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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人的末日恐慌
—— 我的美国同学不再谈什么新媒体创业了
高昱

没想到，一张很少被上海以外的读者看到的报纸停刊，会引起国内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片哀鸣。而且很具说服力的是，这一波唱衰传统媒体的一些重头文章，都是由知名的前媒体人士写就的，他们还以自己“逃离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现身说法，鼓动同行们早作打算，或者转行新天地，或者投身新媒体未知的蓝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固守传统媒体是等死，投身新媒体是找死。与其等死，不如找死。”
其实这种恐慌，美国同行遭遇得更早。根据2013年美国一家职业研究网站公布的调查结果，报纸记者取代了伐木工人，成为200种职业中最糟糕的工作。
我老婆曾经历“过五关斩六将”般的艰难，申请到了哈佛大学尼曼访问学者项目，这一项目每年招录12名美国记者和12名国际记者。因为我跟他们都是同行，平时会一起上一些课，相互交流也比较多。在我们中间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传统媒体和从业者的出路。
这些已经在各自媒体工作十年以上的记者，到哈佛访学基本都是停薪留职。课程还没开始，一位在新奥尔良做美食记者的同学就接到了裁员通知，他们报纸要停止纸媒出版，只做电子刊，50%的员工要另谋出路。之后的一年中，又有多名同学所在媒体发生变故：先是《新闻周刊》杂志停止出版；然后是有140年历史的《波士顿环球报》被纽约时报公司以7000万美元出售——尽管20年前收购该报时的花费11亿美元；还有一名德国同学就职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也被其母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宣布与《纽约时报》合并；到今年夏天，班上最德高望重的“白宫记者”，其东家《华盛顿邮报》也被格雷厄姆家族卖给了互联网大亨、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

我一开始还疑惑，东家易主，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常有的事吗？要是经营不善，能找个有钱的主接手，大家的收入不是更有保障吗？美国同学告诉我，没这么好的事。报社被收购，新东家首先就会裁员以控制成本。这几年，被裁的大户，基本是三个部门：摄影部、驻外记者站和调查报道部。
以《波士顿环球报》为例，记者们被要求学会使用自己的iPhone手机，拍出可以刊登在报纸上的新闻图片，可能效果没有专业摄影师拿专业相机拍出的好，但报纸上登出来的黑白照片，也没那么多讲究不是？而驻外记者花费巨大，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全球新闻竞争早就过了报社之间抢独家的时代；调查报道虽然容易拿普利策新闻奖，可以给报社带来美誉度，但同样现实成本远大于虚无缥缈的美誉度。
饱受冲击的美国媒体不是没有想过自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大报都给自己的网络版设置过收费墙，希望通过网络收费阅读的方式，缓解读者阅读习惯改变带来的发行量下滑，并吸引广告商将从报纸撤下的广告投放到网站上去。但只有《纽约时报》在不断变卖资产的情况下熬了下来，其他曾经自以为拥有忠实读者的纸媒，都眼看着订阅收入和广告收入同比下滑。收费墙不仅没增加多少网络版订阅，人家连你的网站都不上了，也就是iPad版还多少能通过苹果的App Store收点钱回来，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
媒体作为大船掉头太难，媒体人的自救则要灵活得多。
班上有两个同学之前已经开始了尝试。一位美国同学和她曾在Google供职的老公一起，创办了一个“凶杀记录”网站，以“数据库+地图”的形式，记录在华盛顿各个街区发生的凶杀案，既对这些恶性事件和受害者进行追踪报道，又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这座城市哪些地段不安全、犯罪率高，对于商业企业和购租房屋的民众都有参考价值。
另一位法国同学是欧洲非常著名的摄影记者，他的老婆是法国一家图片社的前图片编辑，他们创立的网站走的是众筹路线，邀请他们认识的摄影师在网站上发布自己想拍摄的主题和计划，吸引对这些图片报道主题感兴趣的媒体和个人出资资助他们。我们在听他们讲自己的新媒体创业计划时，都觉得这既有社会价值，又有商业价值，而他们投入积蓄维护的网站也都有不错的人气和浏览量。
可惜的是，在哈佛的一年，两对创业者花费了很大精力在波士顿、纽约等地求爷爷告奶奶地寻找投资，却始终找不到“天使”。风险投资家们并不认可我们这些新闻人觉得挺不错的新商业模式，理由很简单：或许能挣到钱，但太慢、太久、太少，看不到爆发性需求和用户付费的可能性——他们是拿Facebook的溢价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苦逼新闻人的媒体梦想啊。
所以，一个学期之后，我的美国同学们都不再谈什么新媒体创业了：我们是做报道的，不是做信息的，我们会做的终究不是适合华尔街和硅谷的菜。一些同学跑到离哈佛不远的麻省理工学院学非线性编辑视频制作，准备纸媒干不成了去做电视，包括几位得过普利策奖的腕级记者；另一些同学则开始关注美国公众诚信中心这样的独立新闻调查机构。
美国现在最热门的非营利性调查性报道机构叫Pro-Publica，他们的网站于2008年1月上线，创始人是原《华尔街日报》总编辑保罗·斯泰格尔（Paul Steiger）和《纽约时报》前高级调查新闻编辑斯蒂芬·恩格尔伯格（Stephen Engelberg）。这两位业界大腕说服了一对金融家夫妇，每年资助他们1000万美元，坚持用最优秀的记者，做关于公共利益但成本高昂的调查报道，其分出来的薪酬也是业内最高，记者年薪20万美金。刚开始他们只招聘十几名记者，应聘者数千，其中不乏普利策奖得主，《洛杉矶时报》《费城问询报》等昔日大报的调查记者几乎倾巢出动。保罗·斯泰格尔骄傲地说，他们花在每个调查报道上的平均费用是50万美元。
敢于“逆潮流而动”，Pro-Publica自然硕果累累。2008年8月开始发报道，2011年和2012年就分别拿到了普利策奖，成为美国第一家获得该奖的在线媒体，2013年斩获Peabody奖（美国广播新闻最高奖）。但是随着Pro-Publica声誉日高，一年1000万美元也打不住了，听说他们正在忽悠新的资助者。
访学临结束的时候，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来给尼曼同学发结业证书。这位女历史学家对我们这些被时代潮流闹得有些惶恐的中年记者说：“世界永远不能缺少新闻，不能缺少敢于担负责任的职业媒体人。”
也许她说的是套话，也许她只是在安慰“迷途的羔羊”，但历史学家或许比我们看得更长远。互联网也好，媒体行业也罢，都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人们的需求和行为习惯变化也是进行时。媒体从来就是清贵的行当，指望它升官发财没戏，财务自由都困难。该发财的都发财去了之后，剩下来还想坚守的媒体人，应该正视的，不是一时的此消彼长，而是互联网带来的精神：对报道内容和产品形态的极致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