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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诸城撤销全部行政村
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
2010年08月15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报山东诸城8月14日电（记者郑燕峰 通讯员王树伟）日前，山东省诸城市撤销辖区内全部1249个行政村的建制，合并形成208个农村社区，并逐步选举产生社区党委和社区居民委员会。

　　诸城市地处鲁东南，辖10个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有107万。从2007年开始，诸城在全市开展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以两公里为服务半径，把全市1249个村庄及有关单位按照地域相邻、习俗相近的原则，规划建设208个农村社区。每个社区涵盖5个左右的村庄，大约有1500户居民，并设有社区服务中心。

　　农村社区结合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实际需求，主要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治安警务、劳动保障、文化体育、社会救助、司法调解、人口计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同时开展科技信息、生产资料、市场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以及设立便民超市、农资超市等，并引导农民向社区中心村聚合居住，形成了“多村一社区”的诸城模式。

　　经过3年的运行，农村社区逐步被农民认同，但在“多村一社区”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足：社区范围内行政村的存在，使各类生产要素不能得到有效地集约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遇到一些障碍，社区内各类特色园区不便于统一规划和建设；社区内个别村庄的宗族派性对民主管理和社会事务的公开办理还存在一些干扰；农民集中居住还受到村庄界限的束缚；由于存在中心村与非中心村之分，社区范围内公共服务还不够均衡；社区组织的有些职能定位还不够清晰和明确等。

　　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打破传统村庄界限，撤销行政村，成立新型社区，这成为诸城顺应发展要求的一项新举措。今年6月21日，诸城市委、市政府出台文件，决定撤销全部行政村，重新选举产生208个农村社区党委，同时，依法选举产生社区居民委员会，让农村社区成为诸城新的社会基层组织单元。

　　诸城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说，撤销行政村需要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在撤销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一起因此上访的事件。

　　为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诸城市坚持“三不变、两不降”原则，即建制村撤销后，原村集体资产、债权债务不变；原村资产形成的收益权属关系不变；原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村村民的福利待遇不降；原村干部的补贴报酬标准不降。对村集体的债权、债务等问题，通过探索推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对落选的村干部，由社区党委根据本人意愿安排适当工作，在明年全省村“两委”换届结束之前，原补贴报酬标准和发放渠道不变。

　　诸城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发展农村经济，消除了村与村之间发展的壁垒，实现了生产要素在社区范围内的流动聚集。诸城各农村社区已建起300多个特色产业园区，在社区范围内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835家，跨村庄流转土地15.6万亩。

　　撤销行政村，农民群众以家族为圈、村庄为界的传统居住观逐步淡化，加快了向社区集中步伐。截至目前，诸城市共有78个农村社区开工建设住宅楼952栋，建成后可容纳1.8万户居民入住,已竣工756栋，1.3万户居民搬进了新居。

　　撤销建制村，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管理效能。据统计，诸城市208个农村社区共选出“两委”成员1538人，比原村干部减少2967人。仅村干部补贴报酬一项，每年可节省资金近3000万元。

　　撤销建制村，村民变居民，消除了“农村人”与“城里人”的身份界限，在制度上实现了城乡劳动者身份上的平等，为城乡居民的合理流动、充分就业、民生保障等体制机制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助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海归记事（9）：为了项目对阵领导
回游的海归 2010年08月10

我回国真是赶上了中国的好时候。当时，不仅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我们部门内部也有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正在启动，总资助额度接近27亿，其中大量的经费是固定下拨给各个部门搞建设用的，我们单位也因此建设了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台网中心。除了建设费用以外，还有一批专业仪器的采购和专业软件的开发和采购，这部分经费，因为需要企业资格，所以按照我们单位的经费管理，应该可以划入科技开发的类别。在这个科学工程中，和我们单位相关的这类经费就超过1亿，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大蛋糕。

为了准备这类经费的争取，我们单位特意在省里的高科技园区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高科技公司（因为留学的身份，我的名字当然被免费地变成了公司的法人，后来因为系统清理单位负责人兼职公司的要求，几年之后我的名字终于被取消了，不过我也大概是中国国内屈指可数作为公司的法人而分文不取公司经费的典型例子）， 然后尽快办理各类资质，为未来的招标投标准备。

在这个庞大科学工程的可争取经费中，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软件开发和购置，除了极端专业的软件外，系统集成这个大块，不是我们单位的特长，所以只好联合他人，软件方面的招投标留作以后介绍吧。除了软件类之外，另一个大类就是专业仪器。应该说，我们单位所开发的仪器是我们这个行业国内最早的仪器，在国内各个地方都有应用。除了我们之外，还有美国、瑞士、日本和国内好几家都有类似的竞争产品，所以前途比较模糊。

正是因为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在国内有过不少应用，同时在应用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在招投标之前消除历史事件的影响，我带着专业人员不但乘车拜访了东北、华北7、8个省市，行程几千公里，而且还专门飞往西南、华南的几个主要省市，听取他们的意见，采取办法弥补和解决过去的留下的问题。

就这样，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仪器的招投标就开始了。投标评价的结果，我们居然没有被排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前一段时间通过和专业人员长时间的接触，在他们的灌输下，让我觉得我们单位的仪器即使比不上美国，怎么也不能排不进前3吧？而评标的结果居然是国内另外一家仪器排在第一。这让我很受挫折。急忙打听相关信息，得到了评标过程的点点蛛丝马迹，让我似乎找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内容，立刻点燃了我那无法压抑的胸中怒火。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这边已经被专业人员灌输了我们仪器一切俱佳的思想，那边的结果是我们什么都不行，而听来的消息则是评标过程中的不公正性。这就像看到、听到自己可爱的孩子得到不公正待遇一样，最为母亲，无论如何，都要据理力争，哪怕是头破血流。

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去找直接领导。领导可能也已经得到了消息，但是，按照程序运作，既然是已经有了评标结果（虽然还没有最后公开），如果没有太大的异议，就需要按照程序得到批准后公布。而我能做的就是在这个批准发生之前找到主管领导，请求他们不批准。可以想象，这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

主管领导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不可否认的，我当然是带着情绪的，应该还有不少的偏见），一直告诉我他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之下，无法直接否定。无论我怎么解释，结论还是一样。就这样说着说着，我那年轻气盛的脾气就上来了，指着领导说，“好，你敢批准，我明天就去告你！”领导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大吃一惊，惊讶得无话可说。想必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下级单位的人敢当面对他如此地狂妄！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是哪里来的勇气。要知道，在中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下，下级一定要服从上级，否则对自己、对自己的单位都没有好处。可是，在当时，为了阻止那次评标的结果，我是无所畏惧，什么话也不管了，反正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事实上，我没有想到，如果他当时真的批准了，我也无计可施，因为终归我也没有什么铁的证据证明别人评标不公，我所有的就是对单位的满腔热情，任凭任何风雨雷电都不惧色。可能是看到我态度的坚决，或许是他也感觉到评标结果和大家公认的东西相差不少，最后的结果是取消了这次评标结果，从而给我们单位赢得了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的评标，我们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被选范围，也因此最后得到了数千万的仪器研发和生产经费。

今天，回头来总结，按照项目最后执行的结果和仪器最终的质量，我真的比较后悔当年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以不惜和领导对簿公堂的努力，最后给单位带来的仅仅是不大的经济效益和相当大的技术责任和声誉损失。这个结果当然和我本人后来不太重视科技开发和仪器研制有关，更加重要的是相关人员过分地考虑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封闭和保守系统，所以留下的产品质量只能是得过且过了。

