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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规划出错催生市场
Posted 周一, 2014年 04月 14日 By ChangCe
周其仁：规划出错催生市场
不论叫“计划”还是“规划”，一旦拥有“合法强制力”，仿佛有如神助，就再也不会出错。更厉害一点，就算出错也可以不认账，横竖有权削足适履，让现实改得符合计划或规划，不就又对了？久而久之，高高在上的“规划”，可以完全不拿市场当回事。
真有这档子事吗？让我找点经验来查验一番。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位同学因为家里“换房”到别处去上学，与大家伙拜拜了。那是1964－65年的上海，“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已经看不见了，而“文革”还没有到来，应该是经济运行最正常的年代。“换房”何来？就是家长们在工作单位附近发现可以互换的住宅，条件合适对换成功，就可以免去每天上下班长时间“轧电车”的劳顿。家里换了房，学生就近上学，只好与原来的同学道别。
在那个年龄段，相处不错的同学少年要分手，煞是难过。自然会问：早不换、晚不换，为什么偏偏同学几年之后才换房？现在当然懂了：无非是工作场所与住家这两个位置的“配置”——如果合理规划一下，人人就近工作，还要“换房”作甚？
在计划经济下，让每个人的工作地点靠近住宅，合理配置一下很容易吧？“换房”的记忆说，绝不容易。那时家长们的工作当然是国家分配的，也没有“跳槽”一说，职工分到哪里就像螺丝钉拧到机器上一样，稳定得很。即便如此，工作单位总还有些许变动：新厂子建得比较远——那时的“大上海”其实很小，闵行就是老远的郊区了——工业布局有调整。更大的问题，虽然住宅全部国有化了，但各家住在哪里，很大程度还是历史给定的。“棚户区”尚有几十万人之众，哪是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的？结果，从城市这头到那头“轧电车”上下班的不是少数。
“换房”应运而生。记得电线杆上有些小广告，简单而朴素，远不似今天某些地段的“牛皮癣”那么密集和扎眼。不过功能是一样的：寻找合适的交换对象。说是“市场”，太隆重其事了，因为“换房”完全不以货币为媒介，一律的实物信息——多大面积、开间如何、是否向南（阳光）、在市区的位置与地段。至于更复杂的诸如产权更名之类，怕要面谈才搞得清楚。反正，物物交换殊为不易。换成的很侥幸，更多换不成的，继续轧电车就是了。
几年后上山下乡，“大批资本主义”震天响。自留地、集市、小买卖一概成了资本主义。老乡就是养个鸡、卖几只鸡蛋换点零花钱都不行。那年头批刘少奇是走资派，到了黑龙江乡下，农民家庭养鸡养猪就成了“养了个刘少奇”，要批斗！不过实际生活里，“自发的资本主义”年年批、年年斗，可还是年年有。为什么？“计划”满足不了吃鸡吃蛋的需求。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一位同事考上了，大家总要送行一下吧？黑灯瞎火骑车10里，想到附近一个生产队买只鸡。大冬天里的屯子一片黑，找来找去只有一家亮着灯，敲开门说明来意，不料人家是路线教育工作队正在开会，撞到枪口上了。好在听明来意，工作队头头深明大义——你们到左起第四家买吧，他家的鸡肥！
后来才晓得，计划经济下“换房”、买小鸡都不过是小菜。换钢材、换煤炭、换粮食、换工业原材料等等才是大头！为什么“计划分配”之余还要“交换”？答案是计划常出错。譬如配给上海的钢材多，配给河南的粮食多，那上海以钢换粮、河南以粮换钢，岂不皆大欢喜？比较麻烦的是，倘若上海不缺粮缺电，河南不缺钢缺设备，沪豫两家就谈不拢啦。也有办法，多拉几家一起来玩，需求量大了，结构复杂了，“总有一款适合你”。再后来，各省市都安排一帮子能干的官员搞物资串换，还为专司其职的衙门起了好名字——“协作办”。打听一下，计划体制下哪里没有“协作办”？再追问一句：计划经济无所不能，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协作办”？“改革开放”，其实是很书面的语言。口头文学程度比较高的，叫“搞活经济”。那一个“活”字了得！过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人是生产力里最活跃的因素”，大家背得滚瓜烂熟，但存在决定想象力，在讨饭也要开封介绍信的年代，“人的因素”究竟可以“活”成个什么样，真想不出来。一旦“搞活”，才明白，“活”就是自由——劳动自由，种植自由，发展副业工业乡镇企业自由，长途贩运自由，办民营公司也自由。本专栏引证过，对城乡中国最了不起的政策，是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中国终于打开了“人往高处走”的大门。
