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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打造绿色经济
Posted 周六, 2010年 05月 01日 By ChangCe
《纽约时报》保罗·克鲁格曼：打造绿色经济
翻译：译言财经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如果我们听从气候学家的说法——尽管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有诸多质疑，但还是应该倾听——那么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措施来减少CO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了。气候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对现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全球变暖，最终会遭遇灭顶之灾。为了避免世界末日的发生，我们必须切断对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的依赖。
但是，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却又不伤及经济，这可能吗？
和针对气候变化本身的争议一样，经济学家之间对气候经济学的争论和大众媒体上的争议是有很大区别的。读者也许会有印象，是否可以在不严重破坏经济的前提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问题上有很多怀疑。事实上，一旦过滤掉特殊利益集团发出的干扰声音，我们就会发现环境经济学家之间有大范围的共识，也就是用市场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具体说来则是对CO2的排放进行定价，这是事半功倍的手段。但是到底是应该立即展开对话，还是在接下来几十年来逐步推进，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
接下来，我会给出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简短调查，更准确地说，是减少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我会试着展示具有相当共识的领域，也会列出有极大争议的地方。但是，首先要介绍一下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环境经济学101
如果说经济学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各方面，那么它就是成年人之间彼此达成一致，而且交易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如果小饰品的价格是10 美元，同时我把它买了下来，那么原因肯定是它对我的价值超过了10美元。如果你以10美元的价格销售，那么肯定是因为它的成本低于10美元。因此买卖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除此之外，一些详细的分析表明，如果饰品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效的，那么最终价格会和销量和生产量的比值一致，最终结果是最大化买卖双方的总收益。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它在经济学中含义正好和字面意思相反，意味着没人能够在不使他人变贫困的情况下致富。
现在，效率并不是一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任何理由假设自由市场最后会产生公平或正义。因此市场效率不会对我们是否应该拥有一些有保障的医疗保险，或者是否应该救助穷人等问题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基础经济学的逻辑是通过“市场之后”的干预来实现社会目标。也就是说，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使其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资源，然后利用税收和转移来帮助市场所忽略的人。
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的交易给交易过程之外的人带来了代价怎么办？比如你生产了饰品，我买下它，我们之间确实互惠互利，但是在生产饰品的过程中向其他人的饮用水中排放了有毒物质，这又该怎么办？当存在“负面外部性”——经济活动的双方给交易之外的人带来了代价 ——的时候，任何假设市场经济自身会做出正确行为的理论都是胡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环境经济学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应运而生的。
一种解决“负面外部性”的方式就是制定法规禁止，至少是限制给其他人带来高昂代价的行为。这也是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首批环境法案出台时采取的方式：汽车要达到尾气排放标准；工厂要限制污染物排放等等。这种方式起到了效果，美国的空气和水源随后的几十年里干净了很多。
直接的法规对某些情况有效，但对另外的情况则完全无效，原因是它不具备灵活性和创新性。上世纪80年代最大的环境问题——酸雨 ——就是典型例子。发电厂排放的硫化物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生物有害的酸雨。1977年，美国首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方法是所有新发电厂都要把硫化物从排放的气体中去掉。强制所有电厂执行该标准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造一些老电厂的代价极其高昂。然而，通过让新电厂执行法规，政府就有机会比较容易地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但是，政府实际上对电力工业缺乏掌控，同时又要对每个企业进行特定的指导，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让我们看看前人怎么解决的。20世纪早期的英国教授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1920年写的《福利经济学》通常被看作环境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庇古现在已经被人们当成繁复的环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是有点让人吃惊的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强调污染问题。他用于开始讨论的例子不是伦敦著名的大雾（实际上是大量的煤炭燃烧后产生的酸雾），而是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矫情的例子：“土地所有人的禁猎活动，其中包括窜到别人土地上的兔子”。但是不用介意这个，他想表达的是一种原则：向别人施加了无回报的代价的经济活动并不总是应该被禁止，而是不应被鼓励。在大部分情况下，约束这种活动的正确方式是对其进行定价。因此庇古建议，造成负面外部性的人应该交费，体现自己给别人施加的代价，这后来变成了庇古税。庇古税的最简单形式就是排污费：任何向河流排放了污水，或者向天空排放了废气的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排放量按比例缴纳一定的费用。
庇古的学说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无人问津，因为经济学家正在解决更为紧要的问题，比如说大萧条。但是随着环境法规的出现，经济学家重新打开了尘封的庇学说，并开始发展“基于市场的”的解决方法，以此刺激私人企业。用价格来限制污染和用法律进行“命令和控制”是完全相反的两种办法。
许多环保主义者对这种想法的第一反应是反对，这大多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他们觉得污染是一种犯罪，而不是一种交了足够的钱就可以进行的商业活动。除了道德方面的顾虑之外，对市场手段是否可以减少污染也有很多质疑。即使在今天，庇古税的例子也很少。我能找到的最成功的例子是荷兰对排放含有机物的废水进行收税。
相反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的是一种多少有些类似的变体：一个可交易的排放许可系统，也就是排放限制和配额交易。在这种模型中，对特定污染物，比如硫化物的排放许可是有限的。如果某家公司想排放超量的污染物，就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许可。同样，如果一家公司拥有的许可超过了自己的排放量，就可以到市场上去出售多余的许可。这会促使每家公司都减少污染，因为如果公司能减少排放，那么就不用购买大量许可；如果卖家能减少污染，就可以卖掉更多的许可。事实上，排放限制与配额交易系统能起到庇古税同样的作用，其许可证价格就相当于对污染征税。
在实际操作上，排污权交易与污染税之间有两处重大不同。一是两种体系产生的不确定类型不同。如果政府强行征收污染税，污染者知道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多少，而政府不知道他们制造的污染有多大。如果政府强行规定上限，那么政府知道污染的数量，而污染者不知道排放污染物要付出的代价。另一重大不同是与国家税收有关。排污税是一种向为政府纳税的单一生产者征收的成本税。排污权交易有一点复杂。如果政府仅仅拍卖许可权和收税，那么，排污权交易很像是一种税。然而，排污权交易往往将许可权交给现有的游戏参与者，潜在的税收将流向企业而不是政府。
从政治角度来看，把许可权交给企业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部分补偿某些企业的途径。如果一项严格的气候变迁的政策出台的话，这些企业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这会使立法变得更切实可行。
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可以说明为什么对于酸雨难题的解决要采取排污权交易的形式以及为什么要把污染许可权自由地分配给能源公司。去年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众议院立法草案毫无价值。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而建立的排污权交易机构开始向企业分发许多许可权，但是后来拍卖的数字直线上升。很难想象一种涉及面广的排污税能维持多年不变。
这并不是说实施排污税是完全不可行的。最近，有一些参议员提出了一套混合解决方案的建议。一部分经济实体采用排污权交易方式，另一部分则采用征收碳排放税方式——主要针对石油和天然气。政治家的思维似乎可以这样解释：石油企业认为如果消费者知道石油的高价格里直接包含排污税的话，他们是不会抱怨的。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47929/102650
