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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陈志武建言下半年经济无需新刺激政策
耿雁冰 宋旭景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7月08日



　　惯例于7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座谈会提前到6月底召开，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高层到各地密集调研，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在这个炙热的夏天不同寻常。

　　随着二季度数据发布在即，政策着力点和经济运行都备受关注。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座谈会上，一位经济学者向国务院领导表示：“现在必须咬紧牙关挺住，在可承受的最低经济增速下，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这才是中国的百年大计。”

　　在他看来，高层调研，一是摸底经济，二是给经济“打气”。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半年内，增长速度会下调，原来用过的刺激经济增长方式，现在就不要再用了，下一步政策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有一个政策可以选择，即过去两年政府财政增长那么多，可以给企业免税一年。”

　　回落可能超预期

　　“把企业推给市场，我上岸了。”做了八年磁材加工生意的张山告诉记者，和圈内的朋友商量过后，6月份，他把自己在厦门的企业转手给了别人。

　　前几个月的订单好到让他害怕，在他看来，这是经销商在低位补充库存，他甚至担心货发出去无法及时收回款项。

　　告别实业的张山选择了投资，“房市股市短期内没太好机会，现在我们紧跟通胀预期，什么要涨买什么。”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上周六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中国非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为52.1%，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

　　虽然该指数连续16个月保持在50%以上，但最近两月一改之前波动上升态势，呈现连续回落。

　　“下半年经济回落的趋势很明确，并且很多下滑的力量会在四季度爆发，导致整个四季度整体经济回落的幅度会超越一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向记者强调，不是适度回落，四季度可能是超预期的回落。

　　让陈志武担心的是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乃至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积极的因素是美国目前复苏的状态和前景比原来预计的要好。

　　“总体上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半年、一年内会比今年第一季度的快速增长下调一些，我不觉得会出现2008年底、2009年初的经济大幅下滑，‘第二次经济探底’不会出现。”陈志武告诉本报记者。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当前，我国需求总量处于持续恢复过程，但内需的进一步恢复面临由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的转换；出口进一步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经济的恢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宏观调控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高增长没必要

　　7月2日，统计局发布公告，对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修订，经过最终核实，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9.1%，比初步核算数提高了0.4个百分点。

　　中欧商学院教授王建铆根据修订后的GDP和过去公布的GDP平减指数，推算出中国GDP的实际增长速度在2005年为11.4%、2006年为12.9%、2007年为14.4%、2008年为10.2%，分别比过去公布的数字提高1.0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

　　在他看来，对实际增长率估计过低，往往导致宏观调控出手太晚，力度太小。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全面过热，并不是所谓的‘偏快’或者‘局部过热’。只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计划为主转变为市场为主、由短缺为主转变为过剩为主，经济过热的第二大症状也由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转变为两位数的资产价格膨胀，尽管经济过热最重要的‘临床诊断指标’仍然是经济增长率。” 王建铆告诉记者。

　　在保八形势严峻的年份里，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同样带来负面效应。

　　陈志武告诉本报记者：“不管是基础设施项目还是其他的拉动政策，现在发现这个效果后续的余力并不是太多，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过去两年大量资金流入国有经济，实际上对于中小企业、民企有非常大的抵制和挤出作用，使得中小企业、民企没有更多的资金来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不应当过分追求过高的速度。现在社会上有种反应，好像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两位数以上才算增长，低于此即有所担心，我认为在现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来看，保持百分之八、九的速度是不成问题的。”

　　世界银行发布最新报告虽然维持了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9.5%的预估，但也将2011年预估由8.7%下修至8.5%。

　　陈志武认为，现在的决策层不应过多在意GDP增长速度，调整结构的优先级别应高于经济增长。

　　对此刘元春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很脆弱，社会结构更脆弱，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经济发展速度跌破9%，整个社会运作是很艰难的。从政治社会的约束条件来看，中国保持适度增长是必要的，当然从发展阶段来看，也有这个基础，未来的经济增长会出现一定的下调、回落，但是这个回落必须要保持一定平稳性，而不能是大幅度上下，中国社会结构承受不了这样的大起大落。”

　　不需“增量”刺激政策

　　接受本记者采访的学者对下半年经济走势均表示不乐观，但他们并不认同接下来需要新的刺激政策，在相关座谈会上他们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刘尚希坦承，政府原有的政策要尽可能地完善、落到实处，包括新兴产业的规划方面政策要落实到位；把民间资金如何调到实体经济领域中去，在“新36条”的落实上加大力度，政府主要的是引导，更多地是依靠市场的力量，同时政府在产业导向、产业方向、产业目录上要给出明确的信号，那么民间的资金就知道往哪里走，这是需要政府去做的，在大的方向上引导民间投资，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产业导向政策。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极为复杂，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分析形势，冷静观察，科学判断，未雨绸缪，沉着应对，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刘元春认为，新的刺激政策根本用不着，4万亿的刺激计划还没有结束，现在要做的不是出台新的计划，而是在保证存量刺激政策的情况下，进行经济结构和方向的调整。

　　他进一步解释说：“4万亿投资从前年四季度开始，特别是基础建设投资，虽然没有直接刺激财政，但是它对产能过剩的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进一步地出台以投资为主体的政策是不必要的，并且其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

　　在整体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同时，今年财政收入冲刺8万亿，引发热议，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环境，这些钱究竟该怎么花？

　　陈志武认为，过去两年政府的财政照样增长了那么多，使得政府国民收入的份额不断地膨胀，这样反过来对于企业发展、家庭消费的资金继续产生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给企业减税，以更长远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他强调说。

　　“财政支出的方向应当倾向于社会改革、公共服务、人力资本的投入，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是不够的。同时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在此轮收缩过程中明显体现，这应当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刘元春告诉记者。

　　“只要把现在的政策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就可以达到这个增长速度，现在关键是如何推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换，这是我们当前更重要的问题。” 刘尚希说。

据《四川日报》报道，6月30日，四川罗江县人大代表李国喜正式开始履行专职人大代表工作。走马上任后的李国喜将辞去村支部副书记职务，在罗江县御营镇场镇中心街区设置“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专门接待选区群众，集中听取、收集民意。专职代表每月底向县人大常委会汇报本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机关履职以及社情民意等情况。
我认为，这应是近些年来有关我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最为重要的探索，值得肯定的期待。
事实上，在现行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环境下，如何完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如何实现人大代表职业化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也是当前很多致力于促进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和发展的有识之士的初步共识。
这首先在于，人大代表专职化可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目前，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组成上还存在着“官僚化”的特征，即很多人大代表由一府两院的官员充任。代表作为监督者，政府官员作为被监督者，两者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大量一府两院官员充任人民代表，导致人大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干部会议，借用董必武的一句话就是“人代会与干部会混着开”。通过县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可以实现人大“去官僚化”的特征，并进而保持政府现有政策、人事的稳定性，实现县政赋权的稳定过渡。
同时，实现人大代表职业化有利于提高人大代表的业务素质，更好地履行人大的职责。在我国，绝大多数人大代表乃至其常委会的普通成员都是在从事别的社会职业，不可能长时间地去投入人大的工作。现在的人代会就是每年开几天会，选几个人(有些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代表们都未必认识，不要说了解了)就没事了。在开会以外的时间，人大代表们还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为生计而奔波，怎会有更多的精力去监督政府，去为群众排忧解难呢?就人大代表这个职业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需要的是形成一个“职业共同体”，需要的是人大代表对职业的认同，这既有利于代表职业独立行使职权，也有利于代表自律。
最为重要的是，人大代表职业化将对人大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实在的影响，有助于人大真正行使最高权力，也有助于社会稳定。有了人大代表这个合法沟通渠道，所谓的越级上访，非法集会肯定会自然减少的。人民的建议，意见得到了传递，党和政府了解到了真正的民情民意。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真正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罢免权，监督权。这对于当前中国正处在的多事之秋就显得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县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作为目前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现实切入点，不但非常紧迫和必要，而且还将大有可为。问题是，如何根据县域政治的相关特性及改革目标来选择县级人大制度改革的方案，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县级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要想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制定出一套新的规则和实施办法，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的跟进。比如，在薪资待遇、社会保障、办公经费、工作条件等涉及人大代表切身利益的各个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这样一方面使他们在生活上不用为了生计奔波，可以致力于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工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民众排忧解难上，消除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在工作上能够提高办事的水平和效率，真正落实民意代表的职责，更好地为民众利益服务。
总之，县级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是基层政治发展的方向。当然，基层政治和公共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的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分步骤实行。由于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地党政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这种意义上，罗江县的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实践，正是在为中国的基层政治和公共治理寻找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体验中国商界酒文化
华尔街日报

