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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的公益
Posted 周六, 2010年 07月 17日 By ChangCe
有效率的公益
2010年07月17日 02:16经济观察报
胡怡琳
真爱梦想慈善基金创立不足两年，算是中国慈善界的新生儿，但它的执行力却十分惊人——第100间“梦想中心”的建筑材料已经运抵新疆喀什；2009年底已有51家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学校、4万多名小学生在“梦想中心”的教室中，看到课本外的儿童图书、用电脑上网、在大液晶电视上展示自己制作的PPT了。“梦想中心”并不遥远，就设立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通过引入“全流程标准化”，基金会迅速将“梦想中心”的数量，从2007年的2家、2008年的11家，迅速提升到2009年的51家，而据保守估计，2010年末将达到180家。
除了提高“梦想中心”这一硬件产品的建设效率，真爱梦想还希望通过“梦想课程”来确保梦想中心的使用效率，最终通过硬件、软件双管齐下，使受助对象获得实质提升，使企业投入的慈善资产不断增值。
“我们的目标是达成慈善基金中商业化管理与公益目标有机的结合，为中国慈善公益组织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组织化管理经验。”真爱梦想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潘江雪表示。潘江雪曾任香港招商证券[20.47 -0.68%]董事，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的吴冲则曾任国泰君安[99.28 0.00%]证券收购兼并部总经理。他们说，中国义务教育体系中，一定比例本应专注于素质教育的校本课时间，正在大量被闲置和非规范化利用，而大量市场上有志于投身改善教育事业的企业却不知从何入手；而通过慈善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可以“把善款用到正确的地方和最需要的人手中去”。
让慈善归慈善，商业归商业，是真爱梦想基金保持高效的准则。2009年，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筹得善款总额558.98万元，较前一年度增长约34%；支出总额278.02万元，较前一年度增长约382%，支出款项的94%用于梦想中心建设等公益项目，行政费用比例仅占6%，远低于国家规定及国际惯例的10%。这家基金会保证自己不从指定项目捐助中提取任何行政费用，所有的建设和运营结余都进入运营储备，以确保每一分捐赠款都能用于公益项目本身，而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则完全由行政及长期储备基金支付。“我们的行政基金来源于四块：发起人出资、指定行政捐赠、非指定捐款及投资收益来保证行政费用的支出。”吴冲表示。
这一架构使得真爱梦想全职雇员人均能效接近了美国成熟组织RoomtoRead的50万元的水平。(全职雇员人均能效=年度支出总额/年末全职人员数，即表示平均每一全职工作人员完成的业务金额，进而既体现组织的筹款能力，也体现组织的执行效率。)
吴冲说，目前基金会低行政成本的主要原因，除了缘于执行严格的预算和财务管理，主要发起人均不受薪为基金会服务，同时，基金会还坚持竞争力倒置的薪酬体系(越高职位奉献成分越多，越基层职位越贴近市场)；并且依托市场上大量志愿者提供无偿服务。
访谈
经济观察报：如何想到要用“梦想中心”这种方式来做公益？
吴冲：其实，中国很多机构做和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但这些项目怎么有效地被乡村接受？没有网络，就很难落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建立稳定的教育终端。我们希望用系统化的方法，来促进网络建设。这就形成了梦想中心项目的设计基础。素质教育的软体需要依托梦想中心的硬件网络，才能达成有效推广。
经济观察报：如何体现项目运作的效率？你们提到和学校发展合伙人关系，学校需要做什么？
吴冲：基金会捐赠的主要是硬件，学校也要投入几千元的建设成本。更重要的，我们和所有梦想中心网络覆盖到的学校是观念上的合伙人，而且，这种合伙关系是用法律条约签订下来的，就是说，校方要承担一系列的持续义务，比如，保证给学生使用这个中心的时间、持续参加培训等等。这样双向负责的机制，才能保证基金项目运作有质量。我们要做一个有公益粘性的基金。它确实需要很大资源的投入，首先要从体制上进行保证。
潘江雪：如果只是单纯地放一套电脑、一个投影，没有后续人才、教育课程的开发，也就体现不出它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我们有一个“梦想灯塔”计划，我们派出一批志愿者作为“教练”，下到各个乡村学校培训当地教师的一个活动，主要目的是让乡村教师学习掌握“梦想课程”的主要观念和实施方法，让乡村教师成为启发孩子思维的“引导员”。广州有一家NGO“灯塔计划”，它一直在做乡村支教，在招募大学生这个领域相当专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跟他们合作来招募今年下乡的大学生和大学老师。
经济观察报：这类培训体系的标准是什么？
