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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is Green Launches Ad Campaign against Senate Climate Bill



C02 is Green, a group with ties to the fossil fuel industry, has launched a new ad campaign in the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urges people to call their senators and vote against the cap-and-trade bill,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half-page ad says the president’s bill will not change the climate and will increase the cost of living, driving up the price for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fuel and food.

The group believes that CO2 isn’t an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and is not the cause of climate change.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that the CO2 is Green spokesman H. Leighton Steward sit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EOG Resources, an oil and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company, and is an honorary director at the industry trade group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Ken Green, resident scholar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think tank told the newspaper that “the ad is more political than scientific,” sending a message to Democrats that there is a large group who don’t want climate controls and it will impact them in the midterm elections.

USA Today reports that the ad campaign is part of a lobbying campaign aimed at defeating the climate bill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an example, Tesoro Corp. and Valero Energy Corp., both of San Antonio, Tx., have spent a combined $1.5 million or 79 percent of the funds collected in an effort to overturn California’s AB 32, which seeks to reduce the stat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15 percent by 2020, and may mark the beginning of a massive spending campaign by companies which have little or no economic interest in California. Although the legislation only impacts California, the measure coul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David Di Martino, spokesman for Clean Energy Works, a coalition of about 60 groups that want climate legislation, said in the article that in addition to Steward the organization is funded by Corbin J. Robinson, chief executive of and leading shareholder in Natural Resource Partners, a Houston-based owner of coal resources.

Di Martino, citing figures from the CBO, says the Senate bill will reduce the country’s deficit by $20 billion and will create new jobs.

通往寂静之路——“市场传教士”张维迎的信仰逻辑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

采访张维迎是个很难避免引发争议的事。

五六年间，他那些维护民营经济和为改革过程合理性辩护的言论，一次又一次地点燃民众情绪的火药桶；在推动北大改革所卷入的是是非非，也让他在学术圈子里四处树敌。

2007年，本刊曾作过封面报道《人民公敌——张维迎》，在报道中力求多角度的平衡和立场中立。随即收到“光华开除事件”的当事人——知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先生致本刊的公开批评信。

观点的分歧，一旦上升到道德的攻击，往往让我们忘记了那些需要去关注的重大问题。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往哪里去”的关口，这不光是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决定和操盘的特权，也需要每一个普通大众去理性和独立地思考，并发生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经济生活危机不断的年代，记者觉得特别有必要去廓清张维迎那些主张背后的信仰逻辑，和他所在的“黄金一代”中国经济学人与30年改革之间的命运勾连。

抛开那些是是非非和诛心之论，在记者眼中，张维迎是个直率、爱较真、甚至有些偏执的人。他肯定还未能逾越人性的一些弱点。但在这个喧嚣的年代，在一门被称为显学的学科里，一个信仰比较彻底、坚持比较彻底的人是可贵的。

从他选择的学术方向看，也许，张维迎从此要踏上一条通往寂静之路。他似乎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他谈在牛津留学的日子，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有那么一帮人自得其乐地在享受寻求真理的乐趣。“在国内，我们做演讲，如果台下少于五六百号人，就会有失落感。”

从名利缠身的明星学者到叫“市场”信仰的传教士，他能忍受和甘心于这种可能到来的寂寞么？

6月下旬，张维迎的新书《市场的逻辑》出版。

几年里和大众、媒体一直倔强对立的张维迎罕有地接受了采访。他依然表现得满腹疑虑，一见面就盘问起记者的专业背景，顺手拿过对方手里的书，翻看其中的圈圈点点，“你真的全看完了么？”他逼视过来。

当听到一位普通读者提及读此书并不费力时，头花白发的张维迎竟然显得很兴奋：“我太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来看看我的书，看看我能不能说服你们。”

相比两年之前，这位性格强硬的陕西人展现出某种豁达的心态。“人总是在成长和学习中的，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别人了。”按照经济学的视角，无论是谩骂他的网民、炒作那些是非纠纷的媒体，还是其他敌人，都有各自合理的动机与诉求；甚至，他还谈起了佛经里的“慈悲为怀”。

“我现在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你看经济学家，特别是这些坚持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活得都特别长久，不管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

眼下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感到焦躁。“我很担心，我很担心，”一谈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他急迫地说。

凭借着逻辑与常识，张维迎相信自己看到了更远。他演讲，他撰文，他出书，甚至违背意愿地配合媒体采访。他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个市场的传教士。

可是，在这个当下，这些不合时宜的预言会有市场么？


张维迎的孤独

2009年2月底，寒冷的亚布力，张维迎非常的孤独。

身为首席经济学家的张上台演讲，题目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批评政府对金融危机的“误读”，指责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他更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

当场，中投公司总裁高西庆就和他争论起来。张维迎有些生气，他甚至更为严厉地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台下哄笑一片。他们在笑张教授太不懂中国国情，笑他过于书生意气——还有一些人则讥笑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我觉得，高西庆和张维迎都在演戏”，一位与会者在他的博客尖刻地评论。

张维迎稍稍有些不知所措。他态度严肃地提醒，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对这些被他视为“最宝贵社会资源”的企业家来说，在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气，最实惠的是多争取到诸如贷款、出口退税之类的直接好处。

在张维迎看来，这些看上去充满诱惑力的经济干预和刺激政策，如同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

“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职责。”从亚当·斯密这些前辈中，他对自己的使命很肯定。

2008年底，在张维迎的提议和推动下，一家出版社重印了罗斯巴德的学术著作《美国大萧条》。他还为之写了一篇热情洋溢、长达6000多字的序言《理解经济危机》。这位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通过对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分析，认为这场危机不是因为“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所致，而恰恰相反正是胡佛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使然。

“我们二版的总销量是比一版多一倍呢。”图书编辑石楠说：“一个是时机，另一个主要归功于张老师的力荐和相关的营销策划。”

2010年4月，张维迎将自己二十多年对市场和改革的思考，进行重新梳理，出版了《市场的逻辑》。“出版社前年就催我这本书，我一直拖着。但在我经受冲击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时间了。”

他的主张显然与当下的主流格格不入。2008年，各国政府开始纷纷出台救市政策，人们甚至惊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在一片惊恐中，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也急急出台。

他演讲，写作，出书，如同一个预见了大灾难的先知，一遍遍围绕着城墙，一遍一遍高喊着——“城墙要倒塌了。”可是，没有多少人在听。
在一年多时间里，情形在悄然发生改变：在4万亿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上半年实现V字形反转，GDP当年增速到达9.1%。经历了一轮疯狂暴涨后， 2010年中，房地产政策忽然收紧，股市也随之暴跌。短短两年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一次尴尬的大逆转。

“你看，连一年内的走向都看不清楚。从历史上看，政府干预经济从来就是无效的。”张维迎说，“但是，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欢迎的。”他用了一个尖刻的比喻：“一个人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地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最后他真得病了。我又给你继续开新的药，不断的给你开药，一直到吃死你。”

2008年7月，张维迎去美国参加诺贝尔奖得主科斯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芝加哥研讨会”。经评审他论文的一位美国教授点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确比芝加哥学派走得更远，更接近新奥地利学派了。”

如果，张维迎是一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坚定信仰者，那么面对他的，将是一条通往孤寂之路。

长达100年的历史里，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是一群命运坎坷的边缘人。以《通往奴役之路》为人熟知的哈耶克在晚年还等到了苏联垮台，等到了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到了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承认。而他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米塞斯，在漫长的91年人生中，则大多过着孤寂的生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迷恋苏联计划经济繁荣神话的欧洲大陆，曾出任过奥地利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米塞斯和他的信徒日渐孤立，他的市场化主张与主流完全背道而驰。1945年，他逃往美国。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米塞斯遭到更严重的排挤，他甚至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纽约大学碍于情面给了他一个客座教授的名分，却拒绝支付薪水。直到1969年退休为止，他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会支持。

“张维迎对这个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有时会跟我们谈这些人，对他们的这种孤独有很深的体察。”光华管理学院新改版的“光华智库”总编辑傅小永说。

“我现在一点都不孤独——因为还有这么多人在反对你。因为受到批评，所以你再写东西，看的人就会多。”张维迎很轻松地说：“或许这就是回报。”

“真正的孤独，是根本没人理你。”

“政府，是一种最大的诱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和政府已经渐行渐远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所愿见到的。

24岁进入体改委，成为这个机构里最年轻的经济学者；2002年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年度经济人物”，2003年出任北大校长助理，2006年正式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相当长时间里，在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像一个头上罩着各种名利光环的明星。