袁莉

　　几个星期前，一位世交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开车去江苏徐州。他要去那儿拜访在加蓬和赤道几内亚做生意时结交的几个朋友。
　　对于一名商业记者来说，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遇到有志于在非洲发展的乡镇企业家。我马上就说好。
　　我彻底忽略了可能会发生被猛敬白酒的局面。喝酒曾经是中国商界会面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目。虽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快绝迹了，但在二三线城市，喝酒依然是商界利器。我长年生活在北京，很少涉足这类场合，因此这次徐州之行对我教益颇深。
　　我们下午5点30分左右入住徐州的宾馆。到了6点半，我们已经坐在一家看上去十分豪华的海鲜餐馆的包间里了。请客的是X先生，他在非洲做生意已经有十几年了，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退休没多久的政府官员和他手下的几位得意助手。
　　我被安排坐在那位退休官员旁边。由于X先生对酒精过敏，这位官员就负责招呼大家。每个人面前都摆着四个杯子，分别用来喝红酒、白酒、茶和果汁。喝白酒的杯子要小一些。
　　那位退休官员说，第一杯迎宾酒，所有人都得喝白的。白酒的酒精度很高，有西方人把它的味道比作煤油甚至涂料稀释剂。虽然我喜欢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啜饮红酒，但从来没学会品白酒。对我来说，白酒还是太烈了。
　　我提出以红酒代替白酒，但马上就被驳回了。我跟大伙儿一道起身碰杯，将一杯茅台一饮而尽。
　　然后那位官员转向了我。他说，你是来自远方的朋友，照徐州的规矩我得跟你喝两杯──喝了第一杯就表示我们认识了，喝了第二杯就表示我们是朋友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又喝了两杯茅台。
　　我还没来得及坐下喘口气，他又开口了：“还有第三杯，喝了这杯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在那之后我就完全不记得自己干了多少杯了，大家都开始跟我敬酒，也互相敬。不过还好我获准换成了红酒。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一一我要回敬，不然会被认为没礼貌。
　　和中国大多数的商务宴会一样，席间没人谈生意。不过那顿饭让我明白了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商场上的人一起吃饭要喝那么多白酒。桌上坐的大多是平素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子。白酒能让他们放松──而且很快。除此之外，喝多了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相互吐露一些秘密，而这又反过来增进了友情。
　　我们中的一些人那天后半夜又去一家高级夜总会唱卡拉OK，没准儿就是因为喝了白酒的缘故。
　　在夜总会，两排漂亮的年轻姑娘向我们致意。她们穿着打扮如同空姐，身穿俏丽的紫色迷你裙制服，旁边是排得整整齐齐的拉杆箱。她们是可以花钱雇的伴唱，帮客人们点歌、倒酒。
　　今年早些时候，据说是出自一位地方烟草局官员之手的一本日记流传甚广，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其原因不光是这名官员直白地写下了他与几个女下属的婚外情，还因为他频频提及喝得昏天黑地的饭局。在历时一年时间的日记中，有很多篇都提到“喝多了”。
　　在中国很多地方，商人要是不喝酒，问题可能就会很严重。X先生说起15年前的一次经历，当时一位合作伙伴说，要是X不干了他面前的白酒，生意就没得做。X先生不能喝，那单生意就黄了。
　　一家大商业银行的高管前几个月也跟我说，不会喝酒已经成了他跟同事们交往的障碍。在该银行的一次大规模聚会上，他独自坐在一张饭桌上(跟我在一起)，其他高管都在挨桌敬酒，他说，他们经常不记得我的存在。
　　X说，过去二十年里他很多次尝试学着喝酒，但还是不行。只要喝一点点酒，他就会全身发红发烫。但对于一些人来说，“酒精过敏”并不足以成为拒绝喝酒的理由。他们觉得他不喝酒就是看不起他们。X说，这是个无法弥补的缺陷。
　　所以，那些不能或者不愿喝酒的人想出了各种逃酒的花招。一位驻北京的美国政府官员跟我说，他在这类宴会上总是“不小心”把自己杯子里的酒洒出一大半。不过有几次他演得不太自然，让主人很不高兴，他自己也惹来了麻烦。有的人则采用把酒吐到餐巾上或茶杯里的小伎俩。
　　我去徐州之前没学学这类招数真是太失策了。不过我确实见识了白酒的威力。
　　那天晚上，轮到我唱歌时，我异常勇敢地站起来，唱了三首崔健的歌。我猜在场的男士们都喝高了，连骇极而逃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想那天我是过了中国商界的喝酒关，我豪爽的表现显然赢得了徐州这些企业家的“信任”。第二天他们又安排了两场酒... 我庆幸自己是干新闻的。

全国教育会议时隔11年再召开

林原 北京报道 2010-07-14

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7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性教育大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过去30年间只召开过三次。最近一次是在11年前的1999年6月。而这一次的会议将持续两天半，依照目前的计划，13日、14日两日，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15日将抽出半天时间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座谈会。

这次会议是在举国瞩目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即将启动的关键时点上召开的。会议将围绕着不久前刚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展开。

据悉，这份纲要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到2012年要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至4％。同时要求最终取消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据相关人士介绍，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国家还将在年内成立一个专门的教育改革推动机构来抓落实，“级别可能会是副总理级”。

这意味着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方案制定，“新教改”将全面拉开帷幕。

高校将取消行政化模式

7月13日开幕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与会者中包括中央相关部委负责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厅局长、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负责人以及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的相关人士。

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研究制定，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关涉中国教育未来二十年发展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最终的定稿也将在近期得以披露。

据参与过这份纲要制订的人士介绍，在纲要定稿中，一些关涉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原则性问题被再一次得到强调，比如提到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把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步伐等。

上述人士介绍说，另一个最为教育界人士关注的话题，即增加教育投入的议题，在纲要定稿中也进一步得以确认，即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12年这一比例要达到4％。

“不过，经过此前几次的审议与修改，一些公开征求意见稿中的内容还是有所修改。”相关人士表示。

比如，对于高校“去行政化”这个重要问题，此前的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表示，“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而经过征求意见和讨论后，对于这一问题，纲要定稿提出高校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修改，一是考虑到教育改革与国家正在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不可能单兵突进，需要考虑到整体的综合改革的进展。而后面拿掉‘逐步’两个字，则显示出决策层对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坚决态度。”相关人士解释说。

同样是在高等教育改革领域，定稿亦提出要在大学制度改革试点，研究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这样的表述，也被识者认为是破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难题的有益尝试。

年内成立高级别教改机构

有熟悉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历程的人士介绍，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性的节点上，起草和颁布一份改革文件，随即召开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凝聚共识、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这样的模式已经成为“固定动作”。

回顾此前的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都有着类似的轨迹。

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00多位代表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并研究贯彻执行的步骤和措施。

邓小平出席了会议的闭幕式，发表了一个13分钟的题为《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把中央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落到实处”。

是次会议结束之际，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波澜壮阔地铺展开来。

此后，1994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贯彻了一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而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则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6月召开。

在那次会议上，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出席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再次发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的号召。

以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坐标点，可清晰地勾勒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完整历程。

而2010年7月13日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敲定和即将颁布，显然表明新中国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启程在即。

有教育界人士称，在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下一步的重点将转移至地方试点的选择以及相应改革机构的建立上来。因此，在本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诉求，即把高层对于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设想向地方政府负责人贯彻。“只有地方积极投身教育改革，这个纲要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高考报名续跌：“烂”大学的末日来了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谭翊飞 朝格图 实习生 马晓莉 寇爱哲 发自武汉、黄冈、北京
2010-07-15 10:35:20


继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下降40万后，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74万，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山东也恐将面临招生规模大于报考人数的窘境。

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相关研究认为，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所谓过剩，当下更多集中在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些独立学院，这些院校，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过去十年高校大扩张中扩张出来的“劣质资源”。


大学的“电话营销”

生源充足时，只要有校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但现在，突然不一样了

作为一所本科院校，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招生老师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挨个问报考的学生们，你到底会不会来？虽然过程颇有讨价还价的意思，但现实确实如此。

这是一个新的政策，面对正在减少的生源和不断攀升的录取率，湖北省的部分高校近年招生时采取了电话确认的办法，“确认来读，我们才录取你，否则就把档案退回去。”

黄冈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学校，属于湖北省第二批本科录取的院校，为了确保生源，招生老师要挨个打四千多个电话给准录取的学生。

不过接通电话的学生并非个个都喜出望外，有些人是没听明白就挂掉电话。招生老师不得不再三拨打电话：“你不要激动，我们不是招生骗子，我们是黄冈师范学院……”

会有不少学生听闻之后开始犹豫，招生老师们不得不约好时间，再给考生打电话。如果这次对方明确答复不愿来，他们就会换一部录音电话打过去，把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

“我们会对放弃的考生进行电话录音，免得考生反悔了还说学校录取不公正。”黄冈师范学院招生与就业处处长杨凯说。

对于习惯了坐等的很多正规二批本科院校来说，生源下降的现实正让生源战陡然加剧，他们不得不将宣传战前移，直接和考生交流。几年前的好日子看起来已经是终结了——当初生源充足时，只要有校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但现在，“报到率”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有学校采取了诸如要求接到通知书后提前汇款缴纳床位预定费的办法，还有些院校以“早报到可以调剂专业”为由吸引学生尽早到学校报到。

不过，像黄冈师范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还不算是“艰难”，比他们录取批次更低的三本及高职院校，招生大战已经完全白热化。对独立学院来说，从兴起到今天的招生艰难，只不过是十来年的光景。

一名招生人员说，今年的招生，他们学校采取了院系“承包制”，每个或几个学院承包一个地区。在襄樊，激烈的竞争之下，两个学校的招生人员打了起来。

据湖北省内媒体报道，该省每年都有10%的录取新生没有出现在大学里。他们主要是被独立院校和高职高专录取的考生。一些省份还公布了录取却未报到的考生总数，甘肃省2009年的数据是有一万五千人，这一数字是2007年的3倍。

与低端学校抢生源、提高报到率不同的是，重点大学则是在抢优质生源——生源总数减少，优质生源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名牌、重点大学必须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各地的“掐尖战”甚至丝毫不亚于低端院校的生源战。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真正开始生源大战的是名牌大学，近几年名牌大学的各种培优班，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竞争日益激烈。

