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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2010-08-09 09:30 　 来源： 新华网

　　采访对象

　　某中心主任 某211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常务副主任 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某院长 某985大学学院院长、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副所长 某国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编者）

　　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

　　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科学家当官给科技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刹住“研而优则仕”的风气？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

　　①官本位思想渗透，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某中心主任：官本位渗透到科学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这么严重。

　　某院长：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某常务副主任：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

　　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每次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先说，这是某某大学的原校长，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就是一种地位和资历。面子、等级、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恰恰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②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交换，已不是个别现象
　　某中心主任：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比如当官以后，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这显然是很有作用的。在高校，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能当官为什么不当？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就连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你当不当官，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

　　某院长：资源的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比如你帮我招个学生，我帮你报个奖项，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也帮你一个忙。如果不当官，就没有这些行政资源。如果你连一点行政资源都没有，你能帮别人什么忙？别人又为什么要帮你忙？这都是很现实的。

　　③项目立项，领导常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容易流于形式

　　某常务副主任：领导会有更多的项目，这确实是事实。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他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种信息，能够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兼职，还能以单位的名义发展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

　　很简单，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目前相对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还是比较公正的，主要是专家说了算。但是一些部委和地方的科研项目，基本都是领导意志决定。

　　某中心主任：现在，我国科技项目立项，多是各级领导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如果你去调查就会发现，很多科学家在当领导前后，项目申请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是领导，有的教授就会主动找到你，只要你帮着找项目，不用你干活，论文帮你写好，著作帮你完成，名多归你，我拿点利，你动心不动心？

　　还见过这样的事，有领导调离了原大学，离开了原来的行业，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做另一类大学的校长，但是后来依然在原大学、原专业拿到了国家科技奖，也依然拿到了国家973重大项目。这个领导别说全职了，连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原单位，却依然获得这么多利益，这不可理解。

　　某副所长：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基础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

④真正的学术评价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

　　某中心主任：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不看实质，不看成果的核心价值，而更注重量化的东西，看数字，看数量，看SCI论文，看获奖情况。具体评奖过程中，虽然有条条杠杠，但最后毕竟是靠人投票，最终是人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评委多是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在各种评奖委员会，也基本是领导们说了算。而且，现在不少评奖，评委已经形成一个圈子，评委们交换资源也不是什么秘密，今天评审我，你关照；明天评审你，我自然会关照你。

　　某副所长：我国的评奖有个特点，多是以单位认可为前提的限额申报，报奖的信息都是单位领导先知道，而且也是单位领导最终决定的，一般研究人员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也没有申报权利。在这些以单位名义认可的限额报奖中，如果是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的研究机构会好一点，可能会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但是如果单位领导比较强势，很可能就是领导拍板了。

　　某常务副主任：当官的话，确实更容易出成果。现在报奖越来越难，往往要整合力量，把多个分散的成果整合起来更有冲击力，谁来当整合成果的牵头人呢，往往是领导。不少领导因为这样得了很多奖。特别在产业部门，这种情况更严重，你看各部委的研究所，科研成果明显是领导牵头的多。还有些部长级官员，取得了那么多成果，甚至当选了院士，但是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搞科研。

　　⑤科学家当官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人人想当，谁去做具体的研究

　　某副所长：科研人员热衷当官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科学家当校长、所长甚至政府部长，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理性看待。如果有些优秀科学家，有很好的管理才能，是可以的，不应该一概反对。但有些学术带头人能做好科研，未必能做好管理。而且科学家都去做管理，也不利于科学发展。比如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搞研究是顶尖人才，但教课也未必能教好，做领导恐怕不一定合适。所以对人才要区别对待，只有那些有管理才能的科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有意愿，才能让他做行政领导工作。管理也要出效益，一个重要的行政岗位，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有本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有些科研院所的管理者不是很称职，属于三流的管理水平，工作没有个长远规划，经常靠临时拍脑袋，这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某院长：对科学家当官的现象，我认为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要分两面看。一方面，科学家中擅于管理、有大格局的人，当官未必是件坏事。毕竟当领导能够参加各种会议，有助于掌握各种资源和信息。中国也需要战略科学家，他不一定做具体的研究，但是要有大视野，能够宏观布局，比如让人才梯队成长起来。这样的科学家，就适合做科技管理工作，适合当校长和所长。但是这样的科学家毕竟是很少的，更多的科学家是做具体研究的，如果人人想当领导，都想搞战略，那谁去做具体的事情，谁去做研究？

　　现在人人争着去当官的风气很不好。比如学校公开招聘处长，以前教授们很少愿意去，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报名，争着当。因为处长手里有点权力，掌握一些资源。学校的处长尚且如此，国家各部委的处长就更不得了，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科学应该不受行政化的影响，现在行政化过强的风气，我担心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好。总说中国没有涌现科学大师，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成长，怎能涌现出独立的科学大师！现在，甚至连院士，也不仅是头衔，也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评上院士就享有了副部级待遇，而在国外，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顶多奖励个车位什么的。 热衷当官的科学家只能说是个小科学家，科学界也有不热衷当官的例外，比如袁隆平，他坚持一线研究几十年，成为了让全世界认可的大科学家。

　　⑥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某中心主任：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也是我现在不当校长的原因之一。

　　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

　　某副所长：以我自身的经历看，做行政领导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我只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赵亚辉）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新闻报道公文稿件慎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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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新闻发布和公文稿件用语，正确引导舆论，更好地服务于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根据集团公司《关于加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意见的通知》（中油办字[2006]330号）和《重大敏感信息发布管理暂行规定》（中油办字[2007]315号）文件精神，参照新华社有关新闻报道禁用词，制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新闻报道公文稿件慎用词汇表》，供新闻发布之用。

一、集团公司领导活动

1.报道公司集团公司领导出席各类庆典、会议等活动时，不使用“亲自”、“莅临”、“光临”等词汇，应使用“出席”、“参加”等。

2.报道集团公司领导赴国（境）外执行公务时，慎用“访问”、“出访”等词汇，应使用“谈判”、“签约”、“业务交流”、“参加会议”等与实际任务对应的词汇。

3.集团公司领导到基层调研、检查工作，不使用“考察”、“视察”等词汇，应使用“慰问”、“调研”、“检查”等。

4.报道集团公司领导讲话，除党组主要领导外，慎用“做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等词汇，应使用“指出”、“强调”、“要求”、“批示”、“发表讲话”等。

5.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及企业相关领导拜访集团公司领导时，不使用“接见”等词汇，应使用“会见”、“会谈”、“拜会”、“拜访”等。

6.报道中涉及的领导职务，不使用“首长”、“老板”、“老总”、“班长”、“一把手”等词汇，应使用“公司领导”、“公司主要领导”或使用规范的职务名称等；在党内会议上，不能称呼行政职务，应使用“同志”、“党组成员”、“党组领导”“党组主要领导”或规范职务名称等。

二、经营状况

7.报道集团公司经营业绩时，不使用“垄断”、“暴利”、“豪门”、“大腕”、“衰退”等词汇，慎用“拐点”、“借债”、“下滑”、“举债”、“亏损”等词汇，应使用“营业收入”、“上缴税费”、“利润总额”、“增加盈利”、“稳定增长”、“运行平稳”、“增速变缓”、“健康发展”、“发展势头良好”等。

