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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hina's mega-jams show the true cost of coal | guardian.co.uk
译文：卫报博客：中国的大堵车体现出煤炭的真实成本

作者：Jonathan Watt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5日 星期三 13.57 BST
译者、校对：@xiaomi2020

运煤车的数量显示出中国的能源供应正如其交通系统一样紧张

在早上2点叫醒一辆运煤卡车司机可不是易事，但是在从河北到内蒙古的交通大堵塞中，为了赶回家，我不得不至少叫了20次。

前方几公里，马路已经疏通，但是司机们等得太久，他们当中大部分已经关掉了引擎、熄灭了大灯、钻进了驾驶室睡觉。我们就在他们的鼾声中被堵得动弹不得。

在最高峰时期，G110上的堵车被称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交通堵塞”，而且在过去的10天内都是如此，而阻塞的车辆绵延了60余公里。

但是在被阻住的车流中，几乎每辆都是运煤车，而每位司机都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塞车，这说明，中国的能源供应危机已经和交通系统一样紧张。

最近几年里，G110已经成为了中国（因此也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也可能是最大的运煤通道，几乎所有和我交谈的司机们都说他们要前往内蒙古的煤矿，从去年以来内蒙古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产煤区。

在此之前，拥有这一“桂冠”的是邻省山西，但山西现在正面临着为了清理环境乱象而不得不支付大笔账单，他们对运煤车征收了额外的高速公路通行费，运输公司不愿意付这笔钱，宁愿他们的司机被堵在便宜的公路上。

这表明在能源和交通体系，都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和潜在的效率提升收益），以及更多的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这也表现了煤还有通常未被计入的成本（在这份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得到了[英]很好的说明），煤提供了中国70%的能源，在已经超载的铁路系统中也占了货运的40%。

但已经出现了改变的迹象，即使是在G110上。当向南去的列车被运煤车塞满的时候，在相反方向，则可以看到很多拖着巨大的风力涡轮篇片的拖车正驶往内蒙古。今天的《京华时报》也发布了可以避免堵车的电动公交车“立体快巴”（见下图），它们是专为中国设计的。

未来，甚至煤也可以变得更清洁，如果不是从碳排放量的意义来讲，在运输途中则是可能的。中国正在制定计划，将煤转化成液体，通过管道运输，到达目的地。

这在未来将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主要的煤产量正在转向遥远的西部——新疆，新疆占有中国已知的煤储量的40%。

要从那里运输4,000公里才能到达沿海的港口和工厂，这也许会让今天持续多日的交通阻塞看起来只不过是小儿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下，可怜的中国煤卡车司机看来都不得不习惯被阻塞的生活。今天早上，看起来没有人在意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把他们从梦中唤醒。已经在路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无论是行驶还是被堵住，他们看来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煤炭运输动脉。

对我来说，我已经精疲力尽。即使是每隔上几百米就粗鲁地叫醒司机，让车流挪动，转到一条不那么堵的道路上，我还是花了7个小时才走完130公里的路回到家。但和煤卡车司机比起来，我认为我还是幸运的。

老婆怀孕之后…
from 我们爱讲冷笑话 by 易水寒

在杰士邦，多乐士，杜蕾斯，外加毓婷的帮助下，老婆终于怀上了。。。。。

自从老婆怀孕之后，家里就爆发了战争。。。。。。

关于小孩吃奶粉问题，我妈坚持让小孩吃三鹿，说一个月能省不少尿不湿的钱，我老婆却坚持让小孩吃圣元，说小孩吃到6.7岁就能结婚了，到时候我们可以早点抱上孙子，最后一致同意，小孩1,3,5吃三鹿，2,4,6吃圣元，礼拜天去医院。。。。。

关于小孩的出生后防被拐卖问题，我坚持要在孩子的背上刺字，当然不是精忠报国，是MADE BY 挥戈，我老婆坚持要在孩子身上装GPS，最后一致同意给小孩陪一条警犬，栓在一起，有人搭讪叫一声，有人抱小孩叫两声，有人抱小孩就走，直接咬住屁股不放。。。。

关于小孩上幼儿园问题，我爸爸坚持要小孩上城东幼儿园，我岳父不同意了，说城东幼儿园围墙太矮，又没有铁丝网，瞭望台，狙击手啥的，不安全，还是上城西幼儿园，我爸说城西幼儿园离菜刀铺太近，而且离急救中心又太远，更不安全，最后一致同意小孩4岁以后就锁在笼子里看书，等到能防得住菜刀等钝器的时候再放出来。。。。。。。。

关于小孩兴趣培养问题，我坚持要让小孩学一门技术，我给他买了一套《和冠希叔叔学摄影》，我岳母不同意了，说学摄影还得给他找几个不爱穿衣服的女孩，不如让他看点漫画，我给他买了一套《凤姐可爱漫画集锦》，我直接火了，你这不是摆明要把孩子吓傻的吗，最后一致同意，如果是男孩，就和曾轶可叔叔学唱歌，女孩就和郭敬明阿姨学淑女化妆。。。。

最后是关于小孩在那边生的问题，我妈妈坚持小孩要在国内生，土生土长的好，我岳父母不同意了，说国内的医生不安全，喜欢缝缝肛门，割割大肠，栓栓小肠什么的，到时候小孩生下来了，手术刀，手术台什么的留在肚子里了，还是去国外生的好，在国外生洋气，你看人美国人都会说英语，多好，我爸说不能去外国，不能一出生就成了外国人，那也不去，就在家里生，找个接生婆，菜刀，钳子，叉子，剪刀什么的我们都有，经过一系列激烈的争论之后，一致同意，坐火箭去银河系以外的潘多拉星球生。。。。。

从遥远的外太空传来信号：你好，这里是潘多拉星球，我是阿凡达，你的老婆顺利产下一个体重300多斤具有中国特色的的男孩，一出生就说了句：感谢国家，我和谐，我骄傲，鉴于来潘多拉星球生产的人太多，星球上的人都改行做了医生，劳动力缺乏，你的儿子将被永远的留在这里。。。。。

我和老婆欣慰的笑了，再也没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情了，我们开着丰田车在回家的路上，在这时候我们都哭了，不是想小孩，而是前面有一个很长的下坡。。。。。

曼哈顿唐人街向高端楼盘开发商说不


由社区团体和业主合作委员会组成的联合会24日发布了一份计划书，以抑制唐人街和下东区的高层建筑物发展。

联合会说，曼哈顿豪斯顿街以南地区的发展已经把长期居住的居民和小商贩逼走了。他们的计划书以保护本地经济和遗产为目标，而房地产商也拿出提案，希望能够放松对发展的限制，两者对垒，互不相让。

保罗（Brian Paul）是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社区规划和发展中心政策研究员，协助了这项保护计划书的设计。他表示，这是最后一个移民社区，也是中央公园南部最后一个廉价社区。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对整个城市都很重要。

唐人街和下东区保护联合会的重新规划计划书号召少建新酒店和豪华房屋。

计划书也要求这个地区的新建筑应仿照本区现有的五层和六层的建筑风格。

联合会希望他们的提案能够被唐人街工作小组（Chinatown Working Group）采纳，这个小组有52个成员，包括非盈利组织、社区委员会、开发商及业主，他们的工作是在明年初向纽约市提交一个综合的唐人街发展计划。

但其他团体对唐人街又有不同的看法。今年初，针对唐人街工作小组（Chinatown Working Group）的计划书，一群房地产开发商提交了另外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主张将坚尼路（Canal Street）改造成一个布满高层写字楼和公寓的地区。

规划顾问伍德沃德（Douglas Woodward）表示，改造这个地区以取得大面积发展是激活这个地区及其就业的唯一方式，这也是唐人街急需的。他也是唐人街社区开发商的代表。