让我最为欣慰的是，那位被我威胁着要告到法庭的领导，最后成为对我们单位支持最大的领导之一，可能是他不屑于和我计较，或者说他看到我的行为没有个人私利，完全为着单位着想吧。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谢他的支持！

木子美：公款恋爱
2010-8-16 南都周刊

　　猎男记 | 木子美

　　网上有好事者写帖计算“宋思明到底花了多少钱让海藻脱下了她的衣服？”。手机一部：5000元（朋友送的）；现金：2万+6万（借的）；房子一套：150万（借的）；梦游娃娃一个：100元。算下来，宋思明总花费为1585100元，实际花费却仅仅100元，因为只有那个长得像海藻的梦游娃娃是货真价实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买的。

　　权力和金钱的春药功能在这堆数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宋思明最后不但得到海藻的身体，还得到她的真心，他也沉醉在自己精心编织的爱情里，不惜铤而走险。而如果他没有运用权力信手拈来的财物，他的100元能换来什么，连普通约会的一顿饭钱都不够；如果他按官员财产上报的数字和“杯水车薪”来追求一个貌美女孩，恐怕还不及一个高级白领浪漫。但是你看到了，公款和赃款的魅力如此之大，其附加值甚至让多少虚荣的女孩艳羡这份“勇于付出”的爱情。

　　这部写实的剧作不只是剧作，在生活中其实活生生上演着不少公款恋爱。比如听到的一个八卦：一女孩受到一位干部频频邀请，他文雅体贴，安排一次次体面的私人约会，出入高档餐厅，欣赏高雅演出，也会看看电影，散步送她回家，当她有兴趣去郊外度假，他还会周到预订豪华的别墅套间，邀上三五好友同乐，随时准备大方埋单。她并非海藻那样的穷女孩，工作收入比这位干部的工资还高，更不必用身体去交换什么，也避嫌地不接受财物馈赠，对这连上床都没发生的约会，只是很享受被邀请、被追求的感觉。也许这个有意图却还浪漫的中年男人，和宋思明一样，有着迷人之处，“当你对他有感情时，是不会分他在花公款还是私款埋单的。”换句话说，如果可能，换掉他的身份就更坦然了。

　　但是在女人心里，这样的恋爱不免有瑕疵。我们会不禁假设，他是真爱吗？如果他用的不是公款和权力，他舍得用私房钱谈一场奢华的恋爱吗？或者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会更精明地计算金钱付出和收获，而不会如此从容地大方着。朋友开玩笑说：说不定他是为完成公款消费的额度，在公务应酬之余，顺便进行私人感情消费。就如文强临刑前说的：“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而比起赤裸的肉体交易和包养，用公款享受一下恋爱快感更像有品位的追求吧。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公款恋爱这个名词恐怕也是中国特色。以前我为海藻辩护时说，她作为一个被压榨的纳税人，享受官员用纳税人的钱为她提供的福利，倒也是利用了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那位女孩纠结于干部的追求，打算到此为止时，有人摆出“同流合污”的自嘲：“没事，以后我们谈恋爱约会的发票，都交他给报销。”

中学语文课文：反动统治阶级破坏是泥石流发生的重要原因
from 2可器

　　一次大型的泥石流

　　在一些山区的沟谷中，由于地表径流对山坡和沟床不断地冲蚀掏挖，山体常常崩塌滑坡，塌滑下来的大量的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被水流挟带搅拌，变成粘稠的浆体，在重力的作用下急速奔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泥石流。

　　大型泥石流常常淤埋农田，冲毁桥梁、涵洞、渠道，阻隔交通，甚至堵塞河道，使河水泛滥成灾，破坏力极大。云南省的蒋家沟就多次爆发过这种大型的泥石流。

　　云南省东北部的乌蒙山区中，有一条南北走向注入金沙江的河流，名叫小江。小江下游有一条跟小江近乎成直角相交的沟，就是蒋家沟。这条沟长12公里，流域面积47.1平方公里。这样的一条支沟，平时山泉汇成的沟水流量不过1立方米每秒，却年年爆发泥石流，少的年头十多次，多的达三十次。爆发规模大的时候，泥石流总量可达37万立方米；延续的时间可达12小时；最大瞬时“龙头”流量高大2400多立方米每秒；在坡度6.5％的谷地中，最大流速竟达15米每秒。这样爆发频繁、规模巨大的泥石流，在我国其他地方是罕见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1977年7月27日，蒋家沟就爆发过一次大型的泥石流。

　　26日夜间，蒋家沟一带乌云密布。次日凌晨3时，狂风呼啸，大雨倾盆。到天亮，大雨逐渐转为细雨。6时25分的时候，雨还在下，从山沟里传出火车轰鸣似的巨响，震撼着山谷。这种怪声就是泥石流爆发的响声。在巨响传出之前，往常流水不大的沟槽中，流量很快增大到3—4立方米每秒。稍过片刻，突然出现断流状态。又过了几分钟，随着响声增大，泥石流就滚滚而出。

　　起先出现的泥石流是阵性流，一阵接一阵地往前涌。初发的龙头翻卷滚动，在凹凸不平的沟床上缓慢前进。粘稠的泥浆把沟床铺成了比较平滑的淤积面。后一阵涌来，阻力减小了，速度加快了。但越过初发的龙头，又在下一段粗糙的沟床上缓慢下来，渐渐停止。龙头前进和停留都呈现出明显的舌形。第三阵过去以后，沟床中淤积的泥浆厚达1米左右。6时40分，第四阵涌来，流速大大加快，浪头滚滚，泥沫四溅。这道巨流，中间流速大，两侧流速小；表层流速大，底层流速小。在沟道较直的地方，好像火车奔驰；在沟道弯曲的地方，又宛如巨龙游动。向泥石流涌来的方向望去，龙身逐渐变窄，龙尾匍匐而行，尾梢几乎只剩一条线。而眼前，泥石上下翻滚，泥浪不断拍激两岸。前进的龙头，到沟槽转弯的地方直扑沟岸，可窜起一二十米高。遇到低矮的沟岸，就洗掠而过；遇到高耸的沟岸，就在扑撞以后又跌进沟槽。泥浪的拍激，龙头的扑撞，使两岸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在阵流接连涌来的时候，有一块直径3米多、体积近20立方米的巨石，随巨浪一阵阵滚动。这种阵性流，阵与阵之间相隔几秒钟、几分钟不等。间隔短的，后阵赶前阵，阵阵相催，往往合成一股，奔流而下；间隔长的，往往是龙头过去，响声顿消，暂时泥平浪净。不过间隔长的阵流，流速快，流量大，龙头也比较高。有一次，龙头高达5米，几乎充满了沟道，最大流速达10.9米每秒，流量达500立方米每秒。人站在离岸边三四米的地方，竟溅得满身泥浆，并且感到地面在颤抖。

　　上午8时20分，突然又大雨滂沱。不久泥石流变成了另一种形态——连续流。这种连续流仍然十分粘稠，但呼啸吼震，来势更加迅猛，流速高达12到15米每秒，流量增至500到800立方米每秒。它不断掏挖冲蚀，使沟壁不断坍塌，沟床迅速下切。时间不长，两壁斜坡变得陡直，泥浪起伏的地方形成了七八处徒坎。又过一分多钟，徒坎变成了一个长30米、宽20米、深3米多的大坑。坑里的大石块在滚滚倾泻的急流中互相撞击，发出砰啪的声响，冒出丝丝的白汽。眼前的景象犹如一大锅粘粥翻腾。巨大的连续流历时40分钟，以后又转成了起初那样的阵性流。