8.报道集团公司上缴国家的“特别收益金”时，不使用“暴利税”应使用法定称谓“特别收益金”。

9.涉及集团公司税收等报道时，不使用“避税”等词汇。

三、炼化生产和市场供应

10.报道炼油能力、市场供应时，慎用“产能扩张”、“争夺市场”、“占领市场”等词汇应使用“增加”、“提高”、“扩大”等。

11.报道油品销售时，不使用“搭售”、“配售”、“断供”、“降价促销”、“礼品促销”等词汇。

12.报道油价变化时，慎用“涨价”、“降价”等词汇，应使用“调整”、“上调”、“下调”、“调价”、“波动”、“提高”、“上浮”、“回落”、“冲破”等。

13.报道油气供应紧张时，不使用“油荒”、“气荒”、“断档”等词汇，应使用“供求矛盾”、“资源紧张”、“油品紧张”、“天然气紧张”等。

14.涉及集团公司市场供应报道时，不使用“占领”、“控制”、“蚕食”、“挤出”、“通吃”、“国退民进”、“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保证国家能源供应”等词汇，应使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等。

四、人事劳资和薪酬

15.报道集团公司领导职务变动时，不应用“交棒”、“卸任”、“换帅”、“更替”、“掌舵”、“替换”、“空降”、“一肩挑”、“掌门人”、“头把交椅”等词汇，应使用“担任”、“任命”、“接任”、“辞任”、“离任”等。

16.报道用工制度时，不使用“裁员”、“减员”、“买断”、“下岗”、“待岗”、“瘦身”、“冗员”、“大锅饭”、“优化下岗”等词汇，慎用“减员增效”、“精简人员”等词汇，应使用“总量控制”、“控制机构编制”、“控制用工总量”、“控制人工成本”、“优化用工结构”、“依法规范劳动用工”等。

17.报道时涉及员工岗位时，慎用“核心岗位”、“重要岗位”、“关键岗位”等词汇，应使用“一线员工”、“基层员工”、“技术岗位”等。

18.报道薪酬等事项时，慎用“高薪”、“调资”、“涨工资”、“高福利”、“隐形收入”、“薪酬上涨”、“灰色收入”、“提高或增加收入”等词汇，应使用“规范薪酬分配”、“完善薪酬体系”等。

五、资本市场

19.报道中石油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时，不使用“圈钱”、“套现”、“敛财”、“缩水”、“破发”、“上市”、“旗舰”、“市值蒸发”、“头把交椅”、“头筹”、“A股之最”、“收益最佳”、“第一红筹”、“盈利能力最强”、“全球市值第一”、“资本市场的引擎”、“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等词汇，慎用“走红”、“全线飘红”、“腾飞”、“登陆”、“护盘”、“荣登股榜”等词汇，应使用“增持”、“表现良好”、“超出预期”、“高出发行价”、“低于发行价”等，可使用“反弹”等。

20.涉及资本运营报道时，不使用“救市”、“现金吃紧”、“现金短缺”等词汇，慎用“资金紧张”等词汇，应使用“发售”、“募集”、“融资”、“增持”、“回购”、“发行债券”、“公开发行”、“提升公司价值”等。

六、安全环保、稳定与法律纠纷

21.需公开报道的生产类突发事件，不使用“中国石油集团某某公司”、“中国石油某某公司”等词汇，应以事发企业名义对外发布，如“某某公司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等。

22.需公开报道的矿区突发事件，不使用“中国石油某某公司某某小区”等词汇，应以事发地所在小区名字报道，如“某省或某市某小区”发生火灾。

23.报道治安等案件时，在法院宣判之前，不使用“罪犯”“、犯罪分子”等词汇，慎用“不法分子”、“不法人员”等词汇，应使用“嫌犯”、“涉案人员”、“犯罪嫌疑人”等称谓。

24.涉及法律纠纷方面的报道，不使用“中石油赔偿”“、中石油遭索赔”、“规避法律风险”、“规避法律责任”等词汇，应使用“依法维护权利”、“某某案开审”、“某某案审结”等。

七、国际业务

25.报道海外业务收入时，慎用“海外收入”、“当地黑人”、“获取资源”、“石油安全”、“海外获得原油产量”等词汇，应使用“当地居民”、“海外油气作业产量和权益产量”等，多强调“合作”、“发展”、“互利”共赢。

26.报道海外业务拓展时，不使用“海外扩张”、“海外兵团”、“大举进军”等词汇，应使用“海外收购”、“海外并购”、“公司重组”等。

27.对于相关资源国，不使用“穆斯林国家”或“穆斯林世界”等词汇，应使用“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世界”。

28.报道达尔富尔问题时，不使用“阿拉伯民兵”等词汇，应使用“武装民兵”或“部落武装”等。

八、企业称谓

29.报道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时，不使用“存续企业”、“非存续企业”等称谓，而应使用“上市企业”、“未上市企业”或使用集团公司规定的企业统一名称。

30.涉及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业的报道，慎用“据悉”、“据了解”、“据有关人士”、“据该公司人士称”、“据内部人士称”等词汇，应使用规范的企业名称或人员职务名称。

九、其他

31.报道中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慎用“最大”、“第一”、“航母”、“旗舰”、“领头羊”、“排头兵”等词汇，应使用统一规范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国家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等。

32.报道中石油生产制造的各类产品、商品或使用效果时，慎用“最佳”、“最好”、“最著名”等具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词汇。

33.报道集团公司科技成就时，慎用“唯一”、“世界第一”、“仅此一家”、“仅此一项”等词汇，应使用“领先”、“位居前列”、“重大突破”、“自主创新技术”等。

34.不要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称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不要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称作“省人大副主任”。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不要称作“人大常委”。

35.其他有关新闻发布未尽事宜，参照集团公司相关信息发布管理规定执行。

海归记事（4）：行业规划中和数院士对阵
回游的海龟 2010-07-29


我们系统中原来有7家研究所，后来因为科研体制改革，被合并掉了2所，只剩下5所，其中4所在北京，只有我们一家在外地。我们在外地，虽然天高皇帝远，被管得比较少，但是离开天子太远，好的资源基本轮不上我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系统，当年是依赖某位重要国家领导的一句话而成立起来的，当时成立的目的和我们单位的主要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单位原来是属于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后来在80年代初，阴差阳错，被合到了现在的系统，在系统中一直是像一个后娘养的孩子，很不受重视。

改变我们单位后娘养的位置，是我回去以后一直谋求改变的一个地方。改变这个地位，当然需要部门的相关领导认可，更加重要的，我们这个部门人数虽然只有几万人，不算太多，因为号称是科技含量挺高的地方，光院士就有10多位，在许多重大政策决定方面，他（她）们有着最为重要的发言权，毕竟现在的领导谁愿意去得罪那些什么都敢讲的国宝院士们？所以，如果想改变领导的看法，首先就要改变大部分院士们的看法，而院士们的看法，在哪里都是一样，都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如果说你的重要，那么他的就不重要了，这种自掘坟墓的做法，谁会去干？

