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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租房：保险资金入场？

21世纪经济报道 赵飞飞 上海报道 2010-07-20

19日，上海政府一场金融工作会议上，上海市长韩正透露，在上海的公共租赁房建设上，保险资金和企业年金有望进入这个领域。

巨量的保障房建设，已经让上海政府在资金及土地资源筹措上捉襟见肘，2010年上马的公租房建设方案，让上海压力倍增，首当其冲亦是资金上的突破。

上海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姚玲珍告诉本报，“在参加上海公租房的政策拟定过程中，对于未来的融资模式，资产证券化、房地产信托融资等等方式都有提及。

本报同时了解，在撬动保险资金、企业年金进入上海公租房建设上，上海政府已经接触了太平洋保险、中国人寿等保险机构，这些机构表现出较大的兴趣。“一旦启动公租房的建设，前期资金几十亿是少不了的，保险资金将是极大的保障。”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表示。

公积金建设 担心代表委员有意见

19日，上海召开“上海市加强金融服务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工作会议”，上海市长韩正道出上海目前主要研究的公租屋资金建设方案。

一个是上海的每个区都建立公租房运营公司，区、市各级政府都是出资方，从银行贷款，并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购买运作价格低廉的房屋出租，用租金还本付息。韩正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但规模难以做大。

而另外一个方案是运用非财政资金，例如保险资金、年金等低成本资金。此类有政府背景的资金存在银行里的利息回报非常低，年息仅1.7%-1.9%。韩正表示，这个方案可以把上海公租房规模做大了，把死钱用活了，还可以把银行的贷款额度让给其他行业。

“保险资金、企业年金也在寻找出路，例如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都有一定的积极性。上海的公共租赁房，有政府的担保及支持，收益的可能性大，对这些求稳的资金有极大的诱惑力。”陈杰告诉本报，目前这些保险公司都和上海政府进行过一定探讨，谈论合作事宜。 “一旦成型，预计初期的资金量会相当大，先期的启动几十亿是少不了的，但是收益率会比银行利息高很多。”

本报同时了解到，未来公租房上市后，上海政府方面不排除发起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到资本市场去融资，上海目前正在试点通过商业地产项目的REITs，一旦成型后，有稳定保值及收益的上海公租屋REITs其实也并不遥远。

除此之外，据本报了解，上海目前通过公积金去建设公租房的探索也在继续，因为公积金管理条例限定，公积金不能用作另外用途，这个障碍亟待突破。

“住建部也希望上海对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做点突破，但是我们担心一旦突破了就是违法，届时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会很大。”

诸多条款 异议尚存

6月以来，上海房租飞速上涨，这为上海的公租房未来收益率带来了一定的福音。

多家中介机构近期发布的市场报告称，自4月楼市新政出台后，上海二手住宅租赁成交量连续三个月呈现高增长，6月份部分区域二手房租金月增长幅度高达10%。

“公共租赁房，是作为市场租赁房的弥补，但是价位也是和市场租赁房相连的，市场租金上涨后，公租房房租可能会相应上涨一些，这样对于投资回收也有利，只不过公租房租金涨得慢一点而已。”陈杰表示。

急速上涨的房租也加速了需求方对于上海公租房的期盼。此前一份粗线条版本的公租房意见征询稿也进入了最后的门槛敲定期。

例如，在建设总量方面，参与其中的智囊透露，曾经列出上海公租房建设5年的规划，因为建设压力较大，上海政府并未同意这一进程表。

而到底是在上海成立一家公司统一运营上海公租房机构，或者让区县独立成立运营机构，目前上海政府与参与规划的部分智囊仍有不同意见，有专家告诉本报，由于上海黄浦区、静安区等内环中心区域，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建设公租房，如果每个区都成立一个机构运营，中心区域的难度较大。

幸福指数——再次写给八零后
任志强
2010年07月20日


幸福指数 80后
　　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从网上、博客的留言与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问题与留言，更看到了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原来在外国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似乎这个社会只有对他们一代的不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会最底层的一代。

　　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也因此成为了对上述现象的证明。但幸福指数是根据预期来判断的。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极度的贫困，但幸福指数却比今天还高，而中国改革之后高速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数却变得更低了呢？因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预期，尤其是改变了未经历过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预期。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

　　预期是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改变和提高的。当一个政府过多的许诺能给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时；当一个政府过度的承诺能在短周期内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与福利时；当一个政府过多的描述近期可能达到或实现更高的目标时，人民的幸福预期也随之而快速的增长与提高了。而现实生活中当政府并未在短期内兑现或实现这些承诺、这些保障，或未能像预期的计划而实现这些目标时，被过度抬高的幸福预期就变成了一种失望、变成了对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幸福指数不高的一种记录。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随之而来，让一个原本在增长、改革中的国家陷入了“言论自由”，但却被少数人操纵的混乱之中。当政府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而一味的牵就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与言论，不断的承诺与许愿时，当政策被这些不适合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所影响时，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年轻人失去方向的现象的原因吗？难道不应该针对这些造成年轻的一代过度贪图幸福指数提高的预期进行合理的教育与批评吗？也许问题正出在现有的宣传与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扭曲。

　　粉碎“四人帮”的战役，是一场在党内已失去正常制度约束下的武装革命。解决了名义上代表毛继承人概念的代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用党的合法会议纠正了毛的历史错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毛在神坛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国庆逢十的大典之前总会有系列的将毛塑造成神的宣传，不断的维护与巩固着毛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也许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中国几乎已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经让整个社会都喘不过气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段恰恰对今天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我们并不想否定毛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历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绝不能因为要维护毛的作用、威信与神的权威，就不能批评其的错误或不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断裂的代沟，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国贫穷的对比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运动。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到当年会因为不小心弄脏了一张毛主席像就会株连九族，甚至倾家荡产。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

　　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当然也无法体会凭票证购买食品、衣物的经济短缺时代的艰难，当然更不会知道有钱没票也吃不上饭的尴尬了。他们在为今天无钱消费而抱怨时，他们以为是市场经济让他们在竞争中无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费的自由，却不知道有钱无证而寸步难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臭老九的社会地位，知识救国、技术创新的奇迹让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国曾有过“知识无用”“复课闹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风雨。当他们自己不努力学习而痛恨高考制度时，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国学习了清朝的科举制度后创造了人才辈出的进步。当他们痛恨大学教育制度的无能，并对毕业之后的选择迷茫时，并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在渴望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机会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当他们大骂这些缺少了上学机会的人们成为了改革的受贿利益群体时，却不知道这代人要为没机会学习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剥夺了读书（哪怕是非课本的读物与音乐等）的权利，失去读书的自由的痛苦。