不管怎样，有经验表明，通过市场手段来治理污染物排放会束缚生产。前几年的酸雨现象足够证明这一点。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提出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能源厂家可以买卖排放二氧化硫的权利，让单个企业在新的限度内经营自己的业务。毫无疑问，经过一段时间，能源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几乎减少了一半，所花费的成本比最乐观的估计还要低很多。电价不升反降。酸雨现象不再是大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意义上来讲，这个问题并没有减轻。最终的结果似乎表明：只要我们决心去做，环境问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了，对吗？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个经典的负面外在形式——用尼古拉斯·斯特恩的话来说是“全球最大的营销失败”。他就这一课题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教科书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应该利用政策来阻止导致负面外在形式的种种活动；从宏观上看，依靠市场手段是最佳的选择。
对气候的忧虑
这篇文章要谈的是气候经济学，而不是气候科学。但是在我们涉及经济学之前，有必要就科学争论的现状明确三个要点。
第一点是地球的确在变暖。天气在波动变化。在过去的近几年里，人们很容易找出气候异常变暖的年份；注意到现在比往常更冷，又有人说：“看，地球变得越来越冷，而不是越来越热！”但是如果你马上留心一下客观数据 ——通过足够消除波动差异的一段时期的平均值来看，就会知道气温上升的趋势是明白无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每隔十年，气温要比上一个十年的要高。
第二点是气候模板预测气候变暖很早很准，甚至温度上升的大致数据也是准确的。相对来讲，为满足已知数据进行的研究比较容易，而创建一个模板精确预测未来就要难得多。所以说，二十多年前科学家们通过创立气候模板成功地预测到全球变暖的事实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信度极高。
不过，这不是你可以从众多新闻报道中就可以得出的结论。这些报道所关注的是邮件被黑以及气候专家用一系列数据故弄玄虚地谈论气温反常下降或他们表达的要看看科学研究视野之外的那些气候怀疑者所写的文章的愿望等诸如此类的内容。但是，事实是那些所谓的传闻一经更为细致的验证，就会烟消云散，并显示出气候专家也是凡人。没错，科学家也想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站得住脚，但是，任何数据的使用是不能禁止的。是的，科学家在工作中不喜欢故意混淆已发表的成果。还有什么新东西？没有迹象表明，对于气候研究的有力支持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这就到了我谈到的第三点，依据这种研究而成的模板表明，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将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层，我们最终将面临气候的灾难性变化。让我们说的更清楚些，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夏天多了几天的炎热，冬天少了几场雪；我们正在郑重讨论的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就像美国西南各州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可能变成一只永远漂浮着灰尘的巨碗。
现在，尽管气候模板创立者的可信度很高，但在他们长期的气候预报工作中，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不过我们很快也看到，不确定性使行动的个案更强劲，而不是更虚弱。所以气候变化需要采取行动。是否排污权交易项目和用来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模板相结合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呢？
坚决反对排污权交易的一般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观点认为，行动越直接——尤其是对火力发电企业的禁止令——就会越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排污税征收要比排污权交易好。（让我们暂不理会那些反对使用任何市场经济补救措施的人和那些脱离气候科学反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限制的人）上述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虽然没有双方各自认为的那么多。
谈到直接行动， 你可以提出有力的论点使人信服：经济学家热爱的是良好的市场而不是精明的市场。他们早有准备，而不用假定人们不断变化的金融动机会解决每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你不能准确测定一件东西的价值时，你不会将价格标签贴在上面。这样做既有难度又增加成本。所以有时更好的办法是制定出一些基本规则：那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举例来说，考虑到机动车排放。我们是否能够或者应该根据他或她的汽车尾气排放的比例向车主征收一定的费用。当然行不通。你需要在每台车上安装昂贵的监测设备，你需要对弄虚作假手段采取防范措施。无疑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已经采取的做法：对所有车辆限制排放标准。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观点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问题？ 我的第一反应是目前形势的规模和复杂性需要一个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无论是排污权交易方案还是征收排污税的方法。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赞同这一观点。毕竟，温室气体是现代经济活动中几乎涵盖一切产品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附属产品，从我们住的房子到我们驾驶的汽车，概莫能外。减少这些气体的排放就需要人们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有些气体的识别还需要我们掌握更先进的环保技术。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明确地告诉人们那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来真正取得意味深长的进步吗？经济学101 告诉我们，——也许是正确的——唯一能够让人们适当改变行为方式的办法是给污染物排放贴上价格标签，因此所付出的成本反过来与其他所有事情合为一个整体，最终对环境保护产生影响力。
比如，人们去百货商店购物时，会发现外地的水果和蔬菜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本地产品，这其中反映了排放许可费或产品运输费。企业在决定自己在隔热上的支出时，他们会计算加热和制冷的费用，其中包括排放许可费或发电税费。在为电器选择能源种类时，就必须计算更高昂的许可费或矿石原料消耗的相关税费。市场经济体制会随机地激励人们做正确的事情，这也正是它存在的理由。
有人呼吁，需要建立特定规则（来制约人们的行为）。著名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曾为全球变暖问题得以获得首要关注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他强烈提出，导致气候改变的罪魁祸首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煤炭燃烧，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在日后几十年内减少煤炭燃烧量。从经济学角度，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项严格的许可费会有效控制煤炭使用量。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可能会出现漏洞，而这些漏洞所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煤炭燃烧采取直接控制措施，进而弥补市场机制的抑制因素。
为何要采用排放税，而不是配额交易呢？毫无疑问，直接征税要比立法相比优势甚多，而“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 （Waxman-Markey act）就有诸多例外和特殊情况。当然，与配额交易相比，一项理想的排放税措施会更有优势，尽管前者是排除万难而经议会认可的。然而，这个对比却并非很有实际意义。问题在于，排放税真要实施起来，是否会比配额交易效果更佳。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是没有理由相信一项广泛征收的排放税会在议会上通过。
公平地讲，汉森曾以诙谐幽默的口吻对配额交易进行道德抨击，而这一抨击与旧观点 ——让污染者掏钱购买污染的权利是不对的——相比，更加精辟老练。汉森关注的是，在配额交易之中，个人道德行为不构成社会目标。如果你决定驾驶氢能汽车或购买一幢低碳房屋，你只是在将排放许可权拱手相让于他人，这意味着你并没有帮助缓解气候变化的危机。他说的对。但是，利他主义却不能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严密的方案必须依赖一个有效的机制，让每个人相信减少排放对他们是有益的。虽然这有点遗憾，不过利他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一个机制。
虽然气候变化问题远比酸雨灾害严重，但至少要达到治理酸雨的应对水平，这是底线了。我们急需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激励 ——同时直接控制煤炭使用量——而且，配额交易是一项能够创造市场激励的合理途径。
然而，这样做我们是否可以承担得起？同样重要的是，不这样做我们又何以承担？
行动的代价
气候学家们对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温度变化的曲线有着不约而同的共识。同理，经济学家们对行动的代价也有不言而喻的看法。论点大概是这样的：制约排放会使经济增长放缓，但幅度不大。依据模型研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推断，自2010年至2050年“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的实施将使GDP的预计平均年增长率降低0.03至0.0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是，它将使GDP年增长率从2.4%降至2.31%。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推断，大体上，强力度的气候变化政策至少会使美国经济在2050年降低1.1至3.4个百分点。
