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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谁“关进笼子里”？
Posted 周三, 2013年 11月 06日 By ChangCe
谁把谁“关进笼子里”？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丁学良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即从十八大前夕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年时间，是海外和中国国内对中国高层政治的期待由高潮到低潮的戏剧性时期。这种期待曲线可以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形容：就像是孩子玩的跷跷板，一头猛沉下去，另一头就被弹跳起来。中国政治跷跷板的两端，则是公众的改革期待vs.权力体系内的官员。
在习、李接班前夕，国内外对中国高层政治的走向有“春天就要来了”的期待，究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是薄熙来案的审理和宣判。中共在去年年底之前就决定要审判薄熙来，启动了司法程序。对这个中共政治舞台大玩家的审判，宣布了薄熙来依仗的那种假毛泽东式手段操纵中国政治走向的完结——这几乎是海内外的共识。
其次是基于新领导人习、李的个人背景带来的期待。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老一代中共谱系中有很高的人望，政治品格不同凡响，始终闪亮着“真改革派”的标记。国内外因此普遍相信，新领导人习近平是决不会走他父亲曾深受其害又坚决抵制的“毛左”路线的。而李克强是改革开放初老三届中凭借自己能力考上大学的，英文好，爱读书，思想活跃，熟悉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法律观念。因而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他俩的背景决定了二人接班后，马上会出现与过去“左”的保守做法一刀两断的全新局面。
第三个原因是，从1989年秋到2012年秋的这23年间，中国的政治光谱从最左端到最右端，虽然各方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有不同的判断和指望，但有一个观察是共同的：中国的官场、商场和全社会的腐败网络已经蔓延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当“腐败无所不在”成为一种全民共识，大家就对新上任的两位领导人的期待与以往大不同。无数民众觉得，十几年来中国政界高层的“击鼓传花”惯例（就是把最难办的棘手问题能拖就拖、能捂就捂，尽量扔给后来者），在新旧领导班子交替之际，定会大大改观。
火上泼油的一句话
国内外如此的巨大期待，又因为一句豪言壮语而火上泼油，那就是习近平刚接班时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中”。一把手公开说出的这句话，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广为传播，极具震撼力。人人皆知这话的内涵：这些年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有一个病根，那就是权力已经到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程度。无论是党纪国法还是道德良心，一遇上权力就成了豆腐渣工程。对于13亿中国公民，很少有什么官方辞令比得上习近平的这句话更有正能量。
这是中国政治跷跷板的第一个过程，高期待将民众的一端弹到了顶点。而这种高期待也不是完全脱离事实，中共确实有一定的动作在支撑着它，那就是新领导班子中仅次于习、李的角色——王岐山领导的“打大中型老虎”的势头。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时，很多人认为他更适合继续管经济，但我认为目前这个位子更重要，因为中共高层里会管经济的人还有，但敢于反腐败的太少。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释放的信号一直是积极的，但到了2-3月份有些信号就转了向。中国权力机关此前对微博有一定程度的放开，使未能被关进笼子里的权力之滥用丑闻被广泛曝光，短短时间内微博成为巨型的舆论动员战场，很多低中级乃至高级的掌权者被举报被调查，进入纪检和司法程序。
这就使“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宣示成为民众积极参与监督、制衡权力的真实过程，也就是民权抬头，“Empower the People”。很多人认为，“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新一届领导的真目标，让民间力量通过新的IT技术把肆无忌惮的官权制约住。这让过去二十多年里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弱势群体开始站起来了，他们的手可以操控“笼子”了。
想想看，在中国的权力场中有多少人听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胆战心惊？利用微博举报官员的越来越多，维权律师、职业记者、乃至官员中的正直者，纷纷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内幕消息，参与到这个给力的过程中。权力场中的各类角色在过去多年的跌打滚爬中，敢讲自己不滥权的有多少？享受惯了不受制约的权力的那些人，终于如坐针毡了，仿佛身边有好多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准哪一刻会爆一颗。
