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靠什么让“政府少花点，百姓多花点”
陈志武
http://www.infzm.com/content/46154

把国有资产转变成“国民权益基金”，让全体公民人人有份

为什么过去60年里，发达国家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但中国正好相反？

首先，在发达国家，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议会和新闻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不容易失控，而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的困难相对较小——行政部门可以不必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行决定。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对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私有制经济下，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上涨，另一个渠道是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随着经济增长而升值。在私有制经济下，土地、住房、股权以及其他资源资产主要由私人持有，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收益直接进入家庭或个人可以消费的收入或财富的内涵中，这就是为什么1999年美国互联网鼎盛时期GDP增长不过4%左右，却启动了非常强劲的居民消费增长。但是，在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的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这样老百姓只能通过工资收入一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直接制约了民间消费增长。

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什么？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有那么多的国有资产，本来的用意是通过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和国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来减少老百姓交税的压力，以及提供更多的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的投入，但在很长时间里，这些都没有很好地做到。

现在各个区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许多成立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比如，北京市政府和各区政府都有自己的资产管理经营公司，其中最大的资产规模达数千亿。大学作为国有事业单位，也有自己的企业，并都是国有企业。这些资产产生的收益不是上交到财政部，为全民服务，而是在各个层级为小社会、小团体服务，打着国有的名义，享受经营特权，说是为全民服务，实为小团体的局部利益服务。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进行土地改革，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

二是把国有资产转变成“国民权益基金”，让全体公民人人有份。以这种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这种民有化改革不同于私有化改革，是把失去的财富效应归还给老百姓，而政府也未丧失监管和控制的权力。

三是推进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对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进行问责。

（作者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本文根据作者接受中信《比较》和《财经国家周刊》“50位经济学家调查”时提供的未发表政策建议修改扩充而成）

刘瑜的秘密书架：从经典到经验
作者:刘瑜
2010-06-09 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

我至今仍然记得19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希腊学者波朗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译本。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极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枯坐俩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亨利·詹姆斯到奥克塔维奥·帕斯，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里，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上面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真的还不够，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 读 Prezworski、Inglehart、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架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黑客帝国》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刘瑜，1975年生，现为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是我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那些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得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录让你枕着它睡大觉。振聋发聩的东西，我一向觉得可疑。

所以我推荐的这几本书大多未必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名著，但多是经验研究，都在不同时期给过我重要的启迪。Robert Lifton的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思想改造与全权主义心理》）、高华关于延安整风的著作，分别是我觉得中英文世界最好的中国革命研究著作；Polyarchy（《多元政体》）、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理性选民的幻相》）、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s and Democracy（《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是几本研究民主制度的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民主，而不是作为抽象理念的民主，对我影响都很大——对其中的观点，我不一定都同意，但是其中的思路，都让我很开眼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基本上是当作恐怖小说来读的，因为当真几乎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让我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豁然开朗之感；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和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费吉斯的The Whisperers（《耳语者》）分别是从个体的角度回忆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史，我相信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代青少年都能读这两本书，人类的未来将会避免无数悲剧；马丁·沃尔夫的Why Globalization Works（《为什么全球化是好事》），华裔学者黄亚生的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分别是讨论当代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并且在各自领域——在我看来——最好的书，在一个“打倒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外知识界时尚的世界里，沃尔夫基本上是在说：在喊“狼来了”之前，先看看那匹狼真的是狼吗？而黄亚生则是在说：在为中国模式倾倒之前，请让我们先透析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与安·兰德的Fountainhead（《源泉》）这两本是我喜爱的小说，其主题其实很像，小说里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都是：如果得到自我的代价是失去全世界，那么我不介意把指甲缝里的这个“全世界”给剔掉。

正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因此需要补充的营养元素不同，我的推荐书目的阅读经验未必适合其他人。我想说的只是，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将你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功利心、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生态补偿机制难产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06月07日


现实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总是存在矛盾；而能够部分解决这一矛盾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面临重重利益权衡，刚刚走出第一步

