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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内阁戈壁开会 欲向中国出口风电

蒙古希望有一天向邻国中国出口的不只是煤炭。

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上，蒙古总理巴特包勒德(Batbold Sukhbaatar)简要叙述了加大可替代能源投资并向中国出口风电的计划，出口的风电相当于4,000万吨煤产生的电能。

目前，蒙古是中国煤炭进口的第四大来源地。中国本来一直是煤炭净出口国，这一状况到去年发生改变。去年国内需求增加，山西煤矿进行大规模整治，中国不得不在亚太地区寻找现成的煤炭供应。深居内陆的蒙古有着大量未开发的矿产和能源，中国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加之蒙古毗邻中国，而中国又是蒙古铁矿石、铜、煤和其它大宗商品的需求大户，这就使得蒙古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

但是采矿以及烧煤都是向环境索取，最终可能引发金融问题。在蒙古建设风力发电厂的投资公司Newcom Group首席执行长伯德(B. Bold)说，虽然蒙古煤炭资源丰富，不过煤电厂受制于碳排放标准是迟早的事。

蒙古政府希望利用大型煤矿开发项目的收益为太阳能、风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补贴。有官员称，政府也偏好那些使用节水技术的矿产项目。

蒙古内阁上周在戈壁沙漠召开特别会议，内阁成员讨论了此类以及其它一些环境问题，希望集中精力进行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治理沙漠化。据信蒙古约70%的地方受到沙漠化影响，其中部分原因可归咎于过度放牧(蒙古300万人口中有超过一半都是牧民)。

用水量增加造成蒙古多条河流断流，湖泊干涸，用水紧张，当地生态环境也因此遭到破坏。每年秋季的大风将戈壁的尘土带到北京和中国其它城市，如果越来越多的蒙古土地变为沙漠，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改善。

据出席会议的一位政府人士说，蒙古内阁成员身穿西服、带着帽子和太阳镜，一路跋涉至摄氏30°气温的沙漠腹地参加会议。

Ellen Sheng

邹至庄：国企的效率提高了吗？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9月02日

国家发改委应抓紧安排课题组在全国范围调查上述改革举措在所有领域中推进的可能性。这将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得到提高，使中国社会更加和谐，人们的生活也会更加快乐

　　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为顾客提供的服务水平很低。商店、餐厅、宾馆、银行、公交车、铁路以及电影院的售票处都缺少为顾客服务的激励机制。有些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从给服务对象制造麻烦中获得乐趣，因为他们自己办事时常常面对恶劣的服务态度，所以轮到他们提供服务时，就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获得心理平衡。
　　这种行为在市场经济改革后逐渐在私营和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中消失了，但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最近，我遇到了两个有趣的实例。
　　第一次是在厦门，我和厦门大学的网球教练想租用一块厦门市所有的网球场地来上网球课，准备付钱时却被告知要到场地旁边的办公楼里买一张卡才能完成支付，当我们去买卡时，却又发现电脑系统出了故障，还得等人来修电脑。我们想先把钱付了，好在电脑修好前能够打上球。无论是发卡员还是网球场服务员谁点下头，我们都可以用上场地，但两者都拒绝了，而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三块空场地！最后教练不得不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过后，我想如果我们直接走进场地打网球会发生什么，网球场的服务员会叫警察把我们赶出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警察也应该站在我们这边，因为这块网球场地是属于厦门市民的公共财产，而我的教练作为市民有权使用场地。作为服务大众的公共财产的保管者，网球场的服务人员没有履行职责，这是他们工作的疏忽。我的教练告诉我，上次他用这些场地时，这里还是由私人来经营的，服务也很好，但市政府看到经营可以获利，就收回了管理权。
　　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国银行北京科技会展中心支行。2008年我在该行开了一个可转账的储蓄账户，得到了一张带密码的借记卡。因为忘记了密码，我今年6月24日想去银行找回密码。在排号等了20分钟后，3号窗口的出纳员告诉我得新开一个使用新密码的转账账户(回过头来想，也许我应该对他提出质疑，并直接找他的经理，但我没有)。不管是他在说谎还是中国银行就是这样规定的，这都是银行经营低效率的体现。填新账户申请表格，不断重复输入密码(大概输了16次)，等出纳员填完其他一些要求的表格，完成所有程序总共花去了40分钟。终于，出纳员告诉我新账户开通了，并给了我一张新的借记卡。可是第二天，当我用这张卡时，每次都被告知账户余额不够支付，甚至连两个人在宾馆里的早餐钱都不够。如果真要是我不得不用我在中国银行的存款支付我中国行程的费用的话，结果将会怎样？第二天我已离开北京。请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办事人去银行询问，出纳员告诉她，我需要回到银行再开一个使用新密码的转账账户才能解决问题！
　　这两件事是每天都在中国发生的、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麻烦的例子。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已经对经济效率低下和国有企业服务差进行过讨论。1980年我在广州东方宾馆住宿时发现宾馆的经营很差，但1987年再来时，却发现同一家宾馆服务和经营都已经大有改善，因为一家香港人经营的中国宾馆在街对面新开业，同时东方宾馆的管理层也可以从盈利中获得奖励了。从这个例子中，我发现如果管理层可以从企业盈利中获得激励，同时存在竞争，无论是国有还是私人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的经营也可以是有效率的。
　　如果我们能够减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不便，不仅人们将变得更快乐，整个经济也将运行得更有效率。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生活中就得忍受诸如此类的种种不快。正如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提到的，减少这种不快的简便途径是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向私人，或者尽可能地通过租赁合同实现私人经营，并且在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允许并鼓励竞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国家发改委应抓紧安排课题组在全国范围调查上述改革举措在所有领域中推进的可能性。这将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得到提高，使中国社会更加和谐，人们的生活也会更加快乐。（邹至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当游说变成一个产业

李华芳 2010-09-07

从K街通往国会山的道路上，游说已经日益专业化，并且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精细的产业。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相关的领域，总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相应的游说组织，全体一致地同意非常罕见。任何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必然是福祸两相依，很难让所有人满意。这时候利益集团就会亲自出马或者雇佣专业的游说机构进行游说，以影响国会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法案。

利益集团是游说业的最大买家，这些买家形形色色，按照内容可以大致分成几类：第一类与儿童相关的。人生的最初阶段是不是应该花大钱？这是问题的聚焦点。美国出生的孩子，都被当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来看待，因此在孩子身上，美国人的投入可谓高矣。新移民利益集团当然欢迎加大对孩子的投入，但也有人反对，尤其是在种族问题上观点比较保守的利益集团更是认为自己出钱补贴了不喜欢的人，要求政府慎用补贴。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不断通过游说来强化各种儿童福利法案，这样基本上能保证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能够依靠财政补贴养活一家四口，生三个的话还有盈余。通过多生孩子的策略，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数量急剧增加，连带西班牙语也跟着流行起来。