这个从陕西榆林地区最贫困的吴堡县走出来的农民儿子，常常被愤怒的网民指责为“一个背叛了出身的人”。

从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学子成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再到今日，张维迎的命运之路，是一条解读中国经济学者群体与30年改革之间勾连的脉络。

1983年，23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一心想去北京。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在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某省领导点了名。年少气盛的张维迎不得已写了检讨。“这次被批后，我就不愿在西安待着了。”1983年年底，他跑到北京做毕业论文，结识了周其仁、宋国青等一干经济学者，并常到茅于轼家请教。第二年6月，他看到《经济日报》上的一则征文启事。

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已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吸收新的思想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经济日报》社联合多家媒体和研究单位，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

自觉对价格改革有了明确思路的张维迎向会议组织者递交了刚完成不久的论文《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论文组的初审意见是“不用”，复审意见是“此文很好”，据说是当时《经济日报》记者石小敏写的，如今，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9月，全国120多名会议论文入选者聚集在莫干山开研讨会。这个半官方会议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也上了山，他们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党内改革派的态度。由于意识形态依然紧张，组织者们对会议极为谨慎，“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

这些与会的经济学研究者大多30岁上下，是文革后刚接受完大学教育的一代，初步接受过亚当·斯密、萨谬尔森这些西方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尤其区别于后辈的是，他们都有在生产一线的社会经验。即使年纪最小的张维迎也曾回村当过两年的团支书兼会计。

在莫干山上，这些中青年处于高度的精神亢奋状态，日夜不眠地辩论，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争论最激烈的是“价格组”，操着陕西口音的张维迎代表“放”派，向“调”派开战。会议结束后，他和其他几位与会者留下来，撰写上呈的会议报告。

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很快被高层接受。1985年1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政策，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拉开序幕。

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它为当时急需新脑力的中央政府选拔了一批人才。有关领导阳随后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楼继伟、周小川、郭凡生等一大批人进入了政府的体改部门。在石小敏的力荐下，张维迎在当年12月也去体改委报到了。

他们是让后辈经济学人无比羡慕的“黄金一代”，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机，因缘际会，进入了接近权力核心的班子，制定和推动了80年代的改革，从价格到财税等所有的重大变革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回忆起来，80年代经济思想是最活跃的，对中国经济改革推动的成效也最大。一个是被压抑了很长时间后的报复性反弹；一个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愿意接纳这些新思维。”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博导钟祥财评价。

“从90年代起，政府对新思想、新理论的采纳开始有了选择。就好像一个人肚子不饿了，吃东西的边际效应递减，会把维护当前的均衡看得很重。”

这个群体的命运在1989年后开始分野：一部分更激进的选择离开，或下海经商；一部分在体制内走向更高；一部分留在学术界，继续对改革发声。“觉得需要充电”的张维迎也在1990年离开了体改所，到牛津大学主攻自己最感兴趣的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

在张维迎的理解中，“市场=价格+企业家”。在后体改所年代，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上。1994年回国后，他到北大与林毅夫、易纲等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到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投身于MBA和EMBA教育。随着中国企业面临成长壮大的一系列问题，被视为国内企业理论方面最具权威和开创性的张维迎开始频频亮相。

2002到2003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支持、肯定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文件。也正是在2002年，张维迎获得CCTV年度经济人物。这是继2001年吴敬琏后，又一位市场派经济学家获此官方荣誉。

当市场经济体制历经30年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往哪里去”的选择问题再次摆在面前——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在中国政界和理论界，“东亚模式”往往为改革派官员所钟爱，一些领导就十分欣赏“四小龙”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更为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但即便是后者，也深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在落后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利大于弊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两者的差异日益显著。

2004年，在一个自称“崇拜毛泽东”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对顾雏军的质疑声中，国企改革被紧急叫停。作为改革的捍卫者，张维迎一开始就对郎开战，他指责郎咸平，呼吁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在公众情绪一边倒向郎咸平的同时，政府开始强劲推行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一轮“国进民退”在经济生活轰轰隆隆地进行，能源、电力、电信等行业国有垄断加剧。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如果民众没有节制的谩骂还可以视为“无知”，后一种迹象则让他们忧心忡忡。

记者问张维迎如今在政府里担任哪些顾问角色，他抬起头，认真地思考了一分钟，然后说，“只有一些纯技术性的。”

几位积极参政议政的经济学者也感到了相同的疏离。“2008年开始，很少有官员愿意听这样的声音。”钟祥财感叹。他是上海政协委员，每年国家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都会作为民主党派人士赴京开会。

“其实，主张彻底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在任何一个政府那里，都是不被欢迎的人。”财经作家苏小和说。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这种趋势越发明显。

“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政府是个很大的诱惑。”张维迎不否认内心时常处
于这样的交战。除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结，还有直接的名、利、地位的诱惑。他将之回归到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如果这种诱惑会危及自己学术思想的纯洁性和一致性，我是不接受的。”

对于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话题，张维迎极为审慎，“简单地喊口号是无意义的，经济学家应该更务实。我们不来争论你的目标，只谈什么是到达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然而，他也承认，在如今的利益格局中，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阻力重重。

采访中，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尖刻地批评：“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用胡萝卜的策略，成功地骗出一个改革。可是现在，吃到了胡萝卜的驴子已不愿继续往前走了。”

“但是，我相信知识的力量。人们的决策受两个导向，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利益。利益的东西，你有时候不好管，但知识，可以教育人。”张维迎继续说：“即使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知道了这些知识，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会认为：即使短期内对他们的利益有伤害，长远看，都是好的。”


理性的边缘

“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总是被驱逐的。”这是茅于轼对弟子张维迎的宽慰之言。

在亚布力会议上，苏小和曾问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总得不到民众的理解？柳传志略带忧虑地说，“做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在市场派经济学家群体里，周其仁是唯一没有被大众骂过的。一位对张、周都比较熟悉的人士比较两人的区别。“一个是典型的陕西人，一个是典型的江浙人。同样的观点，周会表达得很委婉，而张的方式就很直接，让人觉得有精英的傲慢。”

“他一直是很想对大众说话的。可大众不想听他的。事实上，他是个政治幼稚病的患者。”而他那些立场鲜明、逻辑直接的言论，经媒体断章取义摘录整理出来的“张维迎语录”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张维迎曾回忆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的一段插曲，“有天晚上，徐景安告诉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但第二天早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说话太直，担心万一领导人听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坏了。我理解他。我到现在也掌握不好向领导人说话的分寸。”

身为政协委员的钟祥瑞总结了建言的经验。“要用一套政府官员能接受和理解的话语体系；要避免一些敏感字眼，如‘既得利益集团’等等。”

当我们谈论起富士康13跳事件、黄光裕案牵扯出来的官员腐败案，谈到原罪之说，从经济学家的理性，张维迎一如既往地为改革进程和民营经济辩护，提出“权力寻租”是避免不了的改革成本。而且，“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这是理性的逻辑，然而，说服不了情感上要求“过程正义”的大众。

这正是理性至上的改革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隔阂和不信任的一个真实场景的再现：一边是精英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正确——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机制，不遗余力地捍卫改革；一边是自认为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的社会底层的情绪反扑。

张维迎承认，正是这种隔膜与不信任，给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以阻挠改革的口实，也给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有机可乘。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僵局呢？他指指桌上的书，“这就是我在做的”。他谈起了知识和教育对人的改变，以及理性主义在16世纪欧洲的兴起。

“我还是不看好。”财经作家苏小和说：一来经济学本身是有门槛的；而且，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除了寥寥的经济学爱好者，有谁会来认真读他的逻辑呢？

在采访中，有几位经济学者对张维迎的学术思想持有保留看法，但都表达了对他讲真话的敬意。“一个学者如果真正是捍卫他所信仰的真理，那是很值得敬佩的。最可怕的是，连学者中都是一些什么都不信，或者只信仰金钱的人。”学者赵晓说。


观念的冒险，是一种最大的冒险。

1982年，当22岁的张维迎第一次读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这么多年来，我对市场的理解和信仰越来越深，就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从一个懵懂的状态，到理性上越来越相信。”在张维迎看来，对科学的坚持其实就是一种信仰。

然而，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的社会意识之上。从“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到那只“看不见的手”，背后隐藏着一个全知全能乃至全善的上帝形象。此外，经济学并非自然科学，有着太多的复杂变量，不同经济学派的争论从未停息过。

对理性主义者张维迎而言，一种仅仅基于逻辑推理和对短短200多年人类历史归纳之上的信仰，是否也存在某种风险？此外，把市场视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唯一正确路径，是否也是被哈耶克们所抨击的类似欧文、傅立叶那样的乌托邦理想呢？

