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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1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21日

中国各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它们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建立了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而没将资金用来补偿失业工人和提高退休工人的待遇，没用来进行国有企业工人再培训和投资对农民工的教育

黄亚生/文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理论上讲，城市化应是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有效途径。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会使土地增值造就有产阶级；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一般在城市的通信和交通单位成本比较低；还会减少商业成本，使得服务业比较发达。

　　但是，这些城市化的经济效益是从逻辑推理得来的，实证结果对这个命题有支持也有反例。当你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较高，你可能会得出结论：城市化是这些国家发达的原因。但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它们发达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拼命追求城市化，它们相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持第二个结论，作为政府就不应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政策目标。

　　我们先来假设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是正确的，看看这个逻辑的几个前提在中国是不是成立，有没有一定的数据支持。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土地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是通过新的城市建立，而不是增加既有城市的人口密度来实现的。

　　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征至少从1996年－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来。中国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户籍人口），这里最极端的例子是内蒙古康巴什豪华新城，也就是被中国媒体称为“无人居住的‘鬼城’”。这种“空城计”是不可能起到任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的作用的。这是纯粹的浪费。

　　再来看消费指标。城市化一般会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因为消费是衡量中产阶级规模的一个指标。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从2000年起增长很快，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现在这一比重为35％，比表面上城市化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低20多个百分点。

　　当然，衡量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工程，不能单独依赖一个指标，但至少在消费数据上，看不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兴起。


　　城市化的积极作用

　　城市化对中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中国城市化最大的正面影响是造就了农民工。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农业是传统的低生产率行业，工业是高生产率行业，要提高收入，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人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

　　刘易斯讲的是工业化，不见得是城市化，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中国。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乡镇企业非常发达，乡镇企业坐落在农村，不见得非得在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并不需要人跑到城市。

　　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这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2009年我们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倍－3倍。如果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是经济上不得了的成就。

　　有些读者会反对这个观点。他们会说，从富士康12跳来看，广东农民工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但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机会成本也很低。他们在富士康打工收入低，但他们在农村收入更低。

　　我丝毫没有为富士康开脱的意思，我的观点是中国很多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困境，这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造成的。

　　另一个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是生活成本的降低。因为农民工很有效率，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很低，城市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本来以前要付很高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


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也有负面影响。

　　调查数据表明，虽然从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增加了国民收入，但这是一次性的增加，没有连续性。一份调查里有个问题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年”？95％的农民工回答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有5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民变成农民工收入是增长的，但一旦变成农民工后工资就不涨了。

　　农民工的崛起会冲击城市企业工人，特别是对40岁－60岁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本来应该有一个社会和经济的补偿机制去降低和消化这种冲击的影响，但我们没有这个社会和经济机制。

　　中国各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它们却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建立了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而没将资金用来补偿失业工人和提高退休工人的待遇，没用来进行国有企业工人再培训和投资对农民工的教育。

　　中国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在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城市居民所掌握的土地、住的房子会增值，所以即便丧失工资收益，也可能通过其他资产增值维持生活。只是收入来源改变了，过去都是靠劳动收入，现在更多的是靠财富收入。

　　中国是行政性和政治性的城市化，使这个经济补偿机制失灵了。城市居民丢了工作，又没有从土地升值得到任何好处。从统计局的调查看，在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十年中，看不出百姓的资产收入有大规模的增加。

　　中国城市化和家庭消费成反比的关系是个奇怪现象，这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储蓄率是40％，而统计局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显示，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25％。

　　农民工要储蓄的首个原因是子女教育。平均来看一个农民工在此项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30％多。30％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中上层的家庭，如果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差不多占开支的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最贫穷的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和美国富人是一样的。

　　这种户籍城市化确实是中国特色。从宏观上讲，户籍制度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调。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产出效果，因为农民工效率非常高，对产出带来的效应非常明显。但户籍城市化抑制了消费，增强了农民工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对消费几乎没有刺激作用。这样才能解释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消费实际上却在相对降低。

　　农民工崛起的产出效果远大于对消费刺激的宏观效果。长期下来，中国经济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外需。我不认为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政策上的刻意选择。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土地国有、歧视农村、户籍制度和行政推动城市化的无奈结果。■

　　作者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出口退税取消促中国钢铁业痛苦转型
http://cn.wsj.com/gb/20100625/rec145751.asp

最近中国大宗商品行业议论纷纷的话题是钢铁产品9%的出口退税率将终结。

出口退税指的是向出口商退还缴纳的部分税款。它的终结意味着大宗商品生产商的利润率将下降。

钢铁生产商对此苦恼不已，这是可以理解的。北京方面决定为房地产和信贷资产泡沫降温，这个决定对钢铁生产商来说已经很痛苦了：建筑占了中国国内钢铁消费的一半。

当然，有人可能会想，它们的反应过度了。毕竟，中国钢铁出口一直表现非常好。继4月份增长了205%之后，5月份出口更是大出意料地增至49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266%。

不过，看起来这样的大幅增长是有原因的。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一名官员周三对道琼斯通讯社说，钢铁生产商好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出口退税即将结束，因此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大量出口。

上述官员说，出口退税将于7月15日正式结束，因此在钢铁出口下滑之前，预计6月和7月这两个月钢铁出口还会大幅飙升。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火爆的钢铁行业会冷却。

包括冷轧钢板和镀锌钢板等高附加值产品将继续享受13%的出口退税率。据American Metal Market的研究说，这些产品也正是很多美国买家的兴趣所在。

不过，不要搞错──疼痛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普遍预计钢铁价格将下滑。钢铁出口商此前的利润几乎全部来自热轧和冷轧钢板出口退税。如今，出口退税要结束了。

或许，这正是北京方面的意图所在：向中国钢铁生产商发出信号。今年以来，中国钢铁生产商已经暗地里增加了40个新建钢铁生产项目，尽管政府对新增产能颁布了禁令。

政府希望钢铁厂开始转向高附加值产品，钢铁生产商能变得精简高效。

北京发出的信息是：这次，我们是说真的。

Chuin-Wei Yap / Yajun Zhang

iPad一声哨响，期刊业转世的比赛开始了
王冉

上周看到一篇新闻《李开复王冉看淡iPad价值：并非出版业救世主》。不知道这位编辑什么眼神，反正是正好把我的本意颠倒了。我的本意体现在我 6月15日的一条微博里—

全球的杂志出版商应该组团去给乔布斯送块匾，上面中文写四个大字：感谢超度，英文是Thank Jobs for Jobs。是iPad给杂志业带来了凤凰涅槃的机会，它们就像阿富汗忽然发现了一万亿美元的矿产一样，忽然意识到：未来的杂志业有比纸质时代牛得多的活法。iPad吹响了杂志转世的号角，还好不是呜呜祖拉。

我最近确实花了点时间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正好有一个客户希望我们在这方面提一些建议。我们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可能希望听到什么，我说不管他们可能希望听到什么，我们只能告诉他们我们诚实的观点和判断。如果因此而失去一个项目，那就失去好了，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