　　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而组织的分配则用一次决定一生的方式将人们的自由锁在了一根无法用个人力量斩断的铁链上。而个人创业则不但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要被坚决镇压的违法行为。当八零后在抱怨就业中的艰难时、抱怨对就业推荐的不满时、抱怨工资收入的不高时，却无法理解当年只能听天由命从十几元的学徒工开始而几年爬一台阶的攀登，甚至连靠个人的努力去创造的机会都被扼杀在摇篮与梦幻之中，而人就业的选择权岂不比就业的难易更为重要吗？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达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达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价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们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在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的佼佼者，难道是因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强吗？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颗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奉献着几代人的青春。严格的就业条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严酷的剥削的基础条件。那时人们没有就业的选择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剥削的一族，更不是贬义的象征词，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常态了。如果没有了就业的选择权和就业的机会，则必然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家安排的就业出口和只能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剥削”的机会了。而劳动就业与创业的自由则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权利回归与人权的保护。

　　必须承诺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解决了70%就业的民营企业经济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时代在改革中的产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劳动与风险意识从逼迫中创出了一条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处于贫穷的同一起跑线上，都没有资金、没有依靠，甚至没有法律的保护，而最明显的则是有人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大锅饭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着国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担市场风险。而创业者在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国企却许多在破产与下岗中沦为了贫困和再就业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担风险的意识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因投资而获利的机会，因此整个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论是从事工业、商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有许许多多的致富者，同样也有许多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失败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创业的艰辛，只看到许多企业、个人今天的成功，并将这一切归罪于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平，只会让八零后一代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对竞争的努力而沦为不可救药的一代。其实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骚和迷茫的，他们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领域中的成功。但少数牢骚满腹的言论却破坏了这一代人在社会中的形象，传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满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睁眼看看那些同辈的佼佼者并回过头来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将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与努力上呢？更多的贫富差别不仅来自于制度，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中确实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性，纠结于政治中的传统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进程，确实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动摇与退步确实在引发着社会的不满。腐败对社会与市场的冲击确实在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也产生了社会中的公平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整个世界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不是社会所固有的不可改变和在进步中解决的矛盾，我也会对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这是善意的帮助，而绝不是恶意的攻击。许多人误以为可以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或说统治就能改变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这不过是一种痴心梦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中改进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实现只有一种制度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生产企业绝不会只有一种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一样。社会渐进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减少战争与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认识与改革的纠错机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试图用推翻现有政权的极端言论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错误与生存的环境，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社会的进步与改革的伟大。这个社会中并不是都必须依靠革命与推翻现政权才能进步的，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很激烈，但没有一党会推翻法律而重建国家体制；就像日本的多党派竞争会在几个月内重组一次政府，但没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会制度。这也许就是忠诚性反对与颠覆性反对的不同，而那些以为退回到毛时代才会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种无知的愚昧中了。

　　固然没有制度的公平条件仅靠个人的努力会减少成功的机会，但没有了个人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制度上保证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盖或淹没了。很明显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学校与好企业中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于是这中间就难免在资源占有欲分配的竞争中出现腐败与不公平。但马云从上海到杭州的搬迁；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选择与流动早就告诉了社会，在那些并非资源严重短缺的竞争的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宽阔的天地、满腔的热血打开着大门，热情的欢迎优秀的人才、企业去创业、去就业，更多的体现着公平的竞争。许多眼睛只盯着大城市的八零后则不是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培养与锻炼，而是只贪图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准、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捡到”的机会。然而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价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观念。许多人并没有为居住于唐家岭而抱怨，是因为他们知道用必要的代价才能换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则会在不同的城市中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条件在同样的努力中取得同样的成果的。能力则会在相对的比较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马的策略不仅表现在对阵的博弈之中，也体现着能力的选择之中。更多的机会只留给那些没有幻想并尊重事实且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们。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一代，而是机会众多的一代，问题只在于个人的正确选择。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们少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们多了许多科技的发展。当我们用石笔、石板写写画画时，他们有了五颜六色的纸和笔；当我们用算盘学习数学时，他们有了计算器；当我们用数十里地的奔波去找个邮局从千里之外打电报时，他们有了网络；当我们用等待数日的平信传递家音时，他们有了手机与短信；当我们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弹弹球时，他们有了机器人、变形金刚的陪伴；当我们为挣着骑一辆自行车而打架时，他们有了私人的座驾；当我们为挣一个课桌写作业时，他们在挣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当我们高兴的从哥哥姐姐手中接过穿短了的衣裤时，他们却一身的世界名牌，踏着耐克的鞋、挎着LV的包……数也数不清的多与少，数也数不清的进步与变化。

　　是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社会进步去比奴隶社会，但却可以对比改革前后，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八零后的父母们的经历，是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发展历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权利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成长并努力奋斗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是在变化和进步的；至少他们还应知道不能仅停留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而应靠他们的牺牲于奋斗精神创造未来，而绝不能在原地踏步还痛恨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与条件。

　　而只有了解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正确的认识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来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时间与机会，才能正确的认识到灵魂深处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才能学会如何做人、如何从零开始脚踏实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轻装前进，才会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什么是正确的幸福指标。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正是宣传工作不敢让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应熟知的中国历史和发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穷为自豪和名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威胁社会的现象就主导了社会的舆论，也造成了社会中年轻一代的思想混乱。

　　如今红绿灯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会称为是“强势”的司机，而行人、自行车、三轮车等被自认为是“弱势”的群体虽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将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践踏。许多人用城管的野蛮来抱不平时，却不是道当年的“三自一包”中的养鸡养羊都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根苗而被强制性的没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为什么还要非法的掠夺社会的资源并不缴纳税费呢？思想观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从对过去错误的比较中看到今天的进步吗？

　　中国从错误的泥沼中爬出来仅仅只有三十年，无法与坚持了上百年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制度上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为什么毛时代的中国人反而幸福指数高，而改革之后经济发展了反而幸福指数低呢？

　　因为那个错误的时代中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有一种追求，没有一种制度约束但有一种精神的约束，知道艰苦朴素与艰苦奋斗吗，生活与幸福的标准与要求很低（也许是无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宽容错误。当文革打破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维持，知道改革开放之后才给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和后来人身的自由与权利。

　　但从泥沼中爬出来又岂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努力中，从小岗村的血手印开始，从一群群探索者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被无情的淹没开始，经历了的少风风雨雨，无数次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才让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让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继续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用自己的生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成功的，而过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让天堂中的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恰恰是幸福指数之所以不高的原因。

　　政府过度的承诺也无疑是给了八零后一代过多的幻想，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实现的事，都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个人均GDP还排在全球100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又怎么会一步登天的成为世界的前列呢？

