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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架子的哈佛教授
from 聂辉华博客


一、哈佛教授的头衔与脾气



2009年9月中旬，我刚到哈佛大学不久，第一次去见博士后导师哈特（Oliver Hart）教授。哈特教授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也是目前的领军人物之一，曾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和法律经济学会主席，而且是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因此我担心他架子很大，不好接触。没想到，见面后我们寒暄了几句，他就让我以后叫他Oliver。我说按照中国传统我绝对不能直接称呼老师的名字，我应该称呼您哈特教授。他说我不在乎这个，我也要叫你名字。接着，他询问了我的研究计划、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情况。然后，他说明天我们有一次研讨会在MIT举行，那个地方比较远，他可以开车捎我过去。我本能地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在MIT的研讨会结束后，哈特教授让我搭他的车回去，我不好意思再拒绝了。同车的还有哈佛经济系另一个著名教授阿庚（Aghion）以及另一个哈佛博士后。我感慨地说，真羡慕美国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随便叫名字。而且，所有的大学教师都可以简称教授，不管是正教授、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讲师）。相反，中国的同事关系是一种等级制度，从校长、院长、正教授、副教授到讲师或助教。而且，中国的正教授可以称教授，而副教授只能在非正式场合称教授，但讲师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称教授。聪明的中国人一方面为了保持等级体系，另一方面为了避讳，于是凡是讲师一律改成“博士”！阿庚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的。

美国的教授之间也不是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哈佛经济系的教师大致分为六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普通正教授、讲席教授、院级教授和校级教授。校级教授是最高级别的教授，目前经济系只有两位，一位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另一位是前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哈佛，只有正教授才是终身职位，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都不是“铁饭碗”。除了哈佛、耶鲁，其他美国大学的副教授一般都是终身职，而且有些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也有讲席头衔。另外还有非终身轨的讲师（lecturer）。教授的等级差别主要是表现在薪酬上，不代表学术水平的高低，更不是获取资源的“硬通货”。系主任基本上是正教授轮流担任，没有什么实权。实权都在各种教授委员会那里，比如，招人有招聘委员会，升职有职称委员会。哈佛经济系有60多个教师（faculty），只有一个系主任。系主任助理是一个行政职务，由非教师序列的职员（staff）担任。哈佛不少教授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院士（Fellow），但这些头衔全都是一种荣誉职位，没有任何实权，也没有专门的津贴，更不会与各种评奖挂钩。哈佛某个系有五六个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连专用的停车位都没有。哪怕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一旦申请不到资金，就招不到学生，紧接着就要关闭自己的实验室。

在很多中国经济学师生心目中，像巴罗（Barro）、弗登伯格（Fudenberg）、曼昆（Mankiw）和施莱佛（Shleifer）这些大名鼎鼎的教授简直跟神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在哈佛，像这样的大腕每天都可以撞见一堆。毫不夸张地说，在哈佛经济系大楼（Littauer center）里，摔一跤都可能跌倒在这些人身上。接触几次后，你会发现这些“大师”、“权威”和“泰斗”其实也像平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不管你是普通教授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吃饭都要自己排队，出门都要自己开车，开会都要自己拎包。

有一次，我参加每周二中午举行的产业组织研究生午餐研讨会。艾斯（Susan Athey）教授是主持人之一，她是第一个获得克拉克奖的女经济学家，而且是那种少年成名的明星经济学家。这次做报告的研究生讲了几分钟后，她才匆匆走进教室。此时，前几排都坐满了学生，但没有一个学生让座。她自己搬了把椅子，随意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东西一边听讲。午餐研讨会是从中午12点到1点。到了1点整时，主讲人讲完了论文，但还在和提问者进行交流。此时，艾斯站起来跟主讲人说，对不起，我得先走了，因为我马上要上课了。而在我看来，拖延时间的是主讲人，说对不起的也应该是他。还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公共经济学研讨会。我坐下后，施莱佛教授进来了，就坐在我旁边。因为他跟哈特教授很熟，所以我也经常见到他。他手里没有演讲稿，问能不能借我的给他看一下。我随手给了他，他说了声谢谢。不过他并没有怎么看讲稿，而是信手翻了翻，然后就开始他一贯的漫游式提问。研讨会结束后，他走在我前头。经过活动门时，他一手把着门，让我先走。我哪里好意思，连忙说你先走。客气了一番，最后竟然还是我先走了，因为我看到后面还有好多人呢。艾斯和施莱佛目前都是普通教授，没有冠以讲席，但是在学生心目中地位很高，在学术界地位也很高。

来哈佛之前，我曾经给不少外国教授发过电子邮件索取论文电子版或者请教问题。多数教授都会热情地回信，其中几个还因为没有电子版而给我邮寄了打印稿。我写博士论文时，因为涉及的主题是不完全契约理论，所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本领域的两个Oliver——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哈特（Oliver Hart）——请教过几个学术问题，他们都对我的问题做了答复。我认识的一个博士生在波士顿学院访问，他在哈佛旁听了一门课程，想请任课的教授写一份证明文件。那个教授不仅立即答应了，而且开头用词就是“在我与某某先生一起工作的期间……”。其客气程度实在令人感动。



二、中国教授的头衔与脾气



中国的大学实质上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人都被纳入了一个上至副部级下至科级乃至股级干部的森严等级。等级越高，资源就越多，自然越受欢迎。而表示等级的主要信号，就是一个人的头衔。中国的头衔是一种难以向美国人解释的怪物，例如谁能准确地翻译“博导”呢？在大学里，从职称上讲，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每一种职称内部又分出一至四等，据说一共有13级。从职务上讲，有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院长、校长，所有职务还有若干副职或助理，然后还有一个平行的党委系统。在本校系统之外，还有省部级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和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这些校外系统的职务可不是虚的，是官方文件规定的“专家”，而且是带级别的。假如一个人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或组长，那是可以直接评二级教授的。在职称和职务之间，还有博士生导师、学科教授、责任教授、院士这些头衔。另外，还有新世纪人才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都是很有份量的奖励头衔。不是在大学里混几年的，根本搞不清楚这些名堂。

在等级制下，大学里的所有这些头衔，全都与资源配置挂钩，而不仅仅是表示工资或津贴不同。例如，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必须是副教授以上级别。有些学校规定，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必须由学院申报，而二级教授可以直接申报。这些项目和奖项不仅仅是给钱，更重要的是能在评职称时加分。如果一个人是院士，那在中国就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在申请课题、评奖时可以说攻无不克。相比之下，美国的科学院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真是可怜。有人会问，在职称、职务和奖项之间，究竟先有谁后有谁？一个基本的观察是，有职称的人不一定有职务和奖项，比如一个普通正教授很可能仅仅是一个教授。但是谁见过有高级职务的人没有高级职称和高级奖项？看来，三者之中，职务的头衔最重要。头衔如此重要，有如神器，大学教师焉能漠然视之？有关部门又焉能轻易颁授？至于这些头衔是否与学术水平正相关，只有天知道，因为学术水平的衡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还记得国内一个经济学院的官方网站上有一则新闻，说是祝贺本院教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但是，新闻里既没有教师的姓名，也没有教师的项目名称。为啥？因为获得资助者是讲师，那是教师序列里最低的一级。按照“突出领导”的传统，官方显然认为没有必要提及讲师的姓名，反正获得项目一事已经体现了领导的政绩。真是绝啊！

我在中国做了二十年学生和三年老师，很难想象中国的大学老师会像哈佛教授那样平易近人、彬彬有礼。中国当然有很多和蔼可亲的老师，也不乏乐于助人的教授，但是身居高位、久负盛名还能对人一视同仁者实在太少。我自己就见证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场景。读博士生期间，我曾在一次会议上报告自己的论文。评议人是某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而且还是个“长江学者”。他多次直接打断我的报告，而且动辄就说“这个你没搞懂”、“你说的不对”。当时我年轻气盛，也就毫不客气地反驳。像这种没有风度的对话在哈佛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听众对主讲人的文章有很负面的评价，也会比较委婉地指出，不管背后怎么议论。否则，按一个MIT商学院教授的话来说，这是还没有充分进化的表现。刚工作不久，我曾参加了一个课题组。课题组开会讨论前，主持人挨个介绍在座的老师，轮到我时直接就跳过去了。此时，一个领导站起来给大家发名片，轮到我时便也直接跳过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刚工作的讲师，人微言轻，不值得提及。后来我就退出那个课题组了。

中国的著名教授做报告，如果有高级职务，必定有相应级别的领导出席，以示隆重；会上必定介绍其诸多头衔，以示尊重；会后必定奉上丰厚酬金，往往还要安排宴请和专车接送，以示贵重。要是像哈佛那样搞得“平易近人”，主讲人就会觉得没有面子，邀请单位也会觉得没给面子，下次就见不到面了。哈佛经济系每周大约有十几位外单位教授来做学术报告。如果都要搞开场白，介绍头衔，安排迎来送往，那恐怕也得十几个院级干部才能应付。



三、中美对比：权威集中是根本



浏览美国的大学网站，你会发现所有教师的名单都是按姓氏音序排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表明所有教师都是平等的；二是方便人们查找。再看中国的大学网站，90％的教师名单都是按头衔大小排列。一般职务优于职称，少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会列在校长或院长之前，职称或职务相同的就按入校年份排列。不少大学的网站甚至根本不列讲师的名字。在开会时也按这种复杂的程序来排座位。中国人的时间和智力很多就耗费在这类没有任何生产性的事务上。注重头衔的教授，往往非常讲究排场，脾气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美国教授也不是人人和蔼可亲，但总体上中美两国的大学教授在头衔和脾气两方面差别非常悬殊。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体制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评价体系的问题。美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比较完善、透明，因此教授们不需要借助各种头衔来判别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而中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不完善，更不透明，因此教授们需要通过官方认可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类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原因之一是大学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格局，迫使大学内部形成了透明的评价体系。即便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虽三足鼎立，但绝对无法垄断美国大学的第一集团。MIT、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庞大的加州大学系统都对三强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有实力的教授得不到恰当的评价和有竞争力的报酬，就会立即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以哈佛为例。原先哈佛很少从本系直接提升正教授，而是从世界范围内遴选顶尖人才担任正教授，这实际上严重地压抑了本系教师的积极性。但是今年哈佛经济系居然一下子决定从本系提升两位正教授（终身职），其中一位叫Emmanuel Farhi，法国人，2006年才从MIT博士毕业，现在还是助理教授，但是已经在五大顶尖杂志上发表了7篇论文；另一位叫Gita Gopinath，印度女性，现在是副教授。据哈佛经济系主任说，前者已经收到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正教授offer，而后者也收到了来自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正教授offer。哈佛如果不提升他们，他们就会流失。像哈佛这样雄霸世界的大学都必须正视人才评价，因此一个高水平的大学教授根本不担心没有好待遇。激烈的大学竞争导致教授流动速度很快，信息交流又很透明，评价机制也很公正，谁有什么水平和学术声誉，圈子内的同行和研究生全都知道，因此美国大学的教授自然不需要靠一个头衔来炫耀。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封面上，对作者的介绍往往就是一句话，他是什么大学的教授，研究什么，通常不会写上在哪里读本科、博士，担任过什么行政职务，得过什么奖励，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要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上写了“他在AER、QJE上发表论文多篇”，那肯定会被哈佛的人笑死，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乃是哈佛教授的最低要求。

中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就复杂多了，关键是缺乏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然后评价过程又不透明，而这一切又源于受行政体系庇护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发表文章为例，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可能认为《经济研究》或《经济学季刊》是最好的，但中年教师往往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是最好的，老年人可能认为《经济学动态》是最好的。众口难调，标准不一，规则混乱。面对一群正教授，究竟谁的水平高呢？行内人都说不清楚，行外人就更是捉摸不透了。于是，就必须有教授之外的头衔，例如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批次、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多一个头衔，就表明一个人多得到一份认可。因此，不管是在学界内部，还是在学界之外，中国教授总希望自己的头衔多一些，份量重一些，这样才能更有利地发射关于自己类型的信号。一个人如果特别在乎自己的头衔，生怕别人不知道，怎么可能有平易近人的脾气呢？怎么可能为了学术而学术呢？

第二个原因是权威配置的问题。美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不仅在政治领域如此，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也如此。例如，一个即便贵为总统，也不能随意干涉学术研究，更不敢轻易向大学索取学位。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1986年哈佛大学正值建校350周年，准备邀请当时的总统里根来做毕业典礼的演讲。里根想要一个荣誉博士学位，但被哈佛拒绝了，于是他没参加典礼。美国学界内部也是权威分散的。每个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可能是权威，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绝对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将美国的这种权威格局称为“分立的权威配置”，而中国则是围绕行政体系形成一种“集中的权威配置”。典型的情况是，一个人只要当了官，权力、金钱、美女和学位便信手可得。这实际上是一种错位的权威配置。[①] 学术界的情况也不会比官场好太多。一个人如果担任了行政职务，有了诸多头衔，掌握的资源就多了，围着他转的人也多了。如果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那他每天不会被累死？因此，官越大，脾气越大，这是一种均衡，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吧。



《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三辑（总第47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

[①] 参考聂辉华，《“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环球》，2004年第22期。

海归记事（15）：超大的科技服务项目
送交者: 回游的海归

前文已经介绍过了，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的科研项目可以主要分为纵向和横向两大类。纵向项目是指经费支持直接来源于国家财政支持的项目，有着比较严格的审计，其中以科研创新为主要内容；横向项目是指经费支持来源于企业、社会的项目，因为不是直接来源于国家财政，所以审计就相对轻松一点，从内容来看主要是科技服务，是科研结果和技术的应用。

正是因为国家财政审计制度比较严格，而且每个人的工资和补助在国家行政或者是事业单位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所以要想提高收入，就必须要从国家财政以外的地方想办法，横向项目也因此成为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

一个稳定的横向收入来源，是需要国家行政政策支持的，在这点上，中国人从来不缺智慧。比如说，在环保部门，你就通过环保法律，强制地要求哪些项目都要通过环境评估；在质量检查部门，你就可以规定如何检查，需要进行怎样的实验和验证，谁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在建设部门，你可以要求怎样的工程需要请有什么资格的人来指导、分析、实验乃至设计和施工。此类方法屡试不爽，为部门源源不断地带来了经济效益，我们的部门当然也不例外，弄出来了一些法律规定，形成了一些很有经济效果的产业链。这类运作，在国内有着比较形象的比喻。一个说法是，这类运作就像是一个人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另一个说法是，同一个单位，一边拿着扫帚，一边拿着集装的袋子，自己找出内容，然后自己笑纳。更有形象的说法是，自己出题，自己解答。因此，在这种制度支持之下，不获利那是不可能的。