世界经济状况又将会如何呢？总体上，规划者们逐渐发现，气候变化政策对全球产出的影响比美国要小一些。主要原因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由于矿石燃料价格低廉，目前仍在低效率地使用能源，因此使得大量节约能源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影响甚微。最近一个根据现有估计的报告显示，一项强力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力度大大超过任何法律提案中进行商讨的同类政策）的代价将是降低世界生产总值（GWP）1至3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来源于一种涵盖各种工程估算和市场估算的经济模式。例如，有工程师根据一定的能源价格对各种发电形式的成本计算，包括燃煤发电、燃气发电、核能与太阳能发电。然后，根据以往的经验，估算得出如果电费上涨消费者的耗电量会降低多少。像汽车燃油费等其他能源的估算也是如此估算的。这个经济模式还认为，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经济环境，每个人都会做出最佳的选择——能源生产者会选择最经济的发电方式，而消费者就会竭力减少用电量，结果去寻找替代消费品或损失便捷条件，直到节省下来的钱超过少用电所付出的代价。从这种种分析来看，我们有理由预见，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付费排放的政策有何反应，以及他们的反应最终将会对整体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代价。
诚然，很多经济模式可能是错误的。很多基本数据的估算都必然存在一定的投机性，比如，一旦太阳能大规模应用于日常发电，它的成本究竟会是多少，这无人知晓。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去怀疑人们是否真的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多项研究发现，消费者往往不会采取节省能源的措施，比如改善隔热，即使这样做的确可以省钱。
但是，要让这些经济模式方方面面都做到完美，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成本。从酸雨灾害下实施的配额交易得出的经验是，实际代价总不愈起初的预计。而且一般来说，经济模式不会亦不能计算的是创新性价值；可以肯定的是，当私营企业面临一个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丰厚回报的经济环境时，他们会想出许多在任何经济模式中都未曾存在的限制排放的方法。
然而，气候变化政策的保守派反对者却认为，限制排放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其中，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基金会用一张海报回应了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于“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的估算，海报的标题为“国会预算办公室大大低估了配额交易的影响”。该基金会指出，真正的影响对家庭和就业来说将是破坏性的。
对于经济是否可能够与配额交易共存，这种反应时极其悲观的，这与保守派一贯的思想作风背道而驰。毕竟，现代的保守派对市场激励的效益表现出一种深信不疑、甚至近乎信奉膜拜的态度——总统罗纳德?里根就曾喜欢把“市场的魔力”挂在嘴边。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应对各种困境，比如，科技能够克服石油等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现在他们仍然认为，私营企业完全不具备应对总体排放限制的能力，即使从私营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总量管制的操作模式与土地资源的供应限制非常相似。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资本主义的活力会促使经济找到一个在降低碳排放还算可行的办法？他们又为什么认为市场激励倾向于资源保护，市场便会失去魔力？
显然，保守派完全放弃了对市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信心，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介入。他们对气候变化政策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是出于政治策略，并非是一个合理的经济判断。其漏洞在于，在配额交易的保守派反对者的强烈反对呼声中，带有不怀好意之嫌。虽然国家传统基金会指责国会预算办公室犯下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但如果你看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就会得知，国家传统基金会很明显是故意曲解报告内容。保守的政客甚至干过更可耻的行径。例如，美国共和党国会议会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引用了来自麻省理工的一项研究进而声明，配额交易将给每户带来3100美元的费用，尽管研究报告的撰写者努力想告诉大家实际数字只是它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没有一份可靠的研究报告显示，强力应对气候变化会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即使你不完全相信经济模式——你也不应相信——历史和逻辑均指出，经济模式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采取气候措施的代价。我们可以为气候变化做点事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这么做。采取措施会有代价，而这些代价必须要与不采取措施的代价相比较。在那之前，我先提一个将会在真正实行气候变化政策时变成核心的问题：如何让其他国家来与我们共同携手？
中国综合症
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但是，美国并不是头名。三年前，中国每1美元GDP的煤炭燃烧量就远远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总体上，发达国家——欧洲、北美及日本这些富人区——只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量少的可怜。总之，只有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要成为主力军，气候变化才能得以切实解决。
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反对阻止气候变化的人会把碳排放的全球性当为无所作为的理由。他们争辩称，如果中国和其它国家不配合我们的努力，单单在美国限制排放不会取得多少成效。他们强调中国在哥本哈根谈判中的强硬态度，作为其它国家不会采取合作的证据。的确，发展中的经济体觉得他们有权在排放上为所欲为而不需要考虑后果——两个世纪以来今天的富裕国家就是这么做的。在气候变化上进行全球性合作是不可能的，总是陷入争论，这就意味着什么也做不成。
对于那些认为采取行动是根本之道的人来说，关键是如何说服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参与排放限制。胡萝卜，或者说积极的鼓励是一种答案。想象一下在中国和美国建立排放配额制度——但是允许国际性的排放许可交易，这样中国和美国公司就能够交易排放权了。通过设定总体限额，确保中国卖给美国相当数量的排放许可，我们可以在实质上付钱给中国来让它削减排放。既然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削减排放的成本低于美国，那么这对双方都是笔合算的交易。
但是如果中国（或者印度或者巴西等等）不愿意参与到这个制度中来怎么办？那就需要用胡萝卜加大棒。特别是要采用碳排放税。
炭排放税就是对进口物品根据制造该物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进行征税。比如说中国拒绝减少排放，那么美国就采取政策对碳排放设置每吨100美元的价格。如果美国实施了这一碳税，那么任何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每产生一吨碳排放都要被额外征收100美元的税。如果主要国家——或许是美国或欧洲都征收这个税种，就会刺激那些不合作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对于认为这种政策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践踏的反对声，回答是，那又怎么着？全球市场开放固然重要，但避免全球性灾难更重要。再说，你也可以把碳排放税当作正常贸易关系的一部份。对进口商品征收碳排放税可以和国内的碳排放许可的费用相提并论，其实际效果就是对自己的消费者对就他们购买的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征收费用，不管它是在哪里生产的。这在国际贸易法则中是合法的。实际上，就连负责监督贸易政策的世界贸易组织，也发布了一分研究报告，认为征收碳税是可行的。
不用说，真正进行合作和世界范围内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比起我们所讨论的建议要错综复杂得多。不过这一问题不象你所听到的那么棘手。如果美国和欧洲决定实行有关气候的政策，他们几乎肯定可以诱使世界其它国家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做到。
无所作为的代价
在公众的讨论中，尽管最近迹象显示2010年很有可能会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但气候变化的怀疑者们无疑在过去两年获得了一些有利的论据。但气候模式本身确实变得越发令人悲观。过去最糟的情形却变成现在的预测起点，不少机构预测21世纪的温度上升会翻番。在这一新的悲观情况的背后是对于反馈效应日益增长的担忧——比如当我们地球变暖的时候，甲烷，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就会从海床和冻原中逸出。
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预测，如果我们依然故我的话，那么到2100年预计平均气温将比2000年高9华氏度。这相当可观——等于纽约和密西西比中部平均气温的差别。这么大的改变将会是极具破坏性的。而麻烦却不会停止：气温还会继续升高。
而且，还不只是平均气温变化这么简单。降水模式也会改变，有些地区变得更潮湿，而其它地区则变得更干。很多气象模型研究者也预言了会有更强烈的风暴出现。海平面会上升，而这些风暴会强化其效应：海水泛滥本来就是一种主要的自然灾害，将会变得更加频繁而剧烈。随着洋流的变动，一些地区的气候将会产生急剧的变化。我们应该牢记，伦敦的纬度和拉布拉多一样；如果没有湾流的话，西欧只能勉强供人居住。
虽然气候变暖也会有些好处，但是如此大幅的变化几乎肯定会使美国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回穷。穷多少？如果我们是处于前工业化的初级农业社会，极端的气候变化将会是灾难性的。但我们有发达的经济，历史表明它有很强的能力去适应环境变化。如果这听起来和我关于限制排放的代价可以接受的观点相类似，那应该这样表述：那种使我们能够承受更高的碳排放价格的适应能力，同样能够使我们应对更高的平均气温。
但是至少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对乐观看待气候变化的后果持保留态度。其一，就象我刚才指出的，这不仅仅是天气变暖这回事——气候变化的代价很可能表现为干旱、洪水和强烈的风暴。其二，现代经济也许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生态系统却不然。地球上曾经出现与我们现在所预期的快速变暖相位的时期是始新世极热时期，距今大约 5500万年前，那时经过2万年，气温上升了11华氏度（比现在的变暖速度慢得多）。这种上升导致了大量物种灭绝，客气点说，就是不利于我们生活。