　　看清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降低对幸福指数的标准，抛弃那些幻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动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车轮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树底下好乘凉，则这棵大树一定会在你摘一片叶子遮阴他折一枝挡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维护与培育之中。

　　抱怨并不能让社会财富增加，也一定会在别人的进步之中让自己更落后。正如统计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些人称为是被增长了。因为他们的不努力让他们落后于他人的增长，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是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失败者，但对每个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应是失败者，这样社会才能在共同的努力与争先恐后中进步。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蚁族”是一群“有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用的技能”有着和追求财富的虚荣之心，而无脚踏实地扎实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将眼光盯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或改革这些缺陷，而只会对这些问题与缺陷表达成无限的抱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终沉沦于感叹幸福指数的不高之中。

　　八零后一代应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虽然中国的社会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进行改造与创造。而挑战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弃个人贪婪的冲刺。幸福其实恰恰就在这冲刺的后面。

无锡试水企业“党务外包”

21世纪经济报道 孙小林 无锡报道 2010-07-22

核心提示：目前，主要的质疑认为，党务工作是严肃的事务，并且涉及组织工作的机密性，应该谨慎行事。在冯惠兴看来，党务外包全称应为“党建事务外包”，意即事务性的内容外包了，但党建范围内的核心的，保密的内容等并没有外包。

无锡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在国内城市里算得上名列前茅，但无锡的另一外包工作却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党务外包。

无锡新区提供给本报的材料显示，该区已将党组织组建与维护、党群组织文体活动、党建活动品牌形象宣传、党建研究课题、干部国际化培训等内容外包了。

以党组织建设为例，该区将开发区内的企业的党组织建立的任务外包给15名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党群工作指导员。

但这一史无前例的改革一出笼就引起了争议。

贬之者认为作为严肃的党务工作不应该外包；但赞扬者更多，认为这能有效地解决外企、民企等党组织建立难的问题，亦缓解了党务工作人手不够的难题。

面对争议，7月19日，冯惠兴告诉本报记者，“不做这个改革，党务工作也可以做下去，但还是做了这个改革，因为有这种现实需求。”

冯是无锡新区管委会组织部副部长，也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人之一。

其所说的现实是，其所在的新区是一个开发区，地方政府以“管委会”形式存在，主要承担经济建设任务，党务编制较少，而这是国内开发区普遍采取的形式，且开发区普遍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外来党员众多。

这种“人手不够”的特点促使其从2007年开始了这场改革，且按照冯的说法，外包给15名党群工作指导员成本比招收5个公务员要少，这也是改革动力之一。

据了解，目前，江苏省等有关部门对无锡新区这一做法持普遍肯定的态度，而在无锡，除了党务外包，政务外包也在进行之中。

党群工作指导员：

一家企业上门50次

在冯惠兴看来，外包刚开始是“无奈”之举，后来则变成一种改革的自觉行为。

目前，国内开发区普遍采取管委会的管理形式，地方政府以“管委会”形式存在，主要承担经济建设任务，党务编制较少，但开发区普遍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外来党员众多。比如无锡新区下辖6大功能园区和6个街道，常住人口、外来人口叠加超过80万人，有2000多家外企和民企，注册党员达到21300人。目前，开发区主要由管委会管理党组织的组建与维护，但新区工委组织部只有11人，却挂了组织部、劳动人事局、开发区企业党委和工、青、妇等12块牌子，一个人要跨部门干几份工作。包括冯惠兴在内，只有四名党群干部，承担党务工作的组织部人员力量相对较弱。

这促使无锡新区区委组织部开始了新的尝试：2007年，该区尝试将部分党务工作外包给社会企业。是年7月，新区组织部专门招聘了15名40岁至55岁离岗退养或待岗的党务干部，担任非公企业党群工作指导员，指导非公企业组建党群组织。

这15人（现在是12人）两人一组，每天骑着新区配给的电动车，协助企业建立党组织，进行党员组织活动。而且“15个党群工作指导员工作很热情，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党务老干部”。一位来自黑龙江省的党群工作指导员，曾经为了在一家企业建立党组织前后奔波50多趟，最终在这家企业成功建立起了党组织。而这种50趟“三顾茅庐”的做法，对于部分公务员而言显然或是一种不可想象的。

据本报了解，外包在新区组织部分为两个类型：全包和半包。“外包”的不仅仅是党组织组建与维护，包括党群组织文体活动、党建活动品牌形象宣传等工作，在无锡新区就采取了外包的形式。

比如，党群组织组建属核心业务，如企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的确定等一般采取半包形式，党建指导员只具有建议权；但党群组织文体活动、党建活动品牌形象宣传等则属于全包。比如在干部国际化培训上，该区分期分批选送了140多名街道在岗干部和后备干部赴新加坡学习，皆通过第三方公司承办。

如在党建形象宣传外包上，2009年，该区委托中央电视台一个创作团队，创作了国内第一首党建题材歌曲《新天地》，在央视《音乐频道》连续热播一周引起了广泛关注。

目前，主要的质疑认为，党务工作是严肃的事务，并且涉及组织工作的机密性，应该谨慎行事。在冯惠兴看来，党务外包全称应为“党建事务外包”，意即事务性的内容外包了，但党建范围内的核心的，保密的内容等并没有外包。从实际操作上来看，一般是指组织部门等将在非公有制企业内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以及组织党员活动、培训等事务性的党务工作外包给非党务系统的第三方组织或者个人，由第三方承担部分工作，但决策权和核心工作、涉密事务仍掌握在组织部门手里。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部教授高新民认为，无锡新区将党建工作的具体事务外包，并非真的将其商业化或是被“第三部门”承包，也并未脱离党的组织部门的有效监理，只是将特定的党群工作承包给选定的特定人员。外包出去的工作受到严格的监督，因此不会失去控制，保证了工作的保质保量地开展。

成本帐：

光网站建设就省了2000万

据无锡新区一份内部总结材料显示，无锡新区已经建立了13个外资企业党委，10个企业党总支，197个独立党支部，党组织覆盖面达400多家外企。其中，这15名党群工作指导员就指导非公企业成立了党组织200多家。部分外企主动要求在企业建立党组织，这与这种创新方式带来的效果有较大关系。

这成功解决了人手不够的党务工作开展难的问题，“这有效地解决了人手不足的矛盾”。上述新区内部总结材料说。

不过，对于无锡新区而言，还有一个动力推动了他们的改革：成本问题。

冯为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区一年在15名外聘的指导员身上包括工资和费用，只花了不到50万元，如果换成体制内招公务员或是进事业人员，50万元最多只能支付5个公务员的工资福利，还不含硬性必需支出的工作经费。

