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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学去向何方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9期

　　 官场文学基本作用有二：揭示政治的弊病，拷问或提升某种政治原则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李靖云

　　官场文学在中国由来已久，且从来不是异类，政治、反腐、官场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学分类中一直有官宦文学一说。或者作者本人出身官宦世家，混迹官场，或者作品内容以官僚生活、官僚政治为主，皆可谓一般意义上的官宦文学。
官场文学的源流
　　《三国演义》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为著名的官宦小说，虽曰历史传奇，但是，毫无疑问，全景性的政治图景才是其迷人之处。但是，不同于同时代在西方出现的政治文学，《三国演义》在细腻表现权谋算计，反复描写政治博弈的同时，树立了一种对抗非常明显的善恶政治观念。对曹操奸雄的描述，不管如何之精彩，都有奸恶脸谱化之嫌；对于刘汉正统性的捍卫，则展现为先验的教条。两者无时无刻不体现在具体的文本细节之中。
　　《三国演义》之所以获得崇高的文学史地位，政治博弈之描写居功至伟。而在博弈描写之中，功利主义标准非常明显，利益所指，明白显现。偏安荆州的刘表，一可谓忠于汉室，二可谓安然守土，尽职尽责，颇具名士风采，大约只不过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式的人物。这种划分，是按照纯粹的功利计算来确定的，正如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的清楚定义，只有“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才是真正的英雄。
　　若说《三国演义》开创政治小说，那么《儒林外史》可谓更深一步。对士林官场的心态，及荒诞不经的科举制度，其讽刺与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儒林外史》还将话题延伸到既定政治框架中的政治生态，可谓别开生面。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将其单列为“清之讽刺小说”，并称赞“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足见其意义。
　　几十年后，伴随清王朝的衰朽，《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一批小说迭现，都以官场和入仕之后官员的种种不堪为主题，不妨看做是对《儒林外史》的某种继承。这类文学通过报纸连载，类似今天的网络文学，内容多以抨击詈骂为主。
　　《官场现形记》颇具代表性，这部首先在报纸连载的小说，讲诉了清末官场许多腐败黑幕，并直接斥官场为“畜生世界”。其言语激烈，与当今网络上对政治腐败的声讨几无差别。鲁迅认为，这些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可以说，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增加销量，作者也确实有这样的取向。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大众文艺作品，小说能够直接揭露官场之腐朽没落，政治之黑暗，确为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第一遭。甚至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都专门看《官场现形记》，以此来了解大臣行为。对于政治的表述和文学批判，不再只是借助历史情境，通过作家注入对现实的讽喻而形成。这一时期，现实政治开始成为文艺作品的内容，无疑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一方面，这是报纸等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在中国出现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民权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体现。政治的神圣化被祛魅，本应在幕后进行的利益交换，呈现为被说破的现实。
　　也可以说，传统的官宦文学，这时候变成了官场文学，从社会精英的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也从一般文人深层次的讽喻变成了直接的社会性情绪批判。到民国时代，政治失序之下，权威出现真空，反而使得大众新闻传播极其发达。揭发政治黑幕，抨击官场腐败，直接诉诸报端并不困难，官场小说反而落寞不少，只有如《金粉世家》《华威先生》等数量不多的作品，保持了应有的水准。
　　1949年之后，伴随着中国政治再度变化，官场文学过去兴盛所依赖的土壤消失殆尽。政治再度成为一种神圣的、具有严格先验伦理规范的东西。
　　这时，作为社会场域的官场完全消失，政治文学逐渐成为惟一的文学体裁，长期以来作为其最重要分支的官场文学作品却彻底消失。姑且不说《金光大道》等宣扬革命政治伦理的新政治文学被大量生产，传统的政治文学也被广泛传播。《三国演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被广泛阅读，上至毛泽东，下至生产队长都在阅读，以从中学习严酷的政治博弈手段。