　　巨大的猛烈多变的泥石流，一直持续了5个多小时，然后才减缓了势头，从粘稠的阵性流逐渐转为稀性的阵性流，又从稀性的阵性流转为稀性的连续流。中午12时30分，稀性的连续流变成了水流，泥石流才完全结束。

　　初步估算，这场泥石流阵性流共发生了168次，总量为18万多立方米；连续流虽然持续时间不长，总量也达7万多立方米。测定的容重为2.2吨每立方米，冲击力达60余吨每平方米。

　　时隔不到一昼夜，这里又发生一次泥石流。不过这次规模不大，只淤平了前一次形成的大坑和徒坎。

　　蒋家沟频繁地爆发大规模的泥石流，长期遭受泥石流的灾害，是和这一带的地质构造、水文、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分不开的。这一带岩石较为破碎，地震较多，致使河（沟）床坡降加大，山坡陡削，而且夏季暴雨很多，这就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是，反动统治阶级破坏这一带的自然环境也是泥石流频繁爆发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长期在这里掠夺矿产资源，伐木毁林，使山岭变成穷山秃岭，岩石大量裸露风化，山体到处崩塌滑坡，泥土石块不断随水流往沟床聚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据可查考的资料记载，解放前蒋家沟的泥石流曾经十多次隔断小江，堵塞河道，以致洪水四处泛滥，淹没许多农田、房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泥石流灾害的防治工作，国家设立了专门研究结构，采取了许多防治措施。蒋家沟泥石流的研究、治理工作就已经进行了十多年。这一带不仅大量植树造林，而且修建了导流堤、拦挡坝和停淤场。这些防治措施已使蒋家沟泥石流灾害明显减弱，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堵江的灾害。

陈季冰的博客
把审批出来的张悟本审批回去？

　　不久前读到两则有关图书出版的新闻，让我这个酷爱读书的人颇为感慨。 第一条新闻说，鉴于“神医张悟本”事件，新闻出版总署表态，将制定养生保健类图书的学术质量和审读标准，书稿经有关专家审读合格后才能出版，不合格图书将被召回、停售。我注意到，报道在严厉批评了“图书市场上养生保健类书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乱象”以后，用了“终于”二字来形容读者对有关部门“大力整治”的热切盼望程度。

　　另一条新闻说，眼看着书价越来越贵，普通市民、甚至单位阅览室、专业图书馆都越来越买不起书，上海有一位人大代表递交了一份“建议政府出台政策适当降低书价”书面意见，建议有关部门有必要以政策引导、限价规定、适当补贴等方式来进行调整，给出一个指导价，有效引导书市。报道还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人士在回复时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么做似乎不否合时宜。对此，这位人大代表表示，书籍的价格，涉及到引导、教育、激励、提升国民素质等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而忽略了更宏观的因素。

　　对于张悟本是不是个骗子以及他的那本闻名遐迩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究竟是不是本坏书这些问题，老实说，我从未接触过这个人，也没读过那本书，不敢妄下结论。不过，为了讨论起来方便一点，这里权且假定张悟本的确是个骗子，他的那本书也压根儿就不能教给读者任何养生方面的有益知识——也就是说不应该出版。如此，就应当（和可能）通过更严格的出版审查将他筛除掉？

　　我不知道那些掌握着一本书能否出版的生死大权的“审读专家”是怎么产生的？想必他们都是些医疗保健领域内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专家。不过，我好象觉得，在张悟本的身份未被揭露出来之前，他也曾被我们一本正经地当成过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养生专家。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惊惧不已：万一新闻出版署聘来的那些审读专家在审读时一时不慎、不太负责，或者干脆收受了张悟本之类人的昧心钱……那么，他们敲过图章放行或者“隆重推荐”的书，岂不比未经过“严格审读”的书更容易蒙骗我们读者？造成的危害自然也就更大。

　　至于上海那位忧心于精神文明的人大代表的意见，我想来想去也觉得不那么对劲儿。书籍的确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尤其是对于我这个人，不读书，那还叫人吗！可是，读书再重要，总不能说它比吃饭更重要吧？人几天不吃饭可是要死的！一两个礼拜不读书大概不至于思想就完全停滞了吧？这么说来，粮食价格就比书价更应该由政府直接干预；再想想，人不能不穿衣服赤裸上街、不穿鞋子光脚走路吧？因此，服装、鞋子、棉布、棉花……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东西的价格统统都应该政府说了算——怎么能只算经济帐呢？到头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一件商品不应该由政府决定价格的！

　　不用说读者也应该知道，计划经济的逻辑就是这么来的。

　　再来看看《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本书是怎么出笼的？据说它背后的推手是号称“中国民间出版第一人”的图书策划人贺雄飞。贺雄飞没有什么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力去判定一本书该不该出，他纯粹是根据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图书市场嗅觉来决定该不该、怎么样去大力推销（炒作）一本书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扶摇直上的销量证明，市场认可了贺雄飞的眼光。而市场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个时代的读者偏好。

　　也许你可以说，在图书领域，市场与质量之间不能划等号。我对这点深表同意并深有同感——我自己曾出过一本自认为是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内罕见佳作的书，可就是卖得不好！但是，我还不至于因此就糊涂到否认市场自由选择，要求出版社（假如我的权力的话）只准出我认可的书，不准出我不喜欢的书的地步。就说这个贺雄飞吧，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他策划出版的“草原部落”与“黑马文丛”系列丛书，我正是在那几个丛书里系统地认识朱学勤、秦晖这样的当今一流学者的。读者在图书市场里由通过自由选择产生的畅销书，也许的确不是什么高质量、高品位的东西，但这总比硬塞给他一本他不想读的书要好。

　　一个地方、一个领域出了什么问题，国人的条件反射就是要“加强管理”；而所谓“加强管理”，无非是设置更高进入门槛、加大管制力度……要做到这些，当然就需要给予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以更大的权力。在我们这个权力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里，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想必人人都知道答案。

　　因此，我总是想要说，假如张悟本的确是个祸国殃民的大骗子的话，他不是管理不够造成的。恰恰相反，多半正是“管”出来的。


　　
写于2010年7月6日

公益的商业联想

谢璞 21世纪商业评论 2010-08-17

核心提示：与商业创业一样，公益创业同样也有着自身的模式所在，其模式可以归入到三个维度：独特的公共价值主张、与这种价值主张契合而适配的自身资源和能力以及其项目的可持续性与可延展性。

【编者按】NPO/NGO(Non-Profit Organization/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被欧美国家视为政府、企业之外又一推动社会发展的坚实力量。

与商业创业一样，公益创业同样也有着自身的模式所在，其模式可以归入到三个维度。

首先，一个公益模式必须有独特的公共价值主张。正如一个商业模式能不能成功，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满足或创造了一种普遍存在但又被大大忽视的需求，一种公益模式能否成功，同样取决于它能否在显性的公共需求之外发现巨大的隐性需求。

其次，一个公益模式是否成功还需要与这种价值主张契合而适配的自身资源和能力，在公益实践中获得“核心竞争力”。最后，公益模式还必须考虑到其项目的可持续性以及可延展性。

