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两难”，我国关键要以从长期经济增长为着力点，科学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相机择宜，同时注重财政和货币政策与其他调控方式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使用，维系经济增长的短期稳定性和长期持续性
长期供给管理和短期需求管理的权衡是最大的“两难”问题
曾铮
今年以来，政策实施的“两难”问题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焦点话题，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有三种论调最具代表性：一是“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的“三角”两难说，二是包括人民币升值、出口拉动转型、劳动力工资增长、房地产调控、资源价格上调和刺激政策退出在内的“六大政策实施”两难说，三是综合了以上两种说法的“十二重矛盾”两难说。
与许多与宏观经济相关的词汇常常被媒体“热炒”一样，在成为近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现状的“代名词”之后，“两难”这个词汇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和头版，各种剖析和解释层出不穷，这就形成了以本文上述三种观点为代表的多种观点。针对这些论点，笔者认为必须厘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两难”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永恒的主题，二是“两难”集中在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的权衡，三是“供需并重”和“长短结合”是当下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两难”问题不是特殊现象
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在复杂宏观经济现象中寻找市场中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政府干预的行为，它从来就是一个不断面对“两难”的过程，是世界各个国家在任何时候的宏观经济管理中都不可避免的“难题”。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角度出发，“蒙代尔三角”理论生动体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菲利普斯曲线”则典型刻画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两个政策目标之间的“两难”；而“流动性陷阱”理论和“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理论都集中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选择的“两难”。在宏观经济学经典理论中，像这样的“两难”问题还能够举出不少。因此，经济政策选择中的“两难”问题并不是中国当下暂时的“遭遇”，而是任何时候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与此同时，在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期，全球经济面临着“宽松政策”持续导致“刺激过度”以及“退出政策”导致“二次探底”的“两难”选择。以欧盟为例，该地区面临着通过紧缩政策和救助计划缓解“债务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以及继续“刺激政策”导致“债务危机”蔓延和持续的“两难”选择。而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政策“两难”境遇中挣扎和徘徊，包括澳大利亚、韩国和泰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实施“退出”机制，而更多的国家则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战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不是我国特有的“困境”，它是各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不可避免的“常态”问题。
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产生矛盾
长期和短期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阶段划分概念，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而言，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目标和主要任务不尽相同。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向主要在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重点在于解决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通常使用的是需求管理政策，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和保障就业稳定等；长期内，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顾及培育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着重解决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的问题，主要使用的是以产业政策为主的供给管理政策，其中包括促进要素数量的合理增长和要素效率稳步提升的制度安排。然而，在现实政策操作中，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常常出现冲突，集中表现就是：在长期视角内，短期需求过度刺激可能造成要素跨时错配，并损害要素在跨时配置上的效率，从而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在短期视角内，过度强调实施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产业政策，可能会遭遇到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频繁，损害经济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其中最大的威胁便是有效需求不足，这基本符合凯恩斯经济学对短期经济增长困境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几乎都同时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推出了程度不等的经济刺激性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呈现出“放量增长”的局面。但是，刺激政策带来了过多的流动性，并现实表征为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从而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恐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刺激性宏观政策给世界带来了无就业的经济低速增长。
在这种情形下，大部分国家面临着短期对抗通胀压力和长期刺激经济增长的矛盾，是退出还是继续刺激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的“两难”问题。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方向不同，比如美国为了刺激长期经济增长驶入正常轨道，选择了进行第二波的刺激计划以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在危机后一段时间采取了多元经济刺激计划，但在“债务”危机可能影响欧盟长期经济表现的压力下，从去年开始率先进入“退出”通道；韩国、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为了对抗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开始试探性尝试实施退出机制，但是考虑到经济二次探底危险，政策取向仍然处于“摇摆”状态，政策路径仍不明确。因此，各国在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首先选择了短期的经济目标，却由于担心损害长期增长，不约而同的在政策导向上踯躅不前。
我国的“两难”主要是长期供给和短期需求的矛盾
就我国的现实“两难”问题来说，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短期复苏政策选择与长期经济转型政策选择的矛盾。