他表示，他的团队正以具体的街区为目标进行规划，以避免大片规划造成长期拖延，这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距离唐人街和下东区的重新规划还有几年的时间。任何重建首先都需要通过纽约市的土地使用审查程序，并且须经纽约市议会（City Council）的审核。

唐人街和下东区保护联合会的社区组织人Wah Lee说，由于曼哈顿东村（East Village）在2008年重新规划过程中被禁止修建高层建筑，联合会成员开始担心唐人街和下东区的重建限制因素。因为东村高层建筑被禁之后，开发商开始将目光转移至豪斯顿街以南的社区。

结果就是，唐人街和下东区的很多居民由于新的发展规划被迫搬迁。保护联合会的计划书就是要阻止这种搬迁潮，鼓励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可支付住房。

她说，纽约市应该对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人负责。

Joseph De Avila / Shelly Banjo

教授的“围城”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2010-09-01

大学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一套套量化考核标准在“折腾教授”，“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学校还设立“学术驻京办”。

“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也有人编一套假发票把家具以“学术经费”之名抱回家，“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心理过山车

“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53岁的胡学文是东南部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顶着令人羡慕的“特聘教授”头衔。但这么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见的围城之中。

仅对教授资格的滚动式认证，就令他够焦虑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头阴影。

如果项目明年结题，他的特聘教授资格将被取消，“特聘教授一年一评，必须承担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护身符——“延期两年结题”。

他盘算着，离他退休还有5年，如果能再申请上一个项目，就能把特聘教授的待遇保持到退休；如果申请不上，则被降级为“普通教授”。

国家社科办有规定，手持项目者，无权再申请新项目，必须等项目结题，他很矛盾，一方面盼着结题，一方面又想使项目延长些。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万元工资。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资格，损失的除了工资，还有面子。他曾经历过一次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因为曾承担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他被聘为“特聘教授”。第二年学校政策改了，旧项目不算数了，他重又沦为普通教授。

为了重获“特聘”资格，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要申请社科项目，有次他的项目“入围”了，据当时政策，入围国家级项目，省里会补偿一个项目，但省级项目少，走关系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后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终于拿到一个国家级项目。但这一年，“特聘教授”的资格认定条件又加码了，除承担一个国家级课题，还要多承担一个省部级或市级社科项目，叫“一大一小”。庆幸的是，他过五关斩六将又申请到了一个市级项目，再次被擢升为“特聘教授”。

他的课受学生欢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词学专著早就成为专业的必读书目，但这些却无关紧要，只要没承担国家级项目就一票否决，“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他觉得学校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让老师不能消停，是“折腾教授”，他感到当教授越来越难，“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

明火执仗的“学官抄袭者”

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

2008年入职的“海龟”赵涛刚踏入了围城。

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据协议，必须承担并结项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则不能出站。自从2008年底起他就开始发愁。

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23个学科的“课题指南”，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

赵涛企图找到以往项目立项的规律，他买了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脱销的书，名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定价198元。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课题，研究经费越多。很多立项课题，他看不出有什么学理性，比如一项标价为50万元的课题是“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当了30年教授的胡学文更清楚其中“潜规则”，他眼见某些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一位哲学教授把正在翻译的一本前南斯拉夫的哲学著作，直接当作“原创”，本以为够冷僻了，没想“克莱登”遇到“克莱登”，还是被告发了。

关于抄袭，国家社科办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万多份申请材料中，有专家反映个别课题论证中多处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在会议评审中，也有评审组发现两份题目虽然不同，但论证核心内容和表述多处雷同的申报材料”。

浏览社科网站上的历年项目，年年重复，从国家、省级到市级、校级，上下“比葫芦画瓢”，各省间社科基金半斤八两。有些题目像“文字游戏”，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

赵涛买的那部厚书中说，外国文学类题目中，“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汤达、左拉等研究，低水平的重复不少于80%。”

有的甚至连题目都一字不差，比如，两个关于大学生就业研究的项目同时出现在立项栏中，一个标价42万，一个标价15万，胡学文为此还打电话询问过国家社科办有何不同，对方答复，“一个是重大项目，一个是年度项目”。他还是一头雾水，不清楚“重大”和“年度”的判断标准。

胡学文也发现，“跟风”研究多，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四十多万，“还不如直接拨给灾后重建”。

而有些临时对策性研究，还没等结题已时过境迁，“纳税人的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赵涛听几位国家社科评审评委说，课题指南中三分之二题目是“坐机关办公室的出的”。有一年，一个单位组织雄厚的“实力”申报到了“指南”中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当时标价8万元，因找不到相关材料，“特大课题成了特大难题”。

赵涛发现在指南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几个项目提供的金额很可观。他注意到国家社科办的官方阐释：“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个别”学科，不想太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

国家社科基金也经历了从没多少人申请到趋之若鹜的变化：198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只有500万元，2009年全国社科基金已近4亿元。

国家社科办网站谈到社科基金发展的喜人形势：“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担、承担多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衡量自己研究实力的硬指标。”

仅去年全国社科基金项目受理机构就接到14万种材料，包括赵涛在内，加上省部级和级别更低的，是一个天文数字。

申报秘籍与“学术驻京办”

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

那段时期，被同事们描述为“黑五月”，拿赵涛的话说，填写申报材料就够“恐怖”了。

第一份申报材料投出后，他开始有一种恐慌感，决定模仿别人，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每个月他都“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他每次去科研处，发现校级项目的一摞申请书都长高一大截。他想，大的抓不住，小的也别跑了，顺便也摞上一份。

他甚至在网上看到义务传授秘籍的帖子，有一份帖子在传授了几十条“注意事项”后，不忘记叮咛一句，“不排除动用其他手段”。

作讲师的赵涛一学年每周有三门课，12课时，为了凑时间写申报材料，他把12节课挪到一天讲。讲完嗓子都哑了，每天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一份申请书通常有15页。仅其中课题说明，要写5000到8000字，“申报项目是‘期货’，你把它说成一朵花，结果可能是一堆豆腐渣。”

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在申报表中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他看不出实际差别，但还得绞尽脑汁细分，把有限的几个词平衡分配到几个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报书就有一二十万字”。

申报书投递之后，经筛选，被匿去名字和单位后，分到匿名评委处。这叫双重匿名。一份项目申报表由5名匿名评委打分。

胡学文作为国家专家库成员，有时被抽做匿名评委，经常接到各种“打听”电话。

2008年他自己申报项目时，见周围人都在打电话，托关系，一开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产生一种惶恐感。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全国学术会议，遇到几个名单在专家库里的教授，也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请高抬贵手”。事后才知，此人并非相关评委。

以2010年为例，匿名评委有5362人，打听匿名评委如同大海捞针。

匿名评委审读堆积如山的材料也是苦差，“满篇都是套话”，而那些集体参与的专著，除了个别章节，大部分为“拼凑而成”。匿名评委有时虽分打得低些，但还是会给“通过”，都是圈里人，睁只眼闭只眼。

过了匿名评委这关，项目算“入围”。这一关刷下来八成申请者。以今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7171项，4652个入围，入围率为17.1%。

接下来一轮，是会议评委的最后评审，由学科组长召集280名会议评委投票和开会表决。最后经领导小组审批后，正式立项2285个。立项率为8.42%。这一轮又刷下来九成。

国家社科办每年都强调严防评委被“攻关”。赵涛心想，既然要防止被“攻关”，说明“攻关”的存在，想到这里，他莫名地担心起来。而国家社科办的对策是，将会议评审专家库扩大，增加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降低“攻关”可能性，对个别信誉不良专家，要除名。

胡学文清楚历史：1995年开始的“211”工程，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授、博士、论文、获奖等数量作为考核学校的硬指标。

学校分等级，教授分等级，学科也分重点学科和一级学科。“211”学校会有数以“亿”计拨款倾斜。“211”外的大学，校长为了政绩和争取地方政府拨款，也向这些指标系统靠拢，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的学校还设立了“学术驻京办”，常驻北京争项目。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获立项，也和“专家”是“外行”、“不对口”有关系。