《财经》实习记者 赵一海
　　在“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立法终于启幕。2010年4月19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主持会议，宣布《生态补偿条例》（下称“《条例》”）起草项目启动。
　　此时距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已有5年时间——早在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曾明确提出“国家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补偿机制”。
　　据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常纪文教授介绍，《条例》将明确实施生态环境补偿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办法，确定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细化流域、森林、草原、矿产资源等各领域的实施细则。
　　其中，流域补偿问题历来是矛盾最集中之处。可堪佐证的是，已有的地方立法实践，均以“健全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为目标。据常纪文统计，已有八个省份出台相关规定。
　　但地方立法囿于效力，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问题始终纠葛不断。
　　此次《条例》的起草工作由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牵头，恰对应之前关于“东部补偿西部”的猜想。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水源涵养地，其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中下游及全国广大区域。但“在承担国家生态安全的同时，西部的发展机会不可避免地丧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区域经济学研究者如是说。
　　以地处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省丽江市为例，1998年，长江洪灾爆发，这被认为与上游水土保持不力有关。中央随即对长江上游全面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当年8月，丽江市停止天然林采伐。所有森工企业及造纸企业一次性关闭，1万多名职工面临下岗。曾经占该地区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林工产业彻底退出，丽江地方财政锐减。
　　金沙江流域由于全面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包括滇西北、川西南在内的许多地区迄今仍处于“富饶的贫困地区”的尴尬境地。
　　云南行政学院李晓冰副教授撰文称，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免费搭车享受金沙江流域贫困地区提供的生态保护服务，上游贫困地区则财政困难，甚至背负巨额赤字，却得不到必要补偿。
　　处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的陕南地区情况也类似：2000年以来，当地林地覆盖率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年均输出2类以上优质淡水251亿立方米，但同期人均财政收入从占全省数据的三分之一降到十分之一。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三位市委书记联名上书，建议中央设立水源补偿机制。
　　一个被广泛提及的数据是，仅陕南安康和汉中两市，自1999年以来因水源地水质保护而关闭的企业，以及调整产业结构所减少的工业总产值就高达7亿多元，减少就业岗位近1.5万个。在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六年后，陕南于2008年底才获得了第一笔南水北调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共计10.9亿元。
　　需要进行生态补偿没有太多争议。问题是，谁来补偿？
　　中国政法大学曹明德教授说，本来，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受水区应成为生态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但现实中很难实施。目前为止，前述“富饶的贫困地区”除求助中央财政支持，并无其他获得补偿的手段。
　　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以来，财政转移支付成为中央平衡地方发展和补偿的重要途径；但生态补偿并未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不在当前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10个最重要因素（如经济发展程度，都市化程度，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等）之列。2000年－2009年，得到中央财政补助最多的是广东、上海、江苏、辽宁等相对发达省份。
　　这导致中央财政对生态保护地的支持时常处于额度不足的窘境。已上升至中央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便受困于此。
　　2005年1月，国务院第79次常务会议批准《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规划确定国家投资75亿元用于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建设。从2005年到2010年，年均投入15亿元，相当于每平方公里每年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额仅1万元左右。
　　但由于三江源地区面积大，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建设与管护成本高，这样的投资规模和期限难以满足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需要。
　　“涉及到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问题尚待突破。地方利益保护掺杂其中,利益相关方的责任难以界定。”常纪文告诉《财经》记者。在国家上位法缺失的前提下，省际间仅靠部委意见建立协商机制，始终存有障碍。
　　而诸如获得税收优惠、扶贫援助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政策，甚至基于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易手段，也仅限于远期构想。
　　据《财经》记者了解，5月13日，《条例》起草工作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被看做是法律程序全面启动的标志。该次会议已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草拟的《条例》草案框架进行细致修改，并讨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范围、方式、资金来源，以及生态补偿项目的申报与后期评估等。
　　但目前在生态补偿范围、资金来源等方面还存在争议。
　　据常纪文介绍，《条例》将以区域补偿作为重点，“不该过度依赖中央财政”。倚重中央财政的做法，被认为违背生态补偿的原则。“生态补偿应该是有赔有偿的概念，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应该称为‘生态补助’更为恰当。”一环境法学专家说。
　　多位环境法学者均表示，由于所涉利益关系复杂，《条例》的出台过程势必曲折。环境法专家、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王灿发教授说，11个部委参与，这是中国环境立法史上罕有的情况；但目前可预期的是，待该草案最终形成并上报国务院通过，至少需要3年时间。而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流域生态补偿困局仍将延续。
　　资料
　　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目前已是长江中下游仅存的两个通江湖泊之一，在调节长江径流、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举足轻重。
　　该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建立了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处候鸟与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有效保护当地湿地生态系统，为50余万候鸟及大量水生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鄱阳湖湿地是濒临灭绝鸟类——白鹤的惟一栖息地，全球没有别处适宜其生长。另外，有350头－500头长江江豚（约占整个长江种群的三分之一）往来于鄱阳湖。环境的改变将增加其灭绝的风险。
　　中国政府于1992年签署《湿地公约》，鄱阳湖自然保护区被列为重要国际湿地。根据《湿地公约》的规定，任何国家因任何原因对国际重要湿地已经或即将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必须立即报告《湿地公约》秘书处和其他缔约国，并马上采取措施排除负面影响，否则该国际重要湿地将被列入蒙特勒记录（即所谓的“黑名单”），无条件接受国际社会的检查。
　　在公约之下，维持湿地的原生态特征是不争的条件。国际湿地组织今年年初已派人来鄱阳湖考察，并表示之后将提出一个书面意见。

西北排污第一拍
2010年06月11日 经济观察报

张延龙

6月5日，上午10时，西安灞商务中心一楼大厅，人头攒动。

大屏幕上的数字被不断推高，2500元、2900元、3500元……10时25分，价格已被刷新至3900元，忽然出现短暂的沉默。

这不是期货市场，也不是股票。这一天，是西北首次排污权拍卖，陕西省环保厅此次共投放2300吨二氧化硫排放权，吸引12家企业前来竞拍，一位环保厅官员说，“12家企业是经过筛选得出的，都不属于重污染行业，而又希望在今年扩大项目规模”。5分钟后，底牌揭开，延长石油延安180万吨甲醇项目以4200元/吨的价格，将1150吨二氧化硫排放权收入囊中。最终成交的5位买家，全部来自陕北。

准备

当天早上，交易正式开始之前，主管交通运输、环保、城建等工作的陕西省副省长洪峰为排污权鸣锣开市。

这一天也是陕西省环境权交易所正式挂牌的日子，据称，陕西省环境权交易所是西北唯一的综合性环境权交易机构，主要从事金融服务、碳排放权拍卖交易、水权拍卖交易、固废排放权交易与节能交易服务、节能环保技术转让、CMD(清洁发展机制)信息服务与生态补偿促进等相关服务。

一位陕西省环保厅官员介绍说，这是今年1月在渭河流域实行上下游污染补偿制度之后，当地再次推行一项以经济手段加快污染防治的环境管理制度。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最初为了控制酸雨。2001年江苏省南通市实施首例排污权交易。2007年国内第一个排污权交易中心在浙江嘉兴挂牌成立。

此后，各地依然对探索排污权交易展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去年12月，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加挂重庆环境资源交易中心，作为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平台，并举行了首次1189吨二氧化硫和87吨COD(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权拍卖，总交易额805.5万元。

据称，陕西方面在制度设计上借鉴了重庆的经验，今年3月，陕西省环保厅厅长何发理带队一行8人，取经重庆，探索排污权交易，其间陕西省环保厅制定了《陕西省二氧化硫排污权有偿使用及交易试点方案(试行)》《陕西省二氧化硫储备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完成了对交易平台的确认和建立。

5月10日，陕西省环保厅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成立，并发出4000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购买公告。据陕西省环保厅官员称，由于是首次拍卖，对此相当慎重，对大量企业进行了摸底，最终确定了12家企业，在正式交易的前一天6月4日，还进行了一次模拟训练，最终将标的确定为2300吨二氧化硫排放权。

竞拍底价被设定为2500元，参与设计方案的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亚林说，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考虑的，“第一个是目前污染减排的成本，比如采取脱硫加价的形式每千瓦时电价加价一分五，可预测的成本大概就是2300元一吨。第二个因素考虑到由无偿变成有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完全是一个市场定价，因此希望把这个价格定得稍微低一点。”

竞拍

6月5日10时，竞拍正式开始。

12家企业被安排到12个相互隔离的交易室内，通过电脑进行竞价，价格被直接传送至交易大厅的电子屏幕上。40秒后，2500元的起拍价被迅速推高至2900元。

最终，经过半个小时竞拍，2300吨二氧化硫排放权被5家企业 “瓜分”，延长石油延安180万吨甲醇项目以4200元的最高价，取得1150吨指标，其余的4家企业亦全部来自陕北，神木祥荣二期燃气电厂及新建硅铁项目、黄陵矿业地热值资源综合利用电厂项目、神木凯源新建40万吨泡花碱生产线项目及神木大柳塔水井渠煤矿煤炭整合项目的成交价分别为4000元和4100元。