官场里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于能否尽可能地控制更高层掌权者的信息来源，也就是“垄断领导的耳朵”。如果中国是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型社会，最高领导就很容易直接收集信息，也易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规模效应使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机制异常复杂。这就遇到社会科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靠谁、通过什么方式、把权力关进什么样的笼子里？
“你们要关我们？先把你们关进去！”
于是到了今年的2-3月份，政治跷跷板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多年来中国“维稳压倒一切”的诸多渠道有力反击起来，这些渠道牵涉到权力的各个分支。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一大半资源都和维稳有关，权力最大的部门掌握着最重要的维稳渠道，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靠着把“不稳定的因素”关进笼子里得到特权和好处。他们掌控着如此多的维稳“笼子”，他们的核心作用就是每天24小时把“形形色色”不稳定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上报，直到中央。
在海量的上报信息面前，习、李等中共上层也无法独立判断中国社会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动乱要素和即将发生不稳定的部位。他们只能依赖“维稳压倒一切”的既有庞大体系及其子系统。在中国这样缺乏公开竞争的信息市场的体制里，只要每天有几个不稳定的“重要情况”报上去，就会改变最高层的注意力和担忧点，风向随之而转。
这个分析是根据前苏联解密的档案、海外出版的众多中共高层人士的回忆录得出的。苏联末任克格勃主席V.Bakatin教授感慨地说：在我们的体制内，谁垄断了高层的耳朵，谁就垄断了核心权力的一部分。
可以合理地推断，今年2-3月份的风向变化，多半归功于强韧的利益集团的精明反击：那些担心“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趋势发展下去、就会把他们的一切特权和好处给切除了的人，及时以“政权的稳定受到各种威胁”的针尖，刺激了上层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上层立刻警觉：不能把“关进笼子”的力量交给民间、交给公民、交给开放的多媒体、交给维权NGO。
在这个问题上，最高层同时面临着两种状况：一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全面腐败，对此新领导层在接班前已经熟知。他们非常了解在官场中要整治官权，必须运用强力的手段，但前提是不能把这个手段交给被统治者。在中国统治层眼中，“Empower the People”（民权上扬）等于乱局。“官场要大治，但民间不能大乱”，是中国历代明君（即比较明智的君主）共同的梦。他们明白治理社会最重要的是治吏，但不能容忍别人来治吏。
于是乎，快速应对“乱局”的措施亮剑了，这所谓的“乱局”被维稳体制拼命夸大，最高层非常容易被此裹挟。因此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两手硬：一手是打击严重滥权的官员，一手是打击要求政治开放、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民间人士，两者都被关进笼子里，后者更多。
在中国官方看来，必须对最易煽动民心、最易制造舆论、最易暴露官场黑幕的人士采取果断措施；比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谣言被转发500次就可获罪”。这样的司法解释“大跃进”式地高效推出，等于让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员若发现微博上有对自己权力产生威胁的信息，就能立马将“不稳定分子”先关进笼子里。
在中国，笼子有好几种，治官的笼子比较小，治民的要大得多。到了今天，前不久被推向民权期望顶端的民间力量已经重重摔下。此乃中国政治跷跷板的第二个过程。
三次春风均不度玉门关
我们该如何看待一年来的翘翘板在长时段中国政治变幻上的含义？
1989年末至今的24年里，中国经历了三届领导人，每届领导都曾给过外界一种“春天就要来了”的希望。1997年前后正值香港要回归，邓小平刚去世，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终于有了“真正一把手”的大权在握的自信。于是1997-1998年期间，江泽民派人到欧洲考察议会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有两条，以暴力改变社会的苏联道路已被证实不灵通，另一条则是欧洲的议会民主制，通过选票和议会斗争推进社会主义的目标。当时中共派人去欧洲考察，看能否从欧洲特别是北欧的经验中，学到正面的启示。当时考察的结果是，议会社会主义制度很值得中国借鉴，中国的很多半公开和内部的讨论、文章纷纷出笼。这给了外界极新鲜的感觉，传递了政治改革的“春天就要到来”的讯号。