这样想通了之后，基本肯定了如果是去和颜悦色地去谈，肯定是没有戏的，剩下的只能是主动进攻了。好在，很快，这样的进攻机会就来了。

前文我们说到，2003年下半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正是如火如荼，而各个行业也开始了自己的行业规划的编制。在我所见到的几个行业规范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气象部门还是做了很多家庭作业的，有些方法和框架还被国家规划的编制所借用和参考，这就说明了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气象部门的工作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因此也得到了国家大笔的经费投入。我们部门的规划是在国家规划接近尾声的时候开始的。开始的办法采纳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做事程序方法，第一次当然是系统的研讨会。这个会议，就是我谋求进攻的第一步。

在开会之前，我找到了我们领域的几位院士。我请求资格比较老的院士首先发言，所阐述的意思就是需要加强我们领域的工作，然后再请比较有影响的另外一位院士补充，最后是我的发言。因为提前有了准备，我找到了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说明我们这个领域的重要性（感谢国家规划给我的教训和启示）。虽然我很想说对方的不是，但是，我还是忍住了自己的冲动，基本聚焦于我们领域的重要性，而不是去说别人的不重要。

会议的进程基本按照我最初设想的方向前进。那位让我心存感谢的老院士主动发言，然后是另外一位，最后我趁热打铁，举出了具体事例，引用了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不要说，这是我的优点，对美国日本比较熟悉，是他们其他人没法比喻的），说明我们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的进攻是对方所没有想到的。我们这个系统成立几十年以来，虽然之前有着各种私下的抱怨，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场合，明目张胆地和对方叫板，这是第一次，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对方基本没有反驳的准备。最后，终于有一位院士站出来，对我说，你们这些外行不要参与我们内行的讨论。NND，原来他们这些内行可以为所欲为啊，怪不得。我和他的问题以后还有好几段故事，大家耐心等待吧。

这次会议，让对方没有准备。会议之后，有一位比较好心的，算是对方领域的相对年轻的院士专门找到我，问我，“你知不知道你所说的是我们部门的雷区？你为什么去踩雷？你以后想不想当院士了？”说心里话，我很感谢这位院士的提醒。可是，他不知道，我代表的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我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如果我不去争取单位的利益，谁还能去？舍我其谁？

是的，从明哲保身的地步，我不应该出头，但是，我这次的准备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感情冲动，而是很有预谋的计划。作为国家这个领域的牵头单位的领头人，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是得罪他们，我也在所不惜。这次会议之后，我立刻跑去找到我们部门的主管负责人，阐明了我自己的观点。应该说，在中国官场，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而且表示出毫不退让的势头，作为领导的，何必为难呢？他们还不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而且不会犯错误，所以他们总是会支持的。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部分认可，然后规划的编制，至少是最初的N稿，都是对我们单词有着不错的倾向。后来，因为我们系统现有项目的执行问题，和国家加大对我们这样单位的支持，所以部门规划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或者说，我们的荷包渐渐丰满了），渐渐地，我就淡出了这个争端的领域，不过，和那几位院士的结下的梁子终于在后来的会议中爆发，不过这是后事，以后再解释吧。

人都是没有先见之明的，否则，如果当时我知道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几年会高速增长，国家财政会急速提高，对我们这样的单位的支持是日新月异，我也犯不着和那些院士去顶牛。当然，既然顶牛了，我也没有什么畏惧的，终归，我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心广天地宽，也就无所谓和他人打仗了。

无论怎么解释，最终的现实结果是，我和好几位那个领域的院士结下了梁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未来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至于问题是什么，咱就留着以后再说明吧。

海归记事(3):通过老大的考核
回游的海龟 2010-07-27

通过老大的考核

当年，我们部门的老大是一位老资格的正部级干部。他有多老的资格呢，只要看一个数据就可以了。他当年是和现在的中央一号是同时提拔的正部级干部，曾经一起占据了《人民日报》的整版报道，曾经是很有希望上行的。后来，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进入最后的国家领导人层次。

据说，这位领导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机会考察一下，一般都是带着出去出差一次，然后决定是否能够入自己的法眼。

我刚回去的时候，对他不是很了解，我的旁边也没有高人指点，只是知道他去哈尔滨的时候，仍然是中央委员，仍然是省里一把手接见的待遇。我还记得在送他回京的哈尔滨机场高速路上，我的搭档居然在车上当着领导的面睡着了，并且打上了大声的呼噜，很是让我见识了一下。

过了不久，我接到了老大秘书的电话，说是武汉有一个高层会议，需要我给老大写一个讲稿，PPT形式即可。这可难为死我了，我对中国的官场八股一窍不通，对于公式型的行文也是一点经验没有。没有办法，既然是要PPT，那咱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吧。好在这次会议所要的东西和我所学的东西比较接近，那咱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准备呗。

遗憾的事情，我自己手头的东西多数都是英文的，花上一个整夜弄好了英文稿，又遇到了需要紧急出差的事情。咱已经没有时间翻译了，所以只好找单位的同事帮忙。过了几天，在单位内几位同仁的帮助下，我的中文稿（PPT加上中文解释）终于写完，不过仍然是以PPT形式为主。给老大发了过去不久，就接到老大的亲自来电，告诉我这次他的发言主要内容由我来讲，他只讲开头的部分，或者是结尾再加上一两句。

仍然处于愣头青状态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考验。反正不就是大会发言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到了开会的前一天，我提前飞到北京，和老大集合，一起去武汉。到了飞机上才发现他居然没有带秘书，虽然觉着奇怪，可是也没有想太多。既然秘书不在，咱年纪不算太大，当然要干起服务的事务，所以认认真真地承担了生活秘书的角色。

跟着老大出去，到了哪里都是有N多人接送，所以我实际上也没有干什么具体的、多么繁重的事务，只是比较小的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即可，比如会议的事项，吃饭的时间，和有关接待的具体问题等。

一晚无事，第二天的会议当然也是很高规格。轮到老大的发言，他只说了一个开头，就把任务扔给我了。我反正脸皮比较厚，自己说的东西也不是道听途说的，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所以20多分钟下来，还算比较顺利，自己也算比较满意。会议之后，比较起其他很多人的官腔，可能因为自己的发言有一些具体的内容，也可能因为是介绍国外的相关工作多一些，所以吸引了不少记者的注意。这个时候，曾经经历过媒体考验的我，不再是那样张口就说了。在接受媒体采访之前，我小心地给老大打一个电话报告，向他请示。请示的结果是，按照讲稿的内容即可，不要发挥。这么具体的指示，那还不简单！我将自己准备的讲稿每人发了一份，就让记者们去发挥吧，反正我是不主动说任何事情了。结果，还是出现了好几个乌龙，有的记者从我的讲稿中断章取义，说我说了什么什么，而略去上下文的关联。对于媒体，我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直到以后认识了一个媒体界的朋友，才算解开了这个困境。

二天的会议很快结束，在我认真地听会的同时，老大由地方的领导陪同，视察了不少工作场所。两天后，一起回京。在武汉机场等待飞机的空闲，老大居然号召大家打起了草对子（扑克牌的一种玩法），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考核的一环。按照我老婆的评论，像我这样五毒俱全的人，哪有不会玩扑克的？当年上研究生的时候，桥牌、大连的草对子等，都是我们经常娱乐的项目，对于玩扑克，我真是老油子了。