未来高考录取率100%？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山东高考录取人数将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基本相当

上述种种表现都跟一个现象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开始显现，并将在未来几年越来越重：高考生源下降。

转折点是2009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当年高考报名人数比上年减少了3.8%，约40万人。超过一半的省份高考报名人数在减少，一些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一成。而到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了74万——这次，在全国的版图上，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而此前几年，高考报名学生一直狂飙突进。

以教育大省湖北省为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下降2.7万人，而录取人数则增加1.41万，大学录取率达到65%。而且今年湖北省初中毕业生人数比去年骤减9.4万，这意味着3年之后高考人数将面临急剧下降。

湖北还算好的，在北京，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是8万，与去年相比下降了20％，湖南今年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了近10万之多，降幅也近两成。今年高考许多省份高考录取比率均超过80%，而全国大学录取人数仍然在持续增加。

但这并不代表到此为止，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山东省考生总量将从2008年的78万下降到50万左右。而山东2009年的招生计划是52万人，也就是说，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山东也恐将面临没有学生可招的窘境。

以至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山东高考录取人数将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基本相当。

如此背景下，今年以来，新现象陆续出现。比如来自北京和东部的高校挺进甘肃“抢生源”，而甘肃，就是去年高考报名人数没有下降的几个省份之一。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些名校比如南开大学，开始考虑在西部地区一些专业上的调整，增加金融和工商等热门专业。在教育研究者看来，这是握有招生自主权的发达地区的高校，因为本地生源的下降，开始有意识地将优势招生计划调整给西部。

在北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降低了超过10%的在京招生计划，但因为北京生源下降更快，在京的录取率却在提高；在上海，如复旦大学等部属重点院校，纷纷减少了在沪招生名额。复旦大学2009年，上海生源占34%，而今年低于了30%，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本市生源逐年减少。此前，因为本地生源偏高，复旦被戏称为“阿拉复旦”。

地区之间的生源壁垒开始松动，如教育部的难题——要求部属高校本地生源不高于30%的难题，可能就此迎刃而解——本地生源迅速下降，让这些高校不得不向外埠敞开大门。

另一些事关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的变化，也在过去两个生源下降的夏天，相继进入基础教育的视野。

基础教育阶段，北京中小学今年开始取消了户籍限制，“本地生源减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外地孩子才有空间。”北京的一位教育官员直言不讳。这个多年的难题，在北京生源下降的背景下也得以解决。上述情况也符合上海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周纪平在上海的观察。

供需关系、买卖市场，当用这样的框架来分析教育，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刘林相信，中国已经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拐点，“大浪已在前方，目力可及的范围内”。

只是因为适龄人口的减少？

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中的教育资源正在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而处于弱势的高中和高中的农村学生，则正面临被“挤出”高考的境地

对于高考的生源下降，几乎所有受访的教育官员都语气平静地对外界解释：因为适龄人口在减少。教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回复也很简单：每年高考报名人数的波动与高三毕业生人数呈正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分析说，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1980年代初到了生育年龄，这造就了上一波人口峰值。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政策收紧，人口自然下降，也就是现在正在参加高考的这批人。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眼下的人口变化已经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相关报告正在调研。

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按照杨东平等教育专家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一种或几种社会和制度因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许，几年来正发生变化”。

相关研究显示，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中的教育资源正在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而处于弱势的高中和高中的学生，则正面临被“挤出”高考的境地。

武汉市郊黄陂区的第五中学，校门隐身于小巷之中。校长陈东（化名）坐在操场边的板凳上，喃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三年，最多五年，这个学校也会被撤掉。”这所学校的学生中以家境不好或成绩差者居多，而全区初中毕业生明年要减少3000人。

当地的重点高中是第一中学，那里聚集了所有的好学生和教师，自然也成为教育资金侧重之地，高中招生仍在扩大。教育资源的急遽分化，在那个比较差的五中，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图景：每年都有六七十个学生弃考，另有一些高一高二学生中途直接去打工、当兵。

有一位学生上了三本线，向陈东咨询。他毫不犹豫地让她放弃，“毕业出来你能拿多少钱一个月，要多长时间才能还得起贷款？”对于这所中学的大多数学生来说，考上高职或三本院校是个比较实际的目标，但是这些学校却是学费最贵的，以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根本读不起，所以，有学生干脆直接放弃报名考试也就不足为怪。

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注：应届高中毕业生未报名参加高考）曾引发广泛讨论，教育学家发表了多种观点，但官方并未做出实证性区分。国家基础教育界元老、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顾明远非常希望能对弃考原因做一个详尽的调查，“这是一件大事”。

而全国综合教育类“核心期刊”《教学与管理》杂志上的一篇名为《高考报考人数回落现象的审视》的论文认为，在弃考生中，农村学生占较大比例。上述论文说：从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人，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畸高的大学学费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上述论文认为，与此同时，“落后的教育教学条件，使得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步履维艰，在大学招考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和重视综合素质的条件下，农村学生显然是处于劣势的。这使农村孩子一方面离重点大学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则在上学与就业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上述论文说，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什么高校将被抛弃

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高校十年大跃进后成倍翻番的招生规模，一方面是之前慢慢传导现在突然表现出来的高考生源迅速减少。那么，高校真的正在面临过剩危机吗？

而就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情况看，对于录取批次靠前的高校，还未到生源危机的程度，而对于录取批次较低的高校，生源压力越来越明显，有些学校甚至面临破产的危机。

所谓过剩，当下更多地集中在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些独立学院，这些院校，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过去十年高校大扩张中扩张出来的“劣质资源”——如今，当生源下降的时候，一些人才发现自己在裸泳。

此前，诞生在高校大扩招背景下的独立学院曾被誉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典范，2003年是独立学院发展的转折之年，教育部出台8号令，正式承认独立学院的办学形式。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25日，全国独立学院数量达到了322所。

然而，外界对它的批评从未停止。与公办大学不同，独立学院有更强烈的逐利冲动，生源是维系其生存的命脉；与纯民办大学的差别在于，独立学院又打着公办大学的旗帜招生，但双方在办学方式和理念上往往又不一致。

西安一所独立学院的院长讲述了这一行业的办学之道，“核心是营销”。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招来学生，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没有一个规模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位院长计算的维持运营的最低规模是7000人。生源就是核心，没有一定规模的学生就意味着投资不能回收，学校不能运转。

而当时，大多数匆匆创办的独立学院根本没有完备的师资力量，教师的年龄呈现“两头多”的情形：一头是退休的教师，另一头是兼职带课的博士、硕士。

但在高校大扩张的背景下，对急需资金的独立学院来说，面对充足的生源，动用各种手段招到更多的学生，远比提高教学质量来得更直接，也更急迫。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虽然从来没有说过独立学院自主招生，但是实际上却相当自主。”独立学院的民办投资人往往与中介保持良好的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像兄弟一样，平起平坐”。

那时全国各地招生领域的乱象丛生，如当年轰动武汉的“8·28”特大招生诈骗案，一位招生中介参与其中。他向华中师范大学影视工程学院招生处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批发100个录取通知书，一天内售罄，因为当时市场价是2.8万，他只卖2.1万。第二天他提着现金补满了100万，并想再批发一些，对方告诉他可以再给他800个，他吓一跳，嘀咕了一下：你华师招这么多人，有没有这么多教室？

后来，他才发现，市场上这种通知书已经几乎是“无限供给”，他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价格降得更低，他和招生人员讨价还价后，每份价格降低了3000元。

在那段生源充沛的年月，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超过了教育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学生毕业时才发现骗局，于是砸教室表达不满，教育部门为了平息事件，开始追认这些计划外生源的学位和学历。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引发了主管部门的整顿，2008年2月，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发布后，独立学院进入了严肃整顿时期，教育部在今年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开始对某些独立学院“亮起了红牌”——暂停招生。

此时，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由于各地表现并不一致，变化大多呈现于局部，因此一些声音属于预测性的，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就悲观地预测说，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破产将不会遥远。如果不能提高办学质量，只看短期投资回报，“红牌罚下，是他们（独立学院）的必然命运。”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说。

事实上，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风向和压力已经波及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二本院校、湖南吉首大学招生办老师廖金香承认，二本院校“还没到吃不饱的程度”，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心。二本之间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吉首大学的新做法是：跻身湖南省教育博览会，并史上第一次在湖南省教育电视台宣传自身。

高校面临的压力，在许多教育学家看来，是利好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为之兴奋，“这对中国教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以往拒绝教育改革的理由是投入不足，卖方市场，而今不同了。”

那个契机是怎样在高等教育的现有格局中展开，而今仍不明朗。不过，它总会在生源持续下降的未来几年里的某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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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创新网


您本科学的不是法学专业，请问您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在法学学术研究中，您为什么选择了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而不是相对实用和较热的经济法学、民商法学等学科？
宋华琳：“当时只道是寻常”。说来我学习法学，其实也是非常偶然的事情。至今我都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合格的法学研究者和法学教师。因为自己的法学学习经历是不完整的，或说有缺陷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自己至今得以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去不断学习，尽可能弥补自己知识结构上的一些不足。

我是高中学理科，1993年进入位于六朝古都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就读于英语药学专业。我们这个班31位同学中，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0人，获得硕士学位的有16人。在这样的氛围里，自己也努力地去进行药学知识的学习，但后来发现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差，因此在药学这门对实验技能要求很高的学问中，感觉注定很难有太大成绩。恰好大三上学期的时候胡廷熹教授为我们开设了药学英语的课程，了解到胡廷熹教授、邵蓉教授等开设了药事法规的硕士研究方向，也因此激荡起了自己的研究兴趣。

