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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安全战略
Posted 周五, 2012年 12月 14日 By ChangCe
吹战略风，影响为“王”
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安全战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特约撰稿 吕正韬 2012-12-14 08:20:03
编者按：有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海湾战争刚刚落下帷幕，沃尔福威茨、佩里、兰德公司总裁亨利等一些智库顶级学者联名给克林顿写信，“您需要一个全新的军事战略，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的利益。该战略最急切的任务就是要将萨达姆政权彻底消灭，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努力。”
然而，克林顿政府未置可否。
2002年4月3日，这些学者们又进言布什，依然力陈攻打伊拉克的主张，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制定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方案。就这样，经过近10年，对两任总统持之以恒的政策建议，终于促成了伊拉克战争的打响，并对美国及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智库，这个美国政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既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理念，又直接为政府输送人才，智库被认为能够左右美国政治。
几乎所有美国智库最热门的方向，都是在研究中国军事领域，了解美国智库在国家安全与军事决策中的地位，或许能带给中国很多启示。
美国智库到底为何而奋斗？答案是——“影响决策”。
智库到底通过什么杠杆撬动国家政策呢？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贴近决策者、借助公共舆论和在国会中作证等三个层面。
“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依靠与军方的密切合作和广泛的海外联系得出成果。”
2012年11月17日，成功赢得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四年内第五次飞往东南亚，将国内焦头烂额的“财政悬崖”抛在脑后。
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最大规模的重返亚太。2011年夏天，美国决策层就在争论着这个尚处襁褓中的议题，总统办公桌上至少出现过7套报告。
最近一年来，对奥巴马政府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AP）”多次发布报告，称“未来属于亚洲，美国应该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朝向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早就该实施了”，“这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战略抉择，对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都有益处”。
智库，这个美国政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既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理念，又直接为政府输送人才，智库被认为能够左右美国政治。
新宠
“影响决策”，智库的作用非常清晰。
美国智库到底为何而奋斗？答案就是——“影响决策”。
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进步中心是智库群体中的新宠，它比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RAND）等老牌智库要年轻得多，但它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力却是无出其右。
就亚洲再平衡战略而言，兰德公司2012年曾公开评价其“不成熟”，理由是在中东和北非等地区活跃的基地组织依然对美国构成重要威胁。但显然，兰德公司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美国进步中心是随着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而迅速崛起的。当时，该中心加入了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为他提供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研究报告，助其调整竞选策略，赢得了奥巴马的赏识和认可。
成功当选后，奥巴马投桃报李，任命美国进步中心创始人和总裁约翰·波德斯塔为过渡事务主管，任命其执行副总裁巴恩斯为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此前，波德斯塔还曾被委任为克林顿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与民主党渊源深厚。
“自从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帮助里根实施了1981年的新政之后，还没有哪个外部群体像美国进步中心那样，对政府政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时代》杂志评价说。
四年来，美国进步中心已经成功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多项战略。在朝核问题上，它曾提出“美朝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应该被置于重要位置，朝核问题的进展是美国新政府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一观点被奥巴马采纳。
在2008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这家智库还曾建议美国停止在东欧推行北约东扩计划，停止在捷克部署雷达设施和在波兰部署拦截导弹，理由是这些行动会冲击俄罗斯的底线，还将花费巨额军费，效果却难以估计。
不久后，奥巴马便决定暂缓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重新和俄罗斯展开军控谈判，调整导弹防御计划。
如今，当奥巴马决意在刚刚获得的第二任期内继续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时，美国进步中心同样是幕后重要的战略观点提供者。
“华盛顿以及太平洋司令部在制定再平衡战略时，一定是在持续地与智库交换意见。”跨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亚太区域负责人赫胥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尽管白宫没有公开承认智库对这一战略的影响，但美国智库必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将目光放得更远些，智库的作用更加清晰。
伊拉克战争的打响背后，可以看到一批智库学者在近10年时间内向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总统不断提出政策建议。
而小布什2002年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则与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影响有关。
这家智库在年度总结报告中写道：“6月13日，我们不断积累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布什总统宣布美国正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这项条约是阻碍发展和部署切实可行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法律及政治障碍。更让人欢欣鼓舞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有时甚至是形单影只——的孤独努力得到了认可。”
精英云集
在智库发表的报告背后，凝结了许多心血。
美国智库的努力，之所以能够被认可，首先是因为它们提供了高水准的政策研究。“我们不是游说团体，也不是政治实体，我们的影响力来自发表的高质量报告，这些报告提出了解决公共问题的建议。”传统基金会安全问题专家贝克·史普润说。
在智库发表的报告背后，凝结了许多心血。
自1990年代开始，兰德公司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空军。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里奇将之称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依靠与军方的密切合作和广泛的海外联系得出的成果”。