老大指名要和我搭档，并且要求一定赢。在老大的命令之下，我当然是全力以赴，拿起当年桥牌比赛的尽头，发挥自己记忆力还可以的特长，在对方半推半就之中，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让老大狠狠地高兴了一把。

我虽然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这次老大带我出差，是一个考核我的场合和机会，看看我到底能否进入他的法眼。这个事情，还是很久以后，我从别的朋友那里得来的，经过这次出差和对我直接的考察，说是老大对我的考核比较满意。从此，直到他退休，甚至是退休以后，老大对我，对我的单位都是鼎力相助，是一位无论如何都是让我从内心深处非常感谢的人。

今天我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但是，对他的感谢，对他的感激之情，我会永远纪念在心，祝他永远身体健康，身心快乐！

海归记事（2）：第一次参加国家科技规划的编制
回游的海归 2010年07月21日


话说我高调地回国以后，因为主管部门的重视和自己所在的平台的影响，所以有了很多次可以发挥自己，或者反过来说让自己出丑的机会。第一次参加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过也让我逐渐对国内的政策决策体系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我刚刚回国以后的2003年下半年，国家启动了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也就是到2020年整个国家的科技规划。能够参加这样的国家最高层次的科学发展规划，我想应该是一个科学家一生之中梦寐以求的事情，毕竟，一生之中，能够有多少次站在国家的平台上，对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制定纲要、指点江山？因为当时我正在风头浪尖上面，所以部门的推荐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想一想也是，参加国家科学规划的整个队伍最后是小200号人，分到我们部门怎么也有几个名额吧？就这样，我被主管部门的领导领着，去了一次科技部，见到了当时分管的副部长，就算是混到了第一次眼熟，然后顺利地混进了规划的编制小组，并且指明被分在了基础科学研究组，参加数理化天地生的基础科学规划的编制。

规划编制正式开始是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央分管领导发表指示，然后是部长代表发言，总共200来号人，热热闹闹，算是一个总动员吧，然后就是分组活动。非常有趣的人，我大概是参加规划编制工作的相当年轻的人员，好几次被工作人员弄错了。第一次是参加大会，服务组的姑娘们看到我，不约而同地说，你赶紧帮我把哪个哪个文件袋里拿来。我一时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叫我拿文件袋子呢？我立刻打听是什么文件袋子，在哪里？她们告知我在会务组，我想，大概就是去会务组领参加会议所需的文件袋子吧，所以没有细想，打听好了会务组的房间，屁颠屁颠地跑上去，才发现原来被当做工作人员做了一次义务服务。第二次是小组会议，我们组因为是基础科学，所以集中了国家科学界当时的一号人物，和某基础科学领域的一号人物，还有从各大学、研究所过来的院士和名师们。他们的年龄最大的70多，最小的也是40以上。我因为在国外呆了10多年，虽然当时快要38岁了，可是和国内的同志们想比，还是嫩了很多，所以从脸上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年龄。在报到的时候，服务组的同志们问我，你是代表哪位老师来的？我想这次他们又是搞错了，一定认为我是哪个大家的学术秘书什么的，是代表老板来开会的。我只好回答说，我是某某某，我只代表我自己，弄得服务站的同志连声道歉，我却自我感觉良好，根本就不觉得是什么不要意思的事情。

我是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格的活动，在小组开会的时候，对面和旁边坐着的都是经常出现在电视镜头上面的人物，突然之间，我们变成了同一个工作组的成员，那种飘飘然和不知所措是难以言表的。试想一想，我从中国出来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学生，这次回去，突然变成了一个千人研究所（在职、离退和学生全部加起来）的所长，期间的角色转变和适应还是很需要一些时间的。

第一天的小组会议，也就是大家互相认识，谈谈工作计划，再看看一些背景资料等，属于准备阶段。第二天才是真正工作的开始，需要大家集思广益，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对我就是大姑娘上轿，一点经验也没有。不过，我这个人从来就不怯场，没有经验怕什么，咱年轻，身体好，日语、英语不惧，既然是明天才发言，那咱今天晚上就加班呗。

到了晚上，架上电脑，NSF，NIH，美国，日本，欧洲，还有Google，一路下去，找到了不少其他国家的科学规划和计划，一路地读下去，认真地总结，好好地对照我了解的中国国情，提出了明天发言的几点思路。一，基础科学是不能规划的，但是可以调整重点支持领域；应用科学可以以科学工程的方式比较明确地规划；因此，基础科学要错线条，应用科学要细线条；二，学习先进国家的东西，在他们的基础上提高和改进，同时挑选了国外的几个科学计划做了归纳性的简介；三，重点突出，不要面面俱到，最好是一个阶段集中于几个重点问题；四，育人与科研经费支持增长并进；五，整合资源，实现共享；六，最好最后集中于几个重点领域和几项重大科学工程。

看完自己的总结，愈发对中国人的归纳能力给予高度的评价，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赶紧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准备迎接明天的发言。

第二天，首先开始的是大家发言。或许是中国人的习惯，每个人都不喜欢在这样的场合做第一人。没有办法，科学一号就发话了，直接点我的名字，意思是你年轻，就要多做点，所以你第一个发言吧。经过了大半个晚上的准备，我信心满满地说了近20分钟，然后满怀信心地希望大家能够给点掌声，可是我等了几秒，不但没有掌声，各位就像看猴子一样看我，好像我是哪个星球来的？怎么了？我有说得不对吗？这个时候，一号终于说出来一句公道话，表扬了我一下，说我站得高，想的都是全局的事情，应该给予鼓励，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编写中能够参考我的意见。我一下子蒙了，这是什么和什么吗？功劳不说，咱苦劳也有点吧，况且我对自己的总结还是挺自满的，我都知道我自己哪里错了，总之，就是一切晕头转向。

不过，会议还要继续，接下来的发言终于让我明白了一点，原来我的套路和大家不一样啊！这次来参会的，基本上都带来了一本厚厚的项目建议书，有的还装订精良，给在座的各位每人发一本。翻开内容一看，基本都是自己科研领域的那些事情。生物的同志大谈细胞的重要性，化学的同志讨论小分子探针的作用，物理的同志说对撞机的重要，天文的同志说高倍望远镜的重要，地质的同志则谈地球探测的重要性。我倒不是说本领域的事情不能讨论，可是这是国家规划啊，怎么咱也要为他人想想吧，怎么也从大的方面看吧，如果这么早就讨论那么具体的自己科学研究领域的项目和内容，谈论是对撞机重要还是大细胞重要，那还要国家层次规划干什么？不如直接进入立项得了。在几个小时的会议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中国的规划是这么编出来的，有着这么多的部门、本单位乃至个人的切身利益在里面，参加的同志们每一个人都恨不得把自己仅有的那点东西塞进去。

弄清了套路，咱也不是吃素的。于是，大谈条件平台建设和科研信息共享，并将美国正在进行的我自己科研领域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拿出来，详细介绍，接着大谈事业型科研单位在国家层次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等等，反正都是围绕可能给自己单位带来好处的东西。

经过N个月的来回修改，体现着各方利益的最终文本终于在平台和共享，国家公益性科研院所在国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等方面有着不少的描述，虽然我不能胡乱地揽功，不过当初自己在基础科研小组内的坚持应该有一点作用。这也为后来我自己单位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伏笔。