“而且这15个人不占编制。我们提供1000元每月的工资，50元电话费一个月，电动车一辆，以及办公场所。”冯告诉本报记者。

在冯看来，而5个公务员无论如何也干不了15个人党群工作指导员的工作。而且，聘用这15位党群工作指导员成本较小，支出远小于招聘公务员，且效率更高。“实质上是借助社会力量来服务党建，扩大党建。”冯惠兴认为这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改革还在进一步深入。据冯惠兴透露，当地组织部或在2010年底会建立一个名为“党群服务中心”的机构来承接各种党务外包。

按照计划，党群服务中心将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团组织，并作为新区“党建事务外包”的首个有形载体而存在，为企业党群组织提供业务咨询、教育培训、活动策划等。

“可以承接无锡新区的各种党务外包，也可以承接外来地区的党务外包。”冯惠兴表示，“但不以赢利为目的，只要能解决工人工资就行了，这个是必须的。”

据冯惠兴介绍，目前北京、广西的一些党建部门专程到无锡新区来考察党建事务外包工作，就连井冈山等地的党建工作者也来考察学习。

此外，政务外包在无锡也正在悄然兴起，或将与党务外包一道，催生一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建立。目前，无锡市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共建各类网站约130个，各区级政府部门及镇政府网站约250个，目前已经全部统一外包给企业。

这一改革直接带来的效果是，83个网站每年外包费用为156万元，比过去各自为战时的2000多万元大幅减少。而且，原来网站维护人员高达152人，实行整体外包后，无锡方面预测可以减少100余人，维护费用也将大幅度减少。

显然，由于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果，第三方中介组织或将大量诞生，尤其是在高新区、开发区等以“管委会”模式存在地区以及一些企业大量集聚的地区。

显然，日益“小政府”的地区或将会催生更多“大社会”下的第三方中介组织，为打造高效能政府提供了支持。

不过，冯惠兴表示，党务、政务外包这一新生事物，比较适合高新区和开发区等机构，不太适合传统政府部门，传统政府部门党务人员人数还是比较匹配现在的党务工作。与此同时，如何处理组织部门与“党群服务中心”等第三方中介组织的关系，防止成为另外一种“事业单位”等都是未来必须考虑的难题。

爱的阶段论
2010年07月24日 00:42经济观察报
谁谁谁

二字头的女人和三字头的女人坐在一起谈感情谈男女很可能是一场悲剧，尤其是对二字头的女人来说。我见证过一次这样的场面。四个三字头女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长期相处后的各种顽症：如何让同居已久却又不肯轻易结婚的男友开口求婚，婚后的性懒惰问题，激情消退后的忠诚度的管理，等等……可怜的二字头的年轻女人听得面色惨白。她还是单身，有两个追求者，目前还处在思忖着到底对哪个更有感觉的艰难抉择中。

从初恋的懵懂开始，爱就成了女人一生中比减肥更重要的一大事业。二字头时，经历相恋、热恋、分手、受伤、爱火重燃、痛定思痛后的冷静上阵，或者步入婚姻。这时候的问题集中在对两情相悦追求过程中的疑惑或不满足：为什么我爱的人不爱我，而爱我的那个我不爱？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命天子？为什么在一起时总有不愉快发生？为什么他总是伤害我？而经历过情感的分分合合，并且见证过爱情与物质世界的撞击试验后，三字头的人问题就老辣了许多，也沧桑了许多，是相持阶段的痛苦的拉锯战。而爱的内涵也因为有了孩子、父母、家庭的责任、爱情向亲情转化的过程而更加宽广。

有位奔四的商界精英在提及家居装修时说，“我们的卧室是酒红色的。对年轻人来说，卧室素淡些无所谓。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情调就显得很重要。”这话里的意思，估计没有经历过长时间感情煎熬的二字头情人们，都很难听懂。就算听懂了，也没有切身感受。

与二字头的取与舍，进与退，A还是B的单项选择相比，三字头的情感更像一道问答题，或者高级会计师面临的企业战略分析题，答案的是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态度、思路、战略的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

四字头的情感问题就更复杂了。事业发展放缓、身体开始衰退，夫妻因为十多年的相处而显得味如鸡肋。只有体会过那时滋味的人，才会愈发觉得“酒红色卧室”的可贵。因为想到这些招数并不难，难是难在行动上。许多四字头的人就算想到了也懒得行动，嫌烦。

最近一个四十出头的女朋友提前遭遇了中年危机的袭击：从来没有觉得人生如此苍白无聊过。婚姻温暖但是平淡乏味，孩子健康聪明但是侵占了自己的很多时间，工作体面收入满意但是毫无挑战性和上升空间……问题来了，这时有一个法国帅哥来调情，这个艳遇让她收获了许多自信和好几年没有过的满足感，但显然帅哥并不仅仅满足于调情，是否需要继续和他周旋？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应该与法国帅哥无关。反正这一生注定要与爱周旋，要么与对爱的期望值周旋，要么与对自己的期望值周旋，要么与对幸福的定义周旋。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里，心态不同，周旋的方式不同罢了。

长平专栏:拒绝配合习惯性谎言

■谁是谁非 之长平专栏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朋友老李正在家中休息，逢人口普查员上门登记。“请问你的户籍在广东吗？”“不在。”于是人口普查员给他一个表格，其中一栏是“出租屋地址”。老李说，“你弄错了，我这不是出租屋。”普查员解释说，“我们只有两种表格，一种是常住人口的，一种是流动人口的。流动人口的表格中，不管你是自己购房还是租房，这一栏都叫‘出租屋地址’。这是政府统一规定的。”

老李说，“对不起，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广州工作，不是流动人口；我住的是自己购买的房屋，不是出租屋。”普查员加重语气说，“这是人口普查，国家统一规定的，全国都是这样。”老李回答，“不管是谁规定的，我只想如实填写。”普查员说，“那我就写你拒绝登记。”老李说，“请你写清我不能把自购房写成出租房，否则我就是在撒谎。”普查员说，“没有这样的项目，我只能写你拒绝登记。”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11月1日。我查了一下，老李遇到的情况，应该是“广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入户调查”，属于人口普查的前奏，可以看做是整个人口普查工作的一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人口普查的内容也包括住房情况。

为了这次人口普查，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动员会，要招募和培训600万名入户调查员。国家不仅颁发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还出台了《全国人口普查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对人口普查的目的、任务和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个条例规定，人口普查对象应当如实回答相关问题，不得隐瞒有关情况，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据此，假如老李将自购住房填写在“出租屋地址”一栏下，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了。但该条例同时又规定，普查对象不得拒绝或者阻碍人口普查工作。那么老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再往下看，该条例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及其负责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伪造、篡改人口普查资料”。这条规定的本意是防止地方官员为了“提升”政绩，篡改人口普查数据，但是强迫普查对象将自购房填写为出租屋，显然也是一种要求个人伪造资料的行为。