一位副教授本来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实力派，但5个专业不对口的古代文学“专家”评委乱点鸳鸯谱，把项目给了其他专业申请者。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

立项结果终于在6月底公布。经过漫长等待，27171个申报者中，有人狂欢，有人沮丧，有人懈怠，有人焦虑。有的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会放鞭炮庆祝，张灯结彩。

赵涛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他一下子收到国家和省级两个立项通知书，大松一口气，“我太幸运了。”像范进中举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飘忽感。

赵涛只是围城中的讲师，如果要评副教授，需另承担一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还要在5年内发表5篇论文。评教授，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级或两个省部级项目，还要发表论文。他听说有的学校评教授职称要求一年发表8篇论文，“太凄惨了”。

论文还要发表在指定的“核心刊物”，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需要经社科处认定，换算成相当于国内“核心刊物”级别，存在风险，因此学校也不鼓励老师发表在国外刊物。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他思忖这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觉得在现有体制下，就得在“让你做”和“你想做”之间找到平衡点，“你得想办法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

“如果没有职称晋升的压力，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做。”他说。

在美国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发表论文也很难，但学校没强迫他写论文，“很多美国教授一辈子在大学教书，没见他出版一部专著和发表论文。”

对中国的博导来说，如果手里没课题，就无法带第二个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发1000元补助费，一半由导师的课题费中出，一半由学校出，“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大学里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没晋升教授，一开始他没博士文凭，等读了博士学位，现在又说他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校以前还有一项规定，六年不晋升职称的，按自动解除合同办理，而10个人中只有2个能晋升教授，即使达标也竞争残酷。

原来北大中文系是教育部文科排名第一，现在因为承担社科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指标落后，被北京师范大学超过，屈居第二。学校和系里都坐不住了，急起直追。

北大也不能免俗，想到这一点，赵涛竟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轻松感。

社科基金网站上的公告说，能一次性通过结项的课题为50%左右，还有50%左右需延缓结项。

赵涛的题目和政治的关系不大，但他也提醒自己，千万注意结论正确，“说过头话，你还要不要结题了？”

赵涛很幸运，今年7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

对赵涛们说，似乎“学术”与“申报基金”是一回事：学术就是申报基金，申报基金就是学术。



“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梁伟驰/图）

“小人是逼出来的”

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赵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月份结项时，报销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

大学教师的工资不高，讲师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谁都知道做项目可增加收入。

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

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

他问其他同事，如果经费没用完怎么办，对方答：多出几趟差，多坐几次飞机。

会议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各种花费都要预先填。有的项目规定餐票不能超过5000元，一张发票不能超过1000元，空调、彩电得另想办法。

他去统计局取个数据，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给开发票，取的次数多了，都没有票就麻烦。

胡学文看到不少教师对那些用关系弄到项目的老师愤愤不平，他感到其实那些老师也挺“可怜”的，省级项目本来就难申请，弄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元，如果计划不好，还得往里贴钱，“都是些蝇头小利，弄得人斤斤计较，又要作假。”

胡学文现在的国家级项目，10万元，学校配套5万元。有的学校按照国家项目金额100%配套，以资奖励。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其中多数是学校中的“权贵”，拥有行政资源，重大项目几乎被他们包了。

当然也有老师出来叫板，让那些累计拿了国家几百万基金的人晒一晒成果，比比谁的投入产出比更大？基金成果到哪去了？

胡学文让老婆替他管账，他的基金比较充裕些，老婆替他精打细算，还得给结题后的成果出版预留至少4万元钱。

1990年代，他出版学术书，出版社不问他要钱，还给他稿费。如今，出版社也把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当成一个业务，知道你手里有国家的钱，都理直气壮地要，连他一向敬重的某知名出版社，也不例外，“要了出版费，再卖书，赚两次钱”。

把足额的钱报销回来的活，把赵涛炼成了半个财务专家。

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

会计在他的报销单里翻翻，“去年的票不能拿到今年来报。”会计警告他。难怪每年年底，他都见同事们在突击花钱。

有一次，他听会计抱怨，“什么人嘛？把买家具的票也作为科研经费来报销？”

说的是别人，但他的脸上也一阵发烧，自己也干过这种事，他也很自责，把空调彩电抱回家感觉像小偷，还要编一套假发票来骗人，“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也变得愤愤然起来。他觉得一方面给国家项目做事，是合法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做假发票，又从心理上觉得不光明。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但赵涛习惯了也变得麻木了，放着钱不报是傻子。

他留学时做过纽约的一个城市项目，基金会把一张支票给他，怎么花就不监管了，也不要发票，最后把成果给人家就行了。

直到第七天，赵涛终于把“属于自己的钱”弄到手了。

近几年，胡学文发现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资，而是靠承担项目，它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来越心生退意，想逃离围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学科上，和评职称、高校排名等各类评估结合在一起，这种体制不打破，中国学术没有未来。”

他注意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定稿中，删去了初稿”逐步去行政化“中”的“逐步”二字，他急切地关注何时迈出这一步。

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引发媒体和高校教师热议。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给教授配备助手”等。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说，一刀切的数字化考核“导向的是急功近利的学风”。

“我把压力转嫁到我这里，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胡学文很赞同这个物理学博士出身的文科大学校长的改革理念，但他对这项改革能走多远心存疑虑，在整个学术生态大一统的环境下，它能单独撕开一角天空吗？

（应被采访者要求，报道中的胡学文、赵涛二人为化名。感谢贺卫方、朱大可、王晓明、展江、陈力丹、易中天、郑也夫、初晓波、冯原等教授对本文采写的帮助，实习生常仙鹤亦有贡献）

经济学皈依宗教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18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30日 共有 0 条

经济学在发生变化——从一门科学的学科变成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最大拥趸

沈联涛/文
　　经济学是一门宗教吗？保罗·克鲁格曼在8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中写道，政治家和央行、财政部的决策者“就像古代异教团体的牧师，号召我们牺牲人类的利益，以安抚看不见的神的愤怒”。他所说的神是指“债券卫士”，他们主张减少消费，缩减财政赤字，以使债券市场稳固，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是缩减财政赤字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回忆录《不确定的年代》（In an Uncertain Age）中写道，“在很大程度上，赤字已成为政府无法管理自己事务的一种标志，以及我们社会无法应对经济挑战的一种表现，例如正在讨论的全球竞争。大家开始认识到财政纪律的重要性，于是降低利率，恢复信心，促进消费和投资，结果是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降低了失业率，提高了生产率。”
　　但克鲁格曼认为，美国还需要有更多的政府财政支出，才能使经济走上恢复之路。克鲁格曼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而“债券卫士”则提倡坚持市场经济的货币主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打破不负责任的华盛顿共识——在危机严重时提高利率，缩减财政赤字。他最近写了一本书《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这是对当前危机解读最深刻的一本书：它没有详述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惊险刺激的情节，而是从经济学和道德角度痛斥这次危机。
　　“经济学在发生变化——超出经济学家的想像——从一门科学的学科变成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最大拥趸。”主流经济学家坚定认为市场是几乎完美的，并引以为豪，以至于“自由市场主义达到了神学的地位，并且没有任何证据或理论的研究会使他们改变观点”。斯蒂格利茨把经济学看做宗教，并形象地描述为“在主流经济学家的主教堂下，有很多小教堂研究具体的问题。每个小教堂都有自己的牧师，甚至有自己的教义”。
　　他说得很对。尽管有大量证据提出质疑，但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说服决策者，他们的资本市场定价模型是正确的。在一次为贫困阶层的激烈辩护中，斯蒂格利茨认为存在根本的道德赤字：“不能原谅的是道德堕落——金融领域对穷人乃至中产阶级的剥削。”他痛惜地陈述了这样的事实——“经济学家在无意中为这种道德堕落提供了支持。”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表明，如果经济学的神学家坚信自己是对的，那么就必然认为反对者是错的。所以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发现他们的观点错在哪里，而是用于探究反对者为什么不信“宗教”。
　　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讨论——政府应该缩减赤字，还是增加支出以挽救失业率？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美国经济受困于杠杆支持下的基础过度消费，那么简单地增加公共债务以弥补华尔街的损失，就没有任何意义。去杠杆化必然会发生，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领域，去杠杆化就意味着减少消费。
　　目前的难题在于，政府的支出只是增加暂时的就业，还是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从银行家到医疗保健行业）不允许政府缩减支出，但又鼓励政府降低税收。这种财政模式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凯恩斯认为如果公众缺乏消费的信心，那么政府就应该增加消费。这是没错的。但是凯恩斯没有阐明，政府应如何增加消费——是大量的投资基础设施还是增加经常消费。他也没有想到，议员的游说者可以让政府的很多支出都被浪费掉。因此，每个预言家都被他的继任者用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对的。这是宗教，而不是科学。
　　我的一个梦想是写一个电影剧本，关于火星人在2200年造访地球，那时地球已被核战争摧毁。火星人的考古学家在勘探被毁灭的地球时看到，最高、最宏伟的建筑物仍然矗立着。在这些建筑物的地下室，他们发现用钨钢做的库房，似乎在保护最神圣的东西。
　　他们在每个城市都看到这些建筑，当他们试图去打开库房时，发掘出纸张的灰烬，这些纸张可能记录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是宗教文件。然后，他们在库房又发现了一些小硬币。每枚硬币上都铸有文字，他们破译了这些文字：我们相信上帝。
　　火星人总结，在地球最后的日子里，人们兴起了一种重要的宗教，它崇拜的神被称为“金钱”，而那些教堂被称为“银行”。他们没有找到牧师的痕迹，因为牧师就是那些“经济学家”。■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