正是得益于部门的规定，我们单位也有一定数量的横向收入，不过这类项目一般都是十多万，多一点的就是几十万的量级，偶尔有很少的项目超过百万。我回国的时候，承蒙领导的厚爱，给我们联系到了一个和京沪高速相关的项目，算是相当大的了，达到了几百万的量级。因为单个项目经费不大，能够最后归到单位可以用来改善大家收入的就显得非常不足，所以寻找更大项目的支持，不仅有着标向性的作用，更有提高大家收入水平的作用。

不过话说回来，更大项目是可遇不可求的。在百万以上的就是千万量级，再往上走就是亿万量级了，如果能够得到亿万元以上支持的项目，当然是当之无愧的特大项目。在2005年的时候，经某位领导的介绍，我们单位和南方的一个特大的国企开始接触，探讨帮助对方完成我们部门规定动作的一个项目。

最初的接触是由一个大型工程的技术服务开始的，经过几轮的讨论的酝酿，最后变成了一个联合4个巨大工程的科技服务项目，时间前后相距近20年，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特复杂的项目。

之所以说其复杂，首先是大，因为大了，必然有很多内容我们没有接触过；其次是我们单位以前并没有作为第一负责单位承担过类似的大型项目；再次是我们单位不具备完成该项目所有内容的科技队伍，因此和别的单位的合作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正是因为如此，也说明了当初那位领导为了我们这个项目所作出的努力和承担的压力。
由于这个项目在技术上、协调上（可以想象，很多单位希望参与，有些甚至是希望牵头这个项目）、经费预算、队伍和时间管理等方面的极其复杂性，项目的谈判前后持续了接近1年的时间。我因为从回国的第一天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不参与任何能够可以额外创收的科技服务项目，所以前期的谈判，乃至后来的执行都是由其他人负责，我一直没有也不希望介入过深。后来的发展表明，如此巨大的项目，如果牵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不出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我当初没有预料到的，本来以为如此庞大的项目，又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和我们队伍中人员的经验不足和过于考虑经济效益而造成的。

不过怎么说，这个项目当时签约的项目经费接近1.7亿元，不仅是我们单位，也是我们系统科技服务方面（不包括国家科学工程类项目）单个项目总经费创纪录的超大项目。原来以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为单位挣得一大笔活动资金的想法在后来的执行中被逐渐的破灭，最后不仅单位没有得到很多经济实效，而且到了第一阶段的最后关头，主要技术人员居然出现了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使得正处于汶川地震之后应急阶段的我们，不得不派遣最有协调能力的领导前往现场，在地震余震不断的现场，忘我地工作了接近两个月，为挽回单位的影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今天，回头来看，可以总结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能够在05初年就预料到06年开始之后继续快速增长的国家财政，我们单位的经费也随之水涨船高，我们也就不会去费尽心血来争取这个除了有一点名气，其他基本没有实惠的超大项目。

难怪在中国科技界经常有人说，要想舒服，并且挣钱，最好是承接比较小的项目。比较小的项目，可以自己带着几个学生干干就可以了。这样的项目，困难小，周转快，而且经济实惠。

可是，如果希望在科技影响方面往上走，没有重大的项目怎么可以支撑。况且，如果真正地好好做好如此巨大的项目，一定能够在执行过程中找到和解决非常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这对科学研究的推进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这些，对于已经离开的我，只能是记忆中的一个交点了。

海归记事（15）：超大的科技服务项目
送交者: 回游的海归

前文已经介绍过了，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的科研项目可以主要分为纵向和横向两大类。纵向项目是指经费支持直接来源于国家财政支持的项目，有着比较严格的审计，其中以科研创新为主要内容；横向项目是指经费支持来源于企业、社会的项目，因为不是直接来源于国家财政，所以审计就相对轻松一点，从内容来看主要是科技服务，是科研结果和技术的应用。

正是因为国家财政审计制度比较严格，而且每个人的工资和补助在国家行政或者是事业单位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所以要想提高收入，就必须要从国家财政以外的地方想办法，横向项目也因此成为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

一个稳定的横向收入来源，是需要国家行政政策支持的，在这点上，中国人从来不缺智慧。比如说，在环保部门，你就通过环保法律，强制地要求哪些项目都要通过环境评估；在质量检查部门，你就可以规定如何检查，需要进行怎样的实验和验证，谁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在建设部门，你可以要求怎样的工程需要请有什么资格的人来指导、分析、实验乃至设计和施工。此类方法屡试不爽，为部门源源不断地带来了经济效益，我们的部门当然也不例外，弄出来了一些法律规定，形成了一些很有经济效果的产业链。这类运作，在国内有着比较形象的比喻。一个说法是，这类运作就像是一个人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另一个说法是，同一个单位，一边拿着扫帚，一边拿着集装的袋子，自己找出内容，然后自己笑纳。更有形象的说法是，自己出题，自己解答。因此，在这种制度支持之下，不获利那是不可能的。

正是得益于部门的规定，我们单位也有一定数量的横向收入，不过这类项目一般都是十多万，多一点的就是几十万的量级，偶尔有很少的项目超过百万。我回国的时候，承蒙领导的厚爱，给我们联系到了一个和京沪高速相关的项目，算是相当大的了，达到了几百万的量级。因为单个项目经费不大，能够最后归到单位可以用来改善大家收入的就显得非常不足，所以寻找更大项目的支持，不仅有着标向性的作用，更有提高大家收入水平的作用。

不过话说回来，更大项目是可遇不可求的。在百万以上的就是千万量级，再往上走就是亿万量级了，如果能够得到亿万元以上支持的项目，当然是当之无愧的特大项目。在2005年的时候，经某位领导的介绍，我们单位和南方的一个特大的国企开始接触，探讨帮助对方完成我们部门规定动作的一个项目。

最初的接触是由一个大型工程的技术服务开始的，经过几轮的讨论的酝酿，最后变成了一个联合4个巨大工程的科技服务项目，时间前后相距近20年，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特复杂的项目。

之所以说其复杂，首先是大，因为大了，必然有很多内容我们没有接触过；其次是我们单位以前并没有作为第一负责单位承担过类似的大型项目；再次是我们单位不具备完成该项目所有内容的科技队伍，因此和别的单位的合作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正是因为如此，也说明了当初那位领导为了我们这个项目所作出的努力和承担的压力。
由于这个项目在技术上、协调上（可以想象，很多单位希望参与，有些甚至是希望牵头这个项目）、经费预算、队伍和时间管理等方面的极其复杂性，项目的谈判前后持续了接近1年的时间。我因为从回国的第一天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不参与任何能够可以额外创收的科技服务项目，所以前期的谈判，乃至后来的执行都是由其他人负责，我一直没有也不希望介入过深。后来的发展表明，如此巨大的项目，如果牵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不出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我当初没有预料到的，本来以为如此庞大的项目，又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和我们队伍中人员的经验不足和过于考虑经济效益而造成的。

不过怎么说，这个项目当时签约的项目经费接近1.7亿元，不仅是我们单位，也是我们系统科技服务方面（不包括国家科学工程类项目）单个项目总经费创纪录的超大项目。原来以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为单位挣得一大笔活动资金的想法在后来的执行中被逐渐的破灭，最后不仅单位没有得到很多经济实效，而且到了第一阶段的最后关头，主要技术人员居然出现了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使得正处于汶川地震之后应急阶段的我们，不得不派遣最有协调能力的领导前往现场，在地震余震不断的现场，忘我地工作了接近两个月，为挽回单位的影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今天，回头来看，可以总结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能够在05初年就预料到06年开始之后继续快速增长的国家财政，我们单位的经费也随之水涨船高，我们也就不会去费尽心血来争取这个除了有一点名气，其他基本没有实惠的超大项目。

难怪在中国科技界经常有人说，要想舒服，并且挣钱，最好是承接比较小的项目。比较小的项目，可以自己带着几个学生干干就可以了。这样的项目，困难小，周转快，而且经济实惠。

可是，如果希望在科技影响方面往上走，没有重大的项目怎么可以支撑。况且，如果真正地好好做好如此巨大的项目，一定能够在执行过程中找到和解决非常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这对科学研究的推进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这些，对于已经离开的我，只能是记忆中的一个交点了。

理性看待粮食安全
王泽基 解青


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粮食安全定义是“粮食安全是一种状态，任何人任何时候对充足、安全、具有营养价值的食品，具有食物、社会和经济上的获取机会，以满足他们活跃和健康生活食用的需要和偏好。”按照这个定义，中国的确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但是高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盲目追求自给自足，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分配不均是粮食安全的挑战

从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年年超过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00公斤。而2007年城镇人口年人均粮食消耗大约78公斤，农村人口消耗大约200公斤，远远少于人均粮食占有量。从数据看，中国并不存在粮食不够吃的情况。

对于城镇人口来说，每人年平均消费大概在11242元，而花在大米白面这些粮食上的钱为328元。农村人口每人年平均花在粮食上的钱为1600元，而每年总人均消费为3660元，粮食消费占了总消费的44％。城镇人口每年购买肉蛋奶的钱要远远高于农村人口这方面的消费。


如果按照粮食安全的国际定义，中国农村人口显然还没有达到“粮食安全的状态”，从消费比例上就可以看出，农村人口还不能在“任何时候都随心所欲的购买满足食用偏好的食物”。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分配不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蒂亚(AmartyaSen) 的研究可以证明，饥荒不仅仅发生在缺少粮食的时候，更会发生在因体制设立问题导致粮食分配不均的社会中。

资源乱用滥用是粮食安全的威胁

在各种粮食品种中，稻谷生产需水量最大。按理说，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南方地区应该贡献最多的稻谷产量，但是随着这些年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耕地减少，劳动力也大量流出粮食产业，稻谷的产量逐年减少。反观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北方地区，如华北平原，黑龙江三江平原却在大量超采地下水灌溉，力争“年年粮食产量创新高”，华北平原已形成9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地下水开采漏斗区。就连生态环境差，土地贫瘠的黄土高原地区也想尽办法，耗尽资源种粮食，实在让人费解。

在经济学中，有机会成本概念，简单说就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种粮食也有机会成本，为了追求粮食产量而耗尽本来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人力物力，特别是自然资源，值不值得呢？

笔者并不是说不应该追求粮食增产，在适合种粮的地方，搞产业化种植，提高效率，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提高粮食产量当然好。但土地，气候条件不适合种粮的地方，就应该放弃种粮，比如在黄土高原地区，为何不退耕种树种草。黄土高原地区年产粮食大概700万吨，退耕还林不会对整个中国粮食产量产生大影响，但是却会赚回大片森林资源，既改善水土，又保护环境。

粮食进口不是粮食安全的死穴

一提到粮食进口，大家马上就绷紧了铉，觉得我们的粮食安全出问题了。为什么进口粮食，粮食安全就出问题了？进口粮食正是要给国人消费的，大家有粮食吃，还有什么安全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出口国家就会用粮食做筹码制衡进口国。如果回到五六十年代，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到60％的今天，还谈这个问题就未免有点不切合实际。很多“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都是依赖进口，比如种粮食用的钾肥，对外依存度高达67％。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各个国家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资源互补，达成进出口贸易，有很多贸易往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就拿笔记本PC机来说，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欧盟，而制造笔记本必需的液晶显示版和半导体分立器件，中国则要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进口。很多贸易往来中，一国既是出口国，又是进口国，制衡对谁都没好处。

如果中国完全取消与别国的贸易往来，中国的GDP恐怕要倒退90％，大量工人下岗，没钱养家糊口，这个恐怕才是安全问题。

控制粮食价格不是保证粮食安全上策

另外，有人认为如果进口粮食，国内粮食价格会随着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变化，这也是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其实不尽然。以小麦价格为例，因为极度短缺，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小麦国际市场价格涨了三倍。假设中国所有小麦都进口，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导致城镇人口每年每人多花600元买粮食，每个农村人口每年每人多花1500元买粮食，对于城镇人口来说，在11242元的消费中再多加600元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对农村人口来说，增加的支出是个负担，如果城镇人口为农村人口负担这多出的1500元，城镇人口的年收入会减少12％左右，也不会牵涉到“生死存亡”。可见这是分配问题，不是安全问题。


如果单靠自给自足，政府控制粮食价格，搞计划经济当然可以，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死胡同。为了保障自给自足，国内粮油棉的价格就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很多，受害者是谁呢？是每年40％，50％消费都是用来买粮食的农村人口。另外，为了自给自足，就要人为压低农民的收入，这更是雪上加霜。

价格波动又有什么不好呢？价格波动可以有效率的分配资源。价格提高会给农村人口带来压力没错，但是就像上面说到，这主要是因为分配不均造成的。控制粮食价格倒不如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农村地区福利体制，合理利用税收的杠杆作用，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支出。

（注：作者王泽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张维迎 五十而知
2010-9-22 9:16:05　来源: 南都周刊

曾经他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如今，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北大光华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塑像。
　　”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曾经他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如今，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北大光华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塑像。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摄影_刘浚

　　黢黑健硕的蒙古壮汉一丝不挂，向脚下鱼贯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对面的老子瘦小干枯，侧身吐舌瞪眼，似是讥讽壮汉的滑稽。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楼门前的这两尊雕塑，是院长张维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见到如此先锋的作品难免惊讶。一个光着屁股，一个挤眉弄眼，什么意思？这不是丑化光华吗？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长，要不要弄走？”有人问。张维迎说，不急，先放一段时间，不接受再说。两年后，怪异的雕塑已是光华最受欢迎的拍照地点。时间终教人们习以为常。

　　不久前，张维迎新书《市场的逻辑》上市。为市场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张维迎已是庞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视作洪水猛兽的市场经济，终以自己的逻辑通行于世。

　　金刚到菩萨

　　去年是张维迎的天命之年。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传说中，老子五十岁那年骑青牛过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字西去不还。“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里的语句，张维迎信口拈来。

　　三四年前，张维迎开始精读中国古典。“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家都觉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的。”他希望在祖先的智慧里找到自由主义的根源,“在对政府干预的批评上，至今还没人比老庄说得更透彻更到位。”

