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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击艾滋病基金冻结对中国资金援助
Posted 周六, 2011年 05月 28日 By ChangCe
全球抗击艾滋病基金冻结对中国资金援助
http://timeweekly.blog.163.com/blog/static/9763505720114249632785/
（北京）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冻结了其最大受援国之一——中国的上亿美元，这些钱是用来战胜疾病的援助资金。原因在于全球基金不认同中国政府对资金的管理方式，以及对草根组织参与公共卫生建设的百般阻扰。
这项争端可能会导致全球卫生专家加紧讨论中国的受援国资格问题。这个国家投入大约460亿美金来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去年的上海世博，“经济刺激方案”的投入也是5860亿美金，这样资金雄厚的大国还需要这种援助吗？
自从2002年成立以来，在机构以及个人捐款的支持下，全球基金抗击世界上最恶性疾病的工作已经扩展到了150个国家。去年11月，这个机构不声不响地停止了对中国艾滋病项目的一笔大额援助。出于对资金使用监管不力的新的担心，前几周又冻结了对中国的其他几项援助。
全球基金这一决定看起来根源于其与中国政府在信念上的冲突。全球基金认为，民间草根组织应该是抗击艾滋病等疾病的内在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政府却一直怀疑任何不在它直接控制下的公民社会组织。一些艾滋病活跃人士向全球基金投诉说，中国政府官员不仅想法设法地打压他们组织的公共卫生活动，还把资金拨给政府直接控制的机构，但对这些钱怎么用，他们却不闻不问。
这可是关系到上亿美元的用于降低结核发病率，预防并治疗艾滋病感染以及消灭疟疾的项目。全球基金的网站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接受了5.39亿美金的资助，还有2.95亿在程序中。这些资助使中国成了继埃塞俄比亚，印度，坦桑尼亚之后的第四大受资助国，一个全球卫生领域的专家说。
全球基金从中国退出的决定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很没有面子，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达到这个国际组织的标准，而达到标准的其他受援国却远没有中国发达。全球基金有权终止被滥用的资金，少拨资金或正式暂停付款。
周五，经过与全球基金两天的紧张会谈后，中国政府似乎躲过了更严重的惩罚。全球基金的一个发言人说，在如何使用和监管资金上，中国同意了一系列的规定。“我们在何时该给中国明确信号上达成了一致，” 他说：“我们在如何继续下去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此次谈判的知情人说，中国政府恳求全球基金同意其退回不正当使用的资金。但也有人担心将公民社会组织纳入共同努力中可能还是个问题。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回应对中国是否有资格接受资助的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召开的。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和泰国，印度，菲律宾以及大量的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中国是有资格接受资助的。但和低收入国家不同的是，国际社会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向全球基金贡献一定比例的项目成本。
中国获得的援助越来越多，被政府官饱私囊的证据也越来越多——因此引起了强烈的批评。世界银行前第一助理总行长，全球基金曾经的创建者，现任职于Carnegie Mellon 大学做教授的 Chow 博士表示，中国卫生部申请援助的唯一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把钱大把地投给了“硬实力”机构或者其他部门。
“中国越来越大的胃口会降低全球基金的整体贡献，”他在七月份的《外交政策》中写到。在全球基金极其想做贡献的时候，他写到“捐款人会越来越不愿意捐款，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捐的款，有一大笔给了一个完全有能力负担本国卫生项目的国家时。”
和最大的捐款人美国（55亿美金）相比，中国对全球基金的贡献仅仅是1600万，他写到。全球基金的官员们正在回顾资格问题，低于预期的捐款迫使他们在选择接受国时不得不更精挑细选。
一些官员建议中国不要再申请新一轮的大额资金了。不过，全球基金官员坚持说，对受援资格问题的争议和全球基金停止给中国拨款没有任何关系。
全球基金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始于去年下半年，主要因为审计发现中国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将2.83亿艾滋病资金的35％拨给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那项资金本来是用于以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治疗和预防的，目标人群是吸毒人士和妓女。
一个叫做全球基金观察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实际拨给非政府组织的资金还不到11％。一份外部审计也发现，社区组织根本就不在中国政府的战略考虑中。
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官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认为很多的公民社会组织不能合理的使用全球基金的资金，相对来说，政府机构更可信些。但在这周的采访中，活跃人士质疑了这一说法。
活跃人士之一，常琨（音译）声称，政府官员或者由政府设立的“官方非政府组织”通常将一半以上的资金落进自己腰包。他说他负责的一个新疆地区的艾滋病人权组织曾经在2005年收到过一笔大概3000美金的资金，但马上被强制退回了，因为政府解散了他的组织。
“他们把我们的呼吁当成制造麻烦。他们不喜欢个人非政府组织，或者组织活动，”他说，“我为艾滋病人呼吁已经七年了，但基本没见过任何人受益于全球基金。”
河北艾滋病救助组织主任，沈之齐（音译）说，他支持全球基金扣留资金的决定，因为“我真不想看到像全球基金这样，本意很好的组织陷在腐败的黑洞里”但他不完全支持撤回全部资金，因为民间草根组织会受到影响。
中国政府防范这些组织已经很多年了。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在政府是怎么想的问题上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在《求是》杂志，一本党刊中，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写到，中国必须“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1/05/21/world/asia/21china.html
