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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促基金会“透明”花钱
Posted 周四, 2010年 05月 20日 By ChangCe
第三方促基金会“透明”花钱
21世纪经济报道 申剑丽 北京报道 2010-05-19
基金会项目信息及财务状况,将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专司管理和披露。
5月13日,在北大新公益论坛间歇,南都公益基金秘书长徐永光透露,这个初步定名为“基金会中心”的机构,将于今年7月8日正式成立。中心由20多家NGO、基金会组织共同发起。
中心并不依附于官方或者任何基金会组织,将作为社团单独工作。除促进信息公开外,中心成立的另一大意图还在于,推动公募基金会打开更多钱袋,及时向众多草根组织公布基本运营成本及项目成本。
信息公开
徐介绍,目前他们正在进行前期数据梳理和最后准备工作,首期目标是争取对全国所有基金会的一级信息,诸如注册情况、地点、主要工作特色等全部覆盖。
“全国登记在册的基金会是1800多家,都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列”,他介绍,这当中不仅包括846家非公募基金会,也包括中国红十字会等官方背景的几十家公募基金会。
目标是,尽可能把目前登记在册的所有基金会都囊括进去。
随着中心的启动,相关披露信息将不断丰富和深入。按照筹备方达成的一致意见,今后要逐渐公布一到四级的信息。
除上述一级信息外,二级信息包括各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三级信息包括NGO拟开展或正在开展的项目需求等信息;四级信息则包括捐赠款物的去向——具体到哪个地区,哪些人群在使用,都能够追踪可查。
而为了将这种公开制度化和专业化,筹备方已经为“基金会中心”在民政部门进行专门注册,取得了社团地位。今后,相关发起单位还将作为理事或监事指导和监督;在中心基本的管理层架构下,设立了若干名专职日常工作人员,专司基金会信息的搜集和公开。
通过这种第三方独立机构的信息公开乃至造成的压力,借此可以给那些钱花得不太透明的基金会以压力。
资源对接
作为发起者之一,徐永光坦言,在NGO发展过程中,一般普遍认为存在着资质审核、服务专业化等难题,但通盘来看,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慈善资源的不对接,急需为供需方搭建一个平台,“让基金会募捐到的大量财物有地方有项目可花;同时也让大批项目,特别是具备专业服务技能的NGO项目,能及时获得资助,大展拳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团也感同身受。她发现,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基金会,无论官办抑或草根,其筹钱能力更强;而小NGO则胜在做事上,运作具体慈善项目的能力更强。在此基础上,以大带小,通过大的组织负责筹款,同时向小组织输血运作项目,被普遍认为更有效率的做法。
“在香港,有香港公益金组织负责为全香港的NGO提供资金等支持服务;在台湾地区则有‘联合劝募’机构为NGO提供支持。”
作为前述中国基金会中心的顾问专家之一,杨团说,中心成立后,除进行信息公开外,也将疏通渠道,让实力较大的基金会,为大量草根组织提供最基本的人工成本费用。
目前,由于慈善体制使然,大部分的慈善捐赠还主要集中在官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一般并不能面向公众公开募集善款。
“事实上,民间的慈善捐款,可以及时流回民间,把相关钱物及时分配给草根组织运作具体项目。”徐说。
杨团指出,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先扩增量,再动存量”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路径。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引导,或者放松管制,让各种NGO、非公募基金会逐渐发展壮大。
最近五年,非公募基金会确实发展飞速。徐预言,到今年年底,非公募基金会数量有望超过千家,从而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的数量。
21世纪经济报道 申剑丽 北京报道 2010-05-19
基金会项目信息及财务状况,将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专司管理和披露。
5月13日,在北大新公益论坛间歇,南都公益基金秘书长徐永光透露,这个初步定名为“基金会中心”的机构,将于今年7月8日正式成立。中心由20多家NGO、基金会组织共同发起。
中心并不依附于官方或者任何基金会组织,将作为社团单独工作。除促进信息公开外,中心成立的另一大意图还在于,推动公募基金会打开更多钱袋,及时向众多草根组织公布基本运营成本及项目成本。
信息公开
徐介绍,目前他们正在进行前期数据梳理和最后准备工作,首期目标是争取对全国所有基金会的一级信息,诸如注册情况、地点、主要工作特色等全部覆盖。
“全国登记在册的基金会是1800多家,都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列”,他介绍,这当中不仅包括846家非公募基金会,也包括中国红十字会等官方背景的几十家公募基金会。
目标是,尽可能把目前登记在册的所有基金会都囊括进去。
随着中心的启动,相关披露信息将不断丰富和深入。按照筹备方达成的一致意见,今后要逐渐公布一到四级的信息。
除上述一级信息外,二级信息包括各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三级信息包括NGO拟开展或正在开展的项目需求等信息;四级信息则包括捐赠款物的去向——具体到哪个地区,哪些人群在使用,都能够追踪可查。
而为了将这种公开制度化和专业化,筹备方已经为“基金会中心”在民政部门进行专门注册,取得了社团地位。今后,相关发起单位还将作为理事或监事指导和监督;在中心基本的管理层架构下,设立了若干名专职日常工作人员,专司基金会信息的搜集和公开。
通过这种第三方独立机构的信息公开乃至造成的压力,借此可以给那些钱花得不太透明的基金会以压力。
资源对接
作为发起者之一,徐永光坦言,在NGO发展过程中,一般普遍认为存在着资质审核、服务专业化等难题,但通盘来看,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慈善资源的不对接,急需为供需方搭建一个平台,“让基金会募捐到的大量财物有地方有项目可花;同时也让大批项目,特别是具备专业服务技能的NGO项目,能及时获得资助,大展拳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团也感同身受。她发现,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基金会,无论官办抑或草根,其筹钱能力更强;而小NGO则胜在做事上,运作具体慈善项目的能力更强。在此基础上,以大带小,通过大的组织负责筹款,同时向小组织输血运作项目,被普遍认为更有效率的做法。
“在香港,有香港公益金组织负责为全香港的NGO提供资金等支持服务;在台湾地区则有‘联合劝募’机构为NGO提供支持。”
作为前述中国基金会中心的顾问专家之一,杨团说,中心成立后,除进行信息公开外,也将疏通渠道,让实力较大的基金会,为大量草根组织提供最基本的人工成本费用。
目前,由于慈善体制使然,大部分的慈善捐赠还主要集中在官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一般并不能面向公众公开募集善款。
“事实上,民间的慈善捐款,可以及时流回民间,把相关钱物及时分配给草根组织运作具体项目。”徐说。
杨团指出,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先扩增量,再动存量”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路径。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引导,或者放松管制,让各种NGO、非公募基金会逐渐发展壮大。
最近五年,非公募基金会确实发展飞速。徐预言,到今年年底,非公募基金会数量有望超过千家,从而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