蒋晓冬：“麦当劳”式诊所的机会
2010-08-26 蒋晓冬

1976年，58岁的印度退休眼科医生G. Venkataswamy（后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Dr. V）在他的家乡泰米尔纳德邦马杜赖市和他的妹妹、妹夫（也都是眼科医生）开办了只有11张病床的Aravind眼科诊?所。

印度有近2000万病人因白内障而失明，其中超过80%的白内障其实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落后的医疗条件和贫困的生活状况却使他们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Dr. V和他的同事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为印度的中、上层阶级和贫困人群提供眼科医疗服务。不管病人支付能力如何，来者不拒。Aravind眼科医疗保健系统的服务分为正常收费和低收费两种。正常收费主要为印度的中、上阶层提供眼科医疗服务，而低收费医院则面向印度最贫穷的阶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贫困人群。原则上贫困人群花不超过40美元就可以在医院接受包括白内障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的治疗。如果他们实在付不起钱，医院会免去收费或同意延期支付。

这种同时为贫富两种人群提供服务的模式在很长时间内不被看好。

因为没有银行愿意借钱给Aravind眼科医院，Dr. V只好将自己的房产拿出来做抵押。然而30多年后，Aravind眼科医疗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了拥有5家医院、近3000张床位的印度最大的民营眼科医院。2009年，Aravind 系统的医院接待了250多万门诊病人，完成了约30万例眼科手术。Aravind系统的眼科治疗及手术质量是非常高的，在某些指标上甚至要强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手术的感染率上，英国是万分之六，而Aravind是万分之四。尤其令人惊讶的是，Aravind的快速发展完全没有依赖外部援助，其优良的财务状况是建立在近乎50%的门诊病人是低收费或免费基础上的。在全球各国都在为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而大伤脑筋的今天，Aravind眼科医院可以说是创造了医疗服务领域的奇迹。

Dr. V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自己开办Aravind眼科医院的灵感来自一次参观麦当劳总部后对它“装配线”模式的感悟。麦当劳的创举在于克服了饮食行业中食品质量控制、量化管理和工业化的难题，使得它能以低廉的成本为海量的顾客提供标准化的优质服务。

在Aravind眼科医院，每个医生每月要做400例眼科手术，而其他很多地方的医生一年也做不到这个量级。实际上，Aravind也采用了麦当劳式的流水线模式：一个医生一般在两个手术台进行轮番操作。当结束一例手术后，医生马上转到同一手术室中另外一个手术台进行手术。主刀医师只负责手术，手术准备及术后的伤口缝合等由专门的护理人员来进行。这样不仅每个医生的手术量增加了，病人的等待时间减少了，单例手术的成本也随之大幅下降。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医生在自己分工范围的流程步骤上的经验积累远远快过同行其他医疗机构。根据布鲁斯·亨得森在波士顿咨询集团提出的“经验曲线效应”，任何任务执行数量每翻一番，代价值（包括费用、差错率、所用时间等）会下降一个常量百分比。这正是Aravind如何以低廉的成本为海量的病人提供标准化的世界级服务的秘诀。在拥有大量的病人群体基础上，Aravind建立了自己的人工晶体工厂Aurolab，每年自用和出口的人工晶体量占到全球低端市场的6%到?7%。

无独有偶，这种“麦当劳”式的医疗服务最近几年在美国也风起云涌，很多人甚至把服务点直接设在了麦当劳常见的购物中心和商业街区的街头巷尾。截至2008年底，美国大的连锁零售药店CVS、Walgreens和Rite-Aid等在店内或店边开设了934家“零售诊所”。这些诊所每周7天，每天12小时营业，提供标准化、菜单式的服务和定价，服务内容涵盖了基本体征检查、毒理检测、血液检测、流行病预防、常见病诊疗等。每个就诊者的花费在45美元到75美元不等，大大低于去医院的开销，也没有医院那么多繁冗的手续。更大的病诊所会向医院转诊。据估计，每家“零售诊所”每天接诊20个病人就可盈亏平衡，接诊30个病人就可以有可观的赢利。麦当劳式的连锁“零售诊所”提供的低成本、标准化、少等待的服务模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欢迎。据统计，自2007年到2009年4月，到连锁“零售诊所”求医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了14%。连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也雄心勃勃宣布，2010年之前要在400家分店开设“零售诊所”，并表示最终至多将推广至2000家分店。沃尔玛也会借助其强大的采购平台为旗下“零售诊所”采购到最价廉物美的医用器械和耗材，从而进一步在服务成本上提高竞争力。

今天的中国，“未富先老”。

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近24%的人口将在65岁以上，远远高于全球平均15%的水平。人口的老龄化和城市化使得慢性疾病，如肥胖症、糖尿病以及高胆固醇等日益高发，而癌症、高血压和心脏病等重症患者也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人均医疗开支的快速上升：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医疗开支每年平均增长16%，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成长速度，其中超过60%需个人承担。另一方面，由于机制原因公立医疗卫生体系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得不到充分发挥。北京拥有约12万医护人员，每个医生平均每天看不到3个病人：一方面是顶级三甲医院排不上队，另一方面很多医院则门可罗雀。如此突出的供求矛盾呼唤医疗服务模式和体制的创新。

其实，医疗科技，特别是分子诊断和医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医疗从一个纯经验性行业向科学化精确治疗转变。可是从商业模式来看，综合性大型医院还是将两种不同的商业模式生硬地放在一个屋檐下：（1）经验性诊疗：医生综合多种诊断数据，不能完全确定病因，根据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设计个性化治疗方法，必须按服务内容收费；（2）程序化治疗：如在精确诊断后实施的血管成形术、激光矫视、肿瘤放射治疗等可以按结果收费的项目。两种模式在同一个机构内的混淆并存使得管理、收费和质量控制都变得十分困难。比如传统的综合性医院对肺癌病人的治疗是以胸外科为主导，因此经常出现多次手术、化疗、放疗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因为以胸外科为主导的肺癌经验性诊疗的收入与服务内容多少直接有关，服务内容越多科室收入越高。然而这样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对病人的治疗也未必是最佳。同样是肺癌，如以会诊委员会为主导首先确定治疗方案，再用程序化治疗手段收费的模式则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个问题，同时提升效率和质量。