当时恰逢美国总统克林顿为缓解本人丑闻造成的国内压力访华，中国极希望借此机会走出1989年的危机导致的国际封锁状态。于是当时出现了一种如今的中国人很难相信的局面：有些大中城市的居民到民政部门去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效仿的地方越来越多；还有人提出要求国民党回大陆参与政治竞争。然而克林顿访华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开始抓人。短暂的“春风”没戏了。
第二次“春天就要到来”是在2003年，胡温刚上台的时候。这次是因为一个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引发——SARS（非典）。中国因为SARS被几十个国家隔离，局面令人窒息，胡温费力撤了时任卫生部领导张文康的职。中国媒体大声疾呼，这次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员垄断了信息，欺上瞒下。社会共识快速形成：预防公共治理危机的前提是信息自由、舆论开放、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一个大危机带来了社会的开放，但危机一旦被控制住了，言论的局部自由就再被收回，退复至原先的境况。信息的开放是所有非民主政体中其他领域开放的必需条件。信息一收，其它免谈。于是，春天的期待再次落空。
官权、皇权与民权
习、李接班的前后，也就是从十八大前夕到2013年春，是第三次春天的信号，这次的春风也同样很短暂。本届领导层在第一任期的五年内要解决的难题很多，包括官员滥权，但解决的办法已经不打算走加强“民权”的道路，而是要走另外一条路——加强“皇权”。
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明君最想走的路。两千年里多次使用的手段，就是把控制官员的权力集中再集中，尽可能集中到最高层——“皇权”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几项措施，包括纪委高度独立于地方党委，纪委直接派特命大员下到地方整治贪官，检察和司法系统从地方财政独立出来，强化垂直领导，淡化平行领导，对全国公安部门一把手大轮换，以外地调来的负责准武装力量的官员与地方行政领导互相制衡，等等。这统统属于以强化皇权来把泛滥成灾的官权关进笼子。
习近平讲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讲了一半，下一半的含义曾被国内外寄予极高的期望。而如今看来，他的下半句还远非“让民权把官权关进笼子里”，只是让最高层来垄断笼子。“强化皇权、抑制官权、严防民权”的这一套路会有一些效果，但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多的阻碍。因为中国的超巨型社会依靠垂直皇权的强力管理，从来缺乏长期的效果。我敢断言，进行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侵蚀消解。那些被授予特权抑制地方官权的执行者们，自然而然地会逐步背离“皇权”的优先目标。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丁学良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即从十八大前夕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年时间，是海外和中国国内对中国高层政治的期待由高潮到低潮的戏剧性时期。这种期待曲线可以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形容：就像是孩子玩的跷跷板，一头猛沉下去，另一头就被弹跳起来。中国政治跷跷板的两端，则是公众的改革期待vs.权力体系内的官员。
在习、李接班前夕，国内外对中国高层政治的走向有“春天就要来了”的期待，究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是薄熙来案的审理和宣判。中共在去年年底之前就决定要审判薄熙来，启动了司法程序。对这个中共政治舞台大玩家的审判，宣布了薄熙来依仗的那种假毛泽东式手段操纵中国政治走向的完结——这几乎是海内外的共识。
其次是基于新领导人习、李的个人背景带来的期待。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老一代中共谱系中有很高的人望，政治品格不同凡响，始终闪亮着“真改革派”的标记。国内外因此普遍相信，新领导人习近平是决不会走他父亲曾深受其害又坚决抵制的“毛左”路线的。而李克强是改革开放初老三届中凭借自己能力考上大学的，英文好，爱读书，思想活跃，熟悉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法律观念。因而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他俩的背景决定了二人接班后，马上会出现与过去“左”的保守做法一刀两断的全新局面。
第三个原因是，从1989年秋到2012年秋的这23年间，中国的政治光谱从最左端到最右端，虽然各方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有不同的判断和指望，但有一个观察是共同的：中国的官场、商场和全社会的腐败网络已经蔓延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当“腐败无所不在”成为一种全民共识，大家就对新上任的两位领导人的期待与以往大不同。无数民众觉得，十几年来中国政界高层的“击鼓传花”惯例（就是把最难办的棘手问题能拖就拖、能捂就捂，尽量扔给后来者），在新旧领导班子交替之际，定会大大改观。
火上泼油的一句话