　　在1975年的“读水浒、批宋江”运动中，这种狂热达到高潮，但随即伴随着毛泽东离世而烟消云散。评断政治伦理的最高权威去世，也是社会再度祛魅的开始。
　　“文革”后的所谓“思想解放”，其实就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祛魅。从“伤痕文学”回忆知青个人惨痛经历开始，文学和诗歌作为一种心灵记忆与反思再度兴起，成为开启祛魅的先锋。伴随政治文学的退潮，多种文学形式复兴，官场文学便再度兴起。
改革时代的官场文学
　　“文革”后最早的官场文学，是改革小说，柯云路的小说《新星》是其代表。这部以山西著名改革先锋吕日周为原型的小说，可谓当代中国官场小说之祖。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官员评价标准的转型，从焦裕禄型的勤恳忠诚，转变为李向南型的大胆进取。在宣传报道中，焦裕禄也要和僵化的官僚习惯斗争，但他更多的是在实践基本的政治原则。既定的政治原则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实行。而李向南做的，则是冲破旧教条，开创新施政原则。在《新星》中，李向南成功的标准非常清楚，那就是财政翻番。
　　类似的文艺作品，上世纪80年代还有许多，包括《乔厂长上任记》和《花园街五号》等。官员们不再以能吃苦耐劳为标准，而是以能开拓创新，致富地方为能事。从政治伦理上，李向南、乔光朴等依旧接续了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伦理价值，也顺延了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伦理责任。但是，原则的变化，从根本上挑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当官要有独立的政治抱负，官员应施展手脚，增加实利。
　　就像在《新星》中，李向南说的那样：“百折不挠后面还要加上，愈挫愈奋，一个人的生命就体现在他的奋斗上。”这种个人奋斗的宣誓，和时代的气质是吻合的。
　　如果说言利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要争取的原则的话，到了90年代，就已经成了普遍常识。伴随着社会的松动，大众媒体开始走出喉舌的单一定位，政治成为各方可以评判的对象，反腐小说作为官场文学新形式开始流行。这首先是中国政治的直接反应，上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实际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作家陆天明曾明言：“在创作《苍天在上》的时候，反腐与腐败还是中国政治生活的边缘话题，但是创作《大雪无痕》的时候，反腐已经成了我们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了。”
　　植根于这种政治现实和社会需求，反腐小说具有很大的市场。《苍天在上》中的田卫东，就是一个到处安排家人，挪用公款肥己的人物。不过，虽然被挪用的公款看起来金额巨大，但是，相形之下，他的行径还属小打小闹。
　　在张平的小说《抉择》中，腐败分子已经形成一个集团和网络，包括从国有企业主管郭中姚这样的小角色，一直到省委副书记严阵这样的高级别官员。这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贪污腐败，而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阵营，就像严阵给李高成交底的那段话：“虽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政治圈子，这是一个无形的圈子，但是大家都知道谁是谁的人，一旦有人背叛了圈子，就会被视为叛徒。” 反面的人物严阵，汲汲于利，又颇具枭雄色彩；正面人物李高成，虽然仍然有传统宣传作品中共产党员的风采，但个人依旧深陷利益集团的网络之中。
　　《抉择》的成功，应该说体现出读者对于政治现实的一种认识。派系和政治势力的博弈，利益集团的交换，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严阵的失败，从政治伦理上讲是背叛了原则，更深层次看，则是省委书记万永年在政治斗法中的胜利。
　　《抉择》的出现，标志反腐文学的成熟。虽然张平后来还有《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作品，但大致类型并没有变化。他细致地构建政治阵营的分化，首先省委副书记严阵自己形成的一个圈子构成了一极，省委书记万永年、市委书记构成了政治的另一极。这种正职为红，副职为白的划分方式，固然有为结尾铺垫的准备，但无疑充分体现了官场的党争。
　　同时，张平还极力塑造了第三极，即一般群众。作为政治腐败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强有力的控诉及直接的现身说法，形成了价值拷问。小说中的一招一式，都能体现现实的冷酷，将官场斗争写得入木三分。这和大众传媒被重新激活有直接关系，如张平自己所说的，小说素材是一点一点采访出来的。
　　更进一步的是周梅森，他的《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中国制造》等作品，彻底抛弃了脸谱化的对立利益集团，而呈现出权力的混战。在诸层级领导的暗战中，各种集团趁机获利。
　　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的混战不是简单的派系斗争，而有各种投资、出卖乃至对抗，敌人和朋友往往在瞬间发生变化。从省级领导到乡镇领导，无处不在斗，也无处不可能媾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后果。这样，腐败只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附着于权力产生。