（作者系NEA创投基金合伙人）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from 情书 by drunkpiano

《财经》，完整版。纸媒版因字数关系颇多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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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房地产商卖房子很有技巧。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吸引买主，策略之一就是给楼盘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环之外一个鸟不生蛋之处的楼盘，美名其曰为“香榭丽舍”，隔壁那个楼盘则叫“莱茵河谷”，再隔壁那个叫“曼哈顿寓所”。为什么呢？听起来洋气呗。

把产品打扮得洋里洋气以促销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或者化妆品商，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姚文元而已。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别写道：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的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上的‘敌友之辨’不是玄学或纯思辨，而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性命攸关的事情……自由辩论、私有财产、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趋利避害的市民阶级理性都无法消解或转化政治的内在强度。”

“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份。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国粉丝团的众多言论之三而已，而且是我从上述学者们迷宫一般的文章里颇费周折地挑选出的三节最接近汉语的段落。由于字数关系，我只能挂三漏万。其实仔细一读呢，粉丝团的言论大同小异，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个极端程度时，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我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意思为什么非要左一个“政治的反题”右一个“价值的僭政”来表述，甚至为什么需要绕道施密特来表达， 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的千疮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57年储安平质疑“党天下”的时候情况够紧急吗？59年彭德怀庐山“反攻倒算”大跃进的时候紧急吗？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表现紧急吗？76年清明节民众缅怀周恩来的时候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我们怎么办呢？

第二，施老师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么，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份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照什么标准揪谁呢？ 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一切爱看“非诚勿扰”这样低俗节目的人？ 破坏稳定的“发帖犯”？“越级上访”的人？袁腾飞及其粉丝？如果“主权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表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

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 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 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

其实，把施密特的逻辑推到极致，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回顾20世纪最大的悲剧，无一不是“主权者”在“紧急状态”下揪出“敌人”并施以“强力”迫害的情境。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

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说，爱国能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吗？ 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在那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关于新左派及其他——对话丁学良教授
李宗陶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丁学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公室像个书的丛林。大概只有20平米，书架12个，像竹笋一样长得没章法。其余的书以碉堡的样式从地面长出来，层层叠叠掩着角落里那张办公桌，丁学良就埋在桌子后头。

继“中国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惊人之语后，近几年来，公共平台上很少听到丁教授的声音。“一来是忙，忙得没办法追究；二来是在中国，很多重要的事没法追究，除非你三五年什么都不干，只追究一件事，或许能追究出一点名堂。”

他忙于跟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为该校建立一个亚洲研究中心帮忙。德国人的严谨、较真，使他不得不面对没完没了的沟通与文件起草。在这样的状态里，交谈变得紧凑——只要你给出关键词，丁教授那带着皖音、偶尔夹着英文单词的普通话便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流出。他甚至有时候都没听清你在问什么，就一路讲开去了。

　　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左派

人物周刊：您现在跟老师丹尼尔·贝尔还有联系么?
丁学良：老爷子在养老院。我前一阵去美国一个礼拜，每天给他打电话，只能跟录音电话讲话。找遍了我能打电话的他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我想可能是以现在的状态，老先生不太愿意见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跑，我的老师大概跑到395米了。我们这辈人也跑完300米了，很快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贝尔先生政治立场的转变和晚年对于新左派的批评?
丁学良：他原是新保守主义教父级的人物，年轻时是左派，偏向于托洛茨基派。欧文·克立斯托尔 (新保守主义始祖、《公共利益》杂志创办人) 年轻的时候，是在纽约大街上跟托洛茨基派激进分子一起演讲的，都有照片留下来。他们那时的主要思想就是要用暴力在全世界推行一个最公正的制度。
　　但后来，他们看透了极左的根源。新保守主义跟新左派最大的差别就是：新保守主义者可以对新左派说，你们现在讲的那些我们年轻时都讲过，我们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他们看着斯大林没有走通，毛泽东也没有走通。西方的新左派有托派的思想渊源，很厉害，是强硬的，原本就是要用武力解放全世界。“9·11” 后主张打伊拉克的，就是由这帮人里转变成“牛康”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是“西方新左派”，中国新左派跟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吗?
丁学良：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左派。西方新左派的首要主张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中国有这样的新左派吗? 欧洲民主国家跟南斯拉夫因为科索沃而关系紧张时，很多西方新左派在后面鼓动，摇旗呐喊，说人权高于主权，结果北约就打起来，连带把中国大使馆也炸了。
　　前几天我在广州的南都论坛上讲：中国现在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很难当的。我当场就问，你们哪个是新左派? 哪个敢站起来， 国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敢说人权大于主权?
　　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所谓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人权高于主权之后，西方新左派的第二个主张就是民权高于国权、军权。只要民权与政权发生冲突，民权至上。

人物周刊：新左派的老祖宗是谁?
丁学良：新左派不过是原来的老左派中间的一部分人，看透了苏联斯大林等那一套都是骗人的。他们原先也是怀有社会主义理想，拥护苏联，拥护完了发现，现实中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达到它原先宣传的那些目标。然后新左派说，我们本来以为这条道路能够取代资本主义，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公正的一个社会制度，在现实中发现不对，怎么办? 一部分人就转到自由主义阵营中去了，还有一部分人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不能因为老左派欺骗了全世界，我们就抛弃社会公正、反对剥削、反对人跟人不平等这些目标。
　　西方新左派清醒地看到这中间的核心，就是老左派们把政权取得当作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于是他才发展出人权高于主权，他是这么过来的。你可以说新左派很多观点是乌托邦，但国内的所谓新左派谁有这个勇气? 那些在国内鼓吹所谓新左派的人，大多数是在国外拿不到像样饭碗的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很有可能是西方由来已久的对华人的不公平待遇。我在美国待了10年，知道那种感觉：你比人家强的，人家不一定承认你；你比人家弱的，人家看得很明显。但你不能把个人在西方受到的、在你看来是不公平的待遇，来取代你基本的价值观，然后把人权、自由、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准都抛掉啊!
　　其实我不管他是什么主义、什么派，我反对他们打着借来的旗子去瞎骗人。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站站队的话，您算是哪个阵营的?
丁学良：我从来不和哪个阵营的人绑在一起。我的体会就是，你不能从一两件事情上去给一个人的思想划线。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赞成这一派，在另一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赞成另一派。我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立足在一个阵营，因为事情本身没那么简单。
　　在跟中国有关的大部分问题上，我大概是站在自由主义偏中间的位置，或者中右一点，或者中左一点。我不会讲我就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不反思，对它的任何主张都没有怀疑。因为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啊。