潘江雪：我们的培训，和传统教师培训有蛮大的差别。我们的老师以前是知识的拥有者，我懂的东西我教给你；而我们的方法是希望老师变成学习和思考的共同参与者，和学生一起探究一些甚至老师自己都不了解的课题。这其实有些像商业咨询公司：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企业应该怎么样发展，你的市场应该在哪里，你应该怎么样提高你的绩效，但他可以有一系列好的问题和分析工具，最终其实是企业内部自己的成员探讨出结论的。我们相信那些老师，我们相信那些学生，创造力实际是隐藏在他们的内心，但长久以来被压抑着。因而，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点燃他们的热情，让他们的创造性以更大胆的方式表达出来。
经济观察报：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情况是怎样的？
吴冲：我们有三个资金池，一个是项目池，一个是运营储备池，一个是行政及长期储备基金。比如，指定捐款人冠名一间梦想中心，捐了10万元，其中的7万元是硬件投入，3万元是3年的运营费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通过各种努力，比如说批量生产，节约了建设成本，或者找到厂商捐赠了一部分的建材，那么建设成本就会节约下来，这部分节约下来的钱，按照我们的内控规则就会进入运营资金池。运营资金池其中最原始的一部分是10万元捐款中的3万元，因为梦想中心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件，还包括后续的教师培训、课程开发，有各式各样的教师学生的奖励。这个运营投入是长期的，而不是三年以后就没有了，但我们又不可能让捐赠人无限制地支付运营的费用。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储备来支持，除了节约的建设成本，我们还会争取一些企业对运营项目专项的捐款。
经济观察报：在劝募过程中，你们感觉到捐赠的企业或个人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潘江雪：我觉得，不同的机构关心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最核心的一个是看你的项目是不是符合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定位。比如一家关心老年人发展的公司，我们基金的关注方向和它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方向不符合，即使我们做得再好，它也不可能把这个钱拿给你做教育。
经济观察报：真爱梦想基金会为什么会和不少基金保持合作的关系？你们之间在劝募领域不会存在竞争关系吗？
潘江雪：中国的公益行业目前还很单薄，参与的主体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我们和同行之间本质上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的伙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不少基金都涉足教育领域，如果大家都需要图书，单一项目的购书成本是多少？如果我们抱团，批量采购，那成本就可以大大下降。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很多个省份的网点选择都是当地公益机构帮我们做的，他们在当地有很深厚的基础，就好过我们自己派人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区域，我们提供梦想中心的捐助，又提高了这些机构在当地的成绩。我们相信，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会增进整个行业的效率。
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两种，专业合作伙伴和公益合作伙伴。这两个合作的伙伴各有分工。有些企业有自身的专业能力，比如说律师、会计师、设计师、物流运输、广告设计，他们是出服务或是出产品的，它跟我们的合作并没有现金的往来，但是，他们的人力资源或者产品的投入也是一种捐赠，这一类我们称为“专业合作伙伴”。而公益合作伙伴是直接捐钱，比如说大多数的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捐款人，主要是认同我们在教育公益领域的理念和执行力，通过捐款来表达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观传递。
经济观察报：国内慈善基金自己做项目运作的方式普及吗？
潘江雪：在我们看来，执行型基金会和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分工，现在正在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大型的基金会，无论是大企业出资还是公募，大多数逐渐转向拨款和项目资助，而真爱梦想这种主营业务专一明确、直接提供特定公益产品的基金，会成为执行型基金会。这两者的区别，其实类似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执行型基金会就是公益领域的上市公司，而挑选好的项目、组合拨款的基金会就相当于是证券投资基金。二者所需的专业能力和组织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感觉，目前国内执行型基金会的发展，落后于拨款型基金会的发展，也就是说，投资基金比较多，主营业务明确的上市公司相对短缺。