与欧美NPO/NGO组织发展成熟度相比，NPO/NGO被视为我国社会上“缺失的一部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了公益创业，NPO/NGO组织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相对于企业的发展，国内NPO/NGO从业者依旧未能找到公益创业的发展模式。

不同的语境意味着公益创业必须选择不同的模式，选择不同的合作伙伴。试图从校园走向校外的公益组织——绿手指，则面临着不同语境带来的困惑。

绿手指是北京林业大学校园的一个学生公益社团。与同在学校公益社团的不少同学一样，社员刘美辰是个典型的90后。她参加公益社团的动机很单纯——因为这个“好玩”。新学年伊始，绿手指社团几个环境工程专业的社员提议能否利用学校食堂的餐残废油做手工皂。在一次北京环保协会的培训会议上，刘美辰认识了人民大学的环保协会的同学，并且获知了联想青年公益创业计划。从初赛到复赛，绿手指“地沟油变肥皂”项目从众多竞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27强。然而相对于其他公益项目，绿手指只是在校内中举行过一次小型活动，而所谓原材料并不是地沟油，只是由学校食堂提供的炸过食品后留下的“废油”。

6月5日世界环保日上，绿手指的这个项目第一次走出校园，在五道口城铁附近的一家烤鱼店，店长将原本兜售的餐残废油送给他们，帮助完成活动中需要的原料。第一次走出校园的刘美辰兴奋之余也感到了迷惘：“为我们的校外活动提供废油的那家烤鱼店，是在我们苦口婆心的游说下，对方才勉强答应的。我们对于饭店的需求还不了解，同时也困惑于扩大该项目影响力，究竟该跟谁合作?又该如何操作?”事实上，对于绿手指“地沟油变肥皂”项目而言，大学的围墙内外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公益语境。校园里，这个公益项目有着明确的影响人群，即学校学生以及教员职工;而参与该项目的合作伙伴也是很明确——校园食堂承包商，其需求是能够向它的消费人群强调其食品的安全性。此外，在国内高校特殊的语境之下，这种公益活动甚至也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行政使命”。

校园之外，绿手指又该去影响谁?如何选择合作企业?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很多来自校园的参赛团队也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

相对于社员们的困惑与迷茫，绿手指的第一次校外活动其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吸引来了不少行人的驻足留意。而颇具戏剧性的是，五道口附近某个连锁餐饮企业的经理恰巧路过，坚持观看完了他们的活动。活动结束，那个经理主动找到了刘美辰，告诉她：“我们餐厅对于你们的公益活动很有兴趣，你们需要支持吗?我们可以提供废油。”

在联想公益工作人员的提示以及同学间相互沟通之后，绿手指的社员们试图推导出企业的需求所在——在消费者谈地沟油、口水油色变的语境下，消费者认可安全，而饭店则需要告诉人们“我们不用地沟油、口水油”。与公益组织的“非营利性质”不同，企业带有明显的营利性质，企业加入公益行动可能看重的是公益活动能够给企业带来的副产品，即它有可能提升企业盈利空间或者品牌的附加值。

刘美辰分析说，第一次活动之后，他们便意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企业是要赚钱的，企业参与公益都有商业回报方面的考量。饭店的餐残废油都是可以卖钱的，不可能让他们白白把这些油捐出来。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把制造出来的肥皂回馈给企业，或者在我们肥皂的包装盒里印上企业的广告，但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也想过通过肥皂卖钱，只要一部分启动资金便可以将这个项目循环运作起来，但是我们没有生产销售资质，并且肥皂也没有通过工商质检。”

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刘美辰与同学们达成共识：把绿手指“地沟油变肥皂”的活动打造成一个公益品牌。绿手指logo可以贴在合作餐厅的门口和洗手间，绿手指的肥皂在餐厅洗手间免费给顾客使用，让绿手指的logo成为安全、品质有保障的象征——类似Intel inside 一样的标志。这样既能唤起更多的人环保意识，让企业在参加公益的同时也能赢得消费者信赖，增加品牌附加值。

“当然，在绿手指面前有一堆的挑战和问题。”刘美辰坦言，“我们只是在校大学生，要把‘废油变肥皂’打造成一个品牌公益，需要很大的资源和管理能力。这方面我们需要联想公益创业计划提供的支持。”

摆在绿手指面前的当务之急来自于技术与生产资质的问题。事实上，绿手指现在用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沟油、口水油，而只是餐厅炸过食品的废油。地沟油和口水油中间包含了很多的其他物质(包括盐、味精等调味品)，提炼需要很高的技术，而设备的购买也是需要大笔的资金支持。技术方面的欠缺也带来了生产资质的问题，最为重要的便是绿手指生产的肥皂必须通过质检，证明是对人体无害的。当然，找到了公益活动与企业商业利益的交集之后，将绿手指的logo打造成一个公益品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寻找怎样的合作企业也是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在绿手指走出校园的最初阶段。

“我们在最初阶段要争取更多的曝光率，特别是跟消费者生活、餐饮息息相关的媒体，比如说都市报、大众点评……”刘美辰说，“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寻找一些连锁餐饮店合作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餐饮企业更注重品牌，我们可以将影响力扩大到更多的门店。”同时，刘美辰对自己团队的不足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自身能量很有限，联想的专家评委说，我们能够胜出就在于idea很新奇也很大胆。我们需要联想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揭秘：个人无偿献血易 家人免费用血难！
http://www.sxgov.cn/ 黄河新闻网 2009-09-27 14:48:12

“800元的用血费总算是报销了，但加上来来回回的路费、各种证明材料的取证费用，根本就剩不下什么了。”浙江省诸暨市的沈平(化名)无奈地对记者说。

两年以前，沈平的父亲因病住院，用了800毫升的血液，而沈平在这之前曾经在诸暨有过两次无偿献血的经历，每次200毫升，共计400毫升。

按照浙江省2001年12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的有关规定，沈平的父亲可以免交800元的临床用血费，这部分费用“可凭无偿献血证书和有关用血收款凭据向献血所在地献血管理机构结算”。

让沈平始料未及的是，这800元钱的血费结算之路，竟然十分的曲折漫长。

繁琐的报销手续

“我父亲当时没有在我献血的地方治病，两个地方相距120公里。”沈平告诉记者。按照相关规定，无偿献血者必须在献血地的血站报销用血费用。于是，沈平开始一次次往返于医院和血站。

“我第一次跑了120公里到血站时，血站要我出示我父亲的病历。结果，我又跑了120公里回到医院取病历。”沈平说，他当初献血时，血站给了一张名片大小的“说明”，上面写着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可以免费用血，也写了报销血费所需的手续，“但那上面写得特别简单，就说要带献血证、身份证什么的，没想到，真正报销时却这么复杂。”

当沈平拿着父亲的病历回到血站以后，工作人员又告诉他还需要医生开个证明，证明他的父亲当时确实急需要输血。可是当沈平回到医院开了证明再次返回血站以后，工作人员又让他出示用血的发票。

这下沈平急了：“大家都知道，住院的医药费发票是所有费用开在一起的，不会一天一天分着开，也不会一种药一种药分着开，可他们不管，非要不可，否则不给报销。”

沈平返回医院找相关部门交涉后，终于拿到了用血发票。“没想到，血站工作人员又说血价高了，只能按他们血站的价格报销。可是这一来，医院就有了乱收费的嫌疑，医院也不干了，就传真来了一份浙江省卫生厅关于血价的文件。谁曾想血站又说传真件不行，如果没有原件就必须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