记者把这样的问题抛给了这位市场的信徒。他的回答是开放式的，试图从更大的历史观来跨越宗教与文化的屏障。

对于“看不见的手”，这位总被人视为傲慢的知识精英，自始至终流露出一种敬畏：“正因为我们都是很无知的，所以，我们只能更信任那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对话张维迎

　　“应该有更多经济学家站出来捍卫市场，批评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


　　政府的诱惑

　　人物周刊： 你对金融危机和市场的观点，在官员中有多少认同？

　　张维迎：我相信还是有的，我知道许多政府官员还是喜欢读我的东西，它们还在影响制定政策的这些人。当然，我跟他们讲话会讲得更清楚，因为政治决策更多是利益的平衡，所以我说你可以听听我说的，但你们怎么做，还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做。

　　凯恩斯都讲过，好多人认为他们不受任何经济学家的影响，实际上他们所奉行的可能是某位死去的经济学家的思想。

　　人物周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身份，而应该是个教育者。只有在社会扭曲的情况下，他才是进入这个体制参与改革的。你认可吗？

　　张维迎：某种程度上认可。

　　人物周刊：这里有个悖论：在强政府的状态下，经济学家是不是个人会更有作为呢？因为他可以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

　　张维迎：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在强政府的情况下，它会使得经济学家觉得有作为，因为政府用他嘛，可能直接想听他的意见；但也可能只是用他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你看经济学家都这么说，那我就这么做。

　　但是，如果真正信任市场、深刻地理解经济学的话，在一些时候，应该有更多经济学家站出来捍卫市场，批评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像亚当?斯密，如果那个时代的政府没有过多干预经济的话，也成全不了亚当?斯密。也包括哈耶克这些人。因为经过欧洲1930年代的计划经济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之后，政府越来越专权，这才使得经济学理论变得更为重要。

　　因为我们的无知才需要市场，如果我们无所不知，就不需要市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或组织，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了。

　　人物周刊：经济学家这样处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出于无知？

　　张维迎：对。一是因为我们无知，再就是政府的诱惑太大了，让人很难去抗拒。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个话可以套过来。好多学者也难过政府这一关。

　　人物周刊：是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有点士大夫情结，总是希望能被政府所用？

　　张维迎：你的这个提法很对。确实，政府给你的诱惑太大——名、利、职位。我想套用这个比喻，英雄在战场上杀敌，经过了多少年的生死磨练，但一个美人就可以攻克他。学者也会这样。吸引力太大了，好多的经济学家可能就被政府的荣誉俘虏了。

　　但是，我不能指责他们（这个还要看人品），在政府拥有这么大权力的情况下，有一些明白道理的经济学家参与，也许也能起好的作用。好比反正你要杀这个人，有一个稍微友善的人不让他死的时候太痛苦，这也不错，对吧。

　　人物周刊：怎么定义自己的使命？

　　张维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比重太大，政府干预过多，所以宣传市场的理念，让更多的人理解它，本身就在推动市场。我相信，既使是在现在的利益格局下，如果所有的决策者都接受我在这本书里的观点，那对社会挺有利。

　　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能看得更长远的话，也许就会改变他的做法，因为他认识到：假如维护他的既得利益，从长远看对他的利益和名声并不好，他就会放弃。

　　人物周刊：你真相信，知识可以让人超越自身利益来看问题？

　　张维迎：对，科学和知识，包括经济学有一个很大作用，就是使我们能相对超脱地看问题。这就是学者和一般人不一样之处。

　　但是，学者在生活里就是一般人。在这个情况下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自我，另一个是职业身份的自我。你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嫉恶如仇要追踪新闻，但你也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两种角色都会起冲突，任何人都是这样。

　　人物周刊：当“经济人”张维迎，和要求更超脱的张维迎，两者冲突时怎么办？

　　张维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斗争。作为个人来说，也会有好多的诱惑，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能抵挡这些诱惑，那就没法坚持我的学术的纯洁性，没有办法坚持我的思想、理念的一致性，那我就算放弃了。

　　但是，我还没有经受特别大的诱惑，所以我就不知道。假如说有人要给我10亿让我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我不知道能不能经受这个诱惑。但目前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也许我能经受，也许我经受不了，我不知道。

　　人物周刊：是因为没有到最大的试探面前，都不好说？

　　张维迎：对，都不好说。所以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为什么要有同情心，要大慈大悲？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比如说你明天写了一篇骂我的文章，我想一想，也可以理解：可能有人雇用你，给你好多钱让你写。对不对？你没经受这样的诱惑也写了，我也没办法，我很同情你。只能这样。


　　改革与公平的问题

　　人物周刊：您主张对改革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向前看，甚至提到了香港的大赦。但是，这跟社会正义之间是有冲突，至少跟民众情绪是有抵触的。

　　张维迎：如果我们都按情绪活着的话，人类就完蛋了。我们不拦着批评，但是，要有一些理性，要着眼长远去看什么是于你有好处的。

　　宽容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在有关博弈的试验研究中，最成功的策略就是“一报还一报”。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一定要向前看，凡事耿耿于怀，永远不忘过去，他一定没大出息。小时候谁欺负过你，我一定不离开这个村，我一定要跟他干到底，那你全都毁了，是不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尤其当社会从一个低效率的制度到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由一个不合理的均衡到一个合理的均衡转变的时候。其实，人类本来就是这么过来的。试想一下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六国的人如果都一直心怀不满，一直在跟秦始皇报复，那哪儿有中华民族真正的统一。

　　人物周刊：你曾说，企业家创造价值和寻租是同时进行的，像黄光裕案拉扯出一串官员落马。对于这种权力寻租，我们应该追溯到什么程度呢？

　　张维迎：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这要有一些政治家的眼光，才敢去做这些决定。比如像毛泽东对那些被俘虏的国民党大将，他分几批都给释放了，这些人都杀了好多共产党人的，为什么要释放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他就是向前看的。

　　当公共的权力不受市场的约束，政治家的理念就更重要。其实，很多问题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就像过去单位分房子，你要住，那你就乖乖的，要表现不好，我就不给你分房子了。这也是统治人的一种方式：我让每个人都有把柄在我手里边。所以，我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你听明白了么？

　　人物周刊：怎么看新左派反市场与改革的言论？

　　张维迎：我告诉你，凡是左的人，只有极少数人是由于信仰，好多人完全是投机。就像四人帮，他们在上海，哪儿信仰什么计划经济？就是获得权力的一种方式而已。每个人要冒出来，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看明白这些就无所谓了。

　　人物周刊：现在俄罗斯怀念斯大林，这和新左怀念毛泽东时代有一些异曲同工。

　　张维迎：这个也很自然，因为人们总觉得失去的总是美好的。如果你真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话，你就可能感觉不一样了。想象的总比现实美好。人性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吗？

　　张维迎：我宁愿不用这个概念。“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本身是反市场的人给坚持市场走向的人扣的帽子、贴的标签，像文化大革命时批右派一样，给你戴一顶帽子。

　　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了。需要的是关注重要问题。我更希望，不管相信不相信，请先来看看我这本书，看能不能说服你们。先把立场放一边，就看结果。

　　人物周刊：是否因为标签总是很容易和政治正确有关系？

　　张维迎：是的。因为一扣上这个帽子，很多讨论就没法进行了。一般人都追求政治正确，谁都不愿冒险。在某一种政治气氛下，人总在伪装自己的偏好，他就不敢说真话了。


　　“北大的改革，没有失败”

　　人物周刊：你一直研究改革，青年时代在体改所当智囊。但作为改革操盘者，2003年在北大推动改革受挫。对此有何体会？

　　张维迎：首先，我们没有失败。我一直讲，改革是一个过程。如果你去北大了解，北大现在的教授选拔和提升，跟2003年以前是不一样的，每个院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外界觉得怎么无声无息的）。当然，这其中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决，也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一个事情的成败，很难在短期内去评价它。比如说商鞅变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当然成功了，如果没有他的成功，秦国就不会那么强大，就不可能在100多年以后后秦始皇统一中国。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更擅长哪种，改革者还是作为改革者的智囊班子里的一员？

　　张维迎：我不擅长解决问题，擅长思考问题，不想去解决问题。我甚至不想提改革方案。更倾向于把道理讲清楚。

　　人物周刊：你以后还会在北大或者光华学院推动高校改革吗？

　　张维迎：当然还是会尽力，但有些东西也不好预测。我相信，它会慢慢走向一个自身可以稳定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成天在变。

