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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兴奋、迷茫和失望
Posted 周五, 2012年 09月 21日 By ChangCe
莫干山会议：兴奋、迷茫和失望
聂辉华
1984年9月3日－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提出了一些重要政策，例如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价格双轨制”理论，推出了一批日后成名的青年经济学者，例如著名的张维迎、华生等。对于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经世济民理念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莫干山会议”不仅是彪炳史册的事件，而且是很多人的梦想与追求。
28年后的9月15－19日，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再次选择了莫干山，主题是“创造公正、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历了八九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在体制改革方面只能说是波澜不惊。显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这种背景下，听说莫干山会议要再次召开，而且邀请我参加，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兴奋”。错过了上一次的莫干山会议，我终于在青年时代等到了属于自己的莫干山会议！作为接受过海内外一流教育的青年学者，我们这一代在理论基础上更加坚实，在分析工具上更加灵活，完全有可能凭借学者的力量再次推进中国的改革伟业。
虽然莫干山风光依旧，但世易时移。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面对改革的重重壁垒，面对纷纭复杂的理论观点，我们应该从哪里寻找改革的动力？又该从何处入手进行改革？如何保证改革的成果为多数人所分享？一想到这些问题，我的第二个感觉是“迷茫”。如果说，28年前的中国象是一张白纸，随便画几笔都可以成为浓墨重彩，那么今天的中国就象是一张写满字的纸，没有点睛之笔，根本无法下手。不管你提什么政策，我相信在微博上都可以找到原形。关键的问题不是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的策略，是一种可以被执政者直接或间接接受的巧妙策略。这更需要智慧，而不仅仅是激情。
然而，新莫干山会议的结果让我“失望”，这是我的第三个感觉。
首先，会议的成果低于我们的预期。它没有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观点，没有提供攻克改革壁垒的巧妙方略，也没有推出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第一个“没有”我可以接受，毕竟时代不同了。第二个“没有”辜负了时代的寄托，因为大众期待的是改革的大智慧，不是观点的堆积，更不是慷慨激昂的口号。第三个“没有”则难辞其咎，因为这本来是会议组织者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尽管这个目标不是重点。（作为一名知名的青年经济学者，我本人对此并不在意。）
其次，会议的效率非常低下，浪费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开会前一个月，我才收到会议邀请函，对于会议的详细议程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分在哪个组，不知道本组讨论什么议题，也不知道跟哪些人一起讨论。而且，很多凭借论文参会的代表，直到会议开幕前几天才收到邀请函。直到会议召开那天，我才知道自己分到理论与宏观组，而最重要的“议题”依然没有明确。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受邀专家不知道讲什么、怎么讲、和谁讲，而是到了会场临时讨论议题，效果可想而知。除了临场发挥，大多数代表都无法准备与议题有关的背景材料，自然就没有可靠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人数较多（140多人），而这些人之前既没有在会前沟通，也难以在会下争鸣，只能完全依靠会上的简短发言。我本人在三天的大会和小会上，一共发言时间大约只有5分钟。5分钟，谁能提供关乎国运的改革大计？
再次，会议浪费了密集的智力资源。尽管会议组织者安排了一些重要媒体，但媒体的眼光都盯着昔日的“莫干山七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议的内容和媒体的眼光都聚焦于他们的“抚今追昔”，而不是大家的“继往开来”。作为昔日的才俊和今日的明星，他们自然有资格享受这等荣光，但如果他们依然是新莫干山会议的主角，又何必跟年轻人提倡“公平竞争”的莫干山精神？说白了，我们这些青年经济学人只是这次怀旧活动的配角而已！事实上，很多没有参加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中年学者和很多无缘当年莫干山会议的青年学者（在山上这些人有100多个），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纵深的研究，应该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对改革的看法，甚至提炼出能够付诸实践的改革方略。但媒体对他们毫无兴趣，顶多找几个“媒体经济学家”吸引一下大众的眼球。看来，媒体知名度与学术水平无关，他们可以回去安心做学术研究了。
我不想苛责莫干山会议及其组织者，毕竟我不了解这次会议举办的背景。也许，真如组织者所言，“这次会议能够召开本身就是成功”！但我想，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青年人，作为一个有志于改革大业的青年人，我们不仅要推动时代的改革，也要推动会议本身的改革，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下一次的莫干山会议（如果还有），能够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第一，早日确定议题（至少提前半年），以便会议代表精心准备，有的放矢，而不是临场发挥。第二，精选会议代表，控制人数，因为人多无法深入讨论，每人发言时间太少。第三，以中年学者为主导，以青年学者为主体，两代人共襄改革大计。第四，必须达成一些共识，发布《莫干山宣言》，以务实可行的改革方略在至少一个领域的改革上付诸实践。第五，缩短会议时间。一些媒体抱怨18日下午的大会只有大约25人参加，但他们怎么不想想，除了少数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有多少中青年学者可以连续5天不上班？第六，可以每年召集一次会议，可以保留“莫干山会议”名称，但不必每次都在德清莫干山召开。