由于在当时，系统对药品法进行讲授、研究的学术资料非常少，因此从1995年大学三年级开始，自己开始在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通读了建国后直至1997年的几乎所有药学刊物、医药报纸上关于国内外药品法制、药品监管的论文、新闻报道、人物访谈，作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在本科毕业之后，承蒙导师邵蓉教授的厚爱和关照，我被录取为药事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成为她名下的第一名硕士生。

在1997年至2000年攻读硕士期间，我深感当时国内对药品法的研究还是停留在表浅层次，在这个阶段我逐步意识到要对药品法做更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夯实法学的功底，特别是行政法学的功底。为此，在一种近乎茫然的状态下，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借助办理的南京图书馆的借阅证以及《江苏省高校通用阅览证》，通读了当时能够看到的国内几乎所有公法学著作，通读或浏览了从文革结束后至2000年间所有学术刊物上刊载的行政法学、宪法学论文。就是在这时，我对宪法学和行政法学专业逐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产生了将来若能以此为业乃是人生幸事的梦想。

2000年5月我完成了22万字的书稿《药事行政法研究导论》，今天看来那些文字都是十分粗糙，至今不敢示人，但却是当时倾注心血的作品。同时以《中国药事组织法研究初探》的硕士论文，通过了由杨海坤教授任主席，张千帆教授任答辩委员的硕士答辩。

硕士毕业后，我没能继续求学，而是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在上海这段硕士后和博士前的日子，是我人生中非常怀念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有幸结识当时任教于华东政法学院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朱芒教授，并有幸于数年间旁听数轮朱老师在华政开设的“比较行政法”研究生课程，让自己得以细读经典，夯实基础。

2003年2月，我有幸考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师从胡建淼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2006年1月我以《行政法视野中的技术标准》为题，通过了由姜明安教授主持的博士答辩，在2006年5月我来到南开大学法学院任教，之后逐步实现了从学生向教师的转变。

这是自己对求学背景的一些交代，从中可以看出，我的法学学习和研究是不扎实、不完整的，这是自己人生的缺憾。选择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研究，一是自己能力所限，所谓路径依赖。二则对此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三则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公法学者生活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最有可能做出推进理论发展推动，制度建设的贡献。

在您的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宋华琳：影响到我的学者和论文很多。学术研究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到“转益多师是吾师”。在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王名扬教授的《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三部曲为自己打开了接触外国行政法和比较行政法的窗口；日本学者盐野宏的《行政法》中文译本，让自己感受到如何进行缜密、细致，以法解释学作用为中心，并关注现实的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暑假在国家图书馆外文阅览室读到的美国《行政法学评论》（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和《食品和药品法杂志》（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让自己能较早体会到应选择怎样的主题做研究，什么才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从朱芒教授的著作《功能视角中的行政法》和论文《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中，感受到如何在法解释学的坚实框架下，从功能视角去探究转型中国的制度脉络与概念学说；周汉华教授的著作《现实主义法律运动与中国法制改革》和他在政府规制领域取得的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更是自己在规制研究领域的标尺和榜样；而余晖教授于1997年在《管理世界》发表的《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障碍的分析》（上）（下）的长文，则将自己引入政府规制这一激荡人心的研究领域。他们的其人其文，都对自己影响良多。

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宋华琳：我近年研究的着力点是在行政法学和政府规制理论的结合部，我较早和朱新力教授合作了《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一文，我还翻译了美国最高法院布雷耶大法官的著作《规制及其改革》、《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围绕规制改革、风险规制、许可与规制、标准与规制、规制和侵权等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目前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是研究药品安全规制，自己还就药品规制发表过一系列论文、译文、随笔和访谈，也介入到某些具体制度建设的过程之中；去年还接受卫生部的委托，对医疗服务规制的国际经验和规制框架进行了整理。此外，还曾就水务、广播、互联网、航线规制零散发表过一些论文。

总的说来，行政法学传统上更关注事后救济，这当然是非常重要仍需加强研究的课题。在坚持行政法解释学的框架下，通过引入政府规制理论，可以使行政法学亦去关注政策设计和政治考量的问题。同时政府规制理论更提倡具体领域具体个案的研究，通过将政府规制理论与部门行政法实际问题研究相结合，可以有助于我们去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从而逐步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政府规制逐渐成为行政法学界关注的一个亮点，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都逐渐在投入到这个富有魅力，富有实际意义的研究领域中来。但亦要防止将规制研究庸俗化、泛化的危险，公法学者进行规制研究要求研究者有法学的思维脉络，同时更为开放的汲取跨学科知识，而且要能深入到部门行政的实践，通过文献阅读、实地调研、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而不是照搬一些规制的名词，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新八股。

您如何评价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您认为最能代表您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是什么？

宋华琳：我自己是发表了一些论文，但坦率的说很少有满意的作品。已有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行政法学说史、英美行政法、风险行政法、技术标准行政法、药品行政法、行政复议、信息公开等。我内心总是向往一些偏“硬”的行政法传统问题的梳理和研究，但实际上发表的大多却是偏“软”的行政法新领域、新问题的研究。

我在《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发表的《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研究》，考察了技术标准在行政审判、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中的作用，或许代表了自己从行政法学“内部视角”进行研究的论述。而在《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发表的《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的论文，或许算是自己规制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品。但这两篇文章写的也不够细致，希望以后自己能结合更具体的个案，进行更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您本科学的不是法学，博士学习的是宪法与行政法学，您能否结合您本科所学的专业对您学术研究的影响谈谈您的研究进路和研究风格的形成过程？

宋华琳：我本科是中国药科大学英语药学专业，这个专业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我们这个专业当时所有的专业课都是由有海外背景的老师，用英文教材授课考试。而且中国药科大学还有一门课名叫《药学文献检索》，教给学生如何去从一个药物的分子式找到相应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找到相应的合成路线和药理、毒理数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后来进行法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时，就朴素地树立了一个信念，一定要善于查找学术文献，尽量穷尽学术文献，同时要尽可能阅读外文文献。从这些年的体会看，文献搜集和阅读一定要做到“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要尽可能地阅读外文文献，掌握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动态和研究进展，作学术研究如果没有“世界的眼光”，那么很多闭门的思考往往会变成徒劳的无用功。

此外，药品领域是受政府规制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正是这样的学术背景让自己深切感到研究政府规制的意义，关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关注规制者和被规制者的相互作用。同时由于曾研习过这样一些皮毛的化学、生物学、药学知识，使得自己会选择风险规制、技术标准、药品规制、医疗监管这样一些主题进行学术研究，自己总的说还是关注高风险、高技术领域的行政法问题，因为在中国今天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产品质量、矿山安全出现那么多问题，而公法学人对这块的研究又实在是太少。因此自己有志于在这科学技术、行政法学和公共政策交织的三重门，进行相对持久、深入的关注和研究。

您的博士阶段就读于浙江大学法学院，在您读书的前后几届毕业生中，产生了一批学术研究比较规范、学术成果引人注目的青年学者，您能否谈谈浙江大学法学院当时的教学和研究情况，特别是哪些因素对学生的学术有着关键的影响？

宋华琳：在浙江大学法学院求学的三年时光，是自己人生最为美好的一段记忆。近年来浙江大学法学院培养的一批青年学者，逐渐受到公法学界乃至法学界的关注。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浙江大学胡建淼教授、林来梵教授、孙笑侠教授、章剑生教授、朱新力教授、李龙教授等在公法理论方面的深厚素养，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对前沿研究的鼓励和宽容，都使得求学者受益良多；第二，老师们也非常重视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老师们不仅辛勤授课，对学生的日常培养、中期考核、开题报告都予以严格要求，同时还经常在西湖畔和学生品茗论学，而且在《公法研究》连续出版物的创办、中国公法网的维护、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承办、知名学者讲学等活动中，都给予了研究生以大量参与的机会；第三，在浙江大学公法点的同学中，逐步形成了学术文献共享、阅读外文文献、注重文献梳理、关注现实问题、注重理论贡献的踏实学风和研讨氛围，而同学之间的相互砥砺和日常交流，成为近年来浙大法学院批量生成青年公法学者的重要因素。

在浙大学习的三年间自己先后组织过几个读书小组，特别是曾组成的“外国行政法读译会”，更为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和生活增加了一段快乐时光，凝结成一段难忘的记忆。请允许我列出他（她）们中的一些名字，他（她）们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翟国强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苏苗罕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郑磊博士后，南京大学法学院胡敏洁副教授、熊静波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李学尧副教授、蒋红珍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张卓明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凌维慈博士、同济大学法学院徐钢博士、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傅蔚冈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刘连泰教授、郭春镇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冯建鹏博士、浙江大学法学院陈林林副教授、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余军副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郑春燕博士、骆梅英博士，浙江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沈军博士、唐明良博士，重庆邮电学院法律系韩兵副教授，名单还有很长……