　　我想，光华学院不再需要大的变革了，需要的是完善，然后使变革具有可持续性。

　　人物周刊：在改革那会儿，会想到商鞅吗？

　　张维迎：我哪儿有那才能！他改革的对象是整个世袭的贵族集团，是多大的改革啊，我们就是一个小单位。那为什么大家注意了呢？就因为是北大，所以大家注意了。甚至在农村当个村长，比当国家主席都难，你以为？其实官越当越大吧，反而越简单。

　　“你的市场可能在明天”

　　人物周刊：相比前两年，感觉您的宽容度大了很多，不那么激愤了。

　　张维迎：人总是在学习中成长的。印度学者奥修有一句话说，知识是来自于别人的经验，智慧是来自你自己的经验。只有自己亲身体会，你才能够具有这种智慧。智慧是书上学不来的。其实，每个人都在进步，你再过二三十年和我一样的时候，就理解了。

　　但对我来讲，我对市场的信念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强，对人性的理解也越来越透彻。所以，现在人骂我，我也不生气。

　　人物周刊：不生气了？

　　张维迎：如果你真正理解市场的话，你就能够理解别人的行为，另外，对未来相对也比较乐观，不为眼前看到的一些困难感到痛苦、悲伤。哈耶克、米塞斯这样一些人，他们所有的主张都是跟当时的社会现实背道而驰的。他们证明计划经济是不行的，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证明凯恩斯的干预理论是不行的，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至少是幸运的，在他死时，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垮台，而且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米塞斯就没有这么幸运。等他死了后，大家才越来越觉得他是对的。

　　人物周刊：从这些前辈的命运遭际中，你找到了一些安慰？

　　张维迎：我们比他们要运气得多。如果让我们处于他们那种环境，我们的精神支柱能不能有他们那么坚强，我表示怀疑。

　　像哈耶克这些人，那么恶劣的情况下能活下来，还坚持自己的理论，我们现在算什么，环境已经非常好了。

　　人物周刊：那什么东西能够击垮你呢？

　　张维迎： 肉体。（笑）生病了，我就垮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委屈么，会等着听别人道歉的一天么？

　　张维迎：我没受委屈，根本不需要道歉。为什么？因为没对我造成伤害。真的，我说的不是场面话。思想这个东西，没有委屈之说。但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文明一点。

　　人物周刊：能忍受这种孤独？

　　张维迎：其实，我不觉得孤独，最大的孤独是没人理你。人家批评你那怎么叫孤独啊？因为受到批评，你再写东西，看的人就会多。这就是回报。我们没法跟古人比。

　　人物周刊： 你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乐观吗？有被大众接受的一天吗？

　　张维迎：我现在充满了乐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观点。好比今天我跟你聊，你再看这部书以后，你的看法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孔老夫子这样的人，我们叫他社会制度性企业家，他创造的东西在当时得不到认同，但过了几百年，一直到汉武帝时，他取得了最大的市场。所以，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不是说几年，甚至不是说几十年，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凡是要搞思想、搞理论的人，那你一定要对未来更偏好，更看重。因为你的市场不一定是今天，也许是未来。人的本性有时可能会被眼前的东西所蒙蔽、诱惑。所以，对这种制度看得越远的人越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才觉得他伟大。

有效率的公益
2010年07月17日 02:16经济观察报
胡怡琳

真爱梦想慈善基金创立不足两年，算是中国慈善界的新生儿，但它的执行力却十分惊人——第100间“梦想中心”的建筑材料已经运抵新疆喀什；2009年底已有51家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学校、4万多名小学生在“梦想中心”的教室中，看到课本外的儿童图书、用电脑上网、在大液晶电视上展示自己制作的PPT了。“梦想中心”并不遥远，就设立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通过引入“全流程标准化”，基金会迅速将“梦想中心”的数量，从2007年的2家、2008年的11家，迅速提升到2009年的51家，而据保守估计，2010年末将达到180家。

除了提高“梦想中心”这一硬件产品的建设效率，真爱梦想还希望通过“梦想课程”来确保梦想中心的使用效率，最终通过硬件、软件双管齐下，使受助对象获得实质提升，使企业投入的慈善资产不断增值。

“我们的目标是达成慈善基金中商业化管理与公益目标有机的结合，为中国慈善公益组织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组织化管理经验。”真爱梦想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潘江雪表示。潘江雪曾任香港招商证券[20.47 -0.68%]董事，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的吴冲则曾任国泰君安[99.28 0.00%]证券收购兼并部总经理。他们说，中国义务教育体系中，一定比例本应专注于素质教育的校本课时间，正在大量被闲置和非规范化利用，而大量市场上有志于投身改善教育事业的企业却不知从何入手；而通过慈善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可以“把善款用到正确的地方和最需要的人手中去”。

让慈善归慈善，商业归商业，是真爱梦想基金保持高效的准则。2009年，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筹得善款总额558.98万元，较前一年度增长约34%；支出总额278.02万元，较前一年度增长约382%，支出款项的94%用于梦想中心建设等公益项目，行政费用比例仅占6%，远低于国家规定及国际惯例的10%。这家基金会保证自己不从指定项目捐助中提取任何行政费用，所有的建设和运营结余都进入运营储备，以确保每一分捐赠款都能用于公益项目本身，而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则完全由行政及长期储备基金支付。“我们的行政基金来源于四块：发起人出资、指定行政捐赠、非指定捐款及投资收益来保证行政费用的支出。”吴冲表示。

这一架构使得真爱梦想全职雇员人均能效接近了美国成熟组织RoomtoRead的50万元的水平。(全职雇员人均能效=年度支出总额/年末全职人员数，即表示平均每一全职工作人员完成的业务金额，进而既体现组织的筹款能力，也体现组织的执行效率。)

吴冲说，目前基金会低行政成本的主要原因，除了缘于执行严格的预算和财务管理，主要发起人均不受薪为基金会服务，同时，基金会还坚持竞争力倒置的薪酬体系(越高职位奉献成分越多，越基层职位越贴近市场)；并且依托市场上大量志愿者提供无偿服务。

访谈

经济观察报：如何想到要用“梦想中心”这种方式来做公益？

吴冲：其实，中国很多机构做和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但这些项目怎么有效地被乡村接受？没有网络，就很难落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建立稳定的教育终端。我们希望用系统化的方法，来促进网络建设。这就形成了梦想中心项目的设计基础。素质教育的软体需要依托梦想中心的硬件网络，才能达成有效推广。

经济观察报：如何体现项目运作的效率？你们提到和学校发展合伙人关系，学校需要做什么？

吴冲：基金会捐赠的主要是硬件，学校也要投入几千元的建设成本。更重要的，我们和所有梦想中心网络覆盖到的学校是观念上的合伙人，而且，这种合伙关系是用法律条约签订下来的，就是说，校方要承担一系列的持续义务，比如，保证给学生使用这个中心的时间、持续参加培训等等。这样双向负责的机制，才能保证基金项目运作有质量。我们要做一个有公益粘性的基金。它确实需要很大资源的投入，首先要从体制上进行保证。

潘江雪：如果只是单纯地放一套电脑、一个投影，没有后续人才、教育课程的开发，也就体现不出它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我们有一个“梦想灯塔”计划，我们派出一批志愿者作为“教练”，下到各个乡村学校培训当地教师的一个活动，主要目的是让乡村教师学习掌握“梦想课程”的主要观念和实施方法，让乡村教师成为启发孩子思维的“引导员”。广州有一家NGO“灯塔计划”，它一直在做乡村支教，在招募大学生这个领域相当专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跟他们合作来招募今年下乡的大学生和大学老师。

经济观察报：这类培训体系的标准是什么？

潘江雪：我们的培训，和传统教师培训有蛮大的差别。我们的老师以前是知识的拥有者，我懂的东西我教给你；而我们的方法是希望老师变成学习和思考的共同参与者，和学生一起探究一些甚至老师自己都不了解的课题。这其实有些像商业咨询公司：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企业应该怎么样发展，你的市场应该在哪里，你应该怎么样提高你的绩效，但他可以有一系列好的问题和分析工具，最终其实是企业内部自己的成员探讨出结论的。我们相信那些老师，我们相信那些学生，创造力实际是隐藏在他们的内心，但长久以来被压抑着。因而，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点燃他们的热情，让他们的创造性以更大胆的方式表达出来。

