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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黑帮》第二章 腐败的通行证：苏哈托的商业王朝
Posted 周四, 2010年 11月 11日 By ChangCe
《经济黑帮》第二章 腐败的通行证：苏哈托的商业王朝
作为总统之子，有多少油水可捞？问问普通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会告诉你 “所值甚多”。基于他们在前任总统苏哈托治下的所见所闻，就可以想见苏哈托之子曼达拉?普特拉?苏哈托（Mandala Putra Suharto）足以承担遍布全球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度假房租金、数量众多的豪华车及花花公子所拥有的其他奢侈品。对托米（苏哈托小儿子的昵称）的追踪和大肆报道，众所周知，已经成了当地小报的“招牌菜”，为印度尼西亚的百姓提供了茶余饭后关于第一家庭特权生活的谈资。托米在雅加达开着劳斯莱斯闲游，托米参加一个名流云集的酒会，托米和他最近结交的超模女友在一起……这就是总统之子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托米从哪儿搞到钱为他的豪华车埋单？与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一样，托米是个商人，他的商业帝国的触角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各个层面，涉及烟草、广播电视、汽车制造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商业领域。托米事事都能赚大钱的“迈达斯”（Midas）般的触角意味着他的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他也并不羞于从中分红。20世纪90年代中期，据估算，他的个人净资产高达8亿美元。尽管托米的兄长班邦（Bambang）和姐姐杜杜（Tutut）在开支方面并不如他这般引人注目，仍然同样聚敛了大量财富。
托米和其他第一家庭的子女获得的商业成功和巨额财富，是否归功于他们与该国总统——也恰恰是他们的父亲——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呢？普通老百姓肯定都会这么说。苏哈托家族成员都以索贿著称，他们总是想法设法对那些想要与政府做生意的公司狠宰一刀。这就是苏哈托家族的子女插手这么多公司进行经营的手段。从电力工程，到公路建设，再到木材生意，总统家族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苏哈托家族公司在确保获得政府合同方面同样表现“出色”：托米受命领衔政府资助的 “印度尼西亚制造”国产轿车研发项目，而杜杜旗下一家公司则中标修建贯穿首都雅加达的收费公路。
不足为奇的是，苏哈托对其子女的成功抱有与世人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托米和他的兄弟姐妹在事业起步阶段可能得到了父母的指导，但他们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则完全依靠其精明的商业头脑、辛勤的工作和严谨细致的管理。毕竟，在苏哈托执政的30年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年均增长6%的骄人成绩。在一个重关系而轻能力的腐败体系中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托米的亿万家财中有多少是源于他作为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能力，而又有多少来自他那骄纵父亲的宠幸呢？作为总统之子，究竟有多少油水可捞？在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且如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了解到的，“空谈”往往与潜在事实不符。在揭穿谜底的过程中，我们将设法越过所有“空谈”，让冷冰冰的、实实在在的钞票说话。
我们在着手寻找腐败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前，首先认真想一想是否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腐败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答案无疑取决于时间和地点（今日之美国与100年前的美国相比，瑞典与印度尼西亚相比）。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我们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占用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精力——来解决腐败问题，也决定了是否继续向贫困国家提供对外援助资金，因为这些资金有可能最终落入无耻政客的腰包。
腐败的程度：让市场发言
如果说“空谈”是廉价的，特别是当谈论的话题为腐败时，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揭示人们的真实想法。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拿自己的钱下注，赌某个公司是否正在与政客进行暗中交易以获取赚钱的政府合同。那些因得到内部消息可以确信公司已经与政客建立合作关系的人将下一大笔赌注；那些没有内部消息的人下注会相对较少些，或者根本不下注，因为实际上他们仅仅是凭猜测来作决定的。在这个“政治赌池”中，原始的经济私利驱使赌客们显露出他们对腐败的真实看法。但是显然这并非拉斯韦加斯的庄家们或其他人下的注。然而，这个赌池却与股市如此相似，投资者们在这儿打赌公司利润是高还是低。
一只股票，或“一股”实际上代表了股民掌握着公司很小的一部分控股权。例如，著名的亚马逊网上书店拥有约4.14亿只流通股，因此，如果你拥有其中一股就意味着你控制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的414亿分之一，主要收益是你对亚马逊4.14亿分之一的利润的所有权。假设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价为1美元，而且你预期公司将有4.14亿美元的利润进账，或者随着网店销售取代地面店销售，至少在未来10年里，每年每股将获利1美元。那么，仅仅1美元，就能让你至少能在未来10年里从这1美元中获得年收益——可见这是一笔多么划算的买卖。
如果你确实这么想，那么你和其他对亚马逊网上书店未来收益持相同观点的买家，应当通过电话与你们的经纪人保持联系，从那些对亚马逊网上书店未来收益预期较为悲观的股东手中购入更多该股。另一方面，尽管互联网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有时由于书刊配送成本过高，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收益几乎为零，而且这种情况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如果这是你的想法，那么你的投资并没有为你带来多少利润，因此，如果有买家想要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收购你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份，你（及任何一个与你有类似想法的股东）应当卖出所有你（们）当前持有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份。如果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股票未来收益值相对于该股的买入价来说更高，我们会看到在现行价格水平上买家多而卖家少，这又将推动股票价格继续升高；如果大多数投资者预期的未来收益较低，他们的卖出行为就会驱使股票价格下跌。
事实上，有关亚马逊网上书店经营情况的信息在不断更新，这使得投资者可以重新思考他们是否应买进或卖出该股，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例如，如果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宣布提供书籍运费价格，这无疑将分走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部分利润，那么投资者出售所持股份将使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价下跌。鉴于源源不断的每日信息更新及投资者在理解新闻的意思方面的不同观点，包括亚马逊网上书店能够将UPS费用中的多大部分转嫁到其客户身上，我们在晨报上读到的信息有多少是流言而非现实情况，这些都会使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共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而且众多消息灵通的买家和卖家的集体智慧又受到了每日股价的左右。
这与我们有关腐败的讨论何干？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西端公司”，这家由记者创立的公司通过贿赂政界人士和军队高官，向印度军队销售夜视照相机，从而将这些官员拖下水。假设没有照相机产品的“西端公司”市值为每股1美元，而夜视照相机的额外销售收益将使西端公司的利润翻一番，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拿到了政府的合同，该公司股价将变成每股2美元。
现在，可以把递到某位有权势的政客手中那个塞满钞票的公文包视为“西端公司”为锁定夜视照相机合同而进行的一笔“投资”。如果没有人注意到这笔投资，那么“西端公司”的股价仍将维持在每股1美元的水平上，直到合同被公之于众;一旦合同被公之于众，买家疯狂的买入将推动股价上涨到2美元，这就反映出了预期利润的增幅。
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拨回到向官员行贿之前，尽管大部分局外人认为“西端公司”的股票每股值1美元，然而公司的知情人已经知道公司股价将很快涨到每股2美元。这些知情人可能是“西端公司”的总裁，或他们某位得到暗示的好友，或这位朋友的朋友（他同样得到了有关交易的消息），或者政客（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政客收了钱财自然已经准备与“西端公司”签订合同。这些知情人能够用每股1美元的价格买入那些很快就会涨到每股2美元的股票，那为何不现在就买入并趁机赚一笔呢？事实上，为何不持续买进直到股价达到每股2美元呢？最终，在熟悉内幕的投资者的推动下，“西端公司”的股价将上涨到每股2美元，尽管公司还尚未对外公布合同。知情者通过他们购买“西端公司”股票的行为向外界表露其对公司市值的认识，而且翻番的股票价格也向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揭示了这一点。
如果你怀疑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并询问“西端公司”的总裁的同伴（或其同伴的同伴），为何他们会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全部买下“西端公司”的股份，而那时这只股票的实际格价似乎仅有1美元，他多半不会告诉你他那装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他可能会含糊其辞地表示自己对“西端公司”的高层管理和高级产品生产线非常有信心，相信它们能在未来创造价值和更高的利润——他会以一大堆廉价的“空谈”搪塞你，因为真相不可告人。
腐败之道
市场总是设法对可能影响公司利润的所有因素，如贿赂和政治关系等，进行恰当评估。如果有大笔利润可赚，投资者会认真思考是买进还是卖出。
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真知灼见来弄明白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国家的腐败程度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了呢？印度尼西亚有很多股价很高的公司。这归因于它们已经对政治关系进行了投资（这些关系确保它们能获得政府的合同），还是它们确实拥有聪明的主管和高质量产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精于培养政治关系的公司主管同样善于进行产品生产和市场营销。
我们打算做的是，观察哪些公司把塞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递到了国会，并衡量他们的这种“投资”所获的收益。