　　那是张维迎经历人生剧烈振荡，亦是他引发诸多争议的时间。2006年9月，当了八年“第一副院长”的张维迎接班。他推行强力改革，两位教授受到处理，他们在网络上奚落张维迎是“著名的陕北农民”，称他“挟私报复”。早些时候，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让他一夜间变身“人民公敌”。

　　针对张的批评甚嚣尘上，甚至“连累”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张维迎的全文，即封张维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经济学家”。

　　“我算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都不待见的。”张维迎跟学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对媒体坦诚，在政府只担任“一些纯技术性的咨询工作”。

　　这是一种巨大的尴尬。张维迎因诸多惊人言论收获了空前的名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骂名。在另一个层面，他始终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呐喊者，对政府管制的批评贯穿于他近30年学术生涯。“一般而言，责难体制的人天然会得到大众的认同。张维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大众，和大众共鸣，但骂他最多的也是大众。”一位接近张的光华人士说，体现在张维迎身上的却是两边都怎么不讨好。

　　对于张维迎的遭遇，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写道：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体前的张维迎对此显得并不太在意，老庄之道似乎让他有所了悟。他承认，重读经典的另一个目的是“维持内心的安稳”，他甚至说要“大慈大悲”，“社会很复杂，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战胜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长，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这种菩萨低眉的姿态多少让人有些不太习惯，毕竟他曾经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

　　土与洋的结合

　　“大众是什么？全世界67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张维迎笑笑，几年前的金刚怒目已然不见踪迹。“说影响大众，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

　　话虽如此，但他听说自己7月推出的新书《市场的逻辑》普通人读来并无障碍，脸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边上的小书摊，此书竟有了盗版，他大感意外。“这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虽然比较通俗。当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

　　他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谈话者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点好奇与善意，就会激发他的灌输冲动。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绝，他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例子阐述自由市场理论。他不厌其烦地重申那条在各种场合被阐释过成百上千遍的市场逻辑—一个人想得到幸福，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

　　《市场的逻辑》的飘口作者像上，张维迎手抚下颌，一脸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坚的核心问题。

　　这张照片上的张维迎看起来太严肃了，其实他是个善用比喻和开玩笑的人。在国内学者里，他仍然算是个说话风趣的家伙。

　　近20年的农村生活背景让他受益，至少他能举出一些富有田园野味的例子来。2010年夏天的光华毕业典礼致辞上，他以老家门前那棵老杏树为例，教导毕业生们等待成材应如摘杏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当过生产队会计的他，擅长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道理。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体制内的人觉得中国没出问题很万幸。他就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那场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中，25岁的张维迎就凭自己出色的表达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经济学者中脱颖而出，引起学界和决策层的注意。1993年，张维迎原创了一个“斑马村寓言”总结中国改革。“无论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变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

　　那个带有一点农业学大寨色彩的故事，后来受到很多国内改革研究者的欢迎。人们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它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兼具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改革进程。

　　但如果依此认为张维迎的幽默感仅仅是一个陕北农民的天赋发挥，那就大错特错。今年6月，王石和黄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办了一场“巅峰对话”。王石说，人为什么要登山，因为人有一种特有的冒险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张维迎作为嘉宾随后上台点评说，动物可能也有冒险精神，也会探索未知。“不过，”他顿了顿说，“动物冒完险，应该是不会搞一个巅峰对话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学经历给张维迎留下了一些印迹：爱穿温莎领，谈话保持距离，偶尔也会摊摊手耸下肩。但言语间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倒是不时提及他的农村生活。

　　“他那种陕西农民的质朴，我觉得还在。”光华工作人员岑科说，张维迎从不回避自己的农民出身。在光华的聚会上，张维迎的保留节目便是深情演唱陕北信天游。唱之前，他会先把歌词念一遍，一般都是情爱之类。岑科的印象里，张维迎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没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会，开场有个羊倌背对观众，身着小棉袄，头系羊白肚头巾，咚咚咚咚敲着大鼓。“鼓声戛然而止，羊倌转身，追光灯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损害了影响力

　　张维迎的陕西老乡张艺谋曾说，陕西人性格执著，比较“一根筋”。无论是打官司的秋菊，还是追求爱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气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领域，他远没那么随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张维迎有点“一根筋”。不过，张维迎自己不这样认为。他说，他是相信自己的逻辑能力。这种相信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近乎于迷恋。作决定时，如果逻辑推演上他认为没有错的，必定不依不饶。

　　“比如说有一个峡谷，所有的人都说，过不去，那里是万丈深渊，如果逻辑推论出那里应该有一座桥，我就会走过去。”在《大学的逻辑》里，他这样写道。

　　他喜欢以逻辑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大学的逻辑》是《市场的逻辑》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作为北大师资人事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组长，提出“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称“癸未变法”。一公布即引发风暴。是年底，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经过长时间修改，方案被“打折”实施。在《大学的逻辑》里，他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没有深思熟虑，绝不轻言改革！”

　　2006年，北大给光华学院3个评正教授、6个副教授名额，但最终学院只提了1个副教授。光华前任院长厉以宁曾这样评价张维迎，“维迎做院长，我很满意。我们应该鼓励他。”厉同时指出，张维迎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不足，应该多听取老教授的意见，二是光华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处理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从校长助理做到副校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人士感叹，张维迎的“一根筋”损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他现在的影响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决策层的影响力有限，“人家也不会找他去开会”。张维迎有时说话不太给人面子，包括他爱人，当然也包括官员。他会当着爱人的面，毫无保留地夸赞爱人的女友漂亮；他也会当着国有资产管理局官员的面说，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国有资产管理是没用的。2009年的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级单位）总裁高西庆为外汇储备的事情争论起来。张维迎情绪激动，他说中国人说话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数成反比。人越少话越真，人越多话越假。“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大多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张维迎在亚布力是受欢迎的，他是这个中国企业家年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理论，为他天然地赢得了这个圈子的赞赏。张维迎与很多企业家交情不错，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对；万通董事长冯仑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张维迎去英国留学的几年里，冯仑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华院长的位置上，学院领导、师生、校友、官员、企业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触，“一根筋”的张维迎却也算应付自如。“但往往一根筋的人能应付的场面更多。”光华智库总编辑傅小永说，“一根筋的人给人稳定的预期，大家合作起来比较简单。”张维迎对此曾有个比方：人跟恒星一样，只要你分量够重，别人就围绕你转。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官方网站对张维迎的介绍中写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著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记者曾问张维迎：你为什么不讲点策略，把话说得漂亮些，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张答道：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学者怎么认为就应该怎么说。如果给学者施加过多的负担，学者都像政治家那样，学术就没有了。

　　四年院长当下来，张维迎变得圆熟而豁达。访谈中，他尽可能用平缓的语调，寻找一些中性而温和的表达。他说“人不能老唱高调”，并表达自己对于他人的理解。他仍旧强调逻辑的力量，但他承认“生活太复杂，逻辑会打架”。

　　书本上学的东西，不是智慧，智慧要从生活中来。在近来一些公开活动上，他频频发出如上感慨。“孔子那么伟大的人，也要经历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开始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张维迎将研究生毕业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原因是为了赶早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报到的。虽然提前上班几天，但是工龄可以早算一年。”从这件事多少能看出，张维迎并非总是“一根筋”。

　　体改委的五年是张维迎人生中“激动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会转轨初期是官僚系统对经济知识需求大量增加的时期。体改委里汇集了很多如张维迎一样初出茅庐的知识分子。如今当道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可以在体改委里找到他们年轻的影子。

　　那是经济学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满足感。年轻的研究员们今天聊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十天之后就会出现在总理的政府报告里。张维迎回忆说，作为年轻经济学者，有幸见证和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发表的绝大部分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些观点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他深感自豪。

　　“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张维迎说，“但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经济学圈内，一个时常被拿出来与张维迎作比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张年长9岁，但两人经历大体相同。上世纪80年代，张效力于国家体改委，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各自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二十年后，两人在体制内的影响却大有差别。周其仁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张维迎却只有一些“纯技术性”的顾问头衔。

　　一位与张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将二人的差别概括为“陕西人”和“上海人”的区别。“两人在学术上的洞见能力都很强，为什么老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我觉得是地域差距带来的性格差异。张不大会去修饰他的言辞，不讲场面话。周很少绝对化的看问题。”因为言辞温和，观点也并不激进，周被称为“中国挨骂最少的经济学家”。

　　尽管二人在一些学理问题上会有不同见解，但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场，反对政府的调控干预。“10个经济学家有11个看法。几乎所有人都挨过骂，他们自己也都在争吵。但如果把茅于轼、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陈志武、樊纲、林毅夫他们凑在一起，写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五个问题，并且排序，你会发现结果可能会出奇的一致。”傅小永说。

　　在傅小永眼里，作为“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却是在金融危机到来时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产生了动摇，开始论证自由市场的弊病。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悲的，中国救市那么强烈，缺的应该是反对调控的声音。但张维迎坚守住了阵地，在去年发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也为20多年的坚持引以为豪。”

　　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张维迎“有点走火入魔”，“他认为只要能够达到市场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中国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过分强调市场化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称他们为‘市场拜物教’。”但徐友渔也承认张维迎的独到之处，“他觉得大家只看到国有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腐败，但是很多人都没看到，‘一堆山芋烂在这里’问题更大，却谁也不吱声，对这一点他表达了很深刻的见解，大家未见得能够理解这个思想。”?

　　张维迎似乎已对自己的理论获得承认寄予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预期。访谈中他多次强调，“好多伟大的东西诞生的时候是不被人关注的。历史上看，有时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来。”他说要像庄子那样，“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责难者对张维迎的批评似乎形成了定势：几年来网上积攒下来的骂声还在不断被转载；每个新版“叫兽语录”总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论。张维迎感到蹊跷的是，临近光华新一届院长选举，他频频遭遇各种“丑闻”：学历造假门、艳照门……他在博客上贴出了一份三千字的声明，澄清学历相关问题。对于后者，他没有回应。网上流传那张图片里的画中人，实在太不像他了。

　　张维迎对媒体比过去更加谨慎，有关私人的问题多被他以礼貌的微笑回避，他甚至不愿确认自己是天蝎座。但他仍不忘揶揄下网络：网络公司靠假新闻吸引点击量，跟商家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是完全一样的吧。卖假货的出了问题他会紧张，为什么登假新闻的网站就没人紧张呢？

　　但他仍然有些随意。一位女记者问他，如果遇到诱惑你怎么办？他说：我没遇到过那么大的诱惑。假如有人要给我10亿元让我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我不知道能不能经受这个诱惑，也许我能经受，也许我经受不了。

　　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成“10亿元可以出卖信仰”。几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记者来问，给你10亿元你是不是可以写本反市场的书？他只好改口：我现在说，你给我一万亿元，都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对话

　　人生就像市场，别想着精心设计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岁，现在知天命了么？

　　张维迎：只能说这几年比原来明白更多吧。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经历多了，会更从容一点吧。但你很难说自己没有急躁甚至浮躁，聪明的人只是学着不断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现在还会受到诱惑吗？

　　张维迎：如果一个人不受到诱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诱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为任何东西你都要付出代价。接受记者的采访，我是在传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视禁不起诱惑没风骨的知识分子么？

　　张维迎：你可以用这个词，当然我们还是柔和一点吧，有时候对没风骨的人你也应该有一种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个境地说不定还不如人家呢。佛教讲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来自人的理解，因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这些年你承担了不少骂声，觉得委屈吗？

　　张维迎：我觉得现在的人某种意义上有好多的冤假错案，但不能说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话，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换位思考，才能释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个逻辑世界吗？

　　张维迎：理论的世界一定是逻辑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复杂得多，有时候逻辑打架太厉害，你会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个逻辑主导的话， 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逻辑是什么？

　　张维迎：还没有归纳，但我想跟我的市场逻辑没什么区别。人生在世，你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

　　南都周刊：你身上吴堡的印记更多，还是牛津的更多些？

　　张维迎：每个人的成长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现在的状态。所以人生就像市场，不要想着怎么精心设计。好多人精心设计，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改革现状？

　　张维迎：现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叫空转。我们现在是不挂档，只踩油门，听起来轰轰轰，但没挂档它不往前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状态。

　　我呼吁重建体改委，就是说需要一个专注领导改革的机构。发改委现在是分配资源，它就选择在发展，而不是改革上。发展意味着分钱，意味着项目，这当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动既得利益，当然没兴趣。

转离离：我的农村工作经历

我的专业不是农业，工作却被分配到了农口部门。特别是工作初期，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下乡，用我们领导的话讲就是“要蹲到点，包到屯，钉到户”。不就是上山下乡嘛，这个我懂，老爸那有都是现成的经可取，加上一些老面子老关系，我想，这才是老子充分发挥能量的地方！甚至还为此制定了一个关乎我个人的中长期发展计划。所以，二话没说立马报道，准备扎扎实实地干出一番成绩来。虽然这些想象跟后来的实际工作严重不符，但我当初确实是这么想的，想为自己也为人民做点事。。。。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我，还有一些像那时的我的人，语言无法描述，简直就是二到一个无法比喻的地步了。

你知道的，一些原因，加之我对时间观念天生短路，所以下面的一些事情里，我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时间顺序，不同的身份来诉说。无须多加揣测，只要知道这是我真实的经历即可。

一、 普查

我参加过一次农业普查，一次基本单位普查。好像是同一年的事情，基本单位普查先于农业普查。我是这个地方这次基本单位普查的主要负责人，那时还不是涂卡式统计，完全手写汇总上报的那种，工作量不大。之所以对这个还有印象是源于我的一次个人失误。最后汇总上报的时候，一个行政村的地名由于我的书写过于行草，一字之差，一个百年历史的村子在我的手下被换掉了名字。这个事我从来没有对同事和下面的人说过，因为我知道报到我这里的时候，几级基层报表的村名是一致的，而最后立碑的时候，一个叫做“杨老太”的村名变成了“杨志太”三个字被永久地刻在了石碑之上。为此，我每次路经这个地方，总是要下车抚碑唏嘘一番的。