经济观察报：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情况是怎样的？

吴冲：我们有三个资金池，一个是项目池，一个是运营储备池，一个是行政及长期储备基金。比如，指定捐款人冠名一间梦想中心，捐了10万元，其中的7万元是硬件投入，3万元是3年的运营费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通过各种努力，比如说批量生产，节约了建设成本，或者找到厂商捐赠了一部分的建材，那么建设成本就会节约下来，这部分节约下来的钱，按照我们的内控规则就会进入运营资金池。运营资金池其中最原始的一部分是10万元捐款中的3万元，因为梦想中心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件，还包括后续的教师培训、课程开发，有各式各样的教师学生的奖励。这个运营投入是长期的，而不是三年以后就没有了，但我们又不可能让捐赠人无限制地支付运营的费用。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储备来支持，除了节约的建设成本，我们还会争取一些企业对运营项目专项的捐款。

经济观察报：在劝募过程中，你们感觉到捐赠的企业或个人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潘江雪：我觉得，不同的机构关心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最核心的一个是看你的项目是不是符合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定位。比如一家关心老年人发展的公司，我们基金的关注方向和它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方向不符合，即使我们做得再好，它也不可能把这个钱拿给你做教育。

经济观察报：真爱梦想基金会为什么会和不少基金保持合作的关系？你们之间在劝募领域不会存在竞争关系吗？

潘江雪：中国的公益行业目前还很单薄，参与的主体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我们和同行之间本质上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的伙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不少基金都涉足教育领域，如果大家都需要图书，单一项目的购书成本是多少？如果我们抱团，批量采购，那成本就可以大大下降。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很多个省份的网点选择都是当地公益机构帮我们做的，他们在当地有很深厚的基础，就好过我们自己派人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区域，我们提供梦想中心的捐助，又提高了这些机构在当地的成绩。我们相信，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会增进整个行业的效率。

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两种，专业合作伙伴和公益合作伙伴。这两个合作的伙伴各有分工。有些企业有自身的专业能力，比如说律师、会计师、设计师、物流运输、广告设计，他们是出服务或是出产品的，它跟我们的合作并没有现金的往来，但是，他们的人力资源或者产品的投入也是一种捐赠，这一类我们称为“专业合作伙伴”。而公益合作伙伴是直接捐钱，比如说大多数的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捐款人，主要是认同我们在教育公益领域的理念和执行力，通过捐款来表达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观传递。

经济观察报：国内慈善基金自己做项目运作的方式普及吗？

潘江雪：在我们看来，执行型基金会和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分工，现在正在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大型的基金会，无论是大企业出资还是公募，大多数逐渐转向拨款和项目资助，而真爱梦想这种主营业务专一明确、直接提供特定公益产品的基金，会成为执行型基金会。这两者的区别，其实类似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执行型基金会就是公益领域的上市公司，而挑选好的项目、组合拨款的基金会就相当于是证券投资基金。二者所需的专业能力和组织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感觉，目前国内执行型基金会的发展，落后于拨款型基金会的发展，也就是说，投资基金比较多，主营业务明确的上市公司相对短缺。

寻找现代服务业的“富士康”

　　蒋晓冬

　　NEA中国董事总经理

　　近来因一系列自杀、罢工等极端事件引发的沿海企业加薪潮，让大家对中国经济结构向内需为主转型充满了期待。而服务业的大发展正是将在这一艰苦转型中释放出的巨大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有机联系起来并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核心命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经济的调整周期常常为服务业的超常规发展带来了机遇。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回落周期，中国的服务业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34.2%上升到2002年的41.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再次加快，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2.6%，为改革开放以来比重最高的一年。

　　我过去5年在电子商务、网络游戏、渠道分销、便利支付、小企业金融和医疗健康等领域投资了近10家服务业企业，它们今天创造了超过6000个就业岗位和超过90亿元的产值，其60%的平均复合增长率也让我看到了中国服务业的巨大潜力。然而，就在我们为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欢欣鼓舞时，也不能不看到服务业发展中还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中国的服务业还是以较难规模化的初级形态服务业 (如餐饮娱乐和美容美发等)和不产生大量就业的高端服务业 (如软件外包和临床研发外包等)为主。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大陆雇用了80多万员工的富士康把代工制造业做到了极致，为世界送来了iPhone和iPad。中国服务业的大发展呼唤能以规模化的商业模式以海量的就业岗位服务海量的消费者需求的 “工厂化”服务业。我们需要服务业的 “富士康”。

　　过去60年美国快速提升和变革的工作生活方式催生了沃尔玛、联邦快递、星巴克、嘉信理财、家得宝、亚马逊等一大批创新的服务业商业模式。今天中国快速成长的消费市场具有基数巨大、个体支付能力低、渠道高度离散等特点。如何以标准化的方式高质量、低成本、高效率地服务海量客户成为 “工厂化”服务业的主要难点。

　　同制造业相比，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之所以难以标准化经常是因为它们传统上都依赖于 “专家”的经验化和个性化方案设计：从老师的 “言传身教”，到理财经理对产品的 “量身定制”，到中医的 “望闻问切”。然而，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正在引发我们的重新思考。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于2006年9月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海外上市的教育机构，自上市以来业绩和市场表现一直稳健高速成长。新东方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股票一枝独秀，不到2年迄今已经上涨超过150%。

　　回顾新东方17年的历程，它创造的不仅仅是惊人的财富，而是一个全新的 “教育工厂”模式。以最为著名的英语培训为例，新东方不仅批量“生产”了课程和教材，还批量 “生产”了老师。在新东方培训并在托福、GRE等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员中的精英被学校短期聘用为老师，负责下一届学员的教学。这些年轻的老师不但业务过硬，他们的榜样力量更成为很多学员的精神动力，创造出更多的高素质入学者和成绩出众的毕业者。正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从学员到老师的 “批量生产”模式，使新东方在最初激烈的竞争中能脱颖而出。

　　“工厂化”服务业的机会也存在于其他很多领域。小企业信贷服务就是其中之一。截至2008年，中国中小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8.7%，而发达国家超过50%。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是银行普遍觉得做小企业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试想一个信贷员面对一个数百万贷款额度的小企业客户，和对待大客户一样要做大量的贷前调查和贷后跟踪工作。

　　小企业通常经营历史短，业务量小，仅从财务报表上很难准确判断它今后一段时间的前景和还款能力。如果从行业、客户、产品等角度做深入研究又旷日持久，事倍功半。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要有对小企业经营状况的标准化描述、对风险的科学化评判和对融资的流程化处理的 “信贷工厂”。只有将信贷员一单单处理的“项目型”业务转化为流程化处理的“批发型”业务，才能降低服务成本和有效控制风险，从而让更多小企业得到融资服务。

　　无独有偶。

　　中国内地人口老龄化提速，老年人口出现首次增长高峰，60岁以上人口将从 “十一五”年均净增480万提高到 “十二五”的800万左右，2015年总量将突破2亿，占总人口的14.8%。医疗服务产业的大发展迫在眉睫。近年来，医疗科技、特别是分子诊断和医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医疗从一个纯经验性行业向科学化精确治疗转变。在医生综合多种诊断数据，完全确定病因后实施如血管成形术、激光矫视、肿瘤放射治疗等可以按结果收费的程序化治疗。

　　程序化治疗是可以标准化、量化管理和工业化的。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NarayanaHrudayalaya胸科医院拥有1000张床位，40位心脏病医生每周完成超过600例手术。而同样拥有1000张床位、中国首屈一指的阜外医院每年也就做8000例左右手术。在收费上NarayanaHrudayalaya医院的开胸手术远低于美国的收费标准，然而它的手术成功率却和美国最好的胸科医院相似。这一 “健康工厂”的奇迹依靠的正是类似福特流水线的企业化管理方法，并以 “工厂化”的手段实现低成本、高产出、有质量的标准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服务。

　　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管制一直是其难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过高的准入门槛曾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入。国务院于2010年05月13日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 “新36条”。 “新36条”的出台为中国服务业的松绑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愿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服务业的 “工厂化”，愿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服务业的 “富士康”。

　　蒋晓冬简介

　　2005年加入NEA，担任NEA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创建NEA北京和上海团队，并负责NEA在快速成长的中国市场的投资。蒋晓冬主持了NEA在红孩子、中新力合、连连支付、中信医药实业、蓝港在线、海吉亚医疗、联亚药业、耐思康药业、凯赛生物和百合网等企业的投资，并参与投资了中天联科和展讯通信(NASDAQ:SPRD)。

　　蒋晓冬1999年毕业于中国南京大学，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硕士学位，也曾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我眼中中国科研：一个中科院退学博士生感想