我们适逢一个改革的年代，不亦乐乎？但是我们缺乏改革的智慧，不亦悲乎？
聂辉华
1984年9月3日－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提出了一些重要政策，例如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价格双轨制”理论，推出了一批日后成名的青年经济学者，例如著名的张维迎、华生等。对于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经世济民理念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莫干山会议”不仅是彪炳史册的事件，而且是很多人的梦想与追求。
28年后的9月15－19日，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再次选择了莫干山，主题是“创造公正、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历了八九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在体制改革方面只能说是波澜不惊。显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这种背景下，听说莫干山会议要再次召开，而且邀请我参加，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兴奋”。错过了上一次的莫干山会议，我终于在青年时代等到了属于自己的莫干山会议！作为接受过海内外一流教育的青年学者，我们这一代在理论基础上更加坚实，在分析工具上更加灵活，完全有可能凭借学者的力量再次推进中国的改革伟业。
虽然莫干山风光依旧，但世易时移。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面对改革的重重壁垒，面对纷纭复杂的理论观点，我们应该从哪里寻找改革的动力？又该从何处入手进行改革？如何保证改革的成果为多数人所分享？一想到这些问题，我的第二个感觉是“迷茫”。如果说，28年前的中国象是一张白纸，随便画几笔都可以成为浓墨重彩，那么今天的中国就象是一张写满字的纸，没有点睛之笔，根本无法下手。不管你提什么政策，我相信在微博上都可以找到原形。关键的问题不是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的策略，是一种可以被执政者直接或间接接受的巧妙策略。这更需要智慧，而不仅仅是激情。
然而，新莫干山会议的结果让我“失望”，这是我的第三个感觉。
首先，会议的成果低于我们的预期。它没有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观点，没有提供攻克改革壁垒的巧妙方略，也没有推出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第一个“没有”我可以接受，毕竟时代不同了。第二个“没有”辜负了时代的寄托，因为大众期待的是改革的大智慧，不是观点的堆积，更不是慷慨激昂的口号。第三个“没有”则难辞其咎，因为这本来是会议组织者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尽管这个目标不是重点。（作为一名知名的青年经济学者，我本人对此并不在意。）
其次，会议的效率非常低下，浪费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开会前一个月，我才收到会议邀请函，对于会议的详细议程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分在哪个组，不知道本组讨论什么议题，也不知道跟哪些人一起讨论。而且，很多凭借论文参会的代表，直到会议开幕前几天才收到邀请函。直到会议召开那天，我才知道自己分到理论与宏观组，而最重要的“议题”依然没有明确。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受邀专家不知道讲什么、怎么讲、和谁讲，而是到了会场临时讨论议题，效果可想而知。除了临场发挥，大多数代表都无法准备与议题有关的背景材料，自然就没有可靠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人数较多（140多人），而这些人之前既没有在会前沟通，也难以在会下争鸣，只能完全依靠会上的简短发言。我本人在三天的大会和小会上，一共发言时间大约只有5分钟。5分钟，谁能提供关乎国运的改革大计？
再次，会议浪费了密集的智力资源。尽管会议组织者安排了一些重要媒体，但媒体的眼光都盯着昔日的“莫干山七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议的内容和媒体的眼光都聚焦于他们的“抚今追昔”，而不是大家的“继往开来”。作为昔日的才俊和今日的明星，他们自然有资格享受这等荣光，但如果他们依然是新莫干山会议的主角，又何必跟年轻人提倡“公平竞争”的莫干山精神？说白了，我们这些青年经济学人只是这次怀旧活动的配角而已！事实上，很多没有参加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中年学者和很多无缘当年莫干山会议的青年学者（在山上这些人有100多个），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纵深的研究，应该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对改革的看法，甚至提炼出能够付诸实践的改革方略。但媒体对他们毫无兴趣，顶多找几个“媒体经济学家”吸引一下大众的眼球。看来，媒体知名度与学术水平无关，他们可以回去安心做学术研究了。
我不想苛责莫干山会议及其组织者，毕竟我不了解这次会议举办的背景。也许，真如组织者所言，“这次会议能够召开本身就是成功”！但我想，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青年人，作为一个有志于改革大业的青年人，我们不仅要推动时代的改革，也要推动会议本身的改革，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下一次的莫干山会议（如果还有），能够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第一，早日确定议题（至少提前半年），以便会议代表精心准备，有的放矢，而不是临场发挥。第二，精选会议代表，控制人数，因为人多无法深入讨论，每人发言时间太少。第三，以中年学者为主导，以青年学者为主体，两代人共襄改革大计。第四，必须达成一些共识，发布《莫干山宣言》，以务实可行的改革方略在至少一个领域的改革上付诸实践。第五，缩短会议时间。一些媒体抱怨18日下午的大会只有大约25人参加，但他们怎么不想想，除了少数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有多少中青年学者可以连续5天不上班？第六，可以每年召集一次会议，可以保留“莫干山会议”名称，但不必每次都在德清莫干山召开。
我们适逢一个改革的年代，不亦乐乎？但是我们缺乏改革的智慧，不亦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