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碳税法案不落实CCS项目难继续

2009年，美国在西弗吉尼亚州推出了首个碳捕捉与封存（CCS）项目。眼下有消息报道，该项目即将完成。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这个项目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该CCS项目的设施就建立在纽黑文市的Mountaineer燃煤电站附近，该电站年发电量1300兆瓦，年燃烧煤炭量达350万吨。建立这个CCS项目主要是希望，借由技术把该电站碳排放量的1.5%捕捉并封存于地下。美国煤炭业对这个项目寄予了厚望，期待启动商业化技术，可以让业内得到更多的实惠。

然而，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设想，还是出现了一些纰漏，即资金跟不上项目发展的步伐。美国政府一直没有为燃煤发电站出台碳税方面的政策，因此给这个CCS项目的融资留下了一个缺口。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Alstom）是该项目的技术供应商，其表示，该设施每年约捕获10万公斤二氧化碳，并将其埋藏在地下2公里左右的地方。与Mountaineer燃煤电站1300兆瓦的发电量比，捕获的数量只占一小部分，但是该技术可以大范围推广，应用于任何煤炭发电站。更重要的一点，如果政府为气候变化立法而引入碳税，那么此技术还可以为电站节省开支。

事实上，一个理想的CCS设备可处理250兆瓦发电站产生的二氧化碳，但目前这样一个设备的成本高达6.7亿美元。

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给这个CCS项目投入了3.35亿美元的资金，而全球CCS研究所(Global CCS Institute)也为该项目投入了400万美元，但是，为了让该项目到2015年时可以达到商业规模，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Mountaineer燃煤电站的拥有者美国电力公司（AEP）表示，西弗吉尼亚州的监管机构不愿意为这个项目投入任何费用，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明确的碳排放方面的政策。“没钱寸步难行。”AEP表示，“如果政府和合作者不继续投钱，该项目难以继续下去。推进CCS项目的发展，是为了减少燃煤电站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是一个允许燃煤电站在美国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而且，CCS技术还可以确保能源多元化和能源安全。”

西弗吉尼亚州有很多老旧的燃煤电站，当地政府希望新技术能够保证这些电站的就业情况，然而却不愿意往里面投钱。西弗吉尼亚州的监管机构表示：“AEP和相关合伙人才是全部财务负担和风险的主要承担人。我们不能让纳税人来承担风险，而且这种不确定性会使成本进一步提高。”

此外，CCS技术的成本问题已经越发严重。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高级分析师史蒂夫·考德威尔称：“成本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CCS发展历程中最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比碳泄漏、水污染等环境问题还要严重。”

其实，没有一项明确的碳排放定价政策，或是清洁能源标准，燃煤电站就不会“下岗”，因而CCS也会是必然选择。“全国发起的CCS项目，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政府的补贴资金，没有政策，谁也不愿意自行承担成本。”他补充表示。

不光是美国，欧洲同样有融资难的问题，而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事实上，高成本、民众反对以及缺乏政府支持等多个因素让CCS在欧洲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2008年12月，作为欧盟气候及能源一揽子协议的组成部分，欧盟承诺将在2015年前修建12个大规模CCS试验项目。但有人曾警告欧盟将2015年作为最后期限存在很大风险，因为有数十亿的资金无法保证及时到位。

截至目前，得到欧盟资金补助的CCS示范项目共有6个，补助总金额达到10亿欧元。而且这6个已经获得欧盟首轮补助的项目被外界看作是最有希望获得下一轮补助的。不过，想获得第二轮补助确实并非易事，即使突破层层重围最终得到补助，也不意味着在资金方面就能高枕无忧。

事实上，补助最多可以返还50%的成本，但另外50%的成本就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企业来承担了。但目前为止，只有两个成员国表示愿意为项目出资：挪威政府承诺提供1.5亿欧元资金，英国政府也表示会对位于苏格兰的一个CCS项目提供资金补助。尽管还未表态的国家并不代表着就不会出资，但鉴于欧盟各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还能有多少国家做出承诺，任谁心里也没底。



（来源：解决气候网站，原文有删减，标题有改动）（王林/编译）

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1-05/02/content_809046.htm?div=-1

四川10年常住人口减少288万 面临人口红利之变
第一财经日报 李秀中

中国人口红利衰减似乎正在得到验证。作为最大的劳务输出省份，四川省的常住人口2010年比2000年共减少了288万人，而同样10年间，四川省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却增加了260万人。

四川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四川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四川常住人口为8329万人，2010年为8041万人，十年共减少288万人。2000年，四川常住人口占全国6.58%，2010年占全国6.00%，下降近0.6个百分点。

四川省常住人口减少

四川省统计局分析认为，常住人口减少主要是四川籍民工到省外务工人数不断增加所致。2000年，全省流出省外人员大约为600万人，2010年为1050万人，符合四川劳务输出大省的实际情况。

此次人口普查发现，比较2000年和2010年四川21个市(州)常住人口总量，四川省的多数市(州)都略有下降，尤其是南充、达州、资阳、广元、宜宾等劳务外出人口较多的地区，人口减少的幅度更大些。

四川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表示，人口下降确实反映出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的一种趋势，每年新增劳动力在相对减少。而且由于新增劳动力供给的衰减，在郭晓鸣调研的一些市县的中学、职业高中等学校出现了招收生源不足的现象，而学校之间为争夺生源展开激烈竞争。

四川省社科院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分析认为，2011年以后四川省新增劳动力将出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十二五”时期农村新增劳动力将从2011年的116万人逐年减少至2015年的94.5万人，呈明显递减趋势，年均递减速度为4.5%。

不仅如此，四川省社科院的调研认为，四川省劳动力的代际结构正在快速更替，2009年全省“80后”、“90后”的新生代劳动力已经占全省劳动力的30%，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体。然而，目前的年轻人，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到东部沿海城市工作，也使得四川新增劳动力大部分外流。

劳动力“供给增量”之忧

事实上，关于人口红利将终结的看法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见。近年来，“民工荒”的现象已经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蔓延。而四川省社科院的调研报告认为，“十二五”时期四川农村劳动力也将由“绝对富余”向“相对富余”转变，尽管总量仍然保持增长，但是劳动力“供给增量”却可能逐渐难以满足四川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四川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四川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620万人，占7.45%；2010年，65岁以上的人口为880万人，增加26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0.95%。十年间，上升了3.5个百分点，并且四川老龄化水平比全国8.87还高2.08个百分点。

记者对四川农村尤其是主要劳务输出地调查了解，目前农村人口大多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青壮劳力都已经不在农村。这种现象已经被形象地称为“38(妇女)61(儿童)99(老人)部队”。用农村中流传的话说，现在的农村已经到了“抬棺材也找不齐人”的地步。

四川省统计局通过普查数据分析认为，这表明四川省老龄化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今后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统筹考虑、研究老年人口的政策，积极发展和推进老年人事业。

不过，郭晓鸣表示，人口供求关系变化的趋势还没有到绝对供不应求的地步，而且这种人口变化带有区域性流动的特征，也是由于人口大省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面对这样的趋势，郭晓鸣认为，如果考虑到“十二五”期间，四川和沿海的产业发展差距缩小，年轻人回流和外部人口的进入，可能会改变这样的人口结构。

部级事业单位交权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钱竞
2011-05-12 南方周末
相关新闻


事业单位改革大幕拉开，而其中最为特殊的，是如何改革国务院直属和部委下属的诸多手握行政重权的事业单位——它们包括中国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也包括中国地震局，甚至像住建部稽查办这样的执法部门，都属事业单位。

这些相当行政化的事业单位，不仅有行政许可职能，还拥有准司法权。这显然不符合事业单位的属性，已成“怪胎”。

根据中央指导文件，手握行政权的事业单位，要么其行政职能被剥离划归到行政部门，要么它干脆就变成一个行政机构，而事业单位的撤销与合并已然在所难免。但因为几十年积重之故，改革前进行分类就需5年。


庞大权力，尴尬属性

中国证监会并不是中国权力最大的部门，但却是中国“权力最大的事业单位”。

作为一个肩负证券行业的发行审查、业务审批、上市监管的实权机构，尽管承担了大量行政职能，但它不是一个行政机关，而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由此被外界送了上述称呼。

“这不合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因为从职能上说，事业单位就是公益性的，不该具有行政职能。”但中国却有大量像证监会这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有的还涉足经营，成了“中国特色”。

现在，局面就要改变，虽然改革时间将会长一些。

此前的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下发，涉及到126万事业单位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而完成时间预期是2020年。类似中国证监会这样的事业单位手握行政重权的问题，亦将被期待解决。

不过改革显然将颇为复杂。

实际上，就在2011年2月，中国证监会再次放权，将五大项行政许可事项授权派出机构审核。“初衷虽好，但法理难圆。”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会清说。

虽然中国证监会的身份一直备受诟病，但行政许可法还是赋予其行政职能。该法规定：行使行政许可的应该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身为事业单位的中国证监会属于后者，但依据法律，这类组织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无权再行委托、授权，行政机关则无此限制。“因此，它是不能授权给派出机构的。”李会清说。

实际上中国证监会自2004年7月向派出机构下发了《关于做好下放派出机构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后，已多次向下委托、授权。

这个“怪胎”的机构不仅有行政许可职能，还拥有准司法权，可以查封、冻结当事人的账户。此权限是2005年修改证券法时赋予的，当时就引来了一批学者的反对。最终结果是仍旧通过了这一条款，但限定了更严格的执行程序。

在汪玉凯看来，“正部级事业单位”中国证监会的身份是尴尬的，但有“部级”尴尬的并非仅此一家。

同样突出的还有两个副部级单位：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它们的名称看似是政府机构，但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事业单位，但具有行政职能。

