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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黑帮》第一章 我们的财富被谁掠夺了？
Posted 周四, 2010年 11月 11日 By ChangCe
《经济黑帮》第一章 我们的财富被谁掠夺了？
流亡22年之后，肯尼亚著名小说家恩古吉?瓦?西安戈（Ngugi Wa Thiongo）于2004年夏天回到他的祖国。刚一回到首都内罗毕（Nairobi），他就开始了新小说《乌鸦奇才》（Wizard of the Crow）的创作，这是他10年来的第一部新著。恩古吉的早期著作，包括十几部小说和故事集，早已享誉国内外，实际上，1963年肯尼亚刚刚独立时他就开始发表这些作品了。透过他精心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和反映家乡人民苦难经历的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恩古吉揭示了欧洲殖民主义给肯尼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
恩古吉亲历了这种种社会矛盾，并从自己和众多肯尼亚同胞的亲身经历中汲取了创作灵感。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恩古吉被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毛毛起义”（Mau Mau rebellion）所震动。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兄弟和成千上万的肯尼亚同胞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中惨遭杀害。而后，他和他的同胞也亲身体会到英国殖民者于1963年被迫撤退后祖国赢得独立的喜悦。除此之外，他还受到了独立后的肯尼亚政府的迫害——尽管祖国恢复了自治且正奔向光明的未来，恩古吉却被迫于20世纪80年代远走他乡，在那些年里，他因对独立后肯尼亚政权进行尖锐批评而饱受迫害并遭到羁押。
恩古吉的作品中不乏《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这样的名作。这部小说发表于1967年，即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就任4年后。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殖民统治垮台后留给这片土地的希望和挫折，以及与新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肯尼亚人民对经济繁荣的追求。《一粒麦种》是一部有关获得自由后的肯尼亚在早期混乱年代的小说，它刻画了当时人们对光明未来的热切期盼，以及混杂在其中的对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腐败和暴力的恐惧。“独立真的能将土地还给非洲人？这一切将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带来怎样的改变？”恩古吉借小说主人公吉科在尼奥（Gikonyo）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同样的疑问也在新独立的国家，如塞拉利昂、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民众的脑海中回荡。未来在哪里？自由能带来工作、和平和财富吗？恩古吉的小说中对引发这种情绪的源头表达了极大的关注，使其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被译成30多种语言，并被奉为非洲文学的圭臬。对于恩古吉本人来说，在流放中度过的战后岁月给他带来了学术声誉，并使他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高峰。他曾在纽约大学任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学院（Erich Maria Remarque）的语言学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主管写作和翻译中心的工作。2004年，他带着对未来的乐观向往（而非过去遭遇的苦涩回忆）回到肯尼亚。“我终于回来了！我已如释重负，心境坦然，不惧任何挑战，敢于拥之入怀。我再一次见到了你们，再一次踏上了汲取知识的土壤。”他向到内罗毕机场来欢迎他回国的人们如此说道。
但就在恩古吉沉浸在人们喜迎他归来的热情、希望和欢乐之中时，他在内罗毕租住的公寓遭到了野蛮袭击，他遭到毒打，脸被烟头灼伤，他的妻子恩杰瑞（Njeeri）惨遭奸污。恩古吉回国之时，正值对他进行长期迫害的肯尼亚大独裁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下台后不久，独裁者的下台为民选政府的成立铺平了道路。许多人认为，恩古吉的遭遇源于他早年对肯尼亚政客和政治的尖锐批评，这一暴力事件从另一侧面也表明肯尼亚人民仍生活在绝望之中，他们的成立民选政府的愿望落空了。2008年初肯尼亚发生的大范围政治暴乱，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
事情本不该如此。
过去40年里，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经济奇迹。1963年，韩国和肯尼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几百美元。大多数人靠务农贴补家用。当时，你还不能断定哪个国家在20世纪末会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在经历着非殖民化的阵痛期，在这一过程中，激烈的武装冲突不断。20世纪60年代早期，韩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相比之下，肯尼亚可开发的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包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适宜种植咖啡、棉花和茶叶的土壤。
韩国在经历了最初几十年的纺织业及后来的炼钢业的发展阶段后，最终进入高端消费品和先进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发展时期，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三级跳”，如今的韩国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已堪比他们之前的殖民宗主国——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了，也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如今肯尼亚人民并未感到当前的生活水平比1963年的好多少。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开始在经济上缩小与欧洲及北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而孟加拉、巴基斯坦、中美洲各国以及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仍深陷于极度贫困的泥潭中，我们从中能得出何种结论？
正是这个疑问，让我和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夜不能寐，苦苦追问，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终极目标所在。本书并不是为了就贫国为什么贫困这一问题给出某种固定解释。如果有人向你兜售一种有关贫困（或任何其他现象）的“标准”的宏大理论，那么你可能会对此表示怀疑。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非某种单一理论可以解清楚释的。
但我们也并不赞成另一种观点，即没有人能在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上取得突破。自1963年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深刻的教训。独立后的肯尼亚人民的切身经历——辛勤劳动的成果被腐败分子窃取或者被暴力摧毁——预示着腐败和暴力这两大弊病已经成为肯尼亚现代经济发展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们将会发现，肯尼亚的“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印度尼西亚后殖民时期的骚乱到中美洲和非洲的血腥内战，腐败和暴力的破坏性力量都显而易见。
经济黑帮的时代
在人们的印象中，阿尔?卡彭是个黑社会老大，是个残暴的“冷血杀手”。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卡彭还曾经是巴尔的摩一家建筑公司的会计师，当然这是在他加入芝加哥黑社会并最终成为老大之前的事。通常我们不会把这种相对卑微而且可能有些乏味的记账工作与卡彭这样的黑社会老大联系起来。在其出演的电影《疤面煞星》（Scarface）或《教父》（Godfather）中，并没有出现阿尔?帕西诺（Al Pacino）算账或关注财务报表的镜头。但卡彭作为会计师所受到的专业训练，无疑为他组织如此罪恶巨大的商业帝国助力颇多。重点是“生意”！卡彭做的生意恰恰是 娼 妓、赌 博 、诈 骗和在国家实施“禁酒令”期间倒卖私酒，在做这些生意时，他是靠 机 枪 而非律师来解决纷争的。
在传记作家罗伯特?舍恩伯格（Robert Schoenberg）看来，卡彭是“一个能够对其所作所为给出清晰且具理性的解释的违法商人”。他组建的商业帝国绝对称得上是“经济黑帮”：一个集暴力成性和目无法纪于一身的罪犯，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搞得乌烟瘴气，但他同样精于理性的算计。确实，他是个“冷血杀手”，但暴力仅仅是他用来攫取财富的工具。
像卡彭这样的家伙，其病态的残暴令人憎恶。这些人精于算计，从不过于冲动。然而，正是在金钱和暴力驱使下的狭隘私利，使得经济学家很容易就能够看清他们的本性。这不是说我们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情绪在控制人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也是人）。但经济学家们希望研究的人类行为是根植于人的“经济人”属性之中的，即对一个理性、追求私利的人而言，他的行为和选择基于逻辑判断而非一时的冲动。如果“卡彭们”的犯罪思维模式果真与我们假设中追求私利的“经济人”模型非常接近，那么经济分析就能成为遏制腐败及其他违法行为的有效的研究工具。
从盘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的暴君们到活跃在中国南海的 走 私 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书提到的这些人物确实遵循了经济学的逻辑规律。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有助于你弄明白你为什么不敢在缴纳税款时搞点小花招儿或者还没有埋单就想从餐馆溜之大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出于对被抓住可能面临法律后果的恐惧。但对偷逃税款的处罚很少见，而且通常也是无关痛痒的，当然，你也可以不给侍者小费就离开餐厅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法律制裁（尽管你就餐的那家餐厅也许再也不会欢迎你回来）。然而，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举止得体的。也许除了罚款或牢狱之灾，防止我们犯罪的仅仅是我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我们都受到良心的约束。