王二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郭凯

王二是村里唯一的有钱人。蒙祖上传下来的大量家产，王二一家过着很好的生活，而村里剩下的人都穷得很。王二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闻名乡里。村里的张屠户每次杀猪，一大多半都被王二一家买去。村里其它的人穷，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谁家来客或者要办事，才会买上一点肉，因此也没有谁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买走。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吃肉的王二，村里张屠户隔三差五就能杀上一口猪。换在别的村子，杀猪的频率要低很多，因为杀多了，卖不动。

但到了过年，情况就会有点变化。过年，谁家都想包顿有肉馅的饺子， 吃两顿带点荤腥的好饭。但王二家通常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大宴宾客，每次都要买很多肉。虽然张屠户临近年关会多杀两头猪，但经常还是人多肉少。张屠户也没别的办法，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干脆决定价高者得。可是村里的穷人哪里出得起王家的价钱，王家有时会以平时几倍的价钱把所有的肉全部买走，让村子其他人过一个没肉的节。

村里的人很愤怒，就去找王二理论。王二觉得村民在无理取闹：我没偷你们的抢你们的，这些肉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出了平时几倍的价钱，我也没占谁便宜，你们找我干什么？要找你们找张屠户去啊，是他把肉卖这么贵的，他卖得便宜一点你们不就买得起了？我也嫌肉贵呢。于是村民们就去找张屠户，质问他为什么把肉卖那么贵。张屠户也觉得挺无辜：我一个做生意的，卖给谁都是卖，当然谁出钱高就卖给谁。过年大家都想吃肉，肉价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没有王二一下买那么多肉，我的肉哪会卖得这么贵？要怪还得怪王家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村民们可以大骂王二为富不仁，大骂张屠户是奸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过年有肉吃的现实。更何况，王二和张屠户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屠户没有理由不把肉卖给王二，有钱挣为什么不挣？这可是光明正大的。王二有钱，就是爱吃肉，只要他买得起，买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村民的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张屠户的反应也是合理的，这件事如果说有错，就错在王二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富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

中国看起来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王二村庄遇到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还不只是因为机会不均、权力和金钱的交换、垄断收益、利益集团。这些确实都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很多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口口很多敢于冒险、能把握住机会、入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中国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

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但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方式，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拿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是否应该提高为例。春运期间，铁路的运力有限，需要出门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车票价本是一个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供小于求，那通过价格提高来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对，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票价最后挤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这个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许可以说，穷就不要回家了。但这就跟王二跟村民说，穷就不要过年吃肉了。这也许合理，但是绝对不合情，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再说“被高速”这件事情。本来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车，这是一件挺体面的事情。但是这里也有挤出的问题的。高速列车，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时间，在乎旅行的舒适度，愿意支付更高费用人群的需求；但另一方面，高速列车却挤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时间，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适度，希望省钱人群的需求。不要说现在有的高铁的上座率还有限，就算高铁班班满员，“被高速”的抱怨还是会存在。

中国当下最热的民生问题大概就是房价问题了。导致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少人购房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投资的。很明显，只有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群，才可能买房来投资，收入低的人群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本来，买房投资是无可厚非的一个私人决定，一个市场行为，没有理由认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愿意多买几套房子，本没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中国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买房相对于存银行或者买股票而言，是一个回报相对高风险相对小的投资方式。但问题是有钱人买房投资会推高房价，就会让收入较低的人群购房很困难。这就跟王二吃肉一样，因为王二买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价，最后让穷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虽然也许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自然的结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后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穷人则要花几十年的收入才能买下一套房。虽然，你可以论证穷人可以租房住，这样就不用当房奴了，但房价问题的背后无疑也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挤出，也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体现。

在一个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拉大的国度里，这种王二吃肉的故事会在各个领域发生──从火车票到住房，从教育到医疗。如果我们同意一个村子只有一家过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们认准了市场经济，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务的方面下大功夫了。

海归记事（7）：空中画馅饼
回游的海归 2010年08月06日

大凡做过高层管理者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管理者，一定要有画空中大饼的能力和计划。这个空中画馅饼的方法，也是有水平高低之分的，大概相当于最近常用的忽悠这个词。水平高的，那就叫规划，水平低的，就是吹牛，再低一点的，那就是造假了。一个人也好，一个群体也好，一个单位，乃至一个省，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一个空中馅饼，这样好引导大家往哪里走。

本来，依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一个新人上来之后，怎么也要一个比较正规的就职演说，给大家送一个空中大饼。可是对我来说，我不仅对单位的事情不熟悉，就是对中国的事情，在刚回国的那段时间，也是局限于报纸、网络的层次，没有很多实际经验和体会的，所以在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的时候，随意地抛出一个大饼，不仅对他人不负责，对自己也没有多少好处，所以我潜心思考，结合自己对单位、对中国的逐步了解，随着具体事情的时来时往，通过对很多身边事情的分析，再加上自己参加国家和行业规划的经验和教训，终于在半年多的时间以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单位未来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也就是悬在空中的一个很大貌似很香的一个大饼。

事实上，评价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单位，如果抛开纷繁的具体内容，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结果，一个是内容或者说是过程，一个是影响，或者说是外部形象。如果将这三个方面都做好了，那么总体的评价就一定不错。以此类推，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画出来的大饼，应该比较香甜。

具体地说，对于一个国家层次的研究单位，结果大概就是五个方面，一是人才（包括研究生的教育）的成长，二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三是科研成果，四是职工收入，最后是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如果能够在这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目标，那么结果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内容，或者说是过程，相对于科研院所，大概也就这么三个方面，一个是重大科研项目，二是保障达到目标的规章制度，三是具体的年度计划，也就是画大饼的全部过程。

最后就是外部影响和形象，主要是国内外的联系（包括和国家政府部门、兄弟单位乃至国外的相关组织）和适度的媒体宣传。这样，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最后总结出了这个大饼所包涵的主要元素， 那就是一个目标：在四年任期内达到翻两番的目标（包括科研项目经费、高质量论文数量、职工的收入和研究生的数量等）；两个中心：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三个突破和生长点：重大项目、国际合作和极大地减轻地理位置的约束。

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在全单位的大会上公开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狂妄计划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种吹牛行为。可以想象，当时坐在听众席上的多数人，一定是持着怀疑的态度，还有一些，一定是在看笑话吧。很多和我当年住在一个研究生宿舍的同学，在会议之后，好几次私下问我，为什么要把目标提得那么高，为什么要公开呢？还不如闷着头好好干，以后出来了结果，还不是一样？

是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我应该更加收敛一点，不应该将自己的目标公开，更不应该给自己定那么高的目标。既然上级部门没有定性要求，为什么要将自己赶鸭子上架呢？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整个单位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大家共同努力，争取达到目标？从好的方面想，如果将这个空中大饼抛出来，然后引导大家一起去努力，未尝不是达到目标的一个好方法。如果，真的在四年之后所有指数都能翻两番，那么这个单位就彻底地改变了形象，如此，不正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就这样，我在大家的怀疑声中，将一个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够掉下来的大饼抛了出去。应该说，我在经历了大半年时间的思考之后，最后抛出来的大饼，一定不是一时兴起的胡说，而是经过多次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我既然敢于将如此狂妄的目标抛出来，还是有比较详细的具体思考和想法的，至少我自己相信，这个大饼最后一定能够砸下来。

