，然后选择你认为正确的判断。

王小朋中专毕业后在三闾师范大学（省重点）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在三闾大学（211大学）学习了几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从上面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判断：

A. 主人公叫王小朋

B. 王小朋是三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C. 王小朋在三闾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D. 王小朋学习过法律。









正确答案是A。B不对，因为获得学位可能是通过同等学力申请的，不代表一定获得了毕业证，所以不一定是毕业生。C不对，因为王小朋可能在其他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从博士学位名称上看，他是跨专业获得学位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博士学位是从一个非211大学获得的。D也不对，因为法学博士包括了党史、国际关系等专业，所以不能确定。

最大二氧化碳气田深陷关张纷争——采的不是资源，是祸害？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 发自江苏泰兴
2010-07-07

12家二氧化碳回收企业，密聚苏州，为自己受损的行业利益鼓呼，却意外击中了中国最大二氧化碳气田——黄桥气田的生死命门：是违背减排大势的环境祸害，还是顺应市场的稀缺资源？

绝地反击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罕见的场景：平日的竞争对手自发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声讨共同的敌人。

6月25日，江苏苏州，12家江苏省内二氧化碳回收企业（下称回收企业）的老总在一家酒店闷声开会。烟雾缭绕中，不时有人言辞激烈，王荣华低着头，不时记录。

这位江苏省气体工业协会秘书长试图扭转会议方向，将枪口指向市场上没有二氧化碳经营许可证的小企业，但没有人愿意附和这个权宜之策，抨击目标出奇一致：关闭黄桥二氧化碳气田。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会议召集人张孝民说。他是徐州一家二氧化碳回收企业的总经理。

黄桥二氧化碳气田 （以下简称黄桥气田）可是个庞然大物。它位于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是全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气田，可采储量约600亿立方米。这是不为公众熟知的一种地下资源，它如同石油、天然气一样被勘探、开采，并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造船、筑桥等工程建设的焊接，金属加工，啤酒、碳酸饮料等的添加剂，各类化学用品的原料，消防用品，等等。

因为黄桥气田开采的二氧化碳纯度达99.9%，稍作提纯就可销售，简单工艺带来了低成本优势，张孝民估计，这些气田开采所得二氧化碳出厂价可以低于200元/吨。

而这显然是回收企业无法抗衡的价格狙击。回收企业只能从化肥、乙醇、发电等产生废气的工厂里回收二氧化碳，再度销售，光每台回收设备投入就要500万至800万元，每吨气体至少卖到250元至350元才能勉强运转。

惨烈的价格战令张孝民疲于奔命，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不仅江苏，整个华东市场都深受影响。“山东是全国二氧化碳回收生产基地，全省35家回收企业，光设备投入就要两个亿，但现在开工量就只能达到30%。”张孝民说。

王荣华统计了一番，江苏省的回收企业每年二氧化碳产量约为96万吨，但“加起来还不如黄桥一个气田”。而江苏省的市场容量仅在50万吨，加上浙江、上海等地，华东市场供求才勉强平衡。现在，气田一出，回收企业几坠深渊。

基于利益受损的不忿，回收企业视黄桥气田为眼中钉。张孝民说，早在今年4月份，他就通过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针对黄桥气田的治理建议报告，报告要求：严格界定气田开采的地下二氧化碳的用途（驱油、化工原料），制止其作为二次排放产品（焊接用、食品添加剂等）在市场上的流通。这么建议，实际上是为回收企业保留一份安稳的市场领地。

报告转交给了工信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但石沉大海。张孝民打电话询问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得到的答复是“无能为力，没有人管这一块”。



黄桥镇街头随处可见装满二氧化碳气体的槽罐车驶过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图）

谁在减法，谁在加法？

“这就像给自行车打气，一边在打气，一边在放气。”

这场由利益受损者发起的抗争，却意外击中了中国最大二氧化碳气田的生死命门。

现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是谁也无法忽视的国家产业导向。几乎每个与会的回收企业老总都会谈及，国家承诺的40%至45%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减排量目标；国家正不惜人力和巨资推动二氧化碳的地下储存的大趋势。

这实际上也是回收企业紧握在手的最强势的舆论武器：二氧化碳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只能减少，不能增加。

回收企业认为，它们的产品来自其他生产环节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回收，进行二次使用，对减排做出了贡献。而气田开采却在源源不断地做加法。“这就像给自行车打气， 一边在打气，一边在放气。”张孝民说。

他甚至算了一笔账，捕捉并储存二氧化碳入地，需要800至1000元/吨的成本。如果黄桥气田开采出来的二氧化碳，最终都要重新储存，这意味着每年要花费十多亿资金，“气田开采所产生的利益与之相比较，如九牛一毛”。

更重要的是，“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回收利用废气，为减排做贡献，但黄桥气田开发严重打击了我们的积极性。”

黄桥气田采矿权人是中石化华东石油管理局，位于黄桥镇的泰兴二氧化碳厂 （下称泰兴厂）是其下属的生产工厂。

目前，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仍只是回收企业的一厢情愿。泰兴厂生产如常，载重20吨的槽罐车不时出入工厂大门，环绕厂区的如皋运河边停靠着数艘运输船，等待着装货，进入华东市场。

泰兴厂生产部负责人丁成扬觉得“气田冲击市场”一说“有点不通情理”，他说，“市场有需求，我们能供应价廉物美的产品，有什么错？而回收企业太依赖于上游主产品的配套生产，如果主产品停了，二氧化碳作为下游产品就会停，没有办法随时满足市场。”