但像卡彭这样的反社会分子几乎不受良心的约束，因此，如果所有人都以自身最狭隘的私利指挥自己的行为——逃税或者赖账，甚至干掉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以赚取更多金钱，那他们将成为不受道德约束的犯罪分子，成为“经济黑帮”。而且，我们也将发现，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都隐约可见“经济黑帮”的影子。当身处绝境时，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求生，这时候良心就成了被人们束之高阁的“奢侈品”。
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我们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是弄明白世界上“经济黑帮”的腐败和暴力行为造成的巨大破坏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为了正确理解这一问题，设想卡彭作为芝加哥市长或者成为卡彭总统将会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无须想象就能明白，被残暴的黑帮老大统治着意味着什么。）
尽管我们确实还没找到问题的全部答案，但在过去的10年里，为了彻底搞清楚腐败和暴力问题，我们还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以及令人惊喜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美国学术机构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员和教师（雷和特德分别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我们开展的研究迫使我们走出象牙塔，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现实世界。在经济调研工作中，我们的足迹已经从肯尼亚边远的村庄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证券交易大厅，以便找到看待有关全球贫困源头的新视角。在那些最不可能有所发现之处，如有关曼哈顿的外交官违规停车罚款，甚至还包括坦桑尼亚的“猎巫行动”，我们意外地找到了解决有关腐败和暴力问题的答案。
我们把经济分析与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和新落成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里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深层见解融合在一起，将总结出的各种经验和教训都集于本书之中。我们希望这些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肯尼亚人民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终实现他们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确立的经济振兴计划。
如何最有效地应对全球贫困？认为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并不为过。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正面临着威胁。世界银行曾发表过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世界上有10亿人口的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而全球一半人口（30亿人）的日均收入低于2美元。
人们靠这点钱如何生存？答案非常简单：不能生存。成千上万的人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而医疗保健更是稀缺或者压根儿不存在。在战乱频仍的乍得、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成年人接受过教育的不到30%，而很多儿童在1岁前就夭折了，更别提能高中毕业了。
甚至对于美国人（包括西方世界其他享有锦衣玉食的国民）来说，全球贫困问题同样事关重大。美国人通常很少关注自己国家之外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在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贫困会滋生绝望和不满。每天早上，我们看到的头条新闻经常是恐怖袭击、环境恶化和其他各种全球性灾难，而我们总是能在中东的贫民窟和刚果河流域被砍伐一空的热带雨林中找到上述种种罪恶的源头。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无论富国还是贫国——必须承担的义务。
新生代的希望
每隔几年美国公众的关注点就会回到国际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来。曾经在安吉丽娜?朱莉和U2乐队主唱波诺这样的明星的号召下，公众对非洲困境的关注情绪被再次唤起。使他们重新对非洲大陆予以关注的，还有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种族屠杀的血腥场面。我们听到了非洲人民发出的债务减免和希望美国与欧洲给予更多国际援助的请求。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企业家，正将数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投入非洲防治疟疾、抵御艾滋病和教育非洲民众的慈善事业中去，以期最终“使贫困成为历史”。
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在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令人恐惧的1984年大饥荒之后，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带着“现场援助”的赈灾义演和专门为非洲饥民而作的《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专辑来到这里。在这个过程中，明星的号召力（又是波诺）与一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孩子的照片结合在一起。 数十年来，私立慈善团体和各国对外援助机构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救援资金以期消除贫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连续的债务减免行动。但尽管如此，肯尼亚普通人的生活仍没有比1963年好多少。这次的行动真的能使情况有所改变吗？
消息灵通的人们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你也许会认为，经济学家们将时间主要花在了对金融政策细节的讨论或下月通货膨胀率是多少的复杂数据的讨论上（这确实描绘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工作状况）。这些温和而古板的经济学家们几乎理清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似乎遭遇如此巨大失败的原因。
这个问题可最终归结为一点，即发达国家是否已经为帮助肯尼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而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抑或这些资金是不是还远远不够。顶尖的学术专家们对此莫衷一是。答案将主要根据人们对腐败和暴力在导致国家贫困中所起的作用的判断而定。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腐败和暴力仅仅是贫困的某种征兆。如果确实如此，只要发达国家的捐赠者最终将足够的资金捐赠给肯尼亚以推动其经济发展，那么该国民众就不会在为生存而互相残杀了。反之，如果大部分对外援助落到了肯尼亚腐败官员的黑手中或在肯尼亚的国内冲突中毁于一旦，那么又如何指望援助的资金能帮助肯尼亚这样的国家脱离贫困呢？更多的援助可能只会养肥已经腐败的“精英阶层”，甚至还会使腐败和暴力这两个“孪生兄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这些只因人们竞相争抢这些追加的资金援助。
弄明白当前有关对外援助的争论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对此热情高涨的原因，研究腐败和暴力的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它们也是本书后面讨论的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新发现之前，我们先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隐藏于这些新发现背后的更广泛的争论。数百位学者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但基本上分属于两大阵营，他们的观点受到两位顶尖发展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
一位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一位不知疲倦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公共活动家。萨克斯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我们正在那儿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们有幸感受到他的学术智慧和个人魅力。他是那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者，每次与他交谈后都会感觉到，他那精辟的评论似乎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这个不善社交的教授圈子里，萨克斯教授的超凡魅力极具传奇色彩。实际上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德就去非洲开展发展方面的研究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了萨克斯教授有关在道德层面抗击全球贫困的精彩演讲的启发。
萨克斯是经济增长中“贫困陷阱”观点的主要拥护者之一。“贫困陷阱”背后的理论支撑其实很简单。一位贫穷的肯尼亚农民无法凭一己之力轻松脱贫。他没钱购买充足的食物养活家人或者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而且只要接下来的一个坏年景或一场大病，他在收成好的年头攒起来的积蓄就会很快被用光。这位农民的赤贫状况几乎决定了他和他的孩子仍将继续贫困下去，并且年复一年始终如此。