上述陕西省环保厅官员说，这次拍卖的指标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在完成国家年度减排任务，富余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是全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钢铁、水泥、焦化、有色、电石、铁合金等行业的工业企业关闭或生产线淘汰后，二氧化硫的减排量；三是已实施关闭的小火电的企业，没有“关小上大”新建燃煤机组使用的二氧化硫减排量；四是通过治理工程削减的二氧化硫减排量。

陈亚林说：“此次拍卖的2300吨二氧化硫，所占比例很低，2005年环保部给陕西省核定的指标是92.2万吨，在2009年，陕西已经核定了的任务是81.1万吨，已经完成的减排任务是12.75%，而‘十一五’的减排任务12%，目前拿出来的是已经超额完成了环保部下达的任务的那部分，这实际上是对陕西减排的回报。”

此次拍卖的总成交额944.9万元，据称，交易所得将全额上缴财政，用于排污权的储备和补偿。

“排污权作为一种资源,正在从政府分配,排污者无偿占用向市场分配,有偿使用转变”，陕西省环保厅厅长何发理说，“并不代表着付钱就能随便排污，企业最高能买多少排放指标要经严格审核，且总排污量建立在对环境容量科学评估的基础上。”

买家

或许是因为担心外界对“排污”认识的误会，这次拍卖的最大买家，延长石油延安180万吨甲醇项目，在拍卖结束后，马上离开了现场。

尽管在前一天进行了“预演”，神木大柳塔水井渠煤矿煤炭整合项目的负责人仍然称，在竞价时感觉心里“没有底”，他说，因为要扩大项目规模，即使价格再高一点，也势在必得，“最终的成交价格在预期内，还算合理范围。”

他的逻辑简单而清晰——“以后的各项环保政策肯定会越来越严，排放指标也会越来越珍贵。”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的买家全部来自陕北，“虽然交易规则是价高者先得，但是目的是达到推动陕西整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陈亚林说，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发展战略是关中率先发展、陕北跨越发展，而由于历史发展差异的原因，“关中地区有总量没有容量，陕北地区有容量没有总量，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用市场化的方式来优化配置环境资源，解决陕北跨越发展瓶颈。”

“由于我们国家总量的控制制度是延续05年的环境统计基数这个历史原因，从03年一直到09年，关中GDP在全省的比重逐渐在降低，陕北在上升，从09年减排的指标来看，关中地区削减的指标占百分之七十几，陕北地区只占到百分之十几”，他说，目前陕西最大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由于历史因素导致所占的资源也不平衡，必须采取新的手段，以前采取的行政划拨，现在必须去探索一条在行政指导下的一个市场化的手段。

比如说，“陕北要发展煤化工，缺少指标，我们就可以把关中的一些小火电厂关掉，因为这些小火电所供应的GDP很低，而陕北很高，所以这就是优化配置的概念，而不是总量削减的概念，总量跟减排是一个前提性概念，减下来以后需要优化配置。”

据了解，这次拍卖的2300吨指标，仅仅是陕西节余指标的一部分——陕西目前大约有6000吨指标可使用。但是，由于目前陕北能源板块发展迅猛，“在未来两到三年，仅仅限于陕北地区，在能源和煤化工两大行业，预计会有两到三万吨的需求量，好多企业仍然在观望，花钱值不值得。”

“实际潜在的需求远远不是2300吨的问题，也不是节余的6000吨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成立储备管理中心，必须搞适度竞争，不能搞过度竞争，必须考虑今年的项目和明年、后年的平衡，所以这次所拍卖的2300吨是根据报名而定，潜在的需求和这一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潜在的需求远远大于这次报名的量。”陈亚林说。

陕西省环保厅总量控制处处长赵生山透露说，下一步将研究开展企业将自己的指标拿出来拍卖，“企业在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后，超额完成的部分也可以用来交易，可以先由环保厅来收储，也可以直接拿出来交易，这将激发企业节能减排、自觉环保生产的积极性”。

四个王二的罢工命运
from 郭凯经济笔记

原文发于本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觉得对于最近国内很多地方发生的罢工事件的看法不是太左，就是太右。比较典型的太左的观点就是觉得中国工人工资低是因为资本家剥削，现在终于起来反抗了，大好事一件。比较典型的太右的观点是工人的罢工在破坏合同，组织工会其实目的是要漫天要价，最终反而其实会伤害工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不参与罢工，不加入工会工人的利益。坦率的说，这两种观点我都觉得有点太简单化问题。所以我写了4个故事，2个回应左派的观点，2个回应右派的观点。

故事1和故事3是回应左派的，讲的道理在所有经济学原理课本里都能找到。故事1就是最简单的成本最小化的事情，工资涨了企业就少雇人多用机器，工资涨得（过）多了，就业就会降低。故事3就更简单了，资本是能流动的，你可以要求加工资，但是你不能保证人家不搬走。

故事2和4是回应右派的。故事2的源头是Card, David & Krueger, Alan B, 1994.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4), pages 772-93以及Lawrence F. Katz & Alan B. Krueger, 1992.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46(1), pages 6-21.讲的基本上是具有买方垄断的雇主是如何通过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的。

故事4的源头是一个搜寻模型，在这样一类模型里，所谓“均衡工资”的概念很多时候是通过谈判实现的，而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一个比较好的综述是：Richard Rogerson & Robert Shimer & Randall Wright, 2005. "Search-Theoretic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3(4), pages 959-988.

总的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故事1和3可能是更具决定性的力量，但故事2和4并不是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中国劳动力在资本面前的弱势是必须承认的，故事2和4都只是这种弱势的一种体现。

以下是正文：


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叫王二的人。有这样四个王二，不仅名字一样，其它的背景也很类似。他们出生在中国农村，家里的那一亩二分地，一年到头流尽了汗，就算遇到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去掉化肥，种子，农药和各种成本，剩下的收入就更是低得可怜。后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每年过年都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回来，出手“阔绰”，骄傲的描述外面的世界，让王二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年过完年，王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点点钱，跟着老乡一起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打工给王二带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收入”，但是也给王二带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开销，什么都越来越贵；孤独，因为没有亲人和朋友陪伴；辛苦，工厂里的活比下地干活一点都不轻松；空虚，生活很无聊且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王二并不后悔离家打工的决定，只是现实远比王二想象的要更困难。

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的或者错误的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工资。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四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

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的重新研究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的留了下来，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