我知道有人会说，这只是有关部门为了调查和管理的方便，并不会对调查对象有什么利益损害，老李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广州市各街办都有专职的 “出租屋管理员”，他们“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真正的出租屋居住者，还包括非本地户口但一直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里的人。这些人士中，有的已经在广州生活二三十年，拥有稳定的事业，甚至购买了多套住房，既非“暂时”，也不“流动”。但是他们被认为是“暂住人口”，需要办理暂住证。要办理暂住证，他们就必须去找出租屋管理员来管理自己。尽管他们感到很别扭，但是有关部门为了自己的“管理方便”，从来也没打算去矫正。到了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们还要接受“户口整顿”。

比他们更别扭的，是那些工厂里的劳动者。不管他们在工厂里干了多长时间，早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但是他们仍然被叫做“农民工”。他们的子女，哪怕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完全分不清麦苗和韭菜，身份仍然叫“农民”。如果他们到父母的工厂去工作，就叫“第二代农民工”。没有人感觉到这其中的荒谬。假如把干部家庭出身的工程师叫“干部工程师”，把户籍在北京的记者叫“北京记者”，感觉又是如何呢？

在上述例子中，“出租屋”、“流动人口”、“暂住”、“农民工”等都是体制性的谎言，这些谎言的存在都是为了“管理方便”。为此，有关部门强制人们习惯使用谎言，直到对它毫无感觉，甚至觉得合情合理。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会通过法律法规强调“如实填报”、“不得提供虚假信息”，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培训普查员的言谈举止、仪容仪表及礼节礼貌，好像整个工作都精细无比。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构成了另外一种谎言。

因此，我完全赞同朋友老李的较真，拒绝配合任何人说谎，尤其是权力部门的谎言，哪怕它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哪怕它看起来无关大碍。

原文：For many pregnant Chinese, a U.S. passport for baby remains a powerful lure
译文：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许多怀孕的父母，孩子能获美国护照仍有巨大诱惑力

作者： Keith B. Richburg
华盛顿邮报专职记者
发表时间：2010年7月18日；A01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凤凰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图：罗伯特·周（Robert Zhou ）和黛西·赵（Daisy Chao）开了家咨询公司，为产妇提供赴美生子服务。他们自己就有类似经历，赵女士在美国产下女儿菲奥纳（Fiona），今年4岁。

上海——1,475美元你能在今日中国能买到什么？周先生夫妇会告诉你，这笔钱买不到一颗蒂芙尼（Tiffany）钻石，也买不到一辆轿车。但他们确保以这个价格你能买到更长久的东西，且毫无疑问具有远期收益：一本美国护照和你的新生儿的美国公民身份。

他们是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妇，现住上海，开了家中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帮富有的孕妇到美国生孩子的咨询公司。

他们将服务内容做成了幻灯片，包括帮产妇联系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月子中心”，共有3家，都是中国人办的。交完1,475美元基本费用，你就可以在中心住3个月，分娩前2个月，坐月子1个月。房间里配了有线电视和无线互联网，包括一日三餐，每天最低35美元。医生护士都说中文。你还能在美国游览购物。

产妇需要自己支付机票，自己申请赴美签证，不过周先生会帮助填写申请表。

如今中国正蓬勃发展，人们认为美国已陷入经济衰退，但赴美生育需求增长显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美国护照依旧具有很强诱惑力。和中国比起来，美国被认为更有知识精英，在中国要上好大学或者得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主要靠关系。

“他们相信有了美国公民身份，他们的孩子就能有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周说。

没有关于类似公司的确凿数据，但几十家公司在互联网上做广告提供“生育观光”服务，许多公司都在上海，周先生说这个数字过去5年飞速增长。但他说许多公司都是一夜间出现的，不如他的公司能提供高质量服务。

“我们服务的客户都是非常富裕的成功人士，”他说。

“我们不是蛇头”

周先生夫妇二人坚持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还引述了美国1868年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修正案生赋予任何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都有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力。

“我们不鼓励产妇违法，只是去钻法律的空子，”周说。“这有点像乱过马路。警察会罚你款，但这并不违法。”

“我们不是蛇头，”他补充说，蛇头是中国人的通俗说法，指那些非法移民偷渡的罪犯。

美国政府官员确认，到美国旅行生孩子然后孩子就有了美国国籍，这并不是犯罪。“你不能仅仅因为知道她是去美国生孩子，就拒绝她们的申请。”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发言人说，根据大使馆规定，他不肯透露姓名。

该发言人说许多产妇都会说自己是去美国旅游，他认为这些生育咨询公司和帮助外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公司性质一样：“你要有钱，他们就为你提供服务。他们告诉你如何准备手续。”

“我肯定国会议员会认为这是个漏洞，”该发言人说。

许多美国的反移民活动家同意这种观点。一些人认为第14修正案——旨在确保被释放的黑人奴隶的公民权——从来就不等同于提供快速护照，不是为那些非法停留在美国生孩子或者就为了孩子能有美国身份来此旅游的人而设。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并未针对怀孕的外国游客设立特别法规，而批评者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美国华盛顿的移民智库“移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柯阔瑞（Mark Krikorian,）说，“问题不是出自旅行社和那些产妇，真正问题是国务院。规定不允许他们拒绝孕妇的签证申请。”

柯阔瑞说第14修正案是否会改变，如何改变目前还不清楚，国会也未认真对待此事。

周先生之前是市场经理，赵女士以前在台湾做电视制片人，他们过去5年帮助500多名产妇在美国生育。这一创业想法以他们自己的经历为开端。赵女士就是在美国产下了女儿菲奥纳（Fiona），今年4岁。

富裕的客户群

他们说现在客户包括中国的医生、律师、企业家、政府官员和一些明星，许多人都不希望引起媒体关注，更不会同意接受采访。

40%的客户来自上海，30%来自北京，其余来自广州等其他地方，包括台湾。有些夫妇说他们是为了规避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而到美国生第二胎的。许多人说自己并不打算在美国生活。

他们说这些客户都很富裕，不像中美洲那些贫困的非法移民试图越过边界到美国生孩子，周说，这些中国人都是乘头等舱到美国。

“他们还会购物，所以对美国经济也有贡献。”他说。

他们希望孩子获得美国护照的原因有所不同，但许多人都为了两个关键因素：教育和环境。

“来自大陆的母亲相信美国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周说。今年1000万学生为660万个中国大学入学和获取更好生活的机会而拼搏。“大陆的竞争太激烈了，”周说。