在萨克斯看来，对外援助就像“强心剂”一样，能帮助一位农民或者一个村庄或者整个经济体摆脱“因贫致贫”的恶性循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为整个国家或大陆修建医疗站、改善学校教育以及增加公路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的代价高昂，据萨克斯估算，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至少需要增加5倍，这样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如萨克斯出版的畅销书《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里所言，肯尼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生活在富裕世界的我们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资金帮助其脱贫，但如果资金和其他资源充足，我们就可以在短期内将贫困从地球上铲除。萨克斯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使得2025年前全球消除贫困成为可能”。
萨克斯有关消除贫困的观点，在理论上能解释得通。但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却持相反的观点，即我们已经为对外援助付出太多了，或者说，至少我们的投入完全用错了方式和投错了地点。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代表。因公开抨击世界银行的对外援助政策而被世界银行解雇后，伊斯特利作为教授任教于纽约大学，他已经成为“援助失败”观点的最重要的代言人，在他看来，总体而言，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对外援助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他声称数万亿美元已经被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浪费掉了，而且萨克斯将对外援助扩大5倍的计划将造成更大的浪费。伊斯特利认为，这些数额巨大的援助资金通常被用于中央规划的富丽堂皇的大型项目上，如水电大坝、四车道高速路、海水淡化工厂，而在建这些工程的各国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监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伊斯特利将大多数对外援助捐赠者采取的方法，与苏维埃经济规划者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后者曾梦想确立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使英明的莫斯科官员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并满足所有工农群众的各种需求。但他又问道，从华盛顿特区赶来的对外援助的核心规划者，如何能确切地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远隔千里的经济体实现发展呢？他们怎么知道肯尼亚需要的是水电大坝而非新式大学呢？为何要建造更多的高速路而不是灌溉水渠（或者相反）呢？而且，即使是那些旨在建造满足迫切需要的学校或医疗机构的项目而言，援助者又如何能确信肯尼亚的领导人确实将对外援助的捐赠资金用在了刀刃上而没有据为己有或任意挥霍呢？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仅限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展示出过去我们开展对外援助的种种努力所应结出的累累硕果，除了一大堆纪念我们善意的锈迹斑斑的纪念碑之外，几乎再无他物。上万亿美元被浪费在根本无法通车的公路上或者从未给任何家庭带来光明的发电站上。更有数十亿美元遭窃取。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经济不发达的水平还堪比非洲，它们几乎完全摒弃了大型对外援助机构进一步对其开展援助行动的要求。如果这两大经济体仍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以创纪录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而不依靠其他机构的援助，那么为何对外援助的巨大推动力就一定是肯尼亚等国的济困良方呢？这些国家为何不跟随中国和印度的脚步呢？
伊斯特利和他的“制度主义”同伴们主张，在我们将对外援助预算增加5倍之前，我们需要确信受援国能真正用到这笔追加投入。接受援助资金的各国需治理良好且必须有人负责监督以确保这笔资金用在了为普通民众而非总统利益服务上。受援国应具备运转协调的政府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如媒体和社区联盟等，这些组织将敦促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防止“经济黑帮”篡权。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远没有做到这些。伊斯特利认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上述各种机构之前，我们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就是资助各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的企业家，这些人能发现应对当地发展问题的创新型解决方案。伊斯特利在其著作《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将这些人称为“检察官”。捐赠者以及处于中央政府腐败旋涡中的社会团体都能对这种小规模干预进行监督，并督促“检察官”们真正负起责任。如果取得成功，完全可以将这种干预升级，使之造福于更多的人。由于各种社会团体找到了应对腐败和混乱的方法，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将感到生活更有希望，而且经济应该紧随其后发展起来。但到那时，我们不应再把资金投入到一堆烂摊子上。
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是两个非常聪明的人。萨克斯并不主张捐赠者直接将数十亿美元存在腐败的独裁者的瑞士银行账户上，或者将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钞票，以期出现最佳结果。而且伊斯特利也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可以置各贫困国的悲惨处境于不顾，一味地袖手旁观，任其完全凭借自身能力求得发展而不给予任何资金援助。
然而，二者仍存在显著区别。萨克斯的“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再考虑改善其他方面，诸如运转良好的政府机构、活跃的媒体及市民团体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但第一步，是确保穷人们不再担忧他们的下一顿饭。
伊斯特利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反驳道，这意味着在盖好房子前先把车配好。数十年来，我们已经为实践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推动”理论付出了数万亿美元的代价，但非洲大陆的贫困程度仍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援助国进行规模更大的投入，也只能导致更多的资金被滥用（并使未来潜在的捐赠者大失所望）。
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国家，这两剂“药方”貌似都颇有道理。但为了评估它们各自的优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腐败、暴力以及这些应当为过去诸多经济发展败笔负责的“经济黑帮”的动机。
游走于经济发展的暗影里
在步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我们都不曾想过把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研究人类的堕落方面。起初，我们只是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何贫困国如此贫困以及我们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然而暴力、腐败和持续的贫困并存，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无法将其与其他的社会问题剥离开来。因此，近10年来，我们每位经济学家都在苦苦思索和研究，有时甚至做梦都在想腐败、暴力和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穷尽一生要完成的工作，以求彻底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腐败、暴力和贫困这三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判断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何处，无疑属于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之争密切相关。如果各国首先解决腐败问题，经济增长是否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说，是否援助者应当在贫困国希望解决暴力和腐败问题前先把它们从贫困的泥沼中拉出来？两种观点听起来都有道理，但从目前来看，它们仅仅是理论而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与现实情况更为契合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运用确凿的事实而非悦耳的说辞，弄明白“腐败—暴力—贫困”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之后进行的讨论，基于我们发表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某些部分基于其他合著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了在论辩中引入新证据，我们将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应用到我们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数年里辛苦建成的数据库中。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希望是在理性分析而非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
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述6个故事——3个与腐败有关，另外3个与暴力有关，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已经开始破除障碍，理清发展中国家暴力和腐败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带我们进入那些“经济黑帮”所在的不为人知且经常混乱无序的世界。从越南的大屠杀到中国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从非洲边远村落的种族杀戮到曼哈顿市中心的街道，答案通常分布广泛，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极不寻常的地方。
