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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必：“幸福”竟如此简单
Posted 周一, 2014年 01月 06日 By ChangCe
范必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研究司副司长
王尔德是市场化媒体中为数不多的、专注于改革的著名记者。拿到他发给我的《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电子版之后，便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将它读完。
书中汇集了他自2010年以来就改革问题对一些国内外著名专家的采访录。通过亲历者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改革决策历程的艰难曲折。很多在一线工作的学者、官员向读者介绍了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中既有对改革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也有很多富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这些采访中，尤以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的篇目为多。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进一步部署。紧接着，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讲话中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被部分网友评为年内“最令人鼓舞的语录”。“改革红利说”自此响彻了中国，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商界，从国内到国外，各界有识之士对改革抱以极大的热忱和期许。值得欣慰的是，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定。新一轮改革大潮即将汹涌而至。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向市场化不断迈进的改革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五大”确立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加入WTO，以及近十几年来，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民生、社保、医疗、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每一次改革无不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成为推动我们伟大时代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但是时至今日，小平同志强调的“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一改革基本任务尚未完成，有些地方还相距甚远。拿最近一年多出现的经济下行来说，学界对此有多种解释，如人口资源红利消失、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周期影响、4万亿投资后遗症、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等，但对增长放缓背后的制度因素却鲜有触及。
是什么束缚了中国的生产力？过去是体制，今天仍然是体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需求层面，即投资、消费、进出口去分析经济增长。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供给角度去分析就会发现，几乎大部分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有些领域计划色彩还相当强烈，有的仍然存在“双轨制”，抑制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里试举几例：
一是土地。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就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是中国的土地供给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交易和流转也受到很多限制。计划管理的结果是造成短缺，这已为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所证实。土地越短缺，越会造成地价上涨，随之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二是能源和矿产资源。除煤炭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外，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和价格由政府制定，电网成为电力收购和销售的唯一企业；油气的区块获得、管网运输、流通、进出口权仅归个别企业拥有。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就在所难免了。在北美页岩气革命后，美国的能源价格下降，制造业出现复苏。这对于靠低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中国来说，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是劳动力。随着某些法规的实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我国的社保费率（“五险一金”）已超过40%。假如一个职工税前工资是1万元，企业就要为他支出1.4万元。此外，还有最低工资定期增长等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自然上涨。
四是资本。中国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高的国家，利率也是世界上比较高的。面对美国、日本的零利率，中国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5%左右，民间借贷成本远远高于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存在大量抑制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管制措施。
此外，在科技创新方面，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促进民间投资、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出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势头。
这些问题带来了“供给抑制”，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没有分清与市场活动的界限。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行政许可繁杂，出现了宏观管理“微观化”和“以批代管”的现象。加上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不高，极大地抑制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
因此，当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红利”说时，得到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响应，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赢得了企业界的广泛欢迎。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第二天，全球最大的航运企业马士基公司即派人来注册航运管理公司。他们没想到，公司只需备案，不需像以前一样层层审批，资金结算中心可同步入驻，外汇、汇率与国外接轨。他们惊呼：“幸福来得太突然！”不知道中国的改革者们有没有想到，企业需要的“幸福”竟如此简单。
本文摘自《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王尔德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王尔德是市场化媒体中为数不多的、专注于改革的著名记者。拿到他发给我的《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电子版之后，便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将它读完。
书中汇集了他自2010年以来就改革问题对一些国内外著名专家的采访录。通过亲历者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改革决策历程的艰难曲折。很多在一线工作的学者、官员向读者介绍了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中既有对改革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也有很多富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这些采访中，尤以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的篇目为多。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进一步部署。紧接着，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讲话中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被部分网友评为年内“最令人鼓舞的语录”。“改革红利说”自此响彻了中国，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商界，从国内到国外，各界有识之士对改革抱以极大的热忱和期许。值得欣慰的是，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定。新一轮改革大潮即将汹涌而至。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向市场化不断迈进的改革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五大”确立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加入WTO，以及近十几年来，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民生、社保、医疗、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每一次改革无不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成为推动我们伟大时代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但是时至今日，小平同志强调的“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一改革基本任务尚未完成，有些地方还相距甚远。拿最近一年多出现的经济下行来说，学界对此有多种解释，如人口资源红利消失、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周期影响、4万亿投资后遗症、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等，但对增长放缓背后的制度因素却鲜有触及。
是什么束缚了中国的生产力？过去是体制，今天仍然是体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需求层面，即投资、消费、进出口去分析经济增长。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供给角度去分析就会发现，几乎大部分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有些领域计划色彩还相当强烈，有的仍然存在“双轨制”，抑制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里试举几例：
一是土地。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就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是中国的土地供给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交易和流转也受到很多限制。计划管理的结果是造成短缺，这已为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所证实。土地越短缺，越会造成地价上涨，随之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二是能源和矿产资源。除煤炭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外，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和价格由政府制定，电网成为电力收购和销售的唯一企业；油气的区块获得、管网运输、流通、进出口权仅归个别企业拥有。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就在所难免了。在北美页岩气革命后，美国的能源价格下降，制造业出现复苏。这对于靠低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中国来说，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是劳动力。随着某些法规的实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我国的社保费率（“五险一金”）已超过40%。假如一个职工税前工资是1万元，企业就要为他支出1.4万元。此外，还有最低工资定期增长等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自然上涨。
四是资本。中国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高的国家，利率也是世界上比较高的。面对美国、日本的零利率，中国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5%左右，民间借贷成本远远高于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存在大量抑制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管制措施。
此外，在科技创新方面，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促进民间投资、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出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势头。
这些问题带来了“供给抑制”，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没有分清与市场活动的界限。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行政许可繁杂，出现了宏观管理“微观化”和“以批代管”的现象。加上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不高，极大地抑制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
因此，当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红利”说时，得到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响应，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赢得了企业界的广泛欢迎。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第二天，全球最大的航运企业马士基公司即派人来注册航运管理公司。他们没想到，公司只需备案，不需像以前一样层层审批，资金结算中心可同步入驻，外汇、汇率与国外接轨。他们惊呼：“幸福来得太突然！”不知道中国的改革者们有没有想到，企业需要的“幸福”竟如此简单。
本文摘自《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王尔德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