那们我们如何计算全球变暖的影响呢？最常被引用的估算，象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和他的同事利用气候和经济动态集成模型（DICE）所做的，依靠科学测算，在一系列关键地区，特别是农业和海岸保护地区，对全球变暖的负面作用进行评估，然后针对其它可能的结果作一些调整。诺德豪斯认为全球温度上升4.5华氏度——过去公认的对2100年的预测——将会使全球生产总值下降近 2％。但是越来越多的模型预测，实际的温度上升是两倍之多，那将会怎么样？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推算。为保险起见，诺德豪斯的模型假定温度上升9华氏度，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生产总值下降5％。然而，许多评论家认为，实际代价要高得多。
尽管有诸多不确定性，人们却不禁想要在预期的损失和补救措施的代价之间进行直接的比较：气候变化将会降低全球生产总值5％，阻它要付出2％，所以我们就继续努力吧。不幸的是计算方法并非如此简单，至少有以下四个原因。
首先，作为以往排放的结果，实质性的全球变暖早已产生，即使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很可能还会持续上升多年。所以，即使世界各国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还是要为早前的无所作为付出代价。因此，诺德豪斯的损失评估恐怕是夸大了采取行动的收益。
第二，一旦限制排放政策实施，其经济代价马上就会显现出来，而且在大多数的方案下，在20年内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大的代价可能会在本世纪后期表现出来（虽然有些方面，比如美国西南部变成尘暴区将会来的早得多）。所以你如何衡量这些代价，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将来的代价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
第三，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全球变暖不会在2100年停下来：温度、损失都会继续上升。所以如果你看重相当、相当遥远的未来的话，那么采取行动的理由甚至比应对2100年所需更充分。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确定（难以避免的）气候变化的程度，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数百万年来仅见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最近许多气候模型研究者对2100年的预测翻番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现；谁知道在将来又来有什么调整呢。此外，没有人确切知道我们现在所预期的气温上升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削弱了采取行动的措施，然而，这实际上却是强化了它。就象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在他的几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有可能产生一种重大大灾难，这种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就应该主导成本- 收益分析。而大灾难确实是一种现实可能性，即使它不是最可能的结果。
魏茨曼的观点是，灾难的风险，更甚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细节，构成了采取有强力的气候政策的充分理由。我对此深以为然。预测全球变暖却不采取行动，我们就会离《民数记》中世界末日的情景越来越近。如果我们不悬崖勒马的话，那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是犯罪。
对于行动的步伐仍然有很大争议。
渐进还是激进
分析气候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对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我们需要对碳排放进行定价，而且这个价格最终必须很高，但这一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可控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行动控制气候变化。但是在博学的分析家当中，对于时机、对于多快时间内将碳价格提到一个可观的水平，存在着激烈的争议。
一方面是那些在所谓“综合评估模型”方面进行多年研究的经济学家。这种模型结合了气候变化模型和全球变暖危害与削减排放成本模型。这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气候政策版本大多是象圣奥古斯丁的著名祈祷那样的：“赐予我纯洁与自制吧，但不是现在”。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主张碳排放的价格最终应该达到200美元一吨，相当于煤炭价格的四倍多，但大部分的加价应在本世纪晚期实施，一开始的费用低廉得多，是30美元一吨。诺德豪斯将这一长期逐步实施的建议称为“渐进式气候政策”。
另一方面是一些新近加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他们用类似的模型进行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斯·斯特恩，一名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在2006年主张采取快速、大胆的行动来限制排放，可能意味着更高得多的碳价格。这一不同主张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我姑且称之为“激进式气候政策”。
我发现最容易理解这种争论的方法是把减少碳排放的政策理解成一种公共投资：你现在付出代价，将来受益于一个更少受损的地球。而且在将来，我是说很远的将来，今天的排放将会影响大气中的碳含量几十年，甚至可能几个世纪。所以如果你要评估一项旨在减少排放的投资是否值得，你就要评估每增加一吨碳在大气中所产生的危害，不仅仅是在现在，而是一个世纪或更长；你还要确定如何衡量那些在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危害。
渐进式政策的支持者宣称，大气中每增加一吨碳所产生的危害在目前的浓度下是相当低的；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大量聚集之前危害性不是很高，而这在本世纪晚期之前不会发生。他们说遥远未来的代价不应该对现在的政策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们引用市场回报率概念，认为投资者不怎么重视对遥远未来的得失，而公共政策，包括气候政策，也该如此。
激进式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是，政府应该比私人投资者具备更长远的眼光。特别是斯特恩，他争辩说，政策制订者应该将未来世代的福利和当代人的福利置于同样的地位。而且，快速行动的支持者认为碳排放的危害可能比渐进政策的分析所认为的要大得多，因为全球气温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比先前假想的要敏感得多，还因为气温大幅上升带来的经济损失比气候渐变模型所做的假设要大得多。
作为一名专业经济学家，我觉得这种争论令人头痛，两边都是些聪明而心怀好意的人——其中有些人还碰巧是我的老朋友和导师——双方在一些要点上都有根据。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宣布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平局，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倾向于激进式观点。斯坦的象爱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后代的道德呼唤可能有些过于强烈，但是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公共政策应该远比私营市场目光长远。更为重要的是，渐进式政策开出的药方看起来太象是在对整个地球进行一种冒险的实验。比如诺德豪斯所倾向的政策，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设定为前工业化时期平均值的两倍。在他的模型中，这只会对全球的福利产生些许影响；但我们对之能够相信多少？我们有多大把握这种环境变化不会引起灾难？我想要说，不能够确定，特别是上面提到，很多气候模型研究者仅仅在几年里就大幅提高了他们对于气候变暖的估计。
所以我和马丁·魏茨曼所见略同：不可忽视的大灾难的可能性应该支配我们的政策分析。主张采取大胆的行动来遏制排放。
对气候的政治争辩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维克斯曼-马基法案》，这一个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当强有力的法案。它不象激进式政策支持者的提议那么强势，但它的步伐显得比渐进的提议要快。但是去年6月份针对《维克斯曼-马基法案》的投票却表明在国会中存在截然不同的立场。只有8名共和党员投赞成票，同时有 44名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如果现在进行投票，它很可能无法获得通过。
在参议院的前景则更糟，因为大多数的法案需要得到60票才能通过。不少代表能源生产和农业州的参议员反对排放配额制度（现代美国农业是高度能源密集型的）。在过去，有些共和党参议员支持排放配额制度，但是随着派系性加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改变了立场。最令人震惊的大转变来自于约翰·麦凯恩。在2003 年，他曾经在推行排放配额制度中扮演主要角色，提出了一项和维克斯曼和马基法案大同小异的法案。如今麦凯恩却将这套主张痛斥为“排放限制和收税制度”，让以前助手们大吃一惊。
哦，美国东岸的大雪寒冬让那些怀疑气候变暖的人象过年一样高兴，尽管从全球来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最暖和的冬季之一。
所以立即采取行动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有约翰·克里、约瑟夫·利伯曼和林塞·格拉汉这三位参议员不断努力促成一项妥协方案。（他们计划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提出法案）。但这个议题并没有消失。今年以来在华盛顿以外的世界所观察到的创记录的气温很有可能持续下去，这就会让气候变化怀疑者们失去一个主要论据。从总体上来说，鉴于美国政治近年来的反复——自2005年以来，天知道为什么，传统智慧从共和党这边转到了民主党这边——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支持很有可能起死回生。
果真如此，那么经济分析信手可得。我们知道如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有良好的成本意识——它们是可控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政治意愿。