之后便是农业普查，前后一年有余。我是联络员，负责上传下达，并主持日常的培训指导工作。记得一次下乡抽查入户预填工作，意气风发，没想被二十余只劣狗围堵在一个村头长达十几分钟，说实话，差点没尿裤兜子里。那个为我解困的姑娘是那么的朴实，我甚至想以身相许与她终老在这个恶狗横行的村子里了。。。终于到了正式填报前夜了，上级来电话，说牲畜存出栏统计与上年地方年报相比出入太大必须修改，为此我还跟上级在电话中闹了大红脸。我知道这次农业普查各级普查员所付出的艰辛工作，把关在前，必须要实查实报，其统计数据是挨家挨户走访，逐牛逐马数着手指头查出来的，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何况一改俱改，不仅涉及到各级分派，而且户表、村表、乡表乃至县表都要修改，无疑是要再来一次普查，这个量太大了。然而我的争辩是无力的，上级的上级也是如此，其尴尬程度不下于我。其他地区不甚明了，我负责的这块地方，仅生猪存栏情况就要比实际情况多了几十倍近百倍。我记得分派完任务后，我掐着几个修改后报上来的户表检查，其中一户的情况是：农业人口4人，生猪存栏100多头，牛马鸡羊不计其数。。。。

二、 大田测产

具体哪一年忘记了，记得是第一次在大田测产中引入了抽样调查的概念。为此市里还组织了一次临时培训，培训对象是县乡两级的统计负责人。随后便是下乡随队督查。第一天喝了个晕晕乎乎，第二天喝了个迷迷糊糊，第三天喝了个不省人事。到了第四天老子吓得连饭都不敢吃了。哪一天喝的忘记了，与一位老兄到院外墙根如厕，那老兄解开裤腰带端着腰带便嘘嘘上了，回屋一看，裆前裆后巨湿一片，连小鸡鸡都没机会掏出来。就喝到这个程度。。。
实际测产的时候，老子被安排到一个农用三轮上，好在车斗上还摆了一把沙发椅，我独坐于上，其他人或站立或蹲坐，村会计、村长、妇女主任以及治保主任和屯长呼啦啦一大片跟着护航，卷起黄烟无数一路颠簸便杀将到地块。起初我还跟着查一查陇数，约一约米数放一放点什么的，无奈皮鞋不长脸，灌了一下土面加上出汗，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个狼狈。到了一块低洼地，看着里面的水光粼粼，我一咬牙，老子还是不去了吧！具体这个村测产情况到底如何，说实话我没一袋一袋量过。有称，没时间量啊。回去就是喝啊，喝完就是个睡啊，生命都成问题谁还有那功夫较真。。。最后回到县里汇总，比较去年县里的上报记录保证都稍有提高，无一减产。临散的时候，每人兜里都多了一把银子，告知是卖粮换来的钱。你想想，一个县的调查样本，可以装整整一卡车了。回去的时候我比较纠结，人情没的说，就是太能喝了，下次来还是不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三、 包队

不知何时起立下的规矩，年年都要下去开始包队了。队是生产队的队，老说法沿用过来的。下去包队的时候，全称叫做乡镇包扶工作队。这年正好赶上第X轮土地承包，紧接着便是清欠。下面那是狼烟四起，我包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群体*上&访事件发生。多年的旧账，好账坏账、诛心账伤心帐集中爆发。这都阻挡不了我们的大吃大喝。一次到村上蹲点，村里有个酒坊，大队书记守在那接回来一塑料桶头茬酒，回来倒在瓢里还是带热气的，据说有70度。一口下去，从舌头到胃里一趟热线火辣辣的。这也一口口干，不干不够意思，不喝就是思想有问题。打那我的酒量就大涨，回家的时候跟同学喝三两装的口杯可以震倒全场，一口一个连续三个口杯不断捻是我那时的拿手好戏。现在完了，一瓶啤酒我都得撅一边大睡他三四个小时。回来再说喝酒，这回没有喝尿裤兜子的，那个大队书记60左右岁，可以从早到晚三顿连着喝，这还不算，半夜爬起来不睡觉也拽着你喝。有次自己喝多了，站墙根嘘嘘的时候赶上老经管从外边回来，这老爷子裤子没提就做个拉弓射箭状大喊：来者何人速速报上名来！某家刀下不留无名之鬼！！。。。。。土地承包搞完之后这老爷子就退了，据说是形势严峻不退不行，是舍卒保帅那伙的。临退的时候老百姓都快翻天了，因为土地台账没了，说是会计不小心家里着火给烧掉了。这个无须解释你懂的。

第二年我换了个工作队，主要工作是协助地方进行清欠工作，清的是过去的陈欠，过去统筹提留大抹头时期的旧账。进户的时候碰到过暴力对抗，二齿子铁锹往你脑袋上招呼，招招致命。幸好随行人多，当地负责人半拉流氓出身，扯住领头的往死里踢，以暴易暴这才有机会脱身，不然这脑袋瓜子不知要被劈开多少回了。后来派出所去抓人，半夜都不敢开车灯，车离屯子一里地就熄火待命大伙徒步进入，从被窝里扯出人就跑。农村人很合的，全屯子的老娘们都跑出来挠你，几个小警察没见过这场面，警服都被扯成一条条的，最后人被抢了回去大家又灰溜溜的回去了。为什么会暴力对抗，其原因就是政%*务不透明，账目不公开。年终算账的时候，大笔一挥说谁欠了多少谁就欠了多少，而最后这些钱都干了什么去？我们这些外人都知道，哪个基层干部不是富得流油钱多的不是在挎兜里乱蹦的？谁比谁的地多谁又比谁多干了？何况当地百姓。那一年是因为政策有转机，陈年烂账都找到了爆发点集中爆发了。

记得一次入户清欠，这家穷到一定程度了，满屋就一个家用电器——一个50°的电灯泡。一个傻啦吧唧的农村妇女在家，一问认不认账，认账。怎么还？没钱。有粮食吗？没有。几个人按惯例翻箱倒柜，我去的是靠北一侧的柜子掀开一看，半柜子黄豆。另外一边开柜扯出几麻袋苞米棒子。我想了想，把柜盖合上了。大伙扯了几麻袋苞米装车走了，走的时候那傻娘们站车前就差没给大家跪下了，我眼珠当时就红了。。。。晚上吃饭前我自己又摸去那家，家里没人，我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百元钞票走了，貌似心里好受了一点点的样子。回去这顿喝。。。

四、 植树造林

这年到郊县选苗，掉苗给另一个县。主要是这个县一年根两年干的苗非常短缺，无法完成上面指派的春季造林任务。洋洋洒洒走了三个县的苗圃选定地块，运苗的时候才看到树根都被挖坏了，想换来不及，要统一时间进坑，按上头说法这是场大战役，省市领导要巡察的，耽误不得。就这样，不计其数的伤苗在同一时间被种了下去。那场面不是吹的，真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上百公里的公路沿线都是植树造林的，人车堵得不成样子。要是某颗侦察卫星经过，不知要传回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了。等领导车队一过你看吧，1小时内保证都能清场，人来的快消失的也快。你进我上，你退我走，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人民战争啊！很多树苗都被老百姓拿回家当篱笆或者架秧用了，也好，免得秋整地时挖死苗了。你若是看一个县的历年绿化面积汇总，你会惊讶一个县才多少土地，可能都被种上树了。而你若到实地一看，连一条像样的农田林网都没有，有时候你下车走上几十米还会发现，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书面规划到此就戛然而止了。有次抽查查，一条树带被当地干部领着观看了三次，起点终点各一次，横面又来了一次。老子是包过这里的，左绕右绕不同地点下车就以为老子不认识这树带么？哼，骗骗领队的罢了。结果上报检查材料的时候，我们头还大言不惭的说如何精心组织如何缜密检查确保真实性的，这个地方一条树带就扛过了整体的半个规划。当然，地方的人情走的十分到位，我就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拧不过上下夹攻，这是政￥#治问题，马虎不得。

五、 其他

还是基层包队。我掐指算了算，总共走了5个地方，干掉了4个支部书记。当然，这些人的下台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就那些破事闹的，说到底都怪自己。其中一个下的比较干脆，那年抗洪上江堤，形势很不好。临近半夜的时候，大雨倾盆闪电直接劈到江面上，离江堤2公里外都能听到上游洪水下来时的呜呜声，十分恐怖，我们重上江堤时，探照灯照到的一个水闸边上眼看着大堤就被水一片一片的刷下去。当时老子就想，这下这一百多斤恐怕要扔到这了，想跑都来不及了。那个支部书记倒好，妈呀一声跳上个四轮子就跑了，途中被一个包片的司令员扯了下来，当时差点没掏枪毙了他。幸好当夜江堤没事，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车跑了，被另一批倒霉蛋换了下去。据说那个支部书记下的不孤单，县乡两级领导都跟着倒霉了，不过遭罪的都是副几把手的，其中一个家伙比较牛，被交换到另一个地方居然提了正，比组织条例提拔的都快。

其余几位支部书记都是经@#济问题和男女问题闹的，农村没什么业余娱乐活动，有点地位的不是耍钱就是搞破鞋，支部书记的地位在当地无人能及，何况村风彪悍，有时老娘们上门找你想躲都躲不开的。有次好奇跟当地派出所出去抓赌，后半夜两点出发，说是线人报的信消息很可靠。我吃完晚饭就知道这事，但那所长掌握的没比我多多少，一样的不知道地点、人物和对象，所有事情全都掌握在立案民警手里，只有线人与他单线联系。我跟他们摸进村的时候，月亮高挂，晴空万里万里无云，路经一个后窗口的时候不经意向里瞄了一眼，老娘们赤条条的呼噜声大作，连窗户都不关，四仰八叉的睡，姿势十分NB，农村就开放到这程度。。。。第一次包队的地方书记下去了，偏巧后来换的几个地方，都是我在的时候下去的，我一年换一个地方，这样包了5年，下去了4任书记。以至于我最终回到第一次包队的地方时，4年前上任的那个家伙，汇报工作的时候都不敢正眼瞅我。我由此出名红极一时，于工作第X年正式结束了我的包队生涯。

以上是一些还能说得出口的东西，在无聊之余看罢请一笑了之，不要转帖。总结我的工作经历，没人的时候都不禁要佩服自己一小下。理想离我如此之远，现实离我又是如此之近，我频频回首却永远都不能找回最初的我了。我是否该告别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开始的地方吐上一口唾沫，然后再踏上一万只脚呢？

幸好老子现在已经不干这个了，明天十五，这就是没事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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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勇者，敢于面对扯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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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萧侠弥 原作 提交时间:2010-09-22 00:20:53

外交事务：灾难政治——为何地震对民主国家伤害较小？

核心提示：人们通常认为一国应对灾难的能力与钱有关。而事实是，尽管财富是有关系，但政治制度却更为重要


原文：Disaster Politics:Why Earthquakes Rock Democracies Less
作者：Alastair Smith、Alejandro Quiroz Flores
编译：叶淑贞
补译:@Freeman7777
校对：@xiaomi2020


不同的政治制度下
地震的后果也大不相同
今年1月12日海地的首都太子港发生七级地震，造成广泛的损毁，并造成将近222,000人死亡。二月份的時候，智利经受了一場规模8.8级地震的打击，虽然强度比海地地震强了约五百倍之多，却只有500个人死亡。

为什么两场地震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智利严格执行建筑标准规定，因此靠近震央的基础设施的直接毁坏较少。当地震来袭之际，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总统的政府也快速的行动。她即刻展开协调国际及国内的救援工作，提供补给品及避难所给需要的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地没有国家建筑法规，且这个国家的政府，即使是在地震发生以前，就可谓毫无作为，更别说地震发生以后。在地震发生后的接下来数周里，许多官员似乎对帮助成千上万刚刚无家可归的人缺乏兴趣，反而热衷于让自己富裕起来。不少位政府官员已经被指控盗用国际援助，甚至更糟糕的是，一些援助分配者已经被控要求被救助者提供性交易或以现金来交换食品和住房。高涨的不满情绪让警察直到2010年5月份都在对付各类暴力抗议活动。

政府无法阻止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却可以预防它们或降低其危害程度。应对措施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世界上很多地震频繁地区的国家对建设没有足够的规范，这看起来似乎是违背逻辑，但却是事实。然而，当面临在建设工程中是该坚持选用可靠的水泥建材，还是发包工程给那些不倾向使用安全材料的亲信时，政客往往选择后者，因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003年，在伊朗巴姆城（Bam）的地震，至少有30,000人死亡。中国也受到了这种人为灾难的困扰，这些状况正是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原因。然而，在智利、日本及美国，相同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要少很多。这跟所在国政府是否有充分的准备有关，智利、日本及美国，都执行了预防自然灾害发生以免造成大量伤亡悲剧的政策，但伊朗及中国却没有这么做。

大家一般会认为一个国家的防灾能力与财富息息相关。毕竟，美国及日本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然而，财富虽然事关紧要，但政治却更为重要。四十年以前，秘鲁遭受了一场规模7.9级的地震的打击，导致66, 000人死亡。2001年，一场更为强烈的地震，再度打击了秘鲁，却只有不到150人死亡。当然，秘鲁第一场大地震震区人口密度是第二场大地震震区的两倍。但是，只靠这一理由不足以对两场大地震伤亡数字出现的巨大差距加以解释。收入方面的差异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要知道在两个时间点上，秘鲁人均实质所得几乎是相同的。伤亡数字的巨大差异在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秘鲁在2001年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1970年时却是一个非民主国家。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地震之一，造成了3, 000人死亡。美国那时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1985年时非民主的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1985年一场与美国旧金山大地震规模相当的地震袭击了墨西哥城，地震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却三倍于旧金山大地震的遇难者。另一个这样的例证是印度。民主国家印度2001年发生的地震，导致20,000多人死亡，但非民主国家（比印度稍微富有一些）巴基斯坦2005年发生的震级略小于印度2001年那场地震的强度，却让80, 000多人遇难。

一个民主国家为了保持政权，领导者必须维持大部分人民的信任。而为了获取人民的信任，他们需要通过实施建筑法规和确保官僚机构由能干的管理者管理运行，以保护人民免于自然灾害的伤害。因此，当政客无法履行承诺，例如当太多的人在灾害中死亡的话，他们就将失去职位。让我们来看一些统计数字：平均39％的民主国家，在任何两年之间，都会经历反政府的抗议活动，而在大地震（major earthquake）之后，这个比率几乎是倍数地增加，所谓的“大地震”，定义是导致超过两百人伤亡的地震。而在1976年到2007年之间，有40％的民主国家，在两年之内替换了他们国家的领导者，而91％这类领导者都是在一次大地震之后被更替掉的。