对于学术研究，问题意识至为重要。您能否谈谈您确定研究问题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宋华琳：我觉得对目前中国的法学研究而言，可以研究的问题可谓是相当之多。一方面，可以去选择最为基础的理论性问题，就行政法领域而言，例如行政裁量、行政法的法源、行政立法、行政行为理论等最为基础的课题，都亟待继续深入研究。可以通过学术文献的爬梳，经典文献的阅读，来找到这样的理论课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去关注当下中国的具体实践，四万亿投资的投放，甲型流感的防治，建筑安全事故的频发，城市贫困现象的出现，其间都有大量可研究的学术论题。所以如果一篇论文，一项研究能或对理论有所推进，或对现实有所裨益，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您如何看待学术的理论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能否结合您从事的行政规制的研究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宋华琳：学者可以做也应该做书斋里的学问，读书写字是研究者的本分。但在转型时代做中国的公法研究，如果只是困守书斋做纯理论的演绎，恐怕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不同，这决定了即令把国外的公法理论吃透，亦不一定能准确的描述、解释和回应中国的问题。所以应该关注真实世界中的行政法，自然科学有自己的实验室，而对于公法研究者而言，现实生活和法治实践就是我们最好的实验室。

自己近年来也在某些媒体报刊发表一些评论或短文，也参与了某些药品监管法规和政策的起草或讨论过程，最近也还在作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为此我也很愿意花一些时间去和行政机关的官员，乃至作为被监管方的业界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样才能做能切合实际的研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行政法学所讨论的裁量、咨询委员会、信息公开、商业秘密保护，也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和理解。

总的说来，转型时期公法学人应有自己的担当，公法学人适度参与实践，把握好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坚持学人的良知和操守，将对实践有所裨益，同时也能为学术研究增加丰富的素材和感性的认识。

您的学术理想是什么？为了实现学术理想，您可能要抵制很多的诱惑，为此又要克服现实生活的实际困难，您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

宋华琳：不敢奢谈学术理想。我比较欣赏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的一段话“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从研究的角度，可能还是希望继续探索如何将部门行政法的实际、政府规制原理和行政法学总论相结合，并对社会性规制特别是药品安全规制进行更深入研究，从更长远看，希望能对行政许可、行政法的法源等问题有所研究。

我不是一个对物质要求很高的人，求学这么多年，也都还算快乐。总的说来，好的学术研究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为此要特别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不然的话，我很难想象坚持到现在。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学者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甚至很多在国外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陆续回国。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必然要借鉴西方的法学资源，同时又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您如何认识西方的法学资源与中国传统和中国实际的关系？您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吗？

宋华琳：秦晖曾云“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其实这也可用以审视西方法学资源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作为法治后发国家的中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作为研究者而言，要学习中国和外国的“同”；但同时又要关注在中国特定背景下，中国和外国的“异”，关注中国的真问题。为此需要在借鉴外国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作出“创造性转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有机会，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您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宋华琳：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宋华琳：中国法学教育中有很多时候是在讲授“屠龙术”，没能真正让学生养成法律思维，使得很多法科学生不了解中国具体的法律制度，也缺乏对案例和事件的分析能力。为此应探讨法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改革，逐步提高学生以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分析具体法律案例和事件的能力。

作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您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您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学术沙龙或交流圈？

您觉得您工作的城市对您参与学术交流有影响吗？

在与同辈学人的学术交流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想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宋华琳：“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个人觉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安静的读书学习中，但必要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我每年会参加行政法年会，此外会参加一些小型的学术会议、学术沙龙以及由实际部门举办的研讨会。在自己从事的比较行政法和政府规制领域，有相对稳定的学术交流圈。同时自己也结识了为数不多但非常优秀的规制经济学、公共管理、医药卫生政策研究学者，有时候这种跨学科的交流，也给予自己很大的冲击和启发。

人处在天津，有时候可以更为安静的读书写作。由于距离北京较近，近年相对较多地参加一些在北京组织的学术活动，如北大、清华、社科院、人大、法大以及卫生部、国家药监局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交通快捷，交流起来也还是很便利的。

在同辈学人中，学兄何海波副教授在比较行政法、行政法学说史等领域取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学兄李洪雷副教授在行政法原则、行政法解释、比较行政法、政府规制等领域的研究，都令我受益良多。此外从学兄（姐）或学友毕洪海、董炯、高秦伟、胡颖廉、刘鹏、梁凤云、吕艳滨、马英娟、沈岿、王贵松、王天华、肖泽晟、于立深、张卿、张翔、张兴祥、章志远、周江洪、朱应平等处，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很多。他们或为我在研究中所碰到的疑难之处答疑解惑，或无私的分享学术火花和学术信息，或在交流中碰撞出新视角、新问题、新思路、新结论。这些都让人受益良多。

学术总的说来是一条寂寞但不一定成功的道路，因此要对自己的性格和能力进行全面的权衡，慎重选择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首先应阅读经典的著作和论文，形成自己的知识谱系，对所研究学科的概貌和基本问题大致上都有深入理解；第二，要处理好学习和思考的关系，多读书，多笔记，多思考；第三要多读一手外文文献，了解国际前沿学术动态；第四，要关注中国现实，通过实证性的调研访谈，通过对年鉴、公报、报刊、网络资料的阅读和整理，把握中国问题的要点；第五，要选择一个值得研究，适于自己的学术方向或学术课题，持之以恒的研究下去。

您对中国法学创新讲坛和中国法学创新网的发展有何建议？

宋华琳：中国法学创新网和中国法学创新讲坛都是非常富有特色和创意的举措，希望能真正关注富有创新性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可以是对前沿领域的开拓性研究，也可以是对传统领域的精耕细作。希望中国法学创新网和中国法学创新讲坛可以成为真正推动法学创新的引擎，减少法学创新中的泡沫，减少“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或“天马行空”式的创新，从而推动中国法学的真正创新。

虚拟访谈：“我并不担心有人会揭发我造假”
作者:郭力
2010-07-15 南方周末

■虚拟访谈

章鱼帝保罗很忙，几百家媒体要采访他，以至于它要专门雇用一家公关公司来应付。可是无论记者问什么，公关公司永远只有两句话，要么“保罗很累了，需要多休息”，要么“无可奉告”。

保罗最终还是跟本报记者手舞足蹈地聊了20分钟。他其实很淡定，手舞足蹈是因为他说话本报记者听不懂。当然他手舞足蹈本报记者也看不懂，所以它的回答都是本报记者猜的。

南方周末：见到活着的您真高兴。有人说，在预测下届世界杯冠军时，您面前出现了中国国旗，于是您自杀了。

保罗：谣言止于智者。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有目共睹。而且你们地大物博，又特别喜欢吃烤鱿鱼，我爱这个国家！

南方周末：说到世界杯，您能预测一下中国足球的前景吗？

保罗：下一个问题，谢谢。

南方周末：好吧，很多中国人都托我问问您，中国的股市半年内能翻回3000点吗？

保罗：下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那中国的房价……？

保罗：好吧，既然你坚持。或许我说涨是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吧！不过，据我所知，房价应当是遵循市场规律的，供不应求就涨价，供过于求就跌，为什么你会想我猜房价呢？

南方周末：作为神，保罗，您会有很大压力吗？

保罗：这个神，不是我自己想当的，是全世界球迷选我当的。我不能辜负全世界球迷的期望，对不对？至于压力也不会，毕竟我鱼到晚年，无所谓了。而且我从来没有骗过人，我并不担心会有人来揭发我造假。

南方周末：您最喜欢的颜色是？很多您的粉丝都想知道。

保罗：很多人都说我是喜欢红色才选择了西班牙，还说因为虾都是红色的，那岂不是说谁管饭我就跟谁走？你们以为全世界吃的虾都是红色的，其实你见过煮熟的红壳虾在海里游吗？我吃的虾都是青壳的。

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颜色，还是大海的深蓝，那是自由的颜色。

南方周末：听上去您经常做哲学的思考。

保罗：是啊，你们国家的一个什么子说过嘛，“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我一不输出恐怖主义，二不输出意识形态，为什么总有些外国人想要煮了我呢？

南方周末：请您给我们预测，2012年人类会毁灭吗？

保罗：前些日子似乎有一个什么总统也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反问他，如果会毁灭，他能不能也带我上那个诺亚方舟，他说“一定啊”，因为还要我帮他预测他能不能连任下届总统。我说，你的老百姓都死光啦，你还想着选总统？他就没话说了。我也是替你们着急啊，太简单！太天真！

南方周末：能跟我们讲讲您的感情生活吗？大家都总是看到您一个人在镜头前。

保罗：可是你们那么多狗仔，24小时直播我的一举一动，当明星容易吗？当神就没有隐私了吗？你们还不停地拍我的裸照…… 借这个机会我要告诫一些媒体，新闻自由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

南方周末：有人托我问您，如果把您煮了，是清蒸好，还是红烧好？

保罗：你是哪家媒体的？

南方周末：其实您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谈谈您的感想吧？

保罗：先感谢我的祖国大不列颠，她的海水养育了我，我永远是祖国人民的章鱼。另外要感谢父母！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的生命。

南方周末：据说，还有新加坡的鹦鹉、非洲的猩猩等等动物，都在预测世界杯，但是只有您100%猜对了。对那些您昔日的竞争对手，您想说些什么？

保罗：我老了，但是他们还年轻，还有很多可以猜嘛：下一轮经济危机什么时候来，气温明年升几度，LadyGaGa什么时候结婚，博尔特能突破百米5秒吗，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你们人类，不是吗？我们什么时候能登上彩虹？什么时候能摒弃战火？为什么你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却被强拆？这个世界会好吗？

那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南方周末：我太荣幸了！

保罗：我就想问问你，你们中国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股市就是楼市？你们还能想点儿别的吗？

