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日，教育部在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中，就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征求公众意见，引发了一场广泛讨论。

学生负担异常沉重、极端偏执的应试教育、知识结构的狭窄和缺陷、教育结果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对于教育体系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都只是十分表明的现象，是症状而非病根。教育改革如果不着重于查明和根除病因，而仅靠行政命令去压制症状，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很可能加重症状。比如取消文理分科，如果不同时消除高考和高校录取中的分科，不先减轻应试压力，结果要么因不严格执行而流于形式（可以预料学校会以各种变相分科的手段来敷衍），要么因严格执行而更加重学生负担。

类似的困境日本也曾面临过。日本社会深受封建传统影响，家族、世交、门派、出身等社会关系对于个人前途通常是决定性的，这诸多关系中，大学的校友、同学和师生关系是其中重要一项，尤其对于那些打算在政界和企业界有所发展的年轻人，进入东京大学等少数名校几乎是不可缺的门票；于是，其应试教育的偏执程度不亚于中国。

同样，日本教育部门那些曾留学欧美、接受了西方教育理念的主管们，也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他们推出了许多减轻学生负担和提倡全面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执行得很好，学校几乎不留作业，体育和文艺活动比例很高，老师也不会用奥数题目为难学生。结果如何？事实上，学生苦不堪言。学校的确改变了应试教育，但应试的前提和动机没变，所以，家长们现在不得不额外掏钱让孩子去私人夜校补习，常常要补到九、十点钟，因为应考名校所需的高强度训练，在公立学校已经得不到了。

这情景同中国何其相似。改变这一切，需要社会评价标准和个人发展途径的多元化，也需要教育体系做出彻底改变来适应这种多元化。每个孩子有不同的禀赋、特长、偏好和成长环境，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可以按各自的特点和条件选择适当的教育，来发展他们的潜力和特长，他们便会循着比较优势原理，在社会分工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这样，他们就不会一窝蜂的去挤那条独木桥。

正是自由市场制度，为这种人尽其才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最佳环境，分立产权和市场交易所造就的分工合作网络瓦解了独木桥；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成功的途径已大大扩展，商人、小贩、推销员、球员、歌手、厨师、养猪户，甚至一流的捏脚师傅，都可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创造辉煌成绩；虽然社会评价体系有所滞后，但也在慢慢改变；唯独教育体系，几乎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越来越显出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多元化办学几无进展，家长对学校的选择仍被户籍制度和公校体制紧紧束缚，而大学仍处于教育部的集中统一管理之下，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缺乏自主权，更没有自主选择招生方式和标准的权利。

教育作为一个产业，供应者是学校，需求者是学生、家长和（间接的）雇主，供需关系理应在各方自主选择权利得到落实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得到协调，而教育部门的集中管理，无论用意何等善良、理念何等先进，都只会压制多元发展。肤浅的改革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

“教育要发展，必须要改革。我现在就问你，你想不想改？”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抬着下巴，直视着斜对面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你们有没有紧迫性？若有我就去请示。”

　　“我们现在什么都动不了啊，什么都听上面的，高校不是办学主体，活力不足，没有积极性”。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说。

　　吕祖善听到这句话，右手拿起桌面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扬在空中，又插话道：“这里不是提了要改革吗？说了这么多，要放权。 ”

　　主持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长毛光烈见省长的样子急了，站起来走到吕祖善对面：“问题是谁敢，改革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一旦改得不好，马上群起而攻之，谁敢改？ ”

　　“所以我才问你们想不想改、敢不敢改？ ”吕祖善马上接话。

　　“必须要有政策保障”。王建华说。

　　以上是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围绕教育改革的一段现场交锋，援引自3月8日《南方都市报》。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篇幅来转述这段对话，是因为这段精彩的对话十分耐人寻味。一省之长要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教育厅长则因担心改得不好而“不敢改”，虽有“放权”的改革要求在，却还要问改革的 “政策保障”，而高校的领导干脆承认没有积极性。这样看来，教改就成了很难解开的死结。

　　这是由政府部门主导教改的必然结果：具体教育行政部门既要听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更要听当地政府的；当地政府则要看教育行政部门的实际行动，再做改不改的决策；至于学校，则只有听命于政府的安排了。

　　这样的教改局面令人担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根据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动态调整的原则，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从文本中，尚不清楚怎样研究部署、怎样指导实施、怎样选择。而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将启动《规划纲要》的实施。假如方案未定，责任不清，是不是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地方政府与地方教育部门、以及上下级教育部门之间的拉锯战呢？改革的宝贵时间，可能在拉锯中浪费――这倒正可以解释《规划纲要》中为何“逐步”一词出现21次，“探索”一词达到41个。

　　教改在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遭遇的困境告诉我们，“想不想改”、“敢不敢该”、“怎样改”，其实不该由政府部门来决定，而应该通过人大决策，当人大在经过讨论、听证、审议，对教改方案进行审批之后，不管政府部门想不想该、敢不敢改，都必须改。改革不应随政府部门的意愿而定。

　　同时，通过人大审议的教改方案，必然在改革的保障和问责措施方面，考虑更为周全。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教改方案，只能动用教育行政体制内部的资源进行保障，却无法要求其他部门为教改提供保障，所以在谈起教育经费问题（涉及财政部门）、就业制度改革（涉及人保部门和用人单位）问题时，就有些无力；而在问责机制的设计上，当然也不愿意拿自己开刀，更无权对其他机构问责，所以，在对具体改革任务的描述和完成时间节点的要求上，能模糊处理就尽量模糊处理。此所谓“知易行难”。

　　在教改《规划纲要》启动制订时，我们就曾建议，《规划纲要》应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由全国人大推进实施。现在看来，由人大审议教改方案、推进教改的实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否则，广受期待的教改或许仍将冻结于“想不想改”、“敢不敢该”等矛盾，难以真正破冰。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茅于轼：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吗
2010-7-2 南都周刊

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但贫富分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还存在不少疑问。

　　生活经济 | 茅于轼

　　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但贫富分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具体、详细的统计数据是咋样，据我了解，还存在不少疑问。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过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然而，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会发现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却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

　　贫富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本应是犯罪率的提高，但我查了2000年以后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却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等，才是治安恶化的一些诱导因素。不过，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还不至于导致政治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部门拒绝沟通所带来的群体的官民冲突，倒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事件，致使社会波动。

　　“公平”其实是一个很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最直观的公平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有些人看到当今社会穷的穷，富的富，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起。但在我看来人们花钱所带来的享受，从效用上讲却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现象，只不过富人为了区别于众，在消费的品牌上和穷人拉开差距。一个普通的手包，和一个LV包，在功能上并没有差别，但富人却喜欢拥有它的那么一点意义。一件名牌服装，据说比普通衣服更舒适一点、更有型一点、更耐穿一点……只是“一点”差别，这“一点”差别不是内行还看不出来，但却花了富人大量钱财。为了穿暖，他们只要花1%的价钱就够了，而为了这“一点”，他们花了其余99%的价钱。

　　因此有人提出，现在贫富差别可能比改革开放前还小了。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拿通讯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那时候城里人基本能吃饱穿暖，而很多农民却挨饿受冻，淮河以北的穷人只有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今天挨饿受冻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即使是乞丐，也比30年前的农民吃得好、穿得暖。想想看，30年前是吃饱和挨饿的差距，今天则是吃什么的差距；30年前是穿暖和受冻的差距，今天则是穿什么的差距。哪个差距更大，不是很明显吗？

　　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这方面的差距远远超过吃、穿、玩。改革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而更多的人却居不得其所，这种差别所带来的享受上的差别是最值得注意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廉租房或住房补贴的政策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

　　同时我们倒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这也是各国都提倡的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我们国家现有的政策却限制了民间慈善业的发展，而政府主导的慈善机制由于其不公开不透明难监督的操作使得许多富人对于善款的去向心存疑虑，从而限制了富人的捐赠积极性。

　　人们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社会的收入差距，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比如有人说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香港跟大陆是一个文化一个历史，它的基尼系数比大陆高得多，也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贫富差距到什么程度会造成什么后果跟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都有关系，再加上我国城乡二元经济这些历史造成的差距，就更不具备可比性。

　　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尔·盖茨交完税还有好几百亿美元，是中国普通农民财产的一亿倍吧，但让农民给比尔·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文革”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王慧琴采写整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家

“只要一推出房产保有税，就可抑制房价”，那不如就发房票算了！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变回单位分房。我在美国3个州住过几年，也买过房，没有哪个州会因房价高而增收的。利率为什么不提高呢？美国遇到房价高涨时，联邦政府不会做太多，只会通过制约融资来减少大家买房，而不会通过增加税收。