土耳其的故事就很具启发性。在1999年的8月及11月，这个国家在三个月内经历了两次大地震。第一次的死亡人数高达17, 000人。大众对于房屋建造之粗制滥造的愤怒，几乎使得刚选上的首相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丢掉官位。当第二次地震袭击之际，政府有较好的准备。相比八月时的缓慢和难以相互协调，11月发生的那次的地震中，政府建构了一个危机中心，协调国内及国际的援助，且能够部署军队力量，以便输送物资到灾区。11月那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少于一千人，而政府也因为有效的行动受到广泛的赞扬。

民主需要为其他类型的灾害做好准备。共和党在2006年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并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失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布什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2005年横扫海湾沿岸各州后表现欠佳。欧巴马总统现在面临着自己的海湾危机：BP石油泄漏。美国全国将以他对灾害的管理表现来衡量他，到目前为止，他一直致力于投入大量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举例来讲，民主国家领袖欧巴马面对BP石油泄漏所采取的立场，与非民主国家尼日利亚政客处理尼日尔三角洲的石油泄漏的做法刚好相反。尼日利亚的统治者允许石油公司的污染不需要受到惩罚。由于缺乏政治意愿，使得很容易修好的管道处于泄漏状态长达数月时间。

的确，缺乏政治意愿将使得非民主政权直面灾难造成麻烦，那些政权不同于民主政府，并不依赖人民对其的支持。和民主国家情形一样，反政府抗议活动在非民主国家出现大地震后发生率几乎增加一倍，但所在国政府遭到罢黜的几率却并没有增加，从任何两年期间22%的被罢黜率发展为大地震发生后24%的被罢黜率，被罢黜的几率几乎是一样的。经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领导者，对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伤亡情况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非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则正好相反。确实，非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在保护其公民免受大自然灾害的侵袭上，表现很差。

2008年，热带气旋纳吉斯(Cyclone Nargis)袭击了缅甸(Myanmar or Burma)沿海地带。死亡人数为13.8万。军人政权不仅在帮助遭受最严重影响的社区方面无所作为，反而还阻碍了国际援助的到来。导致的伤亡人数虽然比卡特里娜飓风超出两个数量级，但缅甸军政府的统治地位却依然根深蒂固。

对于那些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来说，最能免于受到大自然灾害侵袭的地方是重要的经济或政治中心，因为非民主国家的政客害怕这些地方的公民进行暴动。缅甸的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利用热带气旋纳吉斯所带来的政治优势，因为他们分散在边远地区。事实上，他们甚至在灾难发生之后也没有进行抗议。2010年的青海地震，中国政府只是半心半意协助这个偏远的省份，且中国政府无所作为，所承受的政治后果也很少，因而政府肆无忌惮的轻忽救援工作。但在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之际，中国政府却担心在这个政治及经济区域中心发生抗议而开展了积极的救援，这种作为赢得了国际社会很大的认可。

诸如首都这种政治上敏感的区域发生的地震，可能威胁到独裁者，但其他地方发生的高伤亡地震却并未威胁到这些独裁者；政客回应他们直接选民的愿望而视其他人的需求是较不重要的。如果政客没有诱因去执行，那么产生减轻灾难危害的手段对其来讲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尽管灾害带来的伤亡惨重，但独裁者却预期可以保住他们的权位。相反，无法避免自然灾害造成劫难的民主领导人却要被替换下台。因此，民主国家领导人会未雨绸缪提前计划自然灾害的到来并作出反应，但独裁者却并非如此。

智利及海地最近发生的地震就是这个动态的例证。在民主国家智利发生的被认为极端高震度的地震，只导致了相对较低的500人伤亡，而政府也快速且有效的反应。虽然在地震发生时，巴切莱特的任期将届满，但她对于危机的管理，帮助了她所在的政党，并且如果她在2014年竞选连任的话，也将使她本人受益。相反，更为独裁的海地政府，甚至无法对 22.2万个被埋在瓦砾中的人提供基本的救援。

海地的选举是众所皆知的腐败，但这个政权却使用地震作为藉口而延迟选举。尽管出现了一些抗议，尽管在帮助其人民方面出现了悲惨的失败，然而海地政权却很可能维持其统治地位。

这就造成了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为了自私的经济利润而人工制造刺激、兴奋和欲望，在另一方面对人的性行为进行社会压迫（通常受到了宗教和/或政府机构的鼓励，甚至是指使），压缩了社会个体成员的人性，这两个互不兼容，没有赢家的极端，只会导致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而在物质世界中，这种创伤通常在与人交往时相互地得到释放。

政治生存是在灾难政治的核心。除非政客要感激人民，否则他们就没有什么动机去花费资源保护他们的公民免于大自然母亲的伤害，特别是在这些资源另外可以用来划拨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支持者中一小撮干部的时候。更糟的是，灾难发生后的伤亡数字是一个国家获得到的国际援助接收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救济基金被用来收买支持其统治的精英，那么这些援助甚至可以提高一个非民主统治者的在位时间。鉴于这种诱因的存在，独裁者对与灾难有关的死亡人数冷漠以对将继续保持下去。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运用政治的手段，除非政治上独裁统治者有着诱因要去加以重视为止，否则他们将不会使用已经可用的防灾政策去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

作者ALASTAIR SMITH是纽约大学政治教授，ALEJANDRO QUIROZ FLORES是纽约大学政治助理教授，助手。

漫谈二流大学
李志文
http://www.jevonslee.com/blog/archives/p419.html


这是我到浙大写的第一篇文章， 我在2005年就在清华，带着浙大校友、我的博士生钟瑞军为浙大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重地，做了一大堆纸上谈兵的工作。我们两个傻瓜，没昼没夜没报酬的为浙大写了大量没人看的报告。后来想想，真有点像孙文上书李鸿章，孙文不傻，李鸿章不笨，只是这个国家病了，患的是百年慢性农民综合症(chronic peasant syndrome ) 。一百五十年来，个个国家领导人，都满怀雄心壮志的为这个国家鞠躬尽瘁，慈禧死了、溥仪退了、孙文让了，袁世凯中风了，蒋介石在小岛上抑郁了、毛泽东弄得自己妻离子散了，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依然是有浓浓的土味，污秽中带着虚假，狂妄中带着自卑。

我不后悔我选的人生道路，我在这孤独蜿蜒的人生路程上，慢慢的找到了意义。发现人生含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没有白活。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没有白活。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浙大漫漫路程的第一步。在世界走入商业社会、知识经济的今天，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生命，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党的，是属于所有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是在法律的界定下、智慧的衍生上，属于我们自己的。



李志文

2010年2月1日



漫谈二流大学

李志文

November 11, 2006

` 浙大新校长杨卫在接受《大学周刊》访问时，对大学发展，谈了些相当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 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上面这句话讲得太对了、太好了。不是在世界一流名校待过较长时间的学者，是不会有此高见的。杨卫到底是开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长春藤毕业生。

按照杨卫的标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刚刚进入世界的三流水准。十年前，中国大学是没有资格谈SCI的。现在，前五名的学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在SCI的数量上，现在已经能在亚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国比比，也不见得丢人。中国有人海优势，再往后，这个成绩会更好。但这种比法再往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人家二流学校，不跟咱比这个。要用人家二流学校的比法，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又回到起点上：重新洗牌，咱们的成果几乎是零。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还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是人人没有把握，只能当做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个人幸运的在美国顶级大学待过，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待的，然后到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当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应该是顶级，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统计过，90% 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所有知名商学院的会计学与金融学的当家学者（是讲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这几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与商学，一流没有问题，顶级可能就不是公论了。现在顶级的位子，应该是哈佛与沃顿。1983的沃顿应该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学院连一流都谈不上，甚至是被认为是一群二流学者拿着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摇撞骗。我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在我念书的时候 (1974)，应该是一流大学在做顶级大学的梦，现在是一流大学在往下降。我现在担任讲座教授的杜兰大学应该是一流的尾巴,杜兰从来没有做过顶级的梦，想都不敢想，连一流都岌岌可危。 表上都是美国的大学，二次战后，老美在各方面称霸了六十年，学术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来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国的三家，是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

从我的分析来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与三流可以按学校来分，一流多少能按学校分，顶级的大学与顶级的专业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学校了。顶级大学的排名是相当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环境。顶级专业的排名是相当不稳定的，走掉一个大师，或大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顶级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学来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应该是三流，但在清华与北大，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有点二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实实的三流。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入流，别难过，印度也一样。甚至日本也好不到那里去。日本自从百年前，有些大学冲进三流后，绝大部分的大学还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与团结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学术与思想上面是没有太多的建树的。这几年，北大与清华的国际化与超前意识，比绝大部分的日本大学要来得强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会计系的创系系主任，在离开科大那年，按顶级学术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会计系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二流顶端，应该是美国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这个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来势汹汹。在会计学与金融学的领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欧只有亦步亦趋的份。由于拥有大海龟与牛外教，在会计与金融领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欧洲大学好，而且独步亚洲。

什么是二流大学？

杨卫为二流大学做了相当好但不完美的定义：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发一两篇』这句话上。我认为到了二流学校，基本上，已经不用简单的数字管理，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最好杂志一年能发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别说二流大学的教师了。我下面会详细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的不同。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 Kansas State, 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浙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的数字挂帅了。 在美国 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有些就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Kansas State。这些大学，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瞭，成本低廉。在亚洲，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空间有限，许多是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的习惯。用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但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台湾的有些私立大学，大陆的大部分大学就是这一类。

表一是基于美国大学最被认可的排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2006 报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断，为顶级、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学列出一些例子。每一流中，按照排名的顺序，由高而低罗列。顶级与一流是全部罗列，二流、三流众多，只是例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国最少争议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观判断，这个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学 。表中的顶级与一流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学校，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制度设计，几乎把全世界的学术精英完全吸收过去。我在一流大学里，列了法国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实只是『公平』的考虑。法国的Ecole 有点像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学生是最好的，不输给任何的一流大学，设备还不错，但是师资与学术环境就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多了。亚洲的三家二流大学，香港的科大与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国影响。读者可以指责我有偏见。我走遍世界，在欧、亚、北美、南美各国中的顶尖大学都有些朋友，参观大学、分析学术环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说是我的看法，不能说是我的科学论断。学术是尽可能的寻找客观的数据，但是学术结论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在表一，各位也可以看到，顶级大学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较好的一流大学，还都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学，公立大学就多了起来。二流大学与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没有列在表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是不入流的。这就是资源与体制的互补了，私立大学体制灵活，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会办得比公立大学好。如果资源不足，私立大学的灵活体制反而导致它们胡作非为。

表一： 依照作者判断的大学流别示例

顶级大学 一流大学A 一流大学B 二流大学 三流大学 （例子）
（例子）
Princeton Univ. Pennsylvania UC-San Diego Maryland 东京大学
Harvard Columbia UNC-Chapel Hill Florida 大坂大学
Yale Duke U Illinois Ohio State 清华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rown UT-Austin U Pittsburgh 北大
Stanford Cornell NYU Boston U 首尔大学
MIT UC-Berkeley Univ. Virginia Texas A&M 台大
Chicago Washington U Toronto Rutgers 浙大
Northwestern UW-Madison Purdue National Singapore U
Carnegie Mellon Ecole Polytechnique (France) U Iowa U Alabama
Univ. of Michigan Univ. of Sothern California Indiana-Bloomington U New Hampshire
Johns Hopkins U British Columbia 香港科大
Dartmouth College Rochester Michigan State California State Univ. System
Rice U Minnesota SUNY Buffalo 成大
Vanderbilt Case Western U Kansas
Emory Georgia Tech U Arizona
Cambridge (UK) Lehigh 香港中大
Oxford(UK) U Washington 筑波大学
UCLA UC Irvine
Georgetown Notre Dame
Tulane
Penn State
LSE (UK)


注： 本表基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06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调整。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本表的微调多考虑了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顶级与一流大学，作者大多亲身访问过，每一家学校都有相识，在其中一半学校作者做过学术报告。



台湾的台大，大陆的北大、清华、与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让人非常气愤与不服的。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学生素质绝对的超过我任教的杜兰大学。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老师的『脑素质』也不逊于杜兰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杜兰可以在一流大学中吊个尾巴，而我们的北大、清华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兰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北大、清华、浙大是中国的国立大学。环境与体制，决定了学术机器的生产效率，原料的品质（老师、学生的天生素质）当然也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学术成果），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流大学，应该是SUNY/Buffalo, Rutgers, Florida, Kansas, 与香港科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由于资源、地缘、历史因素，没法子与一流大学较短长。表上的一流与二流大学的运作、目标、渴望，基本是一样的。它们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差别。顶级大学的年轻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一流大学的少壮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之间的交流就要少多了。北大与清华已经有点二流大学的架势，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点能力在一流大学的少壮精英头上动脑筋了，例如清华用了五年的时间操作，礼聘钱颖一从Berkeley回清华，浙大才刚刚有这个概念呢！

在顶级大学，谈文章的篇数，是粗俗的行为，被大家取笑、不耻。 在那种学校，著作等身、大气蓬勃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学，学者是梦昧以求『这辈子』能有『一、两篇』 传世之作。 但是这个梦是深藏心底，不能说的，说出来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学，是公开的说：『想当教授，就得有一、两个全垒打』。意思就是，想当教授，非得在顶尖杂志，发表一、两篇论文不可。如果像杨卫说的，每年要发一、两篇，就成了『牛饮』，只有三流学校的牛才这么公开的鬼叫。二流学校公开招聘讲座教授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质，不是数量。可是在内部提升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数量，不是品质。人家已经都做牛做马怎么多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咱二流大学资源有限，那能养得起这么多神仙？只要你还努力听话，时间到了，苦够了，也就当上了教授了。

看一个学校的教师管理机制，就能看出这家学校的定位。在顶级大学，教授几乎人人有个讲座（endowed chair），这些老爷都是千辛万苦从对手那里挖过来的。助理教授几乎没有一个能升上去，极少数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对手在挖墙角，又得千辛万苦的挽留，年纪轻轻，就得给他个讲座教授。校长的任务不是『管』这些人，而是哄着他们，赔着笑脸，防着他们与别人谈恋爱。校长更重要的任务，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各专业领域的动向，聘请到领导未来20年学术方向的大师。校长对大师那敢说个『管』字，磕头都还来不及呢！那怎么『管』这些老爷呢？出个假货怎么办？别担心，这些人好管极了。只要你的学校有足够的大师，顶级大学当然是大师如云，他们互相把对方管得贼紧。老子好不容易混到这个江湖名声，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们中间如果出了一个假货，别人对我们的本事产生怀疑，我的数十年修行，岂不被糟蹋了？在顶级大学里，每周定期的研讨会就是擂台，那些大师们，在擂台上杀得你死我活。