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十个民工有九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的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得太多，把当地整个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一点可以忍受的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得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迁，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迁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的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

第四个王二在一家精密的电子企业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企业开的。王二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企业招工的人一句“市面上都是这个价”就把王二打发了。王二琢磨着，继续找工作还要花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就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和工友们聊天，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单个的人根本没有跟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又担心风险，所以干脆就接受了。从企业的角度，厂方也清楚地知道，即便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企业还是能够很轻松的保持盈利的，而且真的想在市面上重新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会耽误生产。换句话说，企业会愿意出更高的工资把这些工人留下来。好在这些工人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偶尔个别工人有牢骚，直接让他走人就行了，换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终于，王二和工友们决定罢工了。工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底线，但是很明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过分的要求则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经过几番你来我往，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妥协，王二和工友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企业维持了正常的生产。

这四个王二罢工的故事，有的结局是皆大欢喜，有的是保持原样，有的则是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损。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在各地的罢工事件，多半最终以厂方提工资成为结局。只是那些获得加薪的工人最终会成为四个王二中的哪一个，则完全不那么显然。无论是支持罢工，还是反对罢工的人，恐怕都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四个王二的命运，甚至更多王二的命运，都是可能发生的。

慈善大学乌托邦
2010-6-15 南都周刊

杨福梅说自己的募款团队曾经数次联系万科集团，希望能与王石面谈一下，但每次都只见到这家公司的秘书。


　　一群来自海内外的理想主义者，准备在贵州的穷乡僻壤建起全国第一所非营利性的民办善慈大学。当乌托邦激情与社会现实、国际化慈善与中国国情相碰撞之后，他们发现，“难度确实远远超出了预想。”在卢安克事件之后，带有海外背景的教育慈善行为牵动人心。

　　南都周刊记者_周鹏 贵州报道

　　盛华职业学院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在开国际电话会议。 供图_筹备组

　　一群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有些神秘地来到贵州省腹地惠水县。他们在这里租了房，每天一早就背着包匆匆出门，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处。

　　小区里的居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陌生的邻居们正在干一件大事——他们要在当地创建中国第一所非营利性的民办善慈大学，校址就在离县城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名叫百鸟河村的偏僻山村里。

　　穿过山林通往学校的碎石路已经初具雏形。路的尽头，一片占地150亩、还有些崎岖不平的建筑工地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跃入眼帘。每隔一会儿，地下就会传出沉闷的声响，那是炸药震碎坚硬岩石时发出的爆破声。

　　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孙伟——一位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大声说，“这是一个‘乌托邦’，但我们正在一步步地实现它。”顿了一下之后，他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确实远远超出了预想。”

　　乌托邦的建筑者

　　孙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的院长、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FIU计算机学院的终身教授。现在，他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盛华职业学院筹备组组长”。

　　去年2月份，威盛电子（中国）有限公司的王雪红和陈文琦夫妇发起成立了一个从事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担任威盛电子董事长的王雪红跟她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父亲王永庆一样，也是大陆知名的慈善企业家。

　　孙伟多年前曾担任过王雪红和陈文琦的特别助理。工作闲暇，他们不时会找个环境优雅的地方，约上朋友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如何在大陆从事教育慈善事业。

　　当注册资金达3000万元的“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被批准成立时，首个大型慈善项目——创办一所非营利民办大学的目标也已经明确。作为多年的朋友，孙伟被基金会邀请担任特别代表，负责学校筹建工作。

　　一位后来对盛华职业学院异常重要的志愿者——杨福梅不久后也成为了他们的伙伴。这位衣着优雅的女士已经年过七十，是中国红十字会光明天使基金会主席，管理着一支150名义工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她曾经先后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朗讯科技公司、富士康等跨国公司担任过多年高管职务。

　　四年前，因为身患癌症而卧床两年，一度濒临死亡的她在奇迹般康复之后，卖掉了美国的房子，带着所有家产孤身一人回到中国从事慈善事业。

　　近几年，杨福梅一直奔走在宁夏、青海、甘肃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把募捐所得的资金投入到盲人和视障人群的免费教育和培训中。这些人在她眼里属于“弱势中的弱势”，一些人的悲惨命运常常会让她流泪不已。

　　在频繁的差旅间隙，她住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哥哥家里，每天电话此起彼伏。有时候，刚礼貌地说完“hello”，房间就被外面传来的巨大轰鸣声淹没。杨福梅只能等上十几秒钟，等噪音消失后再问对方是谁。

　　杨福梅是盛华职业学院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她的基金会不仅要在学院里设立一所专为盲人和视障人群提供免费教育培训的专业学校，她甚至还帮学院找来了一位不拿薪酬的外国志愿者担任副校长——前微软全球Web事业部总经理Nigel Burton。

　　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Nigel Burton不久前已经刚辞掉工作。尽管还不会说中文，但几个月后，他将带着太太Anne Burton和两位十几岁的女儿，前往盛华职业学院开始新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开始“另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他的两位满头金发的女儿，将通过父母、学院的老师和网络远程教育系统进行学习。

　　在盛华职业学院的志愿者名单上，是一长串的政府官员、大校教授、企业高管，甚至还有律师、歌唱家。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刘甫迎也已允诺以志愿者身份出任学院院长一职，长期在学院里办公。在此之前，还没有哪所民办院校吸引来了数量如此之多而又身份迥异的海内外志愿者。

　　不少志愿者已经在为盛华职业学院服务了。曾经担任过贵阳市商务局局长的陈懋南为筹备组提供了大量政府公关服务；北京清尚环艺设计院的常务副院长王中国义务为学院提供了校园规划和施工设计方案。

　　除了资金，这所学院甚至已经募集到了世界一流的攀岩设备、达到奥运会比赛标准的体操蹦床、五架钢琴，以及价值近三百万元的IT设备。这些设备现在正静静地摆放在学院的临时仓库里。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慈善事业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只要有好的项目，人们乐于参与其间。”孙伟说。

　　异乡的信任危机

　　盛华职业学院的筹备团队将创办学校的目光投向了贵州。孙伟说，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他们曾经看过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报告显示贵州省人均GDP、农民人均年收入、大学入学率等多项指标在国内均排在末尾，“这样的地方最需要帮助。”

　　在贵州友人的协助下，孙伟带着筹备组几名伙伴在去年7月赶到惠水县。这座县城距离省会贵阳市大约有50公里，去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两亿多元，属于典型的贫困地区。

　　离开北京前，所有朋友都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激励孙伟，说创办公益学院这样的项目“无论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肯定会很快办起来。”