2010年07月17日 02:16经济观察报
胡怡琳
真爱梦想慈善基金创立不足两年，算是中国慈善界的新生儿，但它的执行力却十分惊人——第100间“梦想中心”的建筑材料已经运抵新疆喀什；2009年底已有51家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学校、4万多名小学生在“梦想中心”的教室中，看到课本外的儿童图书、用电脑上网、在大液晶电视上展示自己制作的PPT了。“梦想中心”并不遥远，就设立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通过引入“全流程标准化”，基金会迅速将“梦想中心”的数量，从2007年的2家、2008年的11家，迅速提升到2009年的51家，而据保守估计，2010年末将达到180家。
除了提高“梦想中心”这一硬件产品的建设效率，真爱梦想还希望通过“梦想课程”来确保梦想中心的使用效率，最终通过硬件、软件双管齐下，使受助对象获得实质提升，使企业投入的慈善资产不断增值。
“我们的目标是达成慈善基金中商业化管理与公益目标有机的结合，为中国慈善公益组织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组织化管理经验。”真爱梦想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潘江雪表示。潘江雪曾任香港招商证券[20.47 -0.68%]董事，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的吴冲则曾任国泰君安[99.28 0.00%]证券收购兼并部总经理。他们说，中国义务教育体系中，一定比例本应专注于素质教育的校本课时间，正在大量被闲置和非规范化利用，而大量市场上有志于投身改善教育事业的企业却不知从何入手；而通过慈善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可以“把善款用到正确的地方和最需要的人手中去”。
让慈善归慈善，商业归商业，是真爱梦想基金保持高效的准则。2009年，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筹得善款总额558.98万元，较前一年度增长约34%；支出总额278.02万元，较前一年度增长约382%，支出款项的94%用于梦想中心建设等公益项目，行政费用比例仅占6%，远低于国家规定及国际惯例的10%。这家基金会保证自己不从指定项目捐助中提取任何行政费用，所有的建设和运营结余都进入运营储备，以确保每一分捐赠款都能用于公益项目本身，而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则完全由行政及长期储备基金支付。“我们的行政基金来源于四块：发起人出资、指定行政捐赠、非指定捐款及投资收益来保证行政费用的支出。”吴冲表示。
这一架构使得真爱梦想全职雇员人均能效接近了美国成熟组织RoomtoRead的50万元的水平。(全职雇员人均能效=年度支出总额/年末全职人员数，即表示平均每一全职工作人员完成的业务金额，进而既体现组织的筹款能力，也体现组织的执行效率。)
吴冲说，目前基金会低行政成本的主要原因，除了缘于执行严格的预算和财务管理，主要发起人均不受薪为基金会服务，同时，基金会还坚持竞争力倒置的薪酬体系(越高职位奉献成分越多，越基层职位越贴近市场)；并且依托市场上大量志愿者提供无偿服务。
访谈
经济观察报：如何想到要用“梦想中心”这种方式来做公益？
吴冲：其实，中国很多机构做和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但这些项目怎么有效地被乡村接受？没有网络，就很难落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建立稳定的教育终端。我们希望用系统化的方法，来促进网络建设。这就形成了梦想中心项目的设计基础。素质教育的软体需要依托梦想中心的硬件网络，才能达成有效推广。
经济观察报：如何体现项目运作的效率？你们提到和学校发展合伙人关系，学校需要做什么？
吴冲：基金会捐赠的主要是硬件，学校也要投入几千元的建设成本。更重要的，我们和所有梦想中心网络覆盖到的学校是观念上的合伙人，而且，这种合伙关系是用法律条约签订下来的，就是说，校方要承担一系列的持续义务，比如，保证给学生使用这个中心的时间、持续参加培训等等。这样双向负责的机制，才能保证基金项目运作有质量。我们要做一个有公益粘性的基金。它确实需要很大资源的投入，首先要从体制上进行保证。
潘江雪：如果只是单纯地放一套电脑、一个投影，没有后续人才、教育课程的开发，也就体现不出它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我们有一个“梦想灯塔”计划，我们派出一批志愿者作为“教练”，下到各个乡村学校培训当地教师的一个活动，主要目的是让乡村教师学习掌握“梦想课程”的主要观念和实施方法，让乡村教师成为启发孩子思维的“引导员”。广州有一家NGO“灯塔计划”，它一直在做乡村支教，在招募大学生这个领域相当专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跟他们合作来招募今年下乡的大学生和大学老师。
经济观察报：这类培训体系的标准是什么？