　
1、离开中科院

离开中科院将近两年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写一些东西了。我希望那些日益淡忘的记忆，能被长久保存下来。

2、退学申请

2006年1月，我正式向中科院某所递交退学申请。经历了种种煎熬，半年后，我终于搬出了青年公寓。实验的不顺，前途的渺茫，与老板的争吵，其他纠缠不清的种种，突然间都消失了。我感到很轻松，有一种久违的平静。

2006年整整一年，我的压力很大，但我过得很快乐。经历了阵痛之后，我成功实现了人生的转折：2007年4月1 号，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归宿。这里没有封闭的实验室，没有没完没了的实验，每天不用面对老板不切实际的妄想，前途也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渺茫。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从事的是我喜欢的事业，我愿意为此奋斗。

3、痛定思痛，我常常想待在中科院的三年，到底给了我什么？

细细想来，其实收获还是很多的。除了变得理性和客观以外，科学院还彻底改变了我的许多价值观。

比如，现在我不再崇拜学术活动，而是只把它看成一种普通的职业，没觉得它比其他职业更神圣。尤其是现代的学术活动，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规范化，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和规范化的管理。科研活动也并不一定需要高智商，因为创新活动越来越规范化，创新也就变成了一种技能。既然是技能，理论上说，只要经过系统训练，谁都有希望掌握这种技能。所以，在我眼里，科学家也就变成了一种普通的职业。

科学家并不意味着聪明过人，而仅仅代表他有某一领域的基础知识，有比较规范的思考方式，有理性客观的态度，能用一些实验(具体的或抽象的实验模型)检验理论或假说。

4、科学院还让我比较深切地感受了中国学术界的种种怪现状。

怪现状之一：中国独特的科研基金审批制度是学术腐败的温床。

我们的科研基金在申请的时候，需要说明课题的科学意义，应用价值以及可行性。审批通过后，拨付科研经费。

当然，我们毕竟是穷国，没有太多钱，所以只能严格审批，选择性地支持科研项目。这没有错，但也正是这一制度，催生了种种怪现状：

A、埋头做学问的，不一定有经费支持，整天跑关系的财源滚滚。

B、科学界的拉帮结派。审批时，需要专家出具意见，又由于近代以来，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化，所以一个课题，全国也就寥寥几个专家有资格出具审批意见。那么很显然，这些圈子的人脉就变得很重要，在这上面投资时间和其他资源是很值得的。结果导致帮派形成，你审我，我审你，互相吹捧，互相抬高，形势一片大好。最终把钱忽悠到口袋里。

C、课题立项全是伪"高精尖"，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猖獗。由于科研经费的有限，所以讲究好钢用在刀刃上，要把大部分经费用在最有价值的课题上，这就导致科学家申请课题时，表面上个个都是高精尖项目，个个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但实际上个个都是虚张声势，一片浮躁。那些扎扎实实、不招摇撞骗的基础研究项目，逐渐被边缘化。

D、探索未知世界之前，却要求先拿出地图。学术活动是创新的过程，创新是探索未知领域的。严格来说，探索是不能规划的，或者至少是不能非常具体地规划的。而我们由于审批时需要拿出科研项目的具体材料，所以就需要科学家们事先把学术活动规划好。这就好像探险家们在探索一片完全未知的原始森林前，先要求他们画出地图。这是很荒唐的。

E、科学家也会傍大款。一些"小老板"(没有多少影响力的科学家)，单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申请到经费的。于是，他们就努力跟大腕们拉关系，申请经费时写上这些大佬的名字，美其名曰"共同申请"，这样就比较容易拿到经费。实际上，这些大佬们手下课题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根本管不过来。经费拨下来后，就由着下面的人折腾了。

F、一些比较有钱的科学家们拼命铺摊子。一些科学家在申请到经费时，不是埋头做课题，而是拼命买仪器，扩张实验室。我过去所在的实验室规模十分可观，从分子水平到细胞水平的实验啥都能做。这是为啥呢?其实仔细分析很简单。实验室成规模后，就比较容易申请到课题了，一年立好几个项，有做遗传的项目，有做发育的项目，有做免疫的项目，这个项目申请不下来还有那个，风险分散了，经费就有保障了。

5、怪现状之二：重立项，轻验收，很多课题不了了之。

立项时轰轰烈烈，验收时马马虎虎。因为验收时还是专家评审，而这些专家其实都是圈内人，你评我我评你，互相都得给面子。不管做得怎样，只要能发几个文章就行。

6、怪现状之三：研究生培养制度。

我们现在的培养制度，是以论文为硬指标的(少数地方目前有改革)。论文已经成了指挥棒，老板需要论文给评审专家交差，学生需要论文毕业。不同的是，老板需要高水平的论文，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或者混个院士啥的。学生则是能毕业就行，这就是矛盾。但一般因为具体科研活动需要学生去做，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是刚好够毕业就行。谁都明白做个大文章谈何容易，有很多课题，理论分析就得五六年。而且，探索未知领域，本身有风险，一般学生不敢冒险，万一五六年后课题做不完，或者做不成功，毕业就困难了。所以，我们的文章数量多(因为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质量普遍不高，或者简直可以说很低，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源，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研究生的宝贵年华。

7、我们的科研害了谁？

害了老板们。我们的好多科学家，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他们在国外做得很好，发的文章都很有水平，为什么回来以后，就难以拿出国际水平的成果?

害了研究生们。我们的宝贵年华，我们的纯真梦想，都在一片浮躁中慢慢耗尽。逐渐变得呆头呆脑，谨小慎微，没有眼界，没有胆量，没有开拓精神，没有创新精神，也没有了为科学奋斗终身的激情，只是盼着毕业。这样的生活不是在做科研，而是在生产论文。

8、我们的科研帮了谁?帮了美国，帮了英国，帮了日本，帮了德国。

我们的科研活动，每年消耗大量的仪器、试剂、以及其他实验耗材。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就拿生物学来说，大部分仪器都是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大部分试剂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价格高得惊人，我们买的数量也很惊人。而这些东西都在热热闹闹的所谓科研活动中消耗殆尽。投入是看得见的，产出却没踪影。就拿生物学领域来说，全国每年能发三五篇顶级杂志的文章，就高兴地庆贺半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同时，我们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熟练工人，我们的很大部分博士毕业之后，都到了美国做博士后，说白了就是廉价劳动力，为美国的科研殚精竭虑，耗费青春，等到"人老珠黄"，再回国混个教授当当，又淹没在中国科研的滚滚洪流中。

笑蜀 市场经济的鸭 抑或新重商主义的鸡/未删版


有句美国俗话说，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这其实是典型的美国逻辑，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它未必就真的是鸭子，而很可能是一只鸡。

中国的市场经济跟新重商主义，正好是这种关系。有个东西，走起来像市场经济，叫起来像市场经济，但它无论如何不是市场经济，而不过是新重商主义这个计划经济的变种而已。

近日出席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就不巧邂逅了新重商主义这只鸡，大感惊诧。他不客气地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太高，尤其反感大陆几乎所有的寺庙都收费。他说，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

寺庙何以收费？有关方面的回应是，两岸寺庙管理和经济基础有差异。有着世界第一外汇储备，GDP据说世界第二的大陆不差钱，经济基础差异更多属于外交辞令。说穿了主要还是所谓管理上的差异，即在大陆，寺庙收不收费不是寺庙说了算的，乱收费的背后有只看得见的手，即公权力之手，即各级地方政府之手。岂止是乱收费，君不见，多少地方政府在争相把当地的历史文化景点打包上市？打包上市的诸多景点不乏古刹名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乃至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早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时尚，而属于一种公然的政治正确了。

两岸寺庙管理的这种差异，毋宁说，是两种经济体的差异。彼岸属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因为成熟，市场的边界很清楚，该市场的必须彻底市场化，但佛门既为净地，信仰不可买卖，市场就该到此止步，这点绝无通融余地。而在此岸，各级地方政府成了市场主体，以公权力操纵资源配置。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从来都是无所敬畏，无往不前，只要GDP和地方财政需要，没什么不能拿来卖了换钱的，没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这坚定的步伐的。

高强度的政府干预即权力宰制的经济发展，以收费为主要模式，目标就是聚敛财富。所有这些无不符合新重商主义的经典定义。但恰恰这点上人们容易糊涂，以为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一定就是鸭子。乱收费也属于买卖范畴，市场经济就是买卖，所以乱收费一定是市场经济发展过头的结果。岂知新重商主义虽然也有买卖，却属于典型的强买强卖，而与属于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南辕北辙。