现在就把我围绕期刊业的一些初步的看法写出来。我愿意听到各种不同的批评和挑战，最终我们大家要一起面对的只有时间。

1. 已经诞生了280年的全球期刊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虽然我无比无比无比的厌恶这个词）变革。这场变革不是新瓶装旧酒，不是用花哨的技术和设备来对传统的媒体进行整容，而是利用这些新技术和新设备来重新建立和塑造同“用户”（过去叫“读者”）的关系，并且基于这种新型关系在他们的消费和社交生活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2. 如果说过去的期刊业是围绕生产和贩卖内容（广告也是贩卖内容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和发展的，未来的期刊业是围绕建立、维护、拓展和变现用户关系而存在和发展的。

3. 发动这场变革的不是某个期刊业的巨头，而是乔布斯和他的iPad。不用说更远，就在一年前，我们对杂志的未来还充满疑虑。我们看到的挑战比机会多，问题比答案多...直到iPad。是它让我们心中的天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倾斜。现在，我相信一流杂志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光明--无线互联网和以iPad为代表的新一代终端将不是把它们送入坟墓的铁锹，而是让它们去往爱丽丝仙境的车票。

4.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改变，譬如内容的生产、碎片化和送达，譬如用户对内容的消费、反馈和互动，譬如用户信息的产生、聚合和挖掘，譬如广告主的需求和以及对它们的服务，甚至连杂志本身的存在形态都会发生变化—正如电影和电影院里的屏幕没有直接的关系，杂志和纸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譬如优秀内容的价值，譬如媒体品牌的力量，譬如对用户的准确定位和“圈”分。今天，所有一流的期刊出版集团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思考清楚如何利用这些不变的东西加速自己的主动变革。

5. 人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我们最好不犯致命的、“犯不起的”错误。在我看来，忽视iPad引发的这场变革的期刊出版商将如同富士康纵身一跳的年轻生命一样，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他们应该做的是暂时忘记这两年的销售和利润，全力以赴投入围绕这场变革的战略思考、组织准备和执行规划中来。这种时候，不敢尝试和冒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6. 无论是订阅还是广告，可能都只是未来杂志出版商收入来源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加在一起不到50%。至少对某些类型的杂志来说，未来最大、同时也最新颖的驱动力将是基于内容、社区、杂志品牌和广告主关系的电子商务和付费服务。

7.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杂志出版商要把自己变成淘宝、当当这样的电子商务公司或者大众点评这样的垂直网站。复杂的供应链管理、产品生产以及物流配送永远不应该成为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它们真正的属性仍然是媒体。只不过以往的媒体更多是立足于搭建一个城市中心广场，然后想办法吸引人流，有了人流再拉广告商来立个广告牌。未来的期刊媒体则要在这个广场上搭出一个符合自己受众人群气质的购物中心，不同的商家既可以在这里打广告，也可以直接建店销售，还可以只是设立一个体验区来吸引顾客、然后用空调大巴把感兴趣的顾客直接拉到自己设在别处的旗舰店。

8. 再次强调，无论是印在纸上还是显示在移动终端里，期刊作为媒体将永远需要两样东西：有独特气质、品相和粘性的内容；有强大感召力的品牌。至于你是利用它们形成人气社区再进而利用人气社区形成交易还是直接靠内容和品牌收费，那只是不同期刊根据自身定位和特点的商业模式选择而已。

9. 在所有期刊类别中，最有可能率先形成“内容=>社区=>电子商务+付费服务”这种生态链条的是时尚和女性、家居生活以及父母育婴这三类。最有可能率先在无线终端上形成“部分付费内容+部分付费服务”模式的是财经证券、电影体育和旅行这三类。

10. 有了无线互联网，期刊将成为一个更加需要鱼群效应的买卖。任何一个期刊出版商都不应该只有一个板块，但是在进入第二个板块之前最好先在第一个板块中有不只一本两本的布局。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利用新媒体和新技术把它们的后台拉通，形成更有规模的平台。

11. 不要以为新技术可以拯救所有人。恰恰相反，新技术只会把少数出版人送上云端，但同时也会把更多的人留在过往，甚至加速他们的衰老和死亡。无论什么技术环境，都不可能把劣质变成优等，把垃圾烧成神奇。

说了这么多，最后给几个具体一点的例子：

1. 你看到某明星参加某个活动的一组时尚大片，直接在图上点击就可以看到所有服装和配饰的详细信息，其中有些甚至再一点就可以直接进入购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输入自己的照片还可以进行虚拟试衣和颜色搭配。

2. 某个大片即将上映。明星专访的文章旁边有首映礼视频、大片片花和制作花絮、电影票预定、电影讨论社区。当然，还有微博链接。从这里发出的微博中前五百名评论这部电影的将自动获得这部大片电影票两张，你在获得授权号后再一点，就可以直接选择获赠影票的电影院、场次和座位。

3. 你在北京机场路上开始看一篇介绍北京当前最in的餐馆的文章，旁边出现的是一家北京新开业的法国餐厅的视频广告；你到了上海再次打开同一篇文章，旁边出现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上海的某家时尚餐厅。轻轻一点，可以看到360度餐厅全景和食客的评论；再一点，可以直接给贴出评论的食客留言询问；又一点，还可以直接订位，甚至让餐馆预留那道需要提前预定的特色菜或者某款抢手的红酒。

4. 育婴杂志里，每期都有专门的图片位置预留给某位妈妈的宝宝。任何妈妈都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让上万个妈妈看到自己可爱的宝宝。她们看到后可以给自己留言，可以把自己变成好友随时聊天。育婴社区里，你可以看到别的妈妈给自己的宝宝买了什么奶粉和衣服，然后轻轻一点，人家宝宝有的东西24小时之内也会送到你的家中。

你还以为杂志是报刊亭里花花绿绿地挂着的那些大众情人脸吗？

环保愿景：太阳能公路
horizontop
于2010-06-26 20:06:02翻译

在公路上铺上太阳能面板，或许很多人都以为，只是个幻想而已。但读完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的确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或许真的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了。
Tags:太阳能公路


环保愿景：太阳能公路


强烈的阳光照射在公路上，白白浪费了能源。那么来看看斯科特·布尔萨的方案？利用太阳能面板来建造公路

约翰·布拉德利发表于2010年6月2 日下午3：19


科特·布尔萨的太阳能公路Kevin Hand

路上铺上了光伏器件，而这就是科特·布尔萨的想法。他的公司——太阳能公路公司，正在把光伏电池和发光二极管（LED）光源嵌入到面板中，这些设计的面板可以承受交通的压力。这些LED光源将使“智能”公路和停车场变得可行，而且标记都可以变化，而电池将产生足够的能量来为企业、城市、最终将可以为整个国家来供电。