征收“房地产税”国家的土地都是永久产权。在借鉴国外经验时，不能忽视制度上的差异。美国各级政府都不会经营土地营利，但中国有的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都来自土地财政。如果忘了这个前提，那就是不科学的。

任何转移老百姓财产的费或者政策，都应经过严格立法程序。物权法对此也有规定。人大应把这事接管过来。在任何一个国家，私人财产保护最后的底线都是它会不会被任何合法或者不合法手段往政府手里转移。不能因为房地产或宏观调控需要，而轻易攻破底线。在我看来最危险可怕的是，把房产税的决定权留给地方政府，各地政府都向中央提交方案，为什么那么积极？明摆着给它进钱的机会。地方政府增加新的税种的权力，会使之后给整个社会和私人财产带来的伤害达到新的高度。拆迁即是例证。

房地产价格短期下跌，银行坏账会增多，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银行业。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就成了空口号。4月地产新政前，很多人已买房，跌30%就等于首付全赔光，而银行的70%还在，资不抵债。我不是支持房价上升，但硬着陆带来的伤害很大，尤其是用政府的手强拉下来，还不如通过市场化手段慢慢调下来。

很多普通人支持房产税，那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这种税对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影响较大。表面是买房子的人才要承受，实际上会转嫁到租房子人身上。最可怕的是房地产市场搅动着民意，给地方市场不受制约转移老百姓财产的机会。世界上所有政府对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上不下。房地产税一旦推出来，以后要拿掉比现在要难，后代只会一直背下去。受冲击最大的是中产阶级。

“住房保有税”跟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1998年的住房全面市场化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贡献是根本性的。普通老百姓家庭终于有房产了。而这个税那个税，会侵蚀掉房产作为中国家庭财富的意义和价值。

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有关市场与政府该如何分工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危机使自由市场经济面临更多质疑，弊端在危机中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而从更深层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考量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从而清晰地看到整个“森林”呢？陈志武教授在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以后，国内外都在对市场经济、对商业或者说对商业文明，进行一些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给我们新机会去重新认识人类，认识不同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价值判断，也给我们以机会再次审视中国以及其他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大家对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主张，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一群动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时一刻的事情和经历所迷惑，把过去更长时间的经历、从更长历史中得出的更加经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给忘记掉。

比如，关于市场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两大阵营的讨论，那时期自由市场国家处于高度经济危机中，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不管哪种安排在逻辑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励上更与人性自洽，那种实际业绩上的差异——尽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时间的业绩比较——让当时的世界普遍认为基于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苏联模式更优，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管制经济、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这就有了1978年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0年后美国里根、英国撒契尔夫人的私有化，后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私有化等等，对二战之后的国有化和经济行政化进行逆转。当然，这次危机冲击后，人们又看到了中国与私有市场经济的差别表现，所以，人们就问：是不是又要对过去30年的经济“去行政化”、对“市场化”改革进行逆转，要“再行政化”、“再国有化”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重犯二战结束后所犯的判断错误，不要又因为一时一刻的短期经历得出一般性结论。“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委托代理问题出现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条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机或者任何市场危机都源自委托代理链条所必然带来的利益扭曲的话，由政府代替市场不可能消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为政府权力体系所含带的委托代理链比市场主体——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解决现代市场交易链条太长所带来的危机的办法，不是由政府更多取代市场，因为包括民主法治的美国，针对政府权力体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规制机制，都还远不如规制公司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来得可靠，后者毕竟还可以依赖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压力来解决，更不用说在权力制衡问题还没解决好的其他国家。

不过，今天我还是希望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市场经济、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如何把“人”从传统的“工具”约束、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的？以往，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市场化”，我们都不知不觉地从“相对于政府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也就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对于政府权力而言的市场化，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这里就少说。

婚姻与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

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由政府权力全面管制经济毕竟历史很短，是近现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自由、压制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权力又非市场的社团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会、寺庙、社邑、社团等等。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社团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

就以我们很熟悉的“家”作为起点吧。在黄梅戏《天仙配》中，其经典对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一首男女对唱情歌。该歌流行几十年，受到广泛欢迎，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最向往的 “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任何人的一生，没有东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响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这么根本的基石，市场化的发达或者不发达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生活内涵又是怎样受制于市场的发不发达呢？

歌一开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为后面更为实质的内容布景。接下来，“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劳动分工、经济合作的概念，家是生产单位。也即，家的第一个功能是经济生产上的互补与互助体。婚约支持下的家，使劳动分工有了信任、不违约的基础，因为虽然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进行劳动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保证合作能顺利的信任基础，为了强化信任，两人、两家联姻是一种方式，甚至是传统社会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产意义上的结盟，借此保证彼此的劳动优势能可靠地发挥，让产量高、产出不确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虽破能抵风雨”。从字面上理解当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个相互保障的保险体系，是成员之间跨越时空的风险交易体，好像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有了这样的无条件结盟互助，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是刮风还是下雨，是生病、天灾人祸还是年老，都不用怕！这种结盟增强了彼此抗拒风险、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经济风险交易功能。

“夫妻恩爱苦也甜”，这体现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种归属，夫妻间的情感，精神上的相依相连，让双方在未来即使碰上物质与非物质的困难，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让苦也能变成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是说，如果双方能够通过婚姻成家，使共同的产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间互担风险，让俩人在心理与情感世界里互相关爱，那么，他们俩就能飞遍天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说，“婚姻”、“家”的生产单位功能涉及到当下有没有足够多的物质产出，是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风险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来的经济安全问题，通过“家”所建立的“寒窖”来保障未来；第三个功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心灵、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对上述“家”的功能带来了什么变化？“家”在如何转型？这些转型在解放个人还是在进一步限制个人权利？

首先，我想强调，在过去30年，商业文明在中国慢慢地兴起，“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被解体。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背景是农业生产，那当然是“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原始境况，一个浇水浇园，另一个耕田。那种安排下，不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时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饭、睡觉在一起，生产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农业进入工厂和城市，从事非农。于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境界越来越成为历史。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他们也可以开杂货店、开“夫妻店”餐馆，夫妻不是照样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吗？只是现在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公司化，连锁店公司化，像国美、家乐福、沃尔玛等公司已经把许多传统杂货店挤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餐饮公司把许多“夫妻店”的空间挤掉，于是，越来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队伍。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 “家”，由市场胜任。

但是，这样一来,对“家”有什么影响？至少，夫妻间花在一起的时间，还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发生很大变化。前面讲到，按照 “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夫妻不只吃饭、睡觉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总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难。

而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没办法。在北京，绝大多数夫妻早晨六七点起来，快快吃完早点，就你到你单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家里。所以，我们会发现，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过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家”因为工业化和公司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淡化，生产单位意义上的“家”在解体。

这已经带来很多挑战，比如，离婚率会上升，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比以前淡。从另一方面看，“家”的生产单位性质或许没有了、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许反而比以前深了，因为原来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现在在一起时间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样以新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总之，工业化、公司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们从小长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场不发达迫使人当交易工具

“家”作为农耕时代的简单生产单位在解体，但是，当商业规模或者商业复杂度、所需要的融资量高到一定程度时，以“家”、“家族”为基础的商业组织还会是常态，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产单位或者使其扩张，只是所从事的生产比农业、传统商业更复杂。

我们先看一组研究数据。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个婚姻样本，并把这些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的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股价会涨不少。

很明显，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商业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有联姻关系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股市也希望企业掌门人家族这样做。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亚洲社会是否有其他选择？

答案在于市场的发达程度，更具体讲，取决于市场交易的信用环境，也即市场制度架构，还有资源机会是否平等开放。如果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商家与官权力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场上陌生企业之间的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他们家族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的传统社会产物，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哪些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使用政治联姻、商业联姻。首先，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中，那些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联姻、商业联姻，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家族企业，其子女有96%是为了商业利益去联姻，远高于政府管制比较少行业的关系婚姻频率。反过来看，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家族企业子女爱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传统，通过婚姻关系把家族企业的利益保护起来，让自家财产不受政府权力的威胁，而跟实力企业家族发生联姻，可以扩大未来发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发生，人成为具体的交易载体。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国，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业掌门人不会要求自己的女儿去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会以前跟这里谈到的泰国和中国情况类似，但是，随着市场契约机制的深化发展、政府管制的减少，企业家子女的婚恋就被逐步解放。发展市场交易机制、减少政府管制，不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间的交易成本，而且决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市场化就是这么具体地把自由权利还给个人。