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新重商主义之下，属于强买强卖的乱收费如沙尘暴几乎淹没一切。太多公共资源被据为乱收费的道具，太多公共服务被据为乱收费的平台。但人们不知道都是新重商主义这只鸡下的蛋，都归罪于市场经济那只鸭，教育乱收费归罪于市场经济，医疗乱收费归罪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这样被口水包围，被普遍污名化，妖魔化。

如果只是被污名化、妖魔化也就罢了，更大的危害是，市场经济必然因新重商主义的过度挤压而边缘化。新重商主义犹如包办婚姻，如果包办可以高收费，有暴利可图，包办就会上瘾，成为趋之若鹜的致富捷径，最终升级为绑架婚姻，打劫婚姻。自由恋爱就会是这种绑架婚姻、打劫婚姻的死敌，处处遭到围追堵截，很难有发展空间了。

新重商主义最后一重危害，也是最大危害，更在于对精神的蚕食。新重商主义之下，医疗不再救死扶伤因而不再神圣；教育不再教书育人因而不再神圣，甚至佛门跟信徒的关系，也变成锱铢必较的关系。如果所有精神殿堂，都这样在收费的巨大冲动下沉沦，请问何以普渡众生？众生的灵魂不得救赎，岂不都成了被放逐的孤儿？也就无怪，精神危机会构成当下中国最大的危机。

也正因为如此，蒋孝严抨击的寺庙收费问题，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它不止是一个收费问题那么简单，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作恶的到底是新重商主义这只鸡，还是市场经济那只鸭？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道路的大问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绝对化，把新重商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当改革发轫之初，市场力量、民间力量都很弱小的时候，政府主导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肯定是不应抹杀的。但是经过三十年成长，市场力量民间力量已能够主导经济发展，新重商主义已经是市场和民众不能承受之重，是到全面退场的时候了。


——删节版原载《南方周末》，此为全文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终于落下帷幕，球迷的欢喜或悲伤也都可以告一段落了。其实，除了感受足球本身的魅力外，关注者还因为专业以及知识背景的差异，从足球里看出不同的东西。从法律的角度看足球，也颇有值得一说的一些道理。

竞技体育有着跟法庭诉讼很类似的特征。由于双方都力求赢得竞争，就需要设置公平的比赛规则。其中裁判的中立性至关重要。一句著名的法律谚语说：任何人都不得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中充任法官。这一点也适用于足球比赛。在一国的联赛中，要避免选择来自俱乐部所在地方的裁判;在国际比赛中当然也不得由比赛国人士担任裁判。不仅如此，利益关联的排除还要考虑一些更复杂的细节，如潜在竞争对手之间的回避等。世界杯甚至还涉及到国际政治因素。朝鲜与巴西之间的比赛，假如指定来自美国的裁判就可能引起争议，如同阿根廷与德国的比赛，不宜安排英国人执法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法律制度设计中，裁判者的中立性却完全受到忽视。现行司法体制完全与行政区划相重合，使得法院在利益上与所在地方千丝万缕，在决策偏向上不得不受制于地方权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无法自主地选择中立的裁判者。因此，杨佳案只能在上海审理;李庄案逃不出重庆地面。经济纠纷或者在本地法院，或者在对方所在法院，法院也都各为其主，于是公正的司法就难得一见了。在涉及公民状告所在地政府的行政诉讼中，这种安排的结果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你如何能够想象一个受制于本地党政的司法机构可以保持基本的中立和公正?

足球比赛与司法过程还有一点可以比较，那就是裁判的终局性问题。在德国与英格兰的比赛中，英格兰队本来打入了扳平的一球，现场录像迅捷的回放显示那个球越过球门线的距离绝非毫厘之间。但是裁判硬是未判进球。假如判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士气大振，结果怎样还真是未可知呢。事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为裁判的错误向英格兰道歉，但是结果却无法更改。许多球迷对于这种错误显而易见却死不悔改的做法很是不满，也有很多人呼吁引进高科技手段以减少错误判决。实际上，国际足联的考虑是有着深刻的制度意蕴的。假如裁判在比赛现场所作的判决可以在事后由某种“权威机构”加以改变，那么裁判的权威就会受到伤害，比赛后各种力量就会加剧非制度性的角逐博弈。是人都无法避免错误;你无法保证事后的委员会所作决定百分之百地正确。况且比起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场裁判所受到的制约，委员会的运行过程更可能变成暗箱里的操作。在无法做到完美的前提下，我们只好对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利弊得失作出权衡和选择。在我看来，维护裁判决定的终局性是更合理的。

相形之下，我国司法判决的终局性简直可谓荡然无存。长期以来，我们信奉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有错必纠”。无论哪个级别法院作出的判决，也不论其中错误的类型和大小，错误的发生是因为司法官员的失误还是由于当事人自己的原因，都可以推倒重来。这种初衷美好的设计导致的结果却是整个体制稳定性的动摇以及司法权威的全面丧失。前面，我们不去追求司法角色的中立性和裁判过程的审慎和透明，后面又设置各种途径，激励人们去设法推翻已经生效的判决。由于推翻判决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于是败诉者就付出巨大努力去推翻判决。当目标实现后，原来的胜诉方又成为失败者，当然，他也可以再努力去推翻这个新的判决。于是，道路奔走，权门呼号，上访者壅塞于京师，地方官临敌于省道……由于实际能够推翻判决的情况并不多，结果造成“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最终怨声载道，甚至民怨沸腾。古罗马的那句谚语也许值得玩味：“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

每次世界杯，看着韩国、日本这些邻国在这个大舞台上尽情表演，都不免为中国足球感叹。为什么我们这泱泱大国却总是在门外徘徊，惟一进入的一次，还在小组赛就拎着一筐鸡蛋打道回府?除了足球技术本身的原因，制度中是否有些因素让我们的足球水准难以提升?例如球迷，虽然有人总爱说我们有最好的球迷，但是说实话，我们的球迷也许是世界上最容易倒戈的一群。无论是俱乐部赛事，还是国家队之间的比赛，都常见在本队失球后，球迷群起为对方加油的情况。记得孙继海、郑智等在国外踢球的球员都感叹过那里的球迷对球队的忠诚，甚至有传承数代的拥趸之家。上赛季德甲最后一轮比赛，柏林赫塔此前已经降级，但是我们在直播时看到的时主场座无虚席，在最困难的时候，球迷们与球队坚定地在一起。在我们这里，同样的情况下，球迷恐怕早已背弃，观众席上散落着的几个球迷还在高声地谩骂本队。球迷对于球队的忠诚是否受到诸如一国土地制度的影响?当我们没有了地权，对于家国的热爱就失去了根基，那种任何时候都不弃不离的情感也就成了无源之水，难以产生，即便有一点也难以维持。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 D P相当于全球GDP的4 %，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着结构问题。

如果看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会发现这样的事实，1952年民间消费差不多是中国GDP的69%，跟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时，中国民间消费仍然相当于当时GDP的45%，到最近这个比例却已经下降到36%左右。也就是说，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比总体上越来越低。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上升到最近的30%左右。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也加入进来，会看得更明显，60年时间，民间收入占G D P的比重降低一半左右，而政府的开支总体相对于1950、1952年则翻了一倍左右。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如果考察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到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 D 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支付的职工工资总额相对GDP的比重在下降。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一点，根据我的计算，18年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要慢3 .8%.劳动者的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经济不自由影响中国工资增长

如果进行一些国际对比，也能发现问题。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Freedom H ouse，从1977、1978年开始对所有国家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进行打分。1995年时，24个自由社会的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按照每年5.09%的速度在增长，而这个速度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度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我们看到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和社会，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 D P增长速度同步，甚至超过于GDP的增长速度。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把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则正好相反，劳工工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以超过GDP的增速增长。

回到中国，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济自由不自由、创业自由度高还是低对劳动收入增长空间的影响?

