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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中国领导人必须拥抱民主
Posted 周一, 2012年 11月 19日 By ChangCe
中国领导人必须拥抱民主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裴敏欣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亮相，许多中国和西方观察家头脑中的问题是：中共是否将允许民主化改革？
跟以往的类似场合一样，这一次党给出的回答仍是明确的：中共无意放弃权力。在十八大开幕式上，即将离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驱散了外界对于中共是否决心延续政治垄断地位的疑问。他提出，中国领导人“绝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换句话说，不会放弃一党制。
尽管胡锦涛的表态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但也有必要记住，中共对中国的未来并不享有唯一的决定权。事实上，虽然其仍在信誓旦旦，但党目前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它通过民主化改革交出权力。
一党制变得更加不稳固的最重要迹象是，民主化辩论又回来了。知识界意识到现状不可维系，从来都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中国而言，知识界的这种觉醒受到中国经济和社会一些强大趋势的推动。
以支撑中共统治的中国经济表现为例。面对近来增长放缓，许多人绞尽脑汁思索个中缘由。获得最大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恶性肿瘤”已经四下扩散，正在扼杀中国的经济。
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是中国各类经济弊病（宏观经济失衡、歧视私营部门、监管过度、金融抑制以及创新乏力）的根源。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共背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转而把政府主导的投资行动作为增长引擎。在一段时间里，一系列一次性的有利因素，如人口结构红利（导致劳动人口相对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较高）、全球化和信贷繁荣，带来了令世人瞩目的高增长，也掩盖了这一掠夺性制度所造成的代价。
眼下的经济增长放缓，暴露了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中国各界正快速形成一种共识：今天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首先是民主化改革。若不授权于民，既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中央部委以及执政精英的家族）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种种特权。
如果为了继续执政而重振经济增长的动机，尚不足以促使中国新领导层冒险启动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日益升级的各种社会紧张将迫使他们顺应形势。对社会不公、贪污腐化和环境退化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如今比以往城市化程度更高、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联系更紧密，他们已开始在非常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对党发起挑战。最近因环保问题引发的多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大型工业项目被取消——只不过是未来局面的先兆。天天发生500人以上的抗议活动，是显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又一个迹象。
从国际经验看，中共很可能将要进入最终下台前的危机时期。自从葡萄牙1974年开始民主转型以来，全球已有大约80个国家完成了由威权体制向不同形式民主政体的转型。当然，这些转型并非都产生了高质量的民主政体。但当今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195个国家中的48个）仍在实行威权体制。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一政治民主化进程。就中国而言，最相关的两大因素是一党制的失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
一党制政权也许是威权体制中最先进的形式。但即便这类政权也无法避免灭亡。由于“逆向选择”法则（威权体制吸引机会主义者，并且由于过度官僚化和厌恶风险而产生一代比一代弱的领导人），一党制政权会通过组织结构上的腐朽而坍塌。民主政体可通过政治上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实现新陈代谢，但一党制政权做不到这一点。正因如此，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政体可以追溯到200多年以前，而最长的一党制政权（苏联）持续了74年。中共已执政了63年，很快就要逼近这个记录。
现代化的政治规律也对中共不利。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某一给定水平（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为约4000至6000美元），在一个不以石油业为主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维持威权统治。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人均GDP接近8400美元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异常现象。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几乎都是以石油业为主的经济体。迄今中共也许逃脱了这个政治规律，但不可能无限期地这么做。
我们在1974年以来的民主转型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在丧失全部可信度之前主动发起变革的政权，其命运远远好于将威权进行到底的政权。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这一不言而喻的教训应该是足够清楚的。
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
译者/何黎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裴敏欣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亮相，许多中国和西方观察家头脑中的问题是：中共是否将允许民主化改革？
跟以往的类似场合一样，这一次党给出的回答仍是明确的：中共无意放弃权力。在十八大开幕式上，即将离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驱散了外界对于中共是否决心延续政治垄断地位的疑问。他提出，中国领导人“绝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换句话说，不会放弃一党制。
尽管胡锦涛的表态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但也有必要记住，中共对中国的未来并不享有唯一的决定权。事实上，虽然其仍在信誓旦旦，但党目前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它通过民主化改革交出权力。
一党制变得更加不稳固的最重要迹象是，民主化辩论又回来了。知识界意识到现状不可维系，从来都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中国而言，知识界的这种觉醒受到中国经济和社会一些强大趋势的推动。
以支撑中共统治的中国经济表现为例。面对近来增长放缓，许多人绞尽脑汁思索个中缘由。获得最大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恶性肿瘤”已经四下扩散，正在扼杀中国的经济。
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是中国各类经济弊病（宏观经济失衡、歧视私营部门、监管过度、金融抑制以及创新乏力）的根源。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共背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转而把政府主导的投资行动作为增长引擎。在一段时间里，一系列一次性的有利因素，如人口结构红利（导致劳动人口相对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较高）、全球化和信贷繁荣，带来了令世人瞩目的高增长，也掩盖了这一掠夺性制度所造成的代价。
眼下的经济增长放缓，暴露了中央集权式裙带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中国各界正快速形成一种共识：今天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首先是民主化改革。若不授权于民，既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中央部委以及执政精英的家族）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种种特权。
如果为了继续执政而重振经济增长的动机，尚不足以促使中国新领导层冒险启动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日益升级的各种社会紧张将迫使他们顺应形势。对社会不公、贪污腐化和环境退化感到不满的中国民众，如今比以往城市化程度更高、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联系更紧密，他们已开始在非常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对党发起挑战。最近因环保问题引发的多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大型工业项目被取消——只不过是未来局面的先兆。天天发生500人以上的抗议活动，是显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又一个迹象。
从国际经验看，中共很可能将要进入最终下台前的危机时期。自从葡萄牙1974年开始民主转型以来，全球已有大约80个国家完成了由威权体制向不同形式民主政体的转型。当然，这些转型并非都产生了高质量的民主政体。但当今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195个国家中的48个）仍在实行威权体制。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一政治民主化进程。就中国而言，最相关的两大因素是一党制的失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
一党制政权也许是威权体制中最先进的形式。但即便这类政权也无法避免灭亡。由于“逆向选择”法则（威权体制吸引机会主义者，并且由于过度官僚化和厌恶风险而产生一代比一代弱的领导人），一党制政权会通过组织结构上的腐朽而坍塌。民主政体可通过政治上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实现新陈代谢，但一党制政权做不到这一点。正因如此，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政体可以追溯到200多年以前，而最长的一党制政权（苏联）持续了74年。中共已执政了63年，很快就要逼近这个记录。
现代化的政治规律也对中共不利。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某一给定水平（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为约4000至6000美元），在一个不以石油业为主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维持威权统治。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人均GDP接近8400美元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异常现象。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几乎都是以石油业为主的经济体。迄今中共也许逃脱了这个政治规律，但不可能无限期地这么做。
我们在1974年以来的民主转型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在丧失全部可信度之前主动发起变革的政权，其命运远远好于将威权进行到底的政权。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这一不言而喻的教训应该是足够清楚的。
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