朋友说，为了家族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对于人一辈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是婚姻，这决定你一辈子要跟谁生活、跟谁一起生子女。特别是，当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时，未来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你不能说“没有感情了，所以要离婚”，因为当初就不是因爱情而结婚的。

当人际交易不是在市场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发生时，人就成了工具，人的价值由其工具价值决定。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习惯。在中国，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其核心原因是接班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亲子接班，儿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没有能力，企业长不了；而如果请血缘关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业，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过，委托代理问题可能严重。不过，“富不过三代”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其他社会也都有，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社会发展出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企业创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亲，而是通过契约关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构，到广泛社会去招聘，任人唯能。这样一来，企业创始人的子女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职业，不至于除了父亲企业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反而因父亲事业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还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会也推演出过解决企业传承问题的变通办法。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接着，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使儿子并不一定成为接班人，企业掌门人会在儿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个；如果他选中的不是亲生儿子，就让女儿先嫁给被选中的年轻人，等女儿结婚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为三井家的养子，并且会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战之后哪种类型公司的业绩最好？第一类公司的掌门人是企业创始人的亲子，就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样；第二类企业的掌门人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第三类是由“女婿养子”管理的企业。研究结果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业绩最好，其次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亲子管理的公司。这些结论，或许对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有一些启示。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团掌门人松下正治从血缘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团从1673年到现在有好几个掌门人不是三井家族的，丰田汽车也是这样。

“女婿养子”比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传承的问题，通过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达到“双保险”效果，这样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当我跟女儿讲这个故事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他女儿的幸福怎么办呢？她说，这样做太残忍了，不能接受，因为女儿为了家族企业的利益而被当成工具，要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或者说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子女会被迫做工具用，她们的幸福被牺牲掉。

今天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经济学家不满，原因是他们认为经济学者过于迷恋市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当然不是万能，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只是，从上面的这些具体事例和数据，我们看到，当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人类活动和传统习俗时，方方面面的市场化细节正在把个人从各类工具用途中解放出来。所以，市场化、公司化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给人类以自由。

金融市场具体地解放个人

上面谈到，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已经在改变“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复杂度高因而对信用依赖度高的领域，“家”和“人”还在继续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产单位，只是其程度在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不断下降。

接下来，我们讨论“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变迁，重点看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主题继续是谈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场上。

之所以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产单位，是因为生产需要投资，一投资就涉及到价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价值节省下来、投入项目，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有回报，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跨期信用问题：怎样让人们能放心、愿意投资呢？其他人今后违约不认账或者耍赖怎么办？所以，“企业”基于什么组建、如何组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安排跨期价值配置、保障跨期价值配置的问题，而基于婚约和血缘的家、家族是一个古老又不允许有选择的共同体，以它为基础来实现跨期价值配置，当属自然。

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

就以防老、养老为例，一般是人在年轻时多存钱、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赚钱后再从原来的投资中得到回报，来养老。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价值配置需要，或者说最原始的跨期风险交易品种。前面谈到，这种跨期交易的违约风险很高，投无所报的情况极容易发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家”的风险交易功能，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格化“养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为养老交易体系外，人类社会还发展了三种其他的交易体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庙和教会、民间社邑等；其二是我们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每种交易体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体系，有它建立、维系和巩固交易信用的基础。前面说过，基于“家”的风险交易体系之所以比较靠得住，是因为其基础是血缘和婚姻，而血缘关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选择的，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天生的，所以，最为牢靠。更何况，通过再加以一套类似儒家“三纲五常”这样的刚性文化体系，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级固定下来，约束其行为规范，让你动也不能动，社会结构中没有自由流动的余地，于是，整个社会基于血缘体系的跨期价值交换，生病、养老等保障，就有相当的可靠度了，生存意义上的交易风险就不多了。

基于社团组织的跨期互助体系，也不是以明码标价的方式进行人际跨期利益交换，其建立并维系信用、保障“回报”的基础一般是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东西，比如共同信仰、同乡、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会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加上做礼拜等等有形和无形的安排，使这套体系的凝聚力极强，近两千年不衰。而教会时常给教徒提供类金融服务，比如，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允许年壮夫妇把房产、地产先前签约，承诺在夫妇都去世后财产的所有权给教会，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教会要给他们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持，从效果上，这种安排等同于现代保险公司出售的人寿年金。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有较多记载的是从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红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义庄还是以血缘宗族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社团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但是，正因为中国以往超越血缘的社团组织总体不很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约法治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信仰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权力，所以，其腐败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

例如，休妻。在中国，今天已经没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从汉朝开始，以七条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这对女士来说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为什么呢？“养子防老”是依靠儿子来实现未来经济安全，妻子必须要能生儿子，否则整个家里长辈未来的安全就无保障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儿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七条理由中，有五条跟“养子防老”有关。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强，那么，丈夫怎么纳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只能依赖子女来养老、避险，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儿；或者即使能生儿子，也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在过去的社会里婴儿死亡率高，生一两个儿子还是不够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传统。

一夫多妻制在人类历史上被绝大多数社会所采用，或许道理也在这里，因为金融市场只是到近代西方才发展起来。我最近看到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是基于对今天还在地球上的849个不同社会的调查，这里各社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他们发现，其中，708个社会今天还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有137个，这里面包括中国，只有4个社会正好反过来，是一妻多夫。

这种研究发现不奇怪，实际上，在一百年前，执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可能不到100个。在相配的金融市场没跟上、也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当基于宗教的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体系也不是非常广泛的时候，即使从愿望上要终结一夫多妻制，也很难，因为今天终结了，明天可能还要恢复。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开始终结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约束社会的是古罗马。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后来，罗马帝国康斯坦丁皇帝就任后，于公元4世纪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并使罗马城变成基督教世界的首府。随着基督教的罗马化，古罗马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为基督教的官方主张。罗马教皇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要求在西欧各地的基督教徒不要娶很多妻子，要争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许一夫一妻。当然，在今天美国，一些地方因为摩曼教还允许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认为原来在《旧约全书》里并没有说只能一夫一妻，旧版《圣经》包括一个男的娶多个妻子的故事。他们认为，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社会只允许一夫一妻，主要是因为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化了，他们认为这改变了基督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讲，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接受并推广一夫一妻制后，实际上使西方社会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越来越不旺，这变相逼着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缘家族达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赖教会这个人际互助体系，这当然促进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没儿子的概率会上升，靠养子防老会日益不安。虽然人们可以依赖教会提供的经济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时候，人们还是会发现这不够。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发展起来，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渐缩小，教会提供的经济安全还是不够高。所以，现代金融在13世纪出现在西欧，或许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国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一夫多妻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如果大家都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规避身老病残的经济风险，那你必须容许人们娶多个妻子，纳多个妾，让他们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名人中，郑成功有8个妻妾，胡雪岩妾36个，张作霖妻妾6个，李鸿章4个。

以前，我们总喜欢用“旧社会”来形容、解释过去社会的现象，但是，每一种过去的风俗和习惯都有它的内在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传统？前面说到，“养子防老”体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我们看到，之所以有这些历史传统和风俗，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商业文明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

过去的人值几个钱？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隐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设。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会里，人的买卖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跃生教授有一本著作《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欢，其中有四张表，反映从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间，四种不同的女子的交易价格，童养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妇、被卖掉的妻子。那十年间，童养媳的平均交易价是10两银子，初婚女子是12两银子，寡妇再嫁是13到15两，妻子被卖掉的平均价最高，是21.58 两银子。

为什么寡妇被卖掉时反而比15到20岁左右的初婚少女的价格更高？卖妻的价格相当于初婚女子的价格两倍，这两倍价差从某种意义上是反映情感的溢价。在妻子被卖时，决定价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对这个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会把妻子卖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卖妻时，肯定以最高价格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当父母让女儿嫁出去时，彩礼谈判过程中因为感情的因素，价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标，因为亲生父母可能会觉得，如果要的彩礼太高，女儿嫁过去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寡妇被卖掉时，谈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们也会把价格谈得很狠。

用子女作为交易工具以实现安全，不仅会把人变成商品，也必然给人口带来膨胀的压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发达，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来规避身老病残下的经济安全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就会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

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中国的“家”正在转型，其“生产单位”功能尽管还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风险交易、跨期价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取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化发展，商业文明正在中国社会落地、扎根，而在商业文明架构下，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场完成的人际利益交换，就留给市场去做，市场在取代“家”的许多传统经济功能，但是，中国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换言之，在以前，结婚不是或者不全是爱情的结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换，是一种经济交易，因为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难有别的选择。但是，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用不着为了身老病残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因为这些经济需要越来越通过市场就能解决好！