国内外如此的巨大期待，又因为一句豪言壮语而火上泼油，那就是习近平刚接班时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中”。一把手公开说出的这句话，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广为传播，极具震撼力。人人皆知这话的内涵：这些年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有一个病根，那就是权力已经到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程度。无论是党纪国法还是道德良心，一遇上权力就成了豆腐渣工程。对于13亿中国公民，很少有什么官方辞令比得上习近平的这句话更有正能量。
这是中国政治跷跷板的第一个过程，高期待将民众的一端弹到了顶点。而这种高期待也不是完全脱离事实，中共确实有一定的动作在支撑着它，那就是新领导班子中仅次于习、李的角色——王岐山领导的“打大中型老虎”的势头。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时，很多人认为他更适合继续管经济，但我认为目前这个位子更重要，因为中共高层里会管经济的人还有，但敢于反腐败的太少。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释放的信号一直是积极的，但到了2-3月份有些信号就转了向。中国权力机关此前对微博有一定程度的放开，使未能被关进笼子里的权力之滥用丑闻被广泛曝光，短短时间内微博成为巨型的舆论动员战场，很多低中级乃至高级的掌权者被举报被调查，进入纪检和司法程序。
这就使“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宣示成为民众积极参与监督、制衡权力的真实过程，也就是民权抬头，“Empower the People”。很多人认为，“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新一届领导的真目标，让民间力量通过新的IT技术把肆无忌惮的官权制约住。这让过去二十多年里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弱势群体开始站起来了，他们的手可以操控“笼子”了。
想想看，在中国的权力场中有多少人听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胆战心惊？利用微博举报官员的越来越多，维权律师、职业记者、乃至官员中的正直者，纷纷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内幕消息，参与到这个给力的过程中。权力场中的各类角色在过去多年的跌打滚爬中，敢讲自己不滥权的有多少？享受惯了不受制约的权力的那些人，终于如坐针毡了，仿佛身边有好多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准哪一刻会爆一颗。
官场里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于能否尽可能地控制更高层掌权者的信息来源，也就是“垄断领导的耳朵”。如果中国是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型社会，最高领导就很容易直接收集信息，也易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规模效应使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机制异常复杂。这就遇到社会科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靠谁、通过什么方式、把权力关进什么样的笼子里？
“你们要关我们？先把你们关进去！”
于是到了今年的2-3月份，政治跷跷板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多年来中国“维稳压倒一切”的诸多渠道有力反击起来，这些渠道牵涉到权力的各个分支。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一大半资源都和维稳有关，权力最大的部门掌握着最重要的维稳渠道，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靠着把“不稳定的因素”关进笼子里得到特权和好处。他们掌控着如此多的维稳“笼子”，他们的核心作用就是每天24小时把“形形色色”不稳定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上报，直到中央。
在海量的上报信息面前，习、李等中共上层也无法独立判断中国社会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动乱要素和即将发生不稳定的部位。他们只能依赖“维稳压倒一切”的既有庞大体系及其子系统。在中国这样缺乏公开竞争的信息市场的体制里，只要每天有几个不稳定的“重要情况”报上去，就会改变最高层的注意力和担忧点，风向随之而转。
这个分析是根据前苏联解密的档案、海外出版的众多中共高层人士的回忆录得出的。苏联末任克格勃主席V.Bakatin教授感慨地说：在我们的体制内，谁垄断了高层的耳朵，谁就垄断了核心权力的一部分。
可以合理地推断，今年2-3月份的风向变化，多半归功于强韧的利益集团的精明反击：那些担心“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趋势发展下去、就会把他们的一切特权和好处给切除了的人，及时以“政权的稳定受到各种威胁”的针尖，刺激了上层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上层立刻警觉：不能把“关进笼子”的力量交给民间、交给公民、交给开放的多媒体、交给维权NGO。