第二类是与教育相关。孩子长大了总得去上学，那么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呢？每个孩子都是美国的财富，那么必须保证“不落下一个孩子”(No Child LeftBehind)，这一NCLB法案2001年获得通过，意味着联邦预算必须增加在教育上的支出。实际上不仅如此，美国至少有50项法案及修正案与此相关。而这还没有涉及到高等教育领域。这里面的利益集团的辩论也极其精彩，教育设备供应商认为应该多增加教育设备才能提高学生的成绩，而教师工会显然认为这是个荒谬的主意，所以双方就又需要游说，各自提供报告来证明自己的有效性。而纳税人握着选票来挑选各自的代言人。

第三类是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两头除了儿童保障和养老保险外，中间除了教育，大概就属于医疗问题最大。围绕医疗的争议之巨大，简直让人觉得美国人在医疗上浪费的口水太多了，各个利益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不是针尖对麦芒相互叫阵。最为明显的是奥巴马的医改政策了，要在不增加原有负担的情况下提高医保覆盖率，这种有挑战性的言论如何才能实现？如何避免变相向公众加税？是否能够避免挪用其他方面的资金？即便在奥巴马的改革获得通过之后，这种争议还将继续，而且可以想见，争议各方将严密注意着预算变化和医改方面的支出。

第四类是与养老相关的。这是极其庞大的团体，因为要争取维持和扩大联邦预算在养老方面的支出。有想要得多的，也有想要给得少的。例如我现在阿灵顿的房东已经百岁高龄，依旧神采奕奕，实在是得益于过去长达40多年的养老保险。想想看过去40年间在辛苦工作的人的感受，自然不难理解工作群体要求减税、让老年人们自己去参加商业养老的呼吁。

上述四类利益集团的争议实际上也蕴含了美国公共政策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当然还有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以及外交等方面的讨论。但围绕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老病死展开的公共政策讨论，构成了游说者聚焦的内容，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提供这些内容，以争取利益集团作为自己的客户。

从2000年到2005年，在短短的5年间，K街用于游说的金钱总额从16亿美元增加到了21亿美元，增幅高达31%。而2009年，K街游说总收入已经达到34.7亿美元，已是2000年的两倍有余了。

对海淀区计生委向我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公开申辩
杨支柱

昨天一早某电视台来了5个人，说是要做一个节目报道我的计划生育观和我们一家的生活，在黄金时段播出8分钟。结果为了抓拍我孩子玩耍的镜头，花了4个小时。跟我谈话的时间，也有几十分钟。我不知道这么多内容在8分钟内播出会是个啥样子。为了便于我的热心读者了解我的最新活动和观点，我想还是把他们对我的采访补做一个摘要吧。因为是事后补记，当然难免添油加醋。正好海淀区计生委准备向我征收所谓“社会抚养费”，给我3天时间申辩，我本来是打算不予理睬的，但一些网友希望我申辩一下。现在3天已过，我拿这个根据回忆自制的答记者问公开地申辩一下，也不算食言。

问：你为什么要拒绝缴纳“社会抚养费”？
答：不该交。孩子是我们自己在养，不是社会或者政府在养。我们若楠连户口都没有，在中国这样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被承认为一个人，完全不能享有作为人最起码的权利，更不要说社会福利了，跟养了条宠物狗差不多。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养宠物狗征收“社会抚养费”呀。若楠唯一享受的社会福利大概就是免费注射一类疫苗了，那都是几块钱一支、最多几十块钱一支的便宜疫苗，贵一点的二类疫苗还是要交钱的。而若楠出生以后他们把若一曾经享受的独生子女费和我工资中的“幼补”都要回去了，四年就有两千多块，已经远远超过若楠免费注射疫苗的成本了。何况若楠长大后还要纳税，一个人一生所纳的税扣除他（她）幼年、晚年、生病和失业时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外应该还有剩余，这样社会才能发展。所以像北欧那种社会真的抚养了小孩的高福利国家生孩子也无需缴纳什么“社会抚养费”，何况是中国这样一个低福利国家，又何况我们若楠根本没享受任何社会福利！我们自己生孩子、自己养孩子，却要从政府那里高价买“人票”，这是不可忍受的勒索。再说我们夫妻现在都失业在家，有点积蓄那也是孩子的奶粉钱、衣物钱、学费钱，必须誓死捍卫，不能让政府给抢去了，全家喝西北风。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要说政府也应该负补充责任的，但是中国政府却反过来抢劫父母养活孩子的财产。如果中国的父母们也向政府学习，要孩子先交“家庭抚养费”才肯给他们饭吃，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要饿死。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大陆的“一胎化”政策？
答：“一胎化”是个不准确的概括。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生育行政许可，即所谓“见证怀孕，持证生育”。如果没有获得准生证（现在改名为“生育服务证”了），即使是第一胎也要缴纳所谓“社会抚养费”，甚至可能被强制堕胎。如果获得了准生证，即使是第二胎甚至第三胎也不会受到处罚。因为绝大部分人只允许生一胎，所以被简略地概括为“一胎化”。这种简略概括的主要问题还不是不精确。政府计划的政策生育率一直在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降低，但城市一胎、农村一胎半（第一个是女孩的可再生一胎）使得政策生育率从一开始就低于1.5，2007年的时候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接受采访时说政策生育率是1.382，现在可能更低了。如果考虑到不婚、不育和婚前死亡，1.382的政策生育率分配下去形成的有效生育率不足1.2，所以说中国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差不多。问题是这个“一胎化”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只说“一胎化”，并且把中国的计划生育翻译成英语的“family plan”，就会掩盖中国大陆计划生育的真实状况。生育行政许可才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本质。行政许可是以普遍禁止为逻辑前提的，获得许可证才能突破这种普遍禁止。对于没有获得许可的生育行为当然要阻止，怎么阻止呢？于是有对农村育龄妇女每年4次的孕检，不管你结婚没结婚，都要检查你是否怀孕了。城市人口如果流动到另一城市生活，也必须有这种连续的检查来证明你没有怀孕或已经堕胎，否则你以后领准生证就相当的麻烦。于是有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强制上环来阻止妇女无证孕育。万一你漏网了，无证生育了，那就要处罚，要征收罚款或所谓“社会抚养费”，以儆效尤。交得起钱还好；如果交不起，那就可能拉家具、拆房子、抓亲人甚至把孩子抱走交福利院卖给外国人。