（翻译/Becool、以实玛利、魏公村村姑、异雪）
翻译：译言财经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如果我们听从气候学家的说法——尽管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有诸多质疑，但还是应该倾听——那么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措施来减少CO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了。气候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对现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全球变暖，最终会遭遇灭顶之灾。为了避免世界末日的发生，我们必须切断对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的依赖。
但是，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却又不伤及经济，这可能吗？
和针对气候变化本身的争议一样，经济学家之间对气候经济学的争论和大众媒体上的争议是有很大区别的。读者也许会有印象，是否可以在不严重破坏经济的前提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问题上有很多怀疑。事实上，一旦过滤掉特殊利益集团发出的干扰声音，我们就会发现环境经济学家之间有大范围的共识，也就是用市场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具体说来则是对CO2的排放进行定价，这是事半功倍的手段。但是到底是应该立即展开对话，还是在接下来几十年来逐步推进，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
接下来，我会给出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简短调查，更准确地说，是减少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我会试着展示具有相当共识的领域，也会列出有极大争议的地方。但是，首先要介绍一下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环境经济学101
如果说经济学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各方面，那么它就是成年人之间彼此达成一致，而且交易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如果小饰品的价格是10 美元，同时我把它买了下来，那么原因肯定是它对我的价值超过了10美元。如果你以10美元的价格销售，那么肯定是因为它的成本低于10美元。因此买卖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除此之外，一些详细的分析表明，如果饰品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效的，那么最终价格会和销量和生产量的比值一致，最终结果是最大化买卖双方的总收益。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它在经济学中含义正好和字面意思相反，意味着没人能够在不使他人变贫困的情况下致富。
现在，效率并不是一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任何理由假设自由市场最后会产生公平或正义。因此市场效率不会对我们是否应该拥有一些有保障的医疗保险，或者是否应该救助穷人等问题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基础经济学的逻辑是通过“市场之后”的干预来实现社会目标。也就是说，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使其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资源，然后利用税收和转移来帮助市场所忽略的人。
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的交易给交易过程之外的人带来了代价怎么办？比如你生产了饰品，我买下它，我们之间确实互惠互利，但是在生产饰品的过程中向其他人的饮用水中排放了有毒物质，这又该怎么办？当存在“负面外部性”——经济活动的双方给交易之外的人带来了代价 ——的时候，任何假设市场经济自身会做出正确行为的理论都是胡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环境经济学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应运而生的。
一种解决“负面外部性”的方式就是制定法规禁止，至少是限制给其他人带来高昂代价的行为。这也是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首批环境法案出台时采取的方式：汽车要达到尾气排放标准；工厂要限制污染物排放等等。这种方式起到了效果，美国的空气和水源随后的几十年里干净了很多。
直接的法规对某些情况有效，但对另外的情况则完全无效，原因是它不具备灵活性和创新性。上世纪80年代最大的环境问题——酸雨 ——就是典型例子。发电厂排放的硫化物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生物有害的酸雨。1977年，美国首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方法是所有新发电厂都要把硫化物从排放的气体中去掉。强制所有电厂执行该标准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造一些老电厂的代价极其高昂。然而，通过让新电厂执行法规，政府就有机会比较容易地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但是，政府实际上对电力工业缺乏掌控，同时又要对每个企业进行特定的指导，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让我们看看前人怎么解决的。20世纪早期的英国教授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1920年写的《福利经济学》通常被看作环境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庇古现在已经被人们当成繁复的环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是有点让人吃惊的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强调污染问题。他用于开始讨论的例子不是伦敦著名的大雾（实际上是大量的煤炭燃烧后产生的酸雾），而是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矫情的例子：“土地所有人的禁猎活动，其中包括窜到别人土地上的兔子”。但是不用介意这个，他想表达的是一种原则：向别人施加了无回报的代价的经济活动并不总是应该被禁止，而是不应被鼓励。在大部分情况下，约束这种活动的正确方式是对其进行定价。因此庇古建议，造成负面外部性的人应该交费，体现自己给别人施加的代价，这后来变成了庇古税。庇古税的最简单形式就是排污费：任何向河流排放了污水，或者向天空排放了废气的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排放量按比例缴纳一定的费用。
庇古的学说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无人问津，因为经济学家正在解决更为紧要的问题，比如说大萧条。但是随着环境法规的出现，经济学家重新打开了尘封的庇学说，并开始发展“基于市场的”的解决方法，以此刺激私人企业。用价格来限制污染和用法律进行“命令和控制”是完全相反的两种办法。
许多环保主义者对这种想法的第一反应是反对，这大多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他们觉得污染是一种犯罪，而不是一种交了足够的钱就可以进行的商业活动。除了道德方面的顾虑之外，对市场手段是否可以减少污染也有很多质疑。即使在今天，庇古税的例子也很少。我能找到的最成功的例子是荷兰对排放含有机物的废水进行收税。
相反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的是一种多少有些类似的变体：一个可交易的排放许可系统，也就是排放限制和配额交易。在这种模型中，对特定污染物，比如硫化物的排放许可是有限的。如果某家公司想排放超量的污染物，就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许可。同样，如果一家公司拥有的许可超过了自己的排放量，就可以到市场上去出售多余的许可。这会促使每家公司都减少污染，因为如果公司能减少排放，那么就不用购买大量许可；如果卖家能减少污染，就可以卖掉更多的许可。事实上，排放限制与配额交易系统能起到庇古税同样的作用，其许可证价格就相当于对污染征税。
在实际操作上，排污权交易与污染税之间有两处重大不同。一是两种体系产生的不确定类型不同。如果政府强行征收污染税，污染者知道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多少，而政府不知道他们制造的污染有多大。如果政府强行规定上限，那么政府知道污染的数量，而污染者不知道排放污染物要付出的代价。另一重大不同是与国家税收有关。排污税是一种向为政府纳税的单一生产者征收的成本税。排污权交易有一点复杂。如果政府仅仅拍卖许可权和收税，那么，排污权交易很像是一种税。然而，排污权交易往往将许可权交给现有的游戏参与者，潜在的税收将流向企业而不是政府。
从政治角度来看，把许可权交给企业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部分补偿某些企业的途径。如果一项严格的气候变迁的政策出台的话，这些企业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这会使立法变得更切实可行。
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可以说明为什么对于酸雨难题的解决要采取排污权交易的形式以及为什么要把污染许可权自由地分配给能源公司。去年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众议院立法草案毫无价值。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而建立的排污权交易机构开始向企业分发许多许可权，但是后来拍卖的数字直线上升。很难想象一种涉及面广的排污税能维持多年不变。
这并不是说实施排污税是完全不可行的。最近，有一些参议员提出了一套混合解决方案的建议。一部分经济实体采用排污权交易方式，另一部分则采用征收碳排放税方式——主要针对石油和天然气。政治家的思维似乎可以这样解释：石油企业认为如果消费者知道石油的高价格里直接包含排污税的话，他们是不会抱怨的。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47929/102650