比如这几年广受关注的中国地震局，是“经国务院授权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赋予的行政执法职责”，其组成部门也都是诸如“政策法规司”这样的称谓，并拥有大量的行政审批权力。

上述事业单位都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国务院直属的有14个正部级或副部级事业单位，除了上述三个机构，还有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电监会、新华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

其中诸如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电监会也具有行政职能，它们连同中国地震局等机构在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中的变化，备受关注。

事实上，类似尴尬，各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中还有更多。

比如中国地质调查局，是属于国土资源部直属的副部级事业单位。而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价格认证中心“行使全国价格鉴定、认证、评估的最终复核裁定职能”，它也是个事业单位；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是农业部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但却依法承担全国草原保护的执法工作，而且负责查处破坏草原的“重大案件”。

类似的还有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和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这两个部门在外界眼中也是权力巨大——都是事业单位。

甚至住建部稽查办这样一个负担整个部门执法核心职能的部门，也是事业单位——此前的2007年，为了强化执法工作，原建设部还设立了城乡规划督察员，但这却是另一个尴尬的开始，这些督察员甚至连事业编制都没有，而只是“外聘人员”。

“部级”难题的由来

南方周末采访的从事中国机构编制研究的权威专家说，现在事业单位成了“怪胎”，各类职能不分，局面越来越复杂。而归根结底，是政府一方面要不断精简机构，一方面又无法彻底精简分流，所以只能用事业单位来代替。几十年下来，积重难返。

虽然“事业单位”的称谓是中国特色，但其从事的功能与国外公共服务机构一样，国外也需要从事公共服务的非营利的诸如教育、卫生等机构。

1949年以后，政府将旧中国私营的和教会举办的医院、学校等公益机构接管，学习苏联模式让其国有化。

1952年政务院文件《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最早提出“事业单位”的概念。

1955年，中央决定精简机构，当年12月将各部门的附属机构划出行政编制，如幼儿园、出版社、疗养院等，实行企业化或由事业费开支。1963年有关部门正式成立事业编制处，意味事业单位开始当成独立编制被看待。

“到后来事业单位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上述权威专家说，1980年代以后强调小政府，精简机构时，事业单位成了行政改革的分流渠道，在国家层面一些直属局就被改成了直属事业单位，这实际是让事业单位承担了改革成本。

公开资料显示，1993年，国家气象局更名为中国气象局，由国务院直属机构变为直属事业单位。1998年，国家地震局更名为中国地震局，由国务院直属局改为直属事业单位。

1998年，新的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成立，鉴于“政府要精简机构”，它们被定为事业单位，证监会为正部级，保监会为副部级。2003年，银监会成立，为正部级事业单位，保监会一并升格为正部级。事实上，其它一些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如新华社——原来也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在1988年4月才转为事业单位。

早在事业单位形成规模后不久，相关改革就已开始，中国至少在1978年以后就着手进行事业单位改革。但走走停停，到今天局面依然混乱。“原因就在于未定性，就先分类。”上述权威专家说，往往先将一些单位先划成事业单位再说，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目前的事业单位分类不是按照行政、公益、经营来归类划分，而是按照拨款方式划分，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三类。

而“不定性”的后果就是造成很多事业单位属性不清，有的同时具有两种或三种属性。所以，最新启动的本次事业单位改革要先分类，而分类的核心就是定性。

既定方案明确，但分类就需5年

根据相关中央文件，现有的事业单位将被划分为三类，其中具有行政职能的回归行政机关，具有经营职能的转为企业，最终只保留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职能肯定要回到行政机关。”汪玉凯说，但具体如何回，还是5年以后再说的事情。根据文件，2015年之前首先要按照规定的三大类，完成对事业单位的分类，然后进入具体的操作，到2020年形成新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本次改革首先将会对现有事业单位进行清理规范。中国人事科学院科研处相关人员在2009年曾从学术角度对三大类统计显示，中国现有事业单位中，行政执法类的占6％－7％。

南方周末记者从相关途径获悉的权威消息说，本次改革中，“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能会变成某个行政机关的内设部门。权威消息说，如果某个重要的事业单位，“确需单独设置行政机构”——也就是说，该事业单位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那么也要按照精简机构的原则设置。

涉及机构编制调整的，主要通过此前改革中调剂出来的空额逐步解决，不得突破政府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

而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将其行政职能剥离出来，划归有关行政机构，然后重新明确该事业单位的职责——如果重新明确后工作任务不足的要予以撤并。

事实上，撤销与合并是难免的，不仅仅是本身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按照相关文件精神，一些原承担特定任务已完成的事业单位将予以撤销，而诸如布局结构不合理、设置过于分散、工作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的部门将予以整合。

虽然“行政职能回归行政机关”的方向已经明确，但怎么回归需进一步细化，而各被涉及到的“权力事业单位”也都在等待中。

农业部一供职于具有执法职能事业单位的副司级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本人已经传阅了中央文件，农业部目前正组织四个调研组在部内四十多个事业单位调研，“但现在还没有消息”。中国地震局和中国气象局相关人士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具体怎么改正在等待上面通知。

南方周末记者从中编办相关部门获悉，根据上述中央文件精神，中编办正在做一些细化的配套工作，但目前尚无信息可发布。

“行政、经营、公益三大类的划分将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汪玉凯说，主要是大多单位跟行政、经营、公益都沾上了其中的两项或三项，难以明确划分。比如中国气象局，本身有行政职能，其发布天气预告是公益的，但某些场合的发布又是收费的，交融在一起，成了模糊地带。

而中科院、中国社科院是一般事业单位，但下属的科研机构、期刊出版社有的涉足经营。

至于像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内部教学人员属于事业编制，而行政管理人员则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像这样一个单位两种体制，如何统一，都将会是很复杂的问题。

“不能正确分类，就不能实现下一步的有效剥离。”汪玉凯说，中央要花5年时间分类，原因可能就考虑到其难处。

不涉及工、青、妇等“人民团体”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相关的改革指导文件没有提到各类团体性的学会、协会。汪玉凯的判断是虽然没有提及，但改革肯定要涉及，因为它们有事业单位属性，大多挂靠在部委下面。“我们应该会涉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臧春林5月6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去年国家有关部门已就事业单位改革问题到他们单位调研，该协会秘书处是挂靠在国家林业局的一个正司局级单位，财政部分拨款，他们自己倾向是划成公益性事业单位，但目前还没有定论。

不过在各类社团中，还有20个左右是政治地位比较特殊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其他还有诸如中国文联、中国科协、全国侨联、中国作协、中国法学会、对外友协、贸促会、中国残联、宋庆龄基金会、中国记协、全国台联、黄埔军校同学会、外交学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等。

新华网的介绍说，以上社会团体也使用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它们虽然是非政府性的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部分政府职能。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相关改革文件中没有提及这些重要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如何改革，汪玉凯认为在实际操作中也不会涉及。

“地票”不再是“门票”——成都新规，农地再“飞”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王小乔
2011-05-11 南方周末


更改规则之后，成都地票交易重启，土地改革依然在摸索中前行

新规最大的特点，是变“持证准入”为“持证准用”。也就是说，要拍地，不一定要先有地票

冰封了4个月的成都土地市场终于重启。

5月9日上午十点，成都市2011年第一场主城区的国有土地招拍挂准时开拍。

与4个月前那场火爆无比导致后来被叫停的地票拍卖会相比，这场土地招拍挂低调而平静。

人并不多。企业人员，只有交了竞拍保证金才能凭证入场。至于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则被拍卖大厅外的一块牌子挡住——“应竞拍人要求，以及受场地限制，此次拍卖不对媒体开放。”

过程很快。近200亩，5宗土地，一个小时内全部物有所属。

价格不高。成交价都落在3000-4000元/平米区间内。因为相对偏僻，平均的楼面起拍价都在2000元/平米上下；又因为设定了最高限价，达到最高价后就比拼配建公租房。

如此的低调谨慎，因为这是去年年底“地票”交易被叫停而又重启后，新规则下的成都第一场国有土地拍卖。



地票交易原本是想通过制度创新，强制性地把资金从缺地的城市流入可以提供建设用地指标的农村。然而，这个桥怎么搭，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 （CFP/图）

地票缘起

成都和重庆，分别以地票交易市场的制度创新，使得农村建设用地可以“飞”到城市。

“地票”，是在我国现行的城市与农村土地双轨制度之下，寻求破解城市用地紧张、城乡差距加大的一种土地改革试验。

通过农民集中居住等方式，省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经过复垦之后，可以成为虚拟的建设用地指标，“飞”到城市，增加城市的建设用地。这项制度设计叫“增减挂钩”，其中的建设用地指标俗称“地票”。

2009年和2010年，作为国家城乡统筹试验区的重庆和成都，先后开始尝试地票交易。

农村减一分建设用地，城市增一分建设用地，这项“增减挂钩”试点政策是“地票”的制度基础。

该政策并不为成渝独有，不过通常的“增减挂钩”只能限定在县域范围内，仍然缓解不了城市建设用地紧张。而成渝，却分别以地票交易市场的制度创新，使得农村建设用地可以“飞”到城市。

重庆在2009年首先申请到了地票试点，试图突破增减范围；而成都最初是因地震重建而破例被允许在全市范围增减挂钩，在这项为期3年的特殊政策于2010年年底到期时，成都也推出了“地票”制度——尽管成都国土局办公室主任反复强调“我们成都不叫地票，而是叫建设用地指标”，人们依然愿意将其称为“地票”，几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所有人均不例外。

平静，火爆，平静

土地链条是：要拿地，先拿票；要拿票，要么自己整理，要么拍卖，要么缴纳保证金。当缴纳保证金的路被堵死后，与麻烦的土地整理相比，拍地票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