问：我印象中1997年国家计生委出台过一个什么“七不准”，明确禁止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非法羁押亲人、扒房子等暴力行为，你能说说下面不执行中央政府文明执法的要求的原因吗？
答：那个什么“七不准”是规定给外国人看的，目的是把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打扮成公民自愿的。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非法羁押亲人、扒房子等暴力行为至今也没有消除。暴力阻止无证生育是计生行政许可制度合乎逻辑的结果。既然无证生育的孩子是违禁品，就像未经许可生产武器、毒品一样，阻止或抓捕的过程难免使用暴力。如果中国政府真要阻止计生暴行，为什么不通过公开程度较高的法律和司法手段，却要用国家计生委的一个公开程度很低的文件？基层计生行政人员不可能把这种文件传达给计生管制对象。实际上，“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到今天还在实行。不管一个地方经济多么繁荣、环保和社会治安做得多好，只要生的孩子比上级党委、政府计划的多，县委书记、县长或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就会被撤职。对于这些基层官员来说，是我不株连计生执法对象的亲人，上级就要株连我。所以计生暴行不止是中央政府所默许的，而且可以说是中央政府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本身就来自国务院的文件，2002年制定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也对计生暴行装聋作哑。

问：三十年来“一胎化”强制计划生育没有变化吗？
答：当然有变化，计生暴行比过去少多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生育年龄不断提高，不育率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不需要政府强制也不会多生孩子了。尽管各种强制计生措施依旧，但强制程度普遍下降了。另一个变化，是使用暴烈手段的目的也不同了。过去普遍使用暴烈手段是为了尽力阻止所有的无证生育，现在偶尔使用暴烈手段是为了恐吓无证生育的人缴纳所谓“社会抚养费”。一些地方生育率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政府给与的生育指标都完不成，根本无需担心“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如果当地财政又很拮据的话，乡镇政府很可能鼓励农民“超生”，这样他们或者可以事先卖准生证，或者可以事后征收“社会抚养费”。农民“超生”的少了，他们的收入就少了。

问：你的意思是说计划生育已经由控制孩子数量的政策变成了敛财工具？
答：差不多是这样，但某些时候的某些地方例外。尽管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证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但各地仍然抽风式地掀起所谓“计生风暴”，譬如2007年的广西博白，今年的广东普宁。在这种搞运动的时候，仍然像过去一样，普遍使用暴烈手段以阻止无证生育，而不是偶尔使用暴烈手段杀一儆百催收“社会抚养费”。

问：有人说富人交得起罚款可以多生孩子，这对穷人不公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富人超生总体上是个伪问题，是国家计生委为了苟延残喘而利用民间仇富情绪掀起的话语风暴。富人由于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妇女受教育程度较高等原因，总的说来生育率肯定比农民低，所谓富人超生其实绝大部分也不过是生两个孩子，这是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对社会是有益的。而且富人“超生”第二个孩子也大多在国外或香港生，孩子根本就不是中国大陆的公民，罚不着。也有一些富人换老婆生孩子，把原来的妻子离了再娶没生过孩子的老婆，这是可以领取准生证的，不算“超生”。被当作富人“超生”的典型而受到重罚的总共没几个人，几乎都是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否则就出国生了）而又比较诚实（否则就换老婆、包小蜜生了）的乡镇企业家。事实上各地对富人“超生”的处罚更狠，政府好不容易逮着个油水大的能放过吗？因此这些人往往被罚得倾家荡产，我觉得他们怪可怜的。让穷人生不起孩子的是政府，不是富人。就算富人没有被罚得更狠，眼红富人多生了个孩子也是一种很阴暗的心态。譬如你被强盗割掉了两只耳朵，你的邻居因为有钱给强盗而只被割掉了一只耳朵，你不和邻居共同对付强盗，反而对强盗说：我被割掉了两只耳朵而他只被割掉了一只太不公平，应该把他的另一只耳朵也割掉！

问：你认为“一胎化”强制计划生育对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哪些危害？
答： 强制计划生育的危害，现在说得最多的是人口老化和性别比失衡。其实即使只从人口本身考虑，也还有一个不亚于前两者的危害，就是人口质量下降。卫生部自己承认的一个数据是，仅仅1996－2006年十年之间中国大陆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就上升了66％。强制计划生育使得大多数“超生”孩子的母亲不敢进正规医院的门，计划生育政策所倡导的性与生育分离的观念导致青少年视堕胎为儿戏并导致性病泛滥成灾，还有计划生育所提倡的晚婚晚育，导致了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大幅度增加。独生子女的普遍化导致独生子女养育模式成为几乎所有孩童的养育模式，从小娇生惯养，生存能力和心理素质严重下降。巨额“超生”罚款和社会抚养费夺去了“超生”父母抚养、教育孩子的财产，导致“超生”家庭的孩子营养不良，受教育程度相对下降。仅仅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超生”的孩子就有一亿左右，这意味着至少4亿人的生活水平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计划生育决不像国家计生委所说的那样是“优生优育”，而是恰恰相反，是劣生劣育。
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的宣传和实践还形成了一种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短时间内很难消除它的影响。计划生育意识形态只看到人消费财富的一面，忽视人创造财富的一面，认为人多了人均财富就少了。在这种坐吃山空的观念中，财富总有一天被消耗完毕，社会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一方面，上一代不承认社会养老体系需要下一代劳动力来支撑，把孩子看作是降低自己生活质量的累赘，同时也看作整个社会的包袱；这种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连多年来主张“放开二胎”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都同时鼓吹“奖励不育”。另一方面，鼓吹计划生育宣传“妈妈只爱我一个”，连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都被看作是跟自己争夺财产的竞争对手，必欲消灭而后快，试问还有什么人际关系不是敌对的？如果我说计划生育造成了一个“人对人是狼”的不和谐社会，那是对狼的诬蔑，因为狼群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显然不是这样的。