金融危机后，我国果断采取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和技术创新为重点的4万亿投资的实施以及2009年9.6万亿元与2010年7.5万亿元新增信贷的发放，使我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有效对冲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全球经济衰退景象中“独树一帜”。但是，刺激性的政策引发了通货膨胀预期，这使得管理通胀预期成为短期的主要政策目标。与此同时，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使得我国宏观政策不得不“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动。而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并不稳健，基础还不牢固。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退出”决定显得异常艰难。这便形成了“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的短期“两难”。
相对于短期两难而言，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启动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和通过刺激经济政策熨平经济短期波动之间的“两难”却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这也是大家常说的“调结构”与“保增长”的两难。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已经开始着手于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但是，从 2008年以来，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开始恶化，调整的步伐开始放缓。今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逐步企稳回升，结构调整的议程又一次摆到了桌面。
从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出发，优化的经济结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必须坚持的政策方向。然而，在当下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短期有效需求管理之间出现了矛盾冲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也随着“陷入”两难境地。首先，从要素投入结构来看，提高劳动者收入和加快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资源的跨时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我国经济从要素的“成本优势”增长模式转向要素的“效率提高”模式；但是，却有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高物价水平，引发通货膨胀。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扩大国内居民需求，同时加快建立人民币合理形成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从“外供型”逐步转向“内需型”；但是，这种结构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适应期，在短期内的转型政策可能对经济的企稳形成一定程度的阻力。此外，从产业结构来看，通过退出刺激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缩减投资和信贷，优化投资和信贷结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但是，这可能在短期内对尚未稳定的经济后市产生影响，同时引发大家对房地产泡沫破灭冲击实体经济的担忧。
政策制定要强调“供需并重、长短结合”
“两难”问题的实质是长期与短期经济目标在政策选择上产生的冲突，我们既不能不顾短期经济平稳增长的需要，又不能舍弃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诉求。但是，长期经济持续发展是经济政策必须着重考虑的层面。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要以长期经济发展为重点，努力做到“供需并重、长短结合”。
首先，要从心理意识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接受低的增长速度。长期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经济政策思维之中，以“GDP崇拜”为代表的“速度拜物教”思潮极为汹涌。“十二五”规划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维开始弱化，“包容性”增长的思路逐步显现，这说明以 GDP增长以及“保八”铁律为核心的政策线路开始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两难”的首要任务是解放思想，接受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经济政策要在不严重危及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牺牲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着眼于长期经济稳步持续发展。
其次，要切实加快投资结构的调整。经济转型不是不需要投资，与此相反，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从短期出发，不能过快缩减危机以来的投资规模，要保持投资的平稳性。但是，同时又要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优化投资结构，从“增长优先”与“就业优先”的投资政策思路转变为“创新优先”和“结构优化”为目标的投资政策理念，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合理创新金融工具，主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调优整体的投资结构。
再次，要促进信贷结构的优化。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危机中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一些货币进入了虚拟经济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证券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前一段时间，央行加息似乎放出了货币政策将适度紧缩的“信号”。但是，处于结构调整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的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机制。而最为重要的是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优化信贷结构，使资金优先进入高技术产业、节能减排产业以及民生工程等领域。
最后，要从长远着眼，逐步加快增量改革进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主要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短期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长期经济发展的高度出发，加快包括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和垄断行业等多个层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同时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和职能转型，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到公共服务型转变。
华裔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其经济学著作中曾经写道，“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两难”的出现实质上就是经济运行中的政策选择困境问题。面对“两难”，我国关键要以从长期经济增长为着力点，科学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相机择宜，同时注重财政和货币政策与其他调控方式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使用，维系经济增长的短期稳定性和长期持续性。
[曾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本评论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立场，文责自负]