但泰兴厂面临的减排压力却是悄然酝酿的。2009年，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小春曾到黄桥镇调查，“我感觉他们（指泰兴厂）也在担心，在现在的减排背景和舆论之下，二氧化碳开采做不长久。我很直白地说，继续生产下去，不是个办法。他们也在点头。”

“关于减排压力，我们已经开了很多次会议，企业要既不影响市场，也不能单纯依靠二氧化碳生产，我们一直在思考。”丁成扬坦言。

据其介绍，从2008年开始，泰兴厂已在研究二氧化碳驱油技术，即利用二氧化碳回灌，提取地下常规难以开采的石油，而不再单纯从事简单的二氧化碳生产和销售。

挂羊头，卖狗肉？

灰色生产链的存在，导致真正的气田产量，一直模棱两可。

其实开采二氧化碳气田并非中国独有，巴西、阿尔及利亚、东南亚等国家，二氧化碳气田也是奉行“开采-销售”的开发模式。

但回收企业指责，黄桥气田的开采一直处于失序状态，即便泰兴厂尝试转变，但那些密布气田周围的小厂，仍在暗自销售二氧化碳气体，令其作为二次排放产品，难免将资源转化为了气候变暖的祸害。

这几年，二氧化碳气体广泛应用于消防、医药、农业、食品、焊接等领域，更成为众多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俨然是利润丰厚、供不应求的香饽饽。

一名回收企业的老总直言，几年前供不应求时，二氧化碳出厂价一度达到了600元/吨，利润高达200%。而现在新疆、云南等地由于供不应求，价格可能达到了1000元/吨。

黄桥气田自然成了趋之若鹜的目标。据知情人透露，一些黄桥镇当地人通过各种关系，从通往泰兴厂的气田管道上“偷气”，自己成立小作坊，不经提纯处理就开始销售。

泰兴市国土局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戴新华估计，混乱时小厂数量大概有15家。

这样灰色生产链的存在，导致真正的气田产量，竟一直模棱两可。泰兴厂生产部负责人丁成扬称是20多万吨，泰兴市国土局的数据是近3年的平均数36万吨，而专家李小春在某次会议上听到的是50多万吨，竞争对手回收企业的市场经验认定是100万吨左右。

2008年4月，泰兴市政府进行了行业整治，杜绝“无政府”状况，对生产企业进行“一厂一表”管理，并要向矿权人华东石油局缴纳200元/吨的资源费。但混乱之疾，仍未根绝，相反却另有表现。

二氧化碳因其需加压运输使用、致人窒息等特性，属于国家危险品管理目录，生产企业需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销售时要具备二氧化碳的经营许可证。但黄桥的许多小厂并无上述证件，只能以生产化工产品为幌子。一名化工企业销售经理举例，比如上马生产苏打水的设备，将二氧化碳作为其回收产品，巧立名目进行销售，“苏打水一年生产个几吨，做做样子，其实还是卖二氧化碳”。

对外销售时，票据填写也是“打擦边球”，写上“二氧化碳液碳”，待到经销商进货之后，再出货时就可以把“液碳”二字模糊掉，产品就成了“二氧化碳”。

“这实际上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建冲说。记者从黄桥工业园区管委会亦得到印证，黄桥镇和相邻的溪桥镇几乎没有成型的二氧化碳化工企业。管委会党政办副主任丁虎生提及溪桥镇有一家生产降解塑料的企业和一家干冰厂，“不过，这些厂规模太小了，谈不上产业”。

因为小厂出气成本低廉，大打价格战，导致华东二氧化碳市场目前恶性竞争激烈，价格已经低至约200元/吨。

政策空白，争议不休

“关闭黄桥气田没有法律依据，国家要通过政策杠杆来调整。”

据李小春介绍，全国已探明的二氧化碳气田有三十多处。黄桥气田可能是开采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处，此外东北等地一些油田也在开采二氧化碳。

2005年，国土资源部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其中规定，二氧化碳气的开采，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除此之外，未见更具针对性的相关政策。

国家层面似乎忽略了这一地下资源领域的政策指引。赵世卿是南京一家回收企业总经理，他曾给国家发改委发去投诉邮件，回信称，这不属于国家发改委业务范围，请向国家能源局提出。

发给能源局的邮件却至今没有回复。赵世卿又致电国家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接电话的女同志表现得很惊讶，说还有这种事？但这件事也不归环保部管。”

本报记者向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国土资源部咨询这一领域的政策，截止发稿前，也都未有答复。

业内专家对此也莫衷一是。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张永春正在主持欧盟一个二氧化碳捕捉与储存研究课题，他把黄桥气田形容为“罪魁祸首”。不久前，江苏省曾邀请他参与一个发电厂二氧化碳回收项目的调研工作，他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这里黄桥每年开采几十万吨，都没人去管，现在还要投资上亿元回收。你们应该先去把开采的关闭了再说。”

他希望国家能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后果严重，“现在很多单位都不愿意上马回收设备，因为要投入，如果卖不出钱，企业不愿意做。”

而支持开采者，如华东理工大学的田衡水教授则言，“我们一要考虑环境，二要考虑经济成本。”

他建议将不好处理的回收二氧化碳储存入地。而节能减排的目标应该从总量上考虑，可以通过其他领域、其他新能源技术来达到，不能放弃优质低价的产品，应该适用于市场规则，不能硬性规定。

“现在关闭黄桥气田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家必须要通过政策杠杆来调整。”李小春说，“目前二氧化碳市场需求量大，如果没有出现替代品的话，也没有办法关掉。我希望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能找到新办法，就可以不用开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