这将告诉我们，公司花在政治投机上的每1分钱为其带来了多少额外利润。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看到原本就难以观察到的“台面下”的交易，也不能估算公司因此而获得的利润。但如果狭隘地仅依据现金支付额度思索商业与政治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不能公正地评价现代金融的精巧之处以及政治关系谋划者可借用的各种工具的广泛性。
因此，不必给托米?苏哈托或他的兄弟姐妹成捆儿的钞票，你仅需向他们赠送你所在公司价值百万美元的股票就可以了。作为补偿，托米可保证你赢得宝贵的伐木特许权，获得税务主管部门核准的免税期，或者确保你从其政府关系中得到至少100万美元的公司赢利。通过家族纽带、竞选助战和私人关系，世界各地的公司均能“买到”政府的合同，这些我们都能洞察出来。因此，尽管我们无法直接回答“各大公司在行贿中的支出有多少” 这一问题，如我们所见，我们却能够很好地回答“公司的政治关系的价值是什么”。
在美国，也有许多“案例”，一些公司似乎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突出的是，2000年，迪克?切尼从能源服务业的巨头哈里伯顿公司的总裁位子上离任后，加入乔治?W?布什的总统票选阵营中。在竞选大战中，人们对某些公司受政府宠幸和偏袒的关切日益明显，随着伊拉克战争中哈里伯顿公司未经投标就获得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人们的这种关切增强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建一个遭战争重创的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可以说，要与哈里伯顿公司竞争，仅靠一套电动设备和一本《石油钻探傻瓜》（Oil Drilling for Dummies）是不够的。因此，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哈里伯顿公司是最应当拿到政府合同的公司，因为政府力图攫取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调配权，而切尼与哈里伯顿公司的特殊关系仅仅是一种巧合。
在稍后而的章节中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切尼这一案例，看看哈里伯顿公司的利润是否确实与切尼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或者实际上就是联合犯罪。但我们应该从迪克?切尼和托米?苏哈托的案例中明白，在搜寻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时应着眼于何处：商业大亨转型的政客（如切尼）、已经在大公司担起肥差的离开政界的人士和政府官员，以及政客们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如托米和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但找到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的公司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才进入关键部分——弄清楚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
总统的子女：聪明还是幸运？
亚当?贝洛（Adam Bellow）（诺贝尔奖得主索尔?贝洛之子）在其著作《为裙带关系说句好话》（In Praise of Nepotism）中指出，精英往往决定了世界的商业和政治遗产。富人就应该将他们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地位传给他们的子女，如小贝洛所言，因为这些产业和政界巨头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成长为同样呼风唤雨的领袖提供了“本钱”和“给养”（就像大作家肯定会生出能说会道的儿女一样）。如果确实是“龙生龙，凤生凤”，那么我们就不应惊讶于总统后代的公司会获得如此丰厚的赢利。
但如果我们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根本就不是这么赚钱，那又说明了什么呢？为总统竞选提供资金换来的不过是在白宫的林肯卧室里待上一宿，我们是否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答案也不会是“要得到总统的宠信也许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么明确。假设你希望涉足石油钻探领域。你可以进行两种投资。你可以购买尖端技术并雇用一批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专业的高才生，以确保你成为本行业中最具效率的钻探者。或者你能不吝血本巴结权贵并聘请华盛顿游说团队，以确保你总是能最先获得政府最新颁布的各种钻探特许经营权。
通过这两种策略也许会获得同样多的利润，但它们创造价值的方式却迥然不同。此外，它们各自应对竞争环境中突发事件的脆弱程度也存在差异。我们将以研究性思维深入阐释这种脆弱程度，从而判断市场是如何评价政治关系的。
这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假设你选择运用高新技术开展经营，而一家具有显赫背景的公司则运用政治手段与你竞争。如果一场飓风横扫墨西哥湾，摧毁了你及你的竞争对手的钻探平台，那么你们各自的收益又会怎样呢？你公司的利润将暴跌：你花大价钱买到的那些钻探设备现在已经沉入海底，相反，你竞争对手的业务（以廉价设备和代价高昂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受到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则明显轻得多：首先他受损的设备并不是那么贵重，而且他可以利用其政治关系网通过灾难救济基金获得政府的紧急援助，而你公司的股价将大幅缩水，而你的竞争对手仍能稳坐钓鱼台。
假设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华盛顿特区。总统因丑闻被曝光而突然离任，因而你的竞争对手精心培育的关系网也被切断了。随着他的政治靠山失去价值，公司的发展前景黯淡且预期收益的减少将使其面临与投资者卖出股份而引发股价下跌类似的局面。
上述两种假设的灾难性场景中均存在一种关键性因素——意外。市场通常不为各种旧闻或渐变情况所动。所采取的策略的效果已经被富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投资者整合进了股价中，如“西端公司”股价的变动，甚至在政府合同签字之前它的价格就已被大幅抬高了。
我们对各种政治关系市场价值的探寻，本质上就是对政治风暴的调查。我们将四处搜寻各种出人意料的政治剧变，并对这些变动是如何影响那些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的来价值的进行衡量。价格上的差别将告诉我们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尽管政治剧变司空见惯，但某些政治剧变能更有效地促使我们（而非他人）的目标得以实现。例如，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自始至终政治评论家都看好尼克松而非乔治?麦高文。因此，当11月8日金融市场开始营业时，即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的次日，投资者们并未感到惊愕。即使在结果公布之前，每个投资者都一直怀着尼克松将连任的期待在股市买进卖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那次选举情况一直呈胶着状态，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胜负，而期间投资者们更是彻夜难眠（甚至选举后的数星期内仍时有如此），焦急地期待究竟谁将入主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
我们将抛开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对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那些腐败现象极为普遍的国家，对政治关系的价值进行调查将极为有益。在这些国家，具有活力的民主相对稀缺，而且在不公正的选举中这种激烈的竞争确实很少。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围绕个人建立的独裁政权有时甚至比民主制度更易受到政治风暴的冲击。意外死亡、疾病或独裁者被推翻，都会突然切断政治背景深厚的大公司获得政府庇护的道路。因此，我们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的方法，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寻找政治领袖身体健康状况发生的意外变化的“病态探寻”之路。某位政坛大腕的突然死亡就有可能让我们找到苦苦寻找的政治风暴。
“只要苏哈托先生患上感冒，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份就会跟着染上肺炎。”
我们对政治风暴的寻找将我们带回到苏哈托总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根植于196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和民选政府之间展开的权力争斗。硝烟散尽之后，一位风华正茂、鲜为人知的将军——苏哈托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1966年3月，他正式出任官方职务，代行总统权力。一年之后，苏哈托当选总统，在位时间超过30年。
苏哈托的影响遍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领导的政府，分配补贴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促进全局性行业的发展，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此外，政府还掌控着一系列许可权，这些许可权决定了谁能种植柑橘、生产卷烟、砍伐林木、修建收费公路以及进口大米。苏哈托政权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触角，从根本上规定了谁能赚钱以及赚多少。在很多印度尼西亚人的眼中，正是这种巨大的权力，使得苏哈托的儿女及其他与苏哈托家族成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富甲天下。
从这一章开始带着这种思想，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探知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是：总统的儿子可以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更通俗地讲，与苏哈托政权保持密切关系能为你创造何种价值？活跃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们将告诉我们答案。许多人脉广的生意人持有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大量股份，包括托米?苏哈托所有的传媒业巨擘——毕曼特拉集团。但也有许多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没有强有力的关系网的情况下成功开展业务，包括阿布里扎尔?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旗下的棕榈油和房地产企业。巴克利并不是在人脉关系方面有缺失，他更多的是因其企业家头脑而非总统竞选策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让托米入伙对毕曼特拉集团而言有多大意义呢？由于托米的价值想必是来自与其总统父亲的特殊关系，任何有关苏哈托时日不多的信号都会对该公司的股价造成冲击。像毕曼特拉集团这样的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对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这一坏消息的反应就是市值下跌，而且与那些政治关系薄弱的公司（如巴克利旗下各公司市值下跌或上涨）的情况相比，我们就能估算出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