海归记事（8）；中国的科研资助介绍
回游的海归 2010年08月08日

最近几年中国的科研支持幅度越来越大，即使是按照官方的数字，到2008年，纯粹用于科研和实验研究发展的官方经费是4600多亿，占GDP的1.54%左右。从绝对值上看，这个数字比美国的要小不少，因为美国的R&D占其GDP在2.6%左右。不过，中国的科研经费的统计和美国的经费统计有很多不同。第一，中国只包括官方的数字，还有很多大企业内部的科研经费没有算在其中，而美国统计的科研经费中，大约2/3左右都是企业支持的；第二，中国的科研经费，按照规定是不包含生活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的，而美国的经费可以包括相当数量的工资成分；第三，中国经费这几年的增长非常迅速，从2004年到2008年，不论按那种方法，总数的增长都超过100%以上，而美国的科研经费在相同的4年中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如果大家看到中国科学家因为腰包鼓起来而挺起腰板，那一定是现实情况的写照，不要大惊小怪。

中国的科研经费，按照资助的渠道来看，主要有国家部委的公共资助部分，部门特有的行业资助，还有地方资助，最后是社会和企业资助。

国家部委中，主要有科技部、基金委、财政部和发改委四大家。

科技部的项目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三大项目，再加上国际合作，最后是比较特殊的几个。科技部的三大项目是指973,863和科技支撑。973偏向于科学研究，主要看科学理论的突破；863主要聚焦于技术应用，主要看产品开发和产业结果；科技支撑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就是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并且结合某个行业的具体问题。973,863项目都有首席科学家，而科技支撑的项目负责人一般不叫首席，就是项目负责人。国际合作支持这几年多了起来，资助项目最高的也可以上千万，一般都是百万量级。除了三大计划和国际合作，科技部还有接近10种不同类型的资助，不过都没有前面的四项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基金委的支持中，从大到小排列有重大科学计划、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和地区项目，还有一些不太普遍的其他支持。基金委的重大科学计划一般都领域的科学工程类的计划，资助额度都在亿元以上，然后分5年左右的时间由N个重点项目、M个其他项目组成。重点项目是需要前一年讨论立项的，而面向项目、地区乃至青年项目可以每年自由申请。

财政部的支持中，主要是集中于实验设备和科学平台的更新和购置，这类支持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可以从几十万到分年度的几个亿都有可能，不过财政部的项目一般都要通过自己所在部门的特别支持和运作，一般不公开自由申请。

发改委的项目一般都是和其他部位一起联合的，以重大科学工程的形式，都是几个亿到几十乃至几百个亿的经费支持，包括建设和科学研究。科学工程的运作至少是要部级单位运作（而且经常是N个部委联合），协同公关。

除了这四个部委支持的公共项目，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资助，有的带着科学工程的帽子，例如高校的985和211，科学院的创新工程等；有的以行业基金的形式；还有的从行业的其他经费中挤出来，单独列出自己的科研资助。这类类别按照行业不同，应该有一些差别。

地方资助就和当地的经济实力非常相关，差别非常之大，例如黑龙江的资助大概不到北京的五分之一。当年我在黑龙江的时候，省里给了我一个几万元的项目，兴师动众的，弄得我好像是欠了人家一个天大的人情；到了北京，100万的项目根本就不会被当做是一回事，可见其差别。

最后的社会和企业的项目，这类项目一般从管理上面单独列出作为一类，称之为开发类项目。从名字上看，是科技工作者服务于社会和企业，解决它们实际问题的项目，主要是科技的应用，同时经费又不详细地纳入国家财政管理，因此可以有比较多的财政自由。至于什么样的自由，那就让大家去想象吧。这类项目大小不同，我所经历的就有几万到一个多亿的项目，所以要求、内容、结果都是千差万别。

总之，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估计科技影响最高的就是国家科学工程的首席或者是总工（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接着应该是重大科学计划的专家组负责人，然后是973、863和科技支撑的负责人，再次应该是基金委的重点项目，最后是其他。当然，这样的排序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他人不一定同意。不过，一般地说，如果能够担任国家科学工程的总工或者是首席，如果还不是院士的话，早晚肯定能够当上院士。

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的负责人一般都是院士（否则在基金委也过不去），三大科学计划中的项目负责人，至少973的首席，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来运作和努力，应该是有可能冲击院士的。反过来说，即使没有负责过那些项目，也有不少人能够当上院士。可是，如果你能够当上这类大项目的负责人，因为已有项目经费的支持，接着应该有一些结果，再紧接着就可以申请国家奖，这样项目、论文、成果同时具备，再加上一些辅助条件，比起其他人，还是很有成长空间的。

如此详细地介绍国内的科研项目，主要是为了以后的介绍方便，算作是科研方面的简介吧。

北京治理大城市病

刘涌 北京报道 2010-08-10 22:35:48

核心提示：北京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且每年以5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人口激增导致城市运行的风险不断累积。


一个2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已然出现。

北京市政协近期完成的《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调研报告》称，截止到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且每年以5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

无独有偶，上海市人口在2009年底突破了1900万，也在向2000万的数量迈进。广州、深圳等亦向这个目标挺进。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2千万人口俱乐部”中的城市将越来越多。如何在资源、环境有限的情况下治理一座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城市，成为了北京和诸多特大城市所要思考的问题。

人口汇聚之地

“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首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北京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关键因素。”北京市政协在《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调研报告》开篇便点出了人口在北京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位置。

调研报告预计，按照这样的增长态势，北京市2020年的人口势必突破2500万。这个数字已经比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整整多出了700万。

“我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大量人口涌向城市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景体华对记者说。

据了解，“十一五”以来，我国城镇化在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意味着，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生活。

此外，由于国家近年鼓励人口流动、鼓励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政策取向，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镇的趋势还将延续。而北京又因为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众多流动人口的聚集地。

“与周边地区比起来，北京在各方面几乎拥有绝对优势。”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王金营教授说，“而且，在中间又没有过渡地带可以缓冲，使人口在流动方向上缺少其他的选择。”

北京市经济发达，功能多样，产业门类完整，且在结构调整之后，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升。家政服务、商贸流通、餐饮等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为流动人口进入北京生活提供必要条件。

“这种形式的就业人口扩张太快，是导致北京人口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景体华认为。

北京市政协调研报告指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运行的风险不断累积，社会安全保障难度不断加大。”

问题已难以忽视

北京市人口激增与水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诸多问题中十分突出的一个。

据了解，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量则约为36亿立方米。超出的10立方米水依靠消耗水库库容、开采地下水和应急水源常态化来维持。

北京市政协在调查中发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大量聚居的地区，部分水井的取水深度已经超过1000米。

但问题还不只限于水资源本身。北京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苗告诉记者，“北京地区地表河流大多干枯，无法补给地下水，同时减少了湿地的分布，这些对生态都有很不良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是压力日益增大的交通。调研报告称，北京六环路以内地区日出行总量已经达到3500万人次。尽管交通设施在逐年增加，但新增的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除了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交通设施的绝对需求在增加以外，城市的空间布局结构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这种需求。