在交易设计上，成都大胆跟国有土地招拍挂挂上了钩——“持票准入”，要拍地，先拿票，“地票”成了国有土地拍卖的一张“门票”。

当时，企业获取地票的方式有三种：参加拍卖，自己整理，甚至可以交一笔15万/亩的保证金。绝大多数的开发商都选择了缴纳保证金的方式，愿意参加地票拍卖的并不多。

2010年8月12日的第一单交易十分平静，只有国资背景的成都兴城投资和四川新华发行集团两家参与，最终兴城投资以15.2万元/亩拿下了浦江县800多亩建设用地指标。

这种交易活跃度与重庆相仿。成立了一年多的重庆农村产权交易所，一共开过11场地票拍卖会，平均成交价10万/亩。

不过，成都对这种交易活跃度并不满意，他们希望社会资金能更踊跃地进入土地市场。

从2007年城乡统筹开始，成都就不断向农村投入大量资金，2007年是117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近六分之一），之后一年高过一年，资金量之大已让成都政府感到压力，政府迫切需要社会资金的进入——这也正是地票交易制度设计的初衷之一。

如何能让交易更为活跃？2010年11月，开发商们发现，最方便、成本也最低的保证金获取地票的方式被取消了。

于是，土地链条就变成了：要拿地，先拿票；要拿票，要么自己整理，要么拍卖——与麻烦的土地整理相比，拍卖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

2010年12月17日成都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第二次地票拍卖，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2000亩建设用地指标，得到了100多家开发商的追捧。从起始价15万/亩一路飚高到92万/亩，平均 72万元/亩。如果拿5月9日的土地拍卖价相对比，光是指标的价格就相当于土地成本的至少三分之一。

这次地票拍卖的结果，超出了政府、专家、企业、媒体各方的估计。

连地票的提供方都没预料到。拍卖之前，成都下属几个区县的国土部门给工作人员下达了一项任务，“低于40万就给我买回来”——在温江、都江堰等靠近主城区的区市县，土地整理成本就接近了40万元，他们担心地票低于成本价。

结果，第一张地票就过了40万元。当第二张过了70万，大家又开始纷纷兴奋地猜测：“这票是我们的吧？”

当保利地产拍出92万/亩的票之后，谁也坐不住了。当天晚上，被专门邀请到现场的记者，又纷纷接到了“暂时先不报道”的要求。

即便如此，上层还是被惊动了。一周之后，国土资源部调研组巡视员张婉丽一行7人曾到成都市国土局，对成都的“地票”交易制度以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机制进行调研。

十天之后，成都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发出公告，暂停原计划于第二天开拍的3000亩地票拍卖。

“成都的地票制度必然修正和完善。它大胆地有些鲁莽，必然回归理性。”一家大型地产公司的内部研究报告在拍出“天价”地票后果断预测。

4个月之后，2011年4月13日，成都市国土局发布了新的《关于完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制度促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意味着地票交易重启。据成都市国土局介绍，新规则下，地票不拍了，就在农村产权交易所里，“常态挂牌”。

一切重新归于平静。

“地票”不再是“门票”

“持证准入”变成“持证准用”，是修正后的交易规则与之前最大的区别。一字之差，要想拍地，你需要有地票，但不一定要先有，也不一定非要拍卖，只要拍地后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匹配即可。

“那时候不得不抢。”成都一家本地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告诉记者。因为成都此前并没有储备地票，也没有告知地票的年度供应量，而成都每年的土地放量都超过1万亩，开发商们对是否有足够的地票储备心里没底，只能先下手抢票。“现在不用抢了。”知道新规则后，这位营销总监预测，“从准入变成准用，就不是门票，而是附加条件和成本了。”

成都市国土局办公室主任夏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将“持证准入”改为“持证准用”，是修正后的交易规则与之前最大的区别。一字之差，地票不一定非在拍地前取得，只需要拍地后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匹配即可。这样，不会造成抢门票，也不会造成地票闲置。

新规则还给不同区域不同属性的土地安排了对应的地票取得方式。想要二圈内（主城区以及靠近主城区的5个区市县）的建设用地，就要对挂牌地票进行报价，价高者得；想要三圈土地的，直接缴纳固定的建设用地指标费即可，2011年的新价格为18万/亩；至于旧城改造这类原本就是国有建设用地属性的土地，则完全不需要地票。成都下一场即将于5月20日举行的3宗土地拍卖，其中一块来自锦江区的土地的“持证准用面积”一栏就是空白。

这对来自三圈区市县的企业来说是个好消息，去年年底的那场地票拍卖会，很多想在三圈做开发的企业悻悻而归，即使最低的42万/亩，对他们来说也至少增加了一半的土地成本，根本无力负担。

成都大学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吴建瓴之前就不赞同地票如此交易。“有的偏远地区，地价才50万，票要50万，哪里去找票配备，周边地区的发展空间就被压缩了。”“无论如何，现在算是回归了地票的本质。地票交易只要不夹杂其它条件和因素，都不会高得离谱。”吴建瓴预计，将来的地票交易应该会“不活跃，但正常”。

在成都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看来，一字之差，投机性大大减小，而从原来的两年之后可以交易改为现在的不能交易，降低了地票的金融属性和杠杆率，也是对规则的一个重要完善。

去年年底国土资源部调研并叫停成都地票交易后，成都市政府召开了多次讨论会修改完善交易规则，陈家泽作为城乡统筹专家也多次被邀请参与。“应该说，当时有很多问题没考虑那么细，发现漏洞了，我们就一起来完善它。”夏超坦言。

制度初衷能否实现

无论是按新交易规则还是旧的，成都都给拍地企业指了另一条获得地票的途径——自己去农村做土地整理。

之前令人咂舌的高价，使外界不可避免地从负面去揣测成都市政府设计地票交易的初衷——“抬高地价房价、”“成都政府缺钱了”，这让成都市政府尴尬、无奈，还有些委屈。“我们是为了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综合整治，直白点说，是要把过去土地收益的一部分投入农村。”国土局办公室主任夏超告诉南方周末，真正了解就都明白了。

去年南方周末记者赴成都采访城乡统筹之时，国土局规划处处长姚树荣详细解释了地票收入如何分配。“市政府提取10%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配套费，最终返还给指标来源地做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交易所收取0.5%的交易服务费，剩下高于项目整理的成本的收益全部返还农村。如果是社会资本介入，则由双方自己去谈。”与国有土地征用不到3万/亩的补偿相比，至少18万/亩的建设用地指标显然能给农民带来更多。

无论是按新交易规则还是旧的，成都都给拍地企业指了另一条获得地票的途径——自己去农村做土地整理。

同时，成都还在去年出台了限制区县土地储备中心做农村土地整理的文件。就是少批一些区县土储中心的项目，多批一些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也是希望建设用地指标的提供方不是政府一家垄断，而是市场化的多方参与竞争。

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至少截至去年年底，尚没有一家正式通过去农村做土地整理获取地票，因为到农村做土地整理，资金投入大，投资周期长，而回报并不确定。

去年12月火爆的地票交易，也充分说明开发企业并不愿意选择“自己做”这么一种费时费力的方式。当然，高企的价格震动了一些公司，前述大型房地产企业就在内部报告中写到：“如果规则继续如此，我们应该考虑介入农村土地整理市场，锁定地票成本。”

不过，高企的价格并没有继续下去，开发企业是否会真正选择自己去做开发整理，依然有待观察。

更大的争议，在于地票交易是否增加了土地成本。

与重庆的地票可以直接抵扣土地拍卖后的一部分税费成本不同，成都的地票费用并不退回，而是表示会把土地招拍挂的起拍价下调30%，这也就是夏超强调的土地的一部分收益划给农村，因为地票从土地划来的收益将全部进入农村建设或返还给农民。

但是成都一家同时做一级土地开发和二级房产开发的公司的高层认为这并不能保证土地成本不会增加，“定价权本来就在政府手里，谁能保证一定降低起拍价了，谁又能控制拍卖的最终价格？”

而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打击是，如果土地拍卖那一部分收益确实划入地票，将直接降低一级土地开发业务的收入。

西方和中国的海归比较
王辉耀

“海归”近年来成为海外华人热点词汇，殊不知，“海归”的现象在全世界由来已久。纽约市立大学亚裔研究所邀请了纽约市大史坦顿岛分校心理学系主任、过去6年来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海归”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的萨斯曼教授(Nan Sussman)作专题演讲，谈西方和中国的“海归”历史以及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与定位。

　　萨斯曼在座谈中表示，她过去20年对世界各地的移民“回归”现象和这一过程对人们的心理及文化冲击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过去6年里她更将香港移民的回归作为主要课题，并在最近推出了新书《移民回归和身份认同：全球现象，香港特例》(Return Migration and Identity：A Global Phenomenon，A Hong Kong Case)。

　　萨斯曼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各国的移民回归现象，她表示，其实人们在谈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历史上很多的欧洲“海归”，当年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后又回到了欧洲(但犹太移民是个例外，返回欧洲的犹太“海归”几乎是零)；还有过去一两百年间的美国人到欧洲定居一段时候后又返回美国。有趣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西方移民在“海归”后发现融入母国的文化也并不容易。

　　萨斯曼表示，她在采访一些西方的年轻“海归”时，也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从海外回来后，会跟自己当初的环境格格不入，自己和当初的朋友们对对方的话题都彼此毫无兴趣。

