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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自述：每天擦桌子证明自己还活着


最近他没心情看书，而是在本上胡乱涂鸦。

“我不用坐班，几点都行。”约见面时间时，邱闻在电话里说。
11月初，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多，他便提前等候在咖啡馆里。
他说“不用坐班”有两层意思：一是平日下午三点多钟，就可以回家，工作时间自由；二是在办公室，自己经常站着—总坐着实在腻味了，屁股痛。
采访时，这位当了两年多基层公务员的人民大学高材生，好几次语速飞快地插话打岔。他解释，成天和四五十岁的人坐在一起，特别想找一个年轻人说说话。
说到这儿，他搓了搓脑门，目光呆滞看向窗外，蹦出一句无厘头的话：“此情此景，我好像之前就亲眼见过，像大话西游里重返过去的片段。”两个多月来，他时常做这种电影闪回般的“白日梦”，推测可能是“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造成的精神恍惚。
他试图与一种无形的力量抗争，让自己的公务员生涯“过得更有意义”。然而，他觉得快被打败了。
“不想累得跟孙子似的”
如果真的有月光宝盒，邱闻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
从小到大，他一直努力成为“拔尖儿的那种人。”他的家乡在北京市一郊区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成绩稳定在区重点的前三，顺利考上了人大。他的高考成绩，去清华北大绰绰有余，填报志愿时却并没考虑。
“万一差几分呢？我可不想复读。”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求稳的人，做最有把握的事儿，尽量规避风险。他承认，这多少在潜意识里影响了的求职选择。
大学四年过得很迷茫，一直“没想明白未来的路”。毕业季，班里的同学基本选择出国、读研深造，或者去外企、银行。家里并不富裕，他不打算考研。而外企工作压力大，他英语又差，也放弃了。
他随了大溜儿，拿到两个银行的0ffor，最终和建设银行签了合同。他并没有太大热情，“归根结底是个服务行业，每天的重复性劳动多，创造性工作少。”
在人大的图书馆，抱着公务员复习资料埋头苦读的人也不在少数。班上近大半同学都参加过国考，也有人成功进入了财政部、发改委等单位。他的老家，没有几个大企业，公务员被视为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邱闻既想试试，又有点抵触，“也许是负面性的报道看多了。”
2011年2月初坐车回家，邻座一位大哥随口开导他：“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实情。”邱闻琢磨—反正工作已经定了，那就试试呗。
两周后，他草草复习便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目标是一个镇政府的岗位。因为是郊区，竞争没有中心城区那么激烈，一共60多人报考。他以笔试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本应是三取一，可排他后面的两个人没来面试，弃权了。接到录取通知后，他把一系列巧合归结为“命运的安排”。
他交了违约金，和银行解除合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并不觉得可惜。工作所在地离家不远，父母岁数大了，身体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里，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妈，“这比赚很多钱更重要。”
除了家庭，还有一个因素。在银行实习的时候，他时常看到客户冲着柜员、大堂经理争吵甚至责骂。如果他选择在银行工作，入职第一年，基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还得天天站着。“我不想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他说。
座位之争
邱闻是几年来镇上唯一新入职的公务员。
他的部门是宣传信息科，负责信息发布管理和公文起草，一共三个人。
原来的科长调入区里任职，空出了个岗位。科长的职位，却暂时没人顶替。两位同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士负责网站，是事业编；另一个女孩没编制，协助帮忙。
邱闻很快发现，两位同事态度不冷不热的。“按资历，她俩是我的前辈，比我有工作经验；按编制说，我是科里仅有的正式公务员，拥有升职机会，而她们没有。”
很自然的，年头最长的事业编姐姐，行使起“代理科长”的权力。
自己的第一篇消息稿，写镇秋季运动会。他按照网站上的范文，一句一句模仿。
交给“代理科长”过目，换来一阵痛批，说像“xx日，秋高气爽”这类表达，没有一点意义，删。一共两百多字，重写。他没吭声，照办了。可总觉得，那态度不像提意见，更像“杀威棒”。
好在，这类工作不算难事儿。科室里有台佳能350D的单反，他同时负责拍照片。原则就一条，无论会议或视察，必须保证领导在中间，避免拍到领导眯眼、走神。
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有兼职。比如，顶替一个副镇长的儿子参加高中会考。他心里不情愿，却不敢说出来。战战兢兢到考场才发现，监考老师根本不管。最后考了高分，副镇长一下记住了他。