问：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口老化趋势和性别比失衡已经很严重，迫切需要调整人口政策。你怎么评价社科院的这个报告？
答：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这个报告，大约十天前英国Economist杂志的记者采访我时也提到这个报告，我想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报告吧。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一个御用学术机构，它的报告可以看作风向标，说明政府也在认真考虑三十年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了，计划生育政策不久可能要修改，拿不准的只是修改的幅度大小。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我因为生二胎而下岗后，国内有至少二十家媒体报道过我的事情，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宣部出面禁止的话，京华时报的报道就被从腾讯、网易、新浪等网站上消失，第二天不可能再有报纸报道，可事实上对我的报道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不过从学术的角度看，我深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根本不值一看。官方学者耗费巨资做出的报告，跟我们业余人口学者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做出的研究相比，不是离真理更近，而是离真理更远。首先，这个报告会肯定计划生育的伟大成就，决不会承认计划生育搞错了，而只能承认计划生育不适应新的人口形势了。其次，它对于人口老化和性别比失衡的程度会严重低估，譬如它不会考虑到男大女小的婚姻传统在一个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国家将进一步放大适婚人口的性别比，它也不会考虑到性别比严重失衡将导致适婚女性因为没有安全感而大量外流。事实上不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所有受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口学家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问：你怎么评价山西翼城的“二胎试点”？
答：赵紫阳时代的“二胎试点”好像有十个，我记不清了，你要准确数据的话就去问梁中堂先生。但是这些试点后来大都被取消了，有的是取消了有恢复、恢复了又取消。只有山西翼城的“二胎试点”因为梁中堂先生的坚守而长期保留下来。准确地说，所有的“二胎试点”，包括翼城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二胎试点”，而是农村二胎试点，城市户籍人口仍然只许生一胎。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翼城的各年龄段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正常，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左右，远不到世代更替水平。
我并不认为“二胎试点”有多大说服力：一则因为试点的环境跟非试点地区的环境是不同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举国体制之下，完全可以做到任何试点都是成功的；二则因为人口可以流动。
翼城的“二胎试点”之所以被认为有说服力，是因为有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作对比和支撑。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同样表明实际总和生育率低于政策总和生育率。而在性别比方面，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性别比都跟生育率成反比，不管有没有强制计划生育。也就是说，孩子生得多时性别偏好不起作用，孩子生得少时性别偏好才会显现出来。
我个人坚决反对扩大“二胎试点”或建立“政改特区”这类的观点。每一个人、每一群人，都有自治的权利，也有自治的能力。自治形成的差别才符合自由得精神和平等的原则。如果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决定在某个地方搞“试点”或“特区”，则必然会陷入这样的诘难：如果有危险，为什么拿某个地方的人当试验品？如果有好处，为什么好处只给“试点”或“特区”？还有，就是基本人权不容剥夺，当然也不能以“试点”或“特区”的名义来剥夺，不管是剥夺“试点”或“特区”里面的人还是外面的人。

问：你个人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批判和反抗强制计划生育？
答：很简单啦，我在家排行第三，上面有个姐姐，还有个哥哥，如果毛泽东当年采纳了马寅初的建议，或者“一胎化”倾向的强制计划生育早搞十五年，这地球上就没有我杨支柱这个人啦。它要消灭我，我不反抗行吗？不过即使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可能还是要批判和反抗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在独占父母过相对富裕的生活和跟兄弟姐妹分享过相对清贫的生活之间，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残害了数以亿计的胎儿，政府不把无证生育又没有缴纳所谓“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黑孩子当人，“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夺走了大量孩子的奶粉钱，其中女胎或女婴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深重；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反抗这种残害儿童的恶法。强制计划生育的后果女人比男人承受得更多，如强制孕检、强制堕胎、强制上环，直接受害的都是女人，强制绝育的绝大部分直接受害者也是女人，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作为姐姐的弟弟（我母亲1978年就去世了）、妻子的丈夫，我一生深受女人的恩惠，我有责任帮助中国女人摆脱这种非人的迫害。强制计划生育把人不当人，践踏胎儿生命，蔑视人类尊严，跟我国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义务教育法、户口登记条例等众多法律中的许多法律规范存在尖锐的冲突，使法律秩序荡然无存；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有责任清除现行法律中的毒素。强制计划生育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尽我所能早日把这种暴政送进历史博物馆。
最后我还有个经济上的理由，由于若楠的出生，海淀区计生委要向我征收所谓“社会抚养费”，估计最少也得十七、八万（家庭年收入的3倍，其实最多可收10倍），如果到若楠上学的时候计生恶法还没废除，这钱我无论如何也得交。如果能够在3年内废除计划生育，哪怕只是废除独生政策，我就可以把所谓“社会抚养费”拖黄了，我牺牲的3年工资不过相当于交了所谓“社会抚养费”，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不合算。如果两年废除独生政策，我还赚了呢。当然他们也可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我的财产，譬如拍卖我的住房，但是海淀计生委谁干这个事他个人需要有足够的胆量，海淀法院是不是愿意成为舆论靶子恐怕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我并不担心。

（8月30日起草，9月6日修改、补充）

英国历史上的暴君时代
from 2可器

载于南方都市报2010.9.5　作者：2可器

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恐怖时期，当属17世纪中叶的克伦威尔专制。丘吉尔对这个共和政权的评价是“英国自古以来最令人发指的政权”；俺国课本对克氏的评价也是“军事独裁者”。那么这个暴政的罪行主要有哪些呢？———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迫害保皇派、恐吓法官干扰司法独立、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权力。有一些极端事例被义愤填膺的史家们记录在册：严刑竣法，比如把通奸者处死；士兵在圣诞节随意闯入民宅抢肉；安息日不准到处溜达；禁止斗熊和斗鸡；不准搞体育活动；不准围着柱子跳低俗的舞蹈；不准在衣服上穿戴低俗饰品。

然而，即使在克伦威尔一言九鼎的时候，英国政坛上也一直存在着反对派。这个政权从来没有以“国家”“正义”等光鲜名义掠夺国民的私产，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一个人作为政治犯被处死，无人未经审判被收容或受到劳教式的监禁。

至于克伦威尔本人，他在著作中写道：“我们不想把一种思想强加于人”，“自然取得的东西比强硬手段获得的东西至少好一倍……你们通过武力实现的事情在我眼里一文不值。”这么个“暴君”，在英国史上居然摘取了“最令人发指”的桂冠。

另一个因专制而得恶名的得算被克伦威尔砍了头的查理一世，但以今天的标准看他那个著名的“个人独裁”期，怎么看都有点山寨。首先那个时期的英格兰国王是没有常备军的，查理一世也不例外，国王的合法性在传统、习惯和法律，并不是枪杆子。

查理一世的独裁是国王-议会政体意义上的独裁，主要是撇开议会乱搞钱，比如屈尊钻《专利法案》的空子，用专利批准权寻租；本着“苍蝇也是肉”的原则，对缺席授勋的贵族罚款；最搞的是，他竟然像拆迁办主任和城管队长那样，以强拆威胁伦敦违章建筑敲诈勒索。

就这点罪过已经让英格兰民怨鼎沸。后来苏格兰战争一开打，查理发现银子不够使，不得不重新召集议会拨款，不幸被议会趁机造了反。

和查理一世一样乱搞钱把自己搞栽了的，是14世纪的“专制理查”。理查二世专制达到顶峰时，做到了自议会诞生以来各代英格兰国王都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彻底驯服并消灭议会。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游荡享乐、到处伸手搞钱。他最大的失误是动了私有财产权这块奶酪，让有产阶级人人自危。所以当1399年他去爱尔兰打仗的时候，一个被他剥夺了财产继承权但有皇家血统的流亡贵族吆喝着漂洋归来。此人一登陆就受到热捧，一路光鲜进入伦敦登基成了亨利四世。理查二世从战场归来后直接关进了伦敦塔。