兰德公司为这一研究组建了一支团队，负责人是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的哈里札德——他后来曾任美国驻阿富汗、伊拉克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在这支团队中，既有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区域问题、国防战略、空军、情报以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后来，来自美国空军的几名军官也加入了研究队伍当中。
这支团队还拥有一个梦幻般的顾问小组，其成员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及三名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弗兰克·卡路西和威廉·佩里。
研究报告发布前，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不仅经过了内部同行评议，而且送交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审阅。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报告对空军高级将领有实际的价值，它们被广泛阅读和使用。”迈克尔·里奇说。
历经十几年，这支专注于研究中国空军的团队仍在运作。
2012年2月，兰德公司发布了该系列报告的最新一期，名为“撼天裂地——21世纪的中国空军运作理念”。报告提出：“中国空军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似乎正在成为一支“21世纪拥有强大能力的现代化空军部队”，10年内“有可能开始接近美国空军的战斗力”。
撬动国家战略的杠杆
最大限度发挥影响力，得有“十八般武艺”。
仅凭出色的内容自然不足以撬动国家战略，美国智库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影响力，已经习得“十八般武艺”。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将这些“武艺”总结为五大类型：生产新颖的观点，为政府提供人才储备，举办高级别的讨论，教育美国公民，以及帮助官方调停和解决冲突。
智库到底通过什么杠杆撬动国家政策呢？
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贴近决策者、借助公共舆论和在国会中作证等三个层面。
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智库学者大量进入政府任职，政府官员离任后同样大量进入智库。
“出将入相”间，政策研究被带入决策的最核心圈，进而影响政策制定。“智库对国防战略产生直接影响，多半是因为智库中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了白宫。”长期研究美国智库的学者李华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钓鱼岛与《美日安保条约》的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学者理查德·阿米蒂奇主持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其中的重要内容是：“美国必须就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行政统治之下的地区，向日本重申自己的防务承诺。”
仅隔一年，理查德就出任小布什政府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这份本来是建议的文件，被理查德在政府内积极推动变成了正式的政策。
此外，政府也经常委托一些智库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以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兰德公司的大部分研究课题都是由政府部门委托的，另一家老牌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也与政府签订了不少合同。
当然，直接向决策者“吹耳边风”的途径毕竟有相当的门槛，而借助公共舆论则是美国智库可以自主调控的方式。
这些智库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其中《外交政策》、《布鲁金斯评论》等知名智库刊物几乎是政界要员的必读资料。智库学者还会在主流媒体接受采访、发表评论，通过影响公众舆论，进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曾表示：“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就会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因此，智库用在成果传播上的花费往往不菲。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600万美元左右。
举办各种研讨会、培训班，将政府要员邀请其中，当面对官员施加影响，是另一种策略。
2000年9月，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召开了题为“超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定位：应对反介入挑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美政、军、商、学的众多精英人物与会，为美高层形成“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共识，起到了关键性的造势和推动作用。
在国会中作证也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方法之一。国会是美国决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总统的重大动议通常需要国会的批准。美国的智库积极与国会的各个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期在听证会上能够被邀请直接向国会议员和其他社会各界精英陈述政策建议。
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邀请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到国会作证。针对美国国内一股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浪潮，李侃如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如果试图利用奥运会在政治上得分，注定会得不偿失，李侃如的发言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并非生活在真空中
“人在江湖”，难免身不由己。
美国智库的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款，以及一些政府合同。多元的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智库的独立性。
不过，“人在江湖”，智库也绝难生存在真空之中。
智库新宠美国进步中心就遭遇了“过度政治化”的批评。这家智库从成立之初就带有极强的党派对抗色彩，政治意味非常浓厚。相对美国进步中心与民主党的亲密关系，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则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在研究上一般倾向强硬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
利益集团通常是对智库进行经济捐助的大老板。尽管智库可能并不会因为金钱而直接为其利益服务，但至少在研究重点上，智库可能会突出利益集团所在的相关领域，进而有意无意地设定决策者的关注议程。
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就是在波音、洛克希德等军工复合体的大力支持和策动下建立的，该中心长期关注导弹防御计划领域的研究，而这些军工复合体也恰恰是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最大受益方。2002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美籍犹太裔富商海姆·萨本向布鲁金斯学会出资，建立了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专门研究中东问题。
此外，政府也绝不仅仅是只会受影响的被动角色，大的政治风向也会对智库的研究形成“反影响”。
美国政府和兰德公司向来有着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但2002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却让兰德公司郁闷了一把。在此之前，该委员会像往常一样，委托兰德公司进行一个对中国未来军事力量进行评估的研究项目。
经过大量的研究论证，兰德公司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结论认为，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但在短时期内还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
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国会，“中国威胁论”正呈高潮之势，尽管兰德公司的结论相对理性客观，但被对华“恶性情绪”萦绕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一结论无法接受，并毫无情面地撤销了对兰德公司的委托。