　　但迎接他们的是一场“信任危机”——当听到有人要在当地投资数千万元，创办一所不赚钱的大学时，惠水县政府在吃惊之余，也流露出怀疑眼光。惠水县副县长杨凤玲回忆说，“说实话，我们一开始并不太信任他们。”

　　一位熟悉惠水县情况的人说，像内地所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一样，惠水县政府一直将招商引资视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热情接待过那些包里带着各种项目资料的外地人。“但早些年有不少人打着投资的幌子在这里招摇撞骗，让地方蒙受了损失，这让当地现在对投资人比较谨慎。”

　　在气氛微妙、考验双方耐心的会议室里，筹备组成员按捺着焦急的情绪，不厌其烦地向当地政府官员解释基金会背景、办学动机、运作方式、资金情况，甚至描绘学院将给当地带来的种种好处。但面带微笑的对方心里最关心的是：如果这帮家伙是骗子怎么办？

　　此时孙伟频繁地往返于惠水、贵阳和北京之间，他在寻找更多支持。

　　在距离2010年元旦只有三天的时候，他得到了最好的新年礼物——贵州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同意筹建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的批复》，正式同意基金会筹建盛华职业学院。这份文件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筹备组“师出无名”的难题。

　　在基金会向贵州省有关部门申请办学的过程中，孙伟曾遇到“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巨大挑战”。但他不愿介绍其间的艰难，只是说筹备组“得到了上级领导们的理解和支持”。

　　看到这一纸批复后，惠水县政府开始用全新的目光看待身边这群外地人。他们成立一个专项工作组来配合对方开展工作，短时间内便在群山环绕的百鸟河村完成了土地划拨工作。杨凤玲说，当地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了150亩土地给基金会，“县政府一分钱都没有挣。”专项工作组还帮助学院筹备组完成了24户农户的搬迁工作。除了一笔补偿费外，基金会将在学校附近为这些农户建起上下两层的新居。

　　基金会跟惠水县政府终于成为合作伙伴。只是双方的合作出发点并不尽一致：孙伟希望能办起一所像“北欧小镇”一样优雅舒适的大学，而务实的政府则希望这所学校能对当地起到宣传推广作用，拉动招商引资，解决更多就业问题。

　　但寻常市民的疑虑还没有消失。惠水县城里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带着明显怀疑的表情说，他不相信事情会这样简单。“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简直是在哄鬼，”他觉得这些外地人真要做慈善的话，还不如直接把钱捐给个人，“让别人自己决定怎么花。”

　　超常的速度

　　现在，常驻惠水县的筹备组副组长盛华（他的名字跟盛华职业学院是一个巧合）和伙伴们每天像发疯一样地忙碌着。

　　盛华正在为没有足够多的工作人员而焦虑。这位30岁、有着博士学历的年轻人打算尽快招聘一位有文字功底的工作人员——撰写各种材料让他在办公桌前耗费了太多时间。在惠水县里，盛华几乎招不到符合条件的人。人才资源的匮乏现在已经让这个十多人的筹建团队有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他们常常要忙到深夜十一二点才能结束手头杂乱的工作，但一场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的会议还在等着他们。

　　作为妥协，盛华打算让一位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先来试试。这意味着他最近得花不少时间去培养新人了。

　　在盛华办公室的中央靠前的地方，摆着劳华铿的办公桌，一排辞典般厚的文件夹摆满了靠墙的长桌，一个插满了烟头的烟灰缸特别显眼。这位负责工程协调和后勤保障的中年人现在每天要抽掉三包贵州出产的“黄果树”牌香烟，只要一会儿不抽支烟，“整个人就想睡觉。”他15岁的女儿远在广州，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有时候会在电话里形容长期不回家的爸爸“虐待儿童”。

　　另一位负责基建规划的筹备组成员罗天宇，几乎很少走进这间办公室。他早已搬到了百鸟河村的施工现场，正每天盯着一家国内大型建筑企业施工队去实现近乎残酷的工程进度。不久后贵州将进入雨季，这会影响到施工，罗天宇要让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

　　一位轮休的工人坐在工地附件的泥土坡上休息，他说他们“到时候会让别人大吃一惊的”。

　　如果一切顺利，在秋天的时候，百鸟河村那片群山环绕、寂静多年的山林中将耸立起一片极具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筑群，并迎来它的第一届学生。

　　不久前，杨凤玲还认为筹备组提出的工程进度不切实际，“有一阵他们总在不停催我们，提出一些远远超过了政府正常办事节奏的时间要求。”这一度让杨凤玲哭笑不得。但她现在已经对这帮“知识分子”模样的外地人有了新看法。她说，如果能克服雨季对工程的影响问题，筹备组的工程计划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孙伟并不是很有信心。他们原先只知道自己做事能有多快，却没想过外界能否保持同样的速度。

　　贵州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说，为了保证办学质量，该厅在下发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学院的筹建期为2009年12月29日至2012年12月28日。在电话一端，她用平静又不容商量的口气说，“筹建期内，学院不得招生办学。”

　　但三年的等待时间是基金会办学无法承受的成本。现在，筹备组把希望寄托在当地能打破常规，给学院提供一条“绿色通道”上。

　　按计划，筹备组六月份就将开始招生工作，这一工作至今尚未启动。

　　卢安克事件的阴影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山谷里，有一所名叫深泉学院的微型私立大学。这所两年制学院一共只有26名学生，学生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均由学校提供。

　　那些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被该校录取后，将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校园中度过两年时光。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学生们每周要为学校提供至少20小时的劳动时间，包括在学校的农场里挤奶，种草，在食堂里做饭。而且，学校的所有日常管理事务都由学生们自己操办，包括课程设置、聘请或辞退教授、录取新生等。

　　这个外人眼中的“乌托邦”是美国最吸引人的学院之一。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会转到美国一流的大学继续深造，他们中的大部分会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盛华职业学院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它承诺将成为非营利学校；为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学生提供全额或半额学费及生活费，盲人和视障学生全免学费和住宿费；要求学生每周必须参加一天的体力劳动，包括种植蔬菜、饲养家禽、清洁卫生、校园设备维护；强调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等。

　　但那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新颖理念正面临现实的磨合。“我听说过卢安克的事情。”孙伟说，然后沉默了一阵。卢安克是名德国小伙子，在中国偏僻山村里义务支教十年，5月20日，卢安克突然关闭了自己的博客。上面只留了一则声明：

　　“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也就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事情。因为这些，也因为媒体给我带来的压力，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请你们理解我这个完全自愿的决定。”