通过各种关系，沈平最终拿到了浙江省卫生厅的文件。“我想，这回报销该没什么问题了。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血站竟然还要我拿出我是我父亲儿子的证明!我和父亲没在一起生活，户口也没在同一本户口簿上，但血站不管，证明不了就不给报销!”沈平愤愤地说。

“我父亲治病的医院与我献血的血站相距120公里之远，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条件可不是一下子告诉我的，而是在我解决了一个以后才又提出另一个，这样我就不得不一次次地往返于医院和血站之间。来回往返五六次、一次120公里啊!一般人哪儿受得了如此折腾?”沈平很执着，最终还是把用血费报销了。他说他其实并不是缺这800元钱，“只是想看看‘无偿献血免费用血’的宣传中，到底能不能实现免费”。

各种规定名堂多

“不光是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单位还有一个同事也是这样，同样也是报销800多元钱的用血费，折腾来折腾去，今天要这个人签字，明天要那个人签字，今天这个人不在，明天那个人不在。后来他经不起来来回回折腾，那点钱就干脆不要了。”沈平说。“而且，血站的工作人员都把你当‘贼’一样审，如果你一旦心理承受不住掉头想走，他们就会在你身后说：‘又一个不知从哪儿借了本《献血证》来冒名顶替的，要不是审查得严格一点，不就上了你的当了吗?国家的钱不就被你骗去了吗?’”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只有无偿献血者本人和直系亲属才能享受免费用血的奖励政策，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各家血站就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相关规定。但是有些规定矫枉过正，打击了无偿献血者的热情，甚至令人哭笑不得。

据湖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一个外地患者到他所在的医院做手术急需用血。而当地血站的相关政策中规定，必须要有亲属献过血，才能给病人用血。患者的女婿和儿子都同意献血，以便取得给患者用血的权利。然而，血站竟然要求他们先提供户口本，证明其亲属关系后才能允许两个人献血，然后才能给该患者发放术中需要用的血。患者的女婿和儿子一听就傻眼了，到外地看病，谁还想着要带户口本啊?!

一位来自农村、曾无偿献血600毫升的福州女大学生说，2006年5月，她母亲生病住进了一家县级医院，医院让她联系当地红十字会报销其母的输血费用，红十字会给了她一份文件，上面列出了报销需要的文件：献血者与用血者的关系证明(要有村委会的证明);医院的病症证明单、出院小结;医院的用血证明;医院开具的发票。然后填一个一式两份的表格，村委会证明之后给红十字会签字盖章，再拿到市里的某个地方报销。

“看到文件的那一刻真的是心都凉了。以前去献血为的就是亲属可以免费用血，现在可好，当头棒喝。”这位女大学生说。

“红色存折”提“现”难

浙江省诸暨市中心血库是诸暨惟一的血站，该站办公室负责人陶寅医生告诉记者，血站备有宣传单，详细说明了报销血费时所需的各种文件，“这些都是按照国家的规定。”陶医生说，无偿献血者在献血时，很少会考虑到以后用血的问题，他们来献血就是做好事，往往不会索要这类文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目的很明确，“我来献血就是为了以后能免费用血”，这些人往往会索要宣传单，详细了解报销手续。

对免费用血报销手续的不了解，除了无偿献血者本人的原因外，如果采血人员在采血时认真履行告知义务，日后的纠纷也会有所减少。记者日前在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位于东城区的采血车上询问中心的工作人员“日后报销血费是否很麻烦”时，工作人员说“很简单，来了就能报”，至于“异地用血怎么办”，工作人员则称“你把东西寄来，我们就把钱给你寄去”。但当记者就此咨询北京市东城区献血办时，得到的答复却比这复杂得多。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当时能够详细地告知献血者，日后自己或家长免费用血时的报销手续，沈平可能就会少跑些弯路。这是我们日后需要改进的地方。”陶医生说，如果沈平父亲是在诸暨当地住院，只要在医院里出示《无偿献血证》，相关费用当时就能免掉。“但他属于异地用血，有的医院没有单独用血收据，日后报销就会麻烦些。”

《无偿献血证》被人们称为一个家庭的“红色存折”，就是说，拥有了这个献血证，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拥有免费用血的权利，所谓“一人献血，全家受益”。

然而，为了避免被行为不端者利用《无偿献血证》鱼目混珠，血站的报销手续繁琐，需要报销者出示各种各样的证明材料，但同时，也为无偿献血者本人报销血费带来了种种不便。

目前全国各大小城市的医院和血站没有实现联网，无偿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在医院用血以后只能到其献血地的血站报销用血费。如果医院和献血地不在一处，报销者就必须辗转两地，办理相关的手续。

自199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对无偿献血者的奖励主要是两种：一是献血前免费进行健康检查;二是献血者及其家属临床用血时可以免费。不过目前第二种奖励实施起来却被大打折扣，导致法律上规定的无偿献血者应享受的权利，因手续的繁琐而流于形式，也让无偿献血者的积极性大受打击。

据了解，以上情况不久后有望获得改善。陶寅告诉记者，目前浙江省的采供血系统正在进行联网，2007年的计划就是将这一系统和该省各家医院联起来，需要审查什么资料通过网络就可以查到，如果是省内用血，报销用血费时就不再需要献血者本人跑来跑去了。

精品超市，贵得有理
2010-8-18 8:10:29　来源: 南都周刊

“逛”超市这种心态，其实最符合消费者要求，又最难满足。在干净轻松的环境中，不必拿着本子一条条画掉需要买的东西，而是本着“看看哪个有趣才买”的心态，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到大型超市，追求的是“生活必需”，到精品超市，更看重的是“逛”。二十来元一个的日本苹果、三四百元一斤的澳大利亚牛肉、上千元一瓶的法国红酒是这里的主流商品，有人甚至感叹精品超市整个就是奢侈品商场的一种延伸。

　　从下班到买菜到回家，乔芳开车一般不超过半小时。但最近她宁愿绕远路过北新桥，去东直门新开不久的BHG高级食品超市买菜再回家。

　　很多住高档社区的白领跟乔芳一样，在累了一整天后，实在不想经历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担心食物是否新鲜的购物过程，于是他们会选择类似的精品超市。

　　这类超市通常开在高端百货商场底层，规模也不大，乔芳就是喜欢这种人不多的超市，能悠闲地在柔和的灯光中慢慢选择，还能买到丹麦籍老公非常喜欢的一款番茄酱，在以前那都是要让朋友从香港带过来的。

　　这样的精品超市越来越多，在北京、上海，乃至宁波、杭州等一二线城市，它们已经成为许多高端消费层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这些超市占据的一定是城市的最佳地段，要么在CBD周边，要么位居涉外公寓高档社区附近，二十来元一个的日本苹果、三四百元一斤的澳大利亚牛肉、上千元一瓶的法国红酒是这里的主流商品，有人甚至感叹精品超市整个就是奢侈品商场的一种延伸。

　　8元一斤的生菜和5元一斤的西瓜

　　跟随丈夫定居北京的加藤太太每天都会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到楼下的OLE′超市转一圈，像每个中国家庭主妇每天都去菜市场买菜一样。

　　这家OLE′超市地处东环广场负一层，东环广场本身的位置就是闹中取静，虽然濒临东二环的商住两用高楼，但是除了少数外资公司以外，广场还是以高层次居住人群为主，这儿一个普通的两居室租金已经接近五千元，这种价位很自然地就把普通消费群拦在了门外。