显然，对政治纽带最严重的冲击及冲击最彻底的情况应当是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他的子女或亲信中无人被视为可堪大任的继任者，因此，最终其他任何人接任总统职位都不太可能（或无法）尊重苏哈托培养起来的所有政治关系。但这只是分析工作的假设而已，事实上苏哈托在位时他并未去世。到1995年他70多岁时，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健康问题。在此之前，苏哈托的死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他寿命的种种猜测却铺天盖地而来。有关他可能患有某种疾病的报道开始出现在财经新闻之中。1996年出现的关于他的各种版本的报道后来被证明仅仅是谣言而已，但遍及整个印度尼西亚商界的恐慌却暗示着投资者对将要出现的政权更迭的不安。
1996年7月4日，一份政府公告令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股价暴跌，这份公告就是：苏哈托前往德国进行健康检查。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谁会为了测下脉搏远赴千里呢？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客们被各种谣言淹没了。谣传说苏哈托早先就患有中风，或者可能会赴法兰克福进行紧急心脏手术。与纽约道琼斯指数颇为相似的雅加达综合指数（印度尼西亚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晴雨表）在公告发布当日跌幅达到2.3%。
这个对于印度尼西亚股市而言仅仅属于坏消息的公告，却对毕曼特拉集团及其老板托米?苏哈托构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究竟具什么破坏性呢？在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图2–1我们同时还能看到雅加达综合指数的走势。你能观察出在7月4日公告发布前的数星期里，雅加达综合指数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均有小幅震荡，收益和损失都不是很多。之后，随着7月4日和5日市场上种种流言横飞，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暴跌——毕曼特拉集团失去政治靠山的前景，使得股东们纷纷卖空他们所持有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而使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在短短两天内跌幅超过10%。
随后的一个星期，苏哈托的德国医生为他列出了一份健康状况清单。有关苏哈托将进行紧急心脏手术的报道其实纯属造谣，而且苏哈托的全部体检结果均为良好（事实上他是于2008年的初冬去世的，其时我们正在为本章收尾）。现在随着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靠山更加稳固，至少当前来看确实如此，它发行的股票一夜之间似乎变成了 抢 手 货，投资客们疯狂买进，毕曼特拉的股价又涨了上来。苏哈托的德国之行已经很明确地提醒投资客：苏哈托和他的政权不可能万年不倒，这使得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毕曼特拉集团具有的政治纽带和能够获得的利润的前景。
苏哈托患中风之后
如果你仔细审视图2–1，你会注意到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中的另一种奇特模式。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1996年7月4日政府宣布苏哈托赴德国进行健康检查时的情形。但在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天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较之前大概下跌了500个百分点。投资客们凭借集体智慧似乎在公告宣布前两天就已经预见到了苏哈托将赴德就医，这怎么可能？
大笔资金“命”悬一线。如果你在7月2日就已经知道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将在7月4日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你是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而非两天之后的低价卖出所持有的股票的。显然，苏哈托的医生对苏哈托将要开始的德国之行了然于胸，因此可以想见，他们可能正在抛售他们所持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那些与苏哈托的医疗团队关系密切或属于“圈内人”的幸运投资客同样如此。刚听到有关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关系网可能出现变动的消息，那些人脉最广的投资客想必已经早早地开始交易手中的股票了。
并非每个人都有必要知道苏哈托赴德就医的消息。“圈内人”足以凭借他们掌握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变化。当然，在美国，公司主管及其亲友根据独有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的做法是非法的，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也如此，这种行为都要被处以刑罚。在对安然公司的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提起的多项指控中，就包括他在明知公司股价被人为大幅抬高的情况下还出售股票赢利。通过提前抛售安然公司的股票，此人获利超过1 500万美元，而仅仅几周过后，这些股票就几乎一文不值。这就是内部消息的力量。
1997年12月雷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雅加达“耳语网络”的力量。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踏访了雅加达摩天大楼的无数间办公室，与偶然遇到的那些投资银行家或记者交谈，这些人也愿意愿意花些时间同这位初出茅庐的研究生聊聊。一天早上，他约了《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里克?博苏克（Rick Borsuk）。但会见并未如期进行——在这个简短的访谈中，博苏克的手机几乎从未安静过。交易钟声一响，整个股市的气氛就变得极其狂热，有关苏哈托已患中风且有可能死亡的流言在交易所处处可闻。据称，医疗设备已于前夜被秘密运往总统官邸，很显然，这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交易。交易所的钟声敲响时美国人早已对当时的情况有所耳闻。托米?苏哈托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再次下跌，这次跌幅高达22%，而他姐姐的公司的股票亦下跌了17个百分点。道理显而易见，可以说，股市正与苏哈托的脉搏同步跳动，且如果他的脉搏跳动加剧，股价也就会出现大幅波动。
苏哈托7月4日赴德就医之行，已经引发了许多对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票的出售行为。那些天，苏哈托家族及其亲属掌握的所有公司的股价平均下跌了4.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告发布后，与苏哈托无甚瓜葛的巴克利的公司的股价有所上涨，赢利超过1%。苏哈托患病这一消息，对与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与这一消息对其他公司造成的影响相比，其股价相差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苏哈托来往密切的公司预期到手的利润在一夜间缩水6%，而这全是一次健康检查造成的！投资客们的交易行为很能说明问题：仅仅是对政治纽带的威胁，也会推动市场发生变化（有关中风的谣言，中风尽管严重但远不至于致死）。
1995~1997年间，曾出现过5次有关苏哈托健康问题的谣言，尽管所传疾病并不严重。每一次毕曼特拉集团及其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价都会受挫，而巴克利旗下那些与总统无甚瓜葛的公司却保持了平稳走势，或者略有赢利。市场以其理性的方式反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纽带与公司赢利大有关系。
这些关系究竟有多重要？我们从未经历过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必须直接面对的事——让他们备受压迫的独裁者突然死亡。但我们能够在市场对苏哈托健康状况的反应的基础上，估算出各种纽带关系的总体价值。这表明，投资者们相信，如果苏哈托政权突然垮台，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大概1/4的价值将损失殆尽。25%的公司价值该有多大？2006年，当苹果公司高调宣布旗下iPhone业务正式投入运营时，苹果公司股价上涨8%，而当辉瑞制药公司意外地被迫撤销Trovan（被标榜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时，辉瑞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0%。由此看来，关系的价值远远超过某种特效新药或即将面世的高科技产品，甚至二者之和也难以与比强大的政治关系相比。
苏哈托治下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并不是那些无法按时领到薪水的警察或为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的地方巡警们搞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敲诈勒索所造成的。这里的腐败可是笔“大买卖”。在印度尼西亚，腐败始于最高层并自上而下蔓延开来。在这种环境中，反腐败运动怎么可能会取得成功？市场的运行状况已经告诉我们，在苏哈托政府的政治庇护下，印度尼西亚人脉通达的商界精英赚得盆满钵满。那些最有权势改变这一腐败体系的人恰恰对这一体系钟爱有加。
考虑到这一体系为印度尼西亚消息灵通的人士带来的种种利益，那么，政治和经济改革停摆，彻底的改革尝试只能在苏哈托统治终结时才得以实现，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1997年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且苏哈托仍当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苏哈托的密友和亲信进行某种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国家批准的垄断经营权应予以废止，国有银行将停止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企业注资。但苏哈托强行扼杀了这些改革尝试。印度尼西亚人民也无法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寻求帮助。尽管全国大选定期举行，苏哈托的从业集团党（Golkar party）每次都能如愿获得70%的预期选票。一旦向其示好的议会走过场般批准他的当选，《印度尼西亚宪法》就赋予了苏哈托至高无上的力量。不幸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极权政体，单靠有关腐败程度的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并不是改革的良好动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能阐明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问题还必须通过公众对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
托米?苏哈托装进自己口袋里的4 000万
托米?苏哈托爱车，尤爱跑车，兰博基尼为最。事实上，他爱这些豪车爱到了他自己买下了这家公司的地步。1994年，托米以4 000万美元控股这家意大利跑车制造公司。作为新的控股者，他很快就将公司规划与运营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也许是由于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行业经历和管理经验，很多高层主管在他入主公司后就辞职了，造成公司管理层人员空缺。尽管如此，1998年《华尔街日报》披露，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后托米身处困境，他在兰博基尼公司的股份也能卖个好价钱。如此看来，托米控股博基尼公司是在他老爸的钱的支持下进行的轻率投资，还是一个对跑车颇为精通的精明投资者在一番估量后做的一笔买卖？我们的研究发现，似乎印度尼西亚投资者们认为托米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关系网而非商业头脑。