每块12×12 英尺的太阳能公路面板，如果按每天平均4小时光照来计算的话，一天将产生约7,600瓦时电能。以这样的速率，一段1英里4车道的公路段将可以为500个左右的家庭供电。“假如我们替换了美国的所有公路，那么，我们将可以产生比我们国家需求更多的电能，”布尔萨说。布尔萨为一名电子工程师，在美国交通部的资助下，于2月刚刚完成了他的首个原型面板。

布尔萨的目标是，让每块面板的成本降到1万美元以下。这大约为沥青造价的3倍。但他想让面板的寿命达到沥青公路寿命的3倍以上，目前，许多地方的沥青公路必须每隔10年重铺一次。“如果这样的话，成本就差不多一样了，”他说。“但那只是收支平衡，而我们还能发电。”

其商业化可行性的关键技术为面板玻璃。该玻璃必须具有浮凸结构以产生附着摩擦力，内嵌加热元件以融化冰雪，而且可以承载数年的交通量。“最棘手的问题将是，” 布尔萨说，“如果有一辆40吨的卡车在公路上的快速车道行驶，或许装有防滑胎链。而面板必须承受那种程度。”同时，如果想要让太阳光到达光伏电池，该玻璃还必须具有自清理能力；布尔萨指出，实验阶段的亲水玻璃，可以利用太阳光来分解有机污物，利用雨水来冲洗而不会留下污痕。

太阳能公路的下一步打算是获得第二阶段的筹资资格，即一份为期2年、75万美元的协议来发展面板的商用计划。在2年末时，布尔萨将准备在停车场进行试验，他认为停车场是进行LED光源和发电系统试验的绝佳试验场。可以重新配置方向箭头和停车线，来应对高峰时间，而且所产生的电能可以为邻近的企业供电。“我曾同沃尔玛超市负责电能的人员谈过，”布尔萨说。“超市面积大约为20万平方英尺，而停车场面积为其4倍左右。我对80万平方英尺的停车场进行了计算，并告诉他将会产生多少电能，即使那里完全停满了车。那将是他们使用电能的10倍。”

然而，布尔萨想要创办一家规模上更小型的快餐饭店。麦当劳的经过改型的太阳能停车场，可以使其很大程度上或是完全脱离电网，或成为电动汽车的充电站（当车主进入用餐时，自然）。“即使最好的电动汽车行驶路程也才为3小时左右，”他解释道。“但如果我必须找到一家麦当劳，我会驾车从爱达荷州驱往佛罗里达州的南端。”不大可能么？是的。但“提供数十亿瓦特的电能”将会是一个新的、诱人的口号。


懒惰的环保主义者：不费力的环保小建议

节省你的电费账单，还可以获得报酬

我的排放交易网站邀请房主参加节约能源，并计算了可避免的碳排放量。举例来说，你的电费账单降低约200美元，你将获得碳积分，约等于省下了1吨碳。我的排放交易网站在自愿的碳市场上以你的名义出售该积分，现行价格为10～25美元，所有交易抽取20%的费用。而其余部分将汇到你的Paypal账户。

乔希·多尔夫曼为《懒惰的环保主义者：轻松的、时尚的环保生活指南》的作者。

中国学术系统的溃散
梁文道

　　掌握不到足夠的訊息而妄斷是危險的，不經思考而盲從他人的意見是愚蠢的，可是社會的運轉與生活的恒常有時卻不得不依靠這種盲從和妄斷。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個別人介紹的外科聖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聖手呢？你有機會去先檢驗一下他的本事嗎？你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評價他過往的表現嗎？世界如此複雜，每個部件彼此依賴，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不倚靠別人的專業意見。這種信賴固然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但它更是對一套系統的信任。

　　我們都說季羨林先生是大師，那是因為我們相信傳媒。傳媒都把季先生尊為大師，因為那是學界的共識。學界之所以有這種共識，是因為專研東方學的那個小圈子都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樣與他留下來的學術遺產。並不是東方學圈子裏的人都很高尚誠實，而是整個學術界自有一套規則體制，自有一套評價彼此成就的原則。大家信的不是個人，是這一套系統。我們相信一個人取得博士學位，就證明了他有獨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導學生的資格；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就表示他的水準達到最高標準。

　　如果他的論著廣受引述，行內人不能不讀不能不重視，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於是一般人都會覺得一個哈佛回來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厲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學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於太過濫竽充數；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論著不一定是佳著，但也絕不會是左抄右抄的三流雜燴。

　　然而，我們今天有誰能夠保證一個中國重點大學博士的資格，一部大學出版社出品的水準呢？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的成員可以涉嫌抄襲，重點大學的教授可以錯把英文裏的“蔣介石”譯作“常凱申”，一級學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論文；博士生更可以從不上課，連論文都由他人代筆。當這一切都可以發生，中國學術領域的信任鏈條也就完了。前一陣子，學術打假專家方舟子先生揭發全國最年輕市長周森峰在清華上學時有抄襲論文之嫌，周先生對此仍無響應，卻有網友先替他著急了，叫大家“想想清華的學生壓力有多重？不抄襲根本就應付不過來。何必拿這點事小題大作”！我不敢相信抄襲是清華學生的普遍行為，但這位網友的意見卻讓人憂慮，假如每個人都像他這麼想，那麼清華的招牌還有甚麼意義呢？

　　為甚麼季羨林先生被稱作最後的大師？因為他是上個時代的產物，一個學界仍有信譽可言的時代，因為他的成就被國際學界承認，而不只是我們今天這個混沌昏暗的江湖自娛自樂的結果。

　　所以，我擔心的問題還不是中國出不出得了大師，而是就算真有，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說一個人是大師，誰說了算呢？我們誰都信不過。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想要什么？

发表时间：2010年6月13日 7:00 pm
译者：@xiaomi2020
校对：Andy


摄影：路透社 Tyrone Siu 6月10日，广州中山一家本田工厂的罢工

最近几天，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已经得到了外界的密切关注，这和本田工人的罢工及富士康的连续性自杀或自杀未遂事件的进展相关。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外包供应商，其员工自杀事件部分地与工作压力有关。作为回应，富士康与本田公司都提升了员工的工资，但罢工却蔓延开来。上周末，位于中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工人要求获得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与此同时，在至少另外五座城市也发生了外资企业员工罢工的事件。

这些抗议说明了中国新生代工人的什么特点？跨国公司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投下巨资，它们又该如何应对？本期的“纽约时报辩论会”参与人为：

张彤禾（Leslie T. Chang），《打工妹》（Factory Girls）一书的作者
范芝芬 (C. Cindy Fan)，地理学教授
黄亚生（Yasheng Huang），政治经济学教授
张丽佳(Zhang Lijia)，《社会主义好》（Socialism Is Great）一书的作者
玛丽·加拉格尔 （Mary Gallagher），政治学教授

流动性更大，满足感更少


张彤禾（Leslie T. Chang），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打工妹：变迁中的中国，从农村走向城市》一书的作者。

中国的这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三十年；这些流动着的人本身也在改变。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从农村走出来的那些农民工，他们通常都是为了给农村的老家带回去先进，满足回家盖房子的愿望而走出农村。