南方周末：……

（本文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

不要快，要稳
紫静

　　今天下午碰到写《哈佛经济学笔记》的陈晋，说到一个故事。



　　说DDT当年是消灭蚊虫的，减少传播致命的疟疾。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寂静的春天》，说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因为环境恶化不见了，罪魁祸首之一是DDT，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DDT，但与此同时，2000万儿童死于疟疾。



　　“有人指责她杀的人比斯大林还多”。



　　这故事是陈晋在哈佛的课堂上，听经济学家普利其特说的。

　　他的意思是“很多时候，好的用心未必直接带来好的结果”。



　　二

　　这个故事让我意外，因为做新闻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被认为是本世纪一百篇最佳新闻作品之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引发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环境运动。我国停用DDT，也可以说源头来自这儿。

　　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把Rachel Carson的照片和那些总统，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

　　他说“她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三

　　我得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儿。

　　DDT是二战的时候开始用的，当时占领意大利的盟军出现了疫情：高烧，皮肤红疹，每天都有几十名士兵受到感染。

　　斑疹伤寒由虱子传播，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人们想到了一种问世不久的化学合成杀虫剂。盟军在士兵身上实验了一下，士兵没事，虱子死了。

　　三个星期后斑疹伤寒完全控制住了。

　　这种杀虫剂的发现者米勒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颁奖辞中说：“……出人意料地、戏剧性地突发转机，DDT成为力挽狂澜的角色。”

　　1965年，美国科学院发表研究报告说，DDT使用20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拯救了5亿人的生命。



　　四

　　1958年，Rachel的朋友写信告诉她，飞机喷洒的DDT毒死了他们家附近的鸟。她开始关注化学杀虫剂的污染问题，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在书中她描绘了一个使用DDT等合成杀虫剂造成的可怕世界：没有鸟儿歌唱，河流中漂着死鱼。

　　她的书极为畅销，力量之一来自于她的写作非常优美。

　　60年代末期，美国正好连续发生由人工化学品引发的环境危机，美国民众对政府和化工厂的信任程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人们对美国政府提起公诉。

　　美国政府着手进行调查，并于1932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滴滴涕的使用，此后多国如此。



　　五

　　在网上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争议，基本上把反对她的声音列为“化学工业的狂嚎”,在道德上先一砖拍死了。.

　　1962年的时候，有位叫鲍尔德温的科学家为著名的《科学》杂志写过一篇《寂静的春天》书评，批评这本书过分渲染了化工产品对大自然的负面影响。“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人就开始了对大自然平衡的破坏。”

　　他“《寂静的春天》不是对杀虫剂的利弊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科学考察，更像是一次充满激情的呼吁书。”

　　鲍尔德温还认为，DDT的害处是很轻微的，必须平衡地看待优劣，不能只盯着DDT的缺点。“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无害的化学药品，但却存在着无害的使用方法。”

　　但他的声音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利益集团的打手”。



　　六

　　但是我对“死亡两千万儿童”这种话心存疑问，继续查。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也在缺少美国资金资助和环保组织的压力下停止使用DDT。结果南非仅一个省的疟疾患者数量便从8000人迅速上升至4.2万人，死亡340人。与之相邻的一个省经历了一次疟疾大爆发，至少造成了10万人死亡。

　　2000年7月，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药物学分册发表了一篇由英美两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呼吁在发展中国家重新使用DDT。文章说，目前全世界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

　　作者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



　　七

　　《寂静的春天》的支持者迅速做出反击。他们指出，书中并没有否认滴滴涕的杀虫功效，她只是警告人类，昆虫很容易产生抗药性。事实上，很多非洲国家并没禁用DDT，但热带蚊子繁殖速度快，再加上滥用，使得疟疾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DDT的支持者们也同意，DDT的使用方法必须改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农田里大规模喷洒，而应该限制在居民的房间里。每平方米的墙壁只需2克，每年喷涂1～2次即可。即使有少量DDT逃逸出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只相当于从前的0.04%。

　　论文认为，对于已经产生抗药性的蚊子，DDT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它对这些蚊子仍然具有很强的排斥作用，依然可以防止蚊虫叮咬。

　　八

　　环保组织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改变了思路，承认滴滴涕防止疟疾传染十分有效，但强调它对人体的危害，包括可能致癌，或者导致内分泌紊乱等等。

　　但非洲要面对的是每年几十万新的疟疾病人，和非常糟糕的医疗与基础设施，任何一种方法，必须既廉价又方便，才可能有效果。

　　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滴滴涕，结果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到50%以下。

　　2006年9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公开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防止疟疾流行，但使用过程要遵循一定程序。

　　九

　　看完这个DDT的事儿，想起这两天作节目，谈收入分配改革，各个派别的专家都吵，从基本概念吵到解决方法，吵多了确实容易看的人晕。

　　情况一复杂，就有人容易不耐烦，手一挥“快刀斩乱麻，我们就是要劫富济贫”，或者干脆说“不改了，让它去”。

　　科学与现实都很复杂，急着下结论，偏执任何一端，虚美或者饰恶，都会付出代价。想起陈威拍雪灾那期节目时有个段落，十几万人滞留车站多日，忽然有一天说可以走了。拉起警戒线，分成很细的人流通行。

　　人太多了，小兵扯着嗓子喊“快走，快走”，大家哗一声往前涌。边上有位长官急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走稳”。

好助理如何成就老板


“这就好像是一场办公室婚姻。”在谈到从1988年起就一直给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当高级助理的经历时，53岁的罗塞娜?博得斯基(Rosanne Badowski)这样说道。

韦尔奇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这种关系比婚姻更和谐。”


Joel Holland
一个老板和一个高级助理（或者说是“行政人员”、“秘书”，根据不同地域和不同年龄段的叫法不同）之间能形成如此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情况越来越罕见。公司管理者跳槽的次数更频繁，而他们的助理有些会跟着走，很多则不会抛下一切追随原来的老板。成本削减和技术进步意味着配备助理的中层管理者越来越少，助理跟老板一起往上走的几率也因此降低。比如在曼哈顿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五个律师可能共用一个助理；而在一些IT公司，配备助理被视为一种落伍的行为。

“助理会让你失去很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网络广播企业潘多拉公司(Pandora)的创始人蒂姆?韦斯特格伦(Tim Westergren)说。因此，他根本不用任何助理。

但与此同时，过去几年来对高素质助理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股东和客户要求与企业高管有更多的接触。精通电脑和IT手段的助理日益成为被挖角的对象。“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下，人们用参谋这个词来形容助理所扮演的角色。”旧金山一家猎头公司Ruby Peak Recruiting的老板戴维?高德曼(David Goldman)说。这家公司专门为IT和风险投资行业的高管寻找合适的助理。

猎头公司表示，助理能够“长期追随老板”已经成为市场特别需要的一种特质。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多年在位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施瓦茨(Jonathan Schwartz)与他的“行政助理”共事了10年，直到公司被甲骨文(Oracle)收购，施瓦茨辞职，这段关系才告一段落。花旗银行(Citigroup Inc.) 董事长理查德?帕森斯(Richard Parsons)跟他的助理合作长达22年之久。前贝尔斯登(Bear Stearns)董事长阿兰?格林伯格(Alan 'Ace' Greenberg)有过三个秘书，在任时间从10年到25年不等。2010年春天，简?沃赫基(Jan Verhage)从华盛顿特区迁往纽约担任美国女童子军(Girl Scouts of the USA)首席运营官时，她在原先公司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坐下来跟共事16年的助理长谈一次。“那是一段动人心弦的谈话。” 沃赫基说道。

“经理和助理如果能彼此产生默契和信任，助理就不再是一个帮你料理杂事的人，而是一个为你本人和你的事业着想的合作伙伴。”36岁的弗萝尔?德里昂(Flor De Leon)说。她为一个IT行业的高管当了10年的助理。

高管的助理对公司经营的核心情况有所了解。她（经常是“她”，但也可能是“他”）就算不直接听老板打电话，可能也会听老板的语音信箱，还清楚其电子邮件往来和私人信息。有些公司的助理是要签保密协议的，另一些公司的助理则主要靠职业道德来自我约束。

道恩?詹姆斯(Dawn James) 给BEA系统有限公司(BEA Systems)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庄思浩(Alfred Chuang)当了7年助理，直到2008年这家硅谷企业被甲骨文收购。“每天都有500万人关注我们，必须学会怎么去过滤和筛选。”詹姆斯女士说，“我就是一块能吸收多余水份的海绵。”

很多高管的助理说，这么多年来她们在为老板牵线搭桥的过程中，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彼此熟悉起来。她们利用这个网络互通有无，在极为紧张的时间内决定在哪儿召开董事会，在上海订到大型豪华轿车接送服务，或者互相诉苦，聊聊老板总是拿她们撒气这件事情。

1988年的时候，博得斯基正在给通用电气的一位资深副总裁当助理，并打算应聘公司内部的销售岗位。这时，人力资源部建议她给手下有35万员工的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当助理。自此，她为韦尔奇工作了13年。2001年，韦尔奇从公司退休，搬到波士顿，重新组建家庭，而博得斯基一直跟随着他，即使她以前从未在康涅狄格州以外的任何地方居住过。一年前，韦尔奇又搬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花园(Palm Beach Gardens)居住，博得斯基也跟着搬过去了。

博得斯基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她知道韦尔奇并不认可，有时候，她甚至会违抗韦尔奇的指令。“我不会因为要服从命令，就去干一些没效率的事情。” 博得斯基说，“这是为他好。”