所有的腐败都一样？
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也让我们不禁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局外人”是否应当做些什么以应对腐败呢？尽管从表面上看，苏哈托政权从国民经济中揩油甚多，但该国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实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6%，这堪称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比较起来，美国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强。）尽管苏哈托家族牟取私利过甚，但在其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贫困率却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公共教育、卫生和家庭规划等项目也均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大量国民财富还是落到了普通印度尼西亚百姓手里。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强调的，一般情况下，腐败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很快，但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却是个特例。也许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外援助方在调整计划安排之前应当慎重考虑，尽管这个腐败政权在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业绩。但一个腐败体系何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呢？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这样几种解释：除与政界来往密切外，有可能这些深受苏哈托袒护的公司，其自身运营状况也不错。回到之前我们举的钻探公司的例子，也许它们是华盛顿说客和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的合伙公司；也有可能苏哈托确信自己总能抢得先机。回想一下，我们曾经估计25%（而非50%或100%）的公司利润源于关系网，而且，无论好坏，苏哈托政权在进行贿赂交易时总是因目标明确而闻名，至少去除了作为大多数违法交易必然具有的不确定性因素。用一位在雅加达商界打拼数十年的外籍主管的话说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价格，每个人也都对价格了如指掌，而且明白付出之后能得到什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这位主管，在今天“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他却哀叹道：“相反，你看到的是混乱。”
与此同时，如若不存在腐败现象，印度尼西亚本应该发展得更快，这从韩国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据说韩国的腐败程度不如印度尼西亚，而这个“亚洲小虎”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印度尼西亚。尽管犯下了大错，但苏哈托确实为这个曾经混乱的国家带来了严明的秩序和社会安定，而且事后再猜测没有他的领导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况就很难了。苏哈托下台后近10年里，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浮出水面，但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达到苏哈托腐败专制下实现的经济发展速度。
但这似乎并不应动摇我们在减少腐败问题上的立场。取得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这般经济发展成就的高度腐败的国家本就少之又少，但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无法证明根除腐败的好处。政策制定者和对外援助者总喜欢以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偏偏是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什么情况下腐败还能创造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经济奇迹？什么情况下腐败会造成经济停滞或倒退，类似非洲撒哈啦沙漠以南的国家的情况？作为腐败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尚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正开始研究同类问题的窃案。一个如苏哈托般强势的独裁者的领导是否有助于腐败行为的组织化？如果官员和政客的官位无忧且可确保“货”能如约送达，那么腐败的破坏性是不是就会减弱？既然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衡量腐败更好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搞清楚在哪些方面腐败将造成严重破坏且最终帮助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抚平创伤。
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意大利的腐败
我们衡量政治纽带价值的尝试始于印度尼西亚，但并未止于此。苏哈托政府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星球上最腐败的独裁者之一，其时正是我们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因此，宽泛且笼统地认为，在官僚机构腐败程度较轻或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然而，我们却可以用研究印度尼西亚腐败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国的腐败问题。
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时都这么做，这些国家必须满足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时具备的全部条件。首先，我们开展研究的国家必须存在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以便观察投资者对政治纽带价值所下的赌注。非洲国家几乎都没有规模足够大的公司支撑股票市场的有序运行，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这一方法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非洲的腐败程度）。而且，即使在马来西亚这样稍微富裕点的国家，股市也是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认真衡量公司的政治纽带关系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某些追踪政商关系发展脉络的方法。在泰国和意大利做到这点很容易，因为在这些国家，政界人士自身也运营着该国最大的公司，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做却不是很靠谱（尽管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泰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政商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名义上的分离，而美国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还需要预料之外的事件——政治风暴，如将改变政治纽带价值的令人惊诧的选举结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突然患病或死亡。
最为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学者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玛拉?法西奥（Mara Faccio），她曾在全球范围内实践衡量政治纽带价值方法。为了获得一个全面的关于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她曾长期观察商界大亨们的政治发迹史（以及许多政界人士的商场经历），追踪家族政治关系世代相承的脉络，并浏览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以发现谁跟谁来往密切。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的紧密的政商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在俄罗斯，整整87%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是由那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司持有的。也许在苏联解体后“蛮荒西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并不会令人震惊。更为惊奇的是，近40%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而且由于法西奥教授认为自己的调查方法遗漏了某些政治关系，因此上述数据显然低估了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
政商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起到某种作用。也许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们运用的正是他们处理政务工作中游刃有余的领导技巧而化身为成功的生意人的。也许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政府、商界、文艺界、体育界——都倾向于在社会生活领域相互借助。因此，我们仍需要寻找可以衡量这些相互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专注于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构和政府任命公告——一种比我们进行的对苏哈托政权的研究更为合理的证明政治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假设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上，而是设想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尼西亚会直接导致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通常情况下总统会得到70%的选票）。
根据法西奥教授掌握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更多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市场价值。尽管在英国政商关系非常普遍，法西奥教授仍发现当这些关系意外增强时，受影响的公司的股价不会出现变动。例如，当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主席约翰?穆尔（John Moore）先生在上议院就职时，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股价并未受到明显影响。然而在法西奥的祖国意大利，与好莱坞的风格颇为相似，内部关系确实很管用。意大利参议院对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的任命将其公司股价提升了3.4%，这转化成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价值。