“新一代农民工要求得更多，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的抗议就会更有组织性。”

在城市，这些农民工是按季节上工，他们接受最底层的工作；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农田，在播种和收获这两个农忙时节都会回老家帮忙。当赚了一些钱之后，他们便回到农村。

而对于新生的一代，移居已经成为他们通向更美好生活的一条道路。他们比上一代更年轻，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离开农村的驱动力与其说是乡村的贫困，毋宁说更多的是城市的发展机会。

他们羡慕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名初来乍到的农民工经常会把第一个月的工资花在买一部手机上，做个流行发式；他们对工作斤斤计较，对体力活避而远之，而青睐于能够学到技能并有 晋升机会的工作岗位。

他们要比他们的父辈更有抱负，满足感却更少 。一项研究显示：90年代离家打工的农民工有12%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相比之下，比他们早十年外出的一代的满意比例达到了27%。

尽管新一代农民工的要求更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抗议就必然会更有组织性。中国工人首先是实用主义的，而参加大规模的示威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冒险，受益却不大。

因而尽管工人挑战上级的事件相当频繁，但通常都是个案——对某项不公正决定而与老板争论，或是擅自离开装配线赌一赌是否能获得更好的待遇。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处理不满最通常的做法还是一走了之。

我在中国南部城市东莞对打工族进行了为期三年的采访，当地员工的流动程度之高让我惊讶不已，而这正是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常态。吕清民，我书中描述的两名打工妹当中的一名，因为讨厌自己的老板就换了工作，而另一名则是为了逃避想要娶她的男朋友。我们不该假定每一个农民工都会反抗——更普遍的是，（在发生冲突时）走人的冲动盖过了任何其他的想法。

我们不该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自杀事件看作是对工厂工作条件的抗议，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据我的经验，工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人际与情绪困扰，而非工厂内部的工作条件，（这样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并觉得理所当然了。

工厂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背井离乡来到都市的年轻人，第一次学着去和同事、室友和老板打交道，在一个物质化的、有着自由的男女关系、人际关系迅速变化，以及极度寂寞的社会当中不断调整自己。 他们面临家庭对他们的要求，而他们自己对新生活却知之甚少。正是这些因素制造了整体性的压抑环境，于是自杀似乎便成为少数人逃避现实的唯一通道。（而有些人）将这种绝望的行为简化为对工作环境的一种抗议，这是对人性以及其复杂性的一种否定。
血汗工厂的终结？


范芝芬（C. Cindy Fan ），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社会学系副主任。著有《变化中的中国》及大量文章。

示威在中国不是新鲜事。每年的官方档案都记录了成千上万起这样的事件，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而让最近的这次罢工与众不同的是，管理层在劳工的要求面前做出了让步。

“中国的工人承担着苦工的角色，薪资极低，工作条件恶劣，这种情况已经持续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作为对工人不满的回应，本田和富士康公司都已决定将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此消息一出，其他工厂——这其中包括深圳的一家电子设备厂和湖北的一家纺织厂——的工人也有样学样地跟着开始罢工。

这是新一代中国工人么？我是这么认为的。今天的年轻人，包括那些来自农村的都要比他们的父辈更精明，也懂得利用他们自己的优势。比方说，自2004年以来农民工开始在东部沿海城市挑选工资更高的工作，这甚至给中国南方一些地区造成了劳工荒现象。

同样的，今天的年轻工人认识到罢工是一张有效地议价筹码，他们比上一代工人更愿意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但说这些年轻人正在孕育一场中国的劳工运动，这还言之过早。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近30年里，中国工人出卖劳力，不仅薪资极低，而且工作条件恶劣，基于这样的现实，现在工人的这些要求早就应该实现。举个例子说，富士康的工人生活在大型 的工厂宿舍中，每天重复上千次的单调作业，受制于严格的工作纪律，没有自己空闲的时间，甚至不与工厂大门之外的世界发生联系。

对于富士康最近发生的一些自杀事件，“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这句俗语或许正好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境况。另一方面，也有迹象显示工人们希望能得到重视，代表他们的机制也更有效，这种情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而这可能会为劳工组织更深层次的改革开辟道路。

同样发挥作用的还有中国及中国政府对自身的重新定位，中国正在积极寻求途径，以求将本国经济结构在科技/技能的梯队上上一个台阶，这或许意味着血汗工厂的成功模式或许将要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中国还正在快速成为“世界的市场”并积极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相对于之前的领导人—— 对工人和穷人表达了更多的同情，鼓励推行《新劳动法》，对罢工这些社会问题的报道态度也更加开放。

迟来的加薪


黄亚生（ Yasheng Huang）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著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中国工人，就像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想得到更多的钱，这一点很明确。但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十年中，中国工人是输家。

“改变收入结构是和一大堆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说法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在出口领域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但创造就业机会是一回事，谁从中受益是另一回事。

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83年的57%下降到2005年的仅仅37%。（这一比例自那时起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这就是说，中国数以亿计工人（的劳动收入）与政府和公司（的收入）失去平衡，而后者按人头计只是中国大量人口的一小部分。

很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为“中国奇迹”摇旗呐喊，但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一奇迹要远比看上去的暗淡许多。现在，工人想要从经济发展中获得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不仅完全有这个权利，而且在道德上也占据着制高点。

我相信，提升工资早就应该兑现，而中国政府终于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这也值得赞赏的。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风险，首先，工资增长的滞后现象并不仅限于富士康和本田公司。

事实上，这两家工厂的薪资水平要比中国工厂的平均水平高。（低薪）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其他工厂的员工也会提出相似的加薪要求。一种理想的情况是：工资的增长幅度与GDP的增长幅度一致，既不大幅度滞后于GDP增长（如过去二十年的情况），也不会大大超出GDP增长幅度（或许如当前的情 况）。

而风险就在于，当前的中国政府突然就面临着政策转移，从抑制工资水平转为积极推进提高工资水平的政策。这种突然的剧烈震动不是最佳方案，因为中外之间存在大量长期的供应关系和业务，而这些都是按照之前预定的工资水平来设计的。 经济上要求工资水平的逐步增长，但也许政治上不会容许。

有些人主张说：在生产成本当中，因为美国公司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对此忧虑。这是大错特错。在成本结构当中，美国公司本身的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也许不高，但他们的供应商——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就不是这样了。美国公司虽然处在食物链顶端，但它们对处于底端的，劳动力密集性的企业的依赖程度却很高。

贯穿整个供应链的这种连锁效应，将会对现存的业务模式以及供应链都带来巨大的影响。有些商业权威人士声称，所谓的中国优势并不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供应链，并非如此。因为供应链本身就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如果涨薪的整个过程没有导致大面积的劳动力市场动荡的话，重构工资结构的潜在好处非常巨大。美国公司应该开始想想如何开辟中国市场，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同时，如果广东的劳动力成本增加，而促使企业把产品生产转移至内陆地区的话，那么这些地区的工人就能够同时享有家庭生活和工作。