　　卢安克的异常举动引发了一些猜想，坊间传言当地政府以不具备正式志愿者身份和教师资格为由，向他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压制。

　　按规划，盛华学院三分之一以上的教职员工将从海内外院校和合作企业中招募，由这些不领取一分钱的志愿者在协议时间内担当专业课程教师和工作人员。他们要获得教师资格是个问题，即将担任副校长并任电脑和英语科教师的Nigel Burton，想取得中国教师资格的难度也不小。还有一个问题是，孙伟还不清楚怎样给远道而来的外国志愿者们办理“医疗保险”，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孙伟说，他们会非常小心，“但最终如何获得一个良好的结局，还需要大家的智慧。”

　　他最信任的伙伴之一，杨福梅现在“正在学习怎样跟中国的有钱人打交道”。杨福梅说自己的募款团队曾经数次联系万科集团，希望能与王石面谈一下，但每次都只见到这家公司的秘书。

　　今年年底，杨福梅将自费到美国募款。这又是件充满挑战的事情：她管理的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这会涉及到复杂的募款宣传、国际转账，以及如何与捐款人进行法律对接等问题。“我无法向外国捐助者提供可获得减税的有效凭证。”这一点让杨福梅很过意不去。

　　“在中国，做教育慈善是一件多么任重道远的事情啊。”在飞机的轰鸣声远去后，这位老太太用低沉而充满感情的口吻感叹道。

中国企业雇用白人冒牌商人


stranger ( @wmrofficial ) 写道 "美国《大西洋月刊》7一8月号登载了一篇文章介绍作者在中国被雇佣冒充管理人员的文章：

不久前，有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美国驻华企业请我担任质检专家，不需要专业经验——这太好了，因为我什么经验都没有。工作一周，报酬是1000美元。我只需住进东营市（这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地方）一家豪华酒店，吃吃喝喝就行了。唯一的要求是白皮肤和穿西装。在北京，一个名叫杰克的加拿大朋友向我吐露了其中的奥妙：“我把这叫做‘白人穿西装’的活动”，你只要穿上西装，跟人家握手，就能赚钱。咱们要搞‘质检’，可准都不用真的搞质检。你明白吗？”我明白了。于是，我成了中国的冒牌商人。在这里。糊弄事儿的外国人往往可以轻松挣大钱。我有个朋友是从事电影工作的美国人，别人花钱请他代表一家加拿大企业，发表一篇支持低碳生活方式的讲话。还有个朋友乘飞机前往上海，假扮成季节性礼品的买家。雇用冒牌商人是为了打造中国企业梦寐以求的形象....


我们6个人在北京的机场碰头。杰克向我们介绍了具体情况。我们要代表一家在东营建厂的加利福尼亚公司。我们的任务包括每天前往施工现场，参加剪彩仪式，出席饭局。仪式上，我们中一个人得作为公司经理发表讲话。这项任务落在了我的朋友厄尼头，他快40岁了，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的名片都印好了。

到机场迎接我们的是肯。他是个加拿大籍台湾人，留了个寸头，身穿皮夹克。他告诉我们，他的公司转包了这个项日。肯开车带我们前往公司的临时办公室：小房间，水泥地面，金属墙，建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看了看制造高技术生产设备的厂房，然后回到办公室里，呆坐了几个小时。我们听到厄尼在院子里练习他的演讲。

第二天上午是正式的剪彩仪式。施工现场附近布置了舞台，还铺了红地毯。漂亮女子身穿红色旗袍迎接宾客，扩音器里播放着中国的流行音乐。街上，警察身穿黄马甲指挥交通。市长和当地名流都已到场，摄影机和记者也各就各位。我们站在前排，身穿西装。仪式开始之前，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工头还在冲着工地上的工人咆哮。

我问他：“你是老板吗？”他困惑地看着我说：“你才是老板啊。”

其实，厄尼是老板。经过简要介绍后，“经理”厄尼对着100多名来宾发表了讲话。他吹嘘了公司的一长串国际客户。强调我们多么高兴能够实施这样一个重要项日。讲话结束后，舞台上撒下了五彩纸屑。我们身后的泥土地上有人在放炮。厄尼在与市长合影。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轰苍蝇，看杂志，假装是一家美国公司的高层雇员，可我后来才发现，这家公司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我们还真挺重要，有两个人受雇在那儿再待8个月（不过，他们后来倒是接受了质检训练）。“事情很多，每下月都要雇人到那儿去待一周。下次的地方也会好一些，有新办公室，”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下次带个电脑过来。你可以整天看电影。”"

为什么女人吃饭不上桌？
from 李银河的博客 by 李银河

前些时在河北农村调查妇女地位问题，发现了一个非常刺眼的情况：在家里有客人来时，总是男人作陪，请吃饭时，女人从不上桌，只是在灶间和饭桌前伺候。全村不仅严格实行这样的习俗，而且在观念上，全村男女一致认为，女人就不应当和男人一样平等地坐在桌子前吃饭。

一位农妇这样说：“一般是男人陪客人，女人做饭，上桌让人笑话。”另一位说：“女人做饭，做好饭后也不能上桌，不能进屋，在外面等着收拾桌子。男人陪客人。谁家的女人也不能上桌啊！”这习俗甚至能够强悍到超越亲子关系顺序的程度。一位丈夫已去世的单亲母亲说：“他（丈夫）活着的时候他陪，没他了俺小子（儿子）陪。”这习俗有时能达到荒谬的程度：村里有个女强人，以一己之力搞起了全村最大的工厂，可就连她也没法摆脱习俗的罗网。她是这样说的：“地毯厂是我开的，但有客人来，他陪着吃饭谈事，我做饭做菜，端茶倒水。他讲半天废话，我趁机说几句对工厂有用的话。他在厂子里的任务就是：吃喝、抽烟、休息。外人都知道他现在成了老板，我是他家不拿工资的保姆。”

女人吃饭不上桌这个习俗在形成之初，很可能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因为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男权社会中，几千年来做饭都是女人的事，在男人跟客人谈话时，女人在忙着做饭上菜；在男人陪客人吃完饭后，女人还要忙着刷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俗。尽管如此，当女人不上桌成为一种固定的规则并带有禁忌的严厉性之后，它就变成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性别歧视了。

这个看上去很扎眼的习俗背后其实是“男主外女主内”时代的遗俗。

“男主外女主内”首先表现在劳动分工上：几千年来，除了个别南方农村，女人是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男人下地干活种庄稼，女人在家里做饭洗衣带孩子。这样的劳动分工千年一贯制，早被视为天经地义，有人甚至为它找到了生理依据——因为女人要哺乳，所以只适合做家里的事，根本不适合出去工作。