不管怎样，有经验表明，通过市场手段来治理污染物排放会束缚生产。前几年的酸雨现象足够证明这一点。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提出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能源厂家可以买卖排放二氧化硫的权利，让单个企业在新的限度内经营自己的业务。毫无疑问，经过一段时间，能源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几乎减少了一半，所花费的成本比最乐观的估计还要低很多。电价不升反降。酸雨现象不再是大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意义上来讲，这个问题并没有减轻。最终的结果似乎表明：只要我们决心去做，环境问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了，对吗？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个经典的负面外在形式——用尼古拉斯·斯特恩的话来说是“全球最大的营销失败”。他就这一课题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教科书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应该利用政策来阻止导致负面外在形式的种种活动；从宏观上看，依靠市场手段是最佳的选择。
对气候的忧虑
这篇文章要谈的是气候经济学，而不是气候科学。但是在我们涉及经济学之前，有必要就科学争论的现状明确三个要点。
第一点是地球的确在变暖。天气在波动变化。在过去的近几年里，人们很容易找出气候异常变暖的年份；注意到现在比往常更冷，又有人说：“看，地球变得越来越冷，而不是越来越热！”但是如果你马上留心一下客观数据 ——通过足够消除波动差异的一段时期的平均值来看，就会知道气温上升的趋势是明白无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每隔十年，气温要比上一个十年的要高。
第二点是气候模板预测气候变暖很早很准，甚至温度上升的大致数据也是准确的。相对来讲，为满足已知数据进行的研究比较容易，而创建一个模板精确预测未来就要难得多。所以说，二十多年前科学家们通过创立气候模板成功地预测到全球变暖的事实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信度极高。
不过，这不是你可以从众多新闻报道中就可以得出的结论。这些报道所关注的是邮件被黑以及气候专家用一系列数据故弄玄虚地谈论气温反常下降或他们表达的要看看科学研究视野之外的那些气候怀疑者所写的文章的愿望等诸如此类的内容。但是，事实是那些所谓的传闻一经更为细致的验证，就会烟消云散，并显示出气候专家也是凡人。没错，科学家也想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站得住脚，但是，任何数据的使用是不能禁止的。是的，科学家在工作中不喜欢故意混淆已发表的成果。还有什么新东西？没有迹象表明，对于气候研究的有力支持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这就到了我谈到的第三点，依据这种研究而成的模板表明，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将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层，我们最终将面临气候的灾难性变化。让我们说的更清楚些，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夏天多了几天的炎热，冬天少了几场雪；我们正在郑重讨论的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就像美国西南各州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可能变成一只永远漂浮着灰尘的巨碗。
现在，尽管气候模板创立者的可信度很高，但在他们长期的气候预报工作中，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不过我们很快也看到，不确定性使行动的个案更强劲，而不是更虚弱。所以气候变化需要采取行动。是否排污权交易项目和用来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模板相结合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呢？
坚决反对排污权交易的一般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观点认为，行动越直接——尤其是对火力发电企业的禁止令——就会越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排污税征收要比排污权交易好。（让我们暂不理会那些反对使用任何市场经济补救措施的人和那些脱离气候科学反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限制的人）上述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虽然没有双方各自认为的那么多。
谈到直接行动， 你可以提出有力的论点使人信服：经济学家热爱的是良好的市场而不是精明的市场。他们早有准备，而不用假定人们不断变化的金融动机会解决每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你不能准确测定一件东西的价值时，你不会将价格标签贴在上面。这样做既有难度又增加成本。所以有时更好的办法是制定出一些基本规则：那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举例来说，考虑到机动车排放。我们是否能够或者应该根据他或她的汽车尾气排放的比例向车主征收一定的费用。当然行不通。你需要在每台车上安装昂贵的监测设备，你需要对弄虚作假手段采取防范措施。无疑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已经采取的做法：对所有车辆限制排放标准。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观点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问题？ 我的第一反应是目前形势的规模和复杂性需要一个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无论是排污权交易方案还是征收排污税的方法。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赞同这一观点。毕竟，温室气体是现代经济活动中几乎涵盖一切产品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附属产品，从我们住的房子到我们驾驶的汽车，概莫能外。减少这些气体的排放就需要人们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有些气体的识别还需要我们掌握更先进的环保技术。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明确地告诉人们那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来真正取得意味深长的进步吗？经济学101 告诉我们，——也许是正确的——唯一能够让人们适当改变行为方式的办法是给污染物排放贴上价格标签，因此所付出的成本反过来与其他所有事情合为一个整体，最终对环境保护产生影响力。
比如，人们去百货商店购物时，会发现外地的水果和蔬菜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本地产品，这其中反映了排放许可费或产品运输费。企业在决定自己在隔热上的支出时，他们会计算加热和制冷的费用，其中包括排放许可费或发电税费。在为电器选择能源种类时，就必须计算更高昂的许可费或矿石原料消耗的相关税费。市场经济体制会随机地激励人们做正确的事情，这也正是它存在的理由。
有人呼吁，需要建立特定规则（来制约人们的行为）。著名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曾为全球变暖问题得以获得首要关注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他强烈提出，导致气候改变的罪魁祸首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煤炭燃烧，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在日后几十年内减少煤炭燃烧量。从经济学角度，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项严格的许可费会有效控制煤炭使用量。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可能会出现漏洞，而这些漏洞所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煤炭燃烧采取直接控制措施，进而弥补市场机制的抑制因素。
为何要采用排放税，而不是配额交易呢？毫无疑问，直接征税要比立法相比优势甚多，而“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 （Waxman-Markey act）就有诸多例外和特殊情况。当然，与配额交易相比，一项理想的排放税措施会更有优势，尽管前者是排除万难而经议会认可的。然而，这个对比却并非很有实际意义。问题在于，排放税真要实施起来，是否会比配额交易效果更佳。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是没有理由相信一项广泛征收的排放税会在议会上通过。
公平地讲，汉森曾以诙谐幽默的口吻对配额交易进行道德抨击，而这一抨击与旧观点 ——让污染者掏钱购买污染的权利是不对的——相比，更加精辟老练。汉森关注的是，在配额交易之中，个人道德行为不构成社会目标。如果你决定驾驶氢能汽车或购买一幢低碳房屋，你只是在将排放许可权拱手相让于他人，这意味着你并没有帮助缓解气候变化的危机。他说的对。但是，利他主义却不能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严密的方案必须依赖一个有效的机制，让每个人相信减少排放对他们是有益的。虽然这有点遗憾，不过利他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一个机制。
虽然气候变化问题远比酸雨灾害严重，但至少要达到治理酸雨的应对水平，这是底线了。我们急需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激励 ——同时直接控制煤炭使用量——而且，配额交易是一项能够创造市场激励的合理途径。
然而，这样做我们是否可以承担得起？同样重要的是，不这样做我们又何以承担？
行动的代价
气候学家们对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温度变化的曲线有着不约而同的共识。同理，经济学家们对行动的代价也有不言而喻的看法。论点大概是这样的：制约排放会使经济增长放缓，但幅度不大。依据模型研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推断，自2010年至2050年“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的实施将使GDP的预计平均年增长率降低0.03至0.0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是，它将使GDP年增长率从2.4%降至2.31%。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推断，大体上，强力度的气候变化政策至少会使美国经济在2050年降低1.1至3.4个百分点。