无论好坏，我们人类似乎对腐败、暴力和其他罪孽有着天生的兴趣。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寻找答案过程中发现的“密道”，这些本身就具有无穷魅力，而我们也将向您展示经济学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最新的工具和“独门秘籍”。在我们讲述的“黑手党传奇”和“战争故事”之外，各位读者还将看到，我们在进行经济学追踪时用的手法，与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神探如出一辙，远胜过美国提供公众服务的公司C-SPAN公司那一套。
如我们将要了解的，贫困和暴力二者之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答案，通俗地说，可以从下文的“雨水从天上掉下来”中找到。要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我们会设立一个大型的“彩池”，投资者从中对政治关系的价值下注。腐败事关良心、文化，还是对惩罚的恐惧？这可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附近超时停车的违章次数表上找到答案。
本书中，我们总结了研究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并吸取了一些教训，揭示出了它们的现实含义，从而为对外援助和如何更好地消除全球贫困提供了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介绍一些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人民实现经济愿望的新思维。在本书结尾，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经济研究在彻底消除贫困中发挥的潜在的建设性作用。
计算无形的“鸡和蛋”
如果有这么多人如此关心全球贫困问题，而且暴力和腐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面，那么，大家也许会惊讶于为何我们仍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为什么我们还未弄明白腐败的政府和暴力犯罪是否破坏了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不是贫困为国内冲突和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
问题在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问题很难解决，这是我们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再纠缠于此，只需挥挥手继续前行，但我们无法同样轻松地挥别全球贫困问题。在本书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乍得——这个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的悲剧性历史。近几十年来，乍得先后经历了政治动乱、血腥内战、政府腐败和经济衰退。但起因是什么呢？战争抑或经济崩溃？实际上它们同时出现，所以很难作出判断。或许这种互相残杀完全是由某些其他因素造成的也说不定，如乍得基督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政治对抗。此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是种族冲突。然而眼下就出现了如此多的新情况，如政治斗争、日益紧张的族群关系、环境恶化、国家石油财富的流失、日益严重的贫困，这使得我们开始感到自己像追着自己尾巴的小狗那样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外，最有趣的是，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在将要开始的论辩中进行辩解。在试图弄明白是不是暴力和腐败引发了贫困或者是不是贫困导致了暴力和腐败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暴力和腐败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腐败，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其界定为“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实际上，如按照其定义理解，则是发生在我们视线之外的事。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在暗中进行交易，并未留下明显的书面证据，那么贿赂就不会出现在公司的纳税申报单上，也不会在年报或现金流量表中向各位股东通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正在试图解决一个我们压根儿无法看到“鸡”或“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亲眼见到整个贿赂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直接询问当事人。我们可以质问公司官员操纵了哪些幕后交易或者质问政府受贿官员到底吃进了多少黑钱。然而，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你在去年的贿赂过程中支出多少”这一问题的回复，多半是掺杂了相当大的水分的。
总的看来，经济学家对于人们就任何话题发表的意见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将人们所说的称为“廉价的空谈”，因为话语无须得到金钱或行动的支撑。而且我们特别怀疑与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敏感话题有关的“空谈”。就那些非法交易的直接参与者——行贿者和受贿者——而言，“空谈”的说法无疑非常准确，但我们也不会把更多的筹码压在那些评估他人贿赂行为的、据说是铁面无私的专家身上。
例如，假设我们正设法查清孟加拉国前总理之子拉赫曼2005年从外资公司中收受贿赂的总额（第二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作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儿子，到底意味着有多少油水可捞）。如果你就此问题在消息灵通的孟加拉人中展开调查，你得到的数据要么远高于总统理之子实际攫取的钱财数量，要么远低于此，这取决于你向谁提问。显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们未阐明的实际想法和偏见。当展开相应调查时，孟加拉前政府的支持者自然会对第一家庭的腐败程度轻描淡写，而反对派则可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与之相似，在回应贪污调查时，商人的主要目标是免遭牢狱之灾，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瞒报自己的行贿数额。
因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人类常常以为所希望的就是真实的存在，而无法做到实话实说。让我们歇一歇，想一想：你喜欢何种咖啡？如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所言，现在你多半可能想要一杯用心烘焙的黑咖啡。然而，当大多数人一大早在星巴克订早餐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卡布奇诺。而实际上黑咖啡正切合我们很多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饮者（做事风格同样如此）。问题在于，烘焙咖啡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好。因此，我们可能会说，个人喜好是一回事，而要付诸行动时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最终，人们的观点或观念并未恰如其分地反映其亲身经历。在访问所谓“腐败国家”孟加拉时，雷从未发现警察拦住行人罚款。他亲眼见到的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警察本应该指挥交通时却心不在焉地叼着烟四处乱转。与之相似，机场海关官员也没有在雷离境时伸手向他索要小费。因此如果你问雷或其他受到特别礼遇的外国客人的感受时，他们会说孟加拉似乎毫无腐败的迹象。如果我们仅从雷的个人经历推断，所有腐败问题似乎都没了踪影。
我们不能仅听人们说什么，我们需要看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如果雀巢公司想要知道你对咖啡的真实喜好，他们最好进行“味觉盲测”，而不是只让你填张调查问卷了事。同样，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孟加拉有多少人在收受贿赂，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方法来解决“空谈”问题，并以实际收受贿赂的金额为据作出判断。
调查真相
了解腐败的“真实”情况的一种方法就是随身携带一个 针 孔 摄 像 机，装作秘密军火商，看看是否能拍到政客们的罪证。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采取这种措施了，它创建了一个名为“阿卜杜勒公司”（Abdul Enterprises）的冒牌公司，与一位虚构的中东石油大亨进行交易，包括为其洗钱提供便利。以此为掩护，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向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行贿，所有这一切均有录音为证。这一所谓的“诱惑侦查行动”（Abscam Operation）最终获取了5位众议员、1位参议员和众多地方官员的受贿证据，并引发了公众对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的一片哗然。
在政府不倾向于进行自我调查的国家，媒体完全可以代替联邦调查局开展真相调查。印度杂志《喧嚣》（Tehelka）于2001年推出了与“诱惑侦查行动”类似的曝光栏目。在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中，两位记者装扮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家伦敦公司“西端公司”（West End）的代表，希望向印度军方出售 夜 视 照相机。记者们秘密录下了政府高官和军方领导人收受贿赂及讨论如何支付贿赂金的细节。通过互联网，这些情况被曝光，引发了印度很长时间的震动。丑闻被曝光后，也许是出于报复，《喧嚣》杂志社的办公室屡次遭袭击和搜查，并有数名记者被捕入狱。
尽管这些耸人听闻的方法如此诱人，本书中我们进行的调查研究并没有使用上述方法，也放弃了通过类似方法获得知情人对印度监狱的看法的机会，而是运用经济调查分析工具来揭示腐败。毫无疑问，这确属挑战，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要讨论的，再聪明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而这正给了我们这些猎人机会。