其次表现在社会交往上：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有的待客作陪、社会交往就都是男人的事了。

最后还表现在道德观念上：女人“抛头露面”是不合适的，跟男人平起平坐也是不适当的，既怕有损于妇道，又怕给男子汉的权威造成威胁。

社会学的文化滞后理论（政治经济变化在前，文化变迁滞后）在这里找到了证据：虽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广大农村妇女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参加到社会生产劳动里去了，虽然女人早就参与到超出家庭范围的社会交往中去了，但是她们在这个河北的小村庄中还是不能抛头露面，还是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还是不能在家里来客人时上桌吃饭。

夫妻平权模式虽然已经出现在不少农村夫妻的关系当中，但是，仅从陪客吃饭上桌的传统习俗看，男权制的残余在我们的农村仍然存在，而且以一种不容分说的严厉性霸道地呈现出来，仿佛在炫耀它延续了几千年的权威，为我们昭示男权制曾经的辉煌。值得庆幸的是，男权制的光辉已经黯淡下来，只剩下这一点点可怜的余晖了。

从航班延误说起：数据民主的细节
涂子沛

据报道，在中消协今年公布的2009年消费投诉七大热点中，航空运输服务排在投诉增幅的第二位，其中航班延误的理由不能服众是主要投诉问题之一。最近，各地暴雨频降，因航班延误导致的机场冲突事件也不时见诸报端。据白云机场不完全统计，上月该机场受旅客冲击35次，23名工作人员被打伤。本月初，中国民航大学的刘光才教授撰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据他介绍：按照美国延误15分钟以内也算正常的统计标准，2008年北美的航班延误率最低，为27.02%；欧洲为27.93%；印度最高，为49.1%；中国28.52%，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我在美国经常搭乘飞机，也曾遭遇过延误，但未曾见到过口角，更不用说群体性事件。如果说中美之间的航班延误率仅仅只有1.5%的微小差距，“罢乘”、“霸机”事件为何屡屡在中国发生？美国人凭什么能处之泰然呢？



　　航班延误纠纷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在于旅客与航空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美国社会对于数据的重视和应用，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效地避免了纠纷的发生。特别是去年以来，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数据民主化”的浪潮，白宫把数十万项以前政府专有的数据库推向了互联网，设立了数据门户网站data.gov，这其中就包括专门的全国航班延误数据。



　　网站上线不到一个月，民间就有程序员利用它开发了航班延误的免费查询系统（http://flyontime.us/），任何旅客都可以查询全国各航班的飞行时间和机场等候时间，奥巴马政府的首席信息官VIVEK KUNDRA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度赞扬这个由民间开发的第三方程序，认为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希望促成民众共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例证。以费城至芝加哥航线为例，查询结果表明，从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共有7735次航班从费城飞往芝加哥。其中64%准点或提前到达、10%有20分钟以内的延误、22%有20分钟以上的延误，还有4%的航班最终取消。最有价值的参考信息是各种异常天气条件之下的平均延误时间。例如，下雪天，平均延误时间为3分钟，年度最糟情况为76分钟；冰雹天气，平均延误9分钟，最糟情况100分钟。此外，还列出了从周一到周日以及感恩节、圣诞节等不同时段的延误明细。一言以概之，各种条件组合之下的数据明细，基本都有了。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不难发现，这些由数据民主催生的细节，确实关系大局。



　　一是可以帮助消费者找到表现最佳、或者符合自己需要的航班。消费者在选择航空公司的时候，信息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和航空公司构成一种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关系。航班的历史数据是一种有效的参考和信号，消费者在信息较为充分的情况下，自己做出对比和判断，即使结果不尽如意，但也感觉公平。



　　二是最大程度降低了旅客等待时间的不确定性。法国有句谚语：让别人等待的人，他的错误会遭到众人的清算(On compte les défautsde qui se fait attendre)。憎恶等待，这是人之常情，因为等待意味着时间流失、经济损失，不确定性的等待往往导致高度的精神焦虑。单次航班的延误时间似乎是随机的、无规律的，但是，当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航班延误时间的长短就会在统计上呈现出一种秩序和稳定。航班延误查询系统把这种统计学上“秩序和稳定”传达给了旅客，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期待，合理安排时间，避免焦虑。



　　三是有利用推动航空市场的良性竞争。中美之间的航班延误率虽然相差无几，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航班平均延误时间可能差别很大，把这个指标降下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航班延误查询系统也大有作为，它按平圴延误时间给相关航空公司排了“座次”。回到上面的例子，经营费城至波士顿航线的公司共有4个。其中，联合航空的准点率最高，为67.1&；美鹰航空的准点率最低，为53.8%。此外，各次航班的表现也有明细，例如美鹰航空的AE4174次航班，全年共有210班次，平均延误7分钟；相比之下，联航名下的U851，全年也是210班次，但平均提前13分钟到达。这些数据，不仅是消费者的行动指南，也是各大航空公司的核心竞争指标。通过这种数据公开，促进市场竞争，航班延迟必然降到消费者能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可见，数据民主带来的全民数据共享，解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促进航空市场的有序竞争。我相信，国内的各大机场也已经收集保存了这些数据，但为什么不能公开呢？遍寻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网页，只在《中国民航2010年4月份主要运输生产指标统计》中查到一个笼统的航班是否正常的表格，粗略罗列了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航空公司原因占45.24%，流控原因占24.23%，天气原因占16.79%， 其他原因占9.66%。显而易见，制定表格的出发点是管理而不是服务，公众无法根据这个简单的数据而做出更有价值的分析和判断。据悉，为了治理航班延误，该局出台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核心是加大处罚力度，甚至取消违规公司的航班经营权。决心不可谓不大，但一味加强管理，不思改善服务，效果必然有限，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雷霆重手成了空炮，势必影响到自身的公信力。



　　其实，在美国，利用数据促进航班延误问题的解决由来已久。早在数据民主化的浪潮之前，国家交通安全局（NSA.gov）就在其网页上提供了一个“等待时间计算器”，帮助旅客估计因航班延误而导致的等待时间。2009年政府公布原始数据之后，民间开发出来的免费工具明显较其功能强大，该局便关闭了这个网页。有评论说，数据民主是一石三鸟，不仅服务大众，刺激经济，还为政府节省了软件开发的开支。更有意思的是，伴随着数据民主化的浪潮，美国的航班延误率正在呈下降趋势，由2008年的27%下降到2009年的20.79%，再到今年的20.23%。当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数据民主的作用大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数据民主化的运动当中，全美有两千多名程序员为此做过志愿者。不仅有人打义工，甚至还有“好事”者，越俎代庖，自己收集整理公共数据，并提交白宫。在这种态势下，美国数据门户网站上公开的数据已经从最早的几十项激升到今天的二十多万项，正是积滴水而成大海。