　　大学里抓起来的人大多数是搞基建的

人物周刊：从师资上讲，科大可能是香港最好的。而国内一些老牌大学，不得不面临所谓的改革难题。
丁学良：科大是新的，所以教师的水平比较齐整。那些老大学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条件不好的时候招的那些老人你不能让人家滚蛋，总得消化掉吧。在香港，一些老大学也都面临这个问题。
　　不要以为中国大学改革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国情，全世界都有类似问题。比方说美国有些大学本来不怎么样，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想再往上升一级，但你不能把老教授都请走，法律上不允许，那怎么办?新招的人按新的条件评，老的按照老条件评;招进来以后，在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分配上，让老师自己讲，你更偏重教学还是更偏重做研究。学校里大部分就是这两种人，有的教学生好，有的擅长研究，就像有人跑步快，而有人游泳好，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有些老师可能做不出非常好的研究，但他教学非常好，非常认真，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教学也很重要啊，否则学生进大学干嘛?
　　大学要改革，路子是有的，虽然不平坦。但大学不愿意认真去改革、不愿意认真去做你有什么办法嘛! 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好些事情都是大家在集体骗人、蒙人，有能耐多骗一点，没能耐少骗一点，傻一点就是被骗的。
　　现在国家手里有了点钱就找一些重点大学砸钱。砸得外面很漂亮，像个Shopping Mall一样。这点钱好好用的话能做好多事情的，不好好用就搞基建。搞基建就是搞钱，大学里抓起来的人许多都是搞基建的。我上次去武汉一所大学，接待我的人说，上次接待你的人都进去了。手里掌握了几千万，也没有哪个监管，于是这个包了3个二奶，那个买了5套房子，最后一查，大家都这么干，于是都抓起来了。
　　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用惊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有抵抗力，是没这个机会。可能第一年在道德上你觉得不能这样做，没贪;但第二年你发现大家都这么干，而且不同流合污你就没法混下去。大家都不干净就你一个人干净，那不行，大家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也拉下水的。我问过 (大陆) 好几所大学，搞基建的都是提心吊胆，我猜全都是留下把柄的。

　　天天泡在一起，总有一天要入伙

人物周刊：钱多可真不是件好事啊。
丁学良：巴基斯坦有句民谚讲得非常好，翻成英文是“Rich is bad, poor is worse”(富不好，穷更糟)。这是常识性的思维，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捱穷了，贫穷更可怕。

人物周刊：那您作为学者，是怎么跟商界打交道的呢?
丁学良：我不跟他们接触太深。商界的人有点怕我这样的人，他自己知道跟我们是讲不深的。

人物周刊：您是批判型的。
丁学良：不是批判，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绝对控制我。商界的人接触学界人士，有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被完全控制。如果你不会受他们完全控制，他就跟你保持大距离。否则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张口就把他的底牌露出来了。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哪个商人敢说他没有一丝一毫违规?
　　这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朝廷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除非你不经商，只要经商，你肯定会违规，有把柄落在朝廷手里。朝廷抓着你的把柄不一定治你，一旦换了个皇帝没准就要收拾你。不过从前朝廷能力有限，管不过来，只能管到一些大的红顶商人。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的。一翻报纸，这个企业家被抓起来了。你也不能说他没问题，但该不该判个10年20年，是另外一个问题；日子长了你发现总是这样在重复。再翻翻历史，心里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想法。我也认得几个比较大的商人，私下里跟我讲：“要是不沾一点‘黑’，我能经商吗?”
　　掌握一点资源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规章制度放在那里，就是让你犯错的。

人物周刊：学者跟商界走得太近会生出什么样的毛病呢?
丁学良：尽可能不要走得太近，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天天泡在一起，总有一天要入伙。不管政界、商界，我都不跟他们走得太近太紧。我不想当官，也发不了大财。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中国商人在道德层面上似乎有长进，宣讲“仁义”的多起来了。
丁学良：自古以来中国执政者都明白，“仁义道德”是约束人的东西，是管人的人要下面人遵守的东西。鲁迅的《狂人日记》把话讲到底了：翻开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最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仁义道德本来应该是社会的共识，但中国自1949年以来，就是每一代人都亲手参与打破前一代人认为不该打破的东西，最后底线统统没有了，导致“文革”期间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你不做点坏事就没法生存下去。

　　(实习生沈从乐对本文亦有贡献，未经丁博士本人审核)

如何成为著名的法学教授
孟勤国(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经常和学生笑谈法学硕士、博士的前程，我的态度毫不含糊。第一选择当然是从政，当了官就有话语权，可以坐学术会议的主席台，谈几点谦称为个 人意见的指示，台下昔日的老师和同窗隆重地仰望着你，为你是专家型官员而自豪。学问跟着级别长，只要长到厅级以上，你就有学问，而且你的手下通常会感觉你 的学问盖过了当年的史尚宽先生。第二选挣钱，当大律师，银子多到懒得数，拿点出来设个研究基金或课题，你昔日的老师和同窗会按时拿出你要求的成果，在成果 扉页上鸣谢你这位学者型大律师。学术跟着银子走，只要捐出一个亿，你想要哪个法学院姓你的姓，随你挑。没能耐从政和挣钱，只能选择第三——去大学教书。混 20年，当个名义上与副厅平起平坐、实际上常挨教务处小科长修理的教授不成问题。但这有点窝囊，不如费点劲，争取当个看起来真有点副厅以上模样，活得滋 润、活得牛气的著名教授。人人都有成佛的慧根，当著名教授一靠努力，二靠方法。在确定了努力的方向以后，方法就是决定的因素，如果你定下著名教授的远大志 向，应该熟识以下三招：

第一招，搏命著书、绝不立说。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晋升，全靠科研。“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的哲学观点在中国已经发展为 “数量就是质量”，因而什么事都以总量论英雄。没有一大堆的书和文章，一般评不上教授；没有一麻袋以上的书和文章，绝对不可能是著名教授。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出尽可能多的书和文章，就能尽快当上教授；当上了教授，就可以招脑瓜子灵活的研究生，抓他们来编更多的书和文章，形成良性循环。快出、多出成果，除了 需要一台编辑功能强大的电脑以外，还得知道两个秘诀。一是在没出名时舍得支付版面费、书号费。付了费没人管你句子写得通不通，就能变成铅字，职称文件规 定：没变成铅字一律不算成果。一篇文章一千，十篇也就是一万，如果职称上一个档次，也就是花费一年不到的新增的工资和津贴。第二年开始就净赚，这个账一定 要会算。二是坚持人云亦云原则，不想标新立异的事儿。古人著书是为了立言，今人著书是为了谋生，时代不同了，著书不一样了。法学圈内聪明人不少，但没有什 么天才，天才都选有诺贝尔奖的专业。既然不是天才，就难以文思泉涌，弄出一麻袋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在已经被翻掘了无数遍的法学田野上，刨出独特的 学术见解本就不容易，再要自圆其说，很耗费光阴。学古人将著书和立说连在一起，你若信了，这辈子也就是一个资深讲师。再说，你说的与主流不同，著名的同行 会很生气，会说你错、不懂、没水平，在评审时给一个不合格，后果很严重。人云亦云，同时在你的书和文章中多引用写在世同行最好是著名同行的书和文章，容易 形成良好的学术人脉。著名的同行一高兴，说不准给你的成果赐一篇悼词般的序，你拿着去申报中青年法学家就很有底气。你实在忍不住想说点儿不同，也一定要注 明是浅见或抛砖引玉。现在的年代，没人在乎你说了什么，只在乎你说了没有，只要法律书店到处是你主编的什么新论、什么论丛、什么大全，你不想著名都不行。

第二招，糊涂上课、煽情演讲。郑板桥有一至理名言：“难得糊涂。”这四个字体现了东方哲学的最高的境界。给本科生上课，将基 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讲得那么清楚，学生给打70分就算对得起你，简单意味着没有神秘感，没有神秘感哪有崇拜可言？在课堂上，不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到 学生找不到北，不足以显示学问的博大精深。你试着讲讲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背诵几段拉伦茨至少是谢在全的论述，再穿插几段德国民法典立法时的花絮，看 哪个学生的眼神不迷茫、不流露出崇敬？学生听得云里雾里，就会到处显摆听过有学问的课，慢慢地你就声名远播。将本科生当成研究生上课、将研究生当场本科生 上课，这样一换位，本科生崇拜你学富五车，研究生崇拜你记忆过人——他们已经忘光了的基础知识你居然一清二楚。如果有哪个论坛或沙龙请你当嘉宾，一定要 去，不讲条件——成了著名教授后才可以与邀请方讨论出场费问题。嘉宾通常要做或长或短的演讲。每一次演讲都是积累知名度的机会，绝不能浪费在平淡无奇之 中。小小骂一下中国的现行体制或某一当局以显示你的独立和勇气，大大翻一下“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之类的典故或传说以显示你的博学和信仰，狠狠批 一下对著名的同行大不敬的持不同“学”见者以显示你的忠诚和能力，这些能使你的演讲跌宕起伏，煽起一片赞叹之声。能声情并茂更好，没这个能力，要敢于牵强 附会、指鹿为马、断章取义。哪怕是无中生有，只要你以一种断然的口气说“孟勤国主张农民有种地的义务”之类的，听众自然深信不疑。人气是著名法学教授的魂 魄，一定不能散了，要想法设法以不能流芳百世就争遗臭万年的心态积聚和保持人气。