回头看当初的五四运动，年轻知识分子呼吁自由解放。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学经济学的，更没有了解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是实现他们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础。他们更多从价值观念、从文化愿望角度，表达了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呼唤，并没有充分认识实现这些愿望的经济制度基础。

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替代传统的家庭，帮助人们实现人际间的风险交易、保障未来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为风险交易体系的传统安排就不可能被放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还要“重建孔家店”。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

所以，尽管今天的环境好像对市场、对金融不利，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历史上这样的争论反思多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商业文明、公司化、市场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许多学者指责经济学人，说经济学者只顾市场、只顾经济增长，而不在乎人文价值。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

如果离开市场经济，不管你靠儒家“三纲五常”体系，还是靠计划经济、国有经济，还是以宗教教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都要求你牺牲个人、让出你的自由空间，或是服从政治领导，或是服从宗教领导，或是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的家权威，这些都是通向个人不自由之路。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个人自由选择，不是威权压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过市场实现互通有无的安排，个人所要做出的权利牺牲是最少的。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斐斐 4 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指控高盛在在衍生品交易中误导投资者，并且暗中做空，引起华尔街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极大震动。SEC为何会在此时起诉高盛？高盛“证券欺诈案”接下来会如何发展？金融改革又将如何如从？经济观察网专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关键在证据 SEC挑战很大

经济观察网：您认为SEC在此时起诉高盛，只是时间巧合还是奥巴马政府在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

陈志武：我认为这很难是巧合。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对民主党的压力很大，所以，奥巴马必须做更多。

经济观察网：您认为，SEC是否在关键问题上抓住了高盛的把柄?接下来，案件的进展会如何？高盛案是否代表是华盛顿与华尔街最后的摊牌？

陈志武：今天再来看高盛案的进展，已经不像4月16日消息刚出来时那么可怕，所以，奥巴马政府打击华尔街的势头会有所变化，不像上周末看到的那么凶。美国是法治国家，美国证交会必须举出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高盛在2007年的那笔CDO交易中有欺诈。我不是为高盛辩护，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是说，很多人看了高盛和其它相关机构的证券发行资料，其中清楚地说明是由一家叫ACA的独立第三方公司选择并构建住房抵押证券组合，以作为将发行的CDO的标的。而ACA这家公司在组建该住房抵押证券组合过程中，不只是参考了保尔森公司的意见，并且后者告诉了ACA它会赌空这些证券组合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法院举证过程中，美国证交会必须要证明，高盛明明知道保尔森公司要卖空这些证券组合并且明明知道这些住房抵押证券会破产，但是还是要把这个证券组合推延出CDO卖给投资者。

关键的问题是，高盛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些住房抵押证券会倒？因为当时肯定既有看好美国房市、也有看空的，高盛可以说它作为中间商，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加入交易中。其次，CDO发行材料中，披露了该住房抵押证券组合是由ACA公司挑选的，但是，高盛是不是还要说ACA跟谁在合作做这份工作？

就好像鞋店把鞋的品牌、制造商都告诉顾客了，但是，鞋店是否还必须告诉顾客，那个制鞋商的鞋垫、皮革、钉子等部件的供货商是谁呢？再下去，鞋店是否也要披露制鞋商的那些供货商的原材料是由谁提供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等等，依次披露下去，界限到底该在哪里？高盛就像鞋店，而ACA公司就像制鞋厂。我不知道美国证交会的诉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但是，他们的举证责任和法律依据，挑战很大，不能低估。

而随着人们对该诉讼案的细节了解越多，该案对参众两院的金融改革立法到底会有多大影响，现在很难说。说不定，美国证交会会狼狈败诉呢，如果那样，本次诉讼反而会帮了高盛。但是，在目前的美国政治气候下，高盛已经付出很大的名誉损失，业务可能也受到影响，最终，对高盛的影响很难是正面的。在诉讼进程以及国会政治气候方面，风向已经有些变化。

经济观察网：在回应SEC的韦尔斯通知当中，高盛自己也承认，与保尔森对冲基金之间的交易已经成为了华尔街投行从事CDO的行业惯例。据报道，包括摩根大通，是时美林，花旗，德银以及瑞银都曾与一个名为Magnetar的对冲基金从事过类似的COD交易。 您认为，随着案件的进展，SEC会起诉更多的投行吗？

陈志武：从现在的情况看，正如上面所说，如果接下来美国证交会的指控出现漏洞，他们可能不会再起诉其他华尔街公司。相反，如果证交会掌握的证据很充分，能毫不含糊地证明高盛是明知故犯地“挂羊头卖狗肉”，或者在实际上卖的是三鹿奶粉却不说，那么，他们会起诉其它华尔街公司。但是，根据我以前看到的关于证券欺诈诉讼案例，这类指控胜诉的难度很高。

经济观察网： 美国参院的农业委员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 对衍生品进行更严格的监管？这一成果是得益于高盛案的发展吗？您认为这项规定最终会出现在参院金融改革的最终方案当中吗？

陈志武：要求所有商业银行不能从事或者使用金融衍生产品，显然是过头了，也说明这些议员不懂现代金融。希望这种限制性内容不会放到最终的金融改革法案，也不要通过。有了这些工具，有时，特别是不懂的时候，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不用这些工具，银行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一刀切地禁止是因噎废食。最近几天的进展是，更多人越来越怀疑美国证交会的诉讼会不会成功。

银行需要什么样的监管

经济观察网：一些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项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要求将大银行进行拆分，您认为这是避免“太大而不能倒”的有效措施吗？您如何预计这项措施在参院版本讨论当中的发展？

陈志武：将一些银行分拆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从信息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的角度看，但一家银行或者公司太大之后，委托代理问题带来的行为扭曲和利益扭曲，会酝酿 过多的运营风险和业务风险。不让银行规模超过某个大数字，或许是当下减少银行“大到不能倒”的频率的不得已办法。这就是为什么2008--2009年由这么多大银行去收购其它大银行是不对的。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各类金融机构规模都会越来越大，这一趋势不能忘记。所以，我认为，某个版本的限制银行规模的议案可能会通过参议院。

经济观察网：现在美国金融改革讨论得比较多的还有，究竟是应该现在就对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设定一个明确的规定，还是将这样具体的问题留给相应的监管者？在您看来，哪一种操作手法更可靠？

陈志武：以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 来限制银行的风险行为，会更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一旦银行出问题，可能纳税人要埋单。既然这样，银行的风险行为应该受到相应约束，这样权利和责任更加对称匹配。以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进行监管，对各家银行更公平，否则会引发很多权力寻租。

2010-03-07 11:40 南方都市报

从很多国家的历史来看，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的进步问题都会成为重要的主题。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有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其实有很相近的一面。它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虽然政治的腐败、经济寡头的垄断、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等等普遍存在，但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样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需要。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而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社会，需要社会的重建。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我觉得到了今天应该将社会重建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最近这几年，社会建设这样的提法在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官方也开始在使用社会建设这样的提法，但是究竟建设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相当空洞而笼统的概念。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社会重建至少需要六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来解决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

　　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社会重建首要的内容。中国改革30年的时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前几年吴敬琏先生就在讲，这种市场将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问题。什么叫好的市场经济、什么叫坏的市场经济？按照我个人的标准，至少是三条。第一，在经济上看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完善；第二是这种市场经济是否有好的法制基础。最近这几年，吴敬琏先生、江平先生一直在强调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关系。我觉得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

　　最近这些年来利益关系的失衡有一个特点，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这个特点人们经常在议论，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这种利益关系的失衡已经不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如果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它不会是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

　　2005年我写了几篇反思改革的文章，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我说改革已经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有人将这种情况说成是改革的失误。说失误我不同意，如果是失误，结果应该是随机的，这一次你得好处我得坏处，下一次你得坏处我得好处，但如果每一次都是你得好处，每一次都是我得坏处，这说明不是失误，失误怎么也没有将好处往我这里失误一回，怎么都失误到你那里去了呢？所以不是失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另有原因的，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的每一次都得好处，弱势的每一次都得坏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机制，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

　　这套机制，我称为公平的利益博弈。市场经济当中，利益要能够均衡，必须得靠一种公平的利益博弈，得靠社会当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去争取，社会需要创造的条件是如何创造公平的进行博弈的环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这些年利益失衡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者工资收入在整个G D P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中央最近这几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分享式发展，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怎么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机制只有一条，得靠他自己去争。因为现在劳动者的工资不是国家定的了，而是企业定的，如果工人没有为自己争取工资的能力，没有为自己争取工资的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就是一句空话。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罗斯福新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一条———工会。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工会可以合法地代表工人，和企业主讨价还价，就靠这一条来解决劳资关系的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的博弈。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需要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再建立一个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至少需要这六大机制的建立。