　　纵观世界，数据民主不是美国一家的事，也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事。其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沙尼亚等多个国家都正方兴未艾。类似航班延误这样的免费工具也很常见。例如，在英国，为了帮助父母给孩子择校，一名普通程序员利用英国教育部公开的数据开发了全国学校查询系统（http://www.schoolmap.org.uk/），通过输入你居住地的邮编，用户可以在地图上获得居住地附近所有学校的名称、离家距离以及学校各项资源的详细报告。



　　文章附注：

　　1. 实例一：一名美国普通程序员利用美国交通部公开的数据以及旅客提交的数据开发的全国航班是否准时、平均误机时间、安检排队等待时间的查询系统。其中，和航班相关的信息来源于美国交通部，安检排队等待的时间来源于普通旅行人员的提交。

　　点击这里：http://flyontime.us/

　　使用导航：首先输入始发地和目的地的城市名称（例如出发地：“Boston”，目的地“New York”），再选择你所起飞和到达的机场名称（例如，起飞：Boston, MA: Logan International，到达：New York, NY: Kennedy International），点击之后，你可以看到不同天气情况、节假日情况、一星期的每天、每天的不同时段各个航班公司以及相关航班的是否准时、平均等待时间的分析。点击这个链接：http://flyontime.us/lines/security， 还可以查询各个机场安全检查的平均排队等待时间。

　　2. 实例二：一名英国普通程序员利用英国教育部公开的全国学校基本信息开发的全国学校分布查询地图系统

　　点击这里：http://www.schoolmap.org.uk/

　　使用导航：首先输入居住地的邮编（例如“CR2 6XH”或“M1 1AA”），再选择你所需要的学校类型（小学、中学、大学等），你可以在谷歌地图上获得居住地附近的所有学校名称、离家距离和学校性质。点击学校名称，还可以获得学校各项资源信息的具体报告。

　　3. 部分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数据网站网址

　　美国: data.gov

　　英国: data.gov.uk

　　澳大利亚: data.australia.gov.au

　　新西兰: data.govt.nz

　　美国犹它州: utah.gov/data

　　美国纽约市: nyc.gov/data

　　英国伦敦市: data.london.gov.uk

　　加拿大温哥华市: data.vancouver.ca

女市长腐败与任职回避有多大关系
洪振快


　　近日，因广东中山女市长李启红被“双规”，领导干部的任职回避问题再受关注。

　　据2006年8月7日发布并施行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县（市）级主要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地级市主要领导干部“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正职。而李启红则是在上述“任职回避”规定发布之后4个月，才开始其“本土市长”生涯的。因此，有论者认为，如果李启红不在原籍担任领导职务，就不至于深陷亲属组成的“政商共生”网而不可自拔。

　　这种观点固然不无道理，但却对任职回避制度寄望过高，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形来看，都是缺乏支持的。

　　任职回避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有之，到了清代已发展得极其完备。

　　清代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大致可分避籍、避亲、避职三类。避籍即回避原籍，或称地域回避，其规定主要有“避本省”和“避五百里”二个方面。 “避本省”即不得在本人原籍所在省份当官；“避五百里”指如在原籍相邻省份为官，则其任所与其原籍必须远隔五百里以上。五百里如何计算估计是个难题，乾隆九年（1744）的细则规定，五百里指“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相距五百里。

　　避籍是任职回避制度的重点，此外还有避亲、避职等规定。避亲，指有血亲、姻亲关系者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系统任职，有师生等社会关系者类同。避职即职务回避，比如军机处是机枢要地，为了避免暗通机密，曾规定道台以上官员子弟都得回避，不得任军机章京等职。又如户部下辖十四司，分别管理各省钱粮等事务，那么官员就不得出任涉及本省事务的那个司的职务，“籍隶山东者回避山东司，籍隶河南者回避河南司”。

　　清代对任职回避的规定非常严密，执行也非常严格。乾隆年间，一个叫张廷泰的人获任浙江绍兴府通判，乾隆皇帝接见时发现其口音像是绍兴话，询问之后，得知其年幼时曾随父在绍兴居住过数年，因而话中带上了绍兴的口音。乾隆认为，“通判虽系闲曹，但以本籍人居官其地，于体制究为未合”，吩咐将张廷泰交给福建巡抚，在福建省内找个通判位置给他。从这个事例中看出，虽然通判是不重要的“闲曹”（闲散小官），而且张廷泰只是小时候在绍兴生活过，但乾隆还是要求严格执行任职回避的“体制”。

　　严密的规定，加上严格的执行，那么，任职回避制度能否扼制腐败呢？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当时的观察家，还是当代研究清史的人，对清代各个政务领域蔓延难治的腐败，都有深刻印象。

　　腐败的程度，腐败总金额较能说明问题。1897年2月25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述评说，清政府地方官员在人民身上榨取的钱财，“其数量肯定是可观地超出，甚至远远超出最后上交到国库的数量”。笔者的研究，结论是清代官场腐败总金额大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2倍。而研究晚清财政的周育民先生则认为，在晚清腐败总金额应该在2亿两银子以上。按晚清国家财政收入7000余万两到1亿两银子来算，2亿两银子是国家财政收入的2－3倍。

　　由此可知，清代的任职回避制度并没有扼制住腐败。认为任职回避制度可以扼制腐败，并没有历史经验的支持。实际上，任职回避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反腐败，而是为了避免官员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扭抱成团，妨碍中央政令的畅通，挑战皇权专制的权威。当然，无可否定，任职回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扼制腐败作用，只是这种作用非常有限，不能对之寄望过高。

　　清代的任职回避制度，其设置的严密已达极致，执行的严格也可以说已达极致。当代的任职回避制度，显然难以望其项背。既然清代任职回避制度，对扼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当代也就不能指望通过这种制度彻底反腐。

　　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有效监督。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尽管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极尽巧思之境界，但唯独缺乏有效监督权力的深入思考。因此，在反腐败问题上，传统政治智慧固有可供借鉴之处，但更应借鉴的是现代政治智慧，特别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现代文明成果。

　　（《新京报》2010-06-19，原题《任职回避能扼制腐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