　　同北京许多中心地段一样，再“高档”的楼盘，周边的老塔楼小板房不在少数。在这种充满居住气息的“大小区”范围内，有一个普通超市，有一个卖各种日化的小商品市场，还有无数卖麻辣烫煎饼蒸饺的小门脸。距离东环广场两分钟脚程的范围内，还经常有两车地摊小贩，每天推着车贩卖新鲜蔬果，生菜2.5元一斤，西瓜0.8元一斤。

　　然而，加藤太太甚少离开过东环广场范围，即使她知道以上所有设施的存在，她还是宁愿穿着家居服，悠闲地推着婴儿车，去OLE′买8元一斤的生菜和5元一斤的西瓜。

　　跟OLE′一样，BHG超市同样出售“天价”蔬果，一般老百姓看到一片只有小拇指那么厚的冬瓜切片竟然要卖10元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嗤之以鼻， ANNIE第一次见到这种所谓天价“有机食品”的时候，也是这个反应。

　　ANNIE在东直门东方银座的一家猎头公司上班，月入八千，在北京属于中等偏上水平。父母住在离她公司5分钟脚程的小区，早在几年前，ANNIE父母已经不去普通的农贸市场买菜，宁愿步行20分钟去附近超市买菜，虽然可能会比农贸市场稍微贵一点，“但起码有空调，可以慢慢挑，也不会踩得鞋子又湿又脏”。

　　后来，ANNIE发现了东方银座负一层有一个BHG超市，她曾经建议过父母上这里买菜，毕竟只需要5分钟就能到，但是父母还是不愿意，每天都宁愿多走一点，“近又怎么了，菜太贵了呀。”

　　原本ANNIE也这么想，但是有一次因为太着急了，懒得走那么远，所以就在BHG买了一盒20元/公斤的蒜。这盒蒜从开封到用完整整一礼拜，都没有变坏，而且味道非常好。相比起农贸市场卖3元/斤的蒜，这种“有机食品”确实贵了不止一倍，但是ANNIE觉得物有所值：方便，健康，味道好。

　　记者采访这天，ANNIE买了一小盒44元/公斤的小汤山杭椒，两个26元/公斤的芒果，临走时她看到一旁的工作人员戴着口罩和手套在切西瓜，把尖尖红红的瓜瓤剔出，瓜皮一点儿不带，瓜瓤通体透红地整齐地码了一层，用透明盒子装好密封，在灯光下盈盈透着晶莹水亮。这盒现切的西瓜瓤38元/公斤， ANNIE忍不住又拿进了购物篮。

　　结账出门，ANNIE将小票和价签都撕下来扔掉，“再好的东西，让老人看见那价钱他们始终会受不了，没办法。”

　　看看哪个有趣才买

　　OLE′、BHG，在北京白领消费群里口碑最广的两家精品超市，在商品的选择上，两家都大同小异，无非是一些国外进口的食品、护肤洗涤等日常用品。但真正有趣的，是OLE′、BHG在不同位置的分店呈现出的不同配置与状态，这种“因地制宜”的特质，与普通大超市的规范模式化完全不一样。

　　精品超市本身就是为满足个性化消费而生，多变灵活、有的放矢是最大的特点。你能在二环和五环的家乐福买到完全相同的东西，但是如果要买正宗的日本味啉，只能去东环广场的OLE′，连相隔不到一公里的东直门OLE′都没有卖。因为东环广场日企多，很多在朝阳门上班的日企员工也选择在这附近居住，而东直门则更临近使馆区与住宅区，因此会更设多外国食品与各种调味香料的货铺。

　　在东直门BHG店，既有豆蔻香茅等外国食材，也有为照顾附近上班的中国白领设置的熟食专柜，卖鸡脚卤肠西红柿鸡蛋盖饭；在三里屯店，因为属于旅客流量最旺盛的消费休闲区，所以单设出来的是礼盒装的茶叶与紫砂器皿；而在CBD中心的新光天地负一层，那里一层卖的是PRADA、 GUCCI、ROLE′X，于是负一层的BHG便设有芝士专柜，出售最高级最贵的芝士，店员用英语作普通交谈顺畅无碍。

　　到大型超市，追求的是“生活必需”，到精品超市，更看重的是“逛”。精品超市，贵精不贵多，所以对比起倡导“一站式”购物的大型超市来说，精品超市会更细致地关注目标消费者的心态需求。

　　“逛”超市这种心态，其实最符合消费者要求，又最难满足。在干净轻松的环境中，不必拿着本子一条条画掉需要买的东西，而是本着“看看哪个有趣才买”的心态，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但是要在客人看到想买的东西后又做到超市本身的“满足”服务，这点最难把握，而精品超市往往比较在行。

　　在BHG，如果逛着逛着心血来潮要买咖啡，你能在咖啡专柜的专业服务员指导下选到合心意的咖啡豆，而且不需要像在大超市里抬头找分类货架指示牌，只要扭扭头，就能看见咖啡糖、滤纸、咖啡机一应俱全地码在咖啡豆附近的排架上。

　　在OLE′，有专门的红酒专柜，不同的红酒根据不同的要求存放在不同的温度隔层里，理所当然地，各种酒瓶架开酒器、杯子、杯架，也都陈列在旁。当然还有专业红酒服务员向你介绍红酒，更多的时候她说的是你想知道的红酒知识，并非某个品牌的宣传促销语。

　　当然，这种专柜也是金融街分店才有，在生活气息浓郁的东方广场店就不必了。

贵，但让你觉得值

　　除了在消费心态的琢磨上讲究一个“细”字外，精品超市的另一大特质，就是特别注重引发消费者的购物欲望，在这种“外貌”营销上，精品超市花费的精力，绝对是普通大型超市难以望其项背的。

　　精品超市把包装学、心理战术都运用到营销里，摆明了告诉你，我的商品是卖得贵，但是我会让你觉得物有所值。

　　李渊已经退休，按理说应该到了那种只求实惠不求新潮的年龄，不过他选择BHG的理由倒是非常朴实又非常简单，“这里用的是柔和明亮的黄色，感觉很温馨很舒服，而且货物在黄色灯光的照耀下，也显得比较好看。”

　　OLE′虽然用的是白色灯光，但是因为货架高度适中，疏密规范，感觉比较专业，没有大型超市那种严肃冰冷的压迫感。

　　另外，背景音乐也是一大学问。ERIC与MACY这对年轻情侣就非常反感被认为是听网络歌曲的一代，认为“口水歌”都俗不可耐，他们甚至会根据超市播放的歌到底有没有“品”来判定超市的档次。这似乎也是年轻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心态，毕竟进专卖店当然会比进“一元店”来得有身份。

　　精品超市显然已经将这些都列为考虑范围。在BHG，背景音乐是一水儿的英文歌，虽然也有泛潮流英文歌的电音版，但是至少听上去，感觉会比较“高档”，况且“音量总保持在顾客们一说话基本上就听不到的分贝，这个度把握得非常好”。OLE′则选择了纯音乐背景，即使曲目再“俗”，但总显得比唱出来的有范儿。

　　两家超市都深谙推广之道，他们选用了专柜展示的方式来营造一种“陈列”感。同样的婴儿奶粉，在大超市就被合并同类项满满当当地塞在货架里，但是在精品超市，则是挑选出单品，放在设计特殊的陈列柜中，柜子上方大灯一照，一种高贵的“陈列”感觉凸显，普普通通的婴儿奶粉也有了“明星”的特质。