为吸引潜在客户，他们指出作为美国公民，小孩可以接受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教育，美国的教育费用要比中国顶级私立学校和大学所需费用便宜。

卓女士怀孕好几个月了，1月份她和丈夫决定要在美国生第一胎，就找到周的公司寻求帮助。

35岁的卓女士说她哥哥姐姐都在美国读书，因为他们是外国学生，“我父母花了好多钱交学费，”假如孩子有了美国国籍，她说“我们的孩子会有更多选择。”

同等重要的还有生活环境。卓说，“住房很宽敞，没有污染，看到优美的风景和山水，心情也会好。”

卓说她们夫妇喜欢住在台湾，对移民美国不感兴趣，不过或许退休后会考虑。她称自己要去美国旅游就获得了赴美签证。但她担心对其它人来说不会这么简单。

她说，“我担心未来越来越多人去美国，要得到签证会更困难。”

Wang Juan对此文有贡献

原文：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 for more
译文：洛杉矶时报：中国制造，中国购买——价更高

作者：DavidPierson《洛杉矶时报》记者
发表时间：07/17/201002:00:00PMPDT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央视的同来源译文[可对比一下两个版本译文的不同]

北京—罗广立（音）携带的是从北京的苹果旗舰店买的笔记本，与美国在售的型号并无不同。同样有着高清晰度的屏幕、一模一样的处理器和电脑底部的打印标签：“中国组装”。
除了中文手写输入之外，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了。罗先生支付的价格是$2,760。这比美国买家从苹果商店和在线购买的价格高出$460，或20%。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能怎么办呢？”罗先生说，他是一名24岁的职业摄影师，戴着一副Buddy Holly镜框的眼镜。


高价商品还不仅限于外国品牌的电脑。科比代言的耐克球鞋，同样是“中国制造”，在美国只卖$165。但在中国的耐克专卖店呢？$190。由中国工人组装的平板索尼电视，在美国的百思买售价是$800美金。但是在中国电器商店国美，要高出3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MaclarenTechno婴儿车上。也是中国制造，但其在北京的商场的在美国的商场价格高出40%。

这就是生活在世界工厂的悖论。西方消费者人尽皆知中国生产的商品价格低廉，但是对本国人来说并非总是如此。

几年前，这可能对经济学家和世界领导人来说没太大问题。但是今天要让中国的消费者打开钱袋变得至关重要，因为这才能平衡已经过于依赖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而扭曲了的全球经济。

这绝非易事。中国的家庭通常以节俭而著称——他们的理由很强大。薄弱的社会福利网络意味着数亿人必须为自己的教育、医疗和退休金而攒钱。消费支出随着中国的繁荣也在增长，这虽然没错，可是整个经济结构完全都是为了生产而不是为了国内需求运转。

比如说，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生产商都抱怨中国政府将人民币人为贬值。这让中国出口到外国的商品变得很便宜。但是也让进口商品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变得很昂贵。

然后还有税收的问题。苹果的笔记本是在中国工厂的生产的，只要这些电脑是出口到国外销售的，这家工厂就能获得中国17%的增值税退税。中国的买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同样的机器如果在国内销售的话，首先被要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然后再运回大陆，行业专家说这一过程中加了20%的进口税。

对精明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种价格“罚金”令人沮丧。感谢互联网和他们自己到国外旅行购物的经验，这让他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在其他地方的售价。“当我看到纽约的平价商场里的售价时，我震惊了，中国买得贵了这么多，”到美国度假的一名北京人，22岁的Joanna Tong说，“这不公平。现在我知道了美国的价格，我一点都不想在国内购物了。”

但是，一些外国企业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在中国涨价，他们采用的策略是将商品包装成为奢侈品，以弥补在这里做生意的更高的成本。对一个城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在$2,800左右的国家来说，这种做法看起来违反直觉。但是高价格的商品在这里是身份的象征，中国的消费阶层是中产阶级。更高的价格可以体现出商品的品味，同时也提升了厂商的利润。

“在中国，人们把高价格等同于高品质。”中国市场研究的执行总裁Shuan Rein说，“品牌厂商知道，如果把价格定的太低，消费者会转身离开。”

分析家说，从心理上，定价偏高的产品可以令消费者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在购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在中国消费者买礼物送给别人表示尊重之中显得尤为强烈。

“如果是为我的朋友和客户买东西，我不会买中国品牌，”广告代理Liu Hao说，“这事关面子。”

分析学家说，定价偏高的产品可以令消费者产生错觉，认为自己是在购买“中产阶级”的东西。这种心理在中国消费者买礼物送给别人时显得尤为强烈。

不过对中国消费者来说还是有好消息。上个月政府说人民币汇率会更灵活。贸易商希望这会让人民币走强，使中国的企业和家庭能够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近期出现的一股劳工不满的潮流也重点呼吁加薪，这可以刺激国内购买力。

“消费疲软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Wang Xuanqing，商务部的一名官员在上个月的零售商会议上如是说。

同时，有条件的中国买家也在想办法规避高价格。

“中国人总是想讨价还价，”Wang Da说，他在一家著名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上销售Coach手袋。“越来越多的人出去旅行，让他们的朋友从海外带便宜货回来。”

王有30名往返穿梭于中美之间的代购者，他们会去加州，新泽西，佛罗里达和其他的州，带回来钱包、手提袋和手袋。他说几乎所有的商品都由中国工厂制造。

“是的，我知道这很讽刺。”王说。

公益营销案例：使用社会媒体对抗气候变化
from E惠社—专注于非营利领域互联网应用 by Neolandscaper


非营利组织在公司支持下举办的活动往往给人以卖广告的嫌疑和印象，要让人们摆脱这种定性思维非常不容易。但ido30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树立了一个典范。ido 30是一家以丹麦为总部的洗衣店，他们以非营利组织的方式运营，主打以“低温洗衣”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的概念。

如果欧洲每个家庭在洗衣服的时候，都把水温从60摄氏度调至30摄氏度（140度至86度华氏），那么一年可减少相当于3百万辆小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ido 30宣称，对美国而言也是如此，将洗衣温度从“热水”或“暖水”调至“冷水”可以节省大量能源。

现在ido 30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已经有来自25个国家的超过12000名粉丝，俨然一个草根运动组织。Ido 30的赞助商是一家名叫“Novozyme”的生物公司，该公司生产适用于低水温洗衣的活性酶。

那么，有企业利益参与推广的活动——宣扬理念、招募支持者，到底和一般纯粹由非营利组织举办的活动有什么不同？

与Novozyme合作的广告公司名叫Mindjumpers，一家关注由社会进步理念和社会媒体的广告公司。他们的创意总监Sebastian Overgaard，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他们的策略–使用社会媒体建立草根组织运作的方法 ：