如果按我们理解的标准，专制二字挂在理查二世的脸上还有点挂不住。其实理查二世是个讲究法治的国王，在对1381年暴动“秋后算账”时，他就明确要求法院要“依法办事”，结果总共只有150人被处死，而且都经陪审团裁决，那些被捕的人则在半年后被大赦。和查理一世一样，理查二世的专制之名在于和贵族及议会过不去，他在民间却享有穷人和弱者保护神的美誉。

此外还有个世人皆知的英格兰国王叫“血腥玛丽”，这个恶名因为代指一种酒精饮料而广为人知。其实玛丽女王的执政期很短，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她只杀了些立志殉教的新教徒。这样的国王也叫血腥的话，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哪个皇上还好意思穿“仁政爱民”的马甲。

丘吉尔是一位洞悉历史的巨人，亲眼见识了20世纪德国和苏联的悲剧，所以他一而再地在笔端感慨英国暴君与“当代”暴君的“差距”。例如他评价理查二世说“不过和现在比起来，统治阶级作出的反应还是很有节制的”；他评价查理一世的独裁：“如果把这段个人独裁时期当作名副其实的暴君专制时期，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它同不久以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1938年前后)的其他国家政府相比，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对克伦威尔政权，丘吉尔虽然评之为“英国史上最令人发指”，但“在许多方面，克伦威尔的独裁不同于现代的专政”。

中国有“以史为鉴”的格言。尤其当把本土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比较的话，更是大有异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对暴政历来特别宽容。中国史上被定格为纯暴君的大概只有商纣，其他的暴君我们习惯于“主要看成绩”，甚至帮他吆喝“真想再活500年”。这种宽容使中国人把强奸当成了夫妻生活，然而放在世界史下一比较，我才知道，强奸终究还是强奸，竟然隐隐有了点痛的感觉。

有关洪水、三峡、南水北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26ee070100kb0t.html

有关洪水、三峡、南水北调，我的观点是：这两个工程可以修，也有用，但必要性可能还不如在各地的支流新修、修补、翻新各种水利工程，比如小水电、小水渠、水坝、防洪堤、分洪区、上游集水森林、植被恢复、大小湖泊的恢复等等。 国家重视大工程，中小工程却没钱，地方也不重视、没钱。导致这30年，中小工程有没人修或没新建的情况，CCTV二套报道过。

雨都是从支流到干流的。 以漳州的九龙江为例，在80年代以前，一两年一次大洪水，非常严重，损失很大。后来，80年代以后，大修各种中小水电站，在各个支流，上上游。至今快30年了，漳州再无洪水。以我呆过的南靖县为例，一条河上游可以有 5-6个水电站。大雨来时，由于不是流域内所有的支流都是同时大雨，故，有的大坝可以提前排水，以便蓄洪，有的大坝可以迅速泄洪，大家阶段分工，干流压力就小多了。我估计，这些水电站绝大多数都是漳州市可以调动的，可以不惜不发电、少发电来提前排水。越是中小水电站，越是当地政府可以调动的。而三峡水电站是副部级，谁能调动它？ 长江委员会？湖北省？重庆市？三峡公司是公司，旗下还有上市公司，肯定是要力求盈利的。即，在它看来，发电可能大于抗洪及航运。

另外，据一深圳朋友的转述，以色列海水淡化出来的自来水销售价可以达到4块多人民币/吨（每立方米55美分）。这个价格比南水北调的水便宜。北京目前的自来水也大致是这个价。花这么多钱搞大工程，不如把北方干旱地区的一些重工业改为节水设备，把北京的一些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及高校、耗水工业，搬到中国西南的贫穷地区；或在海边，搞海水淡化。几百亿、几千亿元，用于科研，用于规模化生产，也许对海水淡化技术、节水设备技术、污水处理及再生技术，是个极大的促进。

再说经济适用房会推高房价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

　　经济适用房能压抑房价的理由是，当同一种商品有两个市场，价格不同，当两个市场可以交流时，价高的市场会降价，价低的市场会涨价。这样的说法并不错。比如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市场，粮食在美国市场上价格低，在中国市场上价格高，自由经济中自然会有人从美国买粮食运到中国销售。结果美国的粮食减少，价格上升；中国的粮食增加，价格下降，两国的价格差别会减少。而在房子问题上，现实是现在的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是两个不能交流的市场，能买经济适用房的人买不起商品房，买得起商品房的人不符合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参与者是两个不同的人群。

　　当然，这样的假设（买商品房的人和买经济适用房的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是否成立可以讨论。严格讲，如果大家都讲规矩，这个假定是可以成立的。谁都想买便宜的经济适用房，但买经济适用房是要审批的，收入高的人不符合条件，肯定被排除在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群体之外。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都是收入比较低，也肯定买不起商品房的。所以上述假定可以成立。划分这两个群体的分界线就是收入水平。低收入的人买经济适用房，高收入的人买商品房。二者界限十分清楚。但如果大家可以不守规矩，两个市场的买方可以混杂，审批根本不起作用，情况就会大不同。

　　由于两个市场的参与者不能沟通，不能交换，所以经济适用房市场不论怎么变，不会影响商品房市场。经济适用房增加也好，减少也好，商品房市场完全不受影响。但这里假定经济适用房的增减不影响商品房是有条件的。事实上由于可供开发的土地面积是一定的，一块地用于经济适用房就不能再用于商品房。二者不能互相替代。多开发经济适用房必定减少商品房。我们不能假设在商品房用地之外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土地可用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在土地面积不变时，增加经济适用房必定减少商品房。同时购买商品房的人并没有减少，同样多的人竞争减少了的供应，价格自然会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适用房会推高商品房的房价的道理。

　　扯远一点，如果天上真的掉下来大块土地，而且上面都盖好了房子，这些房子应该如何分配？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开颜”，房子应该分配给寒士，也就是穷人。不是分配给中产阶级，不是分给绅士。分配给穷人，并不是白送给他们，而是给他们有地方居住。这就是廉租房的根据。

　　当然也会有人有异议，既然天上掉下了馅饼，不如把它卖几个钱，帮助国家的发展。这就是效率观和公平观的区别，二者都有其理由。但是如果论卖钱，就应该卖得愈高愈好，也不会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出卖。何况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建房要有成本的。这是政府的资源。大家知道，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政府的资源就是全国人民的资源。拿全国人民的资源帮助穷人，大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意见。但是为什么拿全国人民的资源帮助中产阶级买房，就没有太多的理由了呢？政府有责任解决每个人的住房问题，但是没有责任满足每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望。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不论是谁，买房只能靠自己，靠政府是讲不通的。没有地方住，可以找政府想办法，但是不涉及所有权。