　　第一是信息获得的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相关的利益主体要能获得和这个利益相关的信息的机制，但是现在这个机制是严重缺乏的，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征地拆迁等等当中，信息高度的不透明。

　　第二是要求表达的机制。他得有一种表达的手段、一种表达的渠道，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当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表达权”。

　　第三是要有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一个社会要解决利益的问题，相关的利益主体提出这种利益的要求，要能够通过政府的政策得到解决，必须得有一个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企改制的过程当中，失业下岗人员可以说是遭受了损失，现在一些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包括群体性事件、上访，这是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对一地解决，其实很困难，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具体的要求五花八门。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西方，这些人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对他们的要求进行提炼和凝聚，成为议会的提案，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上如何对这部分人进行适当的补偿。这样就能够在政策的层面加以处理，而且一解决就是一批人的问题。

　　第四个机制，要有一个施加压力的机制。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的资源多，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手段也多。但弱势群体不行。弱势群体要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必须得有特殊的施加压力的机制。

　　第五个机制是利益协商的利益。

　　第六个是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终止的机制。这个社会这么大、矛盾这么多，总得有一个程序，到了什么地方到此为止。我们司法上有一个叫终审，谁能够保证说到了终审就是百分之百的公平呢？谁也不能够保证，但是没有办法，它总得有一个到此为止的东西，所以到这里就算完了，哪怕不公平也只能这样了，这就是矛盾终止的机制。

　　第二，我们需要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

　　几天前我曾经在一个帖子的后面看到一句留言，他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我亲爱的祖国需要维稳呢？这句话其实很让人们深思。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比较多，但问题是怎么看待它。如果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思路出发，我们来看待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是现在的社会矛盾是比较多，但是除了极少数像“藏独”、“疆独”之外，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就是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最基本的基调，应该放到这个上面，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第二个结论，我们现在一些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之所以会激化，转化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由于与利益关系解决得不好有关系。

　　第三个结论，利益关系为什么解决得不好，是由于缺少一种制度化解决利益问题的机制，也就是前面我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如果这样来看，就有一个事情需要明了，就是说解决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一定要有一个双重的目标，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要有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另外一个方面要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我这里讲的双重目标，绝不是因为一种理论上的兴趣，而因为现实当中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在现实中是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只要一个得牺牲另一个，只要一个得压制另一个。我们要的就是所谓的稳定，而且这个稳定实际上是一时的天下太平，我们为了要这个，就得压制利益的表达、利益的均衡机制，最后的结果是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要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利益关系就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得维稳。

　　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结果，中国这个社会在这样的一种维稳的思路之下，最后将会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规矩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说明显地在朝这个路走。为什么呢？我们维稳、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方式，反正你这里不能出事，我不管你怎么解决，不出事就行。这样的一个社会，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不出事就行。什么样的问题我才给你解决呢？会出事的问题我才解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有规则的社会，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规则，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是什么呢？你遇到一点事会想什么呢？首先第一步是找人，第二步是找不着人怎么闹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这么来的。

　　最后社会形成什么呢？你如果没有理，你会闹，最后你也能闹出一点利益来。你有理，你老实人一个，不会闹，没有任何人会给你解决问题。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谁给你解决？最后，维稳成了制造不稳定的根源。就是因为要维稳，维稳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你得威胁稳定，这个思路是走不下去的。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制度化的道路。这个制度化建设的目标至少有两个，第一个目标是增强我们这个制度容纳矛盾、容忍冲突的能力。一个好的制度与一个不好制度的区别，不在于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容忍矛盾和冲突。我们现在实行的所谓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是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假定基础上，以为没有矛盾，天下太平才是好地方、才是好制度。不是的，好的制度是能够容忍矛盾、容忍冲突的制度。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几百万人上街。我们要反问一句，他在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没有人觉得这个社会要天下大乱了，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如临大敌了呢？说明我们这个制度太脆弱。首先得让我们的制度能够坚强起来，能够容纳矛盾、容纳冲突，有一点这样的事情，不觉得受到威胁。

　　第二，光能够容纳矛盾和容纳冲突还不行，还得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为什么一遇到点事就如临大敌呢，关键就是我们没有规则、程序、制度。没有就只能严防死守。

第三，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一个是不可治理现象，一个是社会的基础秩序。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问题已经是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最简单来说，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谈的，要建立社会的基础秩序。这些不可治理的现象，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控。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我举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这些年，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各级政府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来缓解贫富差距，但每年到年底算账，没有一年的贫富差距比上一年是缩小的，每年都在扩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失控状态。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失控，是不可治理状态。有人可能会说，怎么没有办法？你看党中央的决心有多大，每年处理的腐败分子有多少，每年处理的省部级的干部就有好几个。但是我要问一句，每年处理的这些腐败分子，有几个是你用制度化的方式发现的？

　　贫富差距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它简单也简单。贫富差距可能理半天也理不出头绪，但是真的就这么复杂吗？有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是不小的，收入最高的10%的人相当于收入最低10%的人的平均收入十倍十几倍都有，但是他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兴师动众，简简单单就把这个事解决了———个人收入所得税。税前相差十倍十几倍，税后相差五倍了，然后政府再把税收更多地用到穷人身上一点，五倍也不到了，四倍多了三倍多了，这不就挺好的。我们也有个人收入所得税，但我们是反向调节，富人的税基本征不来，工薪阶层的税基本一分不能少，就这么调节一下，贫富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肯定是扩大。

　　这是政府热爱富人，不愿意征富人的税吗？也不是。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掌握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收入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太太不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清楚，那就是税务局。我们正好相反，你的收入你清楚，你的太太最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也差不多清楚，但是就一个地方不清楚，那就是税务局。这个事往前追，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国民收入记录制度。美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至少保证了两点，第一，每一个人的收入是清楚的，第二，政府是掌握的。我们没有，所有的措施都无从谈起。所以我经常说，不要老盯着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是多少，只要盯一个东西就行，就是政府要把国民收入的记录制度建立起来。政府不能说现在没有条件还建立不起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就靠手工抄卡片的情况下，将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怎么我们就没有条件呢？这个人一年收入是5万，那个人一年是200万，我都认了，我就要求一条，200万是清楚的，这5万也是清楚的，然后200万的就按照200万的标准纳税，5万的按照5万的标准纳税。纳税之后，政府给这两个人一人一份社会保障，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比现在好得多，这时有一些贫富差距哪怕大一些，大家也可以忍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贫富分化就由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的状态。

　　腐败的问题也是如此。其实加大力度反腐败一点意义也没有，就做一件事情就行，就是规范的现金管理。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腐败的问题解决了一半。这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相当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普遍实行的制度。有了这个制度和没有这个制度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个制度，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可治理的状态，用制度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发现腐败的。比如买官卖官，需要将50万送给某某，怎么送呢？晚上吃了饭将这50万往旅行袋里一放，自己开车给他送到家里去。用制度化的方式怎么会发现呢？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那就不一样了。这时也会有买官卖官，但这50万直接拿过去就没有可能了，必须得想办法了。比如从银行里给他账号打过去50万，或给他办一张卡，里面存上50万，或者你给他买一套房。有人可能会说，这跟拿过去50万现金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大了。50万现金直接拿过去，没有任何的记录，就没有制度化的方式发现它的可能性，属于不可治理的状态。而刚才我说的几种办法，都有蛛丝马迹，都有制度化方式发现的可能。给他办一张卡，身份证实名制，第一个蛛丝马迹有了。如果借别人的身份证，但必须从另外一个账号转钱过来，第二个记录有了。另外，提款机有摄像头，消费还得签字，即使签假名字，笔迹也是他的。到处都有记录，都有蛛丝马迹，这才叫转入可治理状态。

　　一是很简单的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二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规范的现金管理，中国很多事就出在这个层面。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很技术性、很基本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我把它叫做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这些基础制度，就类似于城市的基础设施，马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等，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一个城市的生活就玩不转了。

　　第四，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

　　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能够支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我觉得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这个社会结构至少要有四层含义。

　　一、要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的规模。中国的中产阶层从什么地方来？美国、欧洲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白领，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计算机的这部分人，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如果完全走这条路，不太现实。几年前我在广西研究北部湾规划时曾经提过一个想法，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熟练的技工，然后使熟练的技工成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路。