世界经济状况又将会如何呢？总体上，规划者们逐渐发现，气候变化政策对全球产出的影响比美国要小一些。主要原因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由于矿石燃料价格低廉，目前仍在低效率地使用能源，因此使得大量节约能源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影响甚微。最近一个根据现有估计的报告显示，一项强力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力度大大超过任何法律提案中进行商讨的同类政策）的代价将是降低世界生产总值（GWP）1至3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来源于一种涵盖各种工程估算和市场估算的经济模式。例如，有工程师根据一定的能源价格对各种发电形式的成本计算，包括燃煤发电、燃气发电、核能与太阳能发电。然后，根据以往的经验，估算得出如果电费上涨消费者的耗电量会降低多少。像汽车燃油费等其他能源的估算也是如此估算的。这个经济模式还认为，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经济环境，每个人都会做出最佳的选择——能源生产者会选择最经济的发电方式，而消费者就会竭力减少用电量，结果去寻找替代消费品或损失便捷条件，直到节省下来的钱超过少用电所付出的代价。从这种种分析来看，我们有理由预见，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付费排放的政策有何反应，以及他们的反应最终将会对整体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代价。
诚然，很多经济模式可能是错误的。很多基本数据的估算都必然存在一定的投机性，比如，一旦太阳能大规模应用于日常发电，它的成本究竟会是多少，这无人知晓。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去怀疑人们是否真的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多项研究发现，消费者往往不会采取节省能源的措施，比如改善隔热，即使这样做的确可以省钱。
但是，要让这些经济模式方方面面都做到完美，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成本。从酸雨灾害下实施的配额交易得出的经验是，实际代价总不愈起初的预计。而且一般来说，经济模式不会亦不能计算的是创新性价值；可以肯定的是，当私营企业面临一个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丰厚回报的经济环境时，他们会想出许多在任何经济模式中都未曾存在的限制排放的方法。
然而，气候变化政策的保守派反对者却认为，限制排放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其中，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基金会用一张海报回应了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于“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的估算，海报的标题为“国会预算办公室大大低估了配额交易的影响”。该基金会指出，真正的影响对家庭和就业来说将是破坏性的。
对于经济是否可能够与配额交易共存，这种反应时极其悲观的，这与保守派一贯的思想作风背道而驰。毕竟，现代的保守派对市场激励的效益表现出一种深信不疑、甚至近乎信奉膜拜的态度——总统罗纳德?里根就曾喜欢把“市场的魔力”挂在嘴边。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应对各种困境，比如，科技能够克服石油等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现在他们仍然认为，私营企业完全不具备应对总体排放限制的能力，即使从私营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总量管制的操作模式与土地资源的供应限制非常相似。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资本主义的活力会促使经济找到一个在降低碳排放还算可行的办法？他们又为什么认为市场激励倾向于资源保护，市场便会失去魔力？
显然，保守派完全放弃了对市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信心，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介入。他们对气候变化政策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是出于政治策略，并非是一个合理的经济判断。其漏洞在于，在配额交易的保守派反对者的强烈反对呼声中，带有不怀好意之嫌。虽然国家传统基金会指责国会预算办公室犯下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但如果你看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就会得知，国家传统基金会很明显是故意曲解报告内容。保守的政客甚至干过更可耻的行径。例如，美国共和党国会议会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引用了来自麻省理工的一项研究进而声明，配额交易将给每户带来3100美元的费用，尽管研究报告的撰写者努力想告诉大家实际数字只是它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没有一份可靠的研究报告显示，强力应对气候变化会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即使你不完全相信经济模式——你也不应相信——历史和逻辑均指出，经济模式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采取气候措施的代价。我们可以为气候变化做点事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这么做。采取措施会有代价，而这些代价必须要与不采取措施的代价相比较。在那之前，我先提一个将会在真正实行气候变化政策时变成核心的问题：如何让其他国家来与我们共同携手？
中国综合症
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但是，美国并不是头名。三年前，中国每1美元GDP的煤炭燃烧量就远远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总体上，发达国家——欧洲、北美及日本这些富人区——只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量少的可怜。总之，只有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要成为主力军，气候变化才能得以切实解决。
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反对阻止气候变化的人会把碳排放的全球性当为无所作为的理由。他们争辩称，如果中国和其它国家不配合我们的努力，单单在美国限制排放不会取得多少成效。他们强调中国在哥本哈根谈判中的强硬态度，作为其它国家不会采取合作的证据。的确，发展中的经济体觉得他们有权在排放上为所欲为而不需要考虑后果——两个世纪以来今天的富裕国家就是这么做的。在气候变化上进行全球性合作是不可能的，总是陷入争论，这就意味着什么也做不成。
对于那些认为采取行动是根本之道的人来说，关键是如何说服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参与排放限制。胡萝卜，或者说积极的鼓励是一种答案。想象一下在中国和美国建立排放配额制度——但是允许国际性的排放许可交易，这样中国和美国公司就能够交易排放权了。通过设定总体限额，确保中国卖给美国相当数量的排放许可，我们可以在实质上付钱给中国来让它削减排放。既然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削减排放的成本低于美国，那么这对双方都是笔合算的交易。
但是如果中国（或者印度或者巴西等等）不愿意参与到这个制度中来怎么办？那就需要用胡萝卜加大棒。特别是要采用碳排放税。
炭排放税就是对进口物品根据制造该物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进行征税。比如说中国拒绝减少排放，那么美国就采取政策对碳排放设置每吨100美元的价格。如果美国实施了这一碳税，那么任何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每产生一吨碳排放都要被额外征收100美元的税。如果主要国家——或许是美国或欧洲都征收这个税种，就会刺激那些不合作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对于认为这种政策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践踏的反对声，回答是，那又怎么着？全球市场开放固然重要，但避免全球性灾难更重要。再说，你也可以把碳排放税当作正常贸易关系的一部份。对进口商品征收碳排放税可以和国内的碳排放许可的费用相提并论，其实际效果就是对自己的消费者对就他们购买的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征收费用，不管它是在哪里生产的。这在国际贸易法则中是合法的。实际上，就连负责监督贸易政策的世界贸易组织，也发布了一分研究报告，认为征收碳税是可行的。
不用说，真正进行合作和世界范围内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比起我们所讨论的建议要错综复杂得多。不过这一问题不象你所听到的那么棘手。如果美国和欧洲决定实行有关气候的政策，他们几乎肯定可以诱使世界其它国家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做到。
无所作为的代价
在公众的讨论中，尽管最近迹象显示2010年很有可能会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但气候变化的怀疑者们无疑在过去两年获得了一些有利的论据。但气候模式本身确实变得越发令人悲观。过去最糟的情形却变成现在的预测起点，不少机构预测21世纪的温度上升会翻番。在这一新的悲观情况的背后是对于反馈效应日益增长的担忧——比如当我们地球变暖的时候，甲烷，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就会从海床和冻原中逸出。
现在，对于气候变化的预测，如果我们依然故我的话，那么到2100年预计平均气温将比2000年高9华氏度。这相当可观——等于纽约和密西西比中部平均气温的差别。这么大的改变将会是极具破坏性的。而麻烦却不会停止：气温还会继续升高。
而且，还不只是平均气温变化这么简单。降水模式也会改变，有些地区变得更潮湿，而其它地区则变得更干。很多气象模型研究者也预言了会有更强烈的风暴出现。海平面会上升，而这些风暴会强化其效应：海水泛滥本来就是一种主要的自然灾害，将会变得更加频繁而剧烈。随着洋流的变动，一些地区的气候将会产生急剧的变化。我们应该牢记，伦敦的纬度和拉布拉多一样；如果没有湾流的话，西欧只能勉强供人居住。
虽然气候变暖也会有些好处，但是如此大幅的变化几乎肯定会使美国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回穷。穷多少？如果我们是处于前工业化的初级农业社会，极端的气候变化将会是灾难性的。但我们有发达的经济，历史表明它有很强的能力去适应环境变化。如果这听起来和我关于限制排放的代价可以接受的观点相类似，那应该这样表述：那种使我们能够承受更高的碳排放价格的适应能力，同样能够使我们应对更高的平均气温。
但是至少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对乐观看待气候变化的后果持保留态度。其一，就象我刚才指出的，这不仅仅是天气变暖这回事——气候变化的代价很可能表现为干旱、洪水和强烈的风暴。其二，现代经济也许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生态系统却不然。地球上曾经出现与我们现在所预期的快速变暖相位的时期是始新世极热时期，距今大约 5500万年前，那时经过2万年，气温上升了11华氏度（比现在的变暖速度慢得多）。这种上升导致了大量物种灭绝，客气点说，就是不利于我们生活。