　　还是回到上面的结论吧，根据那个结论，取消经济适用房可以降低商品房的价格。事实上中国改革的三十年中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价格双轨制时，同时存在着两个市场，一个是低价的计划市场，一个是自由价格的商品市场。如果取消低价的计划市场是不是会抬高商品市场的价格?一般人都认为会这样。但经济学家认为不会。这个争论和现在的争论是一样的。后来取消了低价的计划市场，自由市场的价格反而下降了。其原因是低价的市场存在着浪费。取消低价的计划市场，就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样的商品供应，避免了因低价导致的过度的不合理消费。合理消费的供应增加，价格就反而降低了。

最高级俱乐部
2010-9-7 南都周刊

它邀请世界上的思想领袖与实干家来分享他们最热衷从事的事业。比尔·克林顿、比尔·盖茨、维珍品牌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国际设计大师菲利普·斯达克以及U2乐队主唱Bono都曾经担任过演讲嘉宾。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级、最大规模的精英俱乐部了，TED大会上的演讲人要么是某一领域的佼佼者，要么是某一新兴领域的开创人，要么是做出了某些足以给社会带来改观的创举，他们的演讲视频为全世界亿万粉丝所疯狂追捧。这些崇尚“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的精英，心甘情愿地聚集在TED大会上，建成一个分享探索与未来的前沿思想阵地。

　　文_Anya Kamenetz 编译_凌奥幸

　　TED大会

　　TED是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科技、娱乐、设计)的缩写，这三个广泛的领域共同塑造着我们的未来。TED大会于1984年由理查德·温曼和哈里·马克思共同创办，从1990年开始每年在加州的蒙特利举办一次，而如今在世界的其他城市也每半年举办一次。现任主人是克里斯·安德森（左图）。会议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它邀请世界上的思想领袖与实干家来分享他们最热衷从事的事业。比尔·克林顿、比尔·盖茨、维珍品牌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国际设计大师菲利普·斯达克以及U2乐队主唱Bono都曾经担任过演讲嘉宾。

　　有一天，记者收到一封朋友发来的电邮，标题写着：“你是TED演讲人吗？”

　　邮件里有一个链接，点击之后会看见一个18分钟的演讲，主讲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丽，演讲的主题是《人类道德准则中的一些缺陷》。另外的一些朋友也传过来类似的视频链接。每一封这样的邮件就好似会员卡一般，把人引入一个名叫“TED演讲人”的俱乐部。

　　TED是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科技、娱乐、设计)的缩写，它本身是一场论坛性质的民间会议，1984年由理查德·温曼和哈里·马克思共同创办。大会邀请世界上的思想领袖与实干家来分享他们最热衷从事的事业，参加者们称赞它为 “超级大脑SPA”和“未来四日游”。

　　温曼是美国建筑师学会的前任主席，对于TED，他最初的想法只是要“办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晚宴”。正是温曼设立下了几项最重要的TED会议规则：包括单一的主题，不设置问答环节以及最为出名的18分钟时间限制。温曼是犹太人，18这个数字在犹太教中代表着“世界生活”的意义。但是在他看来，设置成18分钟并没有那么多附加的意思。“15分钟太简短，但是如果设成20分钟，人们肯定会超时到25分钟，19看起来很奇怪，而17又是个素数，所以我最后决定是18分钟。”

　　温曼把早期的TED会议安排得很像杂技团演出，演讲台被装饰得极为戏剧化，会场里还摆着各种恐龙骨架，活生生的蛇、猎豹以及灰熊都会在会场里进行表演。而参加会议的诺贝尔获奖者们，类似比尔·盖茨之类的大腕则和魔术师、杂技演员混杂在一起。大会观众往往都是企业的CEO、科学家、创造者、慈善家等，参会费高达六千美元。

　　现今TED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活动，主要在于它将“伟大的创意”以及“人际关系”这两点结合在了一起。它不像达沃斯论坛那样有一长串政界或经济界精英的参会名单，而是将圈子、关系这两大社会构成发挥到极致。自从9年前传媒大亨克里斯·安德森买下TED之后，它就成长为一个超越会议性质的世界品牌。

　　全球共享的大课堂

　　一直以来，TED秉持着“彻底的开放主义”以及“用创意的力量改变世界”两个基本原则，并由此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它将成为一个新的哈佛，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顶尖的教育品牌。

　　当今社会，如果要想建立一个顶尖学府，首先你需要将那些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瓜招至麾下；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一个优秀的学校应该能够提供新鲜且原创的知识，而非那种随处可见的信息；同现实社会一样，学校也应该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注重科技的发展而非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给予学生们专业性强的知识；同时，作为学校创立者的你，还应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网络。

　　以上这些正是TED的完美描绘。

　　在TED这所“学校”里，讲师来自五湖四海，可以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可以是电影制片人J.J.埃布拉姆斯；可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主教，也可以是拉美女小说家伊莎贝尔·阿兰德。演讲的主题从生物物理学到平面造型设计，涉猎广泛。而TED主要通过参会费、广告以及公司赞助营利，去年的经营盈余甚至达到了两百多万美元，为之后的再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TED的经营方法证明，越开放的教育方式越能代表21世纪的教育模式。TED演讲视频的流行让克里斯·安德森对TED重新定位：从单一的年会转变为思想交流的平台。当确立下这样的目标后，转变就自然发生了。3000多位社区志愿者通过TED开放翻译项目把演讲资料翻译成77种语言，方便世界各地人们的观看，也给TED带来22亿人次的潜在受众。“我们把TED变成了一个全球共享的大课堂，这是我们梦想的一部分。”安德森说。

　　在TED会议上，你可以发现一些在传统大学校园里无法找到的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巴里·施瓦兹是TED会议的演讲人之一。“在斯沃斯莫尔，学生们都极为聪明。问题是，一旦在象牙塔里待的时间过长，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懒惰的思想，觉得不用再学什么了。来参加TED的人们都期待着通过彼此的互动、交谈，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改造。”

　　《环境周刊》编辑辛迪·斯蒂夫斯说，更不能忽视的是TED给参与者带来广泛的人际网络。人际圈的扩大给参与者们带来了实际的好处，研究人员和非盈利机构找到了赞助商，作家和学者找到了出版商，网络高手则为他们的创意找到了实现的可能。

　　2007年，生物学家E.O.威尔森获得了当年的TED大奖，高达十万美元的奖金被威尔森及其团队用来创建一个开放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名叫“生命百科全书”。但对他们来说，TED里的人际关系比奖金更为重要，这正是安德森买下TED的原因。“我1998年第一次参加TED就完全爱上了它，也爱上了参加会议的人们和他们伟大的智慧、创意。在我看来，TED完全可以是一项终生事业。”

　　演讲视频的传播

　　和TED一样，安德森本身就是技术爱好者、企业家以及社会改良家的综合体。作为一个教会医生的儿子，安德森在巴基斯坦、印度及阿富汗长大，成年后则从事与科技有关的出版行业。在买入TED之后，他将其定位为非营利性组织，并尝试将温曼“拯救世界”的理念发扬光大。