　　二、保护底层的社会生存生态。上海浦东刚刚开发时，两口子生活在浦西的老城区，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天煮100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有了。但是如果让他们搬到浦东，房子是改善了，但是茶叶蛋卖不出去了，一天煮20个茶叶蛋说不定还剩15个，生计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浦西这样的老城区和浦东这样的新开发区，给人们能够提供生存的社会生态是不一样的。现在现实的问题是，在城市建设中怎么才能够保护这个生态，乃至改善这个生态？我们现在是在不断破坏这个生态。现在的城市建设像是将一个烂泥潭改造成水泥地的游泳池，是比原来漂亮，也比原来卫生，也比原来游泳方便了，但小鱼小虾能够吃的东西也没有了。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们容易找到生存的机会，找到一口饭吃的社会，特别是对于底层。

　　三、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如何使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形成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一个正常社会不可能没有阶层的分化，但是如何使不同的阶层能够相处得更为和谐一些，又是这个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从历史上来说，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传统，比如说过去北京的胡同，一条胡同里三教九流、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达官贵人、有贩夫走卒、有公务员，也有卖豆浆油条的。在一条胡同里，有贫富贵贱之分，至少表面上还是很和谐的状态，为什么呢？它有一种互相的依赖。达官贵人也得坐车，早上也得喝豆浆，也得吃油条，他们之间有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的各个阶层互相是隔离的，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状态，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四、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穷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没有希望。科举制能使多少人真正成为秀才、举人、进士？其实很有限，但是它给无数的人提供了一种希望，好好念书就能够有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的一天。一个社会总得给人创造希望。改革开放大变动时期，机会是最多的，现在中国的机会应当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和80年代、90年代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机会在逐步地缩小，或者反过来说，现在门槛在越来越高。有了门槛之后，社会流动的渠道就开始变窄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保护，甚至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让人们得有一种希望，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我们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要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环境，这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保障提供的。从西方来说，社会保障绝不是一种奢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手里的钱多得不得了，才去搞社会保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搞社会保障的。 1935年，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走出来，就搞了社会保障，因为没有社会保障，经济和社会就运转不下去。所以我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让人能够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又能够对未来比较确定地预期和判断的环境。现在我们讲扩大内需，但是增加了收入就会消费吗？增加了收入，没有买房的就想现在买房，买了房的，就想增加点收入把贷款早点还上，还完了收入再增加，想再买一套。解决了收入也不会消费，得解决社会环境的问题，得让人们的心真正安定下来，有安全感，觉得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时我扩大内需才会真正的解决。

　　第六，我们需要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需要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N G O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政府、社会、市场的多元治理模式，很重要的一维就是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比利时有一次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环节问题解决不了，曾经有几个月没有政府，但社会生活有条不紊，人们该上班的上班，该度假的度假，该旅游的旅游，和有政府时候的生活，看不出太大的差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有一种自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设想一下，我们这个社会有一天没有政府，会乱得一塌糊涂。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自组织的能力，这是社会建设的另外一个方面。而更具体的载体，就是社会当中的各种组织的发育，但是我们对社会组织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老以为有组织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每一次都要打击这个组织的因素。刚才我讲利益表达时，曾经讲到了利益的凝聚和提炼的过程，这个凝聚和提炼靠什么呢？靠的就是组织。没有组织地民众就是一帮乌合之众，需要更多的体现它的建设性力量，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组织的思路，又需要好好地反思。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筱赟整理，经孙立平本人审定）

汪晖教授抄袭,成了一桩沸反盈天的学界公案,大概是近年来比较让人瞩目的一次一次学术打假事件。
　　尽管汪晖对于这样关乎自己学术信誉的指责，始终高挂免战牌，拒不出来回应，有一种“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我自拿之”的爱理不理的态度，这更加让一些人感到痛心和气愤。但他的一些圈内哥们和粉丝，却显然非常焦虑。网上能看到一些人以颇激烈的言辞，来挺汪比如“王彬彬所在的南京大学曝出过不少学术丑闻，而中国学术腐败之现状也是众所周知。王彬彬耳闻目睹了多少，又感到了怎样的心灰意冷，他必将学者丑态揪之而后快的心意有多迫切，都是可以想象的。不过这一揪可不得了，揪出的是学术界、思想界之“大腕”汪晖，而在王彬彬看来，这位在学术界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腕儿，他的‘第一桶金’得来的多么容易，但又是多么拙劣呀！” 类似的言论在乌有之乡一类的网站和汪晖粉丝的论坛上更加集中。
　　在所有挺汪的文章中，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笔者没有看到一个真名真姓的文章，敢拍着胸脯说“汪晖没有抄袭”。最多只是含糊其辞地试图岔开话题，汪晖那叫学术不规范；二是，所有这些文章，都把矛头指向，说对汪晖的批评，不善意，不宽容，所以是党同伐异的派系斗争。
　　这些文章让我感到喜悦的是，这些挺汪的文章，事实上承认，在中国存在这么一个圈子，或者叫派别，不管是否把他们冠名为“中国新左派”，至少这些人是趣味相投和紧密团结的人群，而汪晖是他们旗帜性的人物。
　　至于为什么有些人看不惯这个圈子，对中国问题所持的立场，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汪晖这次被揭发学术抄袭一事，他越是不回应，别人就越有理由打破沙锅问到底，而且在我看来，根本不用考虑是不是“善意”和“宽容”。学术抄袭就好像官场腐败，这就好像有一个人贪污，意外败露，你只有两个出路，要么认罪谢罪，要么不承认，为自己澄清。虽然学术界没有“双规”这一说，但汪晖这么理直气壮的不回应，实在也是匪夷所思。而且他的粉丝们的逻辑是，别人对汪晖的批评是不善意的，不宽容的，别人的态度，怎么就能作为汪晖在自己抄袭事件上的理直气壮的理由呢。
　　一个人不能以贪污的人还很多，作为我自己贪污合理的借口，别人抓你，就是“不善意”，“不宽容”。何况人家就算有意找碴，只要这个证据确凿，也没问题。更典型的例子，就像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被牵连了，有政治作弊嫌疑，本来这事儿，确实不是没有可能掩盖过去，尼克松也确实能力很强，受到相当多美国人民群众的爱戴，可人家民主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不依不饶，最后硬把一个民选总统给拉下马为止，人家可比汪晖地位高多了。据说毛泽东当年一听说，美国总统居然就给弹劾下台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马上就反应，“是有人要整他”，很大程度上毛泽东说得没错。但就是美国政坛上，两党派，相互没完没了的整来整去，最后对整个政治生态起到了净化作用。
　　同样道理，汪晖的粉丝们，如果认为汪晖这个的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的教授被揭发抄袭是学术界的派系斗争，是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围剿。
　　那这些汪晖的粉丝们，最明智的方式，就是反戈一击，也来找王彬彬的纰漏，同时也可以放手去挑他们认为是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任何学者的纰漏。越不善意越好，越不宽容越好，只抓实事，不问动机。当然底线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讲不过就动拳头，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
　　学术无派，千奇百怪，什么时候学术圈搞得大家的一团和气，作揖打躬，基本上就烂掉了。学术界多有几个阵营，相互挑毛病，学术才能进步，学术才能走向规范。
　　期待着，王彬彬、林毓生、郑也夫、贺卫方等学者对汪晖的“不宽容”，“不善意”被发扬光大。

人口问题：最能影响中国的负增长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教授、主任。

　　眼下，中国的民众、企业、各级政府最关注的是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负增长：投资负增长、出口负增长、就业负增长以至经济整体的负增长。刚刚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震荡是毫无疑问的，各国政府至今为止的反应与对策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危机可能延续一两年，也可能更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场危机与经济负增长迟早会过去。危机过后回头看，这场震荡只不过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周期性波动而已。虽然这次波动的来势之迅猛、波动的深度、广度与一般的波动有所不同，但它毕竟是暂时的。这种经济危机对人类社会来说已不是初见。

　　然而，21世纪真正可能对中国与全世界影响更大的负增长却不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那些负增长，而是一次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均未经历过的负增长，一次人们用肉眼难以观察到的负增长，一次中国社会和政府迟迟不能认识不愿面对的负增长。这就是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化。与我们目前所担心的经济负增长不同的是，人口的负增长一旦形成，便不可在短期内逆转。

　　全世界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即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的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三个世纪前，即1700年时，全球人口仅为7亿。其后，经历了150年的时间，人口才增加了约一倍，达到1850年的12.5亿。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导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历史上与这种高死亡水平相应的高生育率却没有以同一步伐下降，从而导致人口急剧增长。全世界人口最近的一次翻番，从1950年的25亿到1985年的50亿，仅用了35年时间。不难想像，如果全世界人口照此速度无限增长下去，地球很快会变得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了。