　　萨斯曼在新书中总结出了“海归”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四种类型，即“加固型”(Affirmative)、“减少型” (Subtractive)、“附加型”(Additive)，和“全球型”(Global)。所谓“加固型”是指海归人士回到母国后对自己的原有文化身份更加认同，如中国海归回国后更加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定位；“减少型”则是减少了自己对原有身份的认同；“附加型”则是在保持原有文化定位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很多外国文化的因素；“全球型”则是少数在很过国家生活过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到哪里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的文化。萨斯曼在调查中发现，多数西方“海归”都属于“减少型”，“海归”后通常还会遭遇精神抑郁，而多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海归”都属于“附加型”，“海归”后通常都对生活满意度很高，不会经历感情上的不适。

　　萨斯曼表示，她之所以对香港的移民回归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因为从1984年到1997年，有80万香港人移民海外，主要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从1997年到现在，这80万人里有50万作了“海归”。这些香港“海归”在回到香港后呈现一些文化认知上的共同点，是前面所述类型中的“附加型”，比如语言上更加灵活　--萨斯曼在一项测试中发现，“海归”们平均在396个单词的谈话中做了26次中英文切换。同时，这些香港“海归”在饮食、文化、隐私和生活步调方面都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自身中国文化的认同丝毫没有减少。萨斯曼发现，日本的“海归”也通常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实的认同，有些人在回归后不得不想法隐藏自己在西方已经习惯了的一些举动。有一个采访对象告诉萨斯曼，他在美国时喜欢上了在上班途中阅读《Newsweek》这本杂志，但他回到日本后意识到，在地铁上看这种杂志会让引来异样的眼光，因为日本男人在上班途中最流行的就是看色情卡通一类的读物，于是这位日本“海归”不得不将《Newsweek》夹在一本色情卡通书里偷偷阅读。萨斯曼也顺带提及，她本人在日本时养成了进门脱鞋的习惯，结果回到曼哈顿后，她的很多朋友都拒绝服从她这一要求，因此半年后她不得不改掉这一习惯。

　　萨斯曼也对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的“海归”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中国大陆的“海归”将是她下一步的研究重点。萨斯曼表示，就她目前观察所得，中国大陆的“海归”在文化身份的转换中属于“附加型”再加“加固型”，即他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文化元素，但对中国的文化也更加认同。有趣的是，中国大陆的 “海归”在就业方面，凡是回到以前国有企业的，50%以上都随后辞职，凡是到大学做教职人员的，都很成功，其中北大75%的教师都是“海归”人员。而最成功的“海归”群体就是创业者，目前上海有6000家“海归”人员创立的新企业。

刘瑜：我只是看到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性

文/向南

　　去见刘瑜，我是怀着足够的好奇心以及足够的“思想压力”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3年剑桥大学讲师经历，现在的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等几本书的作者，集这诸多标签于一身的这个年轻女子，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沉沉，一阵电闪雷鸣，被雨淋得湿漉漉的刘瑜推门进来，坐在了我的面前。这是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此前一天我们约好这个下午在这里见面。她看上去要比照片中小巧一些，穿一件米色风衣，短发，戴着一对蓝色耳环，面带微笑，语速很快，约一个小时，就谈完了我要问的十几个问题。

　　刘瑜说，她后来对当初答应的这个采访有点后悔了，因为最近接受了很多采访，“时政方面，该说的都说了，至少一段时间内，我的观点不会有大的修正和改变。”而对于她自己，刘瑜认为“也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那种生活经历特别简单和平凡的人，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到学校到学校。”

　　这一天，网络上关于几件事情的发生正“民意”沸腾，先是药家鑫撞车杀人案一审宣判，接着又是李庄案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告一段落。刘瑜没有开微博，在她看来，微博乃是一个“是非之地”，“所有的事情出来，大家都要去急迫地表态站队，如果站了非主流的队，有人骂你，更可笑的是，不表态也有人骂你；”而对于她来说，“这种表态风没什么吸引力，我还是对更深入的说理更感兴趣。表态很容易，尤其是顺着网络主流民意去表态很容易，我总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太容易做到，就有点可疑。再说在很多公共事件上，我想表达的那个态度和声音已经有很多人在表达了，也不缺我这一个声音。”

　　她有一个从不发言的马甲，有时会到微博上看一些信息。汹涌的民意让她心生警惕。“我昨天还和一位朋友说起药家鑫案，我说用民意来要挟司法，就算这个民意是对的，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刘瑜说，“我看到过一篇文章的标题，大意是‘我们一定要用集体狂欢的方式处死一个人吗’，我很认同这个标题。”


　　更愿意写思想领域斗争最尖锐的东西

　　向南：你是去年从剑桥回来的吧，这段时间都做些什么？

　　刘瑜：过去这半年左右，主要是写几篇论文，工作需要吧。

　　向南：最近一篇专栏文章是写什么？

　　刘瑜：最近几乎不写专栏了。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昨天在《南方周末》上发了，是给张宏杰写的书评。张宏杰写了一本《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和他是挺好的朋友。他约我写一个书评，我就着这个书评，对中国士大夫的那种“成圣”文化表达了质疑，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的运转来说，不需要什么悲壮的圣人，只需要一个好的制度和一群正常人就可以了，士大夫们一腔热血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了。

　　再往前，那就有一段时间了，给《财经》写了一篇《民意与伪民意》。现在有很多民意调查，甚至是国外的第三方中立机构在中国做的调查，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体制的信任度很高、几乎高过任何国家，很多中国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调查肯定是假的。但据我所知，还真不是假的，至少不一定是假的。但对我来说，这个虽然不是假民意，但它是伪民意，在一个封闭的言论和思想空间里形成的民意是不可信的。

　　如果我每天听到的都是一种声音，一个信息，那么我的判断力就受到了操控，说难听点就是被洗脑了。这种时候，一旦信息放开，我的判断可能会飞快变化。真正的民意，民众真正的价值观和一个国家真正的政治文化，应该是相当稳定的，不会飞快变化。

　　向南：选择一个话题的标准是什么？什么话题能引起你写作的兴趣？

　　刘瑜：之前在美国和英国写的时候，是刻意介绍一些在当地政治生活的细节，因为我在那边看到的很多东西是国内很多人看不到的，等于我有一个地域的优势，所以我利用一下那个优势。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仅仅是在“倒卖”一些小故事、小常识什么的，貌似平淡生活中真正重要的的信息，你是不可能“看到”的，你必须去“发现”，而这种发现的眼光，是与你的知识积累、判断能力乃至正义感联系在一起的。

　　回国之后，我对那边的生活失去了感性的接触，所以我更直接地写些说理性的东西，而不再借助“国外的生活”去通过讲故事来说理。要说选择一个话题的标准，我刚才也说了，我不愿意去做太容易的事情，那种“别人也能做好的事情”，我喜欢给自己找难题，所以我不大写纯表态的东西，更愿写有点知识性和信息量的东西；另外，我也不大去写大家共识度很高的话题，更愿意去挖掘一些争议性较大、又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的问题来写。

　　比如之前我写的一篇也是和民意有点关系的，叫《肩负自由的疲惫》。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样民主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总统、首相、总理们的支持率近来往往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相比之下，像俄罗斯，它是个半威权国家，委内瑞拉也是半威权国家，政府支持率要高得多，这能说明民主国家政府成就不如威权国家吗？这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政府操控媒体报道的内容与方式时，民意是不可信的。而当一个国家选择了一种自由的言论环境和民主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它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反而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指责和批评，这就是肩负自由的疲惫。

　　我帮他们打开了一些视野

　　向南：最近看的哪本书让你印象深刻？

　　刘瑜：最近在写论文，翻了不少书。最近印象比较深的，是《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个哈佛的政治学家和一个MIT的经济学家合写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原因，是这本书大部分我基本看不懂，只能看懂前言和结论，因为里面全是些博弈模型什么的。我始终觉得中国和国外学术的差距，在于——就是柴静说过的——中国聪明人不少，但是乐于下笨功夫的少。你看国外的很多学术著作，他最后得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结论，比如这本书，之所以民主化会发生是因为当权者意识到了革命的危险云云，但是他用大量的案例、数据和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这可能和很多人靠直觉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靠大量的数据、论据和模型得出的结论，可靠程度是不一样的。一旦你的知识有了一定的可靠性，说白了就是坚实的论据，这种知识才能积累。直觉到直觉是不能积累的，只能停留在“我觉得”、“你觉得”的层面上。经常看这种书，就会有一种震撼，人家可以把一个东西做的这么精致，这么漂亮，这么严谨，在中国学者里很少看到这样的敬业。

　　向南：你在网上有很多粉丝，对这种现象如何看？他们好像不仅仅是在追逐娱乐明星。

　　刘瑜：我没有把粉丝特别当一回事，因为我感觉他们也没把我特别当回事。我所谓的粉丝，其实并不是把我个人作为一个偶像来看，他们只是对我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恰好同时产生了兴趣而已，比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正义的问题，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感想什么的。我不认为我有很多那种“无脑粉丝”，就是说我在博客或微博上写一个“啊，起床了”，就有500条跟帖，我没有那种粉丝。

　　向南：当时怎么会考虑从英国回来？

　　刘瑜：最大的原因就是在那边太寂寞了，可交流的人很少，在纽约和波士顿的时候还好一点，人来人往还多一点，世界还大一点。剑桥就是一个小大学城，中国研究也非常薄弱，你关心的问题也没什么人关心。我也没觉得国内的生活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回国以后跟人交往更自然了，坐那跟人吃饭也不用刻意找话题还总是有话说，在国外跟人交流累，背景知识不同，听人说话累，自己说话也累，吃餐饭象是在劳动。