这是最好的情况，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工资的增长要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而非短时期基础之上，并且这种过渡得是有序的。

我们不是机器


张丽佳（Zhang Lijia），《社会主义好》一书的作者。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本田和其他外资企业持续的罢工潮是对呼吁援助的呐喊。在深圳富士康工厂内部，40万工人似乎并不缺乏他们所想要的一切：食堂、诊所、 图书馆、娱乐以及运动设施。

“这些工人更有经验，对生活也有更高的期许。”

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工作过的国营火箭厂，在那里你能够享有很多的社会主义福利， 但同时也会对你的生活进行约束：不准涂口红，不准烫头，进厂三年内不准谈恋爱。

人们经常问我情况是否有所改进，很难说，因为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依然存在。富士康的工人如厕时间只有几分钟，也很少允许与同事聊天。为了维持生产线的运转，他们必须轮班工作12个小 时，这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使用工厂的便利设施。

而当地政府，因为这些工厂能纳税而容忍某些违反劳动法的行为——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着时间推移，外国与私人投资将中国的沿海地区变为世界工厂——甚至有的是血汗工厂，而关键的工业部门则仍然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在这些国有企业里，他们的员工通常都享有良好的工作条件。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工人受到 了更好的教育，他们更有经验，谙熟于网络，对生活也有更高的期许。这些工人因为对他们自己的权利更有意识，因而不再甘于被当成机器。在富士康的系列自杀事件的冲击波席卷整个中国之际，本田发生罢工，这不仅仅是巧合而已。对于一个过来人，我忍受过工厂那种非人的生存状态，对那些抗议的工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动 机也许是经济上的，但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同时也是在争取做人的权利，得到别人的尊重。

政府的特别反应



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政治学副教授，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工人抗议的历史悠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人罢工与游行是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都没有有效的公共机构代表。”

在1990年代初，日本和韩国设置在中国沿海开发地区的工厂都爆发过“野猫式罢工”1， 抗议其的主题是野蛮的管理方式，那些罢工加速了中国在1994年推出第一步劳动法的步伐。在将近十年之后，国有企业的重组让数以千万计因此而下岗的工人抗议改革。

而最近的这波抗议潮又有了两个新因素的推波助澜。首先是工人对他们在工作地的合法权利意识的提升，比如控告雇主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日益紧张，工人议价能力有了提高。但有一点还没有改变：政府处理劳资纠纷（labor unrest）的方式。

当前，工人和雇主都没有有效的公共机构代表。大型的雇主，比如像本田和富士康这些的公司，它们或许可以处理此类事件，这是因为它们是跨国公司，拥有大量可以利用的手段和资源。（虽然它们受到了媒体和公众更多的监督。）

但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公司，它们面临劳资纠纷时又该怎么办呢？当前当地政府所能做，也只能是派遣一支公务员小组，以及由当地政府控制的工会代表，让他们在工人与雇主之间进行斡旋和谈判。最终罢工工人会得到部分他们所要求的，而罢工领导者通常会被处罚或开除。出现暴力场景也不鲜见。

但共产党对这些群体，尤其是对工人们建立独立组织还是保持着抗拒。只要经济还在继续发展，我猜，在劳工短缺以及权利意识日益彰显的工人们的压力下，以及在政府继续全力解决罢工和游行事件的努力下，这种独特的解决方案会逐渐调整劳资关系。

但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稳定局面会被打破。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由更大范围内经济状况的恶化所引发——比如通货膨胀肆虐将最新的工资增长化于无形；或是欧洲市场的低迷或者美国的二度 衰退而导致出口领域的再次崩溃；又或是国内房地产泡沫引发的债务危机。我们应该记住：中国政府实现了自1991年起至今的“社会稳定”，但前提是经济的快速增长。

notes


1 译注：wildcat strike 指未经工会容许的罢工

1月1日，安徽省正式在32个试点县市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有关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改革也同步启动。

　　这意味着，安徽医改进入实质性试点阶段。

　　开展试点的是32个县市区覆盖人群超过2000万，占到全省人口的1/3。到2010年7月，相关改革将在全省启动。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相比邻近的苏浙沪地区，只能算是发展中省份。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徽推出的“医改”引人注目。在刚刚召开的201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上，安徽省卫生厅厅长高开焰是唯一一个被要求发言谈医改的地方厅局长。

　　卫生部长陈竺对安徽医改中政府按每1200农村人口8000元的标准，为乡村医生提供补助的做法连称“了不起”。此前，安徽省省长王三运公开表示，此次安徽的率先改革，是要给全国当一名“探路者”。

　　1月6日下午，高开焰在会议的间隙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详细讲述了“安徽医改”的背景、最新进展以及当前所面临的难题与困惑。

　　“现状让我们选择这个突破口”

　　经济观察报：新医改方案公布以后，全国有很多省份都在进行地方试点，安徽选择以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为突破口进行改革，取消“以药养医”机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高开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现状迫使我们选择了这个突破口。通过调研分析，安徽医疗卫生状况主要存在五大问题。

　　一是主要靠药品加成收入维持运转。安徽省大多数农业县市财政是“补贴财政”，基本上拿不出多少财力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至于1/3的乡镇卫生院都是自收自支，主要靠销售药品维持正常运转。乡镇卫生院药品加成率普遍在60%以上，村卫生室甚至达到了80%.

　　二是滥用药物现象比较严重。药品销售的利益，促使医疗机构开大处方、过度用药、过度治疗，药物滥用的危害已经显现。我们的一次监测表明，半数以上的临床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已经超过50%，同时药品、耗材购销中的商业贿赂行为也不鲜见。

　　三是难以确定医疗机构恰当补偿标准。药品加成收入由国家允许的15%批零差价和供货单位的让利两部分组成，实际上后者已远远高于前者。面对复杂的药品加成现象，政府财政很难确定补偿方式和补偿数额。

　　四是人员缺编超编并存。现行的编制标准与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职能严重不适应，人员结构不合理，技术人员老化，一批非专业人员至今占着编制，需要的人才进不来，不需要的人出不去，在编人员不在岗，在岗人员不在编。

　　第五则与安徽省已经推行的乡村一体化改革现状有关。2007年以来，安徽省开始要求每个行政村建设1所标准化卫生室，并推行了与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如果仅在乡镇卫生院一级实行零差率销售，不仅改革的受益面窄，村卫生室也难以维持生存，基层医疗体系的“网底”有可能破裂。

　　经济观察报：做出这样的决策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高开焰：安徽医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2007年我们就开始推动乡镇卫生院和行政村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去年7月，安徽省医改领导小组确定由卫生厅牵头，会同财政、发改委、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到15个县市区，解剖“麻雀”、研究论证，先后召开了20多次由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及相关部门参加的座谈会，形成了3万多字的调研报告。