邱闻越来越受重视。一有镇政府内部的饭局，就有几个部门主任招呼他坐在自己旁边。他一般会婉言谢绝，而选择和年轻同事坐一块。他想保持点独立性，不想站队。
麻烦还是找上门来。此前外出办事儿，接待单位向来都会安排车把他送回去。有次去采写一个偏远乡镇企业的先进事迹，不巧，受访的总经理有急事儿要处理，便撂桌上50块钱，说留给他打车，转身就走了。邱闻从没碰见过这种情况，身上又没带钱和公交卡，脑袋嗡的一声，懵了。
这分明是颗炸弹啊！他赶紧打电话求助“代理科长”。“你怎么能收钱呢！”不由分说，对方就给定了性。他立马追上去退了钱，硬着头皮，让人家从别处安排了一辆车。
回来时，组织部领导和“代理科长”等候多时，你一言我一语，开了个“教育批斗会”。“我本来就没接那钱，第一时间就汇报请示。”他挺郁闷，觉得“代理科长”“扣顶高帽子，还打小报告。”
不久，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一场暗战。
科室分为里外两个屋子，里屋以前是科长单独的办公桌，因为空着，邱闻来的时候便坐在这儿。某天，“代理科长”提议：“咱俩能不能换个位子？”邱闻搪塞过去了。后来，又问了好几次。他脾气上来，态度强硬地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早就默认了她的领导地位，没必要再搞这种形式主义。而且这事关尊严，如果退让，今后就别想在科里抬起头来。
此后，科室一有集体讨论，两位“前辈”的意见总和自己相反，他觉得被孤立了。直到第二年，部门又进了位公务员，邱闻主动和新同事“走得很近”，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比一变成二比二，形成微妙的平衡。他说话的嗓门，也渐渐大了。
以前，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拉山头”行为。
笔杆子是如何炼成的
一场硬仗，把邱闻磨成了全镇第一笔杆子。
他工作所在的镇，是新兴产业区的核心地带，享受到诸多政策资金支持，算是个明星镇，经常有领导来视察。
一次，一名中央领导要来镇里视察。这几乎是镇里接待的级别最高的领导，邱闻被指定写汇报材料。
邱闻是被逼着仓促上马的。这与大学里成天打交道的财务报表、金融理论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必须得写好这份材料，因为“代理科长”和他，被要求各以一个重点村为对象写份材料，两份材料，择优录取。周日，邱闻参阅历年的资料，从早写到晚。然后由副主任修改，上交给镇领导，又转到区里。最终，确定采用他写的那份。
周一，镇党委副书记提出修改意见：结构还不够精简，重点不突出，“这次是高级领导来，得提炼出贴合其主抓工作的主题。”邱闻不敢怠慢，改完又请“代理科长”再修改。
第二天，副书记不满意，要求邱闻自己改：“像免费公共浴池这类事儿，别的镇都在做，已经不新鲜，删。”这次邱闻摸出点门路。当晚8点多改完，副书记比较满意，稍改便交由党委书记过目。书记做过十多年的文字工作，给不少升迁的领导写过材料，就挑出俩错别字。
“这是第五次”邱闻提醒自己，“仅仅是个开始。”
那一天下午，正要下班，副主任突然叫住他：“小邱，先别走，书记、副书记去区里开会，没准要传达新指示。”当晚，一位区领导到镇里开紧急会议，批评道：“没有魂儿，只有经验性的东西，没有总结性的东西。”坐两边的镇领导们，脸色很难看。最后，镇党委书记琢磨出“四个化”，邱闻按着这个大方向继续改。
第六次，他实在改不动了，因为村里的实际情况，很难硬套进这“四个化”里。第七次，副书记便亲自带着他改。可另一位区领导看了，一句句抠得更细，建议加入民生领域的成果。只得进行第八、九次大改。
两天之后，市里派人来开会，又提了一箩筐意见。第二天，大领导的秘书前来主持会议，场面很大，市、区和镇负责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邱闻也参加了。秘书提出，这“四个化”，没有亮点，得找出能在全国推广的经验，比如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能共同享受到的福利。
邱闻很无奈—实际本就存在不平等。非要说一个，他只想到免费发放计生用品。镇副书记耳语：“人家知道领导在想啥，就按他说的改。”
这一回，加进了“流动人口也可免费进入村阅读室”之类的待遇。“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材料层层递交，又小改三次，终于再没人提意见了。“为这3000字，耗时半个月，前后开了五次大会，一共修改13次。”他总结。
随后，镇领导、村主任和村民各自分工，排练报告的内容。开始是看着纸条念，后来脱稿，要求不能磕巴，还得自然。按照设计，大领导“恰巧”会碰见村图书馆里看书的一位外来户，并“偶遇”村口的大舞台上，一对正在进行婚礼彩排的新人。
视察那天，邱闻级别不够，没能去现场。后来这件事儿上了电视，他多少有些成就感。他隐隐觉得，大领导可能也知道这是在演戏。
此后镇里一有大事，都直接找他写材料。
非典型公务员
两年之后，邱闻选择离开。
当时，姥姥、姥爷重病一场，他想离家更近些。而且，他再也不想写材料了。尽管区里传来消息，自己很快会被调入区组织部。
他又一次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老家所在区的某局录用，随后分配到一个山区镇的下属所。
他笑称，自己现在是“非典型公务员”。
说是个所，其实就两个人，在镇政府的一个小办公室上班。邱闻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大姐，性格朴实直爽，平日里很关照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各村、企业月初上报的数据，录入到表格里，月底发给区上级单位里。