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安全战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特约撰稿 吕正韬 2012-12-14 08:20:03
编者按：有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海湾战争刚刚落下帷幕，沃尔福威茨、佩里、兰德公司总裁亨利等一些智库顶级学者联名给克林顿写信，“您需要一个全新的军事战略，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的利益。该战略最急切的任务就是要将萨达姆政权彻底消灭，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努力。”
然而，克林顿政府未置可否。
2002年4月3日，这些学者们又进言布什，依然力陈攻打伊拉克的主张，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制定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方案。就这样，经过近10年，对两任总统持之以恒的政策建议，终于促成了伊拉克战争的打响，并对美国及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智库，这个美国政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既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理念，又直接为政府输送人才，智库被认为能够左右美国政治。
几乎所有美国智库最热门的方向，都是在研究中国军事领域，了解美国智库在国家安全与军事决策中的地位，或许能带给中国很多启示。
美国智库到底为何而奋斗？答案是——“影响决策”。
智库到底通过什么杠杆撬动国家政策呢？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贴近决策者、借助公共舆论和在国会中作证等三个层面。
“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依靠与军方的密切合作和广泛的海外联系得出成果。”
2012年11月17日，成功赢得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四年内第五次飞往东南亚，将国内焦头烂额的“财政悬崖”抛在脑后。
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最大规模的重返亚太。2011年夏天，美国决策层就在争论着这个尚处襁褓中的议题，总统办公桌上至少出现过7套报告。
最近一年来，对奥巴马政府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AP）”多次发布报告，称“未来属于亚洲，美国应该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朝向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早就该实施了”，“这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战略抉择，对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都有益处”。
智库，这个美国政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既为决策者提供政策理念，又直接为政府输送人才，智库被认为能够左右美国政治。
新宠
“影响决策”，智库的作用非常清晰。
美国智库到底为何而奋斗？答案就是——“影响决策”。
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进步中心是智库群体中的新宠，它比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RAND）等老牌智库要年轻得多，但它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力却是无出其右。
就亚洲再平衡战略而言，兰德公司2012年曾公开评价其“不成熟”，理由是在中东和北非等地区活跃的基地组织依然对美国构成重要威胁。但显然，兰德公司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美国进步中心是随着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而迅速崛起的。当时，该中心加入了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为他提供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研究报告，助其调整竞选策略，赢得了奥巴马的赏识和认可。
成功当选后，奥巴马投桃报李，任命美国进步中心创始人和总裁约翰·波德斯塔为过渡事务主管，任命其执行副总裁巴恩斯为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此前，波德斯塔还曾被委任为克林顿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与民主党渊源深厚。
“自从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帮助里根实施了1981年的新政之后，还没有哪个外部群体像美国进步中心那样，对政府政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时代》杂志评价说。
四年来，美国进步中心已经成功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多项战略。在朝核问题上，它曾提出“美朝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应该被置于重要位置，朝核问题的进展是美国新政府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一观点被奥巴马采纳。
在2008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这家智库还曾建议美国停止在东欧推行北约东扩计划，停止在捷克部署雷达设施和在波兰部署拦截导弹，理由是这些行动会冲击俄罗斯的底线，还将花费巨额军费，效果却难以估计。
不久后，奥巴马便决定暂缓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重新和俄罗斯展开军控谈判，调整导弹防御计划。
如今，当奥巴马决意在刚刚获得的第二任期内继续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时，美国进步中心同样是幕后重要的战略观点提供者。
“华盛顿以及太平洋司令部在制定再平衡战略时，一定是在持续地与智库交换意见。”跨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亚太区域负责人赫胥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尽管白宫没有公开承认智库对这一战略的影响，但美国智库必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将目光放得更远些，智库的作用更加清晰。
伊拉克战争的打响背后，可以看到一批智库学者在近10年时间内向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总统不断提出政策建议。
而小布什2002年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则与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影响有关。
这家智库在年度总结报告中写道：“6月13日，我们不断积累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布什总统宣布美国正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这项条约是阻碍发展和部署切实可行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法律及政治障碍。更让人欢欣鼓舞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有时甚至是形单影只——的孤独努力得到了认可。”
精英云集
在智库发表的报告背后，凝结了许多心血。
美国智库的努力，之所以能够被认可，首先是因为它们提供了高水准的政策研究。“我们不是游说团体，也不是政治实体，我们的影响力来自发表的高质量报告，这些报告提出了解决公共问题的建议。”传统基金会安全问题专家贝克·史普润说。
在智库发表的报告背后，凝结了许多心血。
自1990年代开始，兰德公司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空军。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里奇将之称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依靠与军方的密切合作和广泛的海外联系得出的成果”。
兰德公司为这一研究组建了一支团队，负责人是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的哈里札德——他后来曾任美国驻阿富汗、伊拉克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在这支团队中，既有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区域问题、国防战略、空军、情报以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后来，来自美国空军的几名军官也加入了研究队伍当中。