　　孩子的思想没能量，一定是上辈人出了错

　　向南：你在清华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会很关心政治话题吗？

　　刘瑜：我现在基本上没怎么教课，因为我们系是一个新系，没有自己的学生。有一些公共选修课，或者是帮别的系上个一两节，我一共才上过六七次课，因此对他们还不是特别了解。

　　向南：在跟他们同龄时，你也是很关注时政吗？

　　刘瑜：我上本科的时候，从来不关心时政。那时候比较关心文学，是一个文艺青年。前段时间蒋方舟写了一封信，其实我还没读，但在微博上看见有人转载里面的只言片语，大概意思是说周围的同学都不怎么关心时政，大家好像都比较冷漠，生活在很自我的世界里。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可能因为我是个长者，会持更宽容的态度，因为一个人在想什么是和他的思想资源有关系的，如果大多数的学生，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什么人引导他去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去关注那些主流媒体以外的东西，去接触一些另类的知识的话，怎么可能指望突然之间，思想从天上掉下来砸中他，让他变成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且思想充满火花的人？

　　回想我在上大学时，身边没有什么人去启发我真正面对和反思我周围的世界，最多就是，流行读尼采，读萨特，或者国内的作者象余华、王朔、海子什么的，我也跟着去读。但那种阅读就是在赶时髦而已，它并不真正改变我观察世界的角度，也不撼动我的价值观。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我并不觉得是我自己的错。现在有很多小孩也是这样。蒋方舟是个特例，她毕竟成名早，有校园外自己的圈子，接触面大，思考的东西会多一点。但是，很多清华的小孩，他一年前还是在一个县城里读那种八股文式的教科书，刚刚到北京来，会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甚至有点自卑，让他抱着一种特别自信甚至是有点亢奋的心态去批判体制，我认为对大部分孩子来说，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再说要批判，这个姿态不难，难的是给这个姿态配上能力，大多数小孩，他们真的有那种知识上的积累来作出真正有力的批判吗？没有能力先有姿态，未必是好事。我在清华也上过几次大课，我从那些孩子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只是他们很少碰到浇灌他们好奇心的思想资源而已。90后这代孩子，如果他们显得颓靡或是思想没有能量，一定是上辈人出了错，而不是他们出了错。

　　向南：从你本人来说，也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与视野的开阔才慢慢变化的？

　　刘瑜：对。年轻的时候你越可以怪环境，年龄大了你就不能怪环境了，至少不能仅仅怪环境了。小时候无知，你可以说他的蒙昧是环境塑造的。但是我在美国了解到的很多留学生，我们这种70后，他在那边完全有条件接触不同信息，了解不同的思想，用一种更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和世界，但是他选择自我封闭。有一类人，脑子里有很多成见，为了捍卫这种成见，他对世界有一种选择性的失明，这样的人就不能再用环境为自己开脱了。

　　向南：我知道你是江西人，刚才你谈到一些孩子从小地方来到北京，是你自己的切身感受吗？

　　刘瑜：是。我是江西鄱阳人，在那里待到10岁，然后搬家到另一个城市，16岁来北京上大学。我是个适应力特别差的人，小时候搬家，后来到北京，出国，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适应很久。刚到北京时，很仰望周围的世界，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新鲜的。我记得刚上大学时，有个北京的同学议论老师，用了一句脏话，我当时特别震撼，觉得一个学生怎么能这样说老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学校里不这么说老师好像不正常。

　　我看到了别样的可能性

　　向南：《民主的细节》一共卖了多少本？

　　刘瑜：最后卖了多少，我不是很清楚，我最后一次听说，大约是三五个月以前吧，也就是十多万册，现在估计最多也不会超过十五万册，和真正的畅销书肯定没法比，但和一般的社科人文类图书来比，卖得还可以。让我比较高兴的是，虽然没有卖那么多，但是它卖给了“对”的人。

　　据我所知，很多学生在看这本书，甚至体制内的一些官员在看这本书。对我来说，这是好事。我不愿做个仅仅给“自由派”写书的“自由派”，或者给“学者”写书的“学者”，那样没意思，我更愿意写东西给那些内心真的有困惑但没有“立场”的人看，因为我尊重他们的困惑。我觉得卖给对的读者比卖给更多的读者更重要，象学生、体制内的人，这些人对社会的变化起到一个很大的杠杆作用。

　　向南：在你看来，这本书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

　　刘瑜：因为中国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体制有很多问题，但是又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很多人需要别人给他一个清晰的信号，告诉他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存在，我这本书就是讲述另一种可能性。另外我这本书是用一种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和道理来表达观点，这点很重要，你要跟谁讲道理，你就要尽量用他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说理——那种学者式的炫技、掉书袋，我也会，我不用，因为我觉得尊重对方的思维方式比自我陶醉重要。这不单单是一个语言尽量清晰易懂的问题，而且是，你的理论预设、道德预设必须很“薄”，别人才会接受你的观点——你上来就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人家肯定不干，你要说，我们希望穷人的孩子上学不受歧视、公民的纳税不给拿去买鲍鱼鱼刺了，人家才能接受。我觉得我的书能够被接受，就是因为它基本恪守从很“薄”的道德预设和理论预设出发去讲道理。

　　中国有一种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比如有人说美国不是也把那个阿桑奇给审判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所谓的自由法治是骗人的，这就模糊了95%的自由和5%的自由的区别，他们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只要不是100%的自由，就都叫“不自由”，于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说的，“使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我想用这本书来传达一个信息，有些制度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和不完美是不一样的，一种不完美比另一种不完美更不完美一些。

　　向南：这本书收集的是你留美期间所写的文章，在美国七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瑜：很多人把《民主的细节》当做一个启蒙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更大的收获是自我启蒙。写这本书的时候，它强制我去看待美国政治生活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比如以前我对美国的政治捐款制度不大了解，或是隐隐约约知道一点，没有很细的去了解，因为写这个专栏，我就去看了很多东西，了解了很多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细节 。

　　启蒙这个词显得有点居高临下，我不愿意用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说话，倒不是出于防御性的谦虚，而是，我所告诉你的道理，我自己也无非是早几年明白而已。因为我出国了，看到听到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的东西，我没有资格觉得自己特别牛逼或者什么。以前看到一个人写的一句话特别好：启蒙是一种出走，是去引领大家看到一种别样的可能性。那种可能性不一定更好，不一定更对，但是至少让人们知道生活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而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反过来讲，如果有美国人把很多中国的东西写出来，给美国人看，那也是一种启蒙。对于头脑开放的人，至少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生活本不必然如此”。我在美国七年，后来在欧洲三年，这十年下来，我看到了别样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我因此活得更明白了一点，活得明白对我来说很重要。

　　（未刊稿）

运输业中的行政抽成
from 墙外楼 by 墙外仙


最近，中国央视一个名为“物流顽症”的连续深度报道赢得了所有人的喝彩 。因为这节目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由行政权力控制的石油公司、路桥公司、路政交警直接抽取了公路运输行业七成以上的收入。

现在，连我久不出远门的老父老母都已经知道，高速公路公司竟然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罚款竟然是交警路政乃至当地父老乡亲的生计来源。而他们直接在路上收走的钱，最终都变成了物流费用加在消费品价格里，由老百姓来买单了。

作为物流行业的一份子，我最关心并不是这些费用如何传导到自己的衣食住行，而是这种利益分配结构所决定的行业环境。

简单来看，公路运输业有三种力量参与利益的分配：行政权力、个体劳动者以及企业组织。第一股力量是行政权力，控制公路运输的基础资源—能源和道路，以垄断价格收取油费及路桥费，以执法权收取罚款；第二股力量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是数千万司机和搬运工，完成公路运输中主要的生产作业；第三股力量是企业组织，他们衔接运输供需，管理服务及成本。行政权力直接分走了整个行业约四分之三的收入，剩下四分之一要在运输企业、个体劳动者以及相关的卡车制造商、轮胎制造商等等整条货运价值链里进行分配。因而，留给运输企业原始积累，逐渐长大的空间就很小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公路运输行业，个体司机以及三五辆车的个体车主一直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主流。

当然，也有幸运地长大的运输企业，我刚好认识他们其中的两位：付长明和徐依厂。付先生二十年前开始经营一个托运站，今天成为拥有全国零担运输网络知名企业—佳吉快运；徐先生十几年前还是一个风餐露宿的个体卡车司机，今天拥有八百多辆高档罐车，成为中国最大的危险品运输公司。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找到了高毛利的缝隙市场。然而，在一万五千亿元以上的总规模里，能够容纳企业组织长大的高毛利缝隙，比如特种运输和零担网络，加在一起最多只有3%-5%的份额。

也就是说，中国公路运输95%以上的地盘，对于企业组织来说，是不能生长的荒地，只能勉强养活那些顽强的草根个体劳动者。没有了企业组织，就意味着没有了对服务创新、效率提升、基础设施的投入，意味着生产方式永远停留在一个原始落后的状态。

有时候，利益分配格局会糟糕到连个体劳动也难以生存的程度。前不久，上海港口集装箱卡车司机与警察的流血冲突就是一个警示性的案件。我猜，正是这一警示触动了中央政府的神经，也使得央视的犀利报道可以面世。从这个角度看，自央视的报道后，很可能还会触发政府的下一步行动。

什么样的行动？无外乎降低行政权力在运输行业中的“抽成”比例，好让运输行业能够喘得过气来。

公路运输行业的人应该感到高兴吗？一位公务员朋友提醒我，该不该高兴，还要再看看。因为这位朋友说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把“绿色通道”扩大到更多的战略物资上。听到他的方案，我吓了一跳。

什么是绿色通道？就是运输蔬菜的卡车可以免缴路桥费！这是政府为了确保老百姓的菜篮子工程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目的就是降低蔬菜运输成本，从而遏制蔬菜零售价的上涨。听起来这是很好的主意，然而，免费的绿色通道需要更多的行政权力来执行，比如，需要增加印发绿色通行证的行政部门。可以想象，这种行政手段立刻创造了绿色通道通行证的黑市，立刻创造了用洋葱头“包装”过的车厢……