　　在充分分析了当前基层医疗卫生体制的现状之后，安徽省医改领导小组及相关部门达成共识，要从根本上改革“以药养医”机制，实行综合改革。目标是同时兼顾老百姓和医务人员的利益，既能让老百姓的医药费用大幅降下来，让更多的民众获得实惠，又要保证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受到伤害。

　　“药品采购将统一到省级平台”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在这次“安徽医改”试点启动之前，已经有9个配套文件出台，这些配套政策制定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高开焰：经过医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4个月的协同努力，我们出台了“一主、三辅、五配套”系列改革政策文件，涉及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意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改革试点方案，机构编制标准，分流人员安置办法，绩效考核试点办法，补偿试点办法，基本药物和补充药品使用采购配送试点办法等方方面面。

　　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是按照公益性方向，强化政府职责，在基层医药卫生工作中推行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管理体制、人事、分配、药物、经费保障等改革任务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经济观察报：你可否从执行政策方面介绍一下这些具体的配套政策？

　　高开焰：在改革管理体制、强化公益性方面，明确政府举办标准化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行政村卫生室，为辖区居民提供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价格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这些标准化医疗机构由政府负责保障业务经费。如村卫生室，省财政一次性补贴6万元，不够的钱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同时强调由政府配备的各项资产都属于国有资产，因此必须依照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管理要求对待，这一观念在过去从未提及。

　　在改革人事制度方面，实行全员聘用。所有符合相关规定的人员全部参加定岗竞聘，实行合同管理。对分流人员采取统筹调剂、提前退休、三年过渡安置、自谋职业、学习深造等多种安置方式。

　　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实施绩效考核。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的重点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效果及居民满意度。

　　在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完善运行补偿机制。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经费补助，将采取“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办法核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支由县级财政、卫生部门负责核定，县级国库支付中心按月预拨经费保障其正常运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工资水平与当地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相当。政府对一体化管理的行政村卫生室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实行药品零差率给与补助，按照每1200农村人口补助8000元的标准，为乡村医生提供补助。

　　经济观察报：安徽省用什么方式实现对全省药品零差率政策执行情况的管理？效果如何？

　　高开焰：为了控制好实行药品零差率政策的效果，安徽省拿出了5000万元，建立了一套从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市卫生局-省卫生厅全程连贯的网络信息系统，专门打造了一个全省统一的药品招标采购平台。初步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统一药品目录，统一采购限价，统一招标配送，统一实行零差率销售，统一药品管理，统一提高报销比例。

　　以全省统一招标限价为例，药品采购的价格比国家零售指导价平均下降了32.52%，正在试点的县市区招标配送还要下降10%左右，15%的药品加成也被取消，算下来，药价累计下降了50%左右，老百姓从中得到了明显的实惠。

　　经济观察报：安徽芜湖市的“医疗机构药品管理中心”已经运行整整一年，医药分开的模式受到了中央高层的认可，芜湖市也将因此成为全国12个试点城市之一。但这一模式与当前安徽省的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并无太多关联之处，今后将如何协调？

　　高开焰：芜湖成为全国医改试点城市应该没有悬念了，我们认为这与全省的医改试点并不矛盾，因为芜湖市的“医药分开”试点对象是城市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其实安徽省在推行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同时，城市大中型公立医院改革也在酝酿之中，这两种改革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合并，如在药品采购方面，半年后，将全部统一在省级采购平台上进行。

　　“资金由省级统筹，县级保障”

　　经济观察报：依照安徽医改的进程，试点6个月后即要在全省推行改革，目前的进展怎样？

　　高开焰：到目前为止，试点县市区已完成定编定岗，1月底之前完成竞争上岗及核定收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3月份，新机制将正式在试点县市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

　　经济观察报：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很多积弊多年的旧体制将被打破，这势必引发利益博弈。作为卫生厅厅长，你当前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打算如何应对？

　　高开焰：我们最担忧的主要有三个方面：落实人员分流政策时如何避免不稳定局面；如何完善经费保障政策；如何提高服务效率，充分调动基层卫生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对人员分流政策的风险有所预期。在这样的改革中，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阻力必定不小，所以我们提前做了准备。去年12月15日以前就完成了试点县市区的编制核定工作，摸清了底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应对措施，稳定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而又不符合继续留下来标准的人员的情绪，努力帮他们寻找新的出路和转型机会。

　　经费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以正常运转的保障，改革所需要的资金由省级统筹，县级保障。目前由同级国库支付中心根据核定的年度收支预算额度，采取按月预拨的方式拨付，并依据每半年一次的绩效考核结果予以结算。这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当前也无法预料，只有等试点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才再分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积极性事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否正常运转。目前我们是采取保障经费到机构不到个人的方式，大盘子给你定好了，每个人的收入由绩效决定，尽可能做到机构内部的良性竞争，避免吃大锅饭。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温淑萍 关于医改问题，业内人士称已经到了深水区。从全民医保网络的拉开，到目前16个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推进，这场关乎钱的改革，正在不断向前推进。

这也是一场伤筋动骨的改革，取消医院加成削减了医院40%的收入，不准开大处方切断了医生的灰色收入，药物基本制度大力打压药价，使得药品流通中间商和制药企业的利润进一步减少……

因为，每走一步都牵涉各方的利益，这场改革谨慎而艰难。而众多博弈最后的归结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主体损失的钱由谁来补。

博弈点

医改，牵一发而动百身。医院、医生、制药企业、药品流通商、患者、政府，这六方串起了一个医改的利益链。任何一个举动，都可能触及到六个方面的利益。而如何平衡好六方的利益，成为这场改革是否能推动下去的核心点所在。

公立医院是这场改革的主体。在利益链条中，公立医院就像一个等待装钱的盘子，而托起这个盘子的手是政府。盘子上面有生病的患者，有在为患者忙碌的医生，医生治病的药品是药品流通中介商提供的。在盘子的边缘，是制药企业和药品流通中介商，这幅忙碌的景象背后是各取所需的利益分割。

患者花钱后获得了康复。医生通过忙碌换来了工资收入和药品流通中介商给与的不菲的灰色收入。制药企业和药品流通中介商通过提供药品，获得了各自的所需。而医院，作为庄家，同样获益不少。

在这幅图景中，患者成为唯一的金钱付出方。而由于之前政府对医院的支出不足医院运行成本的10%，医院为了生存，鼓励医生开大处方、卖特效药。而制药企业，为了多卖出药品，赚取更多的利润，变相地拉拢医生，给回扣。以药养医的模式严重侵袭着患者的利益。

为了解决这一不公平现状，公立医院于2010年2月21日正式试点改革。首先实行的是取消药品加成，零差率售药。

以往医院的收入40%多来自药品。一个年营业额上亿的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将会直接减少4000万的收入。

按照公立医院改革方案的规定，医院损失的这4000亿，一部分由地方政府补给，一部分通过提高药事服务费收取。提高的药事服务费，患者可以报销。

公立医院是否有动力推动这一改革，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补偿是否能足额到位。

此外，医生将成为这一制度最大的障碍。一旦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医院将限制医生开大处方、开特价药。这样，医生的灰色利益被切断，收入将大幅减少。