　　在面临被称为是“人口爆炸”的挑战时，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显示出其集体的决心、智慧与能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对控制人口增长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这种种努力通过全世界家庭和个人的醒悟与配合，竟然出乎预料地成功了。目前，尽管世界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幅度地减缓。更重要同时也更出乎预料的是，人类可能会成为自身控制人口增长过分成功的牺牲品。以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作为人口自身繁衍的更替水平标准，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种标准之下的国家。在全世界竭尽全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想过生育率会在达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更没有预想过人们会不愿再要孩子。不难想像，如果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不断持续下去，有一天人类会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比控制人口、降低生育率更为困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不知道生育率继续下降的谷底在何处，更不知道依靠什么政策与手段才能诱导、鼓励甚至是强迫人们生孩子。可以说，这种控制人口的成功与人口趋势的逆转到来得如此之快，让各国政府措手不及。

　　中国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

　　在控制全世界人口增长的努力过程中，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国家，也是最独特的国家。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与力度是最大的，中国百姓的觉悟也是最高的。1970年代，在政府“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全国妇女平均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由一生多于5个孩子下降到略高于2个。不仅如此，从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实行了举世无双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例外，按现行的政策，全国63%的夫妇仍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包括几乎全部城市人口以及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生第二个孩子——的地区的一半人口）。换句话说，将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夫妇仍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约束。

　　近二十年来，各种调查与人口普查的结果都表明，中国每对夫妇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已明显低于人口学定义的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子女。这个更替水平的含义是，在考虑死亡率的影响后，每对夫妇需要生2.1个子女才能有能替代他们。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水平在每对夫妇平均生育1.5个子女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为1.6。很多人会认为中国人口统计数字不可靠，存在严重的漏报，并以自己看到的或听说的某人某地有生了三个甚至更多孩子为例来印证这种看法。这些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需要解释和提醒的是，现在公布的生育水平是已经经过了统计分析与调整过的。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全国生育水平为1.22。如果认为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在每对夫妇1.8或更高的水平，那便意味着除去众所公认的确实遵循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城市人口（约占全部夫妇数1/3）之外，剩下的所有夫妇全部生育了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统计或调查数据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受媒体导向以及过去大力宣传的影响，人们的视线仅死盯住少数几个多生的，而对身边只生一个甚至不生的绝大多数人却视而不见。同时，有些人看到的生几个孩子的往往是十几年前的事，而不是近年来的现象。

　　尽管平均生育水平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这是人们迟迟意识不到未来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一个时点的人口增长或减少，都是受两个因素决定的： 人口的出生死亡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我国现在的人口增长是由于出生数大于死亡数，而不是每对夫妇生育数太大。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较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通常的人口增长率是由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到的(假设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因素)。这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被称为粗出生率与粗死亡率。而这两个率所包含的不仅是生育和死亡的水平，同时还有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举例说，2005年墨西哥的粗死亡率水平是千分之五，而美国的水平是千分之八。这并不说明美国的健康水平低于或死亡水平高于墨西哥。相反，美国的粗死亡率高是由于年龄结构的作用，即美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比墨西哥的更加老龄化。由于美国人口中有更多的人处于死亡率更高的老年年龄组，即使是美国老年人口分年龄死亡率水平均低于墨西哥的水平，美国还是有更多的死亡人数。另如，2005年中国的人口粗死亡率为千分之六，与伊朗的一样，但均低于日本的千分之八。而同年排除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人口期望寿命（它从另一方面反映死亡水平）的排序却是日本、中国、伊朗。这种结果反映出粗死亡率受到了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口的真正的死亡率水平高于日本，而低于伊朗。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中国人口从1990年便开始了负增长。仅以生育率为判断标准，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正在以每代人减少40%的速度递减。

　　人口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人口规律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现时的人口出生死亡水平不仅影响当时的人口增长或减少，而且决定未来的人口增长与年龄结构。这就是人口变化的长期性。过去的出生死亡水平决定了现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其与现时的出生死亡水平相结合的产物，就是我国目前持续的人口增长。而等待着我们的将是现在的低生育率所将造成的不断老化的年龄结构与未来低生育率相结合的产物：不可在短时间内逆转的人口负增长。

　　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也将与生育率下降后人口总数仍持续上升一样，势不可当。这便是人口变化内在的惯性。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便假设在30年后将总和生育率马上提高到更替水平，并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后几十年内都无法逆转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如果出生水平一直维持在现行政策规定的生育率水平，中国人口总数将在大约40年后，即2050年降至11.83亿，2075年至9.05亿，2100年至6.77亿，略高于中国现在人口总数的一半。如果在政策规定的生育率水平，也即平均每对夫妇生1.47个子女的水平上再延续30年，然后提高到更替水平，中国总人口将在21世纪内不可逆转地下降到2030年的13.4亿，2050年的12.4亿，2070年的11.1亿，2100年的10亿左右。如果生育水平在恢复到更替水平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1.6，中国人口的规模在21世纪中将降至2050年的13.1亿，2070年的12.1亿，2100年的11.7亿。这便是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

　　人口负增长有何可惧？

　　与20世纪后半叶的快速人口增长一样，在没有战争、灾荒、瘟疫影响下的大面积持久性的人口减少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一方面我们对此毫无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也还无法充分认识。

　　有人可能认为，由于人口负增长的惯性使中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在20世纪内减少1亿至3亿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然而，这种结果已经超乎我们的判断能力，因为没有哪个现存人口有这种经历，而经历过这种变化的人口应该已经消亡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人口惯性所导致的人口变化不仅是在总量上，还要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在人口总量减少的构成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末二十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至25%。日本、韩国及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受益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贡献。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由于生育率下降已耗尽并将为经济增长拉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大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影响。而中国正在步这些国家的后尘。

　　中国社会马上要面临的人口老化是劳动力的老化。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 (在此定义为20—60岁)的总数仍将颇为可观，但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度地萎缩。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未来十年中，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20至24岁人口组的规模将会急剧缩小，由2010年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现在的约１５%减小至仅占８%左右。不仅如此，如果目前的低生育率不能被及时扭转，这种劳动力老化的趋势会不断加剧。对仅仅是担心就业的决策人来说，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佳音。然而，这个年龄组的新生劳动力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创造力的。这部分年轻人口也是消费力最强的。这个年龄组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对劳动力供应，同时也对消费需求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新结婚夫妇对数的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的减少，对所有与青年人有关的消费需求的减少。青年劳动力人口的急剧减少也会使他们人均负担的养老费用不断上升。这是中国人口老化的另一个方面。

　　测量人口老化的一个指标是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年龄中位数的意义是一半人口在此年龄之上，另一半在此年龄之下。随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过程在21世纪初，也即中国人口总数还在增长之时，就已十分明显。然而在2000年时，中国人口整体还很年轻，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30岁。而到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上升到45岁左右，即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将在45岁以上。如果未来生育率维持在现行政策生育率的水平上不变，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在21世纪后期将高于50岁的水平。由于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当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至21世纪末，仍在40岁的水平上。这意味着育龄妇女比例很小，人数很少，更替水平生育率对应的出生量也大不了。

　　用另一个更常用的衡量人口老化的指标，即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21世纪的前半叶，受以前生育率急速下降及目前低生育率的影响，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将十分迅猛。在30年的时间内，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将由7%剧升至20%以上，即每5个人中有1个是65岁以上的。由于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即使生育水平能恢复到复位水平，人口老化的趋势仍将继续延伸，上升到2060年时的25%左右，即每4个人中即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如维持政策生育率不变，21世纪后期老龄人口比例将超过30%，至21世纪末每3个人中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同时，生育率上升对21世纪下半叶人口老化已不会有多大作用。

　　中国所面临的新的人口形势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1990年就已经开始的低于复位水平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政府成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近年来在全球化环境中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育概念变化等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也决不应被低估。在许多欧洲国家及东亚各国，低生育率已经开始给那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给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带来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将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同时，将生育率提高到复位水平并非易事。近年来，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来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而至今为止这些鼓励生育政策奏效的还寥寥无几。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认识人口惯性与人口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

　　负责任的公共政策：骑虎难下还是骑虎不下？

　　中国人口在21世纪将面临的负增长已经不是假设，而是定势了。但由于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口总数还在继续增加。对于不了解人口变化内在规律的人来说，中国似乎应在人口增长停止时再重新考虑公共政策，尤其是人口政策的讨论与调整。然而，如果真把公共政策建立在人口总数是否还在增加的基础上，则完全忽视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人口惯性。