　　“安德森相信，如果将一帮聪明人放在同一个屋子里面，他们自会相互交流、沟通、启发，他想利用这点为一个更好的世界作点贡献。”TED全球主任布鲁诺·格优萨尼说，演讲视频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人们说起视频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什么？Lady Gaga还是帕里斯·希尔顿？TED演讲视频的迅速流行，可以多少给这个社会带来些许慰藉，证明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世界的未来。TED媒体执行制作人朱恩·科恩说：“我们刚开始将TED视频放在网上的时候，认为下载数不会超过四万次。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演讲仅在第一年便被超过一千万的网友下载收看。”世界各地的人们给科恩发来邮件，称他们情绪激昂、泪流满面地看完演讲，并将下载的视频群发给自己的邮件联系人。“三个月不到，我们便建立了自己的网站Ted.com，并将整个组织的功能设定为‘创意、理念的传播’。”

　　但这样的“开放”态度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金口难开的演讲嘉宾们是否愿意将他们演讲的内容放在网上被人传阅，而那些付钱参加TED大会的人又是否情愿和大众分享这些生动有趣的演说。

　　“将这些内容放在网上供人们免费传阅，对我们的经营模式曾有着巨大的威胁。”但事后证明，这样的忧虑完全没有必要。2006年，第一个TED演讲视频被传到网上。“那一年，我们将参会费增加了50%。结果不仅所有门票在一周内全部售完，还有另外一千多人申请加票。”

　　如果你现在进入Ted.com界面，会发现里面有超过700多个演讲视频，而最受欢迎的演讲一般有五百到六百万的点击率，网站上还有类似于IBM之类大公司的广告。

　　“多数演讲都被制作成了‘高校音乐剧’的模样。”科恩说，TED大会使用多镜头摄像机，能够将演讲人的各种动作抓拍得一清二楚。比如比尔·盖茨在强调疟疾的危害时，大会现场放飞了一群蚊子，场内的摄像机成功拍下这一过程的特写。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例如演讲者清嗓子的镜头等都被删除出去。

　　和普通视频一样，TED演讲视频很容易通过广泛的传播使演讲人一夜成名，吉尔·泰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研究中风的哈佛神经解剖专家曾在TED上作过关于中风之后精神苏醒的演讲，此演讲视频在2008年被放上网，并很快流传开来。“我被《时代》周刊列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奥普拉看了我的视频之后，立刻给我作了一个专访。十多家出版商也找上门来，希望出版我的书。六个星期之内发生的所有这些事，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TED大会的组织成员凯文·凯利如此解释：“这是交流的新类型。正如人们为了看精巧的故事而去购买《纽约客》一般，更多的人会选择去看TED的18分钟演讲视频。”

　　TEDx，前景美妙的副产品

　　TED汇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头脑，拥有实验性的运营理念、成功的商业模式，在开创属于21世纪的开放、顶尖教育模式上，似乎已经走了很远，那么它的下一步将走向何方？

　　安德森在将TED的视频资料无偿给予任何有需要的人们的同时，也由此衍生出TEDx项目，这种本地化、自组织的活动可以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来分享类似于TED的经历和体验。

　　“当我们将演讲视频放上网之后，TED这个名字便越来越为人所熟知。我们想的是如何利用TED这个名字的力量，允许人们为其创造出更多的意义。”TED视频授权官拉娜·斯泰因是TEDx的忠实拥护者，她还为此设立了诸多指导纲要，保证这些区域性、自发、独立的讨论会能够秉承TED大会的高质量，并同时具有启发性。

　　根据她所写的纲要，TEDx讨论会不能超过一天，会上25%的内容必须是TED演讲视频的内容。本地演讲者的谈话要被录音，并被放在Ted.com以及一个专门的YouTube频道上。如果是100人以上的讨论会，组织者必须是参加过TED大会的人。只要满足了以上条件，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组织TEDx讨论会。

　　出乎安德森等人的预料，TEDx项目大获好评。“我们本以为社会上的回应会很少，讨论会也会比较小型。但结果是，每周都有20个TEDx活动举行。”TEDx活动的主题和地点更加多元，从悉尼到特拉维夫再到长城，你甚至可以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个乡村里发现这样的活动。

　　TEDx这种更为平民化的讨论会甚至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支持。科技专栏作家萨拉·莱西曾写过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对TED如此厌烦》的专栏文章，但是对于TEDx她却大为赞赏，因为这样的活动允许更多普通人发表见解，“比一帮名人在台上大谈自己的想法更有实际意义”。

　　二十年以来，管理艺术教导人们要尽量地保护自己的品牌。TEDx宽松的举办条件，是否会给这个并未兴起多时的TED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无从可知。我们所知道的是，人们应该去尊敬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相信将个人和伟大创意联系起来的巨大力量。“一个群体、一个组织自愿通过教育的方式去改变世界，并建造与此相关的交流平台，这是一个新的模式，世上再没有类似这样的组织了。”TED视频授权官斯泰因表示。

　　TED的下一步计划是将其散落在全球的社区通过网络连接起来，而今年秋天举行的TED全球会议将会成为一个先导，帮助人们通过Ted.com举行自己的讨论会。科恩信誓旦旦地说：“当你建立起这样的平台时，你根本无法预测人们会怎么使用它，并创造出怎样的沟通、交流方式。我们的想法是大胆而有前景的，只希望到时候能够梦想成真。”

剩女经济学

赵莹 2010-09-07

核心提示：如果这是一个“公主级”股票市场的话，那每份券商分析报告的评级应该都是“买入”，这是多么划算交易啊。

北美的华人婚恋市场有着跟国内的景象大体一致的格局——剩女比剩男多。剩男多半还有条退路，可以回到中国去“搬运”媳妇儿，可是这条路对剩女们来说则往往行不通，而“外嫁”则会面临诸多文化差异带来的烦恼和问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剩女们“有价无市”的状态。

这些美丽的女孩子往往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便被父母教育要做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新女性。如果说独生子女政策还有什么显然的利处的话，应该就是真正地提高了妇女地位。我们成了父母唯一可以投资的对象，因此我们才在教育和其他各方面的资源配置上得到了公平公正，甚至有些超国民基准的待遇。

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拥有了傲人的工作经验，很多在我看来，恨不得做回男人的女人们，就硬生生地熬成了剩女。而每当家里的三大姑六大婆咀嚼起他们的故事来，开场也往往都是－－“她们眼光高，哪个男人敢要”？！读的是名校，入的是名企，挣得比男人多，花的也不比男人少，甚至有些还气质品味楚楚动人，完全颠覆了以前北美女博士的刻板影响：然而这些所有点点滴滴的好，都成了婚恋市场上的“劣势”。