英国人已经找到了治理政治腐败的方法，而意大利人却还没有什么收获。也许相互打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小报在检举不端行为方面确实很有效果，也许是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发挥了作用，或者是英国人绅士作风影响下形成的个人道德所致。既然经济学家已经推断出世界范围内政治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尽量解释清楚其中存在的差别，这是我们在第四章中要完成的任务。
作为总统之子，有多少油水可捞？问问普通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会告诉你 “所值甚多”。基于他们在前任总统苏哈托治下的所见所闻，就可以想见苏哈托之子曼达拉?普特拉?苏哈托（Mandala Putra Suharto）足以承担遍布全球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度假房租金、数量众多的豪华车及花花公子所拥有的其他奢侈品。对托米（苏哈托小儿子的昵称）的追踪和大肆报道，众所周知，已经成了当地小报的“招牌菜”，为印度尼西亚的百姓提供了茶余饭后关于第一家庭特权生活的谈资。托米在雅加达开着劳斯莱斯闲游，托米参加一个名流云集的酒会，托米和他最近结交的超模女友在一起……这就是总统之子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托米从哪儿搞到钱为他的豪华车埋单？与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一样，托米是个商人，他的商业帝国的触角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各个层面，涉及烟草、广播电视、汽车制造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商业领域。托米事事都能赚大钱的“迈达斯”（Midas）般的触角意味着他的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他也并不羞于从中分红。20世纪90年代中期，据估算，他的个人净资产高达8亿美元。尽管托米的兄长班邦（Bambang）和姐姐杜杜（Tutut）在开支方面并不如他这般引人注目，仍然同样聚敛了大量财富。
托米和其他第一家庭的子女获得的商业成功和巨额财富，是否归功于他们与该国总统——也恰恰是他们的父亲——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呢？普通老百姓肯定都会这么说。苏哈托家族成员都以索贿著称，他们总是想法设法对那些想要与政府做生意的公司狠宰一刀。这就是苏哈托家族的子女插手这么多公司进行经营的手段。从电力工程，到公路建设，再到木材生意，总统家族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苏哈托家族公司在确保获得政府合同方面同样表现“出色”：托米受命领衔政府资助的 “印度尼西亚制造”国产轿车研发项目，而杜杜旗下一家公司则中标修建贯穿首都雅加达的收费公路。
不足为奇的是，苏哈托对其子女的成功抱有与世人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托米和他的兄弟姐妹在事业起步阶段可能得到了父母的指导，但他们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则完全依靠其精明的商业头脑、辛勤的工作和严谨细致的管理。毕竟，在苏哈托执政的30年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年均增长6%的骄人成绩。在一个重关系而轻能力的腐败体系中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托米的亿万家财中有多少是源于他作为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能力，而又有多少来自他那骄纵父亲的宠幸呢？作为总统之子，究竟有多少油水可捞？在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且如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了解到的，“空谈”往往与潜在事实不符。在揭穿谜底的过程中，我们将设法越过所有“空谈”，让冷冰冰的、实实在在的钞票说话。
我们在着手寻找腐败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前，首先认真想一想是否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腐败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答案无疑取决于时间和地点（今日之美国与100年前的美国相比，瑞典与印度尼西亚相比）。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我们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占用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精力——来解决腐败问题，也决定了是否继续向贫困国家提供对外援助资金，因为这些资金有可能最终落入无耻政客的腰包。
腐败的程度：让市场发言
如果说“空谈”是廉价的，特别是当谈论的话题为腐败时，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揭示人们的真实想法。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拿自己的钱下注，赌某个公司是否正在与政客进行暗中交易以获取赚钱的政府合同。那些因得到内部消息可以确信公司已经与政客建立合作关系的人将下一大笔赌注；那些没有内部消息的人下注会相对较少些，或者根本不下注，因为实际上他们仅仅是凭猜测来作决定的。在这个“政治赌池”中，原始的经济私利驱使赌客们显露出他们对腐败的真实看法。但是显然这并非拉斯韦加斯的庄家们或其他人下的注。然而，这个赌池却与股市如此相似，投资者们在这儿打赌公司利润是高还是低。
一只股票，或“一股”实际上代表了股民掌握着公司很小的一部分控股权。例如，著名的亚马逊网上书店拥有约4.14亿只流通股，因此，如果你拥有其中一股就意味着你控制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的414亿分之一，主要收益是你对亚马逊4.14亿分之一的利润的所有权。假设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价为1美元，而且你预期公司将有4.14亿美元的利润进账，或者随着网店销售取代地面店销售，至少在未来10年里，每年每股将获利1美元。那么，仅仅1美元，就能让你至少能在未来10年里从这1美元中获得年收益——可见这是一笔多么划算的买卖。
如果你确实这么想，那么你和其他对亚马逊网上书店未来收益持相同观点的买家，应当通过电话与你们的经纪人保持联系，从那些对亚马逊网上书店未来收益预期较为悲观的股东手中购入更多该股。另一方面，尽管互联网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有时由于书刊配送成本过高，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收益几乎为零，而且这种情况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如果这是你的想法，那么你的投资并没有为你带来多少利润，因此，如果有买家想要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收购你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份，你（及任何一个与你有类似想法的股东）应当卖出所有你（们）当前持有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份。如果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股票未来收益值相对于该股的买入价来说更高，我们会看到在现行价格水平上买家多而卖家少，这又将推动股票价格继续升高；如果大多数投资者预期的未来收益较低，他们的卖出行为就会驱使股票价格下跌。
事实上，有关亚马逊网上书店经营情况的信息在不断更新，这使得投资者可以重新思考他们是否应买进或卖出该股，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例如，如果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宣布提供书籍运费价格，这无疑将分走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部分利润，那么投资者出售所持股份将使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股价下跌。鉴于源源不断的每日信息更新及投资者在理解新闻的意思方面的不同观点，包括亚马逊网上书店能够将UPS费用中的多大部分转嫁到其客户身上，我们在晨报上读到的信息有多少是流言而非现实情况，这些都会使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共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而且众多消息灵通的买家和卖家的集体智慧又受到了每日股价的左右。
这与我们有关腐败的讨论何干？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西端公司”，这家由记者创立的公司通过贿赂政界人士和军队高官，向印度军队销售夜视照相机，从而将这些官员拖下水。假设没有照相机产品的“西端公司”市值为每股1美元，而夜视照相机的额外销售收益将使西端公司的利润翻一番，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拿到了政府的合同，该公司股价将变成每股2美元。
现在，可以把递到某位有权势的政客手中那个塞满钞票的公文包视为“西端公司”为锁定夜视照相机合同而进行的一笔“投资”。如果没有人注意到这笔投资，那么“西端公司”的股价仍将维持在每股1美元的水平上，直到合同被公之于众;一旦合同被公之于众，买家疯狂的买入将推动股价上涨到2美元，这就反映出了预期利润的增幅。
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拨回到向官员行贿之前，尽管大部分局外人认为“西端公司”的股票每股值1美元，然而公司的知情人已经知道公司股价将很快涨到每股2美元。这些知情人可能是“西端公司”的总裁，或他们某位得到暗示的好友，或这位朋友的朋友（他同样得到了有关交易的消息），或者政客（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政客收了钱财自然已经准备与“西端公司”签订合同。这些知情人能够用每股1美元的价格买入那些很快就会涨到每股2美元的股票，那为何不现在就买入并趁机赚一笔呢？事实上，为何不持续买进直到股价达到每股2美元呢？最终，在熟悉内幕的投资者的推动下，“西端公司”的股价将上涨到每股2美元，尽管公司还尚未对外公布合同。知情者通过他们购买“西端公司”股票的行为向外界表露其对公司市值的认识，而且翻番的股票价格也向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揭示了这一点。
如果你怀疑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并询问“西端公司”的总裁的同伴（或其同伴的同伴），为何他们会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全部买下“西端公司”的股份，而那时这只股票的实际格价似乎仅有1美元，他多半不会告诉你他那装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他可能会含糊其辞地表示自己对“西端公司”的高层管理和高级产品生产线非常有信心，相信它们能在未来创造价值和更高的利润——他会以一大堆廉价的“空谈”搪塞你，因为真相不可告人。
腐败之道
市场总是设法对可能影响公司利润的所有因素，如贿赂和政治关系等，进行恰当评估。如果有大笔利润可赚，投资者会认真思考是买进还是卖出。
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真知灼见来弄明白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国家的腐败程度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了呢？印度尼西亚有很多股价很高的公司。这归因于它们已经对政治关系进行了投资（这些关系确保它们能获得政府的合同），还是它们确实拥有聪明的主管和高质量产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精于培养政治关系的公司主管同样善于进行产品生产和市场营销。
我们打算做的是，观察哪些公司把塞满不为人知的钞票的公文包递到了国会，并衡量他们的这种“投资”所获的收益。