但是，“绿色通道”一类的主意很容易被采纳，因为这不会从总体上触及到行政权力原来的利益结构，又立刻让老百姓获得实惠。然而，这种施舍性的主意其实进一步增加了行政权力的干预力度，进一步破坏了本来就不健全的市场秩序。

因而，以公平的方式降低行政权力的抽成率，以制约的方式降低行政权力的参与程度，才是行业发展的希望。比如，大幅度直接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设立全国性的投诉中心，让路面交警的乱罚款行为受到监督和约束。

如果公路收费标准降低50%，会发生什么呢？

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行政权力的抽成率将会降低到运输行业总收入的50%以下，多出来的收入空间，将可以容纳大型运输企业的发育和成长，基础设施会得到更新，信息系统会得到更充分地应用，个体劳动将逐渐参与到标准化的运营方式，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会大幅度提升。

期待三股力量的“分成比例”发生变化。

最安全的食品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19期 出版日期2011年05月16日

除了某些不计成本的做法，特供体系中的很多经验其实可以用于普通食品安全体系

财新《新世纪》 见习记者 蒋昕捷

　　红砖砌成的一排排猪舍掩映在杨树林里，位于河北省三河市郊的明慧养猪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明慧公司）看上去并不起眼。每一天，都有近200头生猪从这里运往50公里外的北京。鲜为人知的是，其中有些猪并不流向普通市民的餐桌。


（上图 蒋昕捷/摄）2011年5月10日，位于河北省三河市郊的明慧公司养猪场。（下图 王申/CFP）2011年3月16日，北京通州，大红门肉类食品公司，市民在参观生猪屠宰过程。明慧公司每年出栏商品猪5万头左右，其中80％以上都供给大红门公司。


　　有时候，某批猪只从出栏起就要接受多道检验检疫。装车后，须由当地警方贴上封条，随车押送进京。每到此时，连负责运输的司机都懂得，这批猪属于“特供”，“开车要稳，猪腿上连个磕碰都不能有”。

　　这家大型养猪企业，为京城提供特供产品约有十年。特供企业曾受到表彰，有荣誉也有品牌价值，但不作宣传。在其背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特供体系已经存在50多年。

不惜工本

　　作为参与特供的生产企业，明慧公司在质量保障上可谓不惜成本。

　　据该公司养猪场负责人黄士金介绍，从猪种引进、饲料预混料收购到选购疫苗等各个环节，公司都只选择有资质的大型企业。

　　2006年，全国范围内爆发蓝耳病，该公司没有采用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而是购买了16元一针的进口疫苗。此外，对于生猪的养殖和管理，该公司通过了食品行业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认证，“猪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药，打疫苗用多粗的针管”，都有明确的操作手册。

　　年过花甲的明慧公司董事长宋志明，是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人大代表，其妻孙慧敏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该公司一位总经理指着高层领导人和集团老总的合影说：“在老一辈人眼中，养猪有时候也关乎政治。”

　　明慧公司每年要接受三次以上的抽检。2011年5月6日，北京市商委和北京二商集团还联合检查了该公司的生产情况。“检不检，猪的质量就在那里。我都不知道瘦肉精长什么样。”黄士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迄今为止，该公司产品未被检出任何问题。

　　这家公司每年出栏商品猪5万头左右，其中80％以上都供给北京市二商集团下属的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大红门公司）。二商集团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北京市第二商业局。该局从成立起就承担着特供任务，沿袭至今。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场上，一半以上的猪肉来自大红门公司。此外，大红门公司还承担了重要会议等特供任务。该公司至今有一个专门的车间，就叫“特供车间”。

　　来自明慧公司等养殖基地的特供生猪到达特供车间以后，将遭遇比普通食品严格得多的安全措施。

　　以屠宰前的瘦肉精抽检频率为例。2011年3月23日《北京二商》报显示，之前是每十头生猪抽检一头，“瘦肉精事件”后提升为每八头抽检一头。而在特供方面，至少在2009年某次重要会议期间，瘦肉精抽检比例就已达到50％，即每两头抽检一头。

　　二商集团资料显示，该集团为完成一次大会的特供使命，千方百计满足驻地要求。比如，大红门公司主管大会供应业务的员工从抓猪源开始，到选料、生产、加工、配货，深入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铁道大厦驻地做招牌菜需要160公斤厚五花肉，员工们提前从三河调来35头特级生猪，静养24小时后屠宰，所供价格大大低于成本价。某驻地要求提供一寸段的小排骨10公斤，大红门公司动用电锯加工，加工工作精密度高，危险性大，七名加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一个一个地锯，一片一片地切，一块一块地修整，从早晨7点工作到次日凌晨1点。

双重标准

　　不光是猪肉。为保证2009年一次会议特供任务的原材料质量，二商集团关口前移，加大食品原材料基地和养殖基地建设，下属各单位对供应厂家层层筛选，对购进商品执行索证制度，出库前对每种商品逐箱、逐件检查，并打上特殊防伪标记，以便核查。


1984年，北京市农业局在北京市北郊的小汤山组建特种蔬菜基地，产品主要提供给外宾、北京市及国家机关。吉国强/CFP


　　其中，负责清真食品特供的月盛斋公司，派专人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大草原的基地驻守，全程监控。该公司使用两台放大系数为5倍的台式带灯放大镜，对所供商品逐片检查，确保羊毛、牛毛等异物不混入特供产品。

　　为严格检测，该集团近几年来，先后投资数千万元购置包括液质联用仪等在内的先进检测设备。每天上班之前，还对生产人员进行手部涂抹检测，对生产设备进行两次涂抹检测，避免人员和设备的污染。

　　负责酱菜特供的天源酱菜也是手工作业。比如要把酱苤蓝切成4毫米的薄片，再手工戳花。所用酱油也是特别加工的，绝无防腐剂。

　　对于这些事迹，二商集团的材料上，习惯用“不惜一切代价”的提法。

　　2010年12月，《京华时报》报道称，在北京东六环高速路应急车道上，有不法生猪商贩给生猪注水，且这些“注水猪”被运至大红门公司。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承认，该公司80％以上生猪由河北、天津等养殖基地供应，但供应商中有个别散户，对于散户在运送生猪途中注水“公司很难监控”。

　　实际上，对于猪肉质量把关上是否存在双重标准，一直都有争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有指定的企业宣传“奥运猪”的特殊饲养之道。对此，北京奥组委专门辟谣称，供应给北京奥运会的食品原材料也向北京市民供应。

　　以北京市的猪肉为例，从生猪养殖到屠宰加工、上市流通等多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保证，不仅百姓日常食用没有问题，且可满足奥运会运动员的需要。

　　这样的承诺，有时候大概连运动员都难以信服。2010年5月8日，中国著名柔道女运动员佟文因为误服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被国际柔联禁赛两年，所幸申诉后撤销。为此，天津柔道队甚至自己养猪。媒体调查发现，包括刘翔在内的很多中国运动员，已经多年不吃猪肉。

　　为了避免2011年7月上海游泳世锦赛前队员误食瘦肉精，国家游泳队下达死命令，国家队队员凡在赛前被发现一次外出就餐，取消其世锦赛参赛资格，二次违反开除出国家队。2008年5月，泳坛名将欧阳鲲鹏据称因误服瘦肉精，而遭终身禁赛。

特供变迁

　　特供体系肇端于上世纪50年代，其间经多次变迁，支脉繁杂而又显得神秘。

　　2002年出版的《北京志·副食品商业志》中专门有一章，记载1949年后的特需食品供应。参与编写此章节的原二商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早期特供的对象包括三类：一是全国的重要会议、活动供应；二是外国元首、使馆人员等涉外副食品供应；三是中央首长、特殊工种、高级脑力劳动者等特需人员。

　　从机构设置上看，特供任务最早由公安系统承担。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食品采购、生产、供应等工作。该处于1953年撤销，部分人员参与组建特供基地巨山农场，部分人员则合并到北京饭店供应科。

　　这项长期政治任务，最终在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后划归第二商业局。1956年6月1日，地处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因门牌号码而被称为“34号供应部”。这个正处级单位，自此成为庞大特供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时至今日，改制后的北京二商集团，每年仍需承担大量的特供任务，34号供应部也划拨给该集团旗下的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

　　“特供无小事。”据高智勇回忆，为了做到绝对安全，承担特供任务的干部和职工由市商业局选调，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高智勇拜访过一位给领导人做糕点的老师傅。当时除了政审，做糕点前后还要封闭数月，老师傅忆及，每每“觉得很光荣”。

　　一位原北京市食品公司大红门肉联厂（大红门公司前身）退休职工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她曾经参与过34号供应部的猪肉检测工作，当时还没有瘦肉精，主要检测寄生虫和传染病。检验员的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并且在公安机关备案。

　　特供的真正勃兴始于1959年至1961年，即食品紧缺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中央决定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即“特需供应”。

　　特供标准依级别不同，有所差异。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其中7级以下、13级以上的高干每位每月在北京市民基础上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和甲级香烟一条。高级知识分子、运动员等人群也应享受相应特供。1961年，北京市人均全年肉食消费量仅为1斤7两。

　　由于困难时期的特供对象限于高干，国家机关出现了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特供”。到1961年初，中央机关51个单位共建立271个副食品生产基地，为机关食堂副食品供应解决了很大问题。但国务院批转的一份报告指出，半数以上用地是无偿使用，北京之外的五六万亩土地也多以“协作”为名占用。该报告还通报批评了铺张浪费等现象，当时铁道部在丰台区黄士岗农场兴建一个现代化养猪场，花费8万元，猪圈里铺了地板，装上玻璃窗，还用水泥修成浴池，被称为“猪宫”。