那们我们如何计算全球变暖的影响呢？最常被引用的估算，象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和他的同事利用气候和经济动态集成模型（DICE）所做的，依靠科学测算，在一系列关键地区，特别是农业和海岸保护地区，对全球变暖的负面作用进行评估，然后针对其它可能的结果作一些调整。诺德豪斯认为全球温度上升4.5华氏度——过去公认的对2100年的预测——将会使全球生产总值下降近 2％。但是越来越多的模型预测，实际的温度上升是两倍之多，那将会怎么样？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推算。为保险起见，诺德豪斯的模型假定温度上升9华氏度，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生产总值下降5％。然而，许多评论家认为，实际代价要高得多。
尽管有诸多不确定性，人们却不禁想要在预期的损失和补救措施的代价之间进行直接的比较：气候变化将会降低全球生产总值5％，阻它要付出2％，所以我们就继续努力吧。不幸的是计算方法并非如此简单，至少有以下四个原因。
首先，作为以往排放的结果，实质性的全球变暖早已产生，即使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很可能还会持续上升多年。所以，即使世界各国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还是要为早前的无所作为付出代价。因此，诺德豪斯的损失评估恐怕是夸大了采取行动的收益。
第二，一旦限制排放政策实施，其经济代价马上就会显现出来，而且在大多数的方案下，在20年内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大的代价可能会在本世纪后期表现出来（虽然有些方面，比如美国西南部变成尘暴区将会来的早得多）。所以你如何衡量这些代价，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将来的代价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
第三，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全球变暖不会在2100年停下来：温度、损失都会继续上升。所以如果你看重相当、相当遥远的未来的话，那么采取行动的理由甚至比应对2100年所需更充分。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确定（难以避免的）气候变化的程度，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数百万年来仅见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最近许多气候模型研究者对2100年的预测翻番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现；谁知道在将来又来有什么调整呢。此外，没有人确切知道我们现在所预期的气温上升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削弱了采取行动的措施，然而，这实际上却是强化了它。就象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在他的几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有可能产生一种重大大灾难，这种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就应该主导成本- 收益分析。而大灾难确实是一种现实可能性，即使它不是最可能的结果。
魏茨曼的观点是，灾难的风险，更甚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细节，构成了采取有强力的气候政策的充分理由。我对此深以为然。预测全球变暖却不采取行动，我们就会离《民数记》中世界末日的情景越来越近。如果我们不悬崖勒马的话，那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是犯罪。
对于行动的步伐仍然有很大争议。
渐进还是激进
分析气候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对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我们需要对碳排放进行定价，而且这个价格最终必须很高，但这一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可控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行动控制气候变化。但是在博学的分析家当中，对于时机、对于多快时间内将碳价格提到一个可观的水平，存在着激烈的争议。
一方面是那些在所谓“综合评估模型”方面进行多年研究的经济学家。这种模型结合了气候变化模型和全球变暖危害与削减排放成本模型。这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气候政策版本大多是象圣奥古斯丁的著名祈祷那样的：“赐予我纯洁与自制吧，但不是现在”。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主张碳排放的价格最终应该达到200美元一吨，相当于煤炭价格的四倍多，但大部分的加价应在本世纪晚期实施，一开始的费用低廉得多，是30美元一吨。诺德豪斯将这一长期逐步实施的建议称为“渐进式气候政策”。
另一方面是一些新近加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他们用类似的模型进行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斯·斯特恩，一名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在2006年主张采取快速、大胆的行动来限制排放，可能意味着更高得多的碳价格。这一不同主张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我姑且称之为“激进式气候政策”。
我发现最容易理解这种争论的方法是把减少碳排放的政策理解成一种公共投资：你现在付出代价，将来受益于一个更少受损的地球。而且在将来，我是说很远的将来，今天的排放将会影响大气中的碳含量几十年，甚至可能几个世纪。所以如果你要评估一项旨在减少排放的投资是否值得，你就要评估每增加一吨碳在大气中所产生的危害，不仅仅是在现在，而是一个世纪或更长；你还要确定如何衡量那些在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危害。
渐进式政策的支持者宣称，大气中每增加一吨碳所产生的危害在目前的浓度下是相当低的；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大量聚集之前危害性不是很高，而这在本世纪晚期之前不会发生。他们说遥远未来的代价不应该对现在的政策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们引用市场回报率概念，认为投资者不怎么重视对遥远未来的得失，而公共政策，包括气候政策，也该如此。
激进式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是，政府应该比私人投资者具备更长远的眼光。特别是斯特恩，他争辩说，政策制订者应该将未来世代的福利和当代人的福利置于同样的地位。而且，快速行动的支持者认为碳排放的危害可能比渐进政策的分析所认为的要大得多，因为全球气温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比先前假想的要敏感得多，还因为气温大幅上升带来的经济损失比气候渐变模型所做的假设要大得多。
作为一名专业经济学家，我觉得这种争论令人头痛，两边都是些聪明而心怀好意的人——其中有些人还碰巧是我的老朋友和导师——双方在一些要点上都有根据。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宣布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平局，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倾向于激进式观点。斯坦的象爱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后代的道德呼唤可能有些过于强烈，但是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公共政策应该远比私营市场目光长远。更为重要的是，渐进式政策开出的药方看起来太象是在对整个地球进行一种冒险的实验。比如诺德豪斯所倾向的政策，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设定为前工业化时期平均值的两倍。在他的模型中，这只会对全球的福利产生些许影响；但我们对之能够相信多少？我们有多大把握这种环境变化不会引起灾难？我想要说，不能够确定，特别是上面提到，很多气候模型研究者仅仅在几年里就大幅提高了他们对于气候变暖的估计。
所以我和马丁·魏茨曼所见略同：不可忽视的大灾难的可能性应该支配我们的政策分析。主张采取大胆的行动来遏制排放。
对气候的政治争辩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维克斯曼-马基法案》，这一个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当强有力的法案。它不象激进式政策支持者的提议那么强势，但它的步伐显得比渐进的提议要快。但是去年6月份针对《维克斯曼-马基法案》的投票却表明在国会中存在截然不同的立场。只有8名共和党员投赞成票，同时有 44名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如果现在进行投票，它很可能无法获得通过。
在参议院的前景则更糟，因为大多数的法案需要得到60票才能通过。不少代表能源生产和农业州的参议员反对排放配额制度（现代美国农业是高度能源密集型的）。在过去，有些共和党参议员支持排放配额制度，但是随着派系性加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改变了立场。最令人震惊的大转变来自于约翰·麦凯恩。在2003 年，他曾经在推行排放配额制度中扮演主要角色，提出了一项和维克斯曼和马基法案大同小异的法案。如今麦凯恩却将这套主张痛斥为“排放限制和收税制度”，让以前助手们大吃一惊。
哦，美国东岸的大雪寒冬让那些怀疑气候变暖的人象过年一样高兴，尽管从全球来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最暖和的冬季之一。
所以立即采取行动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有约翰·克里、约瑟夫·利伯曼和林塞·格拉汉这三位参议员不断努力促成一项妥协方案。（他们计划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提出法案）。但这个议题并没有消失。今年以来在华盛顿以外的世界所观察到的创记录的气温很有可能持续下去，这就会让气候变化怀疑者们失去一个主要论据。从总体上来说，鉴于美国政治近年来的反复——自2005年以来，天知道为什么，传统智慧从共和党这边转到了民主党这边——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支持很有可能起死回生。
果真如此，那么经济分析信手可得。我们知道如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有良好的成本意识——它们是可控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政治意愿。
（翻译/Becool、以实玛利、魏公村村姑、异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