这将告诉我们，公司花在政治投机上的每1分钱为其带来了多少额外利润。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看到原本就难以观察到的“台面下”的交易，也不能估算公司因此而获得的利润。但如果狭隘地仅依据现金支付额度思索商业与政治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不能公正地评价现代金融的精巧之处以及政治关系谋划者可借用的各种工具的广泛性。
因此，不必给托米?苏哈托或他的兄弟姐妹成捆儿的钞票，你仅需向他们赠送你所在公司价值百万美元的股票就可以了。作为补偿，托米可保证你赢得宝贵的伐木特许权，获得税务主管部门核准的免税期，或者确保你从其政府关系中得到至少100万美元的公司赢利。通过家族纽带、竞选助战和私人关系，世界各地的公司均能“买到”政府的合同，这些我们都能洞察出来。因此，尽管我们无法直接回答“各大公司在行贿中的支出有多少” 这一问题，如我们所见，我们却能够很好地回答“公司的政治关系的价值是什么”。
在美国，也有许多“案例”，一些公司似乎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突出的是，2000年，迪克?切尼从能源服务业的巨头哈里伯顿公司的总裁位子上离任后，加入乔治?W?布什的总统票选阵营中。在竞选大战中，人们对某些公司受政府宠幸和偏袒的关切日益明显，随着伊拉克战争中哈里伯顿公司未经投标就获得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人们的这种关切增强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建一个遭战争重创的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可以说，要与哈里伯顿公司竞争，仅靠一套电动设备和一本《石油钻探傻瓜》（Oil Drilling for Dummies）是不够的。因此，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哈里伯顿公司是最应当拿到政府合同的公司，因为政府力图攫取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调配权，而切尼与哈里伯顿公司的特殊关系仅仅是一种巧合。
在稍后而的章节中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切尼这一案例，看看哈里伯顿公司的利润是否确实与切尼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或者实际上就是联合犯罪。但我们应该从迪克?切尼和托米?苏哈托的案例中明白，在搜寻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时应着眼于何处：商业大亨转型的政客（如切尼）、已经在大公司担起肥差的离开政界的人士和政府官员，以及政客们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如托米和苏哈托的其他子女）。但找到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的公司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才进入关键部分——弄清楚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
总统的子女：聪明还是幸运？
亚当?贝洛（Adam Bellow）（诺贝尔奖得主索尔?贝洛之子）在其著作《为裙带关系说句好话》（In Praise of Nepotism）中指出，精英往往决定了世界的商业和政治遗产。富人就应该将他们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地位传给他们的子女，如小贝洛所言，因为这些产业和政界巨头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成长为同样呼风唤雨的领袖提供了“本钱”和“给养”（就像大作家肯定会生出能说会道的儿女一样）。如果确实是“龙生龙，凤生凤”，那么我们就不应惊讶于总统后代的公司会获得如此丰厚的赢利。
但如果我们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根本就不是这么赚钱，那又说明了什么呢？为总统竞选提供资金换来的不过是在白宫的林肯卧室里待上一宿，我们是否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答案也不会是“要得到总统的宠信也许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么明确。假设你希望涉足石油钻探领域。你可以进行两种投资。你可以购买尖端技术并雇用一批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专业的高才生，以确保你成为本行业中最具效率的钻探者。或者你能不吝血本巴结权贵并聘请华盛顿游说团队，以确保你总是能最先获得政府最新颁布的各种钻探特许经营权。
通过这两种策略也许会获得同样多的利润，但它们创造价值的方式却迥然不同。此外，它们各自应对竞争环境中突发事件的脆弱程度也存在差异。我们将以研究性思维深入阐释这种脆弱程度，从而判断市场是如何评价政治关系的。
这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假设你选择运用高新技术开展经营，而一家具有显赫背景的公司则运用政治手段与你竞争。如果一场飓风横扫墨西哥湾，摧毁了你及你的竞争对手的钻探平台，那么你们各自的收益又会怎样呢？你公司的利润将暴跌：你花大价钱买到的那些钻探设备现在已经沉入海底，相反，你竞争对手的业务（以廉价设备和代价高昂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受到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则明显轻得多：首先他受损的设备并不是那么贵重，而且他可以利用其政治关系网通过灾难救济基金获得政府的紧急援助，而你公司的股价将大幅缩水，而你的竞争对手仍能稳坐钓鱼台。
假设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华盛顿特区。总统因丑闻被曝光而突然离任，因而你的竞争对手精心培育的关系网也被切断了。随着他的政治靠山失去价值，公司的发展前景黯淡且预期收益的减少将使其面临与投资者卖出股份而引发股价下跌类似的局面。
上述两种假设的灾难性场景中均存在一种关键性因素——意外。市场通常不为各种旧闻或渐变情况所动。所采取的策略的效果已经被富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投资者整合进了股价中，如“西端公司”股价的变动，甚至在政府合同签字之前它的价格就已被大幅抬高了。
我们对各种政治关系市场价值的探寻，本质上就是对政治风暴的调查。我们将四处搜寻各种出人意料的政治剧变，并对这些变动是如何影响那些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的来价值的进行衡量。价格上的差别将告诉我们这些关系有多大价值。尽管政治剧变司空见惯，但某些政治剧变能更有效地促使我们（而非他人）的目标得以实现。例如，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自始至终政治评论家都看好尼克松而非乔治?麦高文。因此，当11月8日金融市场开始营业时，即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的次日，投资者们并未感到惊愕。即使在结果公布之前，每个投资者都一直怀着尼克松将连任的期待在股市买进卖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那次选举情况一直呈胶着状态，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胜负，而期间投资者们更是彻夜难眠（甚至选举后的数星期内仍时有如此），焦急地期待究竟谁将入主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
我们将抛开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对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那些腐败现象极为普遍的国家，对政治关系的价值进行调查将极为有益。在这些国家，具有活力的民主相对稀缺，而且在不公正的选举中这种激烈的竞争确实很少。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围绕个人建立的独裁政权有时甚至比民主制度更易受到政治风暴的冲击。意外死亡、疾病或独裁者被推翻，都会突然切断政治背景深厚的大公司获得政府庇护的道路。因此，我们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的方法，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寻找政治领袖身体健康状况发生的意外变化的“病态探寻”之路。某位政坛大腕的突然死亡就有可能让我们找到苦苦寻找的政治风暴。
“只要苏哈托先生患上感冒，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份就会跟着染上肺炎。”
我们对政治风暴的寻找将我们带回到苏哈托总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根植于196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和民选政府之间展开的权力争斗。硝烟散尽之后，一位风华正茂、鲜为人知的将军——苏哈托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1966年3月，他正式出任官方职务，代行总统权力。一年之后，苏哈托当选总统，在位时间超过30年。
苏哈托的影响遍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领导的政府，分配补贴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促进全局性行业的发展，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此外，政府还掌控着一系列许可权，这些许可权决定了谁能种植柑橘、生产卷烟、砍伐林木、修建收费公路以及进口大米。苏哈托政权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触角，从根本上规定了谁能赚钱以及赚多少。在很多印度尼西亚人的眼中，正是这种巨大的权力，使得苏哈托的儿女及其他与苏哈托家族成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富甲天下。
从这一章开始带着这种思想，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探知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是：总统的儿子可以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更通俗地讲，与苏哈托政权保持密切关系能为你创造何种价值？活跃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们将告诉我们答案。许多人脉广的生意人持有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大量股份，包括托米?苏哈托所有的传媒业巨擘——毕曼特拉集团。但也有许多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没有强有力的关系网的情况下成功开展业务，包括阿布里扎尔?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旗下的棕榈油和房地产企业。巴克利并不是在人脉关系方面有缺失，他更多的是因其企业家头脑而非总统竞选策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让托米入伙对毕曼特拉集团而言有多大意义呢？由于托米的价值想必是来自与其总统父亲的特殊关系，任何有关苏哈托时日不多的信号都会对该公司的股价造成冲击。像毕曼特拉集团这样的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公司，对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这一坏消息的反应就是市值下跌，而且与那些政治关系薄弱的公司（如巴克利旗下各公司市值下跌或上涨）的情况相比，我们就能估算出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
显然，对政治纽带最严重的冲击及冲击最彻底的情况应当是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他的子女或亲信中无人被视为可堪大任的继任者，因此，最终其他任何人接任总统职位都不太可能（或无法）尊重苏哈托培养起来的所有政治关系。但这只是分析工作的假设而已，事实上苏哈托在位时他并未去世。到1995年他70多岁时，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健康问题。在此之前，苏哈托的死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他寿命的种种猜测却铺天盖地而来。有关他可能患有某种疾病的报道开始出现在财经新闻之中。1996年出现的关于他的各种版本的报道后来被证明仅仅是谣言而已，但遍及整个印度尼西亚商界的恐慌却暗示着投资者对将要出现的政权更迭的不安。