　　1963年底，中央机关各部门对副食品生产基地进行整顿和调整，这一特殊的“特供”才得到遏制。

　　据政协档案记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即提出关于取消高级干部特供点的提案，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在决定中明文规定：“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

　　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1989年第9期，曾就《为什么要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答读者问。文章指出，所谓对领导同志的“特供”传闻很多；本来只是极少数主要领导人享受特供，层层仿效的结果，连一些县级领导人也自视特殊，提出非分的要求；中央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取消“特供”，是从原则的高度来看问题的。

　　但特供体系后来并未销声匿迹，反而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网站2004年透露，北京市农委设立了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按照《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要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该中心每年组织专家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将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与相关机构“保秘密”的要求不同，一些入选各级各部门特供序列的厂商和当地政府，希望借此提升品牌知名度。浙江丽水、四川广汉的政府部门网站就分别透露，当地的惠明茶、米仓山茶分别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确定为特供茶。

　　除了北京，其他省份也有特供体系存在。重庆市农委网站2006年的一则消息称，本地“滴翠剑名”系列茶叶被重庆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确定为重庆市政务接待特供茶。

　　“特供”原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设立之初是为了保障部分人群的食品供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食品不再短缺，特供凸显出别样的意味。

　　明慧集团一位负责人就表示，现在无论是吃“特供”的人群还是普通老百姓，最看重的都是食品安全。

　　不少国家机关都在北京周边自建蔬菜种植基地，供应各自的机关食堂以及工作人员。这些绿色食品最强调的就是安全，其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都能做到严格控制。

　　研究商业史的高智勇评价说，这和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出现的自给自足式“特供”如出一辙。

金字招牌

　　与以前相比，特供体系不再如此神秘。即使是普通市民，也有可能吃上特供级别的农产品——尽管达到如此级别的农产品通常供应量小、价格昂贵。

　　例如，1984年，北京市农业局在北京市北郊的小汤山组建特种蔬菜基地，产品主要向国家外宾、北京市及国家机关提供。

　　到了1998年，事业单位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接管该基地，除了维持政府特供，同时开展酒店、商超、团购等经营业务。2006年，该基地的生产经营业务剥离，成立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普通市民也完全可以在各大超市买到其产品。

　　很多参与到特供体系中的企业，还正在考虑如何将“特供”转化为经济效益。2011年3月22日，二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杰在该集团内部会议上说，各单位要有借势发展的理念，提高“特供食品”这块金字招牌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率，将特供期间建立起来的渠道转化为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从特供中找到新的市场空间；主动加强与驻地的沟通，密切关系，以创新方式传导集团食品“高端、安全”的信息，加大特供企业宣传推广的力度。

　　如今，二商集团旗下的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引入刘永好的新希望等战略投资者，酝酿明年在A股上市。分析人士表示，二商集团未来如何向普通消费者披露特供方面的信息，真正使“特供食品”这块金字招牌助力企业发展，对其也是一个考验。

　　实际上，除了那些不计成本的做法，特供体系中的很多经验已经或可能在普通食品安全体系中得到应用。

　　明慧公司董事长宋志明曾就食品安全问题向有关部门建议，养猪企业中应该“扶持正规军，消灭游击队”。因为特供体系中签约的都是有规模的大企业，其生产模式、流程、监管可控，也可降低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管成本。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明慧公司了解到，自从“双汇事件”以来，各监管机构和收购厂商都加强了对瘦肉精的检疫工作。每天生猪装车前，三河市畜牧局的检疫检验员都会带着试剂盒对生猪尿样进行抽检。

　　“瘦肉精检测就像测孕一样简单，根本用不着进化验室。”明慧公司前述负责人称，一些屠宰加工企业因为瘦肉精问题折戟沉沙，市值蒸发百亿元，“完全是自找的”。

　　如今，明慧运往北京的猪在装车前检测一次，入京时也要抽检，到大红门公司再检测一次。在这样的严格检测之下，出现瘦肉精是不可想象的。

旱灾在全球蔓延 食品通胀恐再抬头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05月23日

如果旱情继续恶化，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狂潮，中国本已有所缓和的食品通胀恐将再度抬头

　　【财经网专稿】记者 廖宗魁 在早稻进入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中国一些省份旱情在延续。农业部5月21日预计，湖北早稻缺水受旱面积达300万亩，江西潘阳湖、湖南洞庭湖和广东雷州半岛等地因长期干旱，江河湖泊蓄水不足。
　　而据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公开报告，截至5月18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达9812万亩。
　　更为严重的是，旱灾已经在全球蔓延。由于拉尼娜气候的影响和北大西洋地区的高压，欧洲的法德、俄罗斯以及美国都深陷旱情之中。
　　俄罗斯由于干旱天气，已经导致春季播种大幅延误50%。在去年6月份俄罗斯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引发森林大火，使俄罗斯农产品生产大幅下降，进而掀起了一波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狂潮。
　　美国中西部地区正在经历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德克萨斯州已经因此损失近15亿美元。
　　于此同时，法国有42个省出现了旱情，约60%的水库低于正常水位。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国的小麦产量2011年可能将下降11.5%，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小麦生产国。
　　国际谷物理事会也已经把2011-2012年的全球小麦产量下调了100万吨。
　　上周，小麦期货价格大幅上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7月份小麦期货合约一周上涨了近10%，至8.13美元/蒲式耳。小麦期货价格虽然已经比年初的高点有所回落，但还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食品价格上涨是中国本轮通胀的直接推手，在中国CPI中食品价格的权重占了近30%。从近两个月的情况看，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有所回落，但全球干旱的蔓延极有可能再度推升国际农产品价格。如果中国食品CPI反弹的话，CPI在下半年很难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中国旱情的延续会使水力发电受到影响，将间接助推已经日益严重的电荒。
　　（证券市场周刊供稿）

张维迎:要市场逻辑，不要强盗逻辑

[提要] 张维迎：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国企得到的好处最先、最多；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民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先扩张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政府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第三方：央行两头受气？]