在这个问题上，最高层同时面临着两种状况：一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全面腐败，对此新领导层在接班前已经熟知。他们非常了解在官场中要整治官权，必须运用强力的手段，但前提是不能把这个手段交给被统治者。在中国统治层眼中，“Empower the People”（民权上扬）等于乱局。“官场要大治，但民间不能大乱”，是中国历代明君（即比较明智的君主）共同的梦。他们明白治理社会最重要的是治吏，但不能容忍别人来治吏。
于是乎，快速应对“乱局”的措施亮剑了，这所谓的“乱局”被维稳体制拼命夸大，最高层非常容易被此裹挟。因此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两手硬：一手是打击严重滥权的官员，一手是打击要求政治开放、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民间人士，两者都被关进笼子里，后者更多。
在中国官方看来，必须对最易煽动民心、最易制造舆论、最易暴露官场黑幕的人士采取果断措施；比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谣言被转发500次就可获罪”。这样的司法解释“大跃进”式地高效推出，等于让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员若发现微博上有对自己权力产生威胁的信息，就能立马将“不稳定分子”先关进笼子里。
在中国，笼子有好几种，治官的笼子比较小，治民的要大得多。到了今天，前不久被推向民权期望顶端的民间力量已经重重摔下。此乃中国政治跷跷板的第二个过程。
三次春风均不度玉门关
我们该如何看待一年来的翘翘板在长时段中国政治变幻上的含义？
1989年末至今的24年里，中国经历了三届领导人，每届领导都曾给过外界一种“春天就要来了”的希望。1997年前后正值香港要回归，邓小平刚去世，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终于有了“真正一把手”的大权在握的自信。于是1997-1998年期间，江泽民派人到欧洲考察议会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有两条，以暴力改变社会的苏联道路已被证实不灵通，另一条则是欧洲的议会民主制，通过选票和议会斗争推进社会主义的目标。当时中共派人去欧洲考察，看能否从欧洲特别是北欧的经验中，学到正面的启示。当时考察的结果是，议会社会主义制度很值得中国借鉴，中国的很多半公开和内部的讨论、文章纷纷出笼。这给了外界极新鲜的感觉，传递了政治改革的“春天就要到来”的讯号。
当时恰逢美国总统克林顿为缓解本人丑闻造成的国内压力访华，中国极希望借此机会走出1989年的危机导致的国际封锁状态。于是当时出现了一种如今的中国人很难相信的局面：有些大中城市的居民到民政部门去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效仿的地方越来越多；还有人提出要求国民党回大陆参与政治竞争。然而克林顿访华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开始抓人。短暂的“春风”没戏了。
第二次“春天就要到来”是在2003年，胡温刚上台的时候。这次是因为一个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引发——SARS（非典）。中国因为SARS被几十个国家隔离，局面令人窒息，胡温费力撤了时任卫生部领导张文康的职。中国媒体大声疾呼，这次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员垄断了信息，欺上瞒下。社会共识快速形成：预防公共治理危机的前提是信息自由、舆论开放、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一个大危机带来了社会的开放，但危机一旦被控制住了，言论的局部自由就再被收回，退复至原先的境况。信息的开放是所有非民主政体中其他领域开放的必需条件。信息一收，其它免谈。于是，春天的期待再次落空。
官权、皇权与民权
习、李接班的前后，也就是从十八大前夕到2013年春，是第三次春天的信号，这次的春风也同样很短暂。本届领导层在第一任期的五年内要解决的难题很多，包括官员滥权，但解决的办法已经不打算走加强“民权”的道路，而是要走另外一条路——加强“皇权”。
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明君最想走的路。两千年里多次使用的手段，就是把控制官员的权力集中再集中，尽可能集中到最高层——“皇权”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几项措施，包括纪委高度独立于地方党委，纪委直接派特命大员下到地方整治贪官，检察和司法系统从地方财政独立出来，强化垂直领导，淡化平行领导，对全国公安部门一把手大轮换，以外地调来的负责准武装力量的官员与地方行政领导互相制衡，等等。这统统属于以强化皇权来把泛滥成灾的官权关进笼子。
习近平讲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讲了一半，下一半的含义曾被国内外寄予极高的期望。而如今看来，他的下半句还远非“让民权把官权关进笼子里”，只是让最高层来垄断笼子。“强化皇权、抑制官权、严防民权”的这一套路会有一些效果，但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多的阻碍。因为中国的超巨型社会依靠垂直皇权的强力管理，从来缺乏长期的效果。我敢断言，进行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侵蚀消解。那些被授予特权抑制地方官权的执行者们，自然而然地会逐步背离“皇权”的优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