如果说取消药品加成影响的是医院和医生的收入，那么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冲击的就是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在刚刚结束的首次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列入目录的307种药物下的几千个常用药品，招标价格被大幅度压低，幅度达到25%—50%。

为了抵抗即将失去的利益，制药企业、药品流通中介商选择将已经中标的低价位药品弃标。据记者了解，上海的一家中小型制药企业，一次放弃了6 个消炎类中标药品。而医疗机构为了保证用药，只能补标。但在补标的过程中，再次进入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便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至此，这一原本美好的设想，出现了瑕疵。

医改推进到目前所呈现出的状态是，医生减少了收入，愁眉苦脸。药品流通中介商只能赚到微利，徘徊在生死边缘。制药企业则一脸怒气，坚决不生产不赚钱的药品。而只有患者是微笑着的。

难题如何化解

医改，到底触及了谁的口袋，这场利益该如何平衡？

从目前角度看，显然制药企业口袋里的钱少了，业内人士称药品的暴利时代结束了。

药品流通商的利益，或许也正在缩小。药价的大幅度降低，使得制药企业在流通环节节约成本，专门赚取流通利润的中介商，面临着薄利的生存现状。

而医改中的主角——医院，利益如何变化，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投入。

在这之前，政府每年给公立医院的拨款最高是10%，有的地方是5%。“西部有的城市拨款几乎为零。”香港艾力彼医药管理机构CEO庄一强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医院为了生存，高药价、大处方、特价药的现象将再次出现，并随着时间推移再度成为一种常态。“看病贵”的现象将迎来再爆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说：“眼下这场改革能够依照方案落实下去，医改最终将走向成功。”但薛澜也承认，目前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不健全，以药养医仍是医院的生存办法，这个问题不解决，高药价、大处方等问题仍然会存在。

而政府单纯以行政手段打压药价，短期能解决问题，长期仍是无效的。因为，企业肯定不会生产赔钱的药品，除非政府的企业把药品生产接过去。而医院自然也不会饿着肚子工作。

“事实上，这场改革中，钱只是一个工具，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是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庄一强说，地方政府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主要是认识和责任的问题。

除了公立医院的改革，政府更要注重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当全民健康提升到一定程度，居民发生大病的几率减少，医疗费用才会逐渐降低。而这也必然带来当地财政压力的减轻。

“从医改开始到现在，基层医疗体制的改革还可以。也就是说容易做的改革都做完了，下面就是触及利益核心的攻坚战了。”庄一强打比方说，客厅打扫完了，但厨房、厕所最脏最难打扫的这块，还没打扫。下一步就看如何下工夫了。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杨兴云 医改试点城市中两个仅有的省会城市之一昆明，原定今年3月出台、4月上报卫生部的《公立医院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称《方案》），一直拖到5月才有动静。昆明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贾若飚日前向本报透露，《方案》已经在市政府及市委层面获得通过，即将于近日公布。《昆明市公立医院改制工作实施意见》也将同时出台。

昆明市属医疗机构的一些负责人估计，由于《方案》涉及的问题在医疗界存在诸多争议，导致无法如期完成。

目前，昆明市级公立医院共有9所，列为改革试点的是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和昆明市口腔医院。

据昆明市延安医院办公室主任透露，根据《实施意见》的精神，在整个昆明地区范围，加上省级医院，最终只保留3所综合性公立医院，它们分别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延安医院。

“其他没有进入保留名单的综合性医院，不论省级市级，全部列为改制范围。”该主任表示，如此力度的改革，对于像昆明这样拥有184所公立医院、110多所民营医院，各类医疗机构数千个的省会城市来说，前所未有。

重新布局医疗资源

云南省卫生厅医管办刘文君处长表示，昆明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存量不变、扩大增量、吸收社会资本增资扩股。

作为国家及云南省医改试点城市的昆明医改试点，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吸引社会资本，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对公立医院进行体制改革。企业通过投资、控股的方式承担起办院职能。2009年，昆明市医疗卫生吸引了9.2亿元社会资本，2010年，至少有10亿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和民营医院的建设。正在建设中的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市区医院项目、昆明市儿童医院南市区项目和昆明市口腔医院都是采用这一方式进行的，部分区县医院即将启动这一模式，对医院进行全面改造。

其次是改革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主要在推进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和实行专业化的行业管理方面进行探索；对公立医院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服务流程等管理模式进行改革。

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在昆明早已起步。2006年，昆明市组建了卫生人才中心，推行了全市卫生人才的人事代理制度，包括民营医院在内的全市执业医师的档案全部交由卫生人才中心统一管理，对医务人员实行岗位绩效工资，专家采取年薪制，院长和书记的任用实行公开选拔等。

按照《方案》的要求，通过改革，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将把主要精力用于依法对各类办医主体进行监督管理，以确保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在管办分离方面，昆明市已成立医疗投资有限公司，迈出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第一步。

昆明通过市医疗投资有限公司资本的平台功能，逐步构建以市属公立医院资产管理和医疗投资为基石，以医院后勤、物流等为依托的医疗体系产业链，探索投资方与被投资方 （医院）的有机组合。

“在云南，优质卫生资源高度集中在昆明，卫生资源的利用率很低”，昆明卫生局局长许勇刚说，通过改革，昆明对区域卫生规划进行合理布局，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增加优质卫生资源，在有序竞争的环境下，可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疗服务流程、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

力挺民营医院

从2008年2月起，昆明市一口气出台了十多个关于医改的配套文件。

2008年2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医院发展的实施意见》，“目的是鼓励民营医院发展，在为市民提供更多优质医疗资源的同时，冲击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将竞争机制更多地引入医疗服务市场。”许勇刚表示。

同样在2008年2月，昆明市成立民营医院服务中心，为民营资本创办医疗机构提供从开办初期的政策法规咨询到承办民营医院及个人的人事代理，为代理人员管理人事档案，代办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的执业注册登记变更，办理职称考试、评审、档案工资的调整，以及出具以档案为依据的各类证明材料和档案转接手续等全方位服务。

“其中最突出的是有关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办医政策的突破，并在税费和土地政策优惠、许可准入和人员待遇平等、投资奖励和补偿制度倾斜等方面制定了九项优惠政策。”许勇刚说。

与此同时，昆明市委、市政府还明确了支持民营医院发展的相关税费政策，即民营医院可以自主选择营利或非营利性质，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税费优惠。

此举意味着，选择非营利性质的民营医院在三年免税期后，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价格标准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仍可继续免征各项税收。

此项政策实施之后，到昆明市便民中心申请和咨询转为非营利机构的民营医院一直络驿不绝。截至目前，已有昆明明珠医院、昆明城东医院、昆明东方医院、圣安妇产以及东方、博爱、普济、维康等19家民营医疗机构由原来的营利性医院转为非营利医院。

对此，许勇刚表示，大量民营医疗机构从营利性医疗机构变身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将为昆明市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及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在税收方面一定的付出是值得的。