　　就像《绝对权力》中由官入商的金字塔集团老板金启明所说，“我做的不是经济上的投资，而是权力上的投资，买对了潜力股，红利滚滚来”。在他眼中，政客和商人区别不大，其实都是买卖。
　　其实，这也代表了一部分民众对于政治的真实看法。
“流行官场文学”的出现
　　从陆天明到周梅森，反腐小说实际上也走到了尽头。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些作品进一步完成了政治上的祛魅，在另一方面也在积聚民众的不满，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愈发立体。当然，现实很可能比作品更加不堪。作家们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在制度层面的拷问也相当强烈。但是，反复的追问最后几乎等于不问，揭发与抨击的渠道依然有限。
　　这两种情况之下，当下中国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官场文学——“流行官场文学”。官员的政治抱负，官场腐败，都不再是这类小说的主题，而仅仅是官场中的一些现象。官场则是一个相对独立，但更加尔虞我诈的生存丛林。官员在其中生存下去，才显得更加有趣。在政治失去神圣感，但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秘密性的现实情况下，揭去面纱，看到残酷的真实可能更有市场。于是，王跃文应运而生。他并非第一个官员出身，且完全以官场生存为主题创作小说的作家，但是成功地把官场小说推到了流行文学的程度。他的《国画》和《梅次故事》，都属于畅销书，与主旋律反腐小说的畅销确有不同，而和琼瑶、韩寒、流潋紫等人作品的畅销属于同一类型。读者需要的，不是找寻社会的不满情绪，而是去找到一种自我实现及沉迷。
　　王跃文笔下的大小官员，做官基本是一种谋生方式，和做生意一样有风险。在小说《国画》当中，朱怀镜个人的偶然升迁，和中彩票没有什么两样。飞黄腾达之后，能够享受的种种特权，从票子到女人，对他而言都是一种折磨。在一次次升迁变动的过程中，官场逐步展现了丰富的生态模式。但是，不论怎么变，基调都是黑色的，没有人是干净的，腐败仅仅是恰巧需要被挖掘出来的现象。
　　在题为《拒绝游戏》的后记中，王跃文说：“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这是他自己的心境写照，而朱怀镜何尝不是这样想呢？
　　对读者而言，他们更为需要的，是跌宕起伏的感觉，以及那种无法满足的窥探心理。
　　如果说，王跃文笔下的朱怀镜是半推半就地生活在官场，那么，在新近流行的官场小说，如《侯卫东官场笔记》和《二号首长》当中，侯卫东和唐小舟等人就是彻底地享受人生。
　　朱怀镜所遇到的那种灵魂不安，在这两部2010年以来最为畅销的官场小说中，完全不见踪影。令主人公斗志昂扬的，是如何享受特权，如何争取享受到更多特权。金钱、美女、豪车到房子，以及权力本身的尊荣，都是最值得追求的。
　　在新的官场小说中，以往被视为腐败行径的做法，现在变成了各方认可的游戏规则。作为公务员，如何经营企业，甚至如何从政府手上赚钱，仅仅是一种利用法律空子的技术。
　　相较做官，做官发财更是一门技术活。李向南实现政治抱负，造福一方的激情，演变成了侯卫东向上爬改变身份地位的激情，以及唐小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拿到自己可以拿到的东西的激情。
　　可以说，不管和改革小说、反腐小说，还是同一类型的王跃文的小说相比，新的“流行官场文学”已经彻底转向。过去的丑恶，居然颇具励志色彩；过去的厌恨，居然变成了今天的羡慕。惟一不变的，是对政治操作的解析，以及对于官场丑恶的挖掘，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更为直接。
　　在两本小说中，观察官场的角度都选择了秘书，更多内幕从秘书之眼观察揭示。最为典型的是，两本小说都描述了大量的会议，有数不胜数的领导酒宴。会议的议程安排，权力博弈，酒宴之中的攻守变化，以及政策，都被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
　　通过阅读，许多官场的秘密，似乎都能被读者一一领悟，对政治秘密的渴求得到了巨大满足。对于政治运作机制，异常技术化的描写，看似细腻，实际上充分显示了对于政治机器的运作的某种承认。
　　这些作品的细节描写，可谓对其成就的总结，但反思却无从寻找。官僚机器理性表面背后的失衡，以及各种深层次问题，都被一概放过。在此前的改革小说、反腐小说中，这种情形都不曾有过。
　　如果说过去的改革小说、反腐小说有着一定的正面作用，譬如《国画》《沧浪之水》等的抚慰作用，那么，《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则具有负面的刺激作用。
　　不得不反问的是，官场文学今后该如何变化呢？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以其为主题的文学，将伴随着人类社会继续下去。但是，作为一种带有社会功能作用的文艺产品，其本身的基本作用，无非有二：揭示政治的弊病，拷问或提升某种政治原则。就第一点而言，揭露政治弊病的基本前提，是大众传媒更深入地介入政治生活；就第二点而言，要追问某种政治原则，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必然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如果这些努力都受阻的话，剩下的就只有《二号首长》们的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