“首先，我和我们的员工都真心相信我们开展的活动——如果低水温洗衣得到成功推广，则气候变化就能得到相应的抑制。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像草根组织一样运作，我们十分人性化并且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Overgaard说，“但与此同时，我们非常坦诚面对生物公司在推动‘气候友好消费’中的利益背景。”

通过社会媒体宣传气候友好的消费选择，ido 30的努力使得参与这项推广活动的人们等于参加了由一般公益社团组织的环保运动。ido 30的运营团队是一群“热心参与公益活动同时又符合公司核心利益的伙伴”，按照Overgaard的话，“而且这样在与新商家商谈合作时更有说服力。”

正因为受到Mindjumpers对待其网络社区态度的启发，才使得ido 30的网络社群成为其真正活跃的网络支持者。就如Overgaard说的，“你必须真诚，对网上每个参与活动的人都要展现同样的兴趣，因为他们不是数字而是你潜在的支持者。”

培养社区，然后采取行动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2009年底，当时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正召开气候大会。那时候，ido 30在Facebook的页面上，世界各地的人们表达遏制气候变暖的心声纷至沓涌。“我们把这些留言放在Facebook页面的言论气球（speech balloon）上”，Overgaard继续说到，“当看到这样做的反应出奇的好，我们决定把支持者们的话语直接带进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会场。”当时的情形可见放在Youtube上的视频。

我们Mindjumpers团队采取了两种策略去支持像ido 30那样的组织。首先一条，就是“社会媒体培育”，即在线上培育支持社区，就像ido 30在Facebook开通页面那样，Overgaard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获得了与每个ido 30支持者进行交流的管道。

第二条策略，是直接寻求支持者们的意见，这样做就能直接获得他们的力量。如同哥本哈根那时候一样，我们为支持者们忠实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声音，同时我们亦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反馈和见解。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因素，Mindjumpers的经验表明，重点在于如何同时利用和平衡好草根运动和企业推广它们两者各自的优点和属性，即前者的动员力量和后者的精明策略。我们所做的，是要让ido 30成员的声音传达到欧洲的心脏，通过绿色运动敦促政治领袖们做出气候友好的决定。

这种运作模式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支持。“我们鼓励大家帮忙在Facebook上宣传我们的理念，我们其中一条视频已经被330,000人浏览。”Overgaard的面上带着一点自豪。

看样子，确实，通过每一次低水温洗衣和人们的口耳相传，我们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来源：Julie Katz，March 25, 2010, http://www.socialbrite.org/2010/03/25/using-social-media-to-help-combat-climate-change/?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socialbrite+%28Socialbrite%29

吉利和孔子都不是规划出来的

许小年 中国企业家 2010-07-27

吉利和孔子怎么扯到一起去了？一个是当代极具竞争力的汽车厂，一个是古代声名显赫的读书人。无论如何地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都不是规划出来的。

汽车行业的规划历史起码有几十年了，连绵不断，持续至今。政府的重点扶持早先有“三大”，一汽、二汽加上汽，后来变成“三大三小”。非重点遭则到抑制和打压，据说那些杂牌部队冲击市场，分散资源，汽车工业的规模经济总上不去，都是它们捣的乱。

如今“三大”雄霸天下，尽管只是窝儿里横。享受着特殊政策，它们从洋人那里拿来现成的技术和产品，在政府的保护下，舒舒服服地吃着国内的市场。这多年，尽管银子赚得盆满钵溢，自我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却一直停留在规划阶段。难怪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汽车公司，只有汽车装配线。至于“三小”，不是自行遣散，就是被中央军收编。

能走出国门的，仅两家偏房，敢收购洋人的，唯有吉利。这既非规划之功，亦非政策之力。夹缝中生存，阴影下长大，锻炼出的生命力之强，超乎一般想象。幸亏当年没有列入规划扶持，否则软饭吃到今天，恐怕仍无啃硬骨头的牙口。

然而规划还在进行中，并且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印象中去年每个月就出一、两个，平均几周时间就搞掂一个产业。不服不行，政府的文字工作效率真的提高了。

规划今年延伸到教育和人才，目标是10年后建成人才强国。

笔者愚笨，实在想不清其中的道理。瞧瞧咱自己的历史，人才似乎也不是规划出来。春秋战国时期，列强打成一团，政府抢地盘还忙不过来，哪有功夫搞规划？说来也怪，越乱越是人才辈出，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不是辈分）、管子（与自来水无关）、鬼谷子（并非农业）、公孙龙子、杨朱…，数也数不过来。诸子百家，各执一词，开科授徒，著书立说，奠定我民族文化长久之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依丞相李斯所奏，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仅留秦书和农、树、医、卜，民间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教育和人才规划的尝试，效果显然不佳，只培养出一帮酷吏，苛政严法，弄得官逼民反，秦朝二世即亡。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政府从此主导了思想和教育。及至隋唐开科取士，人才的培养也在政府的规范下，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两千年来，人才虽未绝迹，却是寥若晨星，再无春秋战国时的繁盛景象。大规模生产的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批量培养的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官吏。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战乱不已。虽非盛世，却迎来了久违的人才高产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风气之先，倡导学术自由，兼收并蓄，延揽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胡适和陈独秀。那一时期大师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当代人至今难以超越。

不仅中国，世界上的人才也不是规划出来的。贝多芬和莫扎特、莎士比亚和雨果、牛顿和爱因斯坦、巴菲特和盖茨，哪一个出自于政府规划？

造就人才，不需要规划。人才成长靠的是个人兴趣与好奇心，需要的是自由的环境和开放的空间，允许不同学说的自由发展，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交锋。学术、文化和思想上没有权威，也不存在研究与讨论的禁区。

人才如同优秀企业，是在自发的竞争（而不是政府安排下的“有序竞争”）中产生的。春秋战国、清末民初都是弱政府时期，正因为政府无暇干预，才给了民间生存的空间和自由竞争的机会。

新时代呼唤着全新的诸子百家。单凭GDP，不足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思想和文化才是确立我民族世界地位的根本。

为什么市场能够保障粮食安全？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设置了一条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用以限制任意将耕地转换成开发用地。从现实生活来看，我国的粮价并不高，国家还要抬高粮价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倒是房价太高。房价高不是建材贵或盖房的劳动贵，而是土地贵。土地供应有18亿亩红线的限制，所以贵。如果允许自由转换，一定会有大量土地转变成开发地。土地供应增加，开发用地也就不贵了，房价也就下来了。虽然这种转换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出让土地的农民愿意，开发商也愿意，各得其所。但是危害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国家从全国人们的利益出发要限制这种只顾财富增长的行为。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粮食安全显然比财富增长更重要。这也是一般人想问题的逻辑。