1996年7月4日，一份政府公告令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股价暴跌，这份公告就是：苏哈托前往德国进行健康检查。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谁会为了测下脉搏远赴千里呢？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客们被各种谣言淹没了。谣传说苏哈托早先就患有中风，或者可能会赴法兰克福进行紧急心脏手术。与纽约道琼斯指数颇为相似的雅加达综合指数（印度尼西亚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晴雨表）在公告发布当日跌幅达到2.3%。
这个对于印度尼西亚股市而言仅仅属于坏消息的公告，却对毕曼特拉集团及其老板托米?苏哈托构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究竟具什么破坏性呢？在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图2–1我们同时还能看到雅加达综合指数的走势。你能观察出在7月4日公告发布前的数星期里，雅加达综合指数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均有小幅震荡，收益和损失都不是很多。之后，随着7月4日和5日市场上种种流言横飞，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暴跌——毕曼特拉集团失去政治靠山的前景，使得股东们纷纷卖空他们所持有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而使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在短短两天内跌幅超过10%。
随后的一个星期，苏哈托的德国医生为他列出了一份健康状况清单。有关苏哈托将进行紧急心脏手术的报道其实纯属造谣，而且苏哈托的全部体检结果均为良好（事实上他是于2008年的初冬去世的，其时我们正在为本章收尾）。现在随着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靠山更加稳固，至少当前来看确实如此，它发行的股票一夜之间似乎变成了 抢 手 货，投资客们疯狂买进，毕曼特拉的股价又涨了上来。苏哈托的德国之行已经很明确地提醒投资客：苏哈托和他的政权不可能万年不倒，这使得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毕曼特拉集团具有的政治纽带和能够获得的利润的前景。
苏哈托患中风之后
如果你仔细审视图2–1，你会注意到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走势中的另一种奇特模式。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1996年7月4日政府宣布苏哈托赴德国进行健康检查时的情形。但在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天里，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较之前大概下跌了500个百分点。投资客们凭借集体智慧似乎在公告宣布前两天就已经预见到了苏哈托将赴德就医，这怎么可能？
大笔资金“命”悬一线。如果你在7月2日就已经知道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将在7月4日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你是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而非两天之后的低价卖出所持有的股票的。显然，苏哈托的医生对苏哈托将要开始的德国之行了然于胸，因此可以想见，他们可能正在抛售他们所持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那些与苏哈托的医疗团队关系密切或属于“圈内人”的幸运投资客同样如此。刚听到有关毕曼特拉集团的政治关系网可能出现变动的消息，那些人脉最广的投资客想必已经早早地开始交易手中的股票了。
并非每个人都有必要知道苏哈托赴德就医的消息。“圈内人”足以凭借他们掌握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变化。当然，在美国，公司主管及其亲友根据独有的内部消息操控股价的做法是非法的，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也如此，这种行为都要被处以刑罚。在对安然公司的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提起的多项指控中，就包括他在明知公司股价被人为大幅抬高的情况下还出售股票赢利。通过提前抛售安然公司的股票，此人获利超过1 500万美元，而仅仅几周过后，这些股票就几乎一文不值。这就是内部消息的力量。
1997年12月雷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雅加达“耳语网络”的力量。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踏访了雅加达摩天大楼的无数间办公室，与偶然遇到的那些投资银行家或记者交谈，这些人也愿意愿意花些时间同这位初出茅庐的研究生聊聊。一天早上，他约了《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里克?博苏克（Rick Borsuk）。但会见并未如期进行——在这个简短的访谈中，博苏克的手机几乎从未安静过。交易钟声一响，整个股市的气氛就变得极其狂热，有关苏哈托已患中风且有可能死亡的流言在交易所处处可闻。据称，医疗设备已于前夜被秘密运往总统官邸，很显然，这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交易。交易所的钟声敲响时美国人早已对当时的情况有所耳闻。托米?苏哈托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再次下跌，这次跌幅高达22%，而他姐姐的公司的股票亦下跌了17个百分点。道理显而易见，可以说，股市正与苏哈托的脉搏同步跳动，且如果他的脉搏跳动加剧，股价也就会出现大幅波动。
苏哈托7月4日赴德就医之行，已经引发了许多对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票的出售行为。那些天，苏哈托家族及其亲属掌握的所有公司的股价平均下跌了4.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告发布后，与苏哈托无甚瓜葛的巴克利的公司的股价有所上涨，赢利超过1%。苏哈托患病这一消息，对与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与这一消息对其他公司造成的影响相比，其股价相差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苏哈托来往密切的公司预期到手的利润在一夜间缩水6%，而这全是一次健康检查造成的！投资客们的交易行为很能说明问题：仅仅是对政治纽带的威胁，也会推动市场发生变化（有关中风的谣言，中风尽管严重但远不至于致死）。
1995~1997年间，曾出现过5次有关苏哈托健康问题的谣言，尽管所传疾病并不严重。每一次毕曼特拉集团及其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价都会受挫，而巴克利旗下那些与总统无甚瓜葛的公司却保持了平稳走势，或者略有赢利。市场以其理性的方式反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纽带与公司赢利大有关系。
这些关系究竟有多重要？我们从未经历过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必须直接面对的事——让他们备受压迫的独裁者突然死亡。但我们能够在市场对苏哈托健康状况的反应的基础上，估算出各种纽带关系的总体价值。这表明，投资者们相信，如果苏哈托政权突然垮台，政治背景深厚的公司大概1/4的价值将损失殆尽。25%的公司价值该有多大？2006年，当苹果公司高调宣布旗下iPhone业务正式投入运营时，苹果公司股价上涨8%，而当辉瑞制药公司意外地被迫撤销Trovan（被标榜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时，辉瑞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0%。由此看来，关系的价值远远超过某种特效新药或即将面世的高科技产品，甚至二者之和也难以与比强大的政治关系相比。
苏哈托治下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并不是那些无法按时领到薪水的警察或为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的地方巡警们搞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敲诈勒索所造成的。这里的腐败可是笔“大买卖”。在印度尼西亚，腐败始于最高层并自上而下蔓延开来。在这种环境中，反腐败运动怎么可能会取得成功？市场的运行状况已经告诉我们，在苏哈托政府的政治庇护下，印度尼西亚人脉通达的商界精英赚得盆满钵满。那些最有权势改变这一腐败体系的人恰恰对这一体系钟爱有加。
考虑到这一体系为印度尼西亚消息灵通的人士带来的种种利益，那么，政治和经济改革停摆，彻底的改革尝试只能在苏哈托统治终结时才得以实现，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1997年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且苏哈托仍当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苏哈托的密友和亲信进行某种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国家批准的垄断经营权应予以废止，国有银行将停止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企业注资。但苏哈托强行扼杀了这些改革尝试。印度尼西亚人民也无法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寻求帮助。尽管全国大选定期举行，苏哈托的从业集团党（Golkar party）每次都能如愿获得70%的预期选票。一旦向其示好的议会走过场般批准他的当选，《印度尼西亚宪法》就赋予了苏哈托至高无上的力量。不幸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极权政体，单靠有关腐败程度的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并不是改革的良好动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能阐明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问题还必须通过公众对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
托米?苏哈托装进自己口袋里的4 000万
托米?苏哈托爱车，尤爱跑车，兰博基尼为最。事实上，他爱这些豪车爱到了他自己买下了这家公司的地步。1994年，托米以4 000万美元控股这家意大利跑车制造公司。作为新的控股者，他很快就将公司规划与运营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也许是由于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行业经历和管理经验，很多高层主管在他入主公司后就辞职了，造成公司管理层人员空缺。尽管如此，1998年《华尔街日报》披露，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后托米身处困境，他在兰博基尼公司的股份也能卖个好价钱。如此看来，托米控股博基尼公司是在他老爸的钱的支持下进行的轻率投资，还是一个对跑车颇为精通的精明投资者在一番估量后做的一笔买卖？我们的研究发现，似乎印度尼西亚投资者们认为托米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关系网而非商业头脑。
所有的腐败都一样？