“在北京的内城，就业人口的数量在上升，但居住在这里的人口却在日益减少，并出现了一种城郊化的现象。”景体华说，“这种居住区与就业区错开的城市格局，也给北京市的交通带来了格外大的压力。”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人口的压力下日渐显得匮乏的同时，治安问题却由此而显得日趋突出。调研报告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极易成为团伙犯罪和恐怖活动的孳生地。

种种问题的出现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北京以及那些与北京一样面临人口压力的大城市应该如何治理。

大城市的出路

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特大城市不只有北京。

上海市2009年年末的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921.32万人，根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预测，到2015年常住人口将达到2140万，2020年将至2250万人。

广州人口也已经突破了1400万，距离《广州市生态城市规划纲要(2001年-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末常住人口控制在1500万以内”的目标仅一步之遥。

“规划的速度一定是赶不上城市发展速度的，特别是北京，可以说是处在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秀山指出，“过去的规划一般都是建立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基础上，但现在看来这种思路可能需要一定的改变。”

北京市政协在调研报告中建议，按照人口、产业、功能相一致的原则，推进新城建设和郊区城镇化，引导支持中心城功能向城市发展新区转移，充分发挥新城和中心镇在疏解城市核心区功能和人口的作用。

调研报告还建议，申请编制大北京城市群规划、调整行政区划和建立副中心等与人口规模调控相关的特殊政策。

陈秀山认为，除了通过北京市自身的努力解决外，还应该从更大的区域去进行考虑，通过京津冀的区域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调研报告也在这方面提出了建议，加快实施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战略，实现北京与廊坊、燕郊同城化，在产业发展、资源开发、生态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教育、医院、商业、物流等城市服务资源向周边城市转移和延伸。

王向荣和神神的那些事

□狄 马



2009年8月，我参加了在陕西神木举办的陕北传统音乐论坛第四届年会，会议结束后，参会的朋友霍文多因为要到“西部歌王”王向荣的老家采访，便邀我同去。王向荣是我近几年追踪记录的艺术家之一，加上有好友同行，便二话没说，轻装上路了。



我们从神木出发，一路向北，过新民镇、孤山镇，穿过满是煤烟的公路，于16日下午五时到达府谷县城。府谷县位于黄河之滨，地处陕西最北端，与山西保德县隔河相望。城中有一文庙，文革时因系县府粮库所在，得免兵火。城南又有千佛洞，位于旧县城南门东石崖上。有窑五孔，供奉诸佛，外列栏杆，内有回廊，凭栏鸟瞰，黄河水滚滚而下，令人有鸟飞羽化之感。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县广播局采访了王向荣的长兄王尚荣。初见时，觉得王尚荣与其弟向荣长相酷似，及说起话来，神情、腔调、语气都极为相类。王尚荣因久不见其弟，思念日切，遂在城里的一个广告牌前与弟弟合影，牌子上王向荣正拿着“中国联通”的手机，满面春风地说“返乡卡，回家还真少不了！”每当爱弟之情袭来，他就把这张照片拿出端详，半晌无语。夜过黄河，到保德县吃小吃。返回时，见府谷到保德的黄河大桥一半灯火通明，一半暗无天日。问原因，路人告知，此桥为府谷和保德两县共同投资兴建，但府谷仰仗煤炭资源，财力雄厚，保德地瘠民贫，无力发电，遂以桥心为界，阴阳两隔，令人哑然。


在县城盘桓一日，18日上午，我、清清、霍文多夫妇、还有榆林学院的王文彪老师，一行五人，驱车向新民镇马茹则圪垯进发了。这个村子是王向荣的出生地，他在那里度过了全部的青少年时光。马茹则圪垯虽出过这样一个百年一遇的大人物，但当地老百姓还是不知道。王文彪是当地人，在新民镇找到一个在环卫部门工作的所长亲戚，但所长很忙，不愿意去，就派副所长带路，领我们到马茹则圪垯。一上车，我们就觉得“还是当正所长好”。倒霉的副所长告诉我们，路虽不足十华里，但都是乡间土路，十分难走。我们的车颠簸了半小时，副所长告诉我们，马茹则圪垯到了。



这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北地小村，人口稀少，村里常住着十来个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去的那天，正遇“黑云大仙”的生日，来来往往的人还不少。“黑云大仙”是村中王凤厚家供奉的“家神”，王的子孙们都回来给“黑云大仙”上香来了。与陕北其他地方不同，神木、府谷一带的人把神——陕北话叫“神神”——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的神，是传统意义上的“正神”，如，龙王、观音、关公等；另一种是“家神”，“家神”不能说是“邪神”，但在法定谱系中，要比“正神”的级别低。明显的根据是这些“家神”下凡行医之前，必须要得到当地“正神”的审批，就好比世俗世界的医生要开一个私人门诊，必须要到当地卫生部门领取执照，否则就会被认为是“非法行医”一样。“正神”是供奉在山上的，“家神”是寄居在家里的。“家神”一般是由祖先中的某位能人，或干脆是由一只狐狸变来的，祖先变来的叫“祖神”，狐狸变来的叫“仙家”。但不管是“祖神”还是“仙家”都不配在山上享有庙宇，只能在家中接受世代的香火。这一点与以绥德、米脂为中心的陕北主流文化圈的习俗很不一样。榆林以南地区“家神”很少，神神都是供奉在山上的，是一个村或几个村共同祀奉的“正神”。不存在专为一家一户服务的“家神”。我在子长县的农村长大，从来没见过人们在家里供奉一个“神神”，人们有事都是到山上求告“神神”，主要是通过“神神”的传话人——陕北叫“马童”——沟通联系；而在神木、府谷地区，“正神”永远不说话，人们求医问药主要通过抽签打卦的形式揣摩神祇的意思，“家神”则有固定的传话人，人们遭病逢难，只要点起一炉香，唱起神名，“神神”就自天而降。一般“家神”只有一个“马童”，但有的“家神”就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拥有十几个“马童”，所谓“好神神十八处上岸”，就好像实力雄厚的公司能在全世界开设分公司，而实力薄弱的公司只有一个小门面房，还成天为水电费发愁。王凤厚家的“黑云大仙”就是一个由狐狸变来的“好神神”，拥有多家分公司，王凤厚只是其中之一。据说这位狐仙降临时，“黑人黑马黑旗号”，手握长鞭，脚踏黑云，十分了得。早年由王凤厚的父亲王文云“顶待”，后来传给他的儿子王凤厚，王凤厚去世后，这个神神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传话人”。因而我曾劝说王向荣：既然这个神神没有“马童”，干脆你“顶待”起来，一边跑场子唱歌演出，一边当巫神治病救人，岂不两全其美？他笑说，那不是你想“顶待”就能“顶待”的。



王向荣清唱专辑中的“神官调”是早年跟王文云老人学的，内容包括请神、设坛、看病、散粮草、送神等多个环节，其中我最爱听的是《设坛》。这是神仙将临未临，由远而近，唱给凡间主人的：