　　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是18亿亩，而不是别的数量，比如讲19亿亩岂非更安全？20亿亩又更安全一点。这样推断下去，全国的土地都拿来种粮是最安全。谁也不会要求只顾粮食不顾别的。可见这样的逻辑并不对。换句话讲，粮食安全固然重要，别的土地使用也很重要。想找出一个最合适的耕地数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太多，别的用途需要多少土地也无法计算出来。谁也没有能力计算出一个最优耕地数量。所以结论是只能让市场去决定该用多少耕地。

　　“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谁也不敢忽视。可是安全有一个“度”的界限。无限度的安全只能做宣传口号，于事无补。真正的安全是计及各种利弊的综合。要粮食安全，也要交通安全，还要计及全面的经济发展，缺了什么也不行。这个安全的界限不断在移动。比如在粮食生产上有了科技的突破，单产增加，18亿亩的红线就可以减少一点。生物燃料的发展会挤占种粮用地，全球的粮食供应会减少，粮价会上升，红线就得朝更多的方向移动。这无数因素的作用谁也计算不出来。只能靠市场这台大计算机去求解。

　　连下来的问题是市场可靠吗？它能够保障粮食安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没有简单的方法。这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市场能够最优地配置资源。市场不但能够保障安全，而且能够最优地配置，能够让大家得到最多的享受。这个理论的确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大家容易接受的是有个最优的计划。可是很少有人想一想这个最优计划算不算得出来？有计划按比例的设想是好的，就是没法计算这个计划和比例，只能退而求其次，请市场来解决这个计划和比例问题。这个结论是全世界花了死亡上亿人口为代价而得到的。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无一成功，最后都改弦更张，回归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来。回顾过去，因粮荒而大规模死人的都是计划造成的。当市场存在的时候从来没有大规模饿死人。原苏联，中国，朝鲜，饿死几百万，上千万人，都是没有市场的结果，都是计划错误，而且这种错误极难纠正。中国已经纠正了计划经济，但是朝鲜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还远得很。尽管饿死人的事一直在发生，就是改不过来。

　　粮食安全并不是没有问题。生产，运输，分配，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有人说，农业生产不同于别的产业，因为它有一年一次的生产周期。但是如果考虑到南半球的农业，生产周期就减少到半年。当然，半年也还是太长。所以应付粮食安全需要保有一定量的储备。联合国设立的储备标准是年消耗量的14-17%，据说我国的储备远超过此数，达到了40%（这是国家保密数据，只能从各种信息来估计）。对中国而言，还有国际市场这个大储备库。说到利用国际市场保证粮食安全就会有许多议论，认为靠国际市场是危险的，自给自足是安全的。但是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事实来看，上述认识恰好错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就被计划破坏了，而世界市场要比国内市场可靠得多。

　　当今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恰好就是自给自足的政策。相反依靠贸易和交换（国内的和国际的）才能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试问，对一个县来讲，是自给自足安全还是依靠交换安全？无疑，依靠交换更安全。因为一个小地区由于气候，天灾等原因发生供给不足的机会更大，如果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可以互通有无，供给的安全性肯定能提高。同样地，对一个省来讲，也是依靠交换更安全。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的要求是各省粮食自给自足。不论这个省有没有生产粮食的优势，统统要求自给自足。其结果是粮食生产有优势的省也发挥不出优势来，因为别的省不需要进口。事实上这个错误的政策一直执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此后中央计划经济又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来划分，似乎尊重了种粮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这种划分还是建立在计划之上的。十几年过去了，粮食生产，运输，进出口都有很大变化。这一划分已经失效。在国际上我们的政策依然是自给自足。前年国际粮食价格上升，为了不让国内粮价受国际的影响而上升，国家规定不许粮食出口。使中国的粮农失去了一次赚钱的机会。出口能赚钱尚且不许，出口赔钱当然更不许可。出口不许可，进口又不安全。总之，认为不要国际粮食贸易，才是安全的。可见常识带给我们的误解有多深。其实，不但中国政府有这样的误解，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错误想法。所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总结全球粮食安全的问题时说，危险恰恰来自各国都强调自给自足，既不准出口又不准进口。这时候国际市场这个最大的储备库就失去作用了。事实上不但许多小国的粮食供应要靠进口，连日本这样的大国，也离不开进口粮食。他们消耗的粮食中有40% 靠进口，多年来一直如此。不让市场起作用，对他们来讲将是灾难性的。

　　为什么要靠市场？有计划按比例虽然并不错，可是这个计划和比例没法算出来。所以只能求助于市场，让市场来计算这个最优的计划和比例。市场相当于一台大计算机，能够算出最优的计划和比例。我很相信，国家的计划部门费了巨大的精力去推断需要多少耕地来保证粮食安全。但是我也十分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聪明人有这个本事，计算出保证粮食安全需要的耕地数。解放初我国的人口是5.3亿，耕地比现在多，可是粮食一直供应不足。喂饱这巨大的人口一直是中央政府最头痛的事。三十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改革开始的1978年，中国有两三亿人一年缺几个月的粮。谁能想得到，改革后人口增加到13亿，耕地大大地减少了，投入种粮的劳动力减少了一半以上，许多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可是我们吃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不但吃饱了，我们还建设了许多住宅，写字楼，高速公路，飞机场，水库，使我们的生活得到巨大的改善。在此期间耕地减少了上亿亩。我们不但有足够的粮食吃，还储备了数量巨大的粮食。如果按照计划，人口增加，耕地减少，种粮投入的劳动力减少，粮食供应一定更紧张。可是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变化绝不是是哪个计划能够计算出来的。不要再迷信计划了。

　　保护耕地是对的，问题在别的用地也要保护。比如拿交通安全来讲，我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人约七万人（还没有因粮食不足死过人）。为了交通安全马路宽一点，可以减少事故，但是要占用土地。在目前的条件下到底是粮食安全重要还是交通安全重要？这是可以讨论的，未见得永远是耕地最重要。这里要让市场起作用，它能够均匀地平衡各种用地的需要。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完全不必要的18亿亩红线的规定，使得所有的合理的土地用途转换都变得非常困难，要通过一系列的审批。这些审批又产生出一系列的腐败。全国的腐败案件超过一半都和土地有关。这些腐败的成本最后都进入了房价。房价焉能不贵。而且土地问题还往往引发官民冲突。如果让市场去解决土地用途的问题，这些事件大部分都不至于发生。

　　所以要取消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各种障碍，取消土地改变用途的强制性限制，让市场发挥作用。不但能够保证粮食安全，而且能够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使市场均衡发展，人们的生活有均衡的享受，不会有奇高的房价，改变大家有钱买吃的穿的，没有钱买房的扭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