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也让我们不禁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局外人”是否应当做些什么以应对腐败呢？尽管从表面上看，苏哈托政权从国民经济中揩油甚多，但该国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实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6%，这堪称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比较起来，美国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强。）尽管苏哈托家族牟取私利过甚，但在其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贫困率却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公共教育、卫生和家庭规划等项目也均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大量国民财富还是落到了普通印度尼西亚百姓手里。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强调的，一般情况下，腐败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很快，但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却是个特例。也许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外援助方在调整计划安排之前应当慎重考虑，尽管这个腐败政权在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业绩。但一个腐败体系何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呢？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这样几种解释：除与政界来往密切外，有可能这些深受苏哈托袒护的公司，其自身运营状况也不错。回到之前我们举的钻探公司的例子，也许它们是华盛顿说客和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的合伙公司；也有可能苏哈托确信自己总能抢得先机。回想一下，我们曾经估计25%（而非50%或100%）的公司利润源于关系网，而且，无论好坏，苏哈托政权在进行贿赂交易时总是因目标明确而闻名，至少去除了作为大多数违法交易必然具有的不确定性因素。用一位在雅加达商界打拼数十年的外籍主管的话说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价格，每个人也都对价格了如指掌，而且明白付出之后能得到什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这位主管，在今天“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他却哀叹道：“相反，你看到的是混乱。”
与此同时，如若不存在腐败现象，印度尼西亚本应该发展得更快，这从韩国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据说韩国的腐败程度不如印度尼西亚，而这个“亚洲小虎”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印度尼西亚。尽管犯下了大错，但苏哈托确实为这个曾经混乱的国家带来了严明的秩序和社会安定，而且事后再猜测没有他的领导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况就很难了。苏哈托下台后近10年里，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浮出水面，但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达到苏哈托腐败专制下实现的经济发展速度。
但这似乎并不应动摇我们在减少腐败问题上的立场。取得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这般经济发展成就的高度腐败的国家本就少之又少，但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无法证明根除腐败的好处。政策制定者和对外援助者总喜欢以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偏偏是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什么情况下腐败还能创造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经济奇迹？什么情况下腐败会造成经济停滞或倒退，类似非洲撒哈啦沙漠以南的国家的情况？作为腐败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尚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正开始研究同类问题的窃案。一个如苏哈托般强势的独裁者的领导是否有助于腐败行为的组织化？如果官员和政客的官位无忧且可确保“货”能如约送达，那么腐败的破坏性是不是就会减弱？既然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衡量腐败更好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搞清楚在哪些方面腐败将造成严重破坏且最终帮助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抚平创伤。
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意大利的腐败
我们衡量政治纽带价值的尝试始于印度尼西亚，但并未止于此。苏哈托政府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星球上最腐败的独裁者之一，其时正是我们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因此，宽泛且笼统地认为，在官僚机构腐败程度较轻或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然而，我们却可以用研究印度尼西亚腐败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国的腐败问题。
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时都这么做，这些国家必须满足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时具备的全部条件。首先，我们开展研究的国家必须存在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以便观察投资者对政治纽带价值所下的赌注。非洲国家几乎都没有规模足够大的公司支撑股票市场的有序运行，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这一方法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非洲的腐败程度）。而且，即使在马来西亚这样稍微富裕点的国家，股市也是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认真衡量公司的政治纽带关系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某些追踪政商关系发展脉络的方法。在泰国和意大利做到这点很容易，因为在这些国家，政界人士自身也运营着该国最大的公司，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做却不是很靠谱（尽管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泰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政商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名义上的分离，而美国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还需要预料之外的事件——政治风暴，如将改变政治纽带价值的令人惊诧的选举结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突然患病或死亡。
最为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学者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玛拉?法西奥（Mara Faccio），她曾在全球范围内实践衡量政治纽带价值方法。为了获得一个全面的关于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她曾长期观察商界大亨们的政治发迹史（以及许多政界人士的商场经历），追踪家族政治关系世代相承的脉络，并浏览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以发现谁跟谁来往密切。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的紧密的政商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在俄罗斯，整整87%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是由那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公司持有的。也许在苏联解体后“蛮荒西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并不会令人震惊。更为惊奇的是，近40%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而且由于法西奥教授认为自己的调查方法遗漏了某些政治关系，因此上述数据显然低估了政治关系的价值指数。
政商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起到某种作用。也许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们运用的正是他们处理政务工作中游刃有余的领导技巧而化身为成功的生意人的。也许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政府、商界、文艺界、体育界——都倾向于在社会生活领域相互借助。因此，我们仍需要寻找可以衡量这些相互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专注于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构和政府任命公告——一种比我们进行的对苏哈托政权的研究更为合理的证明政治关系价值的方法。法西奥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假设苏哈托的突然死亡上，而是设想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尼西亚会直接导致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惨败（通常情况下总统会得到70%的选票）。
根据法西奥教授掌握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更多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市场价值。尽管在英国政商关系非常普遍，法西奥教授仍发现当这些关系意外增强时，受影响的公司的股价不会出现变动。例如，当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主席约翰?穆尔（John Moore）先生在上议院就职时，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的股价并未受到明显影响。然而在法西奥的祖国意大利，与好莱坞的风格颇为相似，内部关系确实很管用。意大利参议院对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的任命将其公司股价提升了3.4%，这转化成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价值。
英国人已经找到了治理政治腐败的方法，而意大利人却还没有什么收获。也许相互打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小报在检举不端行为方面确实很有效果，也许是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发挥了作用，或者是英国人绅士作风影响下形成的个人道德所致。既然经济学家已经推断出世界范围内政治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尽量解释清楚其中存在的差别，这是我们在第四章中要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