经济活了，特别是人“活”了，计划与规划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我看过的城市规划，不论其他，单一个变量“规划人口”，与实际发展脱节之远，就不可以道里计。信手举几例。2005年初，《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该规划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达到1961.2万人，提前10年“实现”规划。上海市的规划也经过国务院批准，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但去年上海人口就达2500万。广州规划到2020年控制人口在1500万，但2012年就达1600万。深圳得到批准的规划人口，2020年为1100万；去年我们在当地调查，问业内行家现在多少人了？一说1500万，一说1800万。
这也非为中国所独有。上两周为辨析“建筑不自由”等怪论，把《英国城乡规划》找来读，其中赫然记录，“1960年预测的20世纪末的英国人口为6400万，而到1965年预测数增加到了7500万”（第27页）——不过区区五年时间，一个国家人口的预测数增加了17％。相比之下，1811年纽约市的第一个规划反倒高明不少，当时该市人口仅3.2万人，规划到1850年增加到50万人（40年增加十几倍！），但实际上，到时纽约人口为60多万！再加一例，新加坡的“国家控制力”举世知名，原规划2020年总人口400万，但实际上现在就超过了500万。我问他们市区重建局的官员，你们有国界海关，控制人口移入的成本低，何以如此失控？回答是全球金融危机，让新加坡赶上了吸纳全球高端人才的天赐良机！
这么说也许妥当：凡发展强劲的城市，人口预测数总是远低于实际人口数！这或许称得上是一条“好城市定理”。与其对称的，当然还有“不好城市定理”——凡发展不怎么样的城镇，实际人口大大低于当局预测或希望达到的人口数。不用再问为什么了吧？反正与上文点到的经济搞活、人也搞“活”有关。老话没错，“人挪活”，但人究竟向哪里挪，又到哪里定居，上帝说了也不算。
问题来了。规划人口远离实际，接下来的一连串难题是怎样解决的？须知规划人口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先预测多少人、按人均100平米安排占地、再安排交通、住宅、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绿地、文化设施等等。现在实际人口比规划人口多出来的缺口，动不动以千万计，这些冒出来的活人如何在城镇生活？
答案就是本文的标题——规划出错催生市场。“市场”固然没有“规划”那么具有权威性、强制力以及知识上的高度自负。可是，自愿、自由并自发的市场，更富有弹性。当更多人口相互竞争因规划出错未能及时提供的土地、空间以及其他稀缺资源时，有关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上升，同时刺激供给并抑制需求。无论在哪里，在画得漂漂亮亮的规划里找不到位置的人，总可以在熙熙攘攘、有时嘈杂、混乱、“无序的”市场里求得一席之地。天晓得，那漠视市场的“规划”，其实恰恰是靠了市场才维系住自己的脸面。
不论叫“计划”还是“规划”，一旦拥有“合法强制力”，仿佛有如神助，就再也不会出错。更厉害一点，就算出错也可以不认账，横竖有权削足适履，让现实改得符合计划或规划，不就又对了？久而久之，高高在上的“规划”，可以完全不拿市场当回事。
真有这档子事吗？让我找点经验来查验一番。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位同学因为家里“换房”到别处去上学，与大家伙拜拜了。那是1964－65年的上海，“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已经看不见了，而“文革”还没有到来，应该是经济运行最正常的年代。“换房”何来？就是家长们在工作单位附近发现可以互换的住宅，条件合适对换成功，就可以免去每天上下班长时间“轧电车”的劳顿。家里换了房，学生就近上学，只好与原来的同学道别。
在那个年龄段，相处不错的同学少年要分手，煞是难过。自然会问：早不换、晚不换，为什么偏偏同学几年之后才换房？现在当然懂了：无非是工作场所与住家这两个位置的“配置”——如果合理规划一下，人人就近工作，还要“换房”作甚？
在计划经济下，让每个人的工作地点靠近住宅，合理配置一下很容易吧？“换房”的记忆说，绝不容易。那时家长们的工作当然是国家分配的，也没有“跳槽”一说，职工分到哪里就像螺丝钉拧到机器上一样，稳定得很。即便如此，工作单位总还有些许变动：新厂子建得比较远——那时的“大上海”其实很小，闵行就是老远的郊区了——工业布局有调整。更大的问题，虽然住宅全部国有化了，但各家住在哪里，很大程度还是历史给定的。“棚户区”尚有几十万人之众，哪是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的？结果，从城市这头到那头“轧电车”上下班的不是少数。
“换房”应运而生。记得电线杆上有些小广告，简单而朴素，远不似今天某些地段的“牛皮癣”那么密集和扎眼。不过功能是一样的：寻找合适的交换对象。说是“市场”，太隆重其事了，因为“换房”完全不以货币为媒介，一律的实物信息——多大面积、开间如何、是否向南（阳光）、在市区的位置与地段。至于更复杂的诸如产权更名之类，怕要面谈才搞得清楚。反正，物物交换殊为不易。换成的很侥幸，更多换不成的，继续轧电车就是了。