http://timeweekly.blog.163.com/blog/static/9763505720114249632785/
（北京）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冻结了其最大受援国之一——中国的上亿美元，这些钱是用来战胜疾病的援助资金。原因在于全球基金不认同中国政府对资金的管理方式，以及对草根组织参与公共卫生建设的百般阻扰。
这项争端可能会导致全球卫生专家加紧讨论中国的受援国资格问题。这个国家投入大约460亿美金来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去年的上海世博，“经济刺激方案”的投入也是5860亿美金，这样资金雄厚的大国还需要这种援助吗？
自从2002年成立以来，在机构以及个人捐款的支持下，全球基金抗击世界上最恶性疾病的工作已经扩展到了150个国家。去年11月，这个机构不声不响地停止了对中国艾滋病项目的一笔大额援助。出于对资金使用监管不力的新的担心，前几周又冻结了对中国的其他几项援助。
全球基金这一决定看起来根源于其与中国政府在信念上的冲突。全球基金认为，民间草根组织应该是抗击艾滋病等疾病的内在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政府却一直怀疑任何不在它直接控制下的公民社会组织。一些艾滋病活跃人士向全球基金投诉说，中国政府官员不仅想法设法地打压他们组织的公共卫生活动，还把资金拨给政府直接控制的机构，但对这些钱怎么用，他们却不闻不问。
这可是关系到上亿美元的用于降低结核发病率，预防并治疗艾滋病感染以及消灭疟疾的项目。全球基金的网站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接受了5.39亿美金的资助，还有2.95亿在程序中。这些资助使中国成了继埃塞俄比亚，印度，坦桑尼亚之后的第四大受资助国，一个全球卫生领域的专家说。
全球基金从中国退出的决定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很没有面子，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达到这个国际组织的标准，而达到标准的其他受援国却远没有中国发达。全球基金有权终止被滥用的资金，少拨资金或正式暂停付款。
周五，经过与全球基金两天的紧张会谈后，中国政府似乎躲过了更严重的惩罚。全球基金的一个发言人说，在如何使用和监管资金上，中国同意了一系列的规定。“我们在何时该给中国明确信号上达成了一致，” 他说：“我们在如何继续下去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此次谈判的知情人说，中国政府恳求全球基金同意其退回不正当使用的资金。但也有人担心将公民社会组织纳入共同努力中可能还是个问题。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回应对中国是否有资格接受资助的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召开的。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和泰国，印度，菲律宾以及大量的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中国是有资格接受资助的。但和低收入国家不同的是，国际社会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向全球基金贡献一定比例的项目成本。
中国获得的援助越来越多，被政府官饱私囊的证据也越来越多——因此引起了强烈的批评。世界银行前第一助理总行长，全球基金曾经的创建者，现任职于Carnegie Mellon 大学做教授的 Chow 博士表示，中国卫生部申请援助的唯一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把钱大把地投给了“硬实力”机构或者其他部门。
“中国越来越大的胃口会降低全球基金的整体贡献，”他在七月份的《外交政策》中写到。在全球基金极其想做贡献的时候，他写到“捐款人会越来越不愿意捐款，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捐的款，有一大笔给了一个完全有能力负担本国卫生项目的国家时。”
和最大的捐款人美国（55亿美金）相比，中国对全球基金的贡献仅仅是1600万，他写到。全球基金的官员们正在回顾资格问题，低于预期的捐款迫使他们在选择接受国时不得不更精挑细选。
一些官员建议中国不要再申请新一轮的大额资金了。不过，全球基金官员坚持说，对受援资格问题的争议和全球基金停止给中国拨款没有任何关系。
全球基金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始于去年下半年，主要因为审计发现中国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将2.83亿艾滋病资金的35％拨给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那项资金本来是用于以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治疗和预防的，目标人群是吸毒人士和妓女。
一个叫做全球基金观察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实际拨给非政府组织的资金还不到11％。一份外部审计也发现，社区组织根本就不在中国政府的战略考虑中。
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官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认为很多的公民社会组织不能合理的使用全球基金的资金，相对来说，政府机构更可信些。但在这周的采访中，活跃人士质疑了这一说法。
活跃人士之一，常琨（音译）声称，政府官员或者由政府设立的“官方非政府组织”通常将一半以上的资金落进自己腰包。他说他负责的一个新疆地区的艾滋病人权组织曾经在2005年收到过一笔大概3000美金的资金，但马上被强制退回了，因为政府解散了他的组织。
“他们把我们的呼吁当成制造麻烦。他们不喜欢个人非政府组织，或者组织活动，”他说，“我为艾滋病人呼吁已经七年了，但基本没见过任何人受益于全球基金。”
河北艾滋病救助组织主任，沈之齐（音译）说，他支持全球基金扣留资金的决定，因为“我真不想看到像全球基金这样，本意很好的组织陷在腐败的黑洞里”但他不完全支持撤回全部资金，因为民间草根组织会受到影响。
中国政府防范这些组织已经很多年了。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在政府是怎么想的问题上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在《求是》杂志，一本党刊中，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写到，中国必须“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1/05/21/world/asia/21chin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