当然，如果一个顶级大学，请了个无能校长，一口气找了一群假大师，这个大学就马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顶级大学就垮了。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大学都在美国，又都是私立大学。因为只有美国的顶级私立大学才能发展出一个极精细的大师互相监管的『教授治校』的机制。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用了三百年的时间，用世界最优渥的资源，运用市场机能，慢慢把美国的学术巨厦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国的一流大学像伯克莱、康奈尔才能放心的让教授来管自己，管学校，甚至管校长。

美国的三流大学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国一模一样。李远哲这个学化学的书呆子，居然在台湾倡导『教授治校』，把台湾的大学变成政治角力场，乌烟瘴气！三流公立大学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会主义墙角』。没有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就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装配工都是人，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脸，一旦没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脸。三流大学用SCI 数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脸，在我们管理学，这叫做防止『道德危险』（Moral Hazard）。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外人看来是极度的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师资是名校的命脉，这个『浪费』与『低效』，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我用杜兰大学商学院做例子。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起码进了50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用2006的价码，是15万到20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十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15万乘6乘50，总共四千五百万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做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角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家学校做群体单位，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是为了二流大学做了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三流大学玩不起这个游戏，也就根本不玩了。从一流大学流落到三流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放弃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学者，有些会兴味怡然地玩着三流大学的数字游戏。

有人会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这么多钱。哈！你就错了。杜兰的这50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个人发的。其他46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用浙大、清华的数字管理概念来看，起码四千万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这一辈子，不会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顶尖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的5%)做的。

那么，我们不干脆就让这五个学者专做学问，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日以继夜的干，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没有九死一生，就没有英雄好汉。后面我会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环境。

话说回来，中国可能穷些，中国的市场机制可能差些，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可能落后些。但是浙大、清华的许多教授的天生素质可一点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顿的那些书呆子差。凭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长哄着、伺候着，而我们清华、北大的念书人就得拍校长马屁、看书记脸色？我们也要教授治校，我们也要大师如云。好！有志气！那么，我们得先从三流大学转变成二流大学。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华转化成二流大学。

怎么样才能办成二流大学

我前面说过，顶级、一流、二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在由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的关系[1]。他们优秀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办校宗旨、监管体制、评核方式基本是一样的。这些学校实质上是教授当家。二流以上的大学是一群学者的合伙组织（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学比较像工厂，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笔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学已经到了民主体制，而三流大学是农业社会的君主专制。

从三流到二流要比从二流到一流难得多。从二流到一流，甚至从一流到顶级，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从三流到二流是本质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用经济发展来做比喻。从二流大学到一流大学就如同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亚洲四小龙想赶上英国与意大利。香港与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末已经做到了。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就如同满清的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共和国的工业社会，打打杀杀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结束，经过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长的转型过程。这转型的痛苦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与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影响了现有在位人的利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一夜间荡然无存。从二流到一流大学，是按同一个制度体系力争上游，而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是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由于新的制度体系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反抗、破坏、挣扎就大得多。

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在三流大学的体制下，要累积文章、学生、头衔、职位这些人力资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学生的时候就得选一个大牌做导师，当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样样周到。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样不少。带着一批弟子打天下，要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世仇。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见，而是组织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变学术体制，原来的学术领袖，就像满清遗老，痛哭流涕、顿失依靠。反抗的意念，这么会没有呢？

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做点没用的研究混饭吃，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学，没有一个市场机能做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谁又知道那个是真大师，那个是假大师？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就乖乖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哈佛教授参议会才刚赶走一位做过财政部长、要改革哈佛教授懒散教学态度的年轻校长。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够的真大师坐镇，如果那些假大师搞得过分，校长是冤枉的，真大师就都跑到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没有什么讲座教授因此离职，这个校长大概走得不太冤枉。这就是市场机制。中国有吗？这里有个小注脚。这个校长要整顿的对象，就是一个讲座教授， 他一气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顿去也。这位讲座教授是真大师、假大师，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顿接受了这一批人马，哈佛校长因此去职，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论，这就是市场机制。

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而不是争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与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做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做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及浙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在我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清晰的指出，中国如果想要有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就得有世界顶级的大学，这两三个顶级大学，会带动几十个一流大学，这几十个一流大学，会带动上百个二流大学。这些顶级、一流、与二流大学是中国的知识泉源，会发展出千千万万的科技应用，会培育出无数个领袖、学者、与教育家。我任教的浙大与清华，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抱负。

在我的举例与分析中，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创建顶级大学最重要的一环，是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的市场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顶级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官本位的农业社会能产生的。没有一个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识别学术大师，但是市场能。市场的识别能力超过任何的专家，市场的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是融合了市场所有专家的智慧。

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在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清华、浙大、东大、台大只是个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二流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

大海养大鱼，小沟养泥鳅。学术界的大牛，集中在美国这个学术大草原，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大、最公平的市场杀出来的大师，应该是最厉害的。不只我们『落后』的亚洲得服气，近年来，连在『先进』的欧洲的大师都有浓浓的美国牛排味。清华、浙大要玩二流大学的游戏，就得进入北美学术大草原。各位看到吗？在表一，一个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农业国家加拿大，居然有两家大学被列入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地缘优势：它们位于北美洲英语语系的学术大草原。如果把杜兰大学、南加大往南搬五百里，进了墨西哥，杜兰、南加大就什么流都不是，这就是地缘优势。

在中国生根的浙大与清华，地缘优势就别想了。没有地缘优势，也能成为二流大学，人家香港科大不是就做成了吗？香港科大还一度有一流大学的恢弘气势咧！出大师的学术市场不是要大要公平吗？中国市场虽然不公平，谁能说不够大呢？只要我们能借用美国市场体制让中国市场做到透明与公平，三十年后，世界学术中心在那里，谁都说不准呢！

如果为了进入这个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要清华、浙大搬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参与英语语系的学术市场的必要条件，非满足不可。我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英文谈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真是***憋气！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复后想想，咱们的汉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话吗？中原周天子的话怎么说，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学是不太受语言能力影响的，进入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要难得多。这是进入市场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经济、管理科系已经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则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美国）标准。我最近接到复旦大学要求我协助拟订世界顶尖期刊的排名，看来复旦也想杀进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 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 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 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执行十年以上了。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 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在顶尖大学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 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清华就是请十个杨振宁来也没有用，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培养了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才是顶级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可以用杨振宁为例说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与钱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基本上是从外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他可以冷静的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留存问题，他的做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来给西北大学摸出了门窍，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EMBA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EMBA 就是这么样在美国遍地开了花，也影响了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即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的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的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造成的。市场的优化过程，纯粹是经验的累积，结集所有参与者的经验与智慧，不断的改进与摸索前进，最后胜出的机制，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单独推导出来的。认识市场机能在学术监管与激励的重要，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极不容易跨出，能跨出这一步，而不跌个四脚朝天，后面的路就会逐渐好走。

『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张维迎这个小红卫兵，在北大搞的学术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对，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国前上班的赵老板同样的错误：打击面广了些，步子快了些，调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让人家小老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大声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北大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打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是很难成功的。

我觉得，学术改革，应该用利导而不是势逼，用市场机能，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长点。对原有的教师与学术单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说，把教科书教好要比做前缘研究容易得多，北大许多老师可能无法用英文发表惊世之作，用英文念教科书的本事总有吧！因此计算成果的时候，把文章数的比重压低，把文章质的比重加高，教好书的比重大于劣质文章数的比重，升等评核的时候，多邀请些香港与美国的华人教授参与，采用竞争上岗，竞争加薪。这些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工作，学术本来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来，成功的改革本来就是文火煮青蛙。有点良心与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张维迎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贡献，及对整个北大学术改革的贡献。但想要人人讲好话就难了，不被乱石砸死，都算你张维迎走运的了。

案例：香港科大是怎么沦落成为二流大学的？

香港科大的成立，在亚洲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香港科大是亚洲第一个按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与框架搭建的大学，找到了真正有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见识、能力、与经验的吴家玮，到香港来负责这个划时代的任务。其实，应该说是吴家玮找到了香港来实现他的理想，而不是香港人找到吴家玮去实现香港人的梦想。我不认为，当时在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有任何一个官员或社会领袖真正懂得一流大学是什么回事。我要称赞香港的社会领袖，只有见多识广的香港精英才听得懂吴家玮说什么。大中华地区的所有自命为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或准校长，都应该在桌上放一本香港科大教职员手册，没事的时候，看看，悟一悟这些手册条文后面的含义在那里？

我大声疾呼，建议我现在的老板，清华的顾秉林与浙大的杨卫，请吴家玮做你们的顾问。你们有吴家玮的聪慧，但你们没有他的阅历。学问的领悟是要在一流的环境中长期的熏陶，才慢慢深入骨髓。顾秉林与杨卫在社会科学上没有被长期熏陶的机会。社会科学里的市场机能跟自然科学里的物理机能不一样。物理机能的道理能在书本说清楚九成以上，市场机能得靠从经验、观察、与失败中去领会。 只有在市场玩过，才知道市场规律。办一流大学的道理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可学。本文开场中，引用杨卫校长的那番话，是在五年前，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校长能说得出如此精确的。这是因为杨卫有在美国一流大学受过完整博士训练的经历，在做学生时，耳濡目染，听老师、同学点评英雄豪杰。吴家玮在UC San Diego 当过常务副校长 (Provost)，他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可贵资源。

现在把话头转回香港科大。在1991年，当我接受科大的邀请去香港看看的时候，科大寄来一些资料讨论科大的愿景及方案，其与众不同，就深深的吸引我。我与吴家玮深谈了几次，他的风度、气势、仪表、思想，与我见过的一流大学校长相比，犹胜一筹。他对科大的构想是许多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梦想，由于历史因素而只能是梦想。1991年到位的第一批教授，就是梦幻团队，同时拥有这一批学者，是许多一流大学无法企及的目标。在海滩之旁、峭壁之上的校园，吃定了书呆子的那颗清风皎月、美酒诗书的浪漫心怀。这个校园能让耶鲁大学校长嫉妒得高血压，更别提在可怕的哈林区之旁的哥伦比亚大学了。吴家玮带着科大的校园规划与建校大纲，到美国的顶级与一流大学转了一圈，立刻造成极大的轰动。我想，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为香港科大感觉骄傲与兴奋。香港政府应该把科大做为重要的战略布局，发展成整个亚洲的学术中心。

哈！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刚到科大不久，有一次跟的士司机在车上聊起科大，他用非常愤怒的语气，大骂科大。说科大校长贪污，在家里盖了大游泳池，又说科大浪费人民血汗钱。我当时极为震惊，渐渐的，我发现香港的新闻媒体，几乎不报道科大，就是报道，也是批评多，赞誉少。在香港各角落，几乎闻不到一丝以科大为荣的气息。我们这一群很把自己当回事，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把我们当回事的书呆子，在香港平民的眼中，啥都不是，就是一群糟蹋粮食的饭桶。

的士司机不了解科大，也就罢了，他们没有念多少书嘛，那晓得哈佛与活佛的差别？大学生该了解我们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来头吧？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不争先恐后的报考科大？哈！我又错了，大错特错。我在科大的时候，以师资的真本事来排名，科大远远的第一，中大第二，港大遥遥第三。由于香港的高速经济发展，越新的学校师资越好。港大最老，师资当然最差，当时有些港大的教授，可能还做不了科大的研究生。在香港待一阵子后，我对香港的高校招生有些了解，才惊奇的发现，科大是香港学生的第三志愿，甚至是第四志愿。要命！连香港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书呆子当一回事。

有些教授，包括我在内，就建议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师资，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招生，尤其向中国大陆招生，为祖国服务。我还兴冲冲的，在台湾、新加坡、大陆为科大扩充影响力，号召当地最好的学生考科大，也还真有些学生雀雀欲试。很快的，我们发现，港台新陆都是官本位，根本没有市场机制，跨地域招生得通过四地教育部门协调，这一协调，要到那个猴年马月？

逐渐的，有些老师又飞向海角天涯，留在香港的老师，有些被其他学校慢慢的挖了墙角。逐渐的，在世界学术市场上，科大不再是亚洲唯一的亮点，不再英气勃勃。在1991年，世界顶级学者们眼中的亚洲唯一的一流大学，香港科大，到了1999年，就这么沦落成了二流大学。在香港百姓的眼中，还是香港地区的二等大学！

香港科大的案例，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实证结果，也为浙大与清华发展学术，进入世界二流大学提供一些启发。一流大学要有资源、历史、及地缘条件。科大在1991年，满足了资源的条件，而且满足了最难的资源条件：学校领导人与学术领导人。吴家玮与他请来的创校教授，对一流大学操作与学术市场的深刻了解，是到现在还没有亚洲另外一个大学可以比拟。可是科大的创立，也有基因病原（genetic disease）。其中之最，就因为它是个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就得跟没有专业知识的官员、议员打交道。这些官员、议员是学校的衣食父母，态度高傲蛮横（香港要比台湾、大陆好多了），而一流学校的操作是很难用客观的短期指标来衡量的，科大与这些官员、议员打交道，根本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有，官员与议员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与忧愁，他们可不会像我们这些书呆子，为办一流大学而拼命。

香港科大从零做起，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包袱；但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群众基础。我起初有点纳闷，香港的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应该有不少人，是多少知道吴家玮干了件多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后来想想，他们能说什么呢？前面分析过，一流大学与三流大学是模式改变(paradigm shift), 一流大学的思维基本是否定三流大学的体系的。这些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都是港大、中大的毕业生，难道要他们称赞这些外籍兵团，否定自己？这就如同小海龟孙文，到了北京跟大官僚李鸿章谈变法，是李鸿章听不懂？还是李鸿章没有傻到自残？