2010年，韦尔奇通过钱斯勒大学(Chancellor University)创办了杰克?韦尔奇管理学院(Jack Welch Management Institute)，推出MBA网络课程，并让博得斯基登记入学，成为第一届学员，让她从学生的角度来评估教学质量。博得斯基没有向教授隐瞒她是韦尔奇助理的事实，但也没有四处宣扬。

“她对于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的看法，我都会尊重。” 韦尔奇说，“我就喜欢她的直率。作为一个管理者，能听到属下对你讲实话是很难得的。”

高级助理的收入水平不错。当高管跳槽或升职时，助理的薪酬也往往作为高管薪酬谈判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2010年至今，Ruby Peak公司在旧金山湾区(Bay Area)挖到的高级助理平均起薪为7.2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奖金、分红和401(k)退休计划。高德曼说，给“大人物”当助理，基本工资可能高达10万美元。

在电影、戏剧和电视剧中，秘书经常被刻划成一个喜欢勾引已婚老板的角色。虽然有些秘书跟老板存在暧昧关系的事情确实存在，但顶级公司高管的助理说，与老板的家人建立信任感，经常保持沟通，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得跟老板的妻子通力合作，”行政助理梅兰妮?德莱内(Melanie Delaney)说，“要是明明没有学校演出，你却安排老板去看，那就不妙了。”

十年来，她一直是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施瓦茨的“行政助理”。38岁的德莱内让施瓦茨得以更好地安排生活：她帮施瓦茨腾出一些时间，每周去健身房锻炼几次。施瓦茨的太太经常把孩子们的动向告诉德莱内，后者则尽量安排好时间，让施瓦茨多去参加孩子们的活动。德莱内还关心施瓦茨的身体状况，确保他能定时吃东西，饮食结构合理健康。“如果医生说让他少吃碳水化合物，我就不会让这类食品出现。”她说，“我就像关心自己的男人那样关心他的饮食。”

2010年1月，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被甲骨文收购后，德莱内和施瓦茨双双辞职。现在，德莱内在给一家制药企业的总裁当助理，施瓦茨则在决定下一步的去向。

“德莱内不但了解公司的重大事项，也清楚我每一件工作的轻重缓急。” 施瓦茨说，“我工作上能取得好成绩，她功不可没。她是我与客户、股东、媒体、员工和家人沟通的媒介，她是这所有一切的交汇点。” 施瓦茨离开公司时，认为自己暂时不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因此不得不让德莱内另谋他就。

在没有助理的头一天，施瓦茨在三个地方订了午餐。他说：“结果这三个地方我一个都没去成。”

Katherine Rosman

新教改“鸣枪”

林原 北京报道 2010-07-17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21cbh.com/HTML/2010-7-19/5NMDAwMDE4NzM5Nw.html

核心提示：虽然与医改有几套方案同台PK不同，教改由教育部主岛，只此一家。但是，携医改公共讨论之遗韵，教改各方利益主体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展开了场博弈。
7月14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据本报记者获悉，在该会议召开前的5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定稿已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向地方下发。

新教改已经鸣枪。

从2008年8月2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审议《规划纲要》制定工作方案算起，新教改从起草到实施历时近3年时间。本报记者全程亲历了规划形成的整个过程。

虽然与医改——有几套方案同台PK——不同，教改由教育部主导就此一家；但是，携医改公共讨论之遗韵，教改各方利益主体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展开了一场或明或暗的博弈和争夺。

1. 新教改“破题”：稳妥是基调？

2010年2月28日，国新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首次正式曝光，公众以及专家马上发现，新教改方案确实是一个“稳妥、渐进”的方案。不能不承认，这位官方智囊确实是“一语中的”。

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曾经有个著名的论断：“现在的教育发展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教育质量急待提高，教育投入急待增加，教育体制急待改革。”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透露，本次《纲要》的制定，重点就是要解决总理所提出的这个“一个不适应、三个急待的问题”。

在医改方案初具雏形之际，教育改革就进入到决策层的视野中来。

据本报记者获悉，其实早在2008年初，分管教育的国务委员刘延东即向教育部负责人传达最高决策层指示，要求“制定好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开好教育大会”。

2008年8月29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由总理温家宝亲自主持，听取教育部关于制订《规划纲要》工作情况的汇报。

有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最初这个《规划纲要》的命名，教育部报上去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是温亲自在题目上加了“改革”二字，变成了现在的名字。

依照工作方案，一个跨部门的《规划纲要》起草领导小组随之建立。温家宝亲任组长，包括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与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的负责人为该小组的成员。

“这个规格其实要比当年医改要高，医改是由李克强副总理牵头，教改这次是温家宝总理亲自牵头。”参与《规划纲要》起草的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研究员表示。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国务委员刘延东任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为工作小组成员。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育部，承担日常工作，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任办公室主任。

据本报记者了解，调研工作依照教育所涉不同领域成立11个重大战略专题的调研组，下设36个子课题。“后来的《纲要文本》，基本就是按照这个框架来展开的。”《规划纲要》小组办公室调研组组长、教育部规划司司长韩进表示。

在这11个调研组内，基本上囊括了国内该领域最顶尖级的专家学者，并有教育部相关人士参与，与学者代表组成双组长格局。

比如，第一战略专题组“教育改革发展总体战略”，其组长由全国人大常委、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研究员共同担任；第四战略专题“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组”，组长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明达、原江苏省教育科学院院长周稽裘共同担任。

此外，起草组还聘请了100位高层的专家组成咨询专家队伍，来自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知名经济学者吴敬琏、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等均为该委员会成员。刘延东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咨询专家会议，听取专家对研究制定《规划纲要》的意见。

新教改以这样的高调身段登场，重新点燃起了人们的希望。

有多位参与到《规划纲要》起草的学者在不同场合均提到，2009年对于中国教育而言可能会是一个“转折之年”。

“现在国家开始启动了《规划纲要》的制定，围绕着这个《规划纲要》的制定，我国的教育已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产生了改变的可能性。”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称。

但一些官方智囊则很谨慎。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人士就表示，这次教改“要审慎才行”——“我觉得2009年有很多敏感大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台过于激进的改革，引起了一些本来不该利益受损的群体受损的话，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该人士关注中国教育改革二十余年，且一直参与《规划纲要》制定。

在他看来，教育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最好采取增量改革的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从易到难、从能够做的地方开始做起，从有条件的地方开始试点，逐渐地总结经验，逐渐推展；而不采取动存量、突变性的改革，直接将改革对准体制性障碍，因为后者调整起来成本过大。

“我希望形成一个以地方的经验为依托，逐渐地影响到国家改革步伐的格局。这样的格局震动小成本相对比较低，虽然进展可能会相对慢一点，但是我们不至于付出很高的代价，冒很大的风险。”上述人士称。

而从后来教改方案制定的轨迹来看，不能不承认，这位官方智囊确实是“一语中的”。

2010年2月28日，国新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首次正式曝光，公众以及专家马上发现，新教改方案确实是一个“稳妥、渐进”的方案。

2. 4％的全民拔河赛

有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这个问题最后还是由决策层“拍了板”才定下来的，“总理一开始表示4％的问题要2010年解决，财政部说有困难，总理表示最迟到2012年也要达到”。

与医改时同出一辙，部门之间为某一改革问题展开拉据战，在教改中有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问题表现的最为明显。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拔河比赛，那根被拽来拽去的绳子中间的红布条上，则标着一个4％的数字。

早在1993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目标。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教育投入水平是以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国际上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度量和评价政府教育支出水平。

然而，4％的目标直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时仍未达到。

去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48％，与4％目标尚有不小距离。

在很多专家眼中，这个指标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其实，这一指标只是一个均值，并不算高。”曾参与到当年课题组的一位教育经济学专家表示。据他介绍，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这一指标，就连印度也已在2005年已经实现了5％的投入。反观中国，这个数字一直在3％左右徘徊，有一些年份甚至有所降低。

而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教育投入连年徘徊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各级教育发展遭遇到的巨大经费缺口。

“义务教育上千亿的负债，高中阶段肯定不止一千个亿，高校负债有评估达四千亿，加起来有几千个亿的教育负债。”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学校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袁连生教授表示。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教育的高速发展，包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校扩招等等，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负债来实现的，“相应的政府投入根本没有跟上去”。

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多次就此问题“炮轰”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一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坐在那里，就跟被告一样。”有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

因此，在本次《规划纲要》起草中，教育投入的问题，尤其为决策层所关注。在成立11个重大战略专题的调研组中，专门设立了“教育发展保障条件与机制组”。决策层也多次出面，就此问题发表了一些顺应民意的言论。

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要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入，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

“这个事确实要想办法，总理已经表了几次态，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还是达不到4%，如何取信于民？”有参与到《规划纲要》制定的核心专家表示。

据此，教育部挟民意支持以及最高层的尚方宝剑，在4％这个问题上与财政部展开了“拉据战”。

有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在《规划纲要》起草中，教育部专门提出为了“加强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需要开展“一批重大工程”，包括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国家教育信息化工程等。

“搞这些工程，说白了就是为了向财政部要钱。”该人士表示，“部里面有个底线，至少不能比医改的8000亿低。”

与此同时，教育领域的相关人士也纷纷利用不同的渠道，向决策层反映这个问题。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中央领导到政协教育组界别来听取委员意见。而在前一天发布通知时，小组召集人曾明确表态，“明天安排发言的委员除了向领导提自己领域的问题之外，还要再谈谈关于教育投入的，大家都讲一下，领导才能重视。”