事实上，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影响。在中国，电信、石油、能源等等这些垄断行业，即使到今天私人、民企仍不能进入，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当然有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那么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的差别，国企可以竞争，民企可以竞争，私人也可以竞争，但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可以重新立法，通过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如果是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享受同样的权利。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而言，这一身份带来的含义不仅仅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而且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有政府背景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就业就是这三类。首先是有机会进入国企的城市人，城市人口可以进入国企，也可以进入集体企业，最倒霉的就是农民工。

1995年时国企职工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比当年人均GDP高出10%，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收入从1996年开始基本一直上升，按照人均GDP同样水平增长。但是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总体上是维持在全国的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多出的收益就可以看成是国企的溢价。

如果将城市的制造企业和农村乡镇集体企业的工资做比较，我们发现，2002年的时薪，农村乡镇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3 .1元，到2006年上升到3.9元。而城市制造业企业员工时薪2002年差不多是7块钱，到2006年上升到12块钱。城市制造业企业的时薪比乡镇制造业企业的时薪，高出3倍。

因为城镇户口制度、身份差别，即使行业一样，员工收入的差距还是不一样。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创业、就业的歧视，最后会使农民工的企业谈判、议价地位与城市工人的议价地位非常不一样，远低于后者。

行政管制过多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可以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行政管制导致很多歧视，本质上限制底层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弱化他们的议价谈判地位。

管制的增加往往有很多理由。例如，粮食安全。有没有粮食安全?什么是粮食安全?你仔细推敲一下，会发现并不是那么清楚。像这段时间大蒜价格上涨，国务院就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因为大蒜跟粮食安全没太大关系，大蒜跟粮食、大米、麦子、玉米不同，大蒜即使一个星期不吃、一个月不吃也死不了，大蒜只是锦上添花。退一步讲，如果大蒜价格可以自由地往上涨，对于种蒜的农民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他们会有激励种更多，未来的大蒜供应不是更安全了?但是，政府还是要管，不让涨价，其结果不仅把农民更高收入的机会消灭了，逼着更多农民背井离乡去做农民工，并且没法要求高收入，而且使得未来的大蒜供应不可能高。同样道理，如果真要保障粮食安全，让价格自由往上涨，不是激励更多农民种粮，保证今后粮食安全吗?可是，现在的做法是一边压粮价，另一边是为了所谓的粮食安全迫使农民种粮，同时又说要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这中间不是矛盾吗?到底是不是真心帮助农民?

在粮价等方方面面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都受管制的情况下，务农的收益肯定不会高，粮食安全挑战自然更大。为了粮食安全，权力是否有理由限制农民和农民工的工作选择空间呢?没有理由。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让农民不能将土地做更赚钱的种植，之后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因为这个那个安全的需要，对农民的选择权进行限制，非常不公平。很多制造业企业要感谢粮食安全政策、感谢城乡户口制度，是这些管制政策和限制，使农民只能做农民工，没有更大的收入空间，逼着他们没有其他出路。

除了基于城乡户口的身份差别、国企与民企的身份差别外，行政管制的多与少最后会对农村、乡镇、城市人的创业空间与创业自由带来很大的影响。创业空间如果不是因管制太多而受限的话，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机会就会越多，对农民工的需求越多，也就是所谓的民工荒的可能性越高的话，民工谈判议价的地位就会越好。如果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就业歧视、行政管制多等通过制度改革能削弱的话，可以想象，那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机会会产生多么积极的影响呀。

征税太多抑制收入增长

政府征税太多，开支太多是抑制劳动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对32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政府开支没有减少或还有增加的国家，12年里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每年增长了6%，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GDP增长速度高出0.8%，而政府开支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长速度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按照财政部最新公布今年头5个月数据，相对于去年头5个月国家财政税收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平均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是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到3倍。如果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分的越来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来越少。

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不受到限制，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越来越低。政府占资源、土地、企业股权总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接近3/4，70%的财富或资产产权所有者是政府。

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最后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的制约，那政府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少，劳动者总体得到的也只能越来越少，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而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并不仅仅是更多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的城市人口得到的G D P份额也会继续走低。

金融不自由抑制劳动收入增长

此外，金融自由度也会影响到劳动收入的增长。
同样的，根据对32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加恶化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更慢。

很多朋友认为金融自由度增加、金融管制减少，那不是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吗?实际上不是这样，上面这些数据就显示，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更高。

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最后做出牺牲最多的就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还是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从金融服务的需求一方来说，很多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很有钱，根本就不用这些产品，照样可以买到房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金在一辈子中年轻时最少，所以有这样的贷款可以享受到好处，中低收入家庭也是如此。金融管制太严，这些借贷产品就不会推出来，也会对资金的使用带来抑制作用。

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有银行及国有金融机构到目前为止，垄断了方方面面的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其金融资源、融资机会总体来说主要还是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边倒，不管是农村有能力的农民，还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会越来越少，这样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包括农村的农民发展出来的民营企业的空间，这会产生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让农村的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不像本来应该有的那么多。

国有制经济比重影响民间收入

最后，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
根据我的统计分析，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国家，平均来讲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一组国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只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我们说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分享经济增长的第一渠道是劳动收入，在配套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较多。第二个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是资产的升值，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

第二个收入渠道即资产性收入渠道受制于一国的经济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国家以国有制为主，那么，老百姓就没有资产性收入，或者资产性收入不可能高，因为资产都由国家拥有，资产、产权、股权再升值，也是属于政府的，不会跟老百姓有多大关系，第二渠道是被封起来的。因此，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增值对其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收入，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增速更加敏感，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安排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下高出很多，他们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两个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如果以国有经济为主，老百姓就很难分享到资产性收入。

所谓“企业文化”，因为与“企业”的目的相联系，可视为从事创新的企业家为实现价值增值所做的资源重组的努力，以及在这一努力所规定的企业目的之下参与企业活动的人群及其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与融合过程。因此企业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她是流变的。
企业文化的第一个层次是与特定企业为追求特定目的而建立的企业制度联系着的。每一种制度，每一种制度的每一条规范，都必须经过某种意义的阐释才可能被群体接受行动的规制原则。那些长期“没有意义”的规范会因为监督成本太高而渐渐消亡或演变成其他规范。换句话说，企业文化在这一层次上为企业制度提供意义。这一文化层次的人格代表就是企业制度的操作者———企业经理人员，因为经理人员往往同时也是制度的阐释者，在功能上，他们是制度的代理人，尽管作为个人，他们可以有不同的个性。
企业文化的第二个层次是与参与企业活动的每一个人的“个性”联系着的。“个性”总在努力与上述的企业制度层次上文化的“共性”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每个人都力图保护自己的私人领域，在那里人性获得基本的自由权利。历史上没有一种制度———不论它多么集权专制———可以完全剥夺人们的私人领域，因为外来的控制越是深入私人领域就变得越发困难和成本高昂，最终难以为继。
个性在私人领域里获得伸展的自由。自由的个性与群体的共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企业文化演变的基本动力。换句话说，企业文化的个性层次是由许许多多的“亚文化”构成的，每一个“亚文化”都是个性对生活意义的一种不同于其他“亚文化”的阐释，正是这些亚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向性给企业在未来不确定环境中的生存竞争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另一方面，每一个成功挽救了企业的亚文化都可能就此成为企业的主流文化，因而失去其“个性”及与个性联系着的创造力，这是企业文化的辩证法。
最后，企业文化的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难以改变的最深厚的文化层次，是与每个参与企业活动的个人所在的社会文化传统联系着的。这是企业文化的“环境”，只不过文化环境因其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而不再被叫做“环境”。每一层次的文化通过深层心理积淀而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产生影响，这种深层影响的力量之大常常可以完全颠覆了企业制度本身，使其完全失效。惟其如此，企业才必须适应本土文化，跨国公司才必须实行“本地化”战略，文化传统也才被公认为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最强大的企业才有可能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企业文化之为一个整体，通常只是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个“亚文化”。
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最关键的还是“个性层次”。因为个性是自由的，个性在与其他个性相博弈的过程中创造了“制度”及对制度的阐释。个性之间的博弈在更大范围内也创造了社会制度及相应的制度阐释。当然，博奕的范围越大，个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便越复杂，其均衡格局所呈现的时间尺度也越长远。
中国企业家的职能，至少从企业文化的这三个层次的讨论来看，就从技术创新扩展为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了。技术创新，如熊彼特所论，包括了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工业组织、新的市场与新的资源的开发。而事实上，为实行技术上的创新，企业家必须同时实行制度与文化创新，因为旧的制度往往难以支持和容纳新的技术和组织方案。在制度与文化创新中，企业家为每一种制度的每一次演变提供文化上的阐释，赋予其企业文化的意义。这在商学院教科书里被定义为“使命感”或“图景”。 中国企业家的职能中更加重要的部分，在于不断探索企业文化、企业制度、企业技术的演变方向。企业家一旦停止“跳舞”就会倒下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创新是如此强烈的一种推进过程，以致看上去是“创新”在通过企业家实现它自身，而不是反过来由“创新”来实现企业家的价值。中国企业家们，一切潜在地可能成为创新者的人们，以及一切被“文化使命感”驱使着的人们，便是这样套上“红舞鞋”，走完他们的人生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