科大的地缘位置，也注定让它难以保住一流的架势。可以说，科大是一国两制的受害者。香港只有六百五十万人，做为一个香港的公立学校又不能在大陆公开招生，学生市场就只限于香港的弹丸之地。各位看看表一列出的一流大学，那个不是全球招生的？香港科大是用国际一流的师资去教香港二流的学生，不只是资源浪费，师生都辛苦难过。最近一阵子，香港在谈教育资源整合，香港科大这个名字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名词。没有历史、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足够的选票来保护这个招牌。

香港科大曾经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幻资源：一个有眼光、有魅力、有本事的校长，一群著作等身，国际知名的教授，一个青山绿水、优雅宜人的校园。但是科大没有历史、没有地缘优势。更重要的是科大是家公立大学，陷身于扯不清的政治泥沼。科大在短暂的辉煌后，回归成香港高等教育的一个平民：一个世界级的二流大学。

我曾在慵懒的周末清晨，躺在清华园九公寓的床上，望着窗外遐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六四，1991 的中国应该已经到了贞观之治，即将要回归的香港，决定送祖国一个礼物：十亿美金，一个吴家玮，一群在世界擂台成长了三十年的华人学术精英。邓小平大笔一挥，这笔资金与这群书呆子，进驻清华园，从零做起，打造一个顶级的，自我监管的私立大学。这一来，资源、历史、地缘优势不都有了吗？今天的清华，又何至于在三流大学中挣扎？可能今天的清华已经是鄙夷哈佛，无视耶鲁的世界顶级大学。所有世界新科博士的皎皎者，论文一旦被导师首肯，马上就寄到清华，梦想着北京打来的邀请电话。大唐盛世啊！衣冠长安啊！你在何方？

如果我们以搭建香港科大品牌来评价吴家玮，吴校长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我给他一个『良』（西方的B）。如果我们以搭建学术平台来评价吴家玮，他的成功是划时代的。他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他把香港的七家大学办成二流。他的影响，还到了新加坡与大陆（台湾是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我前面分析过，从三流大学进入二流大学，是思想的改变，是质的跳跃。一旦进入二流大学的层次，进入一流大学就是只是资源与决心的问题了。

在香港科大创建之前，亚洲的所有大学，都是封闭式教学型的大学。别说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别提参与北美学术市场，在同一个城市内都老死不相往来。在1990年以前，亚洲最西化、最进步的新加坡大学与香港大学的老师都只是些英国的与澳大利亚的学士与硕士。这些地区的学术领导人还公开的说澳大利亚的硕士训练都要比美国博士好得多。台湾的学者都是本校子弟，许多是从助教按年资爬上来的。在世界顶级的学术会议是看不到亚洲大学来的学者的。别说来打擂台了，连观众席里，都找不到。近年来，亚洲学术风气的蓬勃发展，香港的三大，甚至七大，都进入了二流大学之林。 这些与香港科大的创建，引起了欧美学术领袖的重视与另眼相看，逼着亚洲的学术当家人打开大门是有密切关系的。

结语

我对中国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学术发展是非常乐观的，有些人甚至说我是盲目的乐观。逐渐的，我发现，就是乐观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国与大中华地区进步的速度。

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浙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市场或阻止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市场，会养出大鱼，浙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

我认为，浙大与清华都没有理由毛躁，急吼吼的要长大。长大是必然，长得好，就不是定然。学术如同好酒，资源、历史、地缘有了，外部环境对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当今之急，是寻找资源与妥善运用资源。同时耐心的、逐渐的改变外部环境。

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和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的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是从封闭性的三流大学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分配是孪生兄弟。在改革中，现有的当家人、在位者是输家。吴家玮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没有输家，个个是一流大学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热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脚跟，有了成果，让香港其他六家大学能兵不血刃的进入二流大学。一个成功的改革，压力要来自外，不能来自上（会官逼民反），更不可能来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乱）。浙大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清华的压力，清华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浙大的压力。 公开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是必要的压力机能。

参考文献

Avery, C., M. Glickman, C. Hoxby, and A. Metrick, 2004, A revealed preference ranking of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BER Working Paper.

Manski, C.F. and D.A. Wise, 1983, College Choice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pence, M. 1974, Education as a signal, Chapter in Market Signal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2006, College Ranking.



[1]关于历史于地缘对大学地位的影响，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

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

该保安公司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

南方都市报 2010-09-24 作者:龙志

南都记者龙志 实习生杨艺蓓 发自北京、广西、福建、河北、湖南

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黑监狱”的畸形存在就像毒瘤，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权力？
南都记者历时半年，对这一极端隐蔽的“公司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

[上篇]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
A：女警张耀春的故事
上访女警被送黑监狱
来到北京第三天，张耀春接到一个电话后，前往位于东三环中路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驻京办，陪同的还有另一名湛江籍访民林蒂芬。
在双井桥和国贸桥之间的桂京宾馆是广西驻京办所在地，宾馆呈半封闭状态，出入经过一扇铁门，正对着车辆川流不息的路桥。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气温零下5℃，张耀春来到这里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但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她让林蒂芬留在桂京宾馆门口的招待所，以防不测。
2000年以前，张耀春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户政科一名干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内保科工作了两年，负责枪支造册登记存档。她发现这里的枪支管理之混乱匪夷所思，某些干部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凭着私人感情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大老板”们配枪，甚至以种种名义违法销售枪支弹药给一些单位和个人。①
在一次执法大检查行动中，张耀春向“检查团”说出了真相，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合浦县公安局某些人违法乱纪情况反映》的材料。“检查团”走后，她遭到调离，最后以“考勤不及格”为由被辞退。
2001年《南方周末》曾介入报道此事，但一切并没有改观，站在媒体面前的张耀春处境更加艰难，由此前对付个别腐败分子，上升到对抗整个利益集团。她所揭露的问题被一一证实、查处，但她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落实。更有甚者，在2007年夏天，曾经同处一室的战友以身份证是假的为由，拒绝帮她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她便成了这个国家里没有身份的公民。
自9年前第一次进京上访开始，张耀春与驻京办官员打过无数交道，今天打来电话请她过来了解情况的是驻京办负责人朱某。(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她如约到来，却发现危机四伏，除了从北海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巷口还布设了两个便衣警察，来抓她的人终于现身了，她试图冲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个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这是安元鼎与访民张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个月后，当她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逮到，并交到安元鼎手中时，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个“特勤”聊得很熟。
在车上，张耀春问：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上车就知道。
张耀春大声抗议：“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权。”
两个“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
“囚车”(在张耀春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张耀春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越走越远，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那是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小铁门，红红的。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天冷，墙上挂着空调，很旧了，根本不顶暖，被子又臭又脏，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冬夜，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这让张耀春备受屈辱：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监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张耀春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向张耀春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她对来核查情况的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甘肃白银人，现已离开安元鼎)说，“你们到厨房里看看，能捞出米来吗？”
韦应强试着在锅子里捞了几下，一小勺都没捞出来。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 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安元鼎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事实上，在对给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劳务公司采访时，南都记者获悉，自2008年之后，安元鼎招聘“特勤”的标准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③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
安元鼎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安元鼎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
韦应强透露给张耀春的价码是，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接下来，安元鼎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在第五天后，张耀春和广西常乐的一名访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标有“安元鼎护送”字样的依维柯囚车上(车牌号为：“京M O B035”)，除了两个司机，还有两个男“特勤”，以及一个女“特勤”，一共五个人。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访民们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北京到广西北海合浦，一共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广西合浦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张耀春曾经的同事——— 合浦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彭某和李某，以及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周某早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上访者”押回县城。
2010年5月27日，在进京上访，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交给安元鼎时，押送张耀春和另一名访民回广西的车辆牌照为：京M OB039。
这次，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诉她，押送她的价码是：三万。④特勤小队长在一旁怂恿她说，你下次再来北京上访，你一来你们地方的腐败官员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来北京上访一次，你们又多赚3万。”张耀春骂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时候，张耀春看到了公安局与安元鼎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从合同中不小心掉下了驻京办出示的一张证明。
“这并不奇怪，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却被保安公司送进了黑监狱，像犯人一样押送回家，经历过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她说。(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B：被殴访民的恐惧与疑问
2010年，出身于刑侦专业的傅政华，在其55岁之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履新第74天后，部署“雷霆行动”，扫荡了首都最知名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一战成名。
傅政华的出现让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合计后，决定给傅政华写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可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⑤
44岁的谢其明是原无锡市卷笔刀厂法人代表，2010年1月26日，他前往北京上访，三天后，在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公安部信访局按程序登记了信息，当天被接待的无锡籍访民约有60多人。
走完上访程序后，谢其明一行18人
在街上游览，被民警盘问是否来上访，并要求检查身份证。
之后他们被带到公安分局，并做了记录。大概三小时后，一辆安元鼎护送车开进公安局大院。警察将18名无锡籍访民接交给安元鼎公司。按照性别区分他们被分别关押起来，其中谢其明和另外一名男性访民被押送到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88号的安元鼎总部接待中心大院，在那里，他统计了大约有60多名“难友”；另外16名女性访民被送到一处离安元鼎总部不远的仓库，据她们统计，里面关押了大约200多名上访者。⑥⑦
在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他们被逐个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私人物品被扣押，并由保安看管限制人身自由。谢其明说，“所有的保安制服与正规的警服极类似，常人很难分辨。”
访民们在安元鼎关了一天一夜，超过了24小时。1月30日晚，18人被押上车身写有“安元鼎护送”的大客车，押送回无锡。随行有两名司机，以及20多个“特勤”，每个“特勤”看管一人，访民相互之间被禁止说话，稍有越轨则被身边的看押人员恐吓、谩骂。
晚上车行至河北沧州高速公路服务站休息时，保安在车内吸烟，访民中16个妇女，被呛得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要求保安不要再吸烟，但立即遭到他们的谩骂。
“特勤”小队长是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胖子，但极度缺乏教养而又性情暴戾，他动手殴打了一个名叫沈建群的妇女。⑧
女访民王品仙刚刚上完厕所回到车上，她站在“胖子”后面，被他挥动的拳头误伤了。王品仙责问他为什么打人，“胖子”转身对王品仙劈头盖脸地一阵猛打，嘴里还不停地狂叫：“刚才不叫打人，这才叫打！”王品仙的脸上顿时破皮流血，眼眶乌黑。⑦
“胖子”不光在王品仙的头脸上狠打，亦对她胸部乱打乱抓，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暴行，甚至引发了随行部分“特勤”的反感，他们也喊道“胖子”不要打了。但行凶者充耳不闻，继续殴打女访民。⑤
谢其明上厕所后回到车上，撞见“胖子”的恶行，打抱不平地说：“有事好好说，你不能打人啊。”对方不说话回手对谢其明脸上打了几拳，还叫其他2个保安群殴谢其明。
随后在山东境内，谢其明又被“胖子”特勤队长等人无故殴打了2次，倒地后，特勤们狠狠地踩住他已触地的手掌。打人时，“胖子”亦重复这句话：“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打人？这样才叫打人。”
后经无锡市人民医院诊断显示：谢其明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见医院诊断报告)。
1月31日晚，车到无锡新体育馆门口，18名访民被等候在此的各街道办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一一认领，谢其明和王品仙两人脸上的淤青未消，甚至还流着血。
谢其明最后一个被领下车，他看到了双方的交易过程。他说：“无锡市政府的一名中年男子把钱交给安元鼎两名司机中的一名，当场现金交易，然后各自回去”。
但18人并没有被送回家，随即被无锡方面以口头宣布的“学习班”名义关押到各区的宾馆，直到春节前一天才被放出来，亦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和书面手续。
谢其明和王品仙在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他们被关在宾馆时，向看守打听到安元鼎押送访民的价格是每人每天食宿费300元，加上押送等费用，每人4100余元，共8万余元。但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是每人1万多元，这笔钱由每个访民所在的街道支付。
“这就是我们的遭遇，”谢其明说，在他们被从“学习班”放出来时，新年的喜庆并没有冲淡内心的恐惧，反而像噩梦一样，让他们坐立不安。
春节期间，18名访民聚在一起，他们把这些恐惧列举出来，形成了以下疑问———
我们想问的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有执法权？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我们知道稳定靠的是法治，靠暴力和违法犯罪是带不来稳定的，希望有人能对此作出回应。⑤
C：老访户状告黑监狱安元鼎
57岁的重庆人戴月权决定状告安元鼎公司和重庆驻京办，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驱赶访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自1977年7月被抽调修水库，因工伤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他逐级信访到北京12年。2009年9月30日，戴月权到国家信访局领表填表交表后，被送往久敬庄。在那里他被重庆驻京办官员控制后，交给安元鼎，随后被送到北京朝阳区南顶路红寺村的一个黑监狱。
“这所黑监狱关押着数十名信访人，年龄最小的是重庆市石柱县周博之子周易只有两岁多，整天哭喊着要妈妈……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同时关押在一起，老人七十多岁，还有个双下肢瘫痪靠滑轮在地上滑行的残废人，他是贵州安顺人……”
4天后，一名大学生从黑监狱里逃出来后，告发了这里，戴月权与其他信访人一起被紧急转移到北京南四环外的朝阳区小红门村西门的“北京市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
这座“黑监狱”比之前的更严，两扇铁大门同样日夜紧锁着，门口由多名保安日夜轮流看守，里面有保安拿着花名册随时清点人名，门外有保安不停巡逻，门旁还有两条狼狗盯着来往人。
该黑监狱关押着100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5岁的黑龙江黑河市人杨培耕；关押时间最长的是江西赣州的廖启荣，他于2009年8月18日进来。廖说，他进来就挨打，直到他写下再也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停止。廖还说这里随时打人，他看见一个云南人被打得皮破血流，衣服被鲜血染红了强迫脱掉……
戴月权在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关押了6天，随后押送到北京西客站，交到前来截访的重庆巴川办事处负责人手上。
因为总是进京上访，戴月权成为黑监狱的常客。去年5月份，他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E25441”车送到通州潞城镇距留庄东口指路牌200米远的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⑨
遣送回家乡后，当地派出所干警警告他说：“从今起不准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上访，否则一律送劳动教养，你多次被拘留，已经劳教过，再去就判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年……”⑨
2009年3月，戴月权与同乡访民林永良二人在北京南站乘公交20路车前往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室信访途中被抓。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M 10167”车押到通州潞城镇“富乐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旁边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
2007年9月，戴月权与妻子来京上访，遭到重庆市驻京办人员的殴打，致戴月权多处软组织挫伤。
自2007年9月至2009年10月止，戴月权先后共被关押三次合计16天。毒打两次，抢光材料、有关证据、法律书籍等财物一次，“这些都是重庆驻京办的××等人勾结安元鼎保安公司所致。”
戴月权分别向朝阳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寄送举报材料。今年5月25日，他接到检察院答复通知，称材料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信访办处理。
朝阳分局答复他，已派人去重庆驻京办和安元鼎调查，请等待，下周再来。一周后，戴月权来到公安局，却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人给他答复。
又过了一周，仍没有人出来答复他。6月下旬，公安局的警察告诉他，“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到别处去告吧。”
“可是，我被关押在安元鼎的黑监狱里，都在你们管辖区啊？”戴月权问，“不找你们找谁？”
跟以往一样，依然没有答复。