第三招，出国镀金、进京扬名。在著名的同行心目中，中国法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中国社会生活跟不上先进的外国法理的需要，因 而中国法制的主要任务是以外国法理改造落后的社会生活。出国留学了，你就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活的一分子，就有权代表先进的外国法理，即便你赞同法律应适应 实际生活需要，也不算是著名同行所斥责的受前苏联意识形态毒害的国情论，而属于著名同行追捧的本土资源论。当然，出国留学不能像张里安教授那样在德国特里 尔大学一待七八年，想“著名”的教授很多，在国外耽误时间非常影响竞争力。出国留学的最佳时间是一年左右，前半年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后半年收拾行李准备 回家。出国留学这个词的重音在“留”而不在“学”，“留”就是溜达的意思。学习外国法理是为了劝说中国的立法机关照搬外国的法律，知其然足矣，读点外国法 典、波斯纳或梅迪库斯的书的中译本绰绰有余，没有必要在外国傻啃外文书。外文书读多了，万一发现外国法理有个什么短处，有损外国法理的高大形象和普适性。 留学回来，不要再回原来的单位，一定要进北京城。首选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王气冲天，谁沾上了至少是半个王。进不了，进北京其他学校也行，哪怕这个学校 只招三本。北京是首都，也是著名法学教授的唯一原产地。在北京，能经常出入国家立法机关、在央视频道上《今日说法》、拿到国家级的重大攻关课题，随便说个 什么就上中央媒体弄得地球人都知道。好像有学者说过，外地放十炮不如北京放一枪，此言极为传神。京城以外很少有“著名”的机会，就算偶尔“著名”了，也不 能算是正宗，除非攀上京城某一著名同行的小圈子。京城内外，学识标准有别，评价当然也不一样。进了北京城，你可以信口开河，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发表“两个 股东如果有夫妻关系应视为一个股东”之类的惊世骇言，这属于新锐观点，正确性高于现行《公司法》，而同样的事落在你进北京城之前，就属于违背法律常识。进 了北京城，你有更多的机会谋一个中国法学会什么研究会的副会长，这也算是你这行的国家领导人了，如果谋上了可不得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勾兑你，求你在评审什 么时高抬贵手。肚子里的学问只有自己知道，身上的光环谁都能见到，光环越多、越耀眼，就越容易折服芸芸众生。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相信上述三招，有大胆的学生质疑我怎么就不用这三招。我不能故作高尚说我不用这三招是因为不屑于“著名”或不屑于这样“著名”，实在是我 想“著名”的时候没有人给我指点如何“著名”——已经“著名”的绝对不会将自己“著名”的经验告诉别人，等到我琢磨出“著名”之道时我已经白发苍苍——身 处人生下半场再想着“著名”实属老不正经。其实，成功者的经验大多是靠不住的，什么上大学时拉小提琴的时间多于学习的时间之类，不过是炫耀聪明或掩饰阴 暗，相信而且模仿这等成功经验等于是找电线杆上小广告上的游医治病。真正有用的常常是未成功者的人生体验，因为内含的是长期的生活观察和经验教训。当然， 所谓有用，完全是在功利层面上的，如果加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因素，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郭岱君：从计划到市场的台湾经验
2010-08-22 南方都市报

郭岱君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专研政治经济学、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发展。自2003年起，推动胡佛研究院“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搜藏及研究计划”，保存研究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及许多中外重要领导人物的私人档案。

尹仲容能收能放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收回台湾，结束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当时整个国民党的经济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这显然是计划经济，以国营企业发展为主的方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国家主义盛行，政府主掌国家各方面的资源从事经济的发展。这种背景下，1945年到1948年，台湾71%以上的产业都是公家的，烟、酒、矿藏、糖，以及台湾最有名的物产米、凤梨、香蕉等都是政府经营管理，更不用说铁路、工矿。

国共内战的尾期，国民政府节节败退，1948年12月，蒋介石准备下野，但他同时任命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后来证明这个任命对台湾的发展非常重要。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那时台湾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外汇短缺。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人到台湾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政治和经济，恢复农工生产，他们有很大的决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因为他们明白退此一路别无死所。

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立刻做了几个改革，首先是币制改革，将国民政府从大陆带去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做币制改革。另外从1949年开始做土地改革。1950年，台湾也开始了地方自治，就是普选，一人一票，省议员、县市长、乡镇市长全部普选。1950年国民政府在台湾风雨飘摇，居然敢普选，可以想到是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事实上，台湾土地改革，在今天来看都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例子。

国民政府到台湾后，第一件事是成立了一个台湾省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恢复生产、整顿公营事业，其中的主事者之一就是尹仲容，他是湖南邵阳人，交通大学毕业。他曾在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工作过，他年轻时就到了宋子文兄弟的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宋子文到华盛顿之后他也跟着到华盛顿工作，后来宋子文做了行政院长，尹仲容也到了那里，担任机要秘书，参与战后经济重建及发展的规划。

1950年的台湾，国民党上上下下的脑袋都是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他们想到的经济发展策略，都是计划经济的方法。第二年，美国的援助也到了，从195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有1亿美元的援助。尹仲容是生管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身兼经济规划与发展的重任。当时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蒋硕杰到台湾，希望将市场经济的概念带给他，结果不欢而散。但蒋硕杰走时送了一本英国经济学家的《价格机制》给尹，没有想到就是看了这么一本小书，尹仲容的脑袋变了。尹仲容是国民党财经领导人中最早开始换脑袋的，但是最早的改革者往往处处被人排挤和批评。

当时尹仲容要发展台湾纺织，理由是每一个人都要穿衣，可台湾却用大量外汇从日本进口纱布。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时，很多江浙的纺织企业家跟着国民政府到了台湾，有的机器也拆过去了，换句话说，有人才、有机器、有经验。但是当时的“经济部长”、“省主席”都反对，不给他资源，尹仲容只好想出“代纺代织”的办法，他跟美国联系，希望将部分援助改为棉纱。由“中央信托局”统筹收下，然后把棉纱发给过去有经验的纺织业主，将工厂慢慢重组起来。而后“中央信托局”再买回他们织好的纱布，并通过“中央信托局”帮他们卖出，卖给台湾各个要买布的单位。那时做生意多好做啊，所以当年凡是参加代纺代织的人都发财了，因为不需要本钱，上面供棉纱，他还会帮你销售。

尹仲容在扶植台湾纺织业时，同时增加了日本的棉纱进口的关税，来保护台湾岛纺织业。1951、1952、1953年这三年是台湾纺织业的蜜月期。但是尹仲容不同凡响的是，三年后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放了廉价的日本棉纱，让台湾的纱布和日本纱布直接竞争，当时许多人反对，尤其是纺织业业主，但是，尹仲容说：我们的目的是扶植台湾本土的纺织业，但是不是扶植温室产业，所以你们必须要跟外面竞争，如果不能竞争的话，该倒就倒吧。当时确实倒了不少，但是也有不少站起来了。自1956年之后，纺织业成为台湾近30年间重要的出口产品。管制很容易，一个行政命令就行了，但是，在适当时机有决心、勇气去放，却很不容易，尹仲容不同凡响，就是在于他看准时机，敢收敢放。