你看我们来了来了才来了（呀），我的仙根。你看我们对正坡坡下来了（呀哎嘿哎）。

你看我们来了来了才来了（呀），我的仙根。你看我们对正沟沟跳过来了来了来了（哎嘿哎）。

你看我们来了来了才来了（呀），我的仙根。你看我们蓝碳坡坡上来了（呀哎嘿哎）。

你看我们来了来了才来了（呀），我的仙根。你看我们大门口口进来了（呀哎嘿哎）。



在整个神降过程中，这是神首次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唱给邀请他的主人的。功能上相当于向事主打招呼，表明他已到达什么方位，好让事主有所准备。但从王向荣口里出来，这首歌已完全脱去了治病、打招呼的实用性质，上升为一首情感深沉、旋律曼妙的叙事歌曲。在这首歌里，“抒情主人公”，也就是我们的黑云大仙，幽怨、悲情、充满哀伤。他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倒更像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在到了某个标志性的地点时，还不忘拿手机通知主人，免得让人操心。这一点颇类似于屈原的《山鬼》、《湘君》、《湘夫人》，这些楚国有名的神仙，在降临人间时，总是细心地查看着周围的风景，手拿香草鲜花，抱怨着意中人（神）的不守信约。陕北，这块历经战火焚烧，自古以来就被鬼方、猃狁、戎狄等少数民族统治的地方，无论怎么看，都像屈原笔下那个多情而神秘的国度。因而，我曾在多个地方说，陕北是一块人神杂居、玄机四布的土地。因为从词上判断，作为神神的“黑云大仙”应该有一种治病救人的职业荣誉感，但整个唱腔却是一片哀伤。每一缕情丝、每一节音符似乎都在诉说着这位前世为狐狸的神仙漫长而艰难的修炼过程，表明在暴力和贫穷笼罩下的陕北，所有的生灵都是不幸的，包括神神都很不容易。说到这位“黑云大仙”，倒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好神神”。证据是他治病时，从不说自己百分之百能治了，王向荣唱的《看病》中有这样的话：“事到如今了，神神给你也没有好办法给你来整治，只有你的孩儿下来病沉重”，最后在事主人的反复求告下，他给病人开了一些药方，但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治好，而是交代说：“七天头上打了初（陕北话，病人恢复如初的意思），是收了病，神神给你继续下来来弄整；说是七天头上不打初，是不安心，神神一不管来二不管，立马登程起空中”，说明“黑云大仙”不是包医百病的江湖医生，对人的疾病有起码的科学精神。


其实不光是陕北，整个中国的民间对鬼神的信仰都不深。大多数人都抱着“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的实用主义态度。“不可全信”，是怕万一是假的，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就可能完全落空；“也不可不信”是怕万一是真的，神鬼们的报复就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因而他们就以“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说到底，就是将信将疑。这和中国老百姓对待“官”的态度是一致的。上香形同“行贿”，考虑的是投入和产出，和一个人通过信仰提升自己的精神品质，参悟生死毫无关系。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好神神”，只要你的行为符合公义，行得端立得正，即使不给他布施，他也应该保护你；如果你的行为不符合公义，即使布施再多，也要受到惩罚；而不是像一个贪官污吏，如果你给他布施，他就保护你，你不给他布施，他就不保护你；给的钱多，他的保护力度就大，给的钱少，他的保护力度就小。这样的“神神”和妖魔鬼怪有什么区别？



王向荣曾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神府一带天大旱，庄稼都快旱死了，还不见下雨。他的几个舅舅就纠集起村里的人，“抬楼子”祈雨。所谓的“抬楼子”就是把龙王的牌位或塑像放在一个木制的轿子里，由四个农夫抬着到处跑，祈求降雨。可那一年的雨很少，村里的人抬了好几天，还不见一滴雨。他的几个舅舅大怒，就把龙王的“楼子”扔在厕所的墙上暴晒。陕北的夏天气温很高，厕所里蛆蝇遍地，龙王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被“罚站”了好几天。



从王凤厚家出来，上两道坡，就到了王向荣出生的院子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现在已经不住人了，荒草没膝，鸟雀翻飞。正面有两空砖砌的窑洞，两窑背后又凿一小窑，中以悬梯连接。但王向荣出生在旁边的一个小炭窑里，那时他家还没有箍起正面的砖窑。他说母亲到柴房搂柴，来不及回正窑，就把他生在柴禾堆中，祖母赶来，将他抱到旁边的一个小偏房中。等他们后来住到新窑后，偏房就做了驴圏。


马茹则圪垯从表面看来，与眼下陕北的大多数农村没什么两样，都是年轻人外出打工，挂了婆姨住在城里，留守村里的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婆子老汉。但只要你仔细寻觅，还是能觉察到这个地方的不一般。我们在一个向阳坡上碰到一个老婆婆，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子准备外出拾柴，清清就上前搭讪，知道她叫郝秀女，今年76岁，娘家离这儿远，叫黄村沟，19岁嫁到这个村，已经有57年了。问她知道不知道王向荣，她说，知道，而且很羡慕，说“人家都把国走遍了”。再问她会不会唱歌，老人的脸上闪过一丝羞云，说嗓子不好了嘛。清清就把包里的感冒片掏出来献给老人，她还不肯唱，又脱下袜子递给她。老人不好意思了，于是开口唱了几首山曲。歌词质朴，旋律悠扬，颇为动听。



其词曰：



大红公鸡跳上墙，我把哥哥瞭在梁。

瞭得哥哥入了沟，揩了泪蛋蛋往回走。



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鹅，一对对毛眼眼瞭哥哥。

哥哥吃烟我点火，哪哒哒把哥哥难为过？



红不过阳坡兰不过天，瞭不见哥哥瞭山斜。

将锄苗苗将开畔，男人不好颠掉转。



这就是马茹则圪垯的特别之处。一个路上行走的普通人，随便拉出来都会唱两声。我想，在这个普通老人的身上，隐藏着王向荣成长的所有秘密。有人说，王向荣成为一代歌王是一个奇迹，奇就奇在，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没有出在陕北高原的腹地，也就是绥（德）、米（脂）地区，而是出在陕北之北的这样一个边陲小村，实在不可理解。然而到了马茹则圪垯你就明白了，这里地处晋陕蒙交界，神官调、山曲、二人台、蒙汉调、酒曲等各种民间艺术都异常发达。也就是说，只有在这里，王向荣才可能将来自晋陕蒙三地各种优秀的民间艺术熔于一炉。哥哥王尚荣昨天就向我们讲了，他与弟弟小时候在家中“义演”晋剧的故事：一般是等大人都上山劳动去了，他和向荣就率领一群孩子在家中把被单、褥子、枕头等绑扎起来，做成一个“戏台”，然后就照着庙会上看来的戏演起来。通常是派一个暂时没戏的“演员”到蓝碳峁子上放哨，说好是一看见父母的身影，立马通风报信。但那一天，这个放哨的“演员”因为人手不够，中途回来“串戏”，谁想父母却在这时回来了。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渐渐临近，一群孩子赶紧收拾被褥、床单，但没有用，因为“戏台”是拆了，可窑里早已尘土飞扬，“起了雾”，而“雾”是一时散不尽的。结果当然少不了一阵打骂。



从马茹则圪垯出来，我们的车行走在村后面的山梁上。车上放着王向荣的清唱CD，路过一片荞麦地，荞麦花已经开到快败了，像一块紫色的地衣。我想，在我今日路过的地方，世世代代的陕北人像冬小麦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可百年以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曾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头缠白羊肚手巾的老汉，用他的苍凉乐音记录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哀痛，他们如石头一样的沉默，有赖斯人才被外面的耳朵倾听？


2010年1月27～28日草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