如果这是一个“公主级”股票市场的话，那每份券商分析报告的评级应该都是“买入”，特别是对于希望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人”而言，这是一桩多么历久弥新的划算交易啊。

如果拥有一位受过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另一半，下一代的遗传基因就会不错，而且即使对美国公立教育有诸多不满，实施起“home schooling”（家庭教育），也有很大优势；有个同样风风火火的职业女性伴侣，经济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不用整日担心失业所带来的身份和收入问题。可是她们在婚恋市场上，却成了价格高企、市场上接盘手寥寥的状态。

天地良心，我的绝大部分单身女性朋友们都只是想要在芸芸尘世找一个人品靠得住的伴侣罢了。她们没有Wendy Deng姐姐那样的雄心壮志，非要把默多克之类的顶级富豪收入囊中；她们也没有翁帆那样的惊世骇俗爱情观，非要寻找超越年龄、地域、背景的“心灵伴侣”。她们看起来有无数选择，然而无数种可能背后又显得无奈而不可能。

有趣的是，北美婚恋市场有个“经验决定论”的市场格局，看起来婚恋史非常复杂离奇的男女，除了成为朋友亲戚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外，还往往奇货可居，虽然实际上她们就像价格被炒高的郁金香一般，只能符合短期的“投机口味”，但是还是有无数操盘手们比肩接踵，蜂拥而至。

算盘太太倒是很想给我的单身女性朋友们打个广告，男人们，是时候擦亮你们的眼睛，做个对市场估值有长远眼光的价值持有者了。可能我是个比较保守老派的人物，所以我一直坚信能“青梅竹马、白头到老”，是件珍贵的事。况且，美国男性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离异拖着个娃的阿姨们，只要有爱，各种种族、肤色、文化背景的帅哥们也会毫不犹豫接受“买一送一”的馈赠，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破旧立新，换个角度思考？！

记得我念研究生时有一次参加饭局，周围多半都是男性，他们问我，想选什么样的研究方向，我无知地回答“女性主义”，当时举座四惊，大家都用戒备的眼光看着我，虽然我很想说，女性主义的崛起，对男人是绝大的好事，因为女人能真正顶起半边天时候，男人就没那么累了。女人进，则可以叱诧风云、指点江山；女人退，可以相夫教子，留守家园。如果这些选择同样平等地授予男人，那是多么大的福音。

许小年：试答六问反“三俗”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9月09日


　　近日文化部部长在谈反“三俗”时，连发六问，个个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仔细读过，留下两个遗憾，一是好像问错了人，二是没有答案。
　　文化非笔者所长，因“六问”均为发展民族文化的关键问题，且文化创作和经济创新颇多共通之处，故斗胆接过话题，姑妄答之如下。领导原话以套红标出。舟曲哀悼期已过，恢复套红，当无大碍。
　　1.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为广大群众所传唱的有多少首？
　　答：两万首歌曲中，有多少是按牌填词、按律作曲的规矩之作？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带有特定教化功能、由特定团体咏唱的，恐怕难度过高，下里巴人未经训练，想传也唱不出来。至于其他歌曲，领导大可不必担心，市场自会调节，没人传唱就卖不出票，群众不喜欢的曲目会自动被淘汰。
　　2. 现在一年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力作有多少部？
　　答：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力作”不一定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读者激烈争论的也可能是力作。毛泽东曾向许世友推荐《红楼梦》，这位勇武的将军说：吊膀子的书，有什么看头?！如此力作，尚且得不到“一致公认”，遑论其他？强调“一致公认”，会潜移默化地引导作家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对力作的产生反而不利。
　　力作者，有力之作也，力量来自何处？当然是思想。仅有曲折的情节和优美的语言而无深刻的思想，就不成其为力作。思想需要松宽的环境、自由的探索和平等的竞争。现在的创作环境如何？到书店里看看就知道了，可曾见当代的《官场现形记》？或者21世纪的《红楼梦》？曹雪芹生花妙笔，写尽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尊贵与威严。当今谁敢写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所以才有“XX大帝”的泛滥，“X朝那些事儿”的热卖。这类书风险低、收益高，文人趋之若鹜。
　　笔者并不反对流行读物，只是说领导希望看到力作，在眼下的环境中，无异于缘木求鱼。
　　3 .出版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三十万种，但真正能与我们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作品有多少？
　　答：这问题应该问文化部、出版总署，以及其他的引导和审批机构。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均创作于没有文化部的年代。若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废黜百家，动用行政权力，干预和控制思想文化，先辈留给我们的，岂止这八万种。
　　现代社会教育普及，资讯发达，写作早已使用电脑，非商殷的刻刀龟壳可比，较司马迁的毛笔竹简也不知快了多少倍，拿不出与先辈比肩的作品，因为今人比古人愚笨呢？还是古人较今人幸运？
　　4 .我们全国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真正的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又占多大比例？
　　答：电视剧不都要经过审批吗？那么多的主管部门难道全睡着了？为什么没有审出更多“真正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因为审批者缺乏内涵和品味？抑或审查的标准本来就不是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
　　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审批能出好剧目吗？《窦娥冤》和《牡丹亭》不是衙门里审出来，《雷雨》和《茶馆》也不是官员批出来的。
　　5.我们每年生产四百多部影片，上万集电视剧，其中能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并驾齐驱的传世力作占多大比例？
　　答：答案与2、3、4相同，左一个“规范”，右一个“不准”，还能拍些什么呢？在日渐狭小的安全空间里，还谈什么“传世力作”啊，凤姐都被封杀了，只能拉着林妹妹，穿上衣服拍一回，脱了衣服再拍一回。本想脱俗，结果却脱出了“俗”。
　　别跟编导和演员过不去了，人家总要吃饭的呀，再说民众也有多样化的需求，天天让他们看《江姐》和《洪湖赤卫队》，那不又回到“文化革命”中的“样板戏”了吗？
　　6.热遍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逐利、炒作，托假的“虚火”占多大成分？
　　答：领导又问错了人，各地政府要政绩和知名度，要旅游收入和土建工程，与文化工作者有什么相干？西门庆成了历史文化名人，孙悟空有了出生地，这些可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三俗”，件件都是政府的杰作。估计金莲姐也快有出头之日了，反抗封建[注]礼教，以生命争取恋爱自由，此乃中国第一烈女，地位远在秋瑾之上。当立牌坊，昭示天下。
　　文化成了最时兴的政绩，大概因为招商引资、街貌市容搞了多年，老套路已无多大潜力，代之而起的是“申遗”。雅也罢，俗也罢，背后全是利益。政绩决定官帽大小，工程承包则处处藏着猫腻。这些事人尽皆知，这里不再赘述。
　　[注] 中国古代根本就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宗法社会”，详见冯天瑜所著《封建考论》，亦可参考拙作“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封建”说以讹传讹，竟至约定俗成，今天改起来，反倒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