　　更小、更专、更精

　　有一次，加藤太太在OLE′买了一盒12元的金针菇，回家一打开，除了外面那层是好的以外，底下所有的金针菇都坏了。“幸好这种情况是非常偶尔的一次”，如果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估计要吵翻天了。加藤太太笑笑作罢，一是知道精品超市货物流量少，卖的是无防腐的有机蔬菜，所以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没什么大碍；二是即使加藤太太想去理论，那里的收银员也不会说英语。

　　这种人员培训不够规范的例子其他超市也存在。然而在采访中，包括加藤太太在内的外籍人士都表示其实店员不会说英语对交流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是自选超市，阅读商品标签就能了解一切信息了。

　　不过这些都反映了目前精品超市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

　　因为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也弱，所以对于商品的选择来说，研发要非常到位，并且要不断地更新，准确地定位，一旦产品选择失误，造成的影响将会是非常巨大。

　　于是精品超市对入什么货，入哪些牌子，入多少量，必须有非常好的把握。但是即使能把握，到底满足的是小众需求，很多时候会“顺得哥情失嫂意”。为此，BHG曾在货架上不断变更酱油牌子的比例，有时候是A品牌的品种多，有时候是B品牌的品种多，有时候会出现C和D，这种情况，在大超市基本上是见不到的了。

　　不管怎样，精品超市的出现的确已经笼络住了一批高端消费群。奥运会前，上海城市超市在北京开出第一家店，顾客群体从最初外籍与本土8：2的比例变成了现在的6：4。上海城市超市（北京）公司总经理张宗才认为，目前进口食品市场的需求非常稳定，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和追求品质生活的人对新奇食品有着越来越大的兴趣。

　　“这是社会消费的个性化与市场细分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零售商学院》杂志总编曾令同如是说，“为了满足市场要求，也为了满足特定人群的消费要求，才会有精品超市的出现。”

　　在北京，甚至还有“绿叶子”、“一手店”这类低温肉类熟食等细化到专项的精品超市，但是数量和种类还不算太多。

　　“随着市场越分越细，消费者日渐成熟，小、专、精的超市将会是趋势。”曾令同说。

　　精品超市在北京

　　BHG：北京华联高级食品超市（BHG Market Place）的简称，是北京华联针对本土高档消费者及居住在本土的外籍人士开办的高档超市。

　　OLE′：“ole’”在西班牙语中是“兴奋、快乐、开心”的意思。华润万家旗下一间以进口食品为主的高端超市。其中６０％产品是进口的。2004年首家OLE’在深圳开业，目前全国门店已达10家以上。

　　赛特商城超市、燕莎友谊商城超市：都是北京老牌的高档百货店的附属超市，也是中国最早的高端超市，1000平方米的赛特超市今天仍然是北京最昂贵的购物场所之一，80%的商品进口，一年的营业额在1亿元以上，其中60%来自于稳定的老顾客群体。

　　上海城市超市CityShop：成立于1995年，现拥有多家门店，号称有十年进口食品零售经验，以经营世界各地风味食品享誉上海。2008年进驻北京。

海归记事（11）：欧洲的穿梭外交
回游的海归 2010年08月16日


前文已经说明了，我们准备申办2008年我们领域学术大会的国内前期准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准备申请书和相关的申请资料，同时我们得到明确消息，法国、印度和中华台北也会申请同一年会议的举办权。这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我们争取到举办权，次之就是台湾以外的地方争取到，最坏的结果是台湾申请到。如果真的让台湾成功了，那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的（不过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是李登辉后陈水扁掌权，两岸关系很差；如果是今天，估计就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了）。

为了申请成功，除了自己做好内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最后结果就是每个国家的国家代表的投票，因此，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为申请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好在我们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更有中国快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的支撑，所以，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开展外交游说。

说到外交游说，就需要非常有效的组织。展开世界地图看，我们领域的主要代表分布于两个地区，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特别是南美。如此，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迫切需要去这两个地区游说。因为是欧洲区可以用落地签证来访问其他国家，所以只要申请一个国家的签证即可，这样各类手续要简单得多，从而可以组团进行。南美地区，因为没有通用签证，只能我一个人拿着美国护照去了，不过这是后话。

欧洲地区，经过我们的筛选，最后确定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还有一个是马其顿。这样横跨欧洲大陆的7个国家，需要提前联系好他们，然后在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找到国家代表，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和他们讨论，最后尽可能地说服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如何之大。

出访欧洲的团队由两个部门指定的5位同志，其中两位是接近60岁的老人，不过这两位可是谈判、国际交流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同志，身体好，口才好，胃口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另外的3位，包括我，都是40前后，属于主要干事情的成员。等一些联系完毕之后，我们在2004年的5月底到6月初依次地穿梭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马其顿，其中包括在火车上渡过的几个夜晚，不仅完成了和每个地方国家代表的谈判，还顺道访问了N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并且乘机签订了几个合作协约，再加上提前完成任务之后再挤出一点时间的逛街，整个行程没有一天是休息。我们团队中有好几位最后都磨坏了几双袜子，可见行程之辛苦。

为了签证方便和最好的结果，我们第一站就选择了法国作为突破口。因为法国和我们一样是申办国，因此从一开始就希望得到他们全力支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阻止台湾成功的任务，所以和法国人讨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攻守同盟。也就是说，第一轮我们互相竞争，万一某一个轮次我们其中的一个下来了，在以后的轮次就要尽力帮忙去支持另外一家，这叫做先竞争后合作的关系。和法国代表整天一天的谈判结果，以双方满意结束，在口头上我们约定好要竞争合作，总算完成了第一站的任务。当天晚上，从会议地点回到宾馆的路上，看到大街上的路灯都特别亲热，更不用提那些时髦的女士了。（第二天早上，等我们再次到大街上的时候，发现很少能够看到漂亮的美女，看来，心情的好坏经常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完成了和法国人的谈判，并且参观了一个我们专业的技术工厂之后，当天夜里就坐火车去西班牙，第二天早上到达马德里。在西班牙境内逗留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内，不仅取得了西班牙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在这里结识了后来为我们努力做出极大帮助的一对夫妇，下午还能挤出时间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和国家网络中心。同一天晚上，在我们乘火车离开的时候，顺便看到了几个月之前马德里火车站的恐怖袭击场所，感慨万千。这次西班牙访问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因为南美是西班牙语系占多数，有了西班牙的支持，后面南美的工作就应该容易一些。

新的一天开始了，火车把我们拉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葡萄牙的同志，心里盘算着申办下下次的会议，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希望法国能够成功的，因为法国成功了，他们接着申请的可能性基本就没有了。因此，尽管他们嘴上不说，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们心里明显要支持我们的可能，这就够了，反正我们也不能让人家开出书面证明。至于最后的投票结果，在这个阶段，谁也无法预料。有了这样的结果，加上第一天在西班牙的结果，大家都很高兴。和葡萄牙的国家代表谈话结束以后，虽然时间已经是傍晚，我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坐车去了一个海边的小镇，美美地吃了一大顿海鲜和喝了不少的葡萄酒， 然后打道回宾馆，准备第二天的旅行。（顺便说一句，这次在葡萄牙和后来的意大利都喝到了很好的葡萄酒，很是让我回味。）