流亡22年之后，肯尼亚著名小说家恩古吉?瓦?西安戈（Ngugi Wa Thiongo）于2004年夏天回到他的祖国。刚一回到首都内罗毕（Nairobi），他就开始了新小说《乌鸦奇才》（Wizard of the Crow）的创作，这是他10年来的第一部新著。恩古吉的早期著作，包括十几部小说和故事集，早已享誉国内外，实际上，1963年肯尼亚刚刚独立时他就开始发表这些作品了。透过他精心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和反映家乡人民苦难经历的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恩古吉揭示了欧洲殖民主义给肯尼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
恩古吉亲历了这种种社会矛盾，并从自己和众多肯尼亚同胞的亲身经历中汲取了创作灵感。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恩古吉被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毛毛起义”（Mau Mau rebellion）所震动。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兄弟和成千上万的肯尼亚同胞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中惨遭杀害。而后，他和他的同胞也亲身体会到英国殖民者于1963年被迫撤退后祖国赢得独立的喜悦。除此之外，他还受到了独立后的肯尼亚政府的迫害——尽管祖国恢复了自治且正奔向光明的未来，恩古吉却被迫于20世纪80年代远走他乡，在那些年里，他因对独立后肯尼亚政权进行尖锐批评而饱受迫害并遭到羁押。
恩古吉的作品中不乏《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这样的名作。这部小说发表于1967年，即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就任4年后。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殖民统治垮台后留给这片土地的希望和挫折，以及与新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肯尼亚人民对经济繁荣的追求。《一粒麦种》是一部有关获得自由后的肯尼亚在早期混乱年代的小说，它刻画了当时人们对光明未来的热切期盼，以及混杂在其中的对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腐败和暴力的恐惧。“独立真的能将土地还给非洲人？这一切将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带来怎样的改变？”恩古吉借小说主人公吉科在尼奥（Gikonyo）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同样的疑问也在新独立的国家，如塞拉利昂、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民众的脑海中回荡。未来在哪里？自由能带来工作、和平和财富吗？恩古吉的小说中对引发这种情绪的源头表达了极大的关注，使其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被译成30多种语言，并被奉为非洲文学的圭臬。对于恩古吉本人来说，在流放中度过的战后岁月给他带来了学术声誉，并使他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高峰。他曾在纽约大学任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学院（Erich Maria Remarque）的语言学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主管写作和翻译中心的工作。2004年，他带着对未来的乐观向往（而非过去遭遇的苦涩回忆）回到肯尼亚。“我终于回来了！我已如释重负，心境坦然，不惧任何挑战，敢于拥之入怀。我再一次见到了你们，再一次踏上了汲取知识的土壤。”他向到内罗毕机场来欢迎他回国的人们如此说道。
但就在恩古吉沉浸在人们喜迎他归来的热情、希望和欢乐之中时，他在内罗毕租住的公寓遭到了野蛮袭击，他遭到毒打，脸被烟头灼伤，他的妻子恩杰瑞（Njeeri）惨遭奸污。恩古吉回国之时，正值对他进行长期迫害的肯尼亚大独裁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下台后不久，独裁者的下台为民选政府的成立铺平了道路。许多人认为，恩古吉的遭遇源于他早年对肯尼亚政客和政治的尖锐批评，这一暴力事件从另一侧面也表明肯尼亚人民仍生活在绝望之中，他们的成立民选政府的愿望落空了。2008年初肯尼亚发生的大范围政治暴乱，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
事情本不该如此。
过去40年里，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经济奇迹。1963年，韩国和肯尼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几百美元。大多数人靠务农贴补家用。当时，你还不能断定哪个国家在20世纪末会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在经历着非殖民化的阵痛期，在这一过程中，激烈的武装冲突不断。20世纪60年代早期，韩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相比之下，肯尼亚可开发的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包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适宜种植咖啡、棉花和茶叶的土壤。
韩国在经历了最初几十年的纺织业及后来的炼钢业的发展阶段后，最终进入高端消费品和先进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发展时期，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三级跳”，如今的韩国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已堪比他们之前的殖民宗主国——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了，也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如今肯尼亚人民并未感到当前的生活水平比1963年的好多少。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开始在经济上缩小与欧洲及北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而孟加拉、巴基斯坦、中美洲各国以及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仍深陷于极度贫困的泥潭中，我们从中能得出何种结论？
正是这个疑问，让我和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夜不能寐，苦苦追问，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终极目标所在。本书并不是为了就贫国为什么贫困这一问题给出某种固定解释。如果有人向你兜售一种有关贫困（或任何其他现象）的“标准”的宏大理论，那么你可能会对此表示怀疑。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非某种单一理论可以解清楚释的。
但我们也并不赞成另一种观点，即没有人能在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上取得突破。自1963年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深刻的教训。独立后的肯尼亚人民的切身经历——辛勤劳动的成果被腐败分子窃取或者被暴力摧毁——预示着腐败和暴力这两大弊病已经成为肯尼亚现代经济发展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们将会发现，肯尼亚的“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印度尼西亚后殖民时期的骚乱到中美洲和非洲的血腥内战，腐败和暴力的破坏性力量都显而易见。
经济黑帮的时代
在人们的印象中，阿尔?卡彭是个黑社会老大，是个残暴的“冷血杀手”。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卡彭还曾经是巴尔的摩一家建筑公司的会计师，当然这是在他加入芝加哥黑社会并最终成为老大之前的事。通常我们不会把这种相对卑微而且可能有些乏味的记账工作与卡彭这样的黑社会老大联系起来。在其出演的电影《疤面煞星》（Scarface）或《教父》（Godfather）中，并没有出现阿尔?帕西诺（Al Pacino）算账或关注财务报表的镜头。但卡彭作为会计师所受到的专业训练，无疑为他组织如此罪恶巨大的商业帝国助力颇多。重点是“生意”！卡彭做的生意恰恰是 娼 妓、赌 博 、诈 骗和在国家实施“禁酒令”期间倒卖私酒，在做这些生意时，他是靠 机 枪 而非律师来解决纷争的。
在传记作家罗伯特?舍恩伯格（Robert Schoenberg）看来，卡彭是“一个能够对其所作所为给出清晰且具理性的解释的违法商人”。他组建的商业帝国绝对称得上是“经济黑帮”：一个集暴力成性和目无法纪于一身的罪犯，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搞得乌烟瘴气，但他同样精于理性的算计。确实，他是个“冷血杀手”，但暴力仅仅是他用来攫取财富的工具。
像卡彭这样的家伙，其病态的残暴令人憎恶。这些人精于算计，从不过于冲动。然而，正是在金钱和暴力驱使下的狭隘私利，使得经济学家很容易就能够看清他们的本性。这不是说我们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情绪在控制人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也是人）。但经济学家们希望研究的人类行为是根植于人的“经济人”属性之中的，即对一个理性、追求私利的人而言，他的行为和选择基于逻辑判断而非一时的冲动。如果“卡彭们”的犯罪思维模式果真与我们假设中追求私利的“经济人”模型非常接近，那么经济分析就能成为遏制腐败及其他违法行为的有效的研究工具。
从盘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的暴君们到活跃在中国南海的 走 私 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书提到的这些人物确实遵循了经济学的逻辑规律。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有助于你弄明白你为什么不敢在缴纳税款时搞点小花招儿或者还没有埋单就想从餐馆溜之大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出于对被抓住可能面临法律后果的恐惧。但对偷逃税款的处罚很少见，而且通常也是无关痛痒的，当然，你也可以不给侍者小费就离开餐厅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法律制裁（尽管你就餐的那家餐厅也许再也不会欢迎你回来）。然而，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举止得体的。也许除了罚款或牢狱之灾，防止我们犯罪的仅仅是我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我们都受到良心的约束。