潘江雪：我们的培训，和传统教师培训有蛮大的差别。我们的老师以前是知识的拥有者，我懂的东西我教给你；而我们的方法是希望老师变成学习和思考的共同参与者，和学生一起探究一些甚至老师自己都不了解的课题。这其实有些像商业咨询公司：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企业应该怎么样发展，你的市场应该在哪里，你应该怎么样提高你的绩效，但他可以有一系列好的问题和分析工具，最终其实是企业内部自己的成员探讨出结论的。我们相信那些老师，我们相信那些学生，创造力实际是隐藏在他们的内心，但长久以来被压抑着。因而，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点燃他们的热情，让他们的创造性以更大胆的方式表达出来。
经济观察报：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情况是怎样的？
吴冲：我们有三个资金池，一个是项目池，一个是运营储备池，一个是行政及长期储备基金。比如，指定捐款人冠名一间梦想中心，捐了10万元，其中的7万元是硬件投入，3万元是3年的运营费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通过各种努力，比如说批量生产，节约了建设成本，或者找到厂商捐赠了一部分的建材，那么建设成本就会节约下来，这部分节约下来的钱，按照我们的内控规则就会进入运营资金池。运营资金池其中最原始的一部分是10万元捐款中的3万元，因为梦想中心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件，还包括后续的教师培训、课程开发，有各式各样的教师学生的奖励。这个运营投入是长期的，而不是三年以后就没有了，但我们又不可能让捐赠人无限制地支付运营的费用。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储备来支持，除了节约的建设成本，我们还会争取一些企业对运营项目专项的捐款。
经济观察报：在劝募过程中，你们感觉到捐赠的企业或个人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潘江雪：我觉得，不同的机构关心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最核心的一个是看你的项目是不是符合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定位。比如一家关心老年人发展的公司，我们基金的关注方向和它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方向不符合，即使我们做得再好，它也不可能把这个钱拿给你做教育。
经济观察报：真爱梦想基金会为什么会和不少基金保持合作的关系？你们之间在劝募领域不会存在竞争关系吗？
潘江雪：中国的公益行业目前还很单薄，参与的主体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我们和同行之间本质上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的伙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不少基金都涉足教育领域，如果大家都需要图书，单一项目的购书成本是多少？如果我们抱团，批量采购，那成本就可以大大下降。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很多个省份的网点选择都是当地公益机构帮我们做的，他们在当地有很深厚的基础，就好过我们自己派人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区域，我们提供梦想中心的捐助，又提高了这些机构在当地的成绩。我们相信，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会增进整个行业的效率。
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两种，专业合作伙伴和公益合作伙伴。这两个合作的伙伴各有分工。有些企业有自身的专业能力，比如说律师、会计师、设计师、物流运输、广告设计，他们是出服务或是出产品的，它跟我们的合作并没有现金的往来，但是，他们的人力资源或者产品的投入也是一种捐赠，这一类我们称为“专业合作伙伴”。而公益合作伙伴是直接捐钱，比如说大多数的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捐款人，主要是认同我们在教育公益领域的理念和执行力，通过捐款来表达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观传递。
经济观察报：国内慈善基金自己做项目运作的方式普及吗？
潘江雪：在我们看来，执行型基金会和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分工，现在正在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大型的基金会，无论是大企业出资还是公募，大多数逐渐转向拨款和项目资助，而真爱梦想这种主营业务专一明确、直接提供特定公益产品的基金，会成为执行型基金会。这两者的区别，其实类似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执行型基金会就是公益领域的上市公司，而挑选好的项目、组合拨款的基金会就相当于是证券投资基金。二者所需的专业能力和组织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感觉，目前国内执行型基金会的发展，落后于拨款型基金会的发展，也就是说，投资基金比较多，主营业务明确的上市公司相对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