　　不仅如此，尽管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加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中国政府还在继续执行三十年以前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紧急措施的独生子女政策。这项政策是世界历史上政府控制人口增长、干预人类再生产的最严厉、最广泛的社会试验。现行的生育政策仍要求63%的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过去的三十年中，很大程度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中国已产生了1.4亿独生子女，也即1.4亿独生子女家庭，占全国总家庭户数的约三分之一。这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长期的风险来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一旦形成，便有了其独立的生命。作为三十年来的基本国策，人口控制政策更是如此。对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讨论无疑应是慎重的，建立在事实和科学依据上的。现在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已多年低于人口再生产的更替水平，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负增长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便是普遍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中国人口的整体生育水平仍很难达到更替水平。这是因为尽管有少数夫妇可能生育超过两个甚至三个子女，由于经济与社会原因，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愿意只要一个孩子，有的甚至一个也不要。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巨变对近年来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可能比严格的人口政策更重要。首先，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的几十年中，农村的集体经济瓦解，城市的铁饭碗和住房福利消失，这就打破了过去降低生育成本、鼓励多生的经济保障。其次，新经济机会和收入增加的刺激，使年轻人不再将精力集中于结婚和生育。1990年代，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2岁增加到24岁。这就是不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人口偏好改变的明显例证。第三，由于市场对高学历劳动力的旺盛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父母必须更多地投资于子女教育。这一生育成本的增加更抑制了夫妇的生育愿望。在全国各地，很多符合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夫妇都自愿放弃了这一权利。

　　在当年被用来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各种宏观依据都不复存在，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各种代价与后果为世人公认并日益加剧时，有什么理由不尽快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造成的执行政策的惯性与推行改革的惰性。为了推行这项有悖于大多数夫妇生育偏好（每对夫妇生养两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与政府均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在1980年代，地方计生委和农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包括没收、毁坏私人财产以及人身伤害的事件经常被报道。强制性绝育和劝导孕妇流产不仅使民众对政府产生敌意和对抗，而且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这种人身伤害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早期，到末期才基本消失。为了制止对群众的人身伤害，中国政府将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心从行政高压转向引导夫妇自愿避孕，并给他们提供多种避孕措施。这一新的政策取向缓和了计生委官员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对于过去参与和支持高压控制人口政策的人来说，他们似乎是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处境。

　　然而，继续执行已过时的政策需要中国百姓的进一步合作与牺牲，同时需要政府为此耗费大量的财政和组织资源。为了补偿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截至2007年底，为了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和“双女户”老年父母提供补助，政府已向575万人发放了36亿元扶助金。而从2009年1月1日开始，奖励扶助标准由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20元。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人数剧增，各级政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这一支出预计将由2010年的30亿剧增至2020年的170亿，2030年的540亿。对于生育率下降早的地区，支付这笔费用将是越来越大的负担。例如，2010年，仅江苏省南通市就预计要支付1个亿。国家是否有能力、并是否应该如此使用纳税人的钱来维持一个已经过时的政策？国家是应该支持鼓励家庭这一传统的组织承担养老的主要责任，还是要代替家庭的作用？国家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来代替家庭。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中国还创建了一个迅速膨胀的政府机构：各级政府中的计划生育组织。1980年正值独生子女政策公布之时，中国有大约60,000名全职工作人员致力于落实城乡的计划生育。到1995年，人数已超过400,000，增长了将近7倍。尽管在1990年代末期中央要求大多数政府机构精减一半职员，计生委等部门却只砍掉了四分之一，仍有300,000名职员。而且这一数字仅反映了国家机关投资于计划生育的人力资源。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会员有8300万人，设有超过百万个分支机构。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政府行政费用预算在1990年代增长了3.6倍，从1990年的13.4亿元到1998年的48.2亿元，其增速远高于经济建设和国防。据财政部所报，中央政府层面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均投入已从1995年的2.64元，增加到2006年的19.53元。按官方公布的育龄妇女人数25,893万计算，2006年的总投入为50亿以上。这一数字还只占各级政府用于计划生育总支出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地方层面还有大量经费来源于个体农民和乡镇企业、城镇单位的间接缴费与地方政府的投入。不仅如此，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政策执行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工作重心，还引起了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生育率没有达到指定要求的地方，当地官员必须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因为这是衡量业绩、影响仕途的关键指标。

　　尽快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已成为国内众多人口科学专家的共识。2004年4月，国内主要人口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的专家与前国家计生委高级官员在经过三年的研究后联名起草签署了一项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书。时隔近五年，除了中国人口学会在2004年组织了一次专门的讨论会之外，政府部门对此建议几乎毫无反响。学术刊物被通知不得刊登对生育政策讨论的文章。学者对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与官方意愿不符的结论，被要求交回数据、销毁分析结果。这种将人口学界专家几乎是共识的结论与建议置于不顾，乃至打压的做法，与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完全是背道而驰。这些做法使人担心这不仅是“骑虎难下”，而是“骑虎不下”。如果真是如此，有关政府部门将就推迟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与百姓的影响，对21世纪中国将面对的最大负增长承担重大历史责任。按每年500万新生独生子女的保守数字估算，从学者呼吁至今五年中国又增加了2500万独生子女。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与开始不久的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化的最大的转折点。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性人口增长是史无前例的，21世纪的人口负增长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地球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20世纪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作为对这一成功付出的代价，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是人口负增长，而这个负增长将是影响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最重要的负增长。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9/6月号，总第28期）

中国公司的“白人战略”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稿


袁莉

2006年，卡萝琳·斯瓦兹(Caroline Swartz)受雇成为北京一家中资公关公司的项目经理。她在那儿干了一年，但大部分时间没有任何具体工作任务，只需要安静地坐在会议室里列席会议就行了。

她常常根本不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客户是什么人，就被叫去开会。开完会以后，又会被告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现在在纽约上学的斯瓦兹说：“我被摆在那里，很显眼，但没有任何职责。”

她说，自己之所以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拿工资，只在于她是白人。那家公司的客户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她这个白人的出现可以让公司显得更国际化一些。

这样的商业策略或许不能算“政治正确”，却反映出中西方之间的新态势：西方人，尤其是白种人，目前在中国的一些工作机会是因为某些中国公司想利用他们来彰显一种高级别、高层次的形象。

关于“来来往往”

自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鸦片战争引发了中国人的复杂情绪，既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情怀，也有厌憎本国落后、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20世纪早期，随着清王朝的垮台，一些中国文人认为中国因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疲弱而成了外国列强蚕食鲸吞的对象。对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却是：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摈弃儒学等传统观念，接受西方的体制和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

中国人这种自大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即便在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也未彻底消解。过去30多年，中国迅速成为了经济大国，但这种心理也依然萦绕不去。这表现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求西方给予自身更多尊重，但一些中国人内心却仍认为西方人高人一等。

不过，我认为这样的态度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已经有所转变，尤其是在大城市。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可以去专门为他们服务的酒店、餐馆和百货商店，并以名为“外汇券”的特殊货币付款。现在，在餐馆和商场出手阔绰、享用香槟、名牌服装和豪华汽车的往往是中国人。

但是，即便在北京和上海，与西方人共事或交往的中国人在服务人员那里遭到冷遇也并不鲜见。一些餐馆会把好位置留给西方人，并优先为他们提供服务。我的一位朋友嫁了个欧洲人，住在北京一幢公寓楼里，她忘记带门卡时会被保安盘诘，而保安却从未要求她先生出示门卡。事实上，我这位朋友才是业主。

一些中国人甚至利用这种崇洋心理。

中国一家跨国制造企业的高管（中国籍，持美国绿卡）就有一套“白人战略”：当他去小城市谈生意时，一定会带一位白人下属。

他说，如果有白人同行，当地人一定会给他们更好的待遇。同行的白人下属通常是工程师，开会时无需张口发言。但由于他的在场，无形之中办事就顺利多了，至少气氛会更友好一些。

即便是这个“白人战略”也有个小缺陷：地方上的人第一次与他们见面时，一开始总是以为那位白人是老板，这位高管是翻译。但这名高管说，只要生意能成，他就不介意。

对于一些被雇佣来实施“白人战略”的白人来说，这种情况下的感受并不好。斯瓦兹就觉得自己在公司里被人当成小孩子，甚至是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动物。但她当时非常需要这份工作来抚养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

直到公司里的一位经理偶然听到她说普通话之后，她才开始承担诸如负责客户关系等职责。斯瓦兹说，显然，他们雇她之前连简历都没看过。要知道，她在移居中国之前学习了八年的普通话。

不过她也认为，白人感受一下种族歧视是好事，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面临这一问题，而且那种“感觉不好受”。

我那位朋友的欧洲丈夫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我问他对于保安对他的态度比对他妻子好有何看法，他说这没什么。他觉得保安应当像对他一样对待所有人，不过，除非中国人学会更尊敬农民工和穷人，否则这种情况不会改变。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