离开了里斯本，我们的下一站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因为路程太远，只能是飞机了。去过奥地利的同志都知道，维也纳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下了飞机之后，刚好遇到了当地的大雨，等到了宾馆已经是晚上了。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中餐的同志们，都在抱怨，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要去吃中餐。好不容易在离宾馆不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餐馆，遗憾的是，这里价格奇贵，味道极差。吃完之后，我终于又有例子说服他们，以后不要再考虑中餐了，我们要到了哪里就应该找当地的风味，那才是正道。一夜休整以后的第二天，我们重复着同样的程序，发挥我们团队的三寸不烂之舌，在类似着胡搅蛮缠之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明确的答复，这是正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于是乎，又一个国家同意了，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完成了奥地利的任务，我们下一站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的任务除了说服其国家代表以外，还有两个地方需要访问，因此花费了整整两天多的时间。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之中，我们单位以前和意大利还有一些接触，所以比起其他国家，我们对意大利没有那么生疏，谈判，访问，一切相对顺利，最后的结果再一次是支持我们。这样，一路走来，还没有不好的结果，这是我们出访之前没有想到的。在意大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发现，那就是和巴黎的感觉一样，意大利也没有多少美女。

意大利之后，就是希腊了。到达雅典是下午的时候，乘着火车从机场到宾馆，看到大街上清一色的美女，非常养眼。第二天，我们就要兵分两路，他们四个人留下，和希腊的同志聊，我一个人北上，再次乘火车，去马其顿。

从雅典北上去马其顿，快要离开希腊的时候，中间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叫做Thessaloniki，一定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我的旁边，就坐着两位这个城市的美女。或许我是那个火车上位数很少的亚裔面孔，还说着不错的英语，再加上一点天马行空的胡扯，让她们感到很有不同的内容。几个小时过去，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因为两位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对学习英语热情高涨，等火车到了Thessaloniki，她们热情地邀请我下车，说是要给我介绍那个城市，给我当免费的导游，并且说，12个小时以后，还有一趟火车，同样是去马其顿，所以不会耽误我的行程。我因为公事在身，在车上也就是胡扯两句，况且马其顿的对方还有人来接站呢，如果有变化，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拒绝了她们的好意。送走了她们，我接着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然后终于达到了马其顿的Skopje。

马其顿因为是前南斯拉夫的联邦，以前和中国有着很悠久的联系。我的孩提时代，南斯拉夫的电影都看了好几部，所以从内心深处对马其顿还是很亲切的。马其顿的朋友好像和我是一样的感觉，对我的到来热情异常，满口答应对中国的支持，再临时起草了一个双方研究机构合作的协议，请来了科技部长作证，当场签字了事。国家小有国家小的好处，就那么几个人，互相之间比较熟悉。在马其顿的一天，中午和科技部长吃饭，晚上和建设部长喝酒，弄得我想去买点东西都没有时间（马其顿的香烟物价比较便宜，尤其是香烟很便宜），不过经过了两次酒桌上的交流，同样有着留日经历的马其顿国家代表很快就和我熟络了起来，成为后来支持我们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

结束了在马其顿的游说，我第二天再次乘车回希腊，并且和留在希腊的同志们汇合。见到同志们的时候，同样是互报喜讯，然后是最后一天的休整，接着就要飞回中国了。

就这样，经历了两个星期和7个欧洲国家的周旋，我们第一次穿梭外交以成功结束，为未来的申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海归记事（10）：申办数千人的学术大会（一）
回游的海归 2010年08月13日

在我们这个专业，有一个国际组织，一般由一个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秘书长，和近10位的执行理事组成常任的机构，这个组织下面是国家或地区的组织，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代表，参加每四年一次的全体会议。我们这个组织以前主要的工作只有两个，一个是每四年一次的学术会议，另一个是我们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每四年一次的会议，现在刚好和夏季奥运会是同一年，需要申办国家或地区提前4年申请，由国家代表在全体会议上投票决定申办的国家，和奥运会的程序比较相似，所以有时也被一些人称为我们领域的奥林匹克会议。按照过去的经验，每次一般都有3到4个国家申办，最后落到得票超过半数的一个国家，如果第一轮票数不够，那么就要淘汰那个票数最少的申办国，循环下去直到有一个国家得到超过半数才停止。

名义上，这个国际会议是属于这个国际组织的，实际上，具体的操作的绝大部分都是举办国的国家或地区组织举办。因为我们这个领域虽然比较特殊，虽然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相关的人员，但是全世界参与的科研人员的总数还是不少，特别是日本，多达数千人。最近，每次的会议规模都超过千人，而且在2000年和2004年都超过了2000人，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举办这个会议，对于提高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展示中国最新的经济和科研成果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正式因为如此，我们单位的第一任所长，和后来的曾经第二任所长都努力过一次，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两次都没有成功。在我回去之前的2000年，台湾地区在申请2004年举办权的时候，在最后的一轮中以2票的差别败给了加拿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果台湾能够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败。

正是因为学术、政治需求等原因，并且更加重要的，举办这样的会议，对于我们单位有着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我回国以后不久，就开始了2004年申办的准备，因为正式提交申请书之前，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一就是整合国内的相关学术组织。在国内的学术界，我们的专业比较窄，只在两个一级学会下面各有一个二级学会。早年，为了申办这个国际会议的需要，两个二级学会联合，成立了一个联合会，经外交部批准，可以对外作为国家的一级组织代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活动。因为国内没有活动，所以很多年都没有变化，当年的相关人员，绝大多数都已经退休，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重新明确这个联合会的相关人员。我作为这个组织的挂靠单位的负责人，当然就要承担具体事务，最后在这个联合会中当一个秘书长，并出任在国际组织内中国国家代表。想必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甚至是在国外的一些组织机构中，主席都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具体的事务都是秘书长负责，然后再成立一个工作办公室，加入若干真正干具体实事的人员，负责日常的运作。

组织完善之后，第二步就是取得主管部门的同意。前面已经说了，我们是两个二级学会的联合，而这两个二级学会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不过因为大家都是熟门熟路，早已互相之间都是脸熟，再加上申办这个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费太多的精力就得到了两个主管部门的批准。

得到了主管部门批准之后，第三步就是国家的批准。因为这个会议规模太大（我们预估是在2000到3000人，外宾至少1500人以上），预计外宾也很多，需要举办会议的当地政府（北京市）、外交部（特别是外交部）还有各相关部门的通过。北京市比较好办，一是两个主管部门都在北京，和北京地方有着不少的关系，二是举办这样的会议对北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三是反正他们也没有具体繁重的任务，当然是乐于成事。至于外交部以外的部委，反正都是挂名的性质，最多需要多开几次会议，对于他们部门的工作没有影响，所以都无所谓，因此也就是乐见其成了。

最有挑战的地方就是外交部了。外交部从来都是一个NB的部门，我们的申请不但规模大，外宾多，还有一个联合会的历史问题需要解释清楚，而当年批准这件事的当事人基本都离开去了其他地方和岗位，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谁也不敢做主，批准同意。经过N多次的协商，最后终于在我们单位的档案中找到了当年外交部的批件，很多问题才慢慢地解决，并最终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这时，时间已经是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的3月底，而当年的申请需要在5月份之前送出去。

就这样，国内的行政准备基本完毕，剩下的就是具体的任务公关了，包括申请书的制作、游说各国的国家代表和最后的答辩，其中各国的游说和最后的答辩很有意思，留给以后的博文再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