公营与民营大辩论

1949年失掉中国大陆，对所有跟国民党有关的人而言，心里的愤恨都是摆在面上的。到了台湾，大家并没有算你国民党怎么将中国大陆搞丢这笔账，但是到了1953年，经济慢慢恢复，社会相对稳定了，这时就有人开始说话了，国民政府过去这么多年来控制经济发展、控制工业发展，资源委员会控制一切资源，不但没有达到经济发展，反而将中国大陆给搞掉了，是不是过去的经济策略是错误的？当时就有经济学家提出问题，到底我们应该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到底是管制经济还是自由经济？到底应该是发展公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很多很多疑问慢慢暴露出来。正在这个当口，1953年，土地改革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实现耕种有其田。钱从哪里来呢？政府没钱，怎么办？陈诚非常烦恼，但他决心土改。严家淦就想到一计，虽然政府没有钱，但是可以挑几个公营企业出来，用股票跟地主换地。这个想法在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不得了，公营企业股票怎么可以给私人呢？以这样的方式跟地主换地，触动了国民党民生主义“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神经。另一方面，地主也反对，他们觉得我那么多地，你就给我几张纸吗？

这样的一个辩论其实已经隐忍了3年，很多人参加，包括尹仲容。这个辩论到了1954年初有两个重要的人出来讲话，首先是陈诚在“总统府”动员月会上表示“今后我们要走民营企业的道路”。1954年胡适也批评说资源委员会虽然把持了工业，私有企业或被它蚕食鲸吞，或被它窒息而死，但经济仍无法起色。这场财经大辩论的结果是，尹仲容成为“经济部长”、“工业委员会”主委、“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他当时几乎不睡觉，和一批年轻人夜以继日，一个月修改十几个法律规章。在1954、1955年时，台湾的民营企业突然就像决堤一样爆发了。

本来公营企业做得好好的，但是突然要将很多资源拿去发展私营企业，首先是既得利益者会反对，第二是头脑转不过来的人会反对，更不要说其中有政治权力的斗争、派系等。改革是很惨烈的，今天的人都不知道台湾曾经1954、1955年有那么波涛汹涌的日子。当时台湾绝大多数产业都是公营企业，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政府和党内的，包括当时的财经首长。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尹仲容年谱里说，“我的脚才抬起了，还没有放下，别人就说我踩到他了！”可以说动辄得咎。

尹仲容这样一路过来得罪了一堆人，大家都想办法要将他拉下来。1955年发生一件事，他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中央信托局”贷了700万台币给杨子木材公司，结果在还款时略有延误，当时一个“立法委员”郭紫峻就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俞鸿钧，说“中央信托局”局长图利私人。一件稀松平常“立法委员”的质询，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俞鸿钧却立刻将案子交给“最高检察总长”。说穿了这些都是计划经济、国营企业的人，早就等在那里了，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藉口，正好整治尹仲容那些主张民营经济的人。尹仲容很有风骨，既然“行政院长”不支持他，他便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在家里自己打官司。

当时尹仲容非常惨，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或是讲话。他的幕僚王作荣先生说，陈诚两次托人送信过来，里面大概装了3000块钱，叮嘱尹仲容“不要说话”。陈诚这时已是“副总统”，让尹仲容不要说话，就是说你安静地休养，不要再得罪人，风头过后，我还会重用你。尹仲容下台了，“行政院长”马上换了一个“经济部长”叫江杓，他是国营企业的支持者，轰轰烈烈发展私营经济立刻缓下来了。

汇率及外贸大辩论

虽然如此，台湾经济仍然继续在走。1956年台湾开始面临生产过剩市场饱和的问题，另外因为管制，发展出一个畸形的汇率制度。1955年，台币对美元有9种汇率。政府说国营企业要去进口国防物资，可以给个好的汇率，因为要支持。有一些太太小姐要购买高档化妆品，这是浪费，政府就给个高汇率，等于惩罚。这样下去，9种汇率根本没有办法做生意，更不可能外贸，因为没办法计算成本。

这时，第二波的财经辩论又开始蓄势待发了。经过第一次大辩论，民间已经很清楚就是要走市场经济的路。但因为计划经济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是既得利益不肯放，所以政府反而走得比民间慢。这时有两派意见，一派是认为台湾是浅碟经济，必须要从过去的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就是发展外贸。另外一派比较稳健、保守，认为台湾没有能力做外贸，过去的进口替代做得很好，自行车、肥皂、棉布等等，接下去可以把进口替代升级，继续来做，风险较小。为什么不愿意走出口呢？因为汇率问题摆在那里。如果要走出口，必须改革汇率。但汇改牵一发而动全局，反对者担心外汇改革必然牵动到社会和政治制度，特别是当年在大陆时金融的问题，让他们余悸犹存，所以最大阻力来自政府内部。

1957年，尹仲容复职担任“经安会秘书长”。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马上挑起第二次财经大辩论，这次的辩论主要是政府内部的辩论，稳健派以财政部长、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委徐柏园为主，认为必须谨慎小心，不可大幅度改革，因为隔着海洋的中国大陆随时可能打过来，政府必须对财政金融有所掌握。徐柏园也同意9种汇率有问题，要改革但不能一次改革。可尹仲容认为要改就要一次改革，而且相信台湾的外贸会有发展。辩论非常激烈，不仅是外汇改革，而且还包括台湾发展策略，是继续进口替代还是进口变为出口。

两派相持不下，经常出现很多奇怪的事，报纸上今天“财政部长”徐柏园说我们外汇贸易是要改，但是必须稳健，大家不要忘记1949年财经失掉中国大陆的惨痛教训。第二天尹仲容又说我们必须要大胆改革。就等于是两个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隔空打来打去的。

陈诚难以委决，这时严家淦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严家淦支持尹仲容，说服了陈诚，1958年3月陈诚决定采纳尹仲容的意见。1958年3月19日“行政院”改组，陈诚当时已经是“副总统”，却回头再兼任“行政院”院长，严家淦也是回头再任“财政部长”，尹仲容任“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曾任“经济部”部长。1958年的外汇改革风起云涌，凡是研究台湾经济的人都说这是台湾经济史上最大的改革。

后面台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且被誉为“Econom ic M ir-acle”。台湾很幸运有尹仲容。尹仲容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他从1949年整顿国营企业开始，开放民营企业、发展策略产业、提倡进口替代，到最后改为出口，一路上他都是领头羊。例如，1958年外汇贸易改革非常成功和顺利，按照理由他应该志得意满，但是他在1958年10月写道，这次外汇贸易改革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我们只从外汇贸易着手很难收效，必须有其他环境的配合。他很清楚，经济财政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个各方面的配合。尹仲容非常了不起，可是很可惜，死得太早，一个感冒马上诱变成肝炎，死时才61岁。

很多人都说尹先生如果再多活几年，台湾的经济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只有尹仲容也是不够的，只有他，可能早就被抓到牢里，或者是在野，落魄一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蒋介石、陈诚这些人，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教训里知道经济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知道自己不懂经济，所以将经济交给专家来做，最重要的是，他们支持改革。另外当时台湾那一批财经官僚非常优秀，严家淦、尹仲容、杨继曾、李国鼎等等。当然美援帮助也是一个原因。

综合起来，改革最重要就是要换脑袋，是要上面的人换脑袋，不是经济学家换脑袋，也不是媒体的人要换脑袋，最重要就是负责财经的官员和最上面的执政者。改革光是点点滴滴也不够，需要全盘的改革，这样改革才可以持久。经济改革最后是要制度化，也就是法令规章的完备，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今天中国大陆特别要用心的。尹仲容对纺织业用管制的方法培养，可是等到他觉得台湾纺织业可以站起来时立刻就放了，让外国的纺织品进口跟台湾竞争，换句话说他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是中国大陆最可以参考的，要赶快去做，因为越晚做，越复杂、越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