几年后上山下乡，“大批资本主义”震天响。自留地、集市、小买卖一概成了资本主义。老乡就是养个鸡、卖几只鸡蛋换点零花钱都不行。那年头批刘少奇是走资派，到了黑龙江乡下，农民家庭养鸡养猪就成了“养了个刘少奇”，要批斗！不过实际生活里，“自发的资本主义”年年批、年年斗，可还是年年有。为什么？“计划”满足不了吃鸡吃蛋的需求。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一位同事考上了，大家总要送行一下吧？黑灯瞎火骑车10里，想到附近一个生产队买只鸡。大冬天里的屯子一片黑，找来找去只有一家亮着灯，敲开门说明来意，不料人家是路线教育工作队正在开会，撞到枪口上了。好在听明来意，工作队头头深明大义——你们到左起第四家买吧，他家的鸡肥！
后来才晓得，计划经济下“换房”、买小鸡都不过是小菜。换钢材、换煤炭、换粮食、换工业原材料等等才是大头！为什么“计划分配”之余还要“交换”？答案是计划常出错。譬如配给上海的钢材多，配给河南的粮食多，那上海以钢换粮、河南以粮换钢，岂不皆大欢喜？比较麻烦的是，倘若上海不缺粮缺电，河南不缺钢缺设备，沪豫两家就谈不拢啦。也有办法，多拉几家一起来玩，需求量大了，结构复杂了，“总有一款适合你”。再后来，各省市都安排一帮子能干的官员搞物资串换，还为专司其职的衙门起了好名字——“协作办”。打听一下，计划体制下哪里没有“协作办”？再追问一句：计划经济无所不能，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协作办”？“改革开放”，其实是很书面的语言。口头文学程度比较高的，叫“搞活经济”。那一个“活”字了得！过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人是生产力里最活跃的因素”，大家背得滚瓜烂熟，但存在决定想象力，在讨饭也要开封介绍信的年代，“人的因素”究竟可以“活”成个什么样，真想不出来。一旦“搞活”，才明白，“活”就是自由——劳动自由，种植自由，发展副业工业乡镇企业自由，长途贩运自由，办民营公司也自由。本专栏引证过，对城乡中国最了不起的政策，是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中国终于打开了“人往高处走”的大门。
经济活了，特别是人“活”了，计划与规划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我看过的城市规划，不论其他，单一个变量“规划人口”，与实际发展脱节之远，就不可以道里计。信手举几例。2005年初，《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该规划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达到1961.2万人，提前10年“实现”规划。上海市的规划也经过国务院批准，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但去年上海人口就达2500万。广州规划到2020年控制人口在1500万，但2012年就达1600万。深圳得到批准的规划人口，2020年为1100万；去年我们在当地调查，问业内行家现在多少人了？一说1500万，一说1800万。
这也非为中国所独有。上两周为辨析“建筑不自由”等怪论，把《英国城乡规划》找来读，其中赫然记录，“1960年预测的20世纪末的英国人口为6400万，而到1965年预测数增加到了7500万”（第27页）——不过区区五年时间，一个国家人口的预测数增加了17％。相比之下，1811年纽约市的第一个规划反倒高明不少，当时该市人口仅3.2万人，规划到1850年增加到50万人（40年增加十几倍！），但实际上，到时纽约人口为60多万！再加一例，新加坡的“国家控制力”举世知名，原规划2020年总人口400万，但实际上现在就超过了500万。我问他们市区重建局的官员，你们有国界海关，控制人口移入的成本低，何以如此失控？回答是全球金融危机，让新加坡赶上了吸纳全球高端人才的天赐良机！
这么说也许妥当：凡发展强劲的城市，人口预测数总是远低于实际人口数！这或许称得上是一条“好城市定理”。与其对称的，当然还有“不好城市定理”——凡发展不怎么样的城镇，实际人口大大低于当局预测或希望达到的人口数。不用再问为什么了吧？反正与上文点到的经济搞活、人也搞“活”有关。老话没错，“人挪活”，但人究竟向哪里挪，又到哪里定居，上帝说了也不算。
问题来了。规划人口远离实际，接下来的一连串难题是怎样解决的？须知规划人口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先预测多少人、按人均100平米安排占地、再安排交通、住宅、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绿地、文化设施等等。现在实际人口比规划人口多出来的缺口，动不动以千万计，这些冒出来的活人如何在城镇生活？
答案就是本文的标题——规划出错催生市场。“市场”固然没有“规划”那么具有权威性、强制力以及知识上的高度自负。可是，自愿、自由并自发的市场，更富有弹性。当更多人口相互竞争因规划出错未能及时提供的土地、空间以及其他稀缺资源时，有关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上升，同时刺激供给并抑制需求。无论在哪里，在画得漂漂亮亮的规划里找不到位置的人，总可以在熙熙攘攘、有时嘈杂、混乱、“无序的”市场里求得一席之地。天晓得，那漠视市场的“规划”，其实恰恰是靠了市场才维系住自己的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