但像卡彭这样的反社会分子几乎不受良心的约束，因此，如果所有人都以自身最狭隘的私利指挥自己的行为——逃税或者赖账，甚至干掉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以赚取更多金钱，那他们将成为不受道德约束的犯罪分子，成为“经济黑帮”。而且，我们也将发现，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都隐约可见“经济黑帮”的影子。当身处绝境时，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求生，这时候良心就成了被人们束之高阁的“奢侈品”。
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我们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是弄明白世界上“经济黑帮”的腐败和暴力行为造成的巨大破坏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为了正确理解这一问题，设想卡彭作为芝加哥市长或者成为卡彭总统将会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无须想象就能明白，被残暴的黑帮老大统治着意味着什么。）
尽管我们确实还没找到问题的全部答案，但在过去的10年里，为了彻底搞清楚腐败和暴力问题，我们还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以及令人惊喜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美国学术机构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员和教师（雷和特德分别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我们开展的研究迫使我们走出象牙塔，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现实世界。在经济调研工作中，我们的足迹已经从肯尼亚边远的村庄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证券交易大厅，以便找到看待有关全球贫困源头的新视角。在那些最不可能有所发现之处，如有关曼哈顿的外交官违规停车罚款，甚至还包括坦桑尼亚的“猎巫行动”，我们意外地找到了解决有关腐败和暴力问题的答案。
我们把经济分析与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和新落成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里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深层见解融合在一起，将总结出的各种经验和教训都集于本书之中。我们希望这些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肯尼亚人民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终实现他们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确立的经济振兴计划。
如何最有效地应对全球贫困？认为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并不为过。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正面临着威胁。世界银行曾发表过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世界上有10亿人口的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而全球一半人口（30亿人）的日均收入低于2美元。
人们靠这点钱如何生存？答案非常简单：不能生存。成千上万的人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而医疗保健更是稀缺或者压根儿不存在。在战乱频仍的乍得、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成年人接受过教育的不到30%，而很多儿童在1岁前就夭折了，更别提能高中毕业了。
甚至对于美国人（包括西方世界其他享有锦衣玉食的国民）来说，全球贫困问题同样事关重大。美国人通常很少关注自己国家之外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在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贫困会滋生绝望和不满。每天早上，我们看到的头条新闻经常是恐怖袭击、环境恶化和其他各种全球性灾难，而我们总是能在中东的贫民窟和刚果河流域被砍伐一空的热带雨林中找到上述种种罪恶的源头。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无论富国还是贫国——必须承担的义务。
新生代的希望
每隔几年美国公众的关注点就会回到国际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来。曾经在安吉丽娜?朱莉和U2乐队主唱波诺这样的明星的号召下，公众对非洲困境的关注情绪被再次唤起。使他们重新对非洲大陆予以关注的，还有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种族屠杀的血腥场面。我们听到了非洲人民发出的债务减免和希望美国与欧洲给予更多国际援助的请求。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企业家，正将数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投入非洲防治疟疾、抵御艾滋病和教育非洲民众的慈善事业中去，以期最终“使贫困成为历史”。
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在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令人恐惧的1984年大饥荒之后，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带着“现场援助”的赈灾义演和专门为非洲饥民而作的《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专辑来到这里。在这个过程中，明星的号召力（又是波诺）与一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孩子的照片结合在一起。 数十年来，私立慈善团体和各国对外援助机构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救援资金以期消除贫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连续的债务减免行动。但尽管如此，肯尼亚普通人的生活仍没有比1963年好多少。这次的行动真的能使情况有所改变吗？
消息灵通的人们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你也许会认为，经济学家们将时间主要花在了对金融政策细节的讨论或下月通货膨胀率是多少的复杂数据的讨论上（这确实描绘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工作状况）。这些温和而古板的经济学家们几乎理清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似乎遭遇如此巨大失败的原因。
这个问题可最终归结为一点，即发达国家是否已经为帮助肯尼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而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抑或这些资金是不是还远远不够。顶尖的学术专家们对此莫衷一是。答案将主要根据人们对腐败和暴力在导致国家贫困中所起的作用的判断而定。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腐败和暴力仅仅是贫困的某种征兆。如果确实如此，只要发达国家的捐赠者最终将足够的资金捐赠给肯尼亚以推动其经济发展，那么该国民众就不会在为生存而互相残杀了。反之，如果大部分对外援助落到了肯尼亚腐败官员的黑手中或在肯尼亚的国内冲突中毁于一旦，那么又如何指望援助的资金能帮助肯尼亚这样的国家脱离贫困呢？更多的援助可能只会养肥已经腐败的“精英阶层”，甚至还会使腐败和暴力这两个“孪生兄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这些只因人们竞相争抢这些追加的资金援助。
弄明白当前有关对外援助的争论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对此热情高涨的原因，研究腐败和暴力的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它们也是本书后面讨论的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新发现之前，我们先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隐藏于这些新发现背后的更广泛的争论。数百位学者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但基本上分属于两大阵营，他们的观点受到两位顶尖发展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
一位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一位不知疲倦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公共活动家。萨克斯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我们正在那儿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们有幸感受到他的学术智慧和个人魅力。他是那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者，每次与他交谈后都会感觉到，他那精辟的评论似乎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这个不善社交的教授圈子里，萨克斯教授的超凡魅力极具传奇色彩。实际上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德就去非洲开展发展方面的研究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了萨克斯教授有关在道德层面抗击全球贫困的精彩演讲的启发。
萨克斯是经济增长中“贫困陷阱”观点的主要拥护者之一。“贫困陷阱”背后的理论支撑其实很简单。一位贫穷的肯尼亚农民无法凭一己之力轻松脱贫。他没钱购买充足的食物养活家人或者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而且只要接下来的一个坏年景或一场大病，他在收成好的年头攒起来的积蓄就会很快被用光。这位农民的赤贫状况几乎决定了他和他的孩子仍将继续贫困下去，并且年复一年始终如此。