这份工作，出乎意料的轻松。
“熟悉之后，这点活儿我最快一天能完成。”他撇起嘴。因为“不能容忍低效率”，月初几天，他就会提前完成工作。
大把的时间该干点儿什么？他用学习和考试来填补。
起初，他复习大学时期一直想考的注册会计师，过了一阵忙碌而充实的时光。考下了证，却又进入没事可做的空虚期。
这一阵儿，他又买了不少法律专业书籍，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本来，他还打算考个金融分析师，一听说报名费小一万，暂时放弃了。
他的办公桌成了课桌，可办公室却不像教室。
午休过后，大姐会打打电话，上上网，等待三点钟左右的“茶话会”。镇政府各部门有一群与她同龄的妇女，到时候会三五成群地聚在这儿，东家长西家短的—谁谁又提职称了，多赚五百块钱；某个领导连孩子都有了，却还买不起房子……
这让他有点小失落，当公务员就为那几百块钱吗？怎么成天就是比来比去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不过，一听到邱闻看书时有节奏的翻页声，大姐便会略有些尴尬地招呼：“小邱，时间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这儿乱嚷嚷，别影响你学习。”他也早等着这句话呢，应承一声就快速离开了。
时间久了，每到下午三点多钟，他就会主动张罗：“大姐，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忙着，我撤啦。”
“篮球巨星科比为什么那么成功？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洛杉矶凌晨3点的模样。”他调侃，“你知道我们那儿下午三点多钟的模样么？我见过，天天都见。”他手机上有不少沿途的照片，这一路都是观光景点，他下班回家跟自助游似的。
去年，他拿出几年来的工资，父母又出一部分，买了辆轿车。家里没剩多少积蓄，可他却还挺乐观。邱闻的工资不到5000，单位吃饭一顿一元钱，还提供宿舍，抛开每月的油钱和开支，一个月能剩3000多，“我又不打算买房，日子过得挺好”。
之前，不少领导、同事给他张罗过对象，被谢绝了。他怕耽误人家女孩。因为好多事情，自己还没想太明白。
抗争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落款写着：邱闻。
信纸发黄裂口，字迹也快褪色了。大学的迷茫期，他便把这张纸贴在写字台的窗前。把自己名字写上去，是希望能成为诗句描写的那样。几年过去，四个边角已经贴了好几种胶带。“我老怕粘不结实。”说着，他拿手指用力按了按。
最近心里的那股浮躁，却怎么按都下不去。
考注册会计师前最紧张的时候，如备战高考那般辛苦，却很踏实。每天4点起床背概念，7点30分结束学习。8点到单位便开始做题。回到家，继续学习。晚上，他会拿出订阅的几份财经类报刊，读几篇深度报道。现在，他却丢了魂儿似的，处于混沌状态。
清晨5点30他准时醒，却赖到6点30再起来。6点45穿好衣服，开始发愣，陷入沉思，却“不知道自己在想啥，”一直持续到7点半。扒拉两口早饭，8点钟慢悠悠出门。
到单位，他刻意坚持擦桌子这个习惯，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8点45，他打开电脑，点开门户网站，登陆QQ和微博，看看新闻和朋友们的动态。
过了上午10点半，他甚至有种“这一天该过去了”的想法。他同样会在白纸上写些司法考试的笔记，却总有点松懈。有时候“座谈会”中午就开始了，他不想听，便出去压马路。
捱到下午3点多，逃离座位。吃完晚饭，陪母亲看新闻联播，自己主要是为了等之后的天气预报。临睡前，他还会翻翻财经报刊，因为心不静，深度报道一律不看。
晚上9点钟，为了赶紧结束混沌状态，上床睡觉，睡不着眯着。
他的目标感，越来越不明确。
他最欣赏的财经媒体人是胡舒立，那个被称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的总编辑。说起来，他学的是经济，也干过宣传，可走的路，离他向往的越来越远。
邱闻卧室里有三张桌子，其中两张摞满近百本书，大部分是经济金融类著作和企业家自传。他经常做读书笔记，但最新的一页更像是涂鸦：长江商学院，男人帮，前途，入党，结婚，编制等等，结尾处，有一个很小的、歪歪扭扭的“混”字。
高中的时候，他想未来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高考结束，他开了个补习班，给几十个初中生补课，赚了3千多块钱。现在，还时不时蹦出点想法：做山区核桃产业的深加工，高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出行陪护服务。一说起这些，他就满脸兴奋。
最近，有位成绩不错却没啥关系的同学想考事业编，又怕被黑掉。邱闻打算帮他一把，自己也去报名笔试，自己的成绩八成能进面试，到时候再弃权，没准就能挤掉一个关系户。
周末的时候，他常会和朋友骑自行车去爬野山。登上山头，邱闻每次都会发泄般地喊上两句：你过得快乐么？你这一辈子，真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吗？”
空旷的山间响彻着自己的回声，没人回答他。
过了上午10点半，他甚至有种“这一天该过去了”的想法。他同样会在白纸上写些司法考试的笔记，却总有点松懈。有时候“座谈会”中午就开始了，他不想听，便出去压马路。
捱到下午3点多，逃离座位。吃完晚饭，陪母亲看新闻联播，自己主要是为了等之后的天气预报。临睡前，他还会翻翻财经报刊，因为心不静，深度报道一律不看。
晚上9点钟，为了赶紧结束混沌状态，上床睡觉，睡不着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