根据昆明市卫生局的统计，在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办医政策出台的背景下，昆明市的民营医院当年就增加到95家，病床数达到4581张，同比增长44.70%；资产总额达到12.4亿元，同比增长113.8%。

截至2009年11月，民营医院增加到111个，增长16.8%；病床数达6800张，增长48.4%；民营医院资产216000万元，增长74.2%。

“多点执业”试点

随着大量民营医疗机构的出现，医疗人才不足的矛盾开始显现并且越来越突出。为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及省市卫生部门的安排，并经卫生部同意，昆明市率先被确定在全国开展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试点，从2009年4月10日起启动医师多点执业试点。

根据相关规定，昆明试点的“医师多点执业”目前仅限于副主任级别及以上的医师，最多允许三个地点执业。

“医疗资源分布和配置失衡，90%以上的主任医师、各类专家都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许勇刚说，“鼓励地方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是对注册医师管理模式的创新，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管理的转变，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他表示，通过开展试点，打破医疗机构对优质医师资源的垄断，弥补医疗人才资源的分布缺陷，使县区、乡镇和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可与大医院分享优质医师资源，而民营医院也能合理合法地从大医院的人才库中获取优质医师资源。

“这是三赢的结果，同时保证患者、医院、专家三者的利益。”许勇刚说。

人才问题是云南民营医院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民营医院平台不及公立医院，加之接诊的病人少，医务人员的流动性大，仅靠医院本身很难把一个刚毕业的医师培养成主任医师。由于民营医院高级专科医生缺乏，反过来又很难吸引病人。”民营性质的云南结石病医院院长孙景超说。

“90%以上的医疗专业人才掌握在公立医院手中，民营医院只能聘请从公立医院退休的医生，因此形成了退休返聘医生多、刚毕业的年轻医生多的特点。”云南省卫生厅医管办刘文君表示。

云南省医师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把志刚表示，如果医生可以自由流动，民营医院能够自由地聘请到高水平的专家，保证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平，就可以分流一部分病人到民营医院，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医生的烦恼

然而，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实施的效果并没有预料的那么理想。整个昆明市办理了“多点执业”的医生人数仅有944名，在人才济济的省级医院，“多点执业”医生的比重尚不足医生总数的5%。

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对这种现象这样解释：很多医院仍然不够开明，多点执业还处于半地下状态，很多医师只能瞒着医院干，因此，实际上多点执业的医师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昆明市延安医院医务部主任黄冬也表示，关于“多点执业”，没有设想的那么简单。医院领导对“多点执业”的医生心里难免会有“疙瘩”，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由此带来工作质量的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更为关键的是，在当前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如果出现医疗纠纷，在公立医院还有国家作为依靠，如果在民营医院出事，到时候，老板一翻脸，很可能风险就要医生自己承担。”

“大家都担心，多点执业钱还没赚到，风险却早已降临，”黄冬说，“因此，很多医生对此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积极，大多持观望态度。”

黄冬表示，对于医改，整个昆明市属医疗机构从领导到医务人员都在观望，包括他自己心里也存有太多的疑问和忧虑。

“首先，对于像延安医院这样列入保留名单的医院，大家考虑的是医改后医务人员的收入问题，在取消药品加成等等措施的基础上，政府的投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低了，难以留住人才，简单地与过去某一年的收入作为基数和标准，医院的发展投入又无法得到保证。”黄冬说。

对于没有列入保留名单面临改制的医院，医务人员更是人心惶惶，由于命运已经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药价真正能降下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因为，以制药企业、药批公司和公立医院为代表的医药利益集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政府。

　　近期，以“暴利药”芦笋片曝光为开端，一波针对高药价的舆论和政策攻势迅猛袭来。整个6月医疗行业大事不断。先是“回扣清单”事件中19名医生被处理。紧接着，发改委价格司表示将严查医保目录公布前后药品涨价。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被“双规”更把整个行业推上了风口浪尖。张的落马，被看作郑筱萸之后国家药监局第二次大地震。

　　更早些时候，中纪委副书记、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在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会议上表示，当前老百姓对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领域还不十分满意，特别对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随即，新一轮“严打”已在酝酿甚至展开的风声在医药行业内盛传。

　　客观而言，过去数年的改革着实令国人失望。当年的国家计委和如今的发改委曾连续23次大面积降低药价，结果却是患者医药支出十年间增长数倍。被降价的药自动停产，随后改头换面以更高价格进入市场。

　　伴随政策不断出台不断失效，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对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要么是无能为力，要么是从未狠下决心。而百姓对于医改真正能见成效，也渐渐不抱希望。现实层面上，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症，不见缓解。

　　但对于这一次决策层的举动，敏感者嗅出了不同的味道。就像针对房地产行业一样，事实证明政府并非无力控制，而是未下定决心。医药行业亦是同理，只要有动力，由动力而生发出决心，调控手段有很多。这次调控和以往相比，区别就在这里。

　　在2009年新医改没有启动之前，医保的覆盖面和报销比例都比较低，老百姓看病绝大部分自己支付。医药行业的暴利，基本从百姓身上抽取。对此，政府虽有改革之心，并无切身之痛。

　　新医改启动后，医保覆盖面迅速扩大，报销比例不断提高，财政开始真正为居民看病买单。这种情况下的高药价将大幅增加政府支出，直接伤害政府利益。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各级政府第一次有了降低药价的真正动力。

　　这一点，从最近相关部门对于新医改一年投入财政资金3900亿但收效甚微的表态中，便可看出端倪——政府开始心疼自己的钱。而这些钱很可能为医药利益集团中的各个环节所瓜分。

　　于是，以往与医药集团博弈的对手，由软弱的百姓换成了强大的政府，天平两端的砝码开始趋于平衡。一些真正有效的政策也开始不断出台。例如，国家药监局对于低价药改头换面高价入市的审批已经变得非常严格。对市场上现有的药品，卫生部则通过基本药物目录对价格加以确认，并要求公立医院零利润销售。

　　当然，政府亲自站到谈判桌前，并不代表它的对手会立刻服输。相较房地产行业，医疗是一个更为特殊也更难监管的行业。即便在美国，医疗领域商业贿赂也非常难以监管。最近几个月，强生、阿斯利康、辉瑞等医药巨头，均被美国司法部门找上门来。

　　国内更是如此，虽然新医改进行了细致复杂的政策设计，但可钻的空子依然不少。在首轮基本药物招标中，个别手握定价权的政府官员定出了比药品成本高出十余倍的招标价；公立医院医生为患者开基本药物目录之外的高价药；对医疗检查费用、天价医疗耗材的监管依然薄弱……

　　近日发改委下发《药品价格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机构和企业意见。据称，对于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有相关调控举措。但百姓依然不要对医改抱一蹴而就之奢念。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下，医药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博弈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讲，眼下医改的要务应是，保持住这种持续推进改革的动力，并确保地方政府与百姓利益上的一致。以上两点若能践行，便可对中国医改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