在萨克斯看来，对外援助就像“强心剂”一样，能帮助一位农民或者一个村庄或者整个经济体摆脱“因贫致贫”的恶性循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为整个国家或大陆修建医疗站、改善学校教育以及增加公路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的代价高昂，据萨克斯估算，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至少需要增加5倍，这样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如萨克斯出版的畅销书《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里所言，肯尼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生活在富裕世界的我们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资金帮助其脱贫，但如果资金和其他资源充足，我们就可以在短期内将贫困从地球上铲除。萨克斯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使得2025年前全球消除贫困成为可能”。
萨克斯有关消除贫困的观点，在理论上能解释得通。但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却持相反的观点，即我们已经为对外援助付出太多了，或者说，至少我们的投入完全用错了方式和投错了地点。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代表。因公开抨击世界银行的对外援助政策而被世界银行解雇后，伊斯特利作为教授任教于纽约大学，他已经成为“援助失败”观点的最重要的代言人，在他看来，总体而言，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对外援助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他声称数万亿美元已经被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浪费掉了，而且萨克斯将对外援助扩大5倍的计划将造成更大的浪费。伊斯特利认为，这些数额巨大的援助资金通常被用于中央规划的富丽堂皇的大型项目上，如水电大坝、四车道高速路、海水淡化工厂，而在建这些工程的各国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监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伊斯特利将大多数对外援助捐赠者采取的方法，与苏维埃经济规划者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后者曾梦想确立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使英明的莫斯科官员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并满足所有工农群众的各种需求。但他又问道，从华盛顿特区赶来的对外援助的核心规划者，如何能确切地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远隔千里的经济体实现发展呢？他们怎么知道肯尼亚需要的是水电大坝而非新式大学呢？为何要建造更多的高速路而不是灌溉水渠（或者相反）呢？而且，即使是那些旨在建造满足迫切需要的学校或医疗机构的项目而言，援助者又如何能确信肯尼亚的领导人确实将对外援助的捐赠资金用在了刀刃上而没有据为己有或任意挥霍呢？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仅限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展示出过去我们开展对外援助的种种努力所应结出的累累硕果，除了一大堆纪念我们善意的锈迹斑斑的纪念碑之外，几乎再无他物。上万亿美元被浪费在根本无法通车的公路上或者从未给任何家庭带来光明的发电站上。更有数十亿美元遭窃取。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经济不发达的水平还堪比非洲，它们几乎完全摒弃了大型对外援助机构进一步对其开展援助行动的要求。如果这两大经济体仍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以创纪录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而不依靠其他机构的援助，那么为何对外援助的巨大推动力就一定是肯尼亚等国的济困良方呢？这些国家为何不跟随中国和印度的脚步呢？
伊斯特利和他的“制度主义”同伴们主张，在我们将对外援助预算增加5倍之前，我们需要确信受援国能真正用到这笔追加投入。接受援助资金的各国需治理良好且必须有人负责监督以确保这笔资金用在了为普通民众而非总统利益服务上。受援国应具备运转协调的政府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如媒体和社区联盟等，这些组织将敦促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防止“经济黑帮”篡权。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远没有做到这些。伊斯特利认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上述各种机构之前，我们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就是资助各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的企业家，这些人能发现应对当地发展问题的创新型解决方案。伊斯特利在其著作《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将这些人称为“检察官”。捐赠者以及处于中央政府腐败旋涡中的社会团体都能对这种小规模干预进行监督，并督促“检察官”们真正负起责任。如果取得成功，完全可以将这种干预升级，使之造福于更多的人。由于各种社会团体找到了应对腐败和混乱的方法，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将感到生活更有希望，而且经济应该紧随其后发展起来。但到那时，我们不应再把资金投入到一堆烂摊子上。
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是两个非常聪明的人。萨克斯并不主张捐赠者直接将数十亿美元存在腐败的独裁者的瑞士银行账户上，或者将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钞票，以期出现最佳结果。而且伊斯特利也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可以置各贫困国的悲惨处境于不顾，一味地袖手旁观，任其完全凭借自身能力求得发展而不给予任何资金援助。
然而，二者仍存在显著区别。萨克斯的“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再考虑改善其他方面，诸如运转良好的政府机构、活跃的媒体及市民团体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但第一步，是确保穷人们不再担忧他们的下一顿饭。
伊斯特利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反驳道，这意味着在盖好房子前先把车配好。数十年来，我们已经为实践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推动”理论付出了数万亿美元的代价，但非洲大陆的贫困程度仍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援助国进行规模更大的投入，也只能导致更多的资金被滥用（并使未来潜在的捐赠者大失所望）。
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国家，这两剂“药方”貌似都颇有道理。但为了评估它们各自的优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腐败、暴力以及这些应当为过去诸多经济发展败笔负责的“经济黑帮”的动机。
游走于经济发展的暗影里
在步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我们都不曾想过把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研究人类的堕落方面。起初，我们只是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何贫困国如此贫困以及我们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然而暴力、腐败和持续的贫困并存，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无法将其与其他的社会问题剥离开来。因此，近10年来，我们每位经济学家都在苦苦思索和研究，有时甚至做梦都在想腐败、暴力和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穷尽一生要完成的工作，以求彻底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腐败、暴力和贫困这三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判断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何处，无疑属于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之争密切相关。如果各国首先解决腐败问题，经济增长是否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说，是否援助者应当在贫困国希望解决暴力和腐败问题前先把它们从贫困的泥沼中拉出来？两种观点听起来都有道理，但从目前来看，它们仅仅是理论而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与现实情况更为契合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运用确凿的事实而非悦耳的说辞，弄明白“腐败—暴力—贫困”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之后进行的讨论，基于我们发表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某些部分基于其他合著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了在论辩中引入新证据，我们将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应用到我们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数年里辛苦建成的数据库中。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希望是在理性分析而非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
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述6个故事——3个与腐败有关，另外3个与暴力有关，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已经开始破除障碍，理清发展中国家暴力和腐败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带我们进入那些“经济黑帮”所在的不为人知且经常混乱无序的世界。从越南的大屠杀到中国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从非洲边远村落的种族杀戮到曼哈顿市中心的街道，答案通常分布广泛，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极不寻常的地方。