[中篇]起底安元鼎

南方都市报 2010-09-24 作者:龙志

它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前传：一家保安公司的“折腾”
2004年6月15日，家住北京海淀区魏公村韦伯豪家园的张照华向海淀区工商分局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名为：北京安元鼎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两名投资人分别是：张照华以及郑长兴。其中张照华出资40万元，出任法人代表。
总的来说，这是一家服务类公司，从其经营范围来看，却像一家五花八门且毫不相干的“杂货铺”：经销研制服装、鞋帽、配饰、安全防护器械、提供安全防护服务和咨询。
很快，两名涉猎广泛的投资人便发现，要获得成功，他们应该更专注于一条道路走下去。2005年8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沿用至今的名字：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自主经营业务更加明确：提供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服务。其注册资本和法人代表均无改变。
2006年3月，出于某种原因，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两名创始人隐退，张照华在电话里不愿多谈，他说：“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们把公司正常转让出去了。”
新接手的投资人有6人，注册资本50万元不变，其中大股东是张军和付国有，分别出资12.5万元。由张军出任法人代表。其经营场所也由魏公村119平方米的住所搬至海淀区定慧西里21号楼一间仅59.12平方米的住宅房内。
1963年出生的张军籍贯地在河北省围场县，那是河北省最北部的偏远县城。在清朝康熙年间，这里被设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猎场，，自此，当地亦有了一个显赫的名称：木兰围场。到了张军这一代，围场荣耀已被雨打风吹去。每户人家都想着地里土豆的收成，这几乎是农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张军的父亲是一名老军人，参加过四平战役，并因此伤残退伍。在家中，张军是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初中毕业后，张军在围场县车子村担任民兵连长，其身材高大，被同龄人取了个外号叫：张奈贼(音，满语意为“狼”)。
1983年后，张军开过石灰窑，但家乡人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他倒腾“皮货”生意的经历：头脑灵活，人脉活络，认识的人很多，什么都敢干。他是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之一，并且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待过。在十多年前，张军带着最小的弟弟外出闯荡，留下二弟张智在家照看父母。
张军到北京后似乎做过很多杂活，在与他最早的追随者聊天时，他还会时常透露初来首都讨生活的辛酸。至少能证实的是，在2005年前后，张军就已经以安元鼎公司重要员工的身份，在北京保安行业崭露头角。
2005年，北京圣安卫嘉保安公司总经理余志云在马驹桥商业街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部”，由河北人老李负责运作，这家人力资源部只有一间门面，业务也只有一项：为安元鼎保安公司招聘保安。
人力资源部成立之日，张军前来剪彩，在挥动剪刀那一刻，他甚至是“借人家的车来的，非常狼狈。”(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但安元鼎扩张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在北京，当时为安元鼎招聘保安的人力资源部大概有10多家，而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比如陕西、河北等地也有与安元鼎有业务往来的中介机构。以老李负责的人力资源部为例，“保安要求身高1.65米，每招一个提成300元，通常1个月能给安元鼎输送100-200名保安。”
保安公司的人员总在流动，而且流动非常快，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其中也暴露了这个行业诟病已久且仍未革除的丑陋一面。“新人招来后，要扣押身份证，干满一个月才能发工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干完一个月，保安公司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将你炒掉，由于你违反了规定，你的工资拿不到了，你的空缺马上又有新人顶上，流水作业。”
一名离开安元鼎的保安在网上写他的短暂经历时称：初到(安元鼎)公司以调查是否有前科为由收走身份证；押半个月工资，服装费押金200元，1个月实际到手300余元；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流动量很大，干上3个月就算老员工了。
张军接任安元鼎之初，日子艰难，赚钱也是微不足道的。2006年，安元鼎公司资产总额为85.70万，税后利润为负12.22万元；此后一年，资产总额增加到116.97万，公司也开始盈利15.26万元。对于安元鼎来说，从负数到盈利，总算前进了一小步，但这似乎还不够。
到最后，保安公司对人力成本的压榨极度膨胀，甚至到了向合作伙伴下手的地步，“给他们招聘保安的劳务费是300元，说好是干满十天才支付，但有很多是不到十天，就被各种借口赶出去了，最后劳务费也拿不到，而保安公司则侵吞了这不到十天的血汗钱。”
一段时间后，余志云和老李都不再给安元鼎办事，他们脱离了关系。2008年，老李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对面的村庄里新开办了一家人力资源部，没多久，张军又来找他合作。不过这一次，已今非昔比了。张军有了私家车，并且容光焕发。
短短六年历史，安元鼎取得了“辉煌”的业绩：2007年，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张军也实现了对安元鼎公司的完全掌控，2006年10月，在其出任安元鼎法人后不久，几经股权转换变更，与之平分秋色的大股东付国有退出，张军以出资30万的金额，成为安元鼎毫无争议的最大股东(其他4名股东分别出资5万元)。此后，安元鼎股权结构一直保持着悬殊状态，2008年11月14日，安元鼎变更注册金额为100万元，张军出资额增加到80万，其他四名股东仍保持不变。
“特勤”护送：高利润的新业务
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护送部。新部门的职责很明确：负责为各地政府消除头疼事，帮他们关押、押送上访人员。安元鼎嗅到并抓住了一个长期有效，低产出，高回报，且无风险的赚钱模式。
张军甚至将这个契机告诉了远在围场县老家种土豆的二弟张智，“以前日子过得很艰苦，2008年我哥哥他们成立护送部，全国各地进京上访人员都往他们那里送，规模特大，北京有5个基地和一个总公司，上海还有他的点，”张智说。
在安元鼎公司构架当中，共有十个部门，但在其经济构成体系中，其他九个行政部门都是虚的，唯独护送部是“摇钱树”，地位也彰显出来，护送部是单列出来，由一名专职副总经理直接负责。(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护送部的特保们身穿青蓝色制服，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标志，臂章为“BEIJIN GSECU R ITY”(北京安保)英文环绕着的公司徽标：“安元鼎”。这身装束往往让访民们以为是特警。
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骗访民说去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刚开始是旅馆，后来变成了仓库，发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监狱”。在他们看来，稳住和护送是一体的。按照客户的需要，接到安置点(“黑监狱”)两天之后，如果雇主发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护送队马上到旅馆来接人，装车送人。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收费的，费用包括：稳控费每人200元、强制费每人200元，这些费用都可以随便调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则是护送费：坐火车的，特保一天500元；开车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随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钱，一个特保工钱为300元，司机也是同样的价钱。
对于强制费的解释是：将访民接到安元鼎指挥中心的时候，访民身上的包和物，以及所有东西都要安检一遍。烟、刀具、手机、身份证都要收。并且要跟访民说，麻烦你配合工作，身份证和手机要交给我们保管。碰到不合作的，就采取强制措施，这一项是收费的。因此在行动之前，安元鼎一般先给客户打个电话，对方说要强制的话，特保们便动手了。
碰到难缠的上访人员，四个特保抓着胳膊拉着腿往车上一摁，摁到车上就跟他说：别害怕，我们是国家信访局的，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不要怕……“我们经常去永定门汽车站一带，许多进京上访的老头老太太在那坐着，当地驻京办给我们打电话，去了之后，抓着便往上车丢。”一名安元鼎特保说。
安元鼎护送部刚开始只有10多个特保，三四辆车，一辆大客车已经很旧了。之后又买了两辆面包车，坐11个人左右。后来人多了，车不够了，就开始租车，招人。
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应贵州省的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的访民，这趟行程收入为30万。
彼时，安元鼎有小车17-18辆，总共30多个司机，两会一过，马上增加了10辆7座的依维柯。到现在，51座的大巴有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安元鼎护送部的队伍逐渐健全完善，护送部编制建设也有着军队色彩：下设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是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个人。
“在护送部，特保加上司机有200人左右。有值班的，安检的……所有人都住在一块，在安元鼎接待中心后面的大院里，楼上楼下，平房，很热闹。像部队一样的上下床，房间有8个人的，也有10个人的。安元鼎还规定：在特保内部，男的不许跟女的谈恋爱。”
安元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模式，在关押访民的市场领域中开疆拓土，为其带来了高额利润：2008年年底，注册资金还是“小打小闹”的100万元，此后半年，一跃扩充10倍为1000万元，其中，张军出资980万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安元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荣耀，都来自这一年之后。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
但张军谋求的不是单向度发展，眼前的事业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也危机四伏，不时被媒体或者网络曝光出来的殴打、关押访民的控诉，让他觉得有必要收敛些。他告诫手下，尽可能地不要动武，应该转变观念，暴力对他们并无好处，访民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财神和钞票。
此外，他在2008年登记注册了两家企业：北京安元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与安元鼎一字之差的“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后者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接受委任提供劳务服务、劳务派遣、翻译服务、销售消防器材。从股权变更迹象来看，这家公司似乎更像是张军在为培养其儿子张学松做准备，这位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身份登记是：初中毕业，在京劳务，目前任职安元鼎业务部经理。他在安元鼎新公司出资额为10万元，仅次于张军。
就个人发展而言，47岁的张军已完全从围场县一个“挖土豆”的农民，蜕变为成功商人，一家集雅俗一身的金字塔式公司董事长。他深入简出，吃住、办公都在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上的安元鼎装饰一新的接待中心总部大院，极少露面。
“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
安元鼎最初的雇主们是代表各地政府的驻京办，但光这样还不行，他需要主动出击，才能将业务网络辐射到各省地区，甚至偏远乡镇。现在的良好业绩难以想象，即便在福建最偏远的乡村也有安元鼎的业务往来。一名负责押送访民的特保说：“我们跑过三亚、云南。”(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做到这样的地步，必须归功于安元鼎的业务部。名字看起来不怎么打眼，在安元鼎公司组织结构上，它排名第二，但在安元鼎的赚钱模式中，它却是连接公司与雇主们的桥梁。
在安元鼎，专职联系护送业务的业务员有5-6名，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轻女性，按照省份划分各自的业务区域。她们的工作就是给各地驻京办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请负责人吃饭。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业务员们拿提成，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三四万。
在安元鼎业务员的文件包里，有两份文件是谈生意时必须携带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委托书》似乎是一张免责声明，它声称：兹有某某省某某市，依据《关于对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要“快速接领、快速劝返”》的要求，特委托受托方将我省非正常上访人员(人数)，护送回。望贵单位鼎力配合。
《特保护送服务合同》则详尽列出了“特保护送内容”、“聘用特保队员的形式、数量、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护送特保人员补助费以及管理费收费标准和付款方式”，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
收费内容有四项：特保队员服务费(每人每天多少)、护送管理费(路程公里数算)、协助代理服务费，以及住宿费。
上述特保人员说：“合同有三份，白的，红的，绿的。白的是和驻京办签的，签了这个最起码路上有什么事的话，这是证据。价格是自己定。驻京办是要拿回扣的。比如你找驻京办要3000元，驻京办要找地方政府要3600元。”
规定付款方式为预付制，长途护送发车前预付总服务费的80%，剩余20%返京后一次性结清。这种方式对于安元鼎是有利的，之前也有过教训，几名特保拿到一笔护送费巨款后潜逃了，安元鼎只好吃哑巴亏。如今预付制能把款项安全收回。
2010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下通知，让安元鼎将“特保”名称改成了“特勤”。一是，两年之中安元鼎特保已经臭名昭著，所到之处，怕人知道，招来报复；其二是据称保安总公司感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今年4月份，安元鼎在每辆护送车里安装了摄像头。一名特勤声称：“上访的分两拨，非法上访和正规上访，正规就是在信访局、天安门分局和三里屯派出所这些地方，送到马家楼的，就是非法上访的。当地驻京办打电话叫咱们去，就把人接出来，先安置稳定下来，做思想工作，稳固一两天，再送走。一人一天200元生活费。住的地方是我们租别人不干了的旅馆。专门找个人负责做饭，再把他们的心一一笼络。”
高峰期关押点一个地方不够，进进出出，有的住两天，有的三天，安元鼎每天必须给当地驻京办打电话，汇报被关押的访民思想状况怎样，以此确定护送日期。(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对于安元鼎来说，收集双方的信息是有必要的。张耀春第二次被关押在“黑监狱”时，注意观察到这一点。她回忆说，“一进去，他们就骗我们，跟我们说有什么上访材料就交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帮你们交到政法委、中纪委等等高层的地方去。老百姓很相信他，整天讨好他，排队去他那里向他求，他们就时不时抓紧时机，告诉我们这些上访人员，说上访是不归之路，要么就坚持到底，要么就回去，再也不来。坚持到底就是要勤来、多来。”
“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这样说好像感觉到他们很关心我们，很真心帮我们。他们还说关我们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他们还说，你们多来的话，就把你们地方政府官员的分给扣了，中央扣了他们的分，对他们的前途有影响，他们就害怕了，就会被迫帮你们。后来我发现这是假的。”
张耀春认识到，对于“生意人”安元鼎来说，“维稳才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呢，反倒是稳定了，他们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雇主，访民却是财神。”
“财神”却常被弄伤。“去年春节前，安元鼎护送部一名大队长殴打了一个被关押的老太太，他抓住胳膊，老太太就骨折了。老太太送回去后，反过来把打人的保安给告了，公司也没有保住他，判了两年。”
“大队长被判刑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人。”一名特保队员目睹了这位大队长被抓走，他对安元鼎的冷漠耿耿于怀。
要弄明白“访民和财神的关系”，就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态度。张军告诫下属：“第一，要让访民信任我们公司，送人期间不要打人，打人的话第二次再不来了；第二，要让驻京办信任我们公司，对他们说一定能抓到，并押送回原籍，绝不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