这支团队还拥有一个梦幻般的顾问小组，其成员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及三名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弗兰克·卡路西和威廉·佩里。
研究报告发布前，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不仅经过了内部同行评议，而且送交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审阅。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报告对空军高级将领有实际的价值，它们被广泛阅读和使用。”迈克尔·里奇说。
历经十几年，这支专注于研究中国空军的团队仍在运作。
2012年2月，兰德公司发布了该系列报告的最新一期，名为“撼天裂地——21世纪的中国空军运作理念”。报告提出：“中国空军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似乎正在成为一支“21世纪拥有强大能力的现代化空军部队”，10年内“有可能开始接近美国空军的战斗力”。
撬动国家战略的杠杆
最大限度发挥影响力，得有“十八般武艺”。
仅凭出色的内容自然不足以撬动国家战略，美国智库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影响力，已经习得“十八般武艺”。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将这些“武艺”总结为五大类型：生产新颖的观点，为政府提供人才储备，举办高级别的讨论，教育美国公民，以及帮助官方调停和解决冲突。
智库到底通过什么杠杆撬动国家政策呢？
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贴近决策者、借助公共舆论和在国会中作证等三个层面。
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智库学者大量进入政府任职，政府官员离任后同样大量进入智库。
“出将入相”间，政策研究被带入决策的最核心圈，进而影响政策制定。“智库对国防战略产生直接影响，多半是因为智库中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了白宫。”长期研究美国智库的学者李华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钓鱼岛与《美日安保条约》的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学者理查德·阿米蒂奇主持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其中的重要内容是：“美国必须就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行政统治之下的地区，向日本重申自己的防务承诺。”
仅隔一年，理查德就出任小布什政府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这份本来是建议的文件，被理查德在政府内积极推动变成了正式的政策。
此外，政府也经常委托一些智库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以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兰德公司的大部分研究课题都是由政府部门委托的，另一家老牌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也与政府签订了不少合同。
当然，直接向决策者“吹耳边风”的途径毕竟有相当的门槛，而借助公共舆论则是美国智库可以自主调控的方式。
这些智库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其中《外交政策》、《布鲁金斯评论》等知名智库刊物几乎是政界要员的必读资料。智库学者还会在主流媒体接受采访、发表评论，通过影响公众舆论，进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曾表示：“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就会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因此，智库用在成果传播上的花费往往不菲。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600万美元左右。
举办各种研讨会、培训班，将政府要员邀请其中，当面对官员施加影响，是另一种策略。
2000年9月，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召开了题为“超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定位：应对反介入挑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美政、军、商、学的众多精英人物与会，为美高层形成“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共识，起到了关键性的造势和推动作用。
在国会中作证也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方法之一。国会是美国决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总统的重大动议通常需要国会的批准。美国的智库积极与国会的各个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期在听证会上能够被邀请直接向国会议员和其他社会各界精英陈述政策建议。
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邀请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到国会作证。针对美国国内一股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浪潮，李侃如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如果试图利用奥运会在政治上得分，注定会得不偿失，李侃如的发言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并非生活在真空中
“人在江湖”，难免身不由己。
美国智库的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款，以及一些政府合同。多元的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智库的独立性。
不过，“人在江湖”，智库也绝难生存在真空之中。
智库新宠美国进步中心就遭遇了“过度政治化”的批评。这家智库从成立之初就带有极强的党派对抗色彩，政治意味非常浓厚。相对美国进步中心与民主党的亲密关系，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则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在研究上一般倾向强硬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
利益集团通常是对智库进行经济捐助的大老板。尽管智库可能并不会因为金钱而直接为其利益服务，但至少在研究重点上，智库可能会突出利益集团所在的相关领域，进而有意无意地设定决策者的关注议程。
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就是在波音、洛克希德等军工复合体的大力支持和策动下建立的，该中心长期关注导弹防御计划领域的研究，而这些军工复合体也恰恰是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最大受益方。2002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美籍犹太裔富商海姆·萨本向布鲁金斯学会出资，建立了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专门研究中东问题。
此外，政府也绝不仅仅是只会受影响的被动角色，大的政治风向也会对智库的研究形成“反影响”。
美国政府和兰德公司向来有着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但2002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却让兰德公司郁闷了一把。在此之前，该委员会像往常一样，委托兰德公司进行一个对中国未来军事力量进行评估的研究项目。
经过大量的研究论证，兰德公司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结论认为，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但在短时期内还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
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国会，“中国威胁论”正呈高潮之势，尽管兰德公司的结论相对理性客观，但被对华“恶性情绪”萦绕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一结论无法接受，并毫无情面地撤销了对兰德公司的委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