无论好坏，我们人类似乎对腐败、暴力和其他罪孽有着天生的兴趣。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寻找答案过程中发现的“密道”，这些本身就具有无穷魅力，而我们也将向您展示经济学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最新的工具和“独门秘籍”。在我们讲述的“黑手党传奇”和“战争故事”之外，各位读者还将看到，我们在进行经济学追踪时用的手法，与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神探如出一辙，远胜过美国提供公众服务的公司C-SPAN公司那一套。
如我们将要了解的，贫困和暴力二者之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答案，通俗地说，可以从下文的“雨水从天上掉下来”中找到。要衡量政治关系的价值，我们会设立一个大型的“彩池”，投资者从中对政治关系的价值下注。腐败事关良心、文化，还是对惩罚的恐惧？这可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附近超时停车的违章次数表上找到答案。
本书中，我们总结了研究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并吸取了一些教训，揭示出了它们的现实含义，从而为对外援助和如何更好地消除全球贫困提供了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介绍一些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人民实现经济愿望的新思维。在本书结尾，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经济研究在彻底消除贫困中发挥的潜在的建设性作用。
计算无形的“鸡和蛋”
如果有这么多人如此关心全球贫困问题，而且暴力和腐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面，那么，大家也许会惊讶于为何我们仍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为什么我们还未弄明白腐败的政府和暴力犯罪是否破坏了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不是贫困为国内冲突和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
问题在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问题很难解决，这是我们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再纠缠于此，只需挥挥手继续前行，但我们无法同样轻松地挥别全球贫困问题。在本书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乍得——这个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的悲剧性历史。近几十年来，乍得先后经历了政治动乱、血腥内战、政府腐败和经济衰退。但起因是什么呢？战争抑或经济崩溃？实际上它们同时出现，所以很难作出判断。或许这种互相残杀完全是由某些其他因素造成的也说不定，如乍得基督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政治对抗。此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是种族冲突。然而眼下就出现了如此多的新情况，如政治斗争、日益紧张的族群关系、环境恶化、国家石油财富的流失、日益严重的贫困，这使得我们开始感到自己像追着自己尾巴的小狗那样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外，最有趣的是，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在将要开始的论辩中进行辩解。在试图弄明白是不是暴力和腐败引发了贫困或者是不是贫困导致了暴力和腐败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暴力和腐败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腐败，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其界定为“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实际上，如按照其定义理解，则是发生在我们视线之外的事。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在暗中进行交易，并未留下明显的书面证据，那么贿赂就不会出现在公司的纳税申报单上，也不会在年报或现金流量表中向各位股东通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正在试图解决一个我们压根儿无法看到“鸡”或“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亲眼见到整个贿赂过程，我们可以尝试直接询问当事人。我们可以质问公司官员操纵了哪些幕后交易或者质问政府受贿官员到底吃进了多少黑钱。然而，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你在去年的贿赂过程中支出多少”这一问题的回复，多半是掺杂了相当大的水分的。
总的看来，经济学家对于人们就任何话题发表的意见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将人们所说的称为“廉价的空谈”，因为话语无须得到金钱或行动的支撑。而且我们特别怀疑与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敏感话题有关的“空谈”。就那些非法交易的直接参与者——行贿者和受贿者——而言，“空谈”的说法无疑非常准确，但我们也不会把更多的筹码压在那些评估他人贿赂行为的、据说是铁面无私的专家身上。
例如，假设我们正设法查清孟加拉国前总理之子拉赫曼2005年从外资公司中收受贿赂的总额（第二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作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儿子，到底意味着有多少油水可捞）。如果你就此问题在消息灵通的孟加拉人中展开调查，你得到的数据要么远高于总统理之子实际攫取的钱财数量，要么远低于此，这取决于你向谁提问。显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们未阐明的实际想法和偏见。当展开相应调查时，孟加拉前政府的支持者自然会对第一家庭的腐败程度轻描淡写，而反对派则可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与之相似，在回应贪污调查时，商人的主要目标是免遭牢狱之灾，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瞒报自己的行贿数额。
因此，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人类常常以为所希望的就是真实的存在，而无法做到实话实说。让我们歇一歇，想一想：你喜欢何种咖啡？如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所言，现在你多半可能想要一杯用心烘焙的黑咖啡。然而，当大多数人一大早在星巴克订早餐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卡布奇诺。而实际上黑咖啡正切合我们很多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饮者（做事风格同样如此）。问题在于，烘焙咖啡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好。因此，我们可能会说，个人喜好是一回事，而要付诸行动时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最终，人们的观点或观念并未恰如其分地反映其亲身经历。在访问所谓“腐败国家”孟加拉时，雷从未发现警察拦住行人罚款。他亲眼见到的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警察本应该指挥交通时却心不在焉地叼着烟四处乱转。与之相似，机场海关官员也没有在雷离境时伸手向他索要小费。因此如果你问雷或其他受到特别礼遇的外国客人的感受时，他们会说孟加拉似乎毫无腐败的迹象。如果我们仅从雷的个人经历推断，所有腐败问题似乎都没了踪影。
我们不能仅听人们说什么，我们需要看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如果雀巢公司想要知道你对咖啡的真实喜好，他们最好进行“味觉盲测”，而不是只让你填张调查问卷了事。同样，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孟加拉有多少人在收受贿赂，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方法来解决“空谈”问题，并以实际收受贿赂的金额为据作出判断。
调查真相
了解腐败的“真实”情况的一种方法就是随身携带一个 针 孔 摄 像 机，装作秘密军火商，看看是否能拍到政客们的罪证。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采取这种措施了，它创建了一个名为“阿卜杜勒公司”（Abdul Enterprises）的冒牌公司，与一位虚构的中东石油大亨进行交易，包括为其洗钱提供便利。以此为掩护，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向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行贿，所有这一切均有录音为证。这一所谓的“诱惑侦查行动”（Abscam Operation）最终获取了5位众议员、1位参议员和众多地方官员的受贿证据，并引发了公众对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的一片哗然。
在政府不倾向于进行自我调查的国家，媒体完全可以代替联邦调查局开展真相调查。印度杂志《喧嚣》（Tehelka）于2001年推出了与“诱惑侦查行动”类似的曝光栏目。在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中，两位记者装扮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家伦敦公司“西端公司”（West End）的代表，希望向印度军方出售 夜 视 照相机。记者们秘密录下了政府高官和军方领导人收受贿赂及讨论如何支付贿赂金的细节。通过互联网，这些情况被曝光，引发了印度很长时间的震动。丑闻被曝光后，也许是出于报复，《喧嚣》杂志社的办公室屡次遭袭击和搜查，并有数名记者被捕入狱。
尽管这些耸人听闻的方法如此诱人，本书中我们进行的调查研究并没有使用上述方法，也放弃了通过类似方法获得知情人对印度监狱的看法的机会，而是运用经济调查分析工具来揭示腐败。毫无疑问，这确属挑战，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要讨论的，再聪明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而这正给了我们这些猎人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