　　开栏话：改革开放以来，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同经济学流派或思想和政策结合的结果，不管是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曾一度风光，但随着这些经济思想在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中的缺陷展现，又都难逃被质疑的命运。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步入转变发展方式的维谷，奥地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派的光芒又开始散发出来。但历史告诉我们，经济问题是如此纷繁复杂和深不可测，每一个经济学流派，每一种经济思想，可能仅仅只是在黑屋子里擦亮的一根火柴，只能照亮某一个小小的角落。要照亮中国经济前行的轨道，需要的是所有微光的汇集。这也是我们开“经济学人访谈”栏目的初衷。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我们只是想把对中国经济不同角度的解读都呈现出来，以期在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寻出一条再发展的新路，给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编者
　　在过去的3年中，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在这一历程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政府亦对经济进行了强力的干预，从极度宽松货币、扩内需到眼下的限购、限价、限贷等一系列政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也引发了社会上关于计划和市场如何进退的广泛争议。
　　这些政策出台的逻辑何在？存在哪些矛盾？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何方？就这些问题，本刊对经济学家张维迎进行了专访。
　　政策还是价格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目前政府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限购、限价的政策？包括发改委对企业频繁的价格“约谈”。
　　张维迎：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很多是属于应急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而更多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一些短期不满。
　　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没有大的天灾，一定是个货币问题。现在市场上物价、房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2009年之后我们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太多的货币、太多的信贷注入经济体，其必然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了猛药，就会有猛药的后果。但是，现在是宏观政策出了问题，用微观控制的方式去解决。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或者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政府部门采取限购、限价的办法，不让企业自主定价，会起到一个“注意力转移效果”：好像市场上的提价、涨价现象是由于企业家贪婪，没有道德的血液，而不是货币政策出问题了。这样，老百姓的注意力就转移了。
　　《南风窗》：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呢？
　　张维迎：从经济角度上讲，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会是非常大的。在自由定价的情况下，决定价格的根本是供求关系，不同质量、不同品牌的产品当然有不同的价格，好东西当然可以卖个好价钱。而所有的政府限价，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市场的逆向选择：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企业越生产高质量的东西就越吃亏，而生产低质量的东西相对更划算，这样企业会更多转向制造低质量产品，最后是损害了消费者。宏观经济过热，原材料、工资上涨，企业会有一个调整价格的选择，这是企业家的判断。有些东西不让它涨，它最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有些企业由于政府的限价，而不是市场竞争的因素，出现经营艰难，甚至破产，对就业不利。
　　哪个企业好，哪个产品好，该付什么价格，应该是消费者说了算，而不应该由政府说了算。在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企业家根据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去经营，但现在大家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来怎么说服政府涨价是合理的，这对企业的整体运行是不利的。
　　这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一个消费者主权经济，消费者是真正的老板。如果是政府说了算，资源配置就会扭曲，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不正当使用。由此甚至对产业升级也会有负面影响。
　　再进一步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倒退。30多年的改革好不容易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企业拥有了自主定价权，现在可以说又部分地回到了计划经济。我们不是本着改革的精神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走回头路，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来处理。企业的定价要按政策意图来做，这个东西整体是反市场的。
　　好政策还是坏政策
　　《南风窗》：如果说当初的宽松货币政策过度，有错，那不应该去纠正它吗？
　　张维迎：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政策的失败，导致另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每一次政策的失败都为新的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一个错误的政策制造了一个更进一步错误的需求，然后大家又喊着要政府进一步干预去纠正它。
　　2009年，我曾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过警告，政策出问题了，调整的过程应该更多通过市场去消化，而不应该错上加错。比如房地产的问题，2009年初比较冷，房价往下跌，那时候该跌就让它跌，应该顺其自然，但我们不是，一看房价下跌，着急上火，马上出台了刺激政策，结果价格上涨，没过几个月，又出台打压政策。这表明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不成熟，一个经济体最忌讳的是政策的朝令夕改。
　　好的政策是帮助大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只有在相对稳定预期下，企业家才能正确地计算并进行决策，否则，政策不稳定，大家都去揣摸政策，或者通过游说的方式来影响政策，这都是不太健康的表现。
　　政策是不能折腾的，有时候要以不变应万变，不是简单地说，刺激过火了，马上紧缩，错误就可以弥补了。错误已经酿成，无法弥补。用管制、微观控制的办法，扭曲了调整过程。如果政府把价格限制住了，某种产品就供不应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进行分配，供过于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补贴、收购，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出来，还会形成腐败和寻租。
　　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颠颠，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
　　《南风窗》：于是最后总是会陷入所谓的扩也不是，缩也不是的“两难”局面？
　　张维迎：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两难。宏观的刺激政策，货币过多之后，应该回到正常，但这又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最先、最多？是国有企业。在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是民营企业。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给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扩张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
　　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政府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
　　无知还是利益
　　《南风窗》：为什么一些不太合适的政策，会频繁地推出来？
　　张维迎：一个是无知，对经济规律、市场运作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政策看似为了消费者，最后是坑害了消费者；另一个是基于利益的考虑，任何一种价格的调整都存在利益的分配，还有第三方，利用调控的机会在强化干预经济的权力，从而寻租。即使决策者认为这样做不行，但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也仍然去做，这是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人类犯错误，有些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有些是因为我们太明白。像食品安全事故，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是因为无耻。
　　《南风窗》：很多政策看起来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张维迎：所有政策的出发点，至少表述的方式，目的都很善良，都很美。但多数人拥护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对多数人好的政策。大部分人在生活当中，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有一些判断，但涉及整体政策的判断，容易从直观角度，只看直接后果，不看实质性的间接后果。
　　好多政策满足了人的一种私欲。人有一种爱占别人便宜的本性，总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多的补贴，买东西的时候，希望政府把卖东西的管一管，不让它涨价。最后的结果不是那样的，最后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南风窗》：对自己有利的就赞成，不利的就反对，一会信奉市场，一会信奉计划？
　　张维迎：普通人信仰什么不重要，而在于从利益去判断它。但就是利益，也要分长期和短期。比如扩大信贷政策，企业一看，钱多了，东西好卖了，挣钱容易了，就说好。但有想过能持续吗？现在要收缩了，又开始叫了。当初就不应该拥护扩张政策嘛。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麻烦的是我们都喜欢吃”免费”的午餐，都喜欢别人埋单。我们以为政府埋单就是免费的，实际上是抽自己的血给自己输，用你的财富，用你的税收给你埋单，中间浪费就很严重。比如家电下乡、新能源财政补贴出现的问题。
　　打个比方，100个人一起吃饭，政府说你们自己爱吃啥吃啥，我们统一埋单，于是每个人就算自己吃不完，也都会拼命点很贵的菜。因为你不点，别人点，最后埋单的费用你也得掏。你花的钱少，但你付的钱还是一样的，干嘛不花呢？竞争花钱，争贷款、争项目、争补贴，于是最后税收越来越高。所以说，只有产权保护，不乱加税，不能任意地让别人埋单，这样才能降低成本。
　　企业家也是要在一个稳定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才真正创造价值。他们也总爱用最省事的办法去赚钱，如果靠政府能赚钱，当然就没有积极性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如果亏了政府给补贴，那谁会去生产高质量的东西？
　　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想用最简便的方式牟利，这里不存在谁高尚谁不高尚的问题。
　　问题是要有一个好的体制。要牟利可以，但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先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现在一些政策反而是强盗的逻辑，即把财富从别人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一些体制和政策使得这种强盗行为能够得逞。强盗逻辑不一定是指明目张胆地抢，有合法的强盗逻辑。比如用征税的办法补贴某些产业、某些企业，用扩大货币供给、通胀的办法转移财富，本质上都是强盗的逻辑。
　　中国的这些问题，要用整体系统的思路去看，看前因后果，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的问题。单项政策去看，好坏很难分清楚。现在一些政策的长远后果是非常负面的，这不符合中国改革的长远方向

理论还是结论
　　《南风窗》：有发改委官员也谈到，”市场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信息对称为条件的。”很多人可能也这样认为，条件不成熟，市场逻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张维迎：这是为限价辩护，看起来符合现在有些经济理论。但是错了。什么叫充分竞争？真正的竞争是自由竞争，只要自由竞争，没有所谓充分不充分。自由竞争就是自由准入、自由选择。如果有无穷多的企业，那不叫市场，那样的市场不会有真正的竞争。信息不对称也不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相反，我们需要市场，正因为信息是不对称、不完全的，如果信息对称完全，那计划经济就行了。
　　对市场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如果要用充分竞争这个概念，那么多权力掌握在你手里，怎么充分竞争？那么多政府干预，哪来充分竞争？
　　一个行业，如果有持续的高利润，一定是政府限制了竞争，给予在位的企业行政保护，阻止别人进入，比如中国的电信行业。在真正的市场中，平均利润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不是竞争的前提。竞争多了，利润自然下降。如果政府规定了平均利润，把高于平均利润说成是”暴利”，去惩罚，结果一定是越无效率的企业越高兴，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一定非常糟糕。
　　现在社会上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建立在一套理论基础上的，但这些理论好多是错的，用错误的理论分析问题，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虽然有些似乎言之有理。
　　这种错误的理论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很多人会说，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你看，我们没有私有化，我们政府干预很强。而实际上，经济市场化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不是静态均衡的，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越来越少，使得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得以焕发。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以为我们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管得好、管得多，就像我们现在的政策一样，过几年就会看到它的后果了。
　　现在我们对政府干预的迷信还没有破除，人们没有认识到，好多所谓的市场失灵，本身是因为政府干预造成的，然后倒过来就说是市场的失败。打个比方，我从来不让你说话，然后大家说不行啊怎么不让你说话，于是让你说话，结果你一说话就结结巴巴的，于是我就找到理由了，不让你说话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你不会说话。所以我的决策是对的。
　　市场化改革难免有一些失误和弯路，毕竟那么多年的计划经济，那么多的干预，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不能出现问题就说市场不灵，就走回头路。我们认为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政府从来就不让市场做。包括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问题。
　　《南风窗》：很多时候可能是考虑到改革的成本和承受力的问题？
　　张维迎：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任何改革都需要循序渐进，原因是改革总要引起不确定性，成本、承受能力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想象的承受力和实际的承受力是两码事，有好多情况下，是我们”以为”不能承受就是不能承受。这跟心态有关。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承受得了。现在发展到这样，反而什么也承受不了。心态变了。
　　90年代初，年轻人喜欢穿一个T恤，上面印着”点背不能怪社会”，那时候的心态是如果混得不好，怪自己，所以我要努力。现在呢，点背都怪社会。心态不一样了。能不能承受，依赖于我们认为它能不能承受。
　　悲观还是乐观
　　《南风窗》：总体上看，改革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仍然听到很多的抱怨，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什么？
　　张维迎：一方面说明人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现象。中国整体还是越来越多元，有了互联网，表达的渠道也更充分了，所以看起来矛盾更放大了。
　　抱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搞上去了，但过程不公平。你说蛋糕大，但我没有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当然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意味着总价值会增加，市场经济一定是双赢的，一定总价值要增加。但如果采取强制和计划的办法，财富就不一定增加，即使总价值增加，分配也不可能合理。
　　农民的征地纠纷问题，就是没有产权保护制度下，被强制交易的结果。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按市场交易，自然就公平了。政府还可以通过征收土地出让税的办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地价上升带来的好处！
　　市场竞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公正的过程。但如果由政府来分配，那每个人都会有意见。我们遇到问题更多不是用改革去解决它，而是用倒退的方式去解决它，不是使大家更积极努力地创造财富，而是把人的注意力慢慢吸引到如何瓜分财富。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总在现实中起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体现尊重市场，保护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自由准入，让市场的逻辑发挥更好的作用。唯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如果我们用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扩大货币、通胀的方法，即使一部分人得到好处，另一部分人必然受到损害，而且经常是受损害的人受到的损害大于得到的人得到的好处。
　　《南风窗》：改革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反倒越来越大？
　　张维迎：现在跟八九十年代不一样，有些部门的权力变大了，约束太少，缺少抗衡。一些政府部门可以随便制定政策，而且就像法律案件中只有原告，没有被告，或者被告不能说话，结果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导致了不好的决策。
　　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增加很快，自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财政可支配自由度越大，就有越大的操作空间。投资越多，可以得到的利益越多，这是出于掠夺资源，分享租金的利益驱动。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最大的区别，是政府投资失败，决策人没有受损失，只要投资，就有好处，这是一个寻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显得很微弱，像现在浙江的企业家都想着怎么傍政府，傍央企。
　　《南风窗》：您对改革的下一步悲观吗？
　　张维迎：我是谨慎乐观！我曾说过，现在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改革的动力和冲动不足。如果气质往不好的方向变化，改革就越来越难，就会倒退，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甚至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矛盾大了就需要决策，包括政治决策。我想，未来的路径依赖于我们需要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就像当年的邓小平。
　　90年代我就开始讲，做改革要有耐心，不能看到一点问题就走回头路。小孩子摔了一跤，你就抱着，不让他摔，那他永远学不会走路。你要抱到什么时候？等哪一天你死了，孩子也就饿死了。
　　改革需要有很强的理念，理念决定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