当教育部在努力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拽的时候，财政部也并没有闲着。与教育界人士大声疾呼加大投入不同，财政部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现实考量。

在这个掌管“钱袋子”的部门看来，国家财政对于教育的拨款其实已不少。

2010年2月28日，在国新办举办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表示，这几年是“我国教育经费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也是我国教育事业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

财政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14.9％提高到16.3％，这一比重已经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目前，教育支出在我国财政支出当中，按比重算，它是第一大项。”丁学东称。4％目标之所以迟迟未能达到，财政部方面多强调的我国现存的特殊财政体制。

“我们跟其它国家的体制不太一样，实现4％有很多体制方面的障碍。” 财政部教科文司相关人士表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财政部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不到25％，而西方国家这个比重很高，一般超过50％。

“这块蛋糕本来就这么小，你想给教育的再切大一些就比较难了。”该人士称。据此，在《规划纲要》起草过程中，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向高层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到4％问题的分析报告》，表示依照现有的统计口径短时期内实现4％的目标难度不小。

在该报告中，财政部建议，“通过调整财政性教育经费口径来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比如将军事院校和党校经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行政支出，以及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无偿划拨的土地也计入财政性教育经费中。

对于上述观点，教育界的相关人士表示“断难认同”。

著名教育经济学家、《规划纲要》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表示，中国财政收入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口径并不相同，国内目前只统计预算内收入，长时期以来不包括地方财政出让土地收入，社保收入在我国基本上是以费而非税形式统计，其收支游离于财政预算外独立运行，如将预算外各种收入纳入财政收入，则财政收入水平大大高于目前达到的水平。

如果凭借调整统计口径来达标，不啻于一个数字游戏，“对于改善目前中国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于事无补”。

最终的结果是，教育部略胜一筹。

而在此后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了2012年达到4％的目标。而据本报记者掌握的材料，在定稿中也再一次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投入比重。

不过，有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这个问题最后还是由决策层“拍了板”才定下来的，“总理一开始表示4％的问题要2010年解决，财政部说有困难，总理表示最迟到2012年也要达到”。

3. 高校“去行政化”大争论

教育部的厅长们到高校当个副部级的校长还算情有可原，毕竟这批人还是搞教育出身的。但是到了基层，就麻烦了。这些“县官校长”们往往把主政地方时的那一套都照搬到学校管理上面来了。

如果说教育部与财政部之间的拔河，尚属于不同部门之间的争论。那么，在教育领域内部因改革的推进而产生的“分蛋糕”的问题，则更凸显了改革的复杂性。

这一点，在高校去行政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目前，国内共有32所重点高校，其书记与校长位列副部级，人事任免权由中央相关部门直接掌控。由此，高校行政化和官本位的管理弊端明显，对政绩与形象的追求，对规模、数量、速度，对大楼、大校园的追求，压倒了对教育质量、教师和学生成长的关注。

为了回应社会上对于高校行政化问题的诸多质疑，在《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明确表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而据另一位直接参与《规划纲要》起草的核心人士介绍，最新一个版本中的上述提法，与最高决策层的执意推动有着直接关系，“上面是下了决心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

不过，即便如此，由于“去行政化”涉及到诸多重大利益的调整，在《规划纲要》公布后，仍有高校校长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

北京一位知名高校的校长表示，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因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这位校长称。

他认为，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

“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看，去行政化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校长获得资源的能力，但是行政化带来的弊端要比所谓的‘不重视’要大得多，尤其是对地方高校来说，行政化所带来的问题更严重。”上述直接参与《规划纲要》起草的核心人士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更有学者笑言，这位校长之所以不愿意取消校长级别，是因为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最让其他部委的人羡慕，“平白无故比别的部委多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

“关于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很多人都盯着那些副部级的高校。其实到了地方，高校行政化带来的问题更明显。”一位地方高校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

“说实话，教育部的厅长们到高校当个副部级的校长还算情有可原，毕竟这批人还是搞教育出身的。但是到了基层，就麻烦了。这些‘县官校长’们往往把主政地方时的那一套都照搬到学校管理上面来了，很少考虑所谓的教育规律。”这位熟悉地方教育情况的人士表示。

据他介绍，当前在地方尤其是市一级的地方高校中，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地方政府往往委派某位县长或者县委书记到当地的高校出任校长一职。

逻辑同上，因为比照现有高校的行政序列，市一级的高校校长的级别往往被定在厅一级，这就成了地方为数众多的处级干部升迁的一个跳板。

因此，多位高教界人士明确表示，无论改革阻力如何大，都必须打破高校的行政级别，力推这个层面的改革。

“我认为行政级别是大学行政化一个坚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不打碎内部行政管理是无法去改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表示。

这样的判断，最终在《规划纲要》的起草过程中成为主导性意见。

对于高校“去行政化”这个重要问题，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的表述为，“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而据本报记者掌握的材料，在最终的《规划纲要》的定稿中，相应表述已变为：“高校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修改，一是考虑到教育改革与国家正在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不可能单兵突进，需要考虑到整体的综合改革的进展。而后面拿掉‘逐步’两个字，则显示出决策层对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坚决态度。”相关人士解释说。

4. 医改几套方案PK，教改独此一家

“这次教改，从这个层面来说是做的不够好，就是怎么能够不同意见碰撞之后能够给决策者很充分的信息量。现在我们给上面的东西，就是焦裕禄说的‘嚼过的馍’，而不是把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拿给上面让他去选择。”

回顾教改方案近两年的起草过程，有参与者表示，“与医改最大的不同是教改方案由教育部一家主导、就一套方案，医改方案是几家各自来做、几套方案同台PK”。

这样的模式从起草小组的工作机构设置开始，就已初见端倪。

11个重大战略专题的调研组由教育系统内部的专家学者和教育部的官员组成，组长、副组长采取“双巨头”模式，官方和学者各占一个名额。

对于这样的模式，有参与调研组的专家就抱怨自己组里面的意见都拿不上来，因为他所在的课题组的副组长就是教育部的一个司长。该专家提出一个改革的意见，课题组在内部讨论时就被司长给否定了；即便司长这里通过了，按照流程还要提交到教育部党组讨论。

这就意味着，一项改革，在教育部内部就有两关要过。

“所以，这次教育改革能够通过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很有限，因为教育部在其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位专家表示。

这样的结果，尤其令很多抱着“满腔热情”由外地来京的专家颇有不解。

依照统一安排，在《规划纲要》起草阶段，参与11个重大战略专题的调研组的专家都被集中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区），其中不乏外地来京的专家。这些专家在国家行政学院的招待所吃住，最长的能有一年多的时间。

“搞到后来人都疲了，我们起初弄了很多东西，借鉴了很多外国以及中国自己的成功经验设计出来的一套政策，不乏好的改革设想。可是往往领导一句话就不弄了，叫人心寒。”有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

上述专家表示，由专家的调研报告到《规划纲要》文本这一步，大概就能砍掉70％左右的内容，“特别是改革那部分内容”。

比如，前期专家的调研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教育方针的问题，教育部自身如何转变职能的问题，就根本没有在文本中涉及到。由此，《规划纲要》的文本起草，难免变成了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

多位参与到教改方案起草的专家，都提到医改方案制定时的PK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更好的反映改革进程中各种利益群体的声音，使得方案的制定更具科学性。

“这次教改，从这个层面来说是做得不够好，就是怎么能够不同意见碰撞之后能够给决策者很充分的信息量。现在我们给上面的东西，就是焦裕禄说的‘嚼过的馍’，而不是把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拿给上面让他去选择。”一位全程参与了《规划纲要》起草的核心专家不无遗憾地表示。

不过，如果公允的看待这一问题，会发现还是有不少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被方案制定者所听到，并融入进《规划纲要》文本之中。这些声音有的来自民间NGO，有的来自知名学者个人。

其中，声音最响亮的，当属是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这位长期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学者，另外一个身份是民间NOG组织“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院长。

他的研究院在2009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向着决策者发声，表达了民间对于教育改革的清晰立场。

早在2008年年底，杨东平和他的同事们就围绕《规划纲要》的制定，形成一个重大教育问题的清单。此后，在2009年的上半年，举办了近十场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研讨会，每次拟定一个关涉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问题，延请更多方面的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官员来进行讨论。

会后，主办者还形成一份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方案，通过杨东平个人的特殊渠道，递交到负责《规划纲要》起草的相关人士手中。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一个全社会参与讨论教育改革的方式，以制衡政府主管部门的某些倾向。” 杨东平表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仅仅依靠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主导，最终出来的‘规划’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不同观点的交锋，经过媒体的放大，引发了《规划纲要》制定者的注意，有多位参与到《规划纲要》起草的专家也特意与会，表达自己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

而在整个研讨会结束后，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又与诸多国内知名的教育界学者合力共同撰写了一份名为“振兴21世纪的中国教育”的“民间版”教改方案。

除此之外，一些长于公共政策方面研究的学者，在牵头医改方案制定之后，又纵身投入到教改方案的讨论当中。

曾经参与过“医改”方案制定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教授，就和国内的相关领域专家共同起草了一份名为《走向有管理的竞争——中国新教育体制改革论纲》的“民间版”教改方案。

而在官方主导的新教改中，此种略显“极端”的声音，若不是以民间独立的姿态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出来，是很难被民众以及更高的决策者所关注到的。

此次《规划纲要》制定中，没有类似农民工随迁子女、西部教师群体乃至民办教育从业者这样社会弱势阶层的代表。”有教育专家表